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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专业论文在历史的补充和整理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历史资料是历史专业论文的血肉。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初二历史小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初中历史教学设计 反思
一、教学设计脱离课标，目标庞杂
在教学设计中首先要确定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成的结果，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新课程倡导的课堂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 方法 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实践中，有些教师的教学设计确立的目标脱离课标，庞大、杂乱、抽象，这样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是很难达成的。例如，北师大版 八年级 上册《辛亥革命》一课，有个教师确立的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主要革命活动。(2)了解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情况。(3)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培养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1)阅读关于孙中山的历史资料，概括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2)比较兴中会和同盟会， 说说 同盟会纲领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3)组织小组讨论，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习一代伟人为振兴中华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辛亥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不断进取的意志。这节课设计的教学目标所包含的内容的容量非常大，不是一节课45分钟能够完成的，如“教学过程与方法”中：“阅读孙中山的历史资料，了解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如果改成学生课前做准备，或者教师提供关于孙中山的典型 事迹 给学生阅读，这个环节才具备可操作性。教学设计要体现历史课堂教学的本质，坚持有效性原则。这节课要让学生收获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教学设计中目标要清晰，明确，切实可行，这是实现历史课堂教学高效的前提。
二、教学设计忽视学生个体差异
我们知道，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到每个孩子的发展。但是在班级授课制下，几十个孩子们集中在教师里上课，教师真正关注的是学生整体，学生的个体往往被忽视了。其实，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就需要思考如何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课堂教学，获得成长。一个课堂里坐着几十个学生，他们的知识基础、能力素养、个性特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差异的。作为历史学科，最明显的差异是，学生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知识储备差异。当前，很多历史教学设计看不出对学生差异性的关注，似乎所有学生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只不过是基于全体学生起点或高或低进行设计罢了。进入课堂，即使在公开课上，学生可能在老师的授意下做了课前的预习，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也大相径庭：常见的是，有几个学生听课专注，兴致盎然，表现积极。一节课的大多数问题都靠他们的踊跃参与解决了，有的同学的发言甚至堪称精彩绝伦，激起师生热烈的掌声。然而，与他们“大显身手、独当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当多的同学在课堂上只是“观众”。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沉默着，偶尔配合性地齐声应和一下，或自始至终无声无息。如何调动所有同学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呢?老师在教学设计的时候如何了解学情差异?面对差异，在历史教学设计中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此，有些老师的做法值得推广。如，组织学生课前搜集、阅读与本课有关的历史信息，或者提供相关资料供给学生拓展阅读，让学生带着一定的知识储备来上课，带着一些经过思考的问题走进课堂，缩小学情的差异，能比较好的促进学生广泛参与课堂。此外，重视学生个体差异，坚持差异性原则。在教学设计中，问题的设计可以分出层次，让不同兴趣和能力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问题的解决，既要体现分层教学的理念，还要注意分层教学的可操作性。
三、教学设计重形式，轻内容
新课改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进而关注课堂教学的情境创设。这个方向本身没错。但是，目前看来有点矫枉过正，喧宾夺主了———很多教学设计过于强调新颖灵动。在历史教学研讨活动中，若是一节课设计了一个别人未用过的形式，就会获得“好评”一片，似乎那就是课的“亮点”。在这样的评课标准的“激励”之下，许多教师趋之若鹜，许多教学设计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甚至忽略了教学内容。我曾经听过一节大市级公开课，课题是北师大版 七年级历史 上册《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 措施 》。授课教师在教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措施以后，作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课件上呈现了代表四个阶层的卡通人物：农民、手工业者、士兵和地主，每个人物旁边是他们表达自身感受的文字。此环节设计的意图是肯定秦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产生的积极影响，其中农民的感受是：“有了土地，就有了劳动积极性，日子过得好开心啊!”