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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研究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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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技研究所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得到了飞速发展,在战败的废墟上,从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拟从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转型、起步人手,分析其发展的途径、特点和原因,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以期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形成了天皇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和天皇制官僚军事机构的专制政治体制,其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军事特性。日本这种近代以来形成的国家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科学技术体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落后性和军事性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战争作准备的相当长时间内及战争期间,军国主义思想充塞人们头脑,一切都服从于、服务于战争的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亦不例外。因此,到二次大战结束时,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全陷人了误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体制的畸形性。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科技体制逐步演变成了战时军事科技体制,并以此来规范科学政策的研究制订及科学技术的教育普及,其目的就是配合战争的需要,结果导致了科技体制的畸形发展。例如,三、四十年代日本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大都服从于战争的需要,尤其在军事技术方面单一畸形发展,这从陆军兵器制造的增长中可以看出:以1931-1945年为100计算,1931年至1936年,陆军兵器制造只占4. 800,而1937年至1941年就剧增至39. 5%, 1942年至1945年更跃增至55. 70o。相反民用产品如纤维、纸张、食品等生产,1940年8月与前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13. 9环,7. 2肠,39%。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单一发展,产品趋于纯军事用品,造成了科研与应用、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等方面关系的严重失调,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降低,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2.科技的极大殖民地性。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的国家。为了军事侵略扩张的需要,面对落后的科学技术,日本不是千方百计地自主研究、自主开发,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愉窃、抄袭、仿造西方的科学技术。例如,侧距仪、透镜质量、双筒望远镜、照相机等技术都是继承战前军事技术发展起来的,而这些军事技术又是建立在完全模仿欧美先进国家的技术基础上的。到二次大战结束时,它自身的科技独创性极少。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就曾直接指出:“日本近代科学史有一个必须给予特别注意的重点,这就是日本科学技术的殖民地性。吻这种殖民地性对建立独立的科学技术体系是极大的障碍,给日本战后科技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3.科学领域内强大的官僚、学阀性。由于受天皇制国家性质的影响,日本的科学技术机构、科研人员均完全受控于封建军事官僚、学阀、财阀手中,致使某些技术陷人了狭隘、低级甚至伪科学的地位,学术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科学技术、领域内弥漫着一股强大的官僚、学阀性。学术领导大权完全操纵在少数学阀手中,他们不顾科学的真理性和严肃性,一味投封建军事官僚们所好,致使日本科学技术完全变成了封建军事官僚、资本家和学阀们手中的独占品,这给日本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也是促使日本战败的重要因素之一。1945年8月巧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的科技与政治、经济等一样一片萧条。然而日本人经过痛苦的反省后,面对现实,勇敢地走出怪圈。这个“现实”首先表现为前述种种“误区”,其次是由于战争对国家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和破坏所导致的资金、人才、设备等等的严重Iff乏,最后是科技的发展要受制于来自占领国(美国)的强大左右力,在具体发展道路上,又面临着民族自尊的问题。面对这种现实,战争一结束,日本就在美国的“帮助”下,立即采取措施恢复科技的正常发展。首先,将几乎所有重工业部门停止运转,进行改造,废除战时产业统制诸法令,从而使钢铁、造船、汽车、人造石油等重工业部门大多数关闭或压缩,将原属陆、海军部的404个军工厂、505个重化工厂置于占领军监控之下,进行强制性改造。其次,将许多用于为战争服务的研究机构进行改组,更换其研究项目和内容。例如将原来的中央航空研究院合并到铁道技术研究院内,东京大学的航空研究所解散,改组为自然科学研究所,等等。其三,解散有关科研领导机构,清除其间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1945年9月,占领当局就解散了作为领导全国科技工作的中枢机构—技术院。1945年10月,对包括滕原晓平、八十秀次、松前重义等部分军国主义分子进行了清洗。总之,在战后初期过渡时期,由于日本人民的推动、占领当局的强制性命令和日本政府的努力,旧的日本科技体制在组织、人事、各项法制机构等方面都彻底崩溃,新的科技体制逐步确立起来。从此,日本科学技术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日本在战后科技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内外情况,采取了许多鼓励科技发展的方法和措施,并由此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充分利用原有的“能量”。二次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军事科研和技术都拥有一定的水平。战后通过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努力,使其迅速转向,把军事技术屯军事设备用于民用科技事业,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就。同时,战争结束以前,由矛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相当重视军事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全民科技意识、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注意加强“青少年的技术训练,在社会上普及科学技术的教育,使国民生活科化”。③因此,战后日本得以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才优势、民众坚韧不拔的传统精神、超前的科技意识、强烈的竞争欲望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大力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二,建立健全的、强有力的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战时的军事科技体制崩溃后,在占领当局的倡导和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开始着手建立新型的、民主的全国性的学术领导机构。1947年1月,召开了学术研究体制发起人会议。同年8月,组成了“学术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讨论建立全国性学术领导机构的问题。同年,美国学术代表团抵达日本,指导日本学术机构的改革。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49年1月,日本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领导的学术领导机构—日本学术会议,负责领导国内科研工作的开展。该组织机构十分庞大,由以会长为首的210名议员组成,下设7个部和众多委员会。1956年6月,国家又设立“科学技术厅”,负责协助政府制订科学研究的方针政策,配合各省、各主管部门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1959年,政府又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最高领导和咨询机关,由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其任务是制订国家科研总方针和长远科研规划目标,日常工作则由“科学技术厅”和‘学术委员会”掌管。这三个强有力的学术领导机构,对战后日本科技事业的发展,从组织、制订目标计娜及保证顺利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广泛建立科研机构,网罗科技人才。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机构种类齐全、分布广泛、结构合理、人才密集。中央级的科研机构人员众多,实力雄厚,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到1973年初,科学技术厅所属的研究机构有六义个,科研人员1656人,1972-1973年度科研预算经费达890亿日元。④此外,各省、各大学、各私人经营单位都建立了众多的科研机构。例如,通产省下设工业技术院,包括十三个科研、实验所,研究领域涉及金属、力学、宇宙火箭、原子能量转换、化学、自动化控制等。大藏省下设财务研究所,邮政省下设电波研究所,文部省下设统计数理研究所、劳动卫生研究所等等。大学是日本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70年代初,日本共有880多所高等学校,许多大学都设立有科学研究机构。在私人企业中,科研机构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据1972年统计,拥有10亿日元资产以上的大公司75%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机构,10亿日元资产以下的公司44写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所(室)0 1980年的统计材料显示,日本共有972个科学、技术研究所,其中688个是国立、县立和特别法定的。此外,较大的公共组织和私人企业都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部门,其数目无法准确统计。⑤在自然科学方面,日本每一万人中有26名科技人员,仅次于前苏联(56人)和美国(28人)居第三位,高出德国((16人)和法国(13人)。 第四,为发展科学技术而大力投资。大力投资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和人民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下了大力气。从1961/1962年度到1972/1973年度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设计工作拨款总额由593亿日元增加到3740亿日元,增长了约六倍;政府另拨款给高等学校和国家研究机构的定货(科研项目)补助金,也由118、亿日元增加到838亿日元。⑧到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和政策,一官方也随之大幅度地增加科研投资,1982年,日本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费用达F J1800亿日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 20o0'D1991年度,政府批准“科学技术厅”的预算经费就高达522亿日元,该项经费首次突破五千亿大关。⑧以上这些尚不包括国家直接参与的大规模科研项目,如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大型电子计算机等。除此之外,私营企业对科技研究的投资总额比国家还大,占全国科研经费总额的7000。例如日立公司1984年科研经费为2100亿日元,占其销售收人的7. 30o,而最多的是化学工业凯法公司,其研究开发支出费用达到销售收人总额14.70o0。在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中,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费超过了其设备投资,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不难发现,日本的科技投资至少有两大特色:首先,一般国家的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国家拨款,而日本更主要的是依靠运用国家职能调动、组织私营企业和社会各种力量筹集资金,不仅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而且巧妙地调动和照顾到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和利益,从而使日本科技进人了世界一流水平行列。其次,日本科研经费的绝对数字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多,但它的技术水平达到了世界级,这表明了合理筹集和使用资金的重要性。 第五,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战后日本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也是日本科技发展的最突出的特点。