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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近年来发展迅速，也出现了很多的日本茶道的论文。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1 基于中日茶 文化 之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茶道;日本茶道;禅 [论文内容提要]在唐代茶文化的繁荣期,通过传播中国文化的僧人们将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日本结合禅宗和本国文化传统,完成了对中国茶文化的改造,所以中日茶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又各具特色?本文从茶道体验入手,对两种文化的沿革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分析其精神实质,从而使这两种富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更容易理解和认知? 一?引言 我 留学 日本时曾有一次接触日本茶道的机会?那日我和朋友在大门前受到身着和服的主人的迎接,随后来到了一间明亮的会客厅,这是通往茶室的第一瞑想舞台——“露地”?露地的“地”是指心,意为割断一切烦恼之绪,现出真实的本性?露地是自我启示的通路,也是此岸(今世)通往彼岸(他世)的桥梁,踏上露地即意味着踏上脱离尘世的第一步?露地有内外之分?会客厅也叫“外露地”,是为了等候客人,让客人作好进入内露地的准备而建?客人到齐之后,追随主人走过一条幽静细长的石子路,来到一个清静古雅的“和风”庭院?此处在茶道中称为“内露地”?庭院环抱着一间古朴的草庵,那就是茶室(すきや)?茶室外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石头水缸,我们用一长柄的竹制水瓢盛水洗手,通过这简单的洗礼之后,方可进入茶室?客人们不论身份地位,都从一个小门跪着钻入茶室?逐一入室之后,主人最后进来?大家先在壁龛前行礼,然后宾主致礼入座?主人先捧出甜点,以调节茶味?一切准备就绪,茶道师开始点茶?盛茶水的茶器是只闲寂古雅?不规则形状的茶碗?茶道师取二?三匙抹茶粉放入其中,注入适量的开水,再用茶筅不断地搅拌着碗中茶汤,直至碧绿色的泡沫立起?点茶完毕,主人将茶碗上花纹转向客人后,跪着递上茶,客人用双手接过茶碗,再将花纹转向主人,然后举至额头,表示还礼?我们是以轮饮的形式品尝了茶?饮完茶,客人要讲一些赞扬茶或感谢主人的话?茶事活动在这静寂庄重的氛围中完成,使人产生一种清寂超然的感觉,继而升华为一种悠久的余情? 完成了对日本茶道的初探,茶道中所表现出的宗教美让我体会到不同于中国茶道的另一种魅力?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茶道,首先我想通过与中国茶文化的比较,来探究其发展历程? 二?茶在中日的沿革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制茶 饮茶 最早的国家?“茶”字在唐代之前有繥?繦???茗?羠?诧等别称,后经唐玄宗御批而统一称之为“茶”?茶最初为供品,继而才为药用?战国时期的《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疗疾,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茶有恢复疲劳?提神醒脑?增强判断力?恢复视力等功效,所以它不仅用作内服药,也时常被制成医治风湿病等的镇痛软膏?后来,逐渐地被人们食用?唐以前,饮茶还处在养生?保健等功能阶段,茶艺也远未完善,茶是贵族的专用饮品?唐朝,茶开始在民间盛行,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此时的茶已经不只是单纯的饮料,而是为静心育德?悟道修身所用?唐代诗人陆羽,由于出身禅门,师从道家,又与儒家士大夫们交往甚密,所以在其所著的世上第一部茶书《茶经》中,首先将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入了对茶之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的描述中,标志着中国茶道的产生,但是他没有提出“茶道”这个词?《茶经》介绍了风靡唐朝的“淹茶法”,就是用磨把晒干的茶叶磨成粉并拌和煎制成饼茶储存,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将茶团捣碎后加桂?姜?盐等材料,煮而饮其汤?唐代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率先冠茶以“道”?诗曰:“……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他通过“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的饮茶过程,体现了心灵清静便可顿悟的禅宗思想?北宋时期,茶文化的发展更深远更广泛,茶叶采制更为精制?一种称为“斗茶”的雅玩在当时很流行?在宋朝蔡襄所著的《茶录》上篇中记述了茶的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和点茶,说明宋人是将茶叶磨成茶粉贮存的,并且“抹茶法”茶艺在当时已经相当完整和成熟?随着饮茶文化进一步大众化,为了方便饮用,宋朝末年,茶叶生产开始逐渐地转向叶茶?明代张源《茶录》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泡法,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稍侯茶水冲和,然后分酾布饮……”,可见明代叶茶开始流行, 饮茶由过去的抹茶法等复杂茶艺改变为与现在类似的简单的“煎茶法”的冲泡形式? 茶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从茶的传入到茶道形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平安时代,随着遣唐使的派遣,大批日僧来唐求法?在求法过程中,受到寺院茶文化的薰陶,回国时把佛教文化和饮茶文化同时传回了日本?1500年前,日僧最澄从大唐带回茶种,撒播于台麓山,开拓了日本种茶史?806年弘法大师空海入唐求法,将制茶技艺带回了日本?810-824年传至日本的《茶经》掀起了“弘仁茶风”的饮茶热流,唐风“淹茶法”盛极一时?但此时的茶事只是上层社会的一种风雅之举?894年日本废除了遣唐使,茶文化走向低迷?镰仓时代,1211年荣西明庵禅师撰写了日本最早的茶经《吃茶养生记》,详细介绍了中国寺院里种种的喝茶 方法 以及宣扬饮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在荣西的推动下,出现了“寺院茶”,宋风“抹茶法”尤其受到钟爱?寺院常会施茶与百姓,促进了茶向民间的传播,室町幕府的北山文化时期,茶文化与当时极度奢华的武士阶级生活相适应,寺院茶演变成奢侈的“斗茶”?室町中期以后,人们不再注重奢华,更讲究风雅品味,于是出现了高贵华丽的“书院台子茶”?而珠光(1423-1502年)认为书院台子茶在其华丽的形式下并没有太多的精神内容?他注重和汉相融,精简了华丽复杂的茶事形式,创建了清寂素朴的“草庵茶”?并将禅引入茶的精神世界,开创了“茶禅一味”的境地,日本茶道的雏形完成了?他还在《心之文》中称茶为“道”,这是日本茶道之首称?之后出现的绍鸥(1503-1555)继承和发扬了珠光草庵茶的精神,深化了草庵茶的禅宗理念,但他强调更多的是草庵茶的和风形式?最后千利休(1522-1592)将珠光的精神?绍鸥的形式相结合,加上自身对禅的体悟,将茶道提高为一种俗化了的生活禅,从而完善了茶道?日本人虽然崇尚茶道,但因其核心是禅,非普通百姓所能领悟,所以很难在百姓中盛行开来?到了江户时期,明朝高僧隐元隆琦被聘东渡日本传教,同时将“煎茶法”也传至日本?由于煎茶法既方便,又不受场地限制,很快被大众所接受? 从两国茶文化的沿革可以看出其发展时序上的一致性?日本茶文化深受中国影响,闪烁着中国茶文化的光彩?但从室町时代开始,它与禅宗紧密结合,向着精致空灵的方向发展,形成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东方文化——日本茶道? 三?中日茶道的精神实质 中国茶道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统一,其精神是“廉美清和敬”,即指清廉俭朴?平和快乐?清澄寂静?真诚处世?敬爱待人? 儒家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最大?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认为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要求中庸处世?茶道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的平和快乐格调是中国茶道的主调,儒家的道德和礼仪为茶道提供了茶礼? 佛教对中国茶道的影响也很大?它历来推祟饮茶?首先,因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清心定神?去除杂念?所以喝茶既满足坐禅需要又不破坏佛教清规?其次,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中的第一谛苦谛,苦谛视人间为无边的苦难,当参破苦谛,达到大彻大悟,便是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清苦,品茶之苦味,苦后回甘,这与苦谛一致?所以茶一直以来深受禅僧们的喜爱?同时,随着佛教的发达,唐代僧人煮饮天下,世人争相仿效,于是饮茶之风盛行民间?还有,“廉美清和敬”的茶道精神也正是佛教弘扬的精神? 除佛?儒二家之外,中国茶道还受道家影响?道家为求长生不老,苦炼金丹,但始终都未能如愿?因茶有强身健体,延长寿命之功效,于是逐渐被视为仙药?道家倡导通过饮茶,以求得道成仙?同时,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才是真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茶人喜欢空灵虚静的饮茶环境,将自己融于自然,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的美学意境,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统一的? 将饮茶习俗和优良茶种传入日本的是遣唐僧人, 茶文化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也是一些高僧,并且从日本茶道产生到完成,起关键作用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人也是禅宗的信奉者?