这里很明显犯了科学性的错误：教师不但将商鞅变法的内容凭空迁移到了这里，还忽略了秦王朝统治时期苛捐杂税繁重的史实，试想：秦王朝时期的农民若是生活得如此幸福，还会有秦末农民战争吗?秦亡的重要原因就是秦的暴政，然而授课教师为了让形式新颖，看起来完整，让课堂更有趣味，就随意篡改历史，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教学态度。这种现象不是个案，必须要引起重视。作为历史教师，必须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必须要本着对学生、对学科负责的态度设计教学。教学设计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坚持科学性原则。我们也许无法保障完全呈现历史的真相，但是我们至少要努力接近真相。因此教学设计不能为了形式而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千万不要用内容去迎合形式!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都要建立在知识正确的基础上，或者尊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传递给学生研究历史的严谨科学态度也是我们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教学预设与生成脱节
在初中历史教研活动或教师赛课评比中，听了很多老师的课，发现不少教师的教学设计与课堂教学是脱节的。有的教学设计中的重点与课堂教学凸显出来的重点不一致，有的课堂教学没有按照教学设计的思路去开展。课后研讨时，授课教师说：课前设计得很好，但在上课时学生“不配合”，自己没有办法按照预先的教学设计完成教学。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因素和情景无法全部精准预见，也就产生出许多的生成性问题。生成可分为两种，一类是我们预设下的现象，另一类是我们不曾预设到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解决预设与生成脱节的问题需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在做教学设计时，要结合课标、教材，特别是学情，合理设计一节课，使这节课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目标的达成。如：课堂导入的设计是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欲望?教学问题的设计难度是否适中?在有难度的问题呈现前，是否为学生深层思考做了铺垫?等等。其次，教学设计要有预设的弹性。“动态生成”是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的主要特征，它强调课堂教学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固定不变、按部就班、机械僵化的教学模式，主张课堂教学必须构建生成性的探究性活动过程。因此，教学设计中就要给课堂教学机动的空间，坚持目标性与弹性相结合原则。第三，在课堂教学中要遵从教学设计，不能随心所欲，漫无边际地上课，课堂脱离教学设计，目标很难达成。新课改强调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形同虚设，被学生拖着走。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的作用，运用自己学识与技能，以及教学机智，理性灵活地组织课堂教学，让整个课堂“形散神不散”，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五、结语
总之，历史教学设计要依据历史课标的要求和学生学习历史的需求，充分体现历史学科的价值、为学生的发展创设条件。教师富有创意的教学设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打造 高效课堂 ，促进全体学生学习和终身成长。
范文二：初中历史教学历史影视资料研究
一、影视作品的内涵
历史题材的影视资料通常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存在，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从一定程度上采用复原的方式进行拍摄，能够将历史演化中一些重要的革命性事件进行具象化的展现。不过这种影视资料并不一定遵循教科书上的阐述，有时会结合各种历史资料甚至各种稗官野史等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这些历史影视资料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依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此，历史教师在选用历史影视资料时，需要进行认真筛选，和课文知识进行巧妙结合，从而让这些历史影视资料在历史教学中凸显重要的价值。
二、初中历史教学应用影视资源教学的必要性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合理引入历史影视资料，对于促进学生兴趣的提升、积极性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而且这种直观的视觉感官刺激也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学习历史，非常适合历史教学应用。
1.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通常是通过板书或者口述方式来教学，知识会相对枯燥，从而影响到初中历史的教学质量。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历史影视资料不断丰富，这些资料将声音、图像和历史知识进行了有效综合，能够在教学中冲击学生的视觉、听觉感官，激发初中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动力。
2.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虽然历史教师能够在课堂上按部就班地将初中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学生在理解上却存在着很大困难。因为历史知识中还有部分抽象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往往更加困难，从而阻碍学生的学习。
3.培养学生情感的重要途径
在新的课程标准体系下，初中历史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情感以及认知能力同样极为重要，如果将历史影视资料引入其中，就能够让这些情感的培养更加具象化。比如初一历史课程大多讲述的是我国古代史，这时候可以向学生展示四羊方尊以及古代的四大发明等视频资料，从而增强学生对祖先智慧的尊敬，激励后辈不断超越前贤。
三、引入历史影视资料教学需要规避的问题
1.影视资源利用原则
(1)严谨性