40年代,日本的技术设备水平大约落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战后,‘当国力有所恢复后,日本政府就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即“吸收性战略”,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在具体作法上,主要是购买外国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基础技术的专利权。1950年一1972年共引进11786项,年平均增长率在30%以上,技术引进的支出占研究开发活动总经费的45%左右。由于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不但解决了日本工业现代化问题,而且缩短了日本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年限,使日本工亚产品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引进技术的代价是沉重的。在经费上不仅要支付专利权费用,而且要花很大一笔支出购买专利资料使用权(即专利使用费)。日本是世界上购买专利经聋支出最多的国家。即使如此,日本政府和企业仍然忍受巨大的牺牲而拼命引进技术,这主要是由于战后激烈的经济竞争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现实决定的。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清醒地认识到,时间已成为击败竞争对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毅然决定走引进技术的道路而寡得时间。据统计测算,日本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新产品的工艺,从开始研究到投人生产,平均需要三年时间,而利用外国工艺技术,则仅用一年半时间。日本以牺牲金钱为代价,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了世界技术强国之一。 第六,着力于国产化。“国产化”方针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非常明确并着力追求的目·标。在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不是盲目行事,而是注意在引进后进打价侧分解,不得个别改良或综合改革,制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日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为了节约能源,日本钥铁企业1975年前后引进了法国的握式内流方式和苏联的干式轴流方式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炉顶压发电设备。日本分析了这两种设备的优缺点:认为法国的设备效率虽低(75%),但结构耐灰尘;苏联的设备效率虽高(830o),但需要预热,涡轮常因灰尘积落而停止运转。日本有关技术部门经过四年的研究、改革,扬长避短,制造出了日本式的“湿式轴流离护顶压发电设备”,它不需预热,可连续运转半个月至二十天,利用变喷技术,使高炉开工率的高低可以调整。这一改进设备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抢手货。可见,日本科技由完全移植、模仿到个别改良、综合改革,直到技术产品国产化,,是日本技术发展的一大特色,它使日本的科技水平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除上述科技发展途径外,日本科技发展有特色的傲法还较多,比如充分利用“科技超前意识”,做到应用一代,筹备一代,研究一代;在各个时期注重利用“拳头”科研成果带动几个行业高速发展,一推动各个领域科技进步等。第二次世界大战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日本从一个科技落后的国家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一,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占领国(美国)的支援帮助,军事科技经费支出少,自然资舔块乏等客观因素在日本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战,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给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这场战争,许多国家都认识到经济实力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乃至综合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战争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浩劫也给各国提出了空前尖锐的问题,即大力发展经济,恢复国力。而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大力提高科技水平。“技术立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因此,战后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技术革命的高潮。日本科技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二、二次大战后,美属为了自身的政洽经济目的,以同盟国身分,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开始对日本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和帮助,其中亦包括科学技术在内。早在1947年8月,美国就派出一个科学情报调查团到日本,对日本科技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帮助其制订发展计划和措施。尔后,在科技经费、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以大规模援助,在“占领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复兴基金”的名义下,给了日本23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在“美援”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的复苏带动了科技的发展。在以后日本的科技引进和科技市场的开拓等工作中,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合作伙伴。战后日本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使用科研开发经费方面相比,有自己凸显的特点,那就是用于军事的科研经费开支最少。战后日本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不以行使武力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永远放弃战争权,不以战争为国策。这对于日本经济和科技的非军事化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科研开发经费的使用上,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西德)都把相当一部分用于军事科学的研究,而日本这方面的费用只占其总科研经费的2. 4%。这就使日本有更多的资金、人力、财力从事民用科技的发展。 日本是一个地狭人稠、资源缺乏的岛国,其自身的条件有着严重的缺陷,石油、铁矿石、原煤、天燃气、木材等资源有50-100%依赖进口。70年代初,日本的资源进口占世界资源贸易的12 0o。历史上日本多次对外侵略扩张,其目的之一,也正是为掠夺海外资源产地。二次大战的结束,宣告这条道路再也无法通行。因此,资源贫乏的“致命缺陷”从笋观上迫使日本走发展科技的道路。可以说,科技强国是日本别无选择的路。 其次,从根本上讲,日本科技的发展,是由于日本政府和企业界人士所具有的广阔胸襟和坚韧不拔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科技意识和大胆而可行的政策措施所促成的。这里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把整个国家经济置于世界的惊涛骇浪之中,驶向世界强大的竞争市场的海洋,并在国内逐步改革体制。国家鼓励企业向世界市场进军。经济的腾飞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技术革新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因此当日本政府为发展科技而采取大力投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广泛建立科研机构等重大措施时,能够在国民尤其是企业中得到积极支持,使各项措施能够顺利实施。从日本出口贸易增长中可以窥视其科技发展状况。60-70年代,出口贸易硕年均增长16. 9%,其中科技含量较高的工业品出口占有很大比重,1970年达到94. 8000 第二,注重加强国民教育工作。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批高质量的科技人才,他们是产生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和新发现的源泉。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教育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正因为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意识到发展教育与科技腾飞的关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就着手进行教育改革。废除军国主义教育,鼎新教育体制,实行学校教育自由主义化、教育行政民主化等措施,不断扩大教育投人。日本教育经费从1950年的15988亿日元,增加到1972年的722439亿日元,增长了近50倍。在政府行政费用中,教育经费长期保持在20%左右,高出美国((15 Yo)、前苏联((160o);英国(1300)、前西德((1200)。由于高度重视教育,日本培养了大批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60年代,大约近800万毕业于初、高中的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于各个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高等院校更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高级科技、管理人才。从1951-1973年,各类短期大学毕业生增加了近150倍,正式大学毕业生增加了15倍,硕士学位研究生从3000人增加到12000人,每1000。人中有26人从事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使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意识得到极大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日本科技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发展科技的角度看,日本的教育至少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重视学校教育和技术教育。表现在重视教育普及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形成了由低到高完整的学校教育结构和体制,从而促进了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其二,注重在全民中进行科技意识教育,不断健全“技术突破型人才”的教育、培养体制,通过学校、企业、社会等各方面共同培养各行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第三,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日本企业界和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的思想。“企业的生存依靠科技进步”早已成为企业界的共识。因此日本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紧密结合,让科学技术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各工业企业广泛设立科研机构,拿出巨资投人到科学研究中,为企业发展获得了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科研机构是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源泉,企业是科学成就的试验场,只要有前途的科技成果一问世,便可迅速转化为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应用一代,筹备一代,研究一代,正是日本走科技与生产相结合,科技良性发展的一条成功之路。它既保证了科学技术的正确发展方向,也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迅速转化。 以上通过对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转型和起步、途径、原因的分析,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科技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充满了日本人高睹远瞩的胆魄,扎实而细致、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态度和求实精神。同时,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历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启示和借鉴。其一,让本国科技在世界科技大潮中去搏击、成长,发展科技的目标始终盯住世界最前方,才易于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二,高度重视发展教育,着力培养各类科技人才,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增强国民的科技意识;其三,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要敢于牺牲眼前局部利益,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同时注意“国产化”,树立强烈的“输入是为了输出”的科技竞争战略意识;其四,把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使之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其五,根据本国国情,走适合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以上几点,对于我们加快改革步伐,实施“科技富国”、“科技强国”,以及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都是值得借鉴的。