因此,从日本茶文化的开始直至茶道的完成都与佛有着不解之缘,日本茶道主要受禅宗的影响? “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精神正是佛教禅宗精神之所在?“和”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指讲究本来面目,不造作,与茶事的自然融合?“和”源于禅宗“慈悲善良,温和之心”的精神和《金刚般若经》的“如如不动”教义?“敬”指敬爱之心,这与禅宗教义“二部四众?平等互重”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互重的精神是一致的?“清”指清净,它源于禅宗“六根清净”?“寂”即“无”,强调“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这正是源于佛教“空无”观? 日本茶道还讲究“一期一会”的心境?它源自于佛教的无常观,是指世事无常?既然没有一样事物是保持不变的,那么人与人的每一次交会也是绝无仅有的,茶事活动亦如此?只要还原自我,怀着只此一次的信念,无造作?无杂念地投入,就能从紧促短暂的茶事中获得无限的自由?茶道中还有数寄屋?石缸?茶碗等许多不规则物体,这是因为茶道界以“不对称?不重复?绝无仅有?变化等”为美,如事物太过于正规匀称,则会变得索然无味,只有不完整?富有变化(无常)才更有情趣?这种审美意识源自以“无常”为美的禅宗美学观,禅宗强调追求完美的过程超过完美本身,让每个人充分地发挥各自的想像力,完善那些不完美的事物,才能得到美的极致,因此有意地避免用完整来表达完美? 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是茶禅一味?禅门认为,喝茶?坐禅都是平凡事,如能在平凡事中找到真实,则表示心已被启发?例如:日本茶道有单饮和轮饮两种饮茶形式?单饮是指宾客每人单独一碗茶,轮饮是指客人轮流品尝一碗茶?不管哪种形式,日语都称之为“お茶を一杯 む”?“竹田默雷禅师说:‘若一碗茶让众人轮流喝,可有说不尽的禅味?’他认为一碗茶轮流喝与‘经行’(诵经行走)具有同样的情趣,茶道的奥妙是无法之法,妙在乱中有序”可见,日本茶道已经脱离了饮茶概念,成为了一种无茶亦可的禅宗修行的新形式? 四?结束语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有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它将儒?道?佛三家思想有机地融入,从各个方面都突出儒教的“礼”?道教的“清”?佛教的“悟”等精神实质,体现出中华 传统文化 重视天人和一?和谐统一的特色,中国茶道是无愧于世界文明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与之相比,日本茶道一开始就是重禅宗精神,已经升华到宗教哲学高度,成为了一种生活禅?所以它有一套严密复杂的仪式;茶人也都是修禅之人;其目的已不在于饮茶,而在于道,它是“禅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禅的活动”?在中日文化的不断交流过程中,在弘扬中国茶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对日本茶道认真探究,彼此不断地互 相学 习,使中日茶道向更深远?更广泛的方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翟文伟,齐正奎.简话中国茶与禅[J].丝绸之路,2003,(2).[2]朱颖.禅宗与日本茶室建筑管窥[J].中外建筑,1999,(2).[3]陈永华.禅文化: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从中日茶道的渊源?特点谈起[J].西北师大学报,2003,(5).[4]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M].人民出版社,2004.[5]罗国中.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1).[6]小组成员:苏州大学文正学院02级日语专业学生 王园?叶飞?徐慧?喻蓓,指导老师:李东军,学术论文《日本茶道与中国茶文化》,2005. 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2 浅谈日本茶道文化 摘要：中国茶道是日本茶道的祖先，但是日本茶道却拥有自己的特色。它拥有自己的的发展过程及独特内涵。日本茶道必须按照一整套规定程序来进行，它不只是一般的是社交手法，更是通过品茶和茶道来达到陶冶情操，抒发情感的目的。 本文从日本茶道的创立及形成入手，通过对日本茶道中茶具及茶室布置等方面的分析，来简单探讨日本茶道中所体现的日本人传统审美意识以及其蕴含的禅宗精神。 关键词：日本茶道、审美意识、茶具、茶室、和敬清寂 一、日本茶道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日本茶道是日本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中国茶道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茶道由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发展、变化、融合形成了具备大和民族韵味的日本茶道。 唐代中期，派遣来中国的日本僧人最澄将中国的茶叶盒种子带回日本，并 种植 在大阪一带。茶叶刚刚出现在日本的时候属于贵族用品，只有权贵、少数高级僧侣才可以享用茶叶。茶道被当作一种特殊的有品位的文化活动仅局限在权贵的身边。 但到了镰仓时代，受《吃茶养生记》的影响，茶道有权贵和僧侣发展到了平民中间。等到了室町时代，以种茶为生的茶农开始对茶叶进行品评和开办品茶会，逐渐的这样的集会变成了平民的娱乐活动，并由此发展成为了日本最早的茶道。 对于“茶道”这个名词，最早则是由和尚村田提出来的。他把对佛法中的领悟融汇到了茶道之中，它起源于“佛法存于茶汤”的道理，并借由此发展成为了最具自然气息和朴素的茶风。 日本战国时代的千利休则把日本茶道进行改进并提高到了艺术层次。千利休把室内富丽堂皇的的装饰简化到了非常朴素的程度，让日本茶道脱离了物质因素的纠缠，让日本茶道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与此同时千利休还特别要求“本心”的重要，并提出简化茶道的特殊动作，要随意的品茶并放弃外界的形式操纵，来达到用心体会茶道的高深意境。 二、传统日本茶道中的审美观念 在伊藤古鉴所著的《茶与禅》中，把日本的传统茶道分为了三个层次：品茶技巧、品茶礼仪、茶“道”。 日本人的审美观和品茶观完美的体现在其中。品茶技巧就是茶人怎么挑选合适的茶具、怎么放置屋内的盆景和装饰品、怎么点茶、怎么调配茶后甜点;品茶礼仪就是主人和宾客间的礼貌问题。主要方面就是主人对房屋的打扫和茶会上的表演节目;第三点茶道，就是品茶人在喝茶的过程中对人生的领悟、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几个方面来深入的走进日本茶道文化，领悟其精髓，感受其文化。 (一) 茶具和装饰品 在日本的茶道文化当中，我们要深入的了解下其茶道文化的精髓，就要首先了解下其茶道文化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即：茶具和装饰品。 日本茶道中的品茶工具、书画文字、盆景等饰物，体现了日本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从日本传统茶道的祖先村田珠光开始，日本人在查到中找到了寂静和质朴，来探索平淡生活中的点滴趣味。 在日本的名流中，也不乏在茶具和装饰品中有自己特有要求的，他们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茶道鼻祖村田珠光。村田珠光追求的是质朴，村田珠光自己就经常选择质朴的茶具，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约简朴。他认为大和民族的黑色陶器颜色暗淡，但却拥有有 简谱 、寂静的美丽。使用这样的简约茶具，情真意切地待客，既有品茶的乐趣，对道德情操养成和锻炼也大有用处。 再挑选和物的基础上，应当多多选择用淡色系的朽叶色、淡青色茶具和适应寂静分为的茶具。茶道鼻祖村田珠光说‘正是这种以严峻、淡然、悠闲寂静为美的审美观点，才能让人把握到生活的乐趣，来达到灵魂上的追求。 自主独立的品茶地点、露天场所、石头灯笼等的设立都是千立休提出来的。品茶地点虽然简约淡然，喝茶的人却让茶具茶室干净整洁。只有喝茶周围的环境干净整洁才能“进入自悟之道的境界，和美、寂静有佛家的气氛才是最正宗的茶道。对于茶道的鉴赏千利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正好是日本人对传统审美观的具体表现。 (二) 茶室周围的布置 在布置品茶地点周围的环境方面，品茶的人所看重的就是喝茶时的虔诚心情，对周围大自然的美特殊的重视。插花对于日本茶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选用应季的花草树木，必须看重大自然之美，顺应花朵枝干的自然之势，不要求奢华，只需要简约自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他们所呈现的大自然的魅力，要和茶室中与季节、书画遥遥响应，真正意义上的靠近生命的本质。 从这里看出，这就是日本人传统的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理念。《茶之书》中也提到“花瓶滴落的清水其实并不需要加以抹去，因为它暗示着露水一般的纯净与清爽”。同样体现了日本茶道中的人当与自然相融合，在茶道环境的布置与高深技术中，重视大自然，轻慢人人之间的锁事，注重生命最本真的和谐。 (三)和敬清寂 17世纪前期，16世纪末期，千利休用“和敬清寂”四字囊括了日本传统茶道的精神理念，建立了日本最正统的茶道。“和敬”主要代表的是人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用心交流，万万不能妄自尊大;“清寂”指的是冷静严肃、淡然、悠闲的审美观点。 在举办品茶聚会之前，品茶人必须先打扫周围的环境，保持室内整洁，茶具的干净，茶叶必须经过精心的加工碾碎，茶具要反复清洗干净一尘不染，插花也要根据宾客的不同和季节的变换来选择。 茶人品茶时的动作符合规范迅速敏捷，“既要让人产生舞蹈时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精确规范”。因为这样宾客才能感觉到主人的重视和尊重，展现了主人待客的真诚。在茶会上，宾客们的穿着也非常重要，因为要与茶会的背景相互协调，身份再崇高的贵族都必须爬跪进入。入座之后也不能喧哗保持安静，并需要向着主人放置在王床间的画行礼致敬。这样才能体现出人与人交流的“和敬”气氛。 到了室町时代中期，伴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城市慢慢变的奢华和喧闹。