历史教材的内容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进行筛选，大多都是盖棺论定的。但是影视资料为了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往往在介绍正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借鉴很多稗官野史的内容，甚至为了引发争论还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如果将这些资料全盘照收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就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惑。所以需要对这些历史影视资料进行适当的剪裁和说明，引导学生正确地掌握知识。
(2)时间性
历史影视资料种类很多，而且同一个历史题材在不同时期都有相应的影视片段，对此教师需要对不同时期的历史影视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让学生能够了解真实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历史影视资料的利用效果。
2.讲解和直观展示要充分结合
历史影视资料的直观性较强，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能够让学生从头至尾关注下去，可是这种直观性不能够让学生自己观看，教师要结合历史影视资料的内容对课程进行讲解，等讲解到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才播放一些历史影视资料的片段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而不是将历史影视资料通过多媒体教室向学生从头至尾地播放。另外，教师在讲解中穿插历史影视资料之后，还需要对学生进行 总结 。尤其影视资料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简介，教师也要旁征博引，引用不同时期历史专家的观点进行综合论述。
3.防范历史影视资料滥用问题
历史影视资料只能够是一种教学的辅助方法，不能够将其作为教学的核心过程。所以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必须要结合当前的教学内容对历史影视资料进行筛选，只有到讲解内容的环节时才播放相关的历史影视资料进行例证，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历史影视资料的教学价值。否则，一味地滥用历史影视资料，不仅不会给学生带来更加深刻的认识，反而使之变得肤浅，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就更无从谈起。
范文三：初中历史教学资源运用浅析
一、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网络资源的作用
网络是当今社会最为迅捷高速的信息搜集手段。借助于电脑网络，教师可以下载各个方面的教学信息，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还是相关的历史背景，网络让历史教学插上了翅膀，为历史课堂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信息源。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重视发挥网络的作用，借助于网络集聚更多的教学资源。例如在《贞观之治》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搜集“贞观之治”前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数据对比，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贞观之治”带来的巨大变化。再比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教学设计中，教师既可以通过网络搜集这一时代的世界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也可以搜集影视资料中的一些片段场景，特别是“火烧圆明园”这样留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场景，通过网络资料的搜集为历史课堂教学增加丰富的信息容量。这样的信息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影音资料，在教学中将网络作用发挥出来，可以有效辅助历史教学工作开展。
二、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生活资源的作用
历史是生活的积淀，若干个生活的节点构成了历史的发展长轴。许多历史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或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找到相关的影子。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避免空洞说教，要竭力寻找生活中的着力点，将生活资源的作用发挥出来。例如在《““””的十年》的教学中，学生没有经历这一时代，对“”产生的背景、造成的危害缺乏直观了解，但是学生的爷爷奶奶这一辈人却是十年“”的经历者，甚至是受害者，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可以提取出许多“”十年的点滴碎片，让学生提高对这一场浩劫的直观感知印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向自己爷爷奶奶、外婆外公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从“”期间的生活条件、社会形势，乃至国家发展等各个方面寻找这一场浩劫留下的印记，也能亲身收获许多有关“”的鲜活讯息。结合接下来的教材分析，师生对这一场十年浩劫的了解将会更加全面，分析更加透彻，较好地实现了学习目标。生活资源的利用在这一课的教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再比如《改革开放》这一课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从生活中寻找与教学相关的资源，重点引导学生从自己家庭着手，回顾五年前、十年前与现在的条件发生的变化，从家庭居住条件、家用电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日常的饮食结构等诸多方面了解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从这样的显著变化中直观感受到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家庭生活条件在快速提高，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具有更加直观的认识。从家庭生活这一微观角度前后对比变化，侧面验证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的生活资源有力提升了教学成效。对学生而言，生活资源具有加深理解作用，起到了促进巩固与提升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情感资源的作用