一、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在明治中期以前, 日本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 从水灾和旱灾中夺粮,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和山林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技术革新的成果不断进入农业领域, 促进了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 使农业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 1.土壤污染。据日本1970~1980年的调查, 有害物质超标的被污染农业用地有124个, 面积为6350公顷。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 尤其是镉的超标十分普遍,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90%左右。由于长期使用化肥, 使土壤板结, 缺少空气,土中微生物难以繁殖, 致使地力减退。使用化肥虽然可以使当年的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地力却在逐渐减退,下一年必须使用更多的化肥及农药,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即使现在停止使用化肥及农药, 那么日本大地要恢复到40多年前的自然状态, 也要花200年的时间。18 2.农药、化肥等残留物污染。日本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 防止病虫害、草害, 发展设施化农业,农户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用薄膜。据统计, 化肥( 氮磷钾) 需要量1950年为68.5万吨, 1987年为203.6万吨, 后来虽然波动式下降, 但1991年还保持在191.6万吨的水平;农药( 杀虫剂、杀菌剂、杀虫杀菌剂、除草剂) 的上市量在1965年以后迅速增加, 1980年为68万吨, 此后逐年减少, 1991年为49万吨;农用薄膜上市量表现为波动式缓慢增加趋势, 1983年约为1 200万吨, 1990年达到1600多万吨, 此后有所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成为农业环境的一大污染源,也降低了农产品的营养成分,使用农药使农产品中的矿物性营养素含量大大下降。而且在施用农药时每年都有上千人中毒, 1986年竟高达2 631人。 3.农畜食品加工排除物污染。日本食品制造业的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0.2%( 1990年) ;在食品制造业总产值中, 畜产食品制造业占15.3%, 果蔬、罐头、农畜冷藏食品占2.9%,动植物油脂制造业占2.4%。[2]( P271) 这些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动植物残渣比较容易再利用, 但是, 污染占很大部分,将其以堆肥等方式实现再利用的比率不足10%,其余部分得不到适当处理, 造成污染。 4.牲畜粪尿污染。出于传统习惯等原因, 日本人一般偏好国产畜产品( 如日本牛肉) ,加上平衡国际贸易的需要, 其畜牧业发展比较平稳。从饲养头数看, 肉牛1965年为188.6万头, 1985年为258.7万头,1992年为289.8万头, 平均每年增加1.9%;同期, 奶牛分别为128.9万头、211.1万头、208.2万头, 平均每年增加1.7%;猪的饲养头数分别为397.6万头、1 071.8万头、1 096.6万头,平均每年增长1.7%。这些家畜排出的粪尿约占产业废弃物的二成, 其中多数可用来作堆肥加以利用。但是,这类排出物集中有一部分处理不适当,从而造成环境污染问题。1982、1985、1993年,来自畜牧、养猪、养鸡场的公害事件分别为3 975件、3 622件、2 156件, 在典型7种公害(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动、地壳下沉、恶臭)中分别占7.5%、7.1%、5.0%。虽然逐年呈下降趋势, 但是在公害发生源的19分类中仍处于前5位。 5.水质和水环境污染。战后在工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的水质和水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截至1988年1月, 日本遭受水银污染的有9个水域,多氯联二苯污染1个水域, 生物碱合成农药污染7个水域。水质污染使农业严重受害。1970年,由于水污染而导致农田被害5公顷以上的地区约有960个,被污染田地面积约100公顷以上。从农业用水的污染源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矿山、温泉、工厂、城市污水、自然污水及其他。到1985年9月1日, 受上述污染源之害的地区有1 067个, 面积为88 738公顷。从水环境看, 据1995年的《环境白皮书》反映, 日本有1 /4的水域呈有机污浊状态,未达到环境标准。尤其是湖沼等封闭性水域及市内河流的污浊状态亟待改善,地下水中也检验出有机氯化物。这种水环境变化致使农用水质下降。 6.水田中产生的甲烷污染大气。水田、沼泽地、低湿地及土壤中草木腐烂, 经微生物活动可以产生甲烷。据研究计算, 在释放进大气中的甲烷当中,来源于水田的约占14~39%。此外, 施用无机肥也污染大气。据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一氧化二氮是由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而生成,通过无机氮肥的施用以及有机废弃物的燃烧而释放出来。一氧化二氮释放量根据土壤及作物的种类及施肥管理的好坏而异,但是施肥中的氮大致有0.01%变成一氧化二氮释放进大气之中, 污染了大气。 二、日本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对策 日本为了治理和预防农业环境污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制定了各种专项法规和制度,采取了许多比较有效的对策。 1.探索绿色农业模式。日本鼓励根据各地区情况, 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绿色农业模式,发展环保型农业。以北海道为例, 该地区在进人90年代以后开始探索绿色农业模式,即“有益于地球、人类、家畜和作物的北海道农业”。北海道倡导的绿色农业不是否定一切化肥、农药的有机农业,其目的是确立在国际化时代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农业, 降低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在环境容量内重新构筑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 以与自然生态相协调为前提,努力实现下列系统目标: ( 1) 确定环境容量和环境标准; ( 2)掌握在环境容量内对生产技术环境、农业环境的影响; ( 3) 施用农药减少三成; ( 4)形成高度的病虫害观测预防体系; ( 5) 病虫害防治多样化、综合化; ( 6) 形成机械除草体系; ( 7) 施用化肥减少三成; ( 8) 有效地利用土壤诊断技术; (9)充分地利用本地区的有机资源; ( 10) 确立向绿色农业过渡的技术; ( 11)确立优质农产品生产技术; ( 12) 开发绿色农产品质量评价技术; ( 13)开发对绿色农业经营的评价方法。目前, 北海道已组织起跨试验场和部门( 7个试验场、25个学科)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 探索绿色农业之路。 2.开展有机农业运动。有机农业运动是全球性提倡有机农业、环保型农业的运动。日本的有机农业团体主要有: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保护大地会、主妇联合会、消费科学联合会、日本消费者联盟、日本生活协同组合以及由他们联合起来的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由他们组织发动的“有机农业运动”,对生产者来说, 是通过对“高投入农业”的反省, 以轮作、改造土壤、降低土壤消耗等方式,避免使用化学合成农药、化肥, 发展不破坏生态的“永续型农业”,从而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和生产者自身的安全; 对消费者来说,要对过去只求生活方便、无视季节的饮食生活进行反省, 转向“符合农村、农地的餐桌”。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的有机农业运动的目标不单是不使用农药、化肥,还包括对以往那种直接与土壤消耗、化学物质过多投入相联系的大型产地、单品大量生产以及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的市场流通系统进行反思,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有的新价值观, 共担风险, 推动有机农业运动。 3.开发低害农药, 加强农药的注册管理与使用指导。为防止农药对食物、水质及环境的污染,日本积极研究开发低毒农药。1971年以后, 根据修改后的《农药管理法》, 对农药的使用加强了限制, 1971年5月1日禁止销售滴滴涕, 1971年12月30日禁止销售六氯化苯。对毒性大、残留性高的农药按《农药管理法》实行严格的注册管理制。凡是要注册的农药,农药生产者或进口商必须将药效试验、毒性试验、代谢试验、残留试验、对环境影响试验等资料与注册申请书、药样同时提交农林水产省审查、注册。审查非常严格,而且特别重视安全性指标, 如作物、土壤残留农药标准, 对水产、动植物的毒性标准,水质污染标准等。现在日本注册的农药大约有6 000种牌号,从有效成分看约有450种化合物。除注册审查外, 农林水产省农业资材审议会下设农药施用安全小委员会,负责农药安全使用指导, 每年6月还举办“防止农药危害活动”,藉以提高全民的预防农药危害意识和环保意识。随着这种意识的提高及农药用量的减少(由1980年的68万吨降至1991年的49万吨) , 1986~1990年农药中毒、污染等事故下降一半以上。 4.实行特别土地改良事业, 治理土壤污染。特别土地改良事业主要是对被污染的土地采取排土、添土、水源转换等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检验。到1986年度,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128个, 面积为7 030公顷。到1987年11月20日,已指定39个地区、4 340公顷土地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 对34个地区、3 120公顷土地实施了排土、添土、转换水源等治理污染的特别土地改良活动。已经完全落实治理措施的土地面积有3 540公顷, 占被污染地区面积的50.4%。在镉污染地区,在上述治理措施完成之前还采取了临时性措施, 以防止大米被污染。此外,为了掌握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状况, 实施了土壤环境基础调查,制定了防止土壤中重金属蓄积的管理基准,力图使土壤污染防患于未然。 5.加强农业用水及水产管理。为了保证农业用水不受污染, 在全国范围内,对13个地区的大型农业用水的水资源进行了水质检查及污染原因调查。在农业振兴地区,为271个地区修建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对水质受到污染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66个地区实施了水源转换。