很多人开始厌倦了这种喧闹的生活，把寂静、淡然、悠闲为美，他们期待着过上隐居的生活，来达到心灵上的安慰。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佗”有是幽远寂静”、“闲适”的含义。一边喝茶一边和朋友谈天说地，不问世事，修养身心。“清寂”之美从这个时期得到广泛的流传。 (四)禅茶之缘 日本的传统茶道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规范来完成的一种艺术。并且日本茶道的根本精神，正是包含在这些看似复杂繁多的程序中。而这些繁杂的工序 并不是要让品茶人的注意力从茶本身上移走，而是要茶客细心体会整个品茶的过程，从而把品茶人从世俗的喧嚣、和生活的琐碎中解脱出来。 茶道中禅的意义，就是通过繁琐的品茶程序和规则来锻炼人们的本心，当这些繁文缛节不再使品茶者苦恼，当饮茶人随意之间就能表现出茶道的礼仪规范，才算领悟了茶道本身的真谛。 茶道的最高境界就是把精神修养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茶会本身的形式，宾客和主人之间的相互配合，在寂静淡然的品茶环境中，以喝茶、欣赏茶具、宾主间天天说地的形式，以此来达到修身养心的目的、还能让我们洁身自好，拥有更加的完美意识和品质。这也就是禅宗里的“勿使染尘埃”和“本来无一物”的两个境界。 在整理中，我们发现：人们只有通过不停的反问自己的内心，才能最终令尘埃无可染之处。日本茶道，是用一种仪式来向人讲述禅的思想，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融佛教、道教、儒家学说为一体的一种精神文化。领悟了这些方面才能更好的领悟日本茶道文化的内涵。 三、结语 日本茶道其基本精神被日本学者概括为“和、敬、清、寂”四个字，主张通过在茶室中举行茶会的方式来了悟禅法，参透本心。日本茶道推崇朴素的“闲寂”茶风，“在不引人注目的外表之下暗含着无价的宝物，在贫困之中深藏着难以言尽的恬静的喜悦”，这种意境被日本茶人奉为美的极致。“闲寂”的美学理念不仅显现于茶具、茶室、茶仪等诸多外在形式之中，更深深渗入了茶人的内心世界，成为日本茶道艺术最为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构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日本茶道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和业余活动，它让人们在谨慎的品茶过程中养成认真、并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同时，其实茶道本身已经成为了大和民族对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并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参考文献 [1]村井康彦.茶道思想[J].日本研究，1990(1)：79. [2]千宗室.茶道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发展[J].日本学，1995(5)：273. [3]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25-26. [4]钱朴.茶道渊源初探[J].农业考古，1995(38)：51. [5]铃木大掘.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出版，1989. [6]铃木大拙.禅与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7]吴平.禅趣人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赵天相.〈茶禅一味〉寻踪有感[J].农业考古，2000(58)：126. >>>下一页更多精彩“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
浙江茶叶出口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浙江大学茶学系 汤一 刘祖生 杭州310029)摘 要 浙江茶叶出口发展迅速，优势明显，在全国茶叶出口和全省茶业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产品结构、出口、市场分布、经营机制等方面分析浙江茶叶出口之特点及发展态势，并就如何应对绿色壁垒等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改善出口，贸易条件，提出一些探索性思路。关 键 词 浙江;茶叶出口;绿色壁垒;贸易条件;产品结构中图分类号 S5571.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577一8921(2003)03-155一04 一、当前浙江茶叶出口的主要特点1.1浙江茶叶出口量在全国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浙江现与摩洛哥、俄罗斯、塞内加尔、日本、欧盟等约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茶叶贸易关系·主要出口珠茶、眉茶、蒸青茶等。2002年全省共出口茶叶12.11万吨，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48.0 4% ;出口创汇总额14275.7 万美元，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43.13 写.其中，绿茶出口创汇12952.8 万美元，占全国绿茶出口总值的64. 12%。近年来，浙江茶叶出口量值占全国茶叶出口之比重如表1. 由表 1可 知，浙江茶叶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6年至2002年七年间，无论是出口量还是出口创汇额均翻一番以上，茶叶出口创汇占全国份额呈稳步提高之势，由1996年时的21. 91%增加到2002年的43.13 %。由此可见，浙江省在全国茶叶出口中的领先优势，近几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1.2作为浙江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茶叶的比较优势明显。由于浙江省农村生产要素结构表现为人力资源丰裕，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因此，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种植业或养殖业，应该优先发展，而大量消耗土地资源的广种薄收的农作物应受到一定限制川。茶园大都辟在山坡上，对耕地占用少;茶叶采摘、加工等环节需投人大量人力资源。这说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符合浙江省的比较利益。目前，茶叶产值占全省农业产值的1.72 写，对全省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茶叶在浙江省出口农副产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杭州海关统计，1998年茶叶出口创汇8743万美元，在全省农副产品出口比重的排序中列第三位，仅次于水海产品和蔬菜，目前这三种产品仍然分列前三位。1.3 市场化的出口经营机制逐步形成，出口经营方式灵活多样。1979年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浙江成为单列口岸以来，茶叶出口自主权不断扩大。1993年后外贸体制改革，出口放权，大大调动了茶叶出口企业的积极性。我省从事茶叶出口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不断增加，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目前省内拥有茶叶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已有浙江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浙江分公司、浙江粮油进出口公司、浙江中大集团公司、浙江华发出口茶厂等二卜家左右。此 外 ，浙 江出口茶的经营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如茶厂自营出口、代理制、补偿贸易等近年来，浙江茶叶不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如乌兹别克斯坦等低档绿茶市场、日本蒸青茶市场等，使浙江茶叶出口量节节攀升，不断创出历史新高。1.4绿茶所占的出口比重越来越高.出口茶的产品结构有所改善。绿茶是我国产量最高、出口量最人的茶叶产品。与全国其它产茶省相比，浙江所产绿茶不但产量高，而且品种齐全优势尤为明显，当前国际市场上一半左右的绿茶来自于浙江省的出口。由表艺可知，1996年以来，浙江省出口茶之茶类结构特征十分明显，目前绿茶出口比重占90%左右，共次是花茶，约占6%，而红茶和其它茶类出I=I量很小。由于 当前 绿茶出口的比重已很高，不同茶类之间的结构调整已缺乏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积极开发新的绿茶品种，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8。年代末期在浙江省率先起步的蒸青茶，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珠茶、眉茶等传统绿茶产品在西北非市场供过于求所带来的市场压力此外，出口企业还不断调整优化绿茶不同花色品种之间的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出口的整体效益。l. 5 出口的交易渠道有所拓宽，但主销市场依然集中在西北非。浙江茶叶出口市场较为集中，以绿茶为例，西北非占50%以上，其次是亚洲和欧洲，2000年对欧盟之出口尚占900左右之份额，由于受绿色壁垒的影响，2002年这一比重已大大降低。以进口国别而论，当前浙江绿茶最大的上销市场在摩洛哥，占出口总额的31.47 ，其次是日本，占13.8 9写1.6 由出口茶生产基地逐渐发展成为加工拼配基地和出口集散地。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名优茶在浙江茶业经济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名优茶的大量采制，导致供应出口的毛茶原料受到一定影响，难以满足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浙江省积极调整经营思路，拓宽毛茶进货渠道。