对学生强化思想 教育 、情感渗透，是当前初中历史教学一项重要的职能。广大教师要善于从历史教材中发掘情感资源，与学生思想成长结合起来，与弘扬主旋律、倡导正能量结合起来，更好地体现历史学科情感性教育目标的实现。比如在《难忘九•一八》一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极具震撼力的视频画面及数据资料，让学生直观了解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对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学生在这样的演示之后无不群情激昂，教师还可以从这一课联系到当前中日两国东海纷争、钓鱼岛纷争等时事政治内容上，进一步激发学生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甘愿奉献自身力量的爱国激情，引导学生明白中华民族的强大是广大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卓越奉献的结果，将来建设祖国、壮大民族的责任当之无愧落在青少年的身上，让爱国主义成为他们心中涤荡的主旋律，让强烈的责任感成为推动学生认真学习的强大动力。再比如《钢铁长城》一课教学中，教师可以寻找展示现代人民解放军战斗力显著提升的精彩场景，如新式武器装备、解放军战士生龙活虎训练等影音资料，增强学生为祖国强大、军队强大的自豪感。
四、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活动资源的作用
历史教学既要重视课堂也要重视课外，既要强化师生互动探究，也要发挥活动促进功能。笔者在教学中结合教材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将这一资源的功能体现出来。例如在《海峡两岸的交往》教学中，笔者组织学生在课后自主搜集资料，研究海峡两岸近十年来在经济 文化 交流方面的巨大成果，并对本地区台资企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以鲜活的案例、详实的数据、实实在在的内容，验证海峡两岸人民一衣带水的同胞之情，验证了海峡两岸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不断深入、祖国统一大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有效增强了学生实际感知成效，巩固了教学成果。
五、总结
综上所述，初中历史教学需要丰富的资源作为基础与支撑，广大教师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入发掘、广辟途径，为历史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强劲支撑。
就写黄帝到清朝末年
历史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中七年级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讲故事更加符合现代初中生的心理状态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可能很难适应现代初中生的学习兴趣，得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传统的课堂理论讲授只能挫伤初中生学习兴趣，不能有效地调动孩子对初中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很多时候不是中考的压力，许多学生就会放弃对历史的学习。将一些历史故事加入课堂讲解中有利于孩子们学习兴趣的提高。例如，我们的川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其中一课是《远古的传说》，在讲授之前可以准备一个故事——“大禹治水”，说的是大禹这个人物带领当地居民，与洪水作斗争的故事，大禹进一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认为洪水不是堵就能堵住的，需要进一步疏导，通过泄洪完成水患的治理，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场将有效引导初中生从下课的兴奋劲中迅速安静下来，激发他们认真听故事的情绪，从而进一步过渡到整个《远古的传说》这个课程的讲解之中。可以在课程讲解之中进一步穿插“大禹治水”的故事，让学生疲劳的神经进一步激发出学习的兴趣，课程结束之后，也可以进一步讲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引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和思维拓展，培养学生“有了大家才有小家”的奉献精神。
二、讲故事更加符合现代初中生思维发展的需要
初中生的思维开发还不够完善，学习的逻辑思维、发散思维、抽象思维等还不是很全面，有时遇到一些抽象的问题，初中生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川教版教材七年级的《西周的兴亡》这节课中，讲了西周的崛起是因为商纣王的昏庸造成商王朝的落败最终成就了西周的崛起。这个过程对于初中生来说，相对比较枯燥而且没有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商纣王是怎样的昏庸，没有具体的概念，当时的西周是怎样休养生息的，这些都是学生知识空虚的基础问题，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知识结构就是海市蜃楼，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就将这段历史知识点还给教师，如果教师在商纣王如何的昏庸方面具体说一些故事，例如，酒池肉林、丞相比干迫害等这些故事可以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商纣王昏庸无道的具体形象，也加深了学生对于商王朝覆灭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使学生对这《西周的兴亡》这节内容的记忆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有效筑牢了他们学习的根基，完全符合初中生思维发展的特点，因为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关于古代历史的讲解时间跨度相对比较大，很多时候古人的想法和思维方式由于这个原因而很难被学生理解，通过对“姜尚垂钓”等经典故事的讲述，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西周兴起必然性的认识。
三、讲故事完全符合历史教学的特点