此外, 为了保护渔业用水使其不受污染,开展了水银、多氯联二苯等有害化学物质对鱼、贝类影响的调查,并对预测方法进行了研究开发。根据《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促进法》在沿海水产开发区域组织调查,以防止水质污染。对于浅海区域因大规模开发而对水产资源及渔场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调查,并采取了监测措施。此外, 以濑户内海及琵琶湖等为对象, 建立了收集、通报有关红潮信息体制,并对渔场环境加以改善。 6.重视农业环境保护的研究。日本比较重视对农业环境的研究工作, 1983年12月1日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 科研人员不仅负责研究、解决具体的环保技术问题,还负责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提出建议及理论根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日本农业环境保护科研的重点是围绕污染物、污染源为中心所开展的一些调查研究, 范围还不广,课题数量也不大。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科研的重点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对国土资源及对环境的保护作用。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有了较大的规模性、系统性与组织性,为农业环保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对农业环境保护的研究重点由基础科研转向应用科研及农业环境质量的常规监测上, 科研课题数量很大,为日本的农业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7.重视植树造林, 改善生态环境。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对木材的需求,特别是对进口木材的依赖性扩大,虽然国内森林采伐减少,但因大片的林地被改用于宅地、公共用地、娱乐用地, 故森林在不断减少, 大自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日本比较重视发展林业,曾于1964年制定了《林业基本法》, 根据该法成立了林业政策措施的咨询机构———森林行政审议会,提出林业经营目标, 即通过林业机械化, 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林业经营现代化; 改善林业结构,提高林业生产和经营技术;稳定林产品价格提高林业人员福利待遇等。1981年制定了《关于森林资源的基本计划》强调有计划开展人工造林活动。1986年又提出《森林行政的方向》, 决定加强林道网的建设。日本除了靠立法治林外, 还很重视从金融方面扶持林业经营。例如, 1988年度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就提供林业贷款680亿日元, 其中540亿日元用于造林。 8.开发利用农业环保技术, 推广农业环保典型,日本很注意提高农业环境治理和改善方面的技术含量。诸如利用生物技术、开发与生态协调的高效肥料使用化技术、残留农药简易诊断技术、土壤诊断技术、无农药无化肥栽培技术、侧条施肥技术、水旱田地形连锁抑制氮肥向水系流失技术,等等。环保技术的开发利用已颇见成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协已约占30%; 在推广有机农作物栽培的过程中,实行无农药无化肥栽培生产的大米占24%, 蔬菜占32%, 水果占15%。同时,日本还宣传、推广了不少环保型农业典型。例如, 滋贺县通过使用新施肥法保全水质,减少了20%的氮肥施用量和40~50%的氮肥流失量;神奈川县三浦市通过确立合理化轮作体系和引进抗线虫植物, 维护土壤生态环境;香川县大野原町设立堆肥中心, 利用林产废弃物和家畜粪尿制堆肥, 充分利用废弃物资源,减轻环境压力。这些典型地区的经验带动了农业环境治理和环保型农业的发展。三、日本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日本资源贫乏, 农业不可持续性问题尤为突出。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和从农民利益着眼,多年来对农业一直采取支持和扶助的政策, 促进国内农业的发展, 并充分利用其资源环境条件,着重发展环保农业。其主要经验是: 1.依法保障农业持续发展。日本政府根据农业发展各个时期的需要,通过经济立法把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法律化。制定的法律既有延续性,必要时又及时进行修改。日本立法范围涉及广泛,如制定《农业基本法》、《农地法》、《土地改良法》、《种子法》等。日本还十分重视资源开发和保护,制定了一系列这方面重要法律,如《农业改良促进法》、《农村地域工业导入促进法》、《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农地调整法》、《关于出售国有土地等的特别措施法》、《日本国土调查法》、《关于农地转用许可标准法》、《地力增进法》、《森林法》、《水资源保护法》、《水资源开发促进法》、《沿海渔业整顿开发法》等。这些法律以农业基本法为基础,相互协调促进, 有力保障着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2.政府定位清楚, 管理目标明确。日本的农业决策管理部门如农林水产省、地方农业管理部门如农林部或农业环境经济部、农民组织如农协、农业市场如中央批发市场、农产品消费领域如生协、农业生产者如农户等在农业农村中角色定位准确,政府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十分清楚,井然有序。中央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农业发展的宏观决策、农业法规的制定、农业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建设等。中央政府在各大区都有派驻机构,比如驻北海道的国家开发局,负责中央在地方的项目管理和实施。特别是日本的政府管理主要是政策和技术管理,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和队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自己管辖范围的事情, 地方自治的能力较强。政府定位准确,管理有序,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行政支持。 3.重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 增强农业的可持续性。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是不计代价的全方位投入,不仅仅是在农业基础建设方面,也体现在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农民素质提高的投入上。政府对农村道路建设、土地改良、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都给予投资或补助。对于农协为农民提供的农业技术试验或推广活动,也给予补贴。此外, 还对农业生产者提供低息贷款, 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重视农民组织农协的建设, 促进了环保事业的开展。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农民自己的组织建设,农协成为农民与市场的桥梁,是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农业协会在日本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实体组织,有自己的加工场所、技术开发和培训基地,甚至还有医院、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日本农业是建立在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基础之上的,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即缺乏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进入市场的门槛和成本太高,日本农协的建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农协在贯彻政府农业政策、保护农业环境、化解经营风险、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坚持科技兴农, 实施科技环保农业。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重视农业科技服务和技术开发培训,不仅反映在农协和生协都有自己的技术服务体系和培训渠道, 而且反映在农业高等教育和科研上。日本把科技作为农业翻身的突破口, 强调政府、民间、学校的配合,已在全国建立起由国立和公立科研机构、民间和大学三大体系组成的农业科研网络,科研成果显著。日本农业研究项目的设置, 既突出日本的国情、国家需求目标和重视技术开发与研究,又重视从实际问题中提炼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面向环保, 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6.开发自然农业, 发展水田农业。日本在部分地区试行自然农业模式。农作物的栽培中,不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品。目前, 日本的自然农业日益发达,所生产的“自然食品”日益增多。1987年日本政府还发布了自然农业技术推广纲要,为推广自然农业提供法律支持。水田农业是日本的另一种更普遍的环保农业模式。日本具有2 000多年的水稻栽培历史, 其水田农业与欧美国家的旱作农业相比,具有避免连作障碍、涵养水资源、防治洪水和土壤流失、控制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及净化水质等功能。通过水旱轮作栽培,可以使聚集在旱地的无机氮肥和过剩的氯化物,在深水中经过脱氧和溶脱过程得到清除。因此,日本把发展水田农业作为发展环境保护型农业的重要措施。 7.高度重视农产品环境质量和有机产品认证管理。日本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农产品市场供给与环境质量安全,因此不仅国内市场对普通农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还十分重视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和管理办法。任何人绝对不可能只凭交钱就可以领取有机农产品证书,认证机构也不可能随意操作发放认证证书, 而是由专家实地考察, 严格把关。日本农业现代化也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曾学习过不适合本国国情的经验。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曾出现农业的高投入高成本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但日本很快总结教训,从本国山地多、田块小、水田多的国情出发, 调整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值得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加以借鉴。