据调查，目前，从福建、江西、贵州等地调人高档毛茶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地区，由于前期名茶加工数量较少，故毛茶嫩度与内质均较本地茶好。毛茶供销渠道的调整，促进了浙江与全国其它茶区的专业化分工和优势互补，浙江省作为我国出口绿茶加工、拼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正逐步得到确立。二、 面临的挑战2. 1 绿色壁垒对浙江茶叶出口的影响。欧盟从2000年7月1日起实施了新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I)标准以来.“绿色壁垒至，已成了我国茶叶出口的最大障碍，我国对欧盟的茶叶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川。由于浙江以销绿茶为主，对欧盟出口之比}p相对较小，与经营红茶为主的广东、广西等口岸相比，情况要好一些，但绿色壁垒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2002年1月~10月，浙江省对欧盟出口仅有0. 22万吨,400万美元，分别比F年同期下降40. 9%和33. 5肠。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它一些发达国家亦以食品安全为由，仿效欧盟提高茶叶农残的控制标准日本就通过对进口绿茶实施新的农药残留检查措施等手段限制进口。受此影响，蒸青茶出口出现很大困难['). 2002年，浙江对日本出口绿茶(主要是蒸青茶)仅7886. 2吨，比上年减少24.83%.2.2 出口经营秩序涅乱，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出日经营机制的不健全所带来的恶性竞争，低价竞销问题。90年代以前，茶叶出11由国家垄断或统一联合经营，各口岸一致对外，使绿茶的国际价格基本为我所控制，其利润率较高。外贸体制实行改革后，我国茶叶出口由垄断性经营转为开放性经营，虽然这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出日茶叶的积极性，但出口配套管理机制相对滞后，低价竞销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出口经营秩序的混乱。同时，由于国际茶叶市场总体供过于求，进口商便可通过多点订货杀价，从中渔利。贸易条件的恶化还表现在出口茶叶市场地位的降低。以前，我国绿茶的“天坛牌”等品牌，在西J匕非市场曾是家喻户晓，而目前除了“骆驼牌”等极少数几个，省内茶叶出口企业普遍缺乏自己的品牌，即使小包装出口，也大多采用进口商的定牌包装，出口价格中的品牌附加值几乎丧失殆尽。2.3 茶价连年下降，效益明显减少。近三年来，我省出口茶平均价持续下滑(图1)，出口效益明显滑坡，省内茶叶出口企业中，有些已处在保本经营甚至亏损经营状态。无庸讳言，除了经营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质量下滑是造成茶价下跌之重要因素。由于对出口茶的感官质量缺乏统一的实物标准样之约束，文字标准往往流于形式，使各出口企业在产品牌号、等级设置上拥有较大“自主权”，质检部门很难按统一尺度对出口茶质量严格把关，水货冲击的现象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杜绝。而且，价格的一降再降，往往迫使出口企业通过减少生产上的投人来降低成本，从而造成低质低价之恶性循环。此种状况，与当前茶业经济质量效益型发展要求有着较大反差。三、几点思考3. 1 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出口茶类产品的结构问题。与其它农业部门一样，茶叶属于弱质行业，这是由产品的特性所决定的。农产品普遍具有的易腐性和易损性使得其生产经营活动带有极强时效性，生产者很难通过“待价而沽”而得到利益上的保护，一旦市场供过于求，就容易导致恐慌性的亏本甩卖，市场风险较大。出 口茶 与 内销茶相比，这种弱质性的特点更为明显。因出口茶大多生产过程复杂，生产周期长，出口企业难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随时调节产量和花色等级构成。此外，随着国内茶叶需求趋于高档化，传统的大路货产品早已失去国内市场，出口茶厂是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一旦形成库存积压，就难以通过“出口转内销”加以消化。我国出口茶花色品种多，虽然这有利于提高出口的总体规模，但对贸易条件的改善，未必有利。以浙江出口的绿茶为例，珠茶、蒸青茶等花色品种，在初制环节就已定型，不能改制，其出口市场又有很大局限性，珠茶销日本不对路，而蒸青茶也进不了西北非市场。因此，就某一种特定的出口品种而言，其主销市场较为狭窄，市场适应性不强，一旦市场需求不足，恶性竞争、削价竞销的现象就较难避免。由此可见 ，进一步调整优化出口茶类产品的结构是改善出口茶贸易条件之重要途径。较为可行的措施有:其一，扩大名优茶出口，促进茶叶外销和内销市场之接轨;其二，提高传统茶叶产品的加工深度，开发更多的象茶多酚、速溶茶之类的能广泛地适应世界各地消费偏好的产品，通过传统茶与新一代茶制品的多元化组合，提高产品结构的弹性，使茶叶出口具有更多的按国际市场需求灵活调控之余地。当然 ，改 善贸易条件也可以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按国外农业支持体系中的通行做法，建立出口茶风险担保制度。一旦因不可控因素导致市场价大幅下跌，行业协会或其它相关组织对因库存积压遭受损失的茶叶出口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以防范恐慌性杀跌现象，稳定市场秩序。3.2 关于完善茶叶出口部门的产业组织结构问题我国茶叶经营分散，企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浙江省也不例外。当前茶叶出口企业一头连着国际市场，一头连着提供加工原料的为数众多的家庭生产主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十分突出，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一，按目前茶叶生产链源头环节之小农经营方式，茶鲜叶中的“农残”含量很难有效监控。一旦因卫生质量不合格遭到退货，难以追究“污染责任”，出口公司承担全部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在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出口成本;其二，出口公司削价竞销之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只得对茶叶加工厂压价，而加工厂又对茶农压价。作为小生产主体，茶农既无获得价格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无需承担出口茶农残超标的责任，这种责、权、利关系严重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降低生产经营效率。由此可 见 ，提高茶叶基层生产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推动茶叶产业化进程，其意义十分深远。浙江省的茶叶产业化试点对于跨越“绿色壁垒”已经初显成效，省内最大的茶叶出口企业— 浙江省茶叶进出口公司通过“公司十基地+农户”的经营运作模式，实现从鲜叶到成品茶的全程质量监控，在2002年上半年全省对欧盟出口大幅滑坡的情况下，该公司向欧盟出口绿茶1166吨，仅比上年同期减少3.2%.3.3 关于进一步完善出口茶叶交易制度问题出口茶的贸易条件之恶化，与交易方式和交易制度的不尽合理有着一定关系。目前 ，肯 尼亚、斯里兰卡等以拍卖方式出口的红碎茶生产国，在出口量稳定增长的同时，出口价总体保持坚挺，且明显高于我国。这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交易方式可能是重要原因。与我国茶叶出口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单纯合同订购方式相比，拍卖交易有其固有的优点。其一，作为公平交易的平台，拍卖市场没有进人壁垒，国外中小客商都可参与交易。对出口企业而言，因交易渠道被一些国外大公司垄断所造成的价格上任人摆布的现象，就可得到较好的避免;其二，拍卖市场信息公开，具有价格导向功能，可较好地防范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杀价”行为;其三，拍卖市场的起拍价这一操作工具，能为出口产品提供最低的价格保护。上述几点，几乎都触及到当前我国茶叶出口经营机制之症结。由此 可 见 ，建立合同订购和拍卖相结合的“双轨制”出口交易制度，这是改善我国出口茶贸易条件的一条非常值得探索的途径。浙江省作为全国茶叶出口的龙头，有必要也有条件开展茶叶拍卖市场的试点工作。只有大胆尝试，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完善茶叶出口交易制度，并在全国作出示范。参考文献1 卫龙宝.中国加人WTO对浙江农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浙江省茶叶 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论文集，2001:54^5 72 陈宗愁等.加人WTO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对策，茶叶科学，20 02 ,2 2(1):1 63 屠水根.浅谈余杭燕青茶出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茶叶加工，20 02 . 4:18^ 20