整个历史教学就是在讲故事，讲述中国发展的5000年经历的点点滴滴，讲述世界几千年文明的丰富事件。因此，讲故事完全符合历史教学的特征。例如，川教版历史教材七年级下册，从开皇之治说起，说的唐、宋、元、明、清，再从政治谈到文化、谈到科技的发展。整个七年级下册都是在述说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典故，只有有时其中时间跨度加大很难实现我们真正讲故事的效果，也就是因为其中的时间跨度问题将整个历史教学变得抽象。因此，这教学过程之中进一步加入历史故事的讲解，不断提高学生由于时间跨度造成一些历史事件难以理解的问题。在川教版教材七年级课本中有一节——《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中可以讲解“夜郎自大”的历史典故，就是说在汉朝时代有一个小国家叫夜郎，这里的国王被自己的大臣们奉承后，认为自己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时汉朝的使节出使该国，夜郎的国王就问，汉朝和他们夜郎哪个更大哈?当时来使感到十分震惊。通过这样的故事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了“夜郎自大”成语的含义，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汉朝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只有一个汉朝，周边还有很多小的国家，进而进一步理解了汉武帝为什么要进一步收复边疆等。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故事，但是可以进一步说明汉武帝的一些重要的治国之道的历史背景，使得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更加的鲜明突出。
四、讲故事的题材进一步符合历史课程的需要
讲故事的目的是使得学生学习相应课程的内容不感到枯燥、乏味、空洞，进一步加深对相应课程内容事件的理解。很多时候教学目的首先要明确，选择的典型故事要能够说明历史事件。例如，在川教版七年级的历史教科书有这样一段《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时代的形成，是各方势力相当比较平衡，三国时代之前，蜀、吴势力远远不如魏，但是经过一个风云人物的不断操控，时局发生的翻天覆地地变化，在这一节里，教师可以将草船借箭、诸葛亮借东风等典型故事编排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三国鼎立时代的历史格局主要是由这样因素造成的，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不可能助力蜀国建立一代伟业。假设三顾茅庐的是曹操，诸葛亮的宏图大志也就很难实现，但是笔者也认为，蜀、吴、魏，也只有当时的刘备回去请诸葛亮出山。这些故事案例都是为了说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只有这样的故事才是符合教学目的和本意的。五、结语历史教学应该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但是传统意义上讲授可能严重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讲故事这种方式是一种符合学生心理，符合历史教学特点，符合学生思维发展方式的教学手段，有助于历史教学的发展。
1概念
1.1史料：史料，就是认识、解释和重构客观历史过程的那些资料，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
1.2史料教学：史料教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新历史科”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它强调“学校历史学习的重心不应该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学习怎样去获得知识。”其基本理念是：学生不能仅仅被教导固化的知识，还应该被教导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因而这就涉及到让学生自己去运用史料的问题。惟有通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
2史料教学的必要
2.1学生的需要：对学生来说，探究和活动的过程更加难能可贵，史料的学习可以使他们增强历对史的真实感受，直接参与历史问题的解决活动，用历史语言说话，而不是考试之前背背书那么简单。
2.2课堂的需要：梁启超先生曾云：“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对于历史学科而言，要带领学习和研究历史学时，不能仅仅依靠教材给出的一些现成的结论，来组织课堂，历史课堂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史料是组织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2.3课标的需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对此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在这里，存储“历史信息”的载体无疑是指史料。《课标》要求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要学会从史料中获取历史信息的基本技能。可见，史料是研究历史和从事历史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3历史教学中有关史料运用存在的问题
3.1史料选择不够严谨：初中阶段的历史学习虽说是入门级别，但是会影响到学生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在史料的选择上要严谨，切记在网络上随便百度，因为百度的史料很多都是没出处的，这样丢给学生让学生分析，且不说有没有完成教学目标，如果史料选择不好，会给学生增加额外的学业负担，理解起来枯燥无味，反而使学生厌烦学习历史。
3.2史料选择的单一性：提到史料，想必大家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文字或者是厚厚的历史书籍，让人望而却步，别说初中生不喜欢看，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也未必有兴趣全部看完。那么史料的种类有哪些?具体的史料分为文字、实物和音像三大类。文字史料即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资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最经常使用的就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是中考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一线历史教师所要关注的重点，但是如何把文字史料内化成相关知识点，这就需要实物史料和音像史料的辅助。实物史料它是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被保留或遗留下来的前人创造历史活动的场所和前人创造发明的有形物品。在历史课堂中的呈现主要以实物为主。音像史料是指现代化视听媒体所承载的教学材料包括录音、录像、唱片、幻灯片、影视，微缩胶片，还包括计算机软件。音像史料可以真实、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情景，在学生的脑海中搭建美丽的历史空间，帮助学生掌握生动具体的历史知识，使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