日本研究所论文

《论西田哲学的理论特征》(《东方哲学研究》 1985年第1期)《论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的 “ 理 ” 学》(《延边大学学报》 1988年第 1 期)《论朝鲜儒学史上的“四七论辩”》(延边大学朝研所编《朝鲜问题研究丛书》1985年第3辑) The Four Sven Debate in the Korean History,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哲学》季刊, 1987年秋季)《日本电视的舆论导向作用》(《日本问题资料》 1994年第 12 期)《 日本对华 ODA 政策的演变和中日关系 》(《日本学刊》 1995年第 2 期)《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 》 (《日本学刊》 1995年第 4 期)《 90 年代日本与西欧关系的基本特点 》(《日本学刊》 1996年第 2 期)《 冷战后日本的政界重组与外交调整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 1996年第 3 期)《 亚太经济合作与中日关系 》(载张蕴岭主编 :《合作还是对抗》论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机制及其演变趋势 》(载《面向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中日关系发展机制的总体把握》(《日本学刊》 1997年第 1 期)《东北亚新格局和中日关系》(《当代亚太》, 1997年第 6 期)《 日俄 ( 苏 ) 关系的定位及其演变趋势 》(《日本学刊》, 1998年第 3 期)《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形成和演变》 ( 《当代亚太》 ,1998年第 7 期 )《 中日关系和文化视角 》(载《文化创造中日两国共同发展之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中美日俄关系的调整趋势和中日关系 》(《日本学刊》 1998年第 6 期)《 “ 小渊号 ” 不会驶出旧航道》(《世界知识》 1998年第 16 期)《小渊内阁的执政趋势》(《当代亚太》, 1998年第 9 期)《 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 》(辽宁大学论文集, 1998年第 3 期)Common Values and the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n Countries(载 [ 日 ] 《追求亚洲共同价值 — 重新评价日本的 ODA 大纲》 , 日本东海大学, 1997年)“A Chinese View on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关于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韩国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论文集, 1996年)“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Japan( 日本在东北亚合作中的作用 )” (韩国庆熙大学论文集 ,1996年)“Measures to Enhance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in the Northeast Asia: Chinese Perspective and policies (韩国外交安保研究院主办国际会议, 1996年11月26—27日,汉城)《中日相互认识的机制和摩擦的构造》(日文,京都大学《日中韩相互认识与误解的表象》论文集, 1998年)《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韩文,韩国外交问题研究院《政策论坛》, 1996年第3卷第2号)《中韩日三国的传统价值观和国民性》 ( 韩文,《韩中日三国的国民意识和文化比较》 , 国际研讨会论文, 1996年10月15日韩国 KBS 报告厅。 )《中日政治摩擦的结构、原因及其趋势》(日文,日本专修大学论文集)《日本的对华 ODA 与中日关系》(日文,日本龙谷大学论文集, 1999年)《世纪之交东亚地区的焦点问题》(载《东亚地区热点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年)《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 —— 以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 》( 19 世纪后半叶以后东亚历史的重新认识 ” 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9年10月)《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的潜在影响》(《当代亚太》 1999年第 5 期)《 日本对华 ODA 和成效与转折 》(《日本学刊》 1999年第 5 期)《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 日中人文社会科学协会成立 20 周年 ” 国际研讨会, 1999年8月28 ~29日)“ Background, Content and Trend of Sino-Japanese Partnership ”,(“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国际研讨会 ,1999年10月22 ~23日)《 日本外交的第三次转型—— 21 世纪日本外交趋势 》(“ 21 世纪日本政治外交发展趋势 ” 国际研讨会, 1999年11月13 ~14日)《日本对外战略的演变轨迹》(《日本学刊》 2000年第 1 期)《值得高度警惕的动向》(《解放军报 / 时事周刊》 2000年1月24日)《中日关系和东北亚和平》(韩文, “ 第 2 次东北亚和平论坛 ” ,韩国世宗研究所主办, 2000年2月21日,北京凯宾斯基饭店)《 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 》(“第 4 次中日青年论坛: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 ” , 2000年 4月29~30日)《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特点与前景》(“ 东北亚政治、经济、安全前瞻 ” 学术研讨会,韩国庆山大学主办, 2000年5月16日)《 日美同盟的“再定义”及其未来趋势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年第 7 期)《东北亚两类安全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当代亚太》 2000年第 8 期)《 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实质及趋势 》(《日本学刊》 2000年第 5 期)《 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与趋势 》(英语,瑞典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0年8月19日)《日本 ODA 政策的调整趋势》(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0年9月15—16日)《东北亚安全的结构、焦点及前景》(国际友好联络会 “ 东北亚安全形势 ” 研讨会论文, 2000年10月30日)《 政经互动与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关系史研究》 2001年第 1 期)《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背景、理念与论争 》(《东北亚学刊》 2001年第 1 期)《经援政治化 —— 日本对华 ODA 政策调整》(《国际贸易》 2001年 2 月号)《 日本对华 ODA 中的 “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 》(《日本学刊》 2001年第 3 期)《日本 “ 历史教科书问题 ” 》(《当代亚太》 2001年第 5 期)《 “10 3” 框架与中日政策取向》《当代亚太》 2001年第 6 期)The Readjustment of Japan 's ODA Policy and the Impacts on Its Aid to China( 东亚问题国际会议, 2001年5月18-19日,华盛顿 )Changes of Jap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Japan's ODA Policy toward China(国际关系学会香港会议, 2001年7月26-28日)《 小泉如何面对亚洲 》(《人民日报》 2001年8月17日)《日中韩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展望》(日文,东海大学和平战略国际研究所《东北亚新形势下的日中韩合作关系》 2001年9月7日)《冷战后日本人的对外战略论争》(载《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中日现代化的殊途与交错 》(《日本学刊》, 2001年第 5 期)《南北峰会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当代亚太》, 2001年第 10 期)《 冷战后日本战略论争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年第 11 期)《韩日关系的定位、调整和近期走向》(《当代韩国》, 2001年秋季号)Mend rocky Sino-Japanese ties now, China Daily,October,13-14,2001《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 》(《日本学刊》 2002年第 2 期)《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 1 万字,《国际经济评论》 2002年第 5-6 期)《 21 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特征与课题》 ( 1 万字,《日本学刊》 2002年第 4 期)《东北亚国际秩序的类型演变》( 1 万字,《东北亚学刊》 2002年第 3 期)Building lasting friendship, China Daily, June 5,2002.《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寻求对等的伙伴关系》(日文, [ 日 ] 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 2002年7月1日)《‘后雁行模式'时代的中日关系》( 1 万字,《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年第8期)《东亚新发展模式与中日关系》(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9月7日)《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日本学刊》2003年第1期)《战后中国的援助政策》( [ 日 ] 《东亚》 2003年第 12 期《取决于双边政治氛围》(《国际贸易》 2004年 6 月号)《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日本学刊》, 2004年第 5 期)《中日关系:转折期的特点和展望》 《日本研究》(2005年第2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日本学刊》, 2006年第1 期)