第一篇 连锁经营是近代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1859年，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连锁店“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成立。此 后，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连锁经营使得商品流通领域产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推动了整个流通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连锁经营已 成为全球流通业的主流。由于中国连锁经营的时间比较短，在经营管理各方面还不成熟，即使经过近些年的培养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很多连锁卖场管理水平往往落后于竞争水平的要求，短命 现象严重，经常出现“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情形，很难做成“百年老店”。这些都是国内连锁经营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连锁经营是通过无限复制，从而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性和管理的高效率的。而事实上，尽管现在很多卖场提供的产品质量相同、功能完备，员工素质也一样，价格也相差无几，可表现往往有很大不同，卖场的氛围、服务水平、经营业绩上更是参差不齐。在面对国外零售巨头不断抢滩中国，蚕食鲸吞市场的情况下，经营者们看着自己不佳的卖场业绩与停留在低水平的卖场管理，更是感觉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但他们为此而表现出的行为却又往往是手足无措，而倍感困惑。目前连锁卖场的经营困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赢利能力“没有利润，一切都是空谈。”《利润》一书的作者P.T.巴纳姆先生无疑给了所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句关乎企业生命的忠告。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随着市场格局的急剧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和更少利润的巨大压力，价格战从来没有停止过，整个商业社会已基本进入微利时代。 国内众多连锁企业竞 相开店、抢占市场，形势看似一片大好，而事实上，很多连锁卖场赢利举步维艰。以中国连锁家电市场为例，如果除去被广大厂家深恶痛绝的进场费等相关费用外，很多连锁卖场盈利基本为零，甚至出现严重亏损,卖场的赢利能力令人担忧。在开店规模与开店数量都持续扩张的情况下，提高单店盈利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理想中的状况应该是持续的赢利能力。虽然连锁卖场可以利用隐性盈利（如进厂费等）一定程度的来弥补单店盈利,但是,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盈利模式生命力很受质疑,单店赢利能力的提升是连锁企业不可能回避的问题。2．营销力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供过于求的时代，产品的生产已基本不成问题，顾客已成了稀缺资源，产品生命周期也不断缩短，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和特色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商家卖难问题突显。卖场营业额的持续提升，销售规模的不断壮大，一直以来都是店面管理人员梦寐以求的目标。从生产与流通的角度来讲,流通效率已远远落后于生产效率,如何将产品“流出去”,也就是如何将产品营销出去成为了最受经营管理者们关注的话题。因此，在买方市场下，如何持续提升卖场的营销力，解决卖难问题，尽快完成商品到货币的“惊险地一跃”，实现资本的顺利流通，甚至成为了企业家们“梦话里”的主题。顾客主权空前壮大，越来越像“上帝”，问多买少；营业人员不能进行有效的销售拦截，拦截技能停滞不前，成为了众多企业重点解决的课题，可结果往往是难尽人意，缺乏“一劳永逸”的宝典，营销力如何进行持续提升呢？成为了众多连锁卖场“心中的痛”。3．服务一致性复制，是连锁经营思想的核心。这不但要求连锁卖场之间的服务保持一致性，也要求连锁卖场内部的服务具有规范性和一致性。它对于维护卖场的统一性至关重要。连锁企业越做越大，卖场规模也越来越大，有些大的卖场动辄就是数千平米，员工数百人之多，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运营标准的一致性越来越差，规模却不见效益。如何让每一位员工的心都融入企业的文化理念，在行为表现上都能体现出本企业独特的文化，并将其传导给消费者？这也许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突破的瓶颈随着连锁卖场的膨胀日益明显，服务的复制往往是有形无神，甚而形神全无。4．卖场卖相卖场卖相是吸引顾客眼球的直接要素，是塑造店面形象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对实现商品销售的作用异常显著。卖场商品陈列管理、环境管理是构成卖场卖相管理的重要支柱。店面卖相是无声的导购员。因此，如何对连锁卖场卖相进行科学设计与维护，如何对卖场的规划布局、卫生、商品的陈列进行管理都很重要。5．员工激励任何人都不喜欢每天单调重复的工作，如果卖场员工像流水线上生产的机器一样，长期地面对单调重复的工作，他们自然会觉得枯燥无味，产生厌恶情绪和倦怠心理，从而员工积极性降低、店面气氛沉闷，顾客服务打折，从而严重影响顾客满意度和卖场销量。同时，面对微利时代，连锁企业为节省成本，各商家的人员编制不断紧缩，尤其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在双休日和传统节假日，人们购买需求旺盛，人流成倍增加，这为服务人员的工作增加了接待顾客的次数和劳动强度，也难免让服务人员顾此失彼，精神疲惫，对工作失去兴趣。如何打造职业的店面队伍，对店面员工进行激励，使他们从看似平淡无奇的工作中找到乐趣，让其快乐工作、享受工作、乐于工作；如何让我们的营业人员在某一工 作重复了无数遍之后，仍能精神饱满，激情澎湃，而非被动执行；如何让营业团队快乐执行，提升战斗力；如何让营业员全力以赴快乐工作，而非尽力而为。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零售业竞争日益惨烈，微利时代的现代商业社会，恶劣的价格战只能造成两败俱伤，而无益于市场竞争的良性发展，提供良好的、有特色的产 品和服务将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利器。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产品同质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从而服务制胜得到了更广泛地认可。因此，以上连锁卖场的经营困惑最终都主要落在一个方面，那就是连锁卖场的服务运营。当喧嚣已静，泡沫渐渐散去时，以传统低成本优势获利的连锁卖场如何迎接 新竞争环境下的挑战，如何通过更好的服务运营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获得持续赢利，如何将“持续赢利的服务运营”可以复制，将会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二篇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替换旧的制度。按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应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社会制度就是上层建筑或生产关系的体现，之所以对其进行改革是它以完全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政治创新即新的生产方式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在新的生产方式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要求日益强烈，一个国家如果希望能够维持已经革新的经济制度体系管辖之下的巨大生产力继续迅猛发展，它就必须响应日益迫切的调整新的生产方式之下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的政治要求，政治制度创新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政治制度变革在很多时候可以滞后于经济变革，但更多时候也需要同时发生，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变革更是先于科技术变革和经济制度变革，革命在一夜之间打破旧的政治体制，从而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打开光辉道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个文人思想家最初发出的“认识世界”的一声弱不可闻的呐喊，随着其思想的广泛传播，最终却酿成了如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的庞大运动，科技因此而发扬，经济因此而强盛，政治因此而进步，社会因此而全面革新。一旦经济、政治制度创新得到实现，整个社会的主干结构也就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一整套新的社会制度甚至一个崭新的新型人类社会由此而顺利诞生。又如伟大的马克思所说，生产力一旦找到自己的出路，最终将决定所有上层建筑变成什么样子，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对生产力产生推动或阻碍作用。一切的思想、科技、经济、政治变革，最终将我们的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改造成前人不可想象的样子。而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体系，如果它仍然是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那么它将全方位地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使得新生的生产力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如果社会制度体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那么它一方面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迟早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样的规律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你是先进行了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或是科技革命，虽然在先后次序上会有所差异，但其内在实质不会改变：所有重大发展必须首先以思想革命或创新为基础，然后以推动经济、政治发展的科技创新的依托，接着配合以支持科技创新迸出出来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合适的微观、宏观经济制度，又配合以保障经济制度执行的政治制度创新，最后全面创新原有社会制度体系，创造出一个难以置信的新社会。所有创新的根本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发现、发掘、发扬、发展人类的生产力。凡是支持生产力发展的变革，就是先进的变革，凡是束缚甚至阻碍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变革则必定是落后的，无论它是思想、科技、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艺术。既然思想创新、科技创新、经济创新、政治创新、社会创新五大连续创新是一个大国成功崛起的内在基因，那么，培育这些成功基因的方法就是造就一个大国的方法。重视教育、开放的态度和政策、言论和研究的自由及支持机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上的相应法规。企业、政党、甚至个人要成就百年伟大事业，其基本规律与上述国家战略原理相同。企业一旦推动了思想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能力，它的生命力迟早将悲伤结束。 仅供参考！~~