3.3史料滥用，充斥了课堂主题：每个历史都有大量的史料，所以不能毫无原则的运用史料，史料选择要慎重。面对大量的史料，教师应该注意合理取舍，围绕教材的重点、难点、内容和课程标准的要求，选用那些最具情境性、典型性、深刻性和启发性的材料作为问题素材，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主动创新实践能力的训练。
3.4史料的去伪存真：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资料唾手可得，但是学习历史不是文学创作，历史是要将就根据的，尤其面对历史材料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史料的去伪存真，对于教师和史学工作者来讲，这是基本要求，但是在学生收集资料的时候，教师要交给学生辨别史料的方法，这样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中共同进步，共同受益。
4史料选择的原则
4.1史料的出现要适时：所谓适时就是指补充史料的时间要恰当，根据知识点进行补充。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这种深入研究史料的方法有效地避免了过去那种教师直接说出结论或者直接在书上划出结论，学生死记硬背的弊病，从而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深化。这就要求我们应用史料时一定要找准切入点，该出手时就出手。
4.2史料的使用要适度。史料的补充要以教材为主。在选择史料时，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有助于初中学生理解的内容。史料是对教材的补充，但不必是每一个知识点都进行补充。教师在补充史料时一定要注意不宜过多，否则难以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会冲淡教学中的主题。
5运用史料的意义
5.1尊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教学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中和老师掌握的很多史料，可以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素材。具有吸引力的史料在教材中和各种书籍中随处可见。此外大量图片和音像史料也能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5.2尊重学问，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历史的过去性增加了中学生理解历史的难度，很多情况下学生只是一知半解地死记教材现有结论，严重违背了历史教育的初衷。史料能比较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既深化和活化了历史知识，拓展了学生的历史知识面的食疗，帮助学生准确地领悟历史。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达一百零九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多次说过的，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一百零九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的前八十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1949年为止的后三十年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的中国人，是亲自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这两个时期的，并且接着又亲自经历了从1949年以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结果，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宣布成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次革命引起了全国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但这次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谓“中华民国”很快就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代替清朝封建统治而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训，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辛亥革命是经过了长期酝酿而发生的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辛亥革命的公认的领袖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十九世纪末，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中间，出现了两个派别，这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1898年“戊戌政变”的失败，使幻想清朝政府可以实行某些改良的维新派破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包括“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朝的统治来“建立民国”，这在当时，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会员们很快地就分头回国到各地去组织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就我当时在那里上学的云南省来说，法国那时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已达到昆明，并且掠夺了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国也伺机侵掠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省的加紧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云南人民更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敌”的迫切，于是积极起来反抗。1907年，云南同盟会会员创办了《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一时以昆明、腾越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