一、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在明治中期以前, 日本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 从水灾和旱灾中夺粮,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和山林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技术革新的成果不断进入农业领域, 促进了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 使农业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 1.土壤污染。据日本1970~1980年的调查, 有害物质超标的被污染农业用地有124个, 面积为6350公顷。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 尤其是镉的超标十分普遍,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90%左右。由于长期使用化肥, 使土壤板结, 缺少空气,土中微生物难以繁殖, 致使地力减退。使用化肥虽然可以使当年的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地力却在逐渐减退,下一年必须使用更多的化肥及农药,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即使现在停止使用化肥及农药, 那么日本大地要恢复到40多年前的自然状态, 也要花200年的时间。18 2.农药、化肥等残留物污染。日本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 防止病虫害、草害, 发展设施化农业,农户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用薄膜。据统计, 化肥( 氮磷钾) 需要量1950年为68.5万吨, 1987年为203.6万吨, 后来虽然波动式下降, 但1991年还保持在191.6万吨的水平;农药( 杀虫剂、杀菌剂、杀虫杀菌剂、除草剂) 的上市量在1965年以后迅速增加, 1980年为68万吨, 此后逐年减少, 1991年为49万吨;农用薄膜上市量表现为波动式缓慢增加趋势, 1983年约为1 200万吨, 1990年达到1600多万吨, 此后有所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成为农业环境的一大污染源,也降低了农产品的营养成分,使用农药使农产品中的矿物性营养素含量大大下降。而且在施用农药时每年都有上千人中毒, 1986年竟高达2 631人。 3.农畜食品加工排除物污染。日本食品制造业的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0.2%( 1990年) ;在食品制造业总产值中, 畜产食品制造业占15.3%, 果蔬、罐头、农畜冷藏食品占2.9%,动植物油脂制造业占2.4%。[2]( P271) 这些以农牧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动植物残渣比较容易再利用, 但是, 污染占很大部分,将其以堆肥等方式实现再利用的比率不足10%,其余部分得不到适当处理, 造成污染。 4.牲畜粪尿污染。出于传统习惯等原因, 日本人一般偏好国产畜产品( 如日本牛肉) ,加上平衡国际贸易的需要, 其畜牧业发展比较平稳。从饲养头数看, 肉牛1965年为188.6万头, 1985年为258.7万头,1992年为289.8万头, 平均每年增加1.9%;同期, 奶牛分别为128.9万头、211.1万头、208.2万头, 平均每年增加1.7%;猪的饲养头数分别为397.6万头、1 071.8万头、1 096.6万头,平均每年增长1.7%。这些家畜排出的粪尿约占产业废弃物的二成, 其中多数可用来作堆肥加以利用。但是,这类排出物集中有一部分处理不适当,从而造成环境污染问题。1982、1985、1993年,来自畜牧、养猪、养鸡场的公害事件分别为3 975件、3 622件、2 156件, 在典型7种公害(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振动、地壳下沉、恶臭)中分别占7.5%、7.1%、5.0%。虽然逐年呈下降趋势, 但是在公害发生源的19分类中仍处于前5位。 5.水质和水环境污染。战后在工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的水质和水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截至1988年1月, 日本遭受水银污染的有9个水域,多氯联二苯污染1个水域, 生物碱合成农药污染7个水域。水质污染使农业严重受害。1970年,由于水污染而导致农田被害5公顷以上的地区约有960个,被污染田地面积约100公顷以上。从农业用水的污染源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矿山、温泉、工厂、城市污水、自然污水及其他。到1985年9月1日, 受上述污染源之害的地区有1 067个, 面积为88 738公顷。从水环境看, 据1995年的《环境白皮书》反映, 日本有1 /4的水域呈有机污浊状态,未达到环境标准。尤其是湖沼等封闭性水域及市内河流的污浊状态亟待改善,地下水中也检验出有机氯化物。这种水环境变化致使农用水质下降。 6.水田中产生的甲烷污染大气。水田、沼泽地、低湿地及土壤中草木腐烂, 经微生物活动可以产生甲烷。据研究计算, 在释放进大气中的甲烷当中,来源于水田的约占14~39%。此外, 施用无机肥也污染大气。据日本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一氧化二氮是由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而生成,通过无机氮肥的施用以及有机废弃物的燃烧而释放出来。一氧化二氮释放量根据土壤及作物的种类及施肥管理的好坏而异,但是施肥中的氮大致有0.01%变成一氧化二氮释放进大气之中, 污染了大气。 二、日本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对策 日本为了治理和预防农业环境污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制定了各种专项法规和制度,采取了许多比较有效的对策。 1.探索绿色农业模式。日本鼓励根据各地区情况, 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绿色农业模式,发展环保型农业。以北海道为例, 该地区在进人90年代以后开始探索绿色农业模式,即“有益于地球、人类、家畜和作物的北海道农业”。北海道倡导的绿色农业不是否定一切化肥、农药的有机农业,其目的是确立在国际化时代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农业, 降低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在环境容量内重新构筑农业生产技术。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 以与自然生态相协调为前提,努力实现下列系统目标: ( 1) 确定环境容量和环境标准; ( 2)掌握在环境容量内对生产技术环境、农业环境的影响; ( 3) 施用农药减少三成; ( 4)形成高度的病虫害观测预防体系; ( 5) 病虫害防治多样化、综合化; ( 6) 形成机械除草体系; ( 7) 施用化肥减少三成; ( 8) 有效地利用土壤诊断技术; (9)充分地利用本地区的有机资源; ( 10) 确立向绿色农业过渡的技术; ( 11)确立优质农产品生产技术; ( 12) 开发绿色农产品质量评价技术; ( 13)开发对绿色农业经营的评价方法。目前, 北海道已组织起跨试验场和部门( 7个试验场、25个学科)的共同研究开发组织, 探索绿色农业之路。 2.开展有机农业运动。有机农业运动是全球性提倡有机农业、环保型农业的运动。日本的有机农业团体主要有:日本有机农业研究会、保护大地会、主妇联合会、消费科学联合会、日本消费者联盟、日本生活协同组合以及由他们联合起来的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由他们组织发动的“有机农业运动”,对生产者来说, 是通过对“高投入农业”的反省, 以轮作、改造土壤、降低土壤消耗等方式,避免使用化学合成农药、化肥, 发展不破坏生态的“永续型农业”,从而保证农产品的安全性和生产者自身的安全; 对消费者来说,要对过去只求生活方便、无视季节的饮食生活进行反省, 转向“符合农村、农地的餐桌”。从这种意义上讲,日本的有机农业运动的目标不单是不使用农药、化肥,还包括对以往那种直接与土壤消耗、化学物质过多投入相联系的大型产地、单品大量生产以及农产品全年稳定供应的市场流通系统进行反思,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有的新价值观, 共担风险, 推动有机农业运动。 3.开发低害农药, 加强农药的注册管理与使用指导。为防止农药对食物、水质及环境的污染,日本积极研究开发低毒农药。1971年以后, 根据修改后的《农药管理法》, 对农药的使用加强了限制, 1971年5月1日禁止销售滴滴涕, 1971年12月30日禁止销售六氯化苯。对毒性大、残留性高的农药按《农药管理法》实行严格的注册管理制。凡是要注册的农药,农药生产者或进口商必须将药效试验、毒性试验、代谢试验、残留试验、对环境影响试验等资料与注册申请书、药样同时提交农林水产省审查、注册。审查非常严格,而且特别重视安全性指标, 如作物、土壤残留农药标准, 对水产、动植物的毒性标准,水质污染标准等。现在日本注册的农药大约有6 000种牌号,从有效成分看约有450种化合物。除注册审查外, 农林水产省农业资材审议会下设农药施用安全小委员会,负责农药安全使用指导, 每年6月还举办“防止农药危害活动”,藉以提高全民的预防农药危害意识和环保意识。随着这种意识的提高及农药用量的减少(由1980年的68万吨降至1991年的49万吨) , 1986~1990年农药中毒、污染等事故下降一半以上。 4.实行特别土地改良事业, 治理土壤污染。特别土地改良事业主要是对被污染的土地采取排土、添土、水源转换等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检验。到1986年度,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128个, 面积为7 030公顷。到1987年11月20日,已指定39个地区、4 340公顷土地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 对34个地区、3 120公顷土地实施了排土、添土、转换水源等治理污染的特别土地改良活动。已经完全落实治理措施的土地面积有3 540公顷, 占被污染地区面积的50.4%。在镉污染地区,在上述治理措施完成之前还采取了临时性措施, 以防止大米被污染。此外,为了掌握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状况, 实施了土壤环境基础调查,制定了防止土壤中重金属蓄积的管理基准,力图使土壤污染防患于未然。 5.加强农业用水及水产管理。为了保证农业用水不受污染, 在全国范围内,对13个地区的大型农业用水的水资源进行了水质检查及污染原因调查。在农业振兴地区,为271个地区修建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对水质受到污染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66个地区实施了水源转换。此外, 为了保护渔业用水使其不受污染,开展了水银、多氯联二苯等有害化学物质对鱼、贝类影响的调查,并对预测方法进行了研究开发。