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各地的文化也产生了影响。那中西方茶文化有什么不同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中西方茶文化论文，希望对您有用。
中西方茶文化比较
【摘 要】在饮茶之风日益盛行的21世纪，茶文化在世界各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茶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与茶有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30多亿人饮用茶叶。中国茶传到西方之后，经过西方茶人的发扬，形成其独特的西方开放式茶文化。文章通过对东西方茶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探索东西方茶文化的精髓。
【关键词】中西方;茶文化;比较
一、中国茶文化溯源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茶与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离。茶之于中国，不仅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种悠久璀璨的文化。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叶的发源地。在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它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教的浸染，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道精神。
从魏晋时期开始，茶文化中，首先融合了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观念，主张以茶协调人际关系，实现互爱、互敬、互助的“大同”，并期望以茶的清廉、高洁之精神磨炼自己的意志。其次，茶文化融合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茶产自山野之林，正蕴含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的神韵，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佛家茶文化具有“苦寂”，以茶助禅，明心见性。佛学家认为，茶能使人心静，有节制，与禅宗规诫相适应。各家茶文化精神有着内在契合点和相通之处，即和谐、平静的精神。而在明清以后，茶文化出现了一种返朴归真的现象，茶人更追求的是茶的本身至味的内在意味，并寻求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
二、西渐
茶及其衍生的茶文化均发源于中国，流传千年，影响深远。千百年来，茶叶在全球广泛传播，中国的饮茶器具、制茶工艺连同中国传统的茶道文化和独特的东方哲学一起播撒四方。
古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茶叶贸易往来主要通过以下路线：(1)茶马古道――向西南，传播至西藏和印度。在高寒地区，人们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容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2)丝绸之路――向西由我国的新疆传播至中亚。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对外输出的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为大宗。茶叶作为古中国的特产，也随着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各国。(3)草原之路――向北传播至今天的蒙古、俄罗斯及广大的欧洲地区。(4)海上之路――东传播至日本和朝鲜，南传播至中南半岛，以明朝郑和下西洋为肇始，向非洲、欧洲和美洲传播。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中国出发之货物主要以丝绸、茶、瓷器为主。
三、西方茶文化理念
由于人文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差异，表现在饮茶时间、品茶文化行为等方面。不管是在品茶的对象上还是方式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都保持着不同的风俗和习惯。
美国被称为咖啡王国，却有大约一半人喝茶，也创造了自己的饮茶文化。崇尚快节奏的美国人大多数喜欢饮冰茶，这茶以饮、以凉为主，大都是不带任何茶叶痕迹的速溶茶。
德国人喜欢饮花茶，但不是我国用茉莉花、玉兰花等制作的茶叶，而是用各种花瓣加上苹果、山楂等果干制成的，里面一片茶叶也没有，真正是“有花无茶”。德国人居家饮茶是用沸水将放在金属筛子上的茶叶不断地冲，冲下的茶水流到茶壶内，再将茶叶倒掉，所以茶水颜色很淡，这也成了德国人独特的“冲茶”习惯。
在下午5点钟喝下午茶成为许多英国家庭约定俗成的习惯。下午茶时间可以说是一天当中充满温馨、其乐融融和传情达意的美好时光。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客，世界上茶叶销售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平均一年一人约需2公斤茶叶，英国人均饮茶量是中国和印度的3倍，年均饮茶2公斤。
西方这种开放性饮茶法，虽未能如中国之茶道般上升到天地自然一体的哲学高度，但有饮茶的新生命、新传统作基础，普遍又活跃。
四、比较中西茶文化异同
纵观中西方饮茶历史的演变，虽相隔千年，但两者都是先认识到茶的药用价值，开始饮用，继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通的饮品;茶同样都渗入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但二者品茶方式、饮茶礼仪、茶道精神等各有不同。
(一)品饮方式的不同。中国饮茶分为两类，一类是“清饮”，不加入任何有损茶的本味真香的配料，单用开水泡喝。另一类是“混饮”，即在茶中根据个人的口味嗜好加盐、糖、奶等，目前这种方式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
英国人在茶里加入牛奶和糖以去掉茶碱，把苦涩的茶水变成适合自己口味的甜饮料。此外，英国人对茶叶本身也进行了改造。袋装的速溶茶叶末代替了片片茶叶，而中国人习惯将整片茶叶放在开水里。
(二)饮茶礼仪的不同。在多数中国人眼里，饮茶随时可以进行。相比起来英国人嗜茶、尊茶的风气要浓厚得多。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一天至少喝五次茶。早晨醒来，主人会靠在床上喝一杯醒早茶，提神醒脑，如果有客人，早茶就是问候客人的最好方式;上午11点钟左右，是红茶佐茶点;中午午餐时要喝奶茶;下午5点钟左右是著名的下午茶;晚上睡觉前要喝告别茶。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茶宴、花园茶会等。
(三)茶道精神的不同。“和、静、怡、真”是中国茶道的“四谛”。“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茶道的灵魂。“静”是中国茶道修习的不二法门。“恰”是中国茶道修习实践中的心灵感受。“真”是中国茶道终极追求。中国人饮茶常把它作为精神的激励与情感的寄托。与中国茶道不一样，英国人品茶更活泼和更重社交，强调一种优雅的格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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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国度的茶文化
【摘要】中国和法国虽地处欧亚两端，隔着千山万水，但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本文主要以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为主题，分析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交流历程，以及这种文化交流给两国带来的巨大影响。此外，由茶文化的交流深入至中法两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指出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文化这个不可或缺的交流主题在国与国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茶文化;法国;文化传播;文化交流