史学论文课题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隋唐寺院制度和宗教社会史。可参照以下几个方向。历史专业学生可以在以下五个方向中选择自己的论文写作方向，具体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历史课程教学论。
论述郡县制的沿革及秦始皇所推行郡县制的具体内容并评价其历史作用 秦始皇（公元前259—221）姓嬴，名政，为秦庄襄王之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吒风云、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被拥立为秦王。八年后（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在蕲年宫举行加冕礼，亲理国政。此后，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的一系列政策，选贤任能、历兵秣马、富国强兵、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公元前230~221年，历经10年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等诸侯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秦始皇废除了自商、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悉由皇帝任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还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车轨，以秦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并统一了全国的法规刑律。他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城防工事，修筑驰道，还连接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形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一系列大刀阔斧、前无古人的改革措施和铁腕行动，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嬴政在执政时，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又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此外，他还兴师动众，五次远途出巡，逢山刻石，以示不朽之功，又下令焚书坑儒。这些作为大幅度摧残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严重社会危机。秦始皇去世才1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仅存在15个春秋，就土崩瓦角、灰飞烟灭。 自古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实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功绩不可泯灭。
论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65回答者：笑醉怡殇-四级2009-6-2 13:05我来评论>>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大瞎....呵呵...相关内容元曲在中国文化史有什么影响？？？2009-9-9《左传》和《战国策》哪个更精彩？哪个在中国文化史上价值更高？2009-9-13关于韩国抢夺中国文化史真是假22009-8-13求一本书中国文化史概要12009-5-10急！中国文化史思考题答案！！！22009-1-18更多关于世界文化史 论文的问题>>查看同主题问题：中国文化史论文等待您来回答为什么说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从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分析《窦娥冤》中窦天章的人物形象从中国的婚俗变化看西方文化的影响。求英文翻译，有关唐朝饮食文化（汉→英）美术史题目~麻烦各位帮忙解答一下我国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中国卓越的领导人。 要英语翻译。。Thank you对近现代史有研究的近来解答其他回答共2条中国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比全世界其余别的所有的国家加起来都强的多，都深厚的多~~~ 回答者：永恒的中国战士-十一级2009-6-2 14:03关于图腾的，可以写。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作为龙的传人，不能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龙的原形是什么？龙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与文化含意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困扰人们，至今也未全部解决，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 这里，我们将追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 有关龙的记载 根据古代的经文，龙是一种创造物，它有鹿一样的角，骆驼的头，野兔的眼睛以及巨蛇的颈。它的腹部看上去像一种“Shen”（一种类似鳄鱼的虚构的水龙）。它的爪像鹰，指间像老虎，而它的耳朵则类似于一种水牛。龙有能力在瞬间从一种物体变成另一种；从胖到瘦，从高到矮。它也可以飞上天以及下到海底。看上去，龙似乎是一种具有超能力的创造物，能变换成各种形式。在中国，龙的标志诞生在商、殷朝（公元前16-11世纪，中国出现最早的象形文字期间），它被刻在动物的骨头与海龟的外壳上。这些刻花描述了一种有角的爬虫动物，它有牙齿、鳞，有的也有爪子。上述符号通常指明龙被视为一种残酷的、罪恶的，带来不幸的创伤。
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 答案补充 太多了，你自己到blog.sina.com.cn/clcjxs去看看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划分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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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历史专业，建议考虑未来2020年的金融危机，从牛顿的金本位开始。如果历史刚研究没有对未来指导作用的话，要历史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