根据《海洋水产资源开发促进法》在沿海水产开发区域组织调查,以防止水质污染。对于浅海区域因大规模开发而对水产资源及渔场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调查,并采取了监测措施。此外, 以濑户内海及琵琶湖等为对象, 建立了收集、通报有关红潮信息体制,并对渔场环境加以改善。 6.重视农业环境保护的研究。日本比较重视对农业环境的研究工作, 1983年12月1日成立了专门的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 科研人员不仅负责研究、解决具体的环保技术问题,还负责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提出建议及理论根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日本农业环境保护科研的重点是围绕污染物、污染源为中心所开展的一些调查研究, 范围还不广,课题数量也不大。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科研的重点是研究农业生态系统对国土资源及对环境的保护作用。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有了较大的规模性、系统性与组织性,为农业环保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日本对农业环境保护的研究重点由基础科研转向应用科研及农业环境质量的常规监测上, 科研课题数量很大,为日本的农业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7.重视植树造林, 改善生态环境。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对木材的需求,特别是对进口木材的依赖性扩大,虽然国内森林采伐减少,但因大片的林地被改用于宅地、公共用地、娱乐用地, 故森林在不断减少, 大自然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日本比较重视发展林业,曾于1964年制定了《林业基本法》, 根据该法成立了林业政策措施的咨询机构———森林行政审议会,提出林业经营目标, 即通过林业机械化, 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林业经营现代化; 改善林业结构,提高林业生产和经营技术;稳定林产品价格提高林业人员福利待遇等。1981年制定了《关于森林资源的基本计划》强调有计划开展人工造林活动。1986年又提出《森林行政的方向》, 决定加强林道网的建设。日本除了靠立法治林外, 还很重视从金融方面扶持林业经营。例如, 1988年度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就提供林业贷款680亿日元, 其中540亿日元用于造林。 8.开发利用农业环保技术, 推广农业环保典型,日本很注意提高农业环境治理和改善方面的技术含量。诸如利用生物技术、开发与生态协调的高效肥料使用化技术、残留农药简易诊断技术、土壤诊断技术、无农药无化肥栽培技术、侧条施肥技术、水旱田地形连锁抑制氮肥向水系流失技术,等等。环保技术的开发利用已颇见成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协已约占30%; 在推广有机农作物栽培的过程中,实行无农药无化肥栽培生产的大米占24%, 蔬菜占32%, 水果占15%。同时,日本还宣传、推广了不少环保型农业典型。例如, 滋贺县通过使用新施肥法保全水质,减少了20%的氮肥施用量和40~50%的氮肥流失量;神奈川县三浦市通过确立合理化轮作体系和引进抗线虫植物, 维护土壤生态环境;香川县大野原町设立堆肥中心, 利用林产废弃物和家畜粪尿制堆肥, 充分利用废弃物资源,减轻环境压力。这些典型地区的经验带动了农业环境治理和环保型农业的发展。三、日本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日本资源贫乏, 农业不可持续性问题尤为突出。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和从农民利益着眼,多年来对农业一直采取支持和扶助的政策, 促进国内农业的发展, 并充分利用其资源环境条件,着重发展环保农业。其主要经验是: 1.依法保障农业持续发展。日本政府根据农业发展各个时期的需要,通过经济立法把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法律化。制定的法律既有延续性,必要时又及时进行修改。日本立法范围涉及广泛,如制定《农业基本法》、《农地法》、《土地改良法》、《种子法》等。日本还十分重视资源开发和保护,制定了一系列这方面重要法律,如《农业改良促进法》、《农村地域工业导入促进法》、《治山治水紧急措施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农地调整法》、《关于出售国有土地等的特别措施法》、《日本国土调查法》、《关于农地转用许可标准法》、《地力增进法》、《森林法》、《水资源保护法》、《水资源开发促进法》、《沿海渔业整顿开发法》等。这些法律以农业基本法为基础,相互协调促进, 有力保障着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2.政府定位清楚, 管理目标明确。日本的农业决策管理部门如农林水产省、地方农业管理部门如农林部或农业环境经济部、农民组织如农协、农业市场如中央批发市场、农产品消费领域如生协、农业生产者如农户等在农业农村中角色定位准确,政府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十分清楚,井然有序。中央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农业发展的宏观决策、农业法规的制定、农业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建设等。中央政府在各大区都有派驻机构,比如驻北海道的国家开发局,负责中央在地方的项目管理和实施。特别是日本的政府管理主要是政策和技术管理,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和队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自己管辖范围的事情, 地方自治的能力较强。政府定位准确,管理有序,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行政支持。 3.重视政府对农业的投入, 增强农业的可持续性。日本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是不计代价的全方位投入,不仅仅是在农业基础建设方面,也体现在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农民素质提高的投入上。政府对农村道路建设、土地改良、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都给予投资或补助。对于农协为农民提供的农业技术试验或推广活动,也给予补贴。此外, 还对农业生产者提供低息贷款, 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重视农民组织农协的建设, 促进了环保事业的开展。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农民自己的组织建设,农协成为农民与市场的桥梁,是农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农业协会在日本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实体组织,有自己的加工场所、技术开发和培训基地,甚至还有医院、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日本农业是建立在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基础之上的,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即缺乏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进入市场的门槛和成本太高,日本农协的建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农协在贯彻政府农业政策、保护农业环境、化解经营风险、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坚持科技兴农, 实施科技环保农业。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重视农业科技服务和技术开发培训,不仅反映在农协和生协都有自己的技术服务体系和培训渠道, 而且反映在农业高等教育和科研上。日本把科技作为农业翻身的突破口, 强调政府、民间、学校的配合,已在全国建立起由国立和公立科研机构、民间和大学三大体系组成的农业科研网络,科研成果显著。日本农业研究项目的设置, 既突出日本的国情、国家需求目标和重视技术开发与研究,又重视从实际问题中提炼科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面向环保, 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6.开发自然农业, 发展水田农业。日本在部分地区试行自然农业模式。农作物的栽培中,不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品。目前, 日本的自然农业日益发达,所生产的“自然食品”日益增多。1987年日本政府还发布了自然农业技术推广纲要,为推广自然农业提供法律支持。水田农业是日本的另一种更普遍的环保农业模式。日本具有2 000多年的水稻栽培历史, 其水田农业与欧美国家的旱作农业相比,具有避免连作障碍、涵养水资源、防治洪水和土壤流失、控制地下水的硝酸盐污染及净化水质等功能。通过水旱轮作栽培,可以使聚集在旱地的无机氮肥和过剩的氯化物,在深水中经过脱氧和溶脱过程得到清除。因此,日本把发展水田农业作为发展环境保护型农业的重要措施。 7.高度重视农产品环境质量和有机产品认证管理。日本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农产品市场供给与环境质量安全,因此不仅国内市场对普通农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还十分重视有机农产品认证管理。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和管理办法。任何人绝对不可能只凭交钱就可以领取有机农产品证书,认证机构也不可能随意操作发放认证证书, 而是由专家实地考察, 严格把关。日本农业现代化也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曾学习过不适合本国国情的经验。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曾出现农业的高投入高成本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但日本很快总结教训,从本国山地多、田块小、水田多的国情出发, 调整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值得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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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研究所论文