谈到茶，让我们为之自豪的是我国不仅作为茶的原产地，而且拥有丰富的茶种类、多处的茶产地、异彩纷呈的茶文化。此外，茶无疑作为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并成了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目前，随着我国的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交流，饮茶风俗已遍及全球，全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种茶。追根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饮之茶，所种之茶，以及饮茶方法、栽培技术、加工工艺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我国传播去的。在传播茶的同时，茶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也就显得顺应时事、理所当然。茶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以茶作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包含和体现了不同时期下与众不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由于各国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茶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交流中也就必定绽放出不同的耀眼光芒。
提起文化，提起我国，毫无疑问，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是为世界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提到法国，无需思考，这是个极其浪漫的国度，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各方面都弥漫着唯美、浪漫的气息。也正是由于法国这种文化氛围使这个浪漫的国度在接受外来文化，注重外来文化交流时，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精神层面，都或多或少覆盖了浪漫气息，与众不同地阐释了文化的接受、交流与融合。因而，中国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交流，则更以一种清新、淡雅、浪漫的姿态丰富了茶文化自身的广阔内涵。
茶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国内，自云贵高原传播到全国各地，即从西南地区的产茶区辐射到东南、东北地区;在国际方面，茶最早开始对外传播的时代虽仍存在争议，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在汉代。此后，茶及茶文化在全世界开始广泛传播至亚洲、欧洲、非洲等，可谓是遍及世界各地。
目前，在欧洲，法国这个浪漫国度已经成为欧洲的第四大饮茶国家，人均茶叶消费量仅次于爱尔兰和英国，和德国相差无几。在这样一个茶叶的消费大国，我国的茶文化传入经历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过程，茶文化交流与融合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浪漫的文化气息。
中国茶传入法国有近四百年的历史。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交流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来认识，即茶文化在法国的早期传入阶段、茶文化在法国的交流融合阶段、近五十年来茶文化热在法国的兴起阶段。
首先，从茶在法国的早期传入阶段来认识：1636年，荷兰商人把中国的茶叶转运至法国巴黎，自此，法国人开始接触茶叶。法语中，也开始有了“茶”一词。1700年，一艘名为阿穆芙莱特的法国船只，从中国运回丝绸、瓷器和茶叶等，正式拉开了中法茶叶直接贸易的序幕。但这一时期法国的茶进口贸易尚未独立，多是和其他货物一起输入法国的。1728年，法国首次在广州建立商业据点以方便从中国收购茶叶。这样一来，就更加方便了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交流。
茶传入法国初期，医药界曾认为茶叶中可能含有一些医药成份而反对饮茶。随后又因饮茶有利于健康的观点取得最终胜利，茶的饮用便开始被接受。但由于茶的价格昂贵，最初的饮用仅为皇室贵族所接受。随后，由于皇室的倡导，饮茶逐渐在法国巴黎的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与此同时，茶文化在法国的形成，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早。原因在于，浪漫的法国人在接受茶的同时，能够从精神层面去体验茶文化的品味和情调。法国上流社会把茶视为贵族饮料，有文化的人一起喝茶，并试图从茶本身发掘出一种深厚悠远的文化。在饮茶方式上，这一时期的贵族，除清饮茶汤外，逐渐开始尝试其他的饮茶方式，如在茶中加入牛奶等。此外，法国的文人也开始了以茶为对象的文学创作，如蒙忒所作的《茶颂》等。总而言之，早期的茶传入和文化的形成，只局限于法国的贵族阶层，并没有渗透到法国各阶层人民中。
其次，茶文化在法国的交流融合阶段：即在法国大革命后，伴随着贵族阶级的消失，茶不再仅仅作为贵族饮料饮用，饮茶之风在广大民众中开始流行。这个时期，我国茶的品种传入法国的越来越多，专营茶叶进口的茶商开始在法国出现，后来在巴黎等地又出现了一些专营茶叶或以茶为主的商号。这都为中法两国的茶贸易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为中法茶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此时的法国在经营茶贸易的同时，开始了茶树的试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随着老舍《茶馆》的上演进军法国，带来了法国的茶馆热。在浪漫的法国人眼中，他们尤其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到外面的茶馆饮茶，他们认为饮茶体现了一种团结和睦的精神。这一饮茶喜好，也直接推动了法国茶馆业的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茶文化在法国的发展，还表现在法国兴起了喝下午茶之风。随着法国工业化的进步，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供应点心的下午茶的出现正好适应了法国人民这种生活节奏，逐渐在法国流行开来。这些都可展现出，这一时期，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已经扎稳了一定的根基，法国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根据自己的文化氛围与需求，发展了茶文化的内涵，也为品茶类型与饮茶方式的丰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再次，近五十年来，茶文化热在法国逐渐兴起。这一时期，法国茶叶的进口与销售都达到了历史上最新水平。法国的中国式茶馆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几乎遍布于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时的饮茶群体已经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他们经常出入茶馆，品茗小憩。很多法国人认为，茶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味觉享受，茶文化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内容。在法国人眼里，茶已经成为最浪漫、最富有诗意饮品的代名词。在众多法国文人的创作中，有关茶，茶文化的描写和涉及开始频繁出现。在法国，大多数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同样不仅把茶看作是一种东方传入的饮品，更是把茶看作是净化自身心灵的佳品。这样一来，茶的自身定性，茶文化的淡然、净化的内涵，通过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发展，得到了良好的补充和诠释。
伴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茶文化传播在法国的逐步深入，法国人民接受了来自古老悠久民族的茶文化，传播着并丰富着。时代的发展，贸易的往来，交流的密切，茶文化在法国的交流方面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种类和异彩纷呈的样式。自2000年以来，中法茶文化交流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示在世人面前，呈现出兴盛场面。其中，最主要的交流形式则是通过茶展、茶文化周、茶文化节来淋漓尽致地诠释茶文化的悠久魅力。在这些文化展示融合中，法国人民根据自身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更加领略到中国茶道的崇高艺术魅力;领略到中国茶艺的精湛技艺;领略到中国茶文化悠远深刻的内涵;领略到中国这个文化深厚国家的文化宗旨。
当然，以上所提到的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也好，在法国的交流也罢，都是以我国占茶文化输出的主导地位而言的。当然，法国在接受和发展我国茶文化的同时，对我国茶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在资料记载中，位居上海的法国人开的茶馆中，客人不仅可以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茶，也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法国茶，此外，还有很多法国的奶茶，法国的下午茶的品种供客人品尝和享用。这样看来，无疑，茶文化的交流，乃至整个国家文化的交流，都是极具开放性，兼容并包的。
时代是前进的，世界时发展的，文化是融合的。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随着中法茶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和开展，中法两国的茶文化在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过程中，会发展地更加美好;此外，中法两国各自的传统文化在求同存异、日渐密切的国际交往中，必定也会拥有更加和谐美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刘朴兵. 略论法国茶文化的演变[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5.