澳门的大学没有分批次,但是分数在二本线以上。学历是国家承认学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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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技大学简介:

澳门科技大学(Maca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简称澳科大(MUST)。成立于2000年,是澳门主权移交中国后成立的第一所大学,也是澳门本地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学,现已位列两岸四地最年轻的百强大学、中国知名大学。

大学致力为社会培养各类高质素人才,推行教研并重政策,追求卓越,使学术发展不断踏上新台阶。大学可颁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与学历证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具有学士、硕士、博士授予权的三所高校之一。其主校区位于澳门氹仔伟龙马路。校园占地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学子求学和从事研究的理想学府。

经过多年建设,大学现有四个重点的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太空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联合实验室)、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除了既有的师资队伍以外,大学也特聘一批名师为学生授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等世界顶尖学者。不仅能够传授最新知识和科研成果,更能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接受世界多元文化的熏陶。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名中,在中国两岸四地高校中列第57位,澳门地区第2位。

2010年在澳科大10周年庆典之际,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命名200003号小行星为“澳科大星。”

澳门科技大学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学校开设有哪些相关院系?

澳门科技大学建校于2000年,其活力充沛,发展迅速,已成为本地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学,也是两岸四地最年轻的百强大学1。大学致力为社会培养各类高质素人才,推行教研并重政策,追求卓越,使学术发展不断踏上新台阶。大学坐落澳门氹仔岛,校园占地面积约二十一万平方米,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学子求学及从事研究的理想之地。

办学宗旨与发展愿景

大学秉持“意诚格物”之校训,恪守“增进文化交流,致力人才培养,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办学宗旨,紧贴澳门和国家发展所需,充分吸纳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创办各类教育课程,培养基础理论扎实、实践及创新能力强、通晓中英双语、德才兼备、符合科技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所需的高质素人才,同时积极拓展多元化和前沿性学术研究,促进大学跨越式发展,努力跻身亚洲知名学府行列。

院系设置与课程特色

经澳门特区政府批准,大学拥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提供数十个学位课程供各类学员选择修读,授课语言以英语为主,部分课程以中、葡或西班牙语授课。除澳门本地学生外,大学吸引了大批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学生前来求学,目前各类在校生逾万人,其中全日制博士及硕士研究生逾1800人,本科生7500多人2。大学现设商学院、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法学院、资讯科技学院、中医药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国际学院、通识教育部,涵盖文、理、法、管、商、医、药、艺术、传播、语言等学科门类课程。还设有持续教育学院,为在职人士提供学习机会。

目前,本校毕业生在就业和深造进修学习等均很理想,许多毕业生获得国际知名学府的奖学金继续深造,更有大批毕业生进入中国内地和港澳的政府机构与知名企业工作。

师资队伍与科研发展

拥有学识渊博、造诣精湛、经验丰富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是创办优质教育和培养高质素人才的关键。大学现有讲座教授、教授、特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数百人,大部分教研人员拥有博士学位,同时具有在世界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工作或学习经验。除了既有的师资队伍以外,大学也特聘一批名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世界高被引科学家等顶尖学者。这批优秀学者为本科生授课及指导研究生,不仅能够传授最新知识和科研成果,更能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接受世界多元文化的熏陶。

大学崇尚学术自由,支持教师和研究人员开展多元化的学术研究,鼓励团队协作,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促进学术多元发展,为澳门及国家发展服务。大学特别注重发展特色与优势研究领域,如中药质量研究、嫦娥卫星月球数据分析与太空科学、人力资源与博彩旅游管理、澳门社会文化研究、仲裁与争议解决研究、两岸四地跨域法律比较、澳门媒体研究等。大学鼓励教研人员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在国际SCI/SSCI的Q1第一区间学术期刊发表的高质量研究论文成倍增加,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则数倍增加。

经过多年建设,大学现有四个重大的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太空科学研究所、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和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2013/2014学年,大学还新设了澳门系统工程研究所、澳门转化医学研究所、澳门中药国际标准中心、仲裁与争议解决研究中心和澳门传媒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所和中心同时兼备教研方面的功能,为培养优秀研究人才提供实践机会和研究平台,亦对澳门社会持续发展研究作出了贡献。

学生活动与生活配套

在教学设施方面,大学不仅校园优美,更有多座现代化教学大楼和一批设施完善的教学实验室,以及馆藏丰富的大学图书馆等。大学倡导兼容并蓄、和谐精业、尊师爱生,培育学生综合素质和促进学生全人发展为中心。大学设立班导师制度辅助新入学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解决疑难。学习之余,大学鼓励学生积极开展各种课余活动,包括组织多种形式的学生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同时拓宽知识领域。大学为学生提供开展丰富多彩课余活动的各种设施,设立学生活动中心及钢琴室、排演厅和多功能厅,常年供学生免费使用等。艺术团为学生提供施展艺术才华的舞台,也已成为大学的文化艺术品牌。创业就业发展中心协助学生找出个人优点与专长,挖掘自身潜能,建立健康、良好生涯发展的核心价值,提升个人的竞争力为进入社会就业做好规划准备。学生事务处为学生组织参观、考察和社区活动,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专业竞赛等,根据学生的兴趣群体组织多种形式训练班,及为学生提供生活辅导与心理咨询。

校园内设置了便利店、银行中心、学生餐厅、教学餐厅、咖啡阁、电脑店、体能发展中心和具奥林匹克运动会标准的田径运动场、室内体育馆和网球场等设施,提供学生锻练和衣食住行便利的场所。位于大学校园内的科大医院为学生和住宿生提供24小时校医支援服务和应付突发的事件。科大医院设备先进,除拥有本地专业的医疗团队外,还有来自国内、外及香港等地的专科医疗顾问。另外,大学配备有24小时的保安人员在校园和宿舍巡逻看守,以保障校园环境的秩序。

为了提供师生更充裕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大学筹划的第五座学生宿舍楼已破土动工,而新教学大楼已经完成设计图并交政府审批,新教学大楼包括有多个教学厨房、教室和教师办公室,这些硬件配套设施,将进一步完善大学校园环境。

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

国际化是大学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学术管理上,大学根据澳门的社会及人文特点,充分吸纳国际知名学府的经验,建立适应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管理理念与文化、管理模式与架构、管理制度与程式等。目前,大学在教育课程、学术研究、人才培训、学生交流等领域,已与欧洲、美洲、澳洲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近100所教研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也是亚太大学联合会(AUAP)及国际大学联合会(IAU)成员。大学鼓励学生海外交流,专门为优异生提供长、中、短期海外研习资助,大力支持毕业生向海外继续升学或就业,包括保荐学生升读海外研究生课程。

展望未来,澳门科技大学将继续以教研为本,广纳贤才,牢牢把握“质量”和“创新”两个关键,充分发挥非牟利私立大学之优势,不断发展优质教育和卓越研究,服务社会,实现其办学宗旨和教育使命

澳门的大学没有分批次,但是分数在二本线以上。

澳门科技大学,简称澳科大(MUST),建校于2000年,是澳门本地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拥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经中国教育部批准面向内地招生,设有10个教学单位,授课语言以英语为主,部分课程以中、葡或西班牙语授课。

2019年在校生逾万人,其中博士及硕士研究生3377人,本科生7915人。大学设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及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设有澳门首个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生物物理与中医药实验室”,四个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伙伴基地及联合实验室。

根据2017年8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学校有讲座教授、教授、特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数百人,大部分教研人员拥有博士学位,同时具有在世界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工作或学习经验。除了既有的师资队伍以外,大学也特聘一批名师。

扩展资料:

澳门科技大学科研成果:

2013年,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参与的项目《嫦娥二号伽玛谱仪探测研究取得新进展》荣获2012年度中国十大天文科技进展之一。在项目中,太空科学研究所承担了伽玛谱仪的数据分析及研究工作。

太空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发现嫦娥二号伽玛谱仪新的探测结果显示危海盆地周围物质富含放射性元素,但丰度较低。相关研究成果于2013年4月发表在《自然》杂志的“科学报告”上,澳门科技大学研究人员为第一作者。

2014年,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会同北京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两岸三地的科学家对嫦娥二号探月卫星获取的图塔蒂斯光学图像进行了分析,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出版刊物《地球物理快报》上。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澳门

百度百科—澳门科技大学

人民网—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葡萄牙语:Universidade de Ciência e Tecnologia de Macau;英语: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U.S.T.)简称科大,缩写MUST。澳门科技大学成立於2000年[3]。是澳门回归中国後成立的第一所国际化私立研究型大学,也是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最年轻的五十强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隶属於科大基金会。现任校监是廖泽云博士,校长为刘良讲座教授[4]。大学拥有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授予权,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面向中国内地招生。授课语言以英语为主,部分课程以中、葡语授课。大学位於澳门氹仔伟龙马路,现设有人文艺术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国际学院、健康科学学院、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资讯科技学院、中医药学院、药学院、研究生院,以及科大医院和澳门国际学校,并在澳门新口岸宋玉生广场获多利中心设立持续教育学院。

澳门科技大学是一所具有先进管理水平的国际型大学。近年来在国际SCI/SSCI 的Q1第一区间学术期刊发表的高质量研究论文成倍增加,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则数倍增加。大学国际化是大学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学术管理上,大学根据澳门的社会及人文特点,充分吸纳国际知名学府的经验,建立适应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管理理念与文化、管理模式与架构、管理制度与程式等,特聘一批名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课,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世界高被引科学家等顶尖学者。创办具有先进管理水平的国际型大学。

声誉与排名

教学及学术单位

澳门科技大学现设资讯科技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中医药学院、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健康科学学院、国际学院、药学院九个学院,涵盖文、理、法、管、商、医、药、艺术、传播、语言等学科门类课程。另外设有澳门药物及健康应用研究院、太空科学研究所、澳门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月球与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等附属学术单位。 澳门科技大学目前提供大学先修、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等100多个课程。

相关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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