[2] 刘建生. 中法文化差异与共识[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6:10-15.
[3] 汊汉. 西欧观众为东方茶艺喝彩―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茶艺团出访法国里昂侧记[J]. 农业考古,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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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tea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tea culture as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the tea culture has added new meaning and vitality, in this new era, tea form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Extension of tha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ea Culture Rongjin new era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odern news media and the essence of market economy, so that the value of the tea culture more notable features of modern society's role in further enhanced. China has a population of tea-drinking habits of a large proportion of tea almost every family, every family prepared tea.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Induction Cooker kitchen appliances such as people's needs have changed. Recently, a devoted to the electromagnetic Chalu tea by the vast number of consumers concerned with the favorite. Today, customers increasingly high expectations of home appliances,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telligent home appliances to meet customer needs, in order to gain greater market share,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home appliances may be provided. At present, China's consumer electromagnetic Chalu consumer mentality is maturing, an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people on the request of the electromagnetic Chalu products will increasingly high, not only in design, function and innovation, embodied in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tent of human demand on. Increasing focus on consumer products functional design, some unique personality, easy operation of the human design products by consumers of all ages. So in chang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products form the basis of a sing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uman needs. Design that features a simple, easy manipulation, a fair and reasonable appearance, while reducing costs to meet the varied and colorful life characteristic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ir design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feelings of people drinking tea, is to enable consumers in general feel is genuine In more secure, more convenient and healthy products to enjoy. Chinese elements, the design, the trend is the rise of China, the Chinese design to the world. "Product modeling shows or should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ir products, through the products cleverly integrated into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elements to achieve innovation. Let us work for the Chinese design, Chinese style popular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tea culture intelligent wind
中国茶文化论文：茶文化的“考古”和“论证”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钵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钵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钵。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钵！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杂”，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传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钵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
China's tea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tea culture as the evolution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the tea culture has added new meaning and vitality, in this new era, tea form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Extension of tha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ea Culture Rongjin new era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odern news media and the essence of market economy, so that the value of the tea culture more notable features of modern society's role in further enhanced. China has a population of tea-drinking habits of a large proportion of tea almost every family, every family prepared tea.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Induction Cooker kitchen appliances such as people's needs have changed. Recently, a devoted to the electromagnetic Chalu tea by the vast number of consumers concerned with the favorite. Today, customers increasingly high expectations of home appliances,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telligent home appliances to meet customer needs, in order to gain greater market share,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t home appliances may be provided. At present, China's consumer electromagnetic Chalu consumer mentality is maturing, an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people on the request of the electromagnetic Chalu products will increasingly high, not only in design, function and innovation, embodied in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tent of human demand on. Increasing focus on consumer products functional design, some unique personality, easy operation of the human design products by consumers of all ages. So in chang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products form the basis of a sing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uman needs. Design that features a simple, easy manipulation, a fair and reasonable appearance, while reducing costs to meet the varied and colorful life characteristics. It can be said that their design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feelings of people drinking tea, is to enable consumers in general feel is genuine In more secure, more convenient and healthy products to enjoy. Chinese elements, the design, the trend is the rise of China, the Chinese design to the world. "Product modeling shows or should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ir products, through the products cleverly integrated into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elements to achieve innovation. Let us work for the Chinese design, Chinese style popular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tea culture intelligent wind等吧你 哈哈 以后记得在问的时候说上不要机器翻译 我拿两分走人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仁”的思想是当代重要的价值观。是重要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从最初的学习普及转为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血脉相连，也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和合 仁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用文化包括好多的方面，以下介绍几个方面。首先介绍的是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使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这有其封建的等级思想，但也有尊老爱幼的含义，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抑制私心欲念，遵守社会制度秩序，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当代中国孔子的仁学思想从自觉地实现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转变唯一是和文化心理习惯的形式。仁学的思想能够在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失衡，建立理想人格世界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向人性化方向的人本管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民主与宪政的社会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其次介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合”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共同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是在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形成的，并且已经在中华民族深深扎根，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任何外来文化只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补充。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继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充分认识，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就是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找到历史坐标，找准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道德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一、“西方化”及其历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国外研究现状是。1、在撰写之前，要先把从网络上和图书馆收集和阅读过的与所写毕业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和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归类整理，找出课题的研究开始、发展和现在研究的主要方向，并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2、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考察学生对自己课题目前研究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与把握，间接考察学生是否阅读了一定的参考文献。3、毕业论文，撰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前沿，从而开拓思路，在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避免研究重复。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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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大众宗教
作者：[美]韦思谛 编
译者：陈仲丹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10
页数：316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大众宗教的相关优秀研究论文。书中论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在中国民间已大体消失的宗教崇拜，而非现存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如：白莲教，以及对天后（妈祖）、关帝、碧霞神君、五通神的崇拜等。对于以上各种民间宗教，各篇论文都有独特的研究视角，使读者在宗教沿革之外得以了解：白莲教通过师徒和家族联系的传播网；天后（妈祖）和关帝作为神的形象有着丰富内涵而不仅仅是国家鼓励的那一种标志；对碧霞神君的崇拜因为与女性行为联系密切使儒家文人对之带有疑虑和敌意；五通神虽然被认为是公认的恶神，但演变成一个普济的财神是和中国明末请初的迅速商业化分不开的；宗教崇拜和中国人如定居台湾的客家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此外，本书还因为对文化移植的复杂性和困难的关注，收录了有关“孔夫子”这一名称的创造的论文。
作者简介：
本书主编系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汉学家。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一般导师都是建议写可引用资料文献很多的那种大众化题目，你开始提的那个范围实在太大了，都没法找切入点这是我同学当时写的题目，给你参考一下，一个写的是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她是拿《红楼梦》的翻译作为切入点展开论题的，具体好像是分析翻译的几个理论在这部名著翻译是如何应用的，进而把这部名著所表现的古代封建家族的图景诠释性的展示给国外读者，她写的论文论题就直接把“红楼梦”用上去了另一个写的是在礼仪方面“婉转语”的应用，打个比方说就是一个人死了不说die说pass away，但她也是把这个范围缩小到商务礼仪这个方面，好些多了总的来说，就是把范围一缩小再缩小就可以定论文题目了，我当时写的是英美文学，同样是这个道理，我开始是分析狄更斯的小说中的不同阶级，导师说还是不够具体，后来我就直接分析狄更斯的一部小说，要论证的论题是从分析小说的不同阶级特点入手，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当然你开始想不出这么详细的可以求助你的导师，她说的有道理，剑走偏锋不一定能得高分，反而给你找合适的资料带来困难像我那位分析红楼梦的同学，把红楼梦的英文名输入学校的文献数据库，结果搜出来的文献有N多篇，她看到快吐血了，不过这是好事，能用的文献越多越好写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 文化 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1.1 文化的定义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 、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1.2 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 传统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1.3 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2.1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2.2 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3.1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3.2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3.3 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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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 出国 留学 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 人际交往 ，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o.It'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 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 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 保险 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 清明 、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 谚语 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