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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中华大典· 藏文卷》编纂工作 2013年7月12日下午，《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工作启动会议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北京、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约7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介绍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启动工作情况，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发表了讲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向主持大典编纂工作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以热烈的祝贺。为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保护工程建设，2011年10月，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财政部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文化保护项目正式立项。2013年1月，《中华大典·藏文卷》筹备小组在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4月，从藏学中心各部门抽调部分人员，正式组建《中华大典·藏文卷》办公室。根据项目规划，《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将在15年内完成，收书上千种，总类分为20个典，内容涉及藏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从藏文创制之初的7世纪到20世纪中叶，时间跨度超过1300年。全书体例结构将既具有藏文传统学科编排的特点，又兼备现代学科系统分类的优点。据悉，《中华大典·藏文卷》还将统一使用符合国际编码的藏文软件进行录入、编排，出版同时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藏文文献资源全文数据库”。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李晓苏 靳吉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第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称西藏经济社会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报告由长期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撰写完成。参加撰写的专家学者于2008年5月和8月，先后两次奔赴西藏进行调研，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报告约23000字，共分为引言、增长与变化、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政府与市场、困难与挑战、结束语等7个部分。报告指出，发布本报告的目的是为关心西藏发展的人士提供一个全面认识、了解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蓝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促进西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策依据；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对西藏的经济发展进行一次回顾和总结。报告介绍，当前西藏经济不仅总量（GDP）突飞猛进，固有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三次产业在结构与比例上的变化说明西藏的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出现积极的变化，不仅出现了量的增长，而且呈现出质的提升。报告指出，通过对与西藏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伴随着地方经济的高增长，西藏居民，尤其是西藏藏族居民的人口增长、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等重要人类发展指数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西藏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也表现为人的生存质量的改善与权益的保障。报告认为，随着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投入上的努力，更加重视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此外，政府在产业发展政策的选择上和对市场的引导方面，将生态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先考虑。报告介绍，西藏正在经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在价格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初中期，西藏各地城镇面貌发生的变化让人记忆犹新的话，农牧区的发展变化则令人印象深刻。报告同时指出，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之成就令人瞩目，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高、市场发育程度偏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全区人力资本有待提高等，均是本地区将要长期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今后西藏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报告认为，虽然西藏的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受到了2008年“3·14”事件的影响，但这一事件除对西藏的旅游业造成了暂时困难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有限。今后几年，随着中央对西藏的投资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增强，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新消费需求的形成等有利因素的显现，西藏经济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 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其成立25周年之际正式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中国藏学年鉴》(2009)分为序言、目录、特稿、研究综述、学术活动、学者介绍、藏学机构、书目索引、论文资料索引、附录国外藏学研究论著、后记等部分；其中收集了中国藏学工作重要文献、1949年至2008年中国藏学各研究领域成果综述等。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表示，中国藏学源远流长。至少1000年前，藏汉学者就开始记录、研究藏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随着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边疆危机四伏，十九世纪的边政研究和抗战时期西部边疆研究都促进了藏学发展。郑堆说，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有志于编撰出版《中国藏学年鉴》，但藏学学科综合性、与专门学科的交叉性等特点及多文种的藏学成果给编写工作带来困难。2010年初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该中心承担起编写这部年鉴的工作，“旨在为全国藏学界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忠实记录下新中国藏学繁荣发展的历程”。当天，中国藏学界人士汇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祝贺该中心成立25周年。25年来，这个国家级的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集藏学研究、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图书资料、书刊出版、信息交流、文化展示和医疗服务为一体，并在中国现有50多个藏学机构中承担起“牵头协调”的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在当天庆祝活动讲话中介绍该中心各机构的工作。包括，汉、藏、蒙、满、回等多民族构成的学者团队，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方向上展开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645种、共计177万册，为海内外颇具影响的藏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中国藏学》杂志作为国家级藏学专业学术期刊，有汉、藏、英三种文版，已出刊140多期。拉巴平措介绍，该中心已制定“2011-2015年发展规划”，将突出藏文化的历史文献研究、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推动藏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单增曲扎活佛与北京藏学机构负责人、藏学专家学者共同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魏武） 2010年3月28日，时值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1周年纪念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暨“雪域宝鉴——见证西藏历史、弘扬藏族文化”大型主题展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表示祝贺并参观展览。在开展仪式上，杜青林宣布展览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向捐赠藏品和书画的代表颁发捐赠证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分别致辞。朱维群在致辞中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怀西藏人民，不断完善和丰富党的西藏工作方略，研究制定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不断增强西藏经济实力，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切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西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迅猛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2010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我们相信，通过西藏文化博物馆和此次展览，我们将更加了解西藏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更加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决心和信心。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开展仪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领导，首都有关科研、文化机构、高等院校负责人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开展仪式。西藏文化博物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2007年开始筹备建设，是对外展示西藏历史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一、 《苯教史名著〈嘉言库〉》，《青海教育》1982.6，西宁。二、 《论藏族现代文学的发展》，青海《民族语文工作》1984.1，西宁。三、 《论〈旋努达美〉中的佛家出离思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2，西宁。四、 《〈诺桑王子〉研究》，《青海教育》1985.6，西宁。五、 《论梵语文学对藏族古典小说的影响》，《藏学论文选编》（硕士论文选）第二辑。1991.2，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六、 《论七赤天王时期佛教始传吐蕃》，第六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 (Tibetan Studies) 第二辑。七、 《论藏语普通话》,1992年在意大利参加第二届国际藏语文学术讨论会时的会议论文，先收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后在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编的《藏语文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9）转载。八、 《甘孜州藏传佛教寺院志》中十一座寺院历史的研究和撰写，作为内部资料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印出，1999。北京。一、 《〈智美更登〉初探》，《西藏研究》1988.3，拉萨。二、 《七赤天王时期的吐蕃苯教》，《中国藏学》1995.1，北京。三、 《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中国藏学》1996.1，北京。四、 《意大利的藏学研究及藏传佛教》，陈庆英主编《藏族历史宗教研究》 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8，北京。五、《西藏历史文化词典》有关苯教辞条，王尧和陈庆英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6。六、《宗教大辞典》苯教辞条，任继愈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8。七、《苯教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日本召开》，《中国藏学》1999.4，北京。被译成藏文发表在《中国藏学》藏文版1999.4，北京。八、《雍仲苯教的文献》，论文，《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图说明镜》，第108-200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北京。九、《苯教塞康文化再探》，《中国藏学》2001.3，北京。十、《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琐议》，拉巴平措、格勒主编《当代藏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250页。北京。十一、《苯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发展》，《西藏研究》2005.2。十二、“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晋升学位问题专题研究”课题获得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年度特等奖，本人承担其中甘青部分十三、《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中国藏学，2005.1一、 《古老的象雄文明》，《西藏研究》藏文版1985.3，拉萨；《西藏研究》汉文版1985.2，拉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西藏研究》英文版(《Tibetan Studies》),1989.1，拉萨。二、《藏文起源新探》， 《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1；《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1，北京。三、 《试论苯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3；《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3，北京。四、 《苯教文献及其集成》，《西藏研究》藏文版1990.4，拉萨；《中国藏学》汉文版1990.2，北京。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藏学研究论文集》（《Thesis on Tibetology in China》），1996，北京。一、 Dralag Monastery and its Tribes （《扎拉寺及其部落》）。论文，第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第二辑。奥斯陆，挪威。二、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 （《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论文，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论文集，1999，印第安那，美国。三、“Lama”of Bonpo Tradition in Amdo and Khams （《安多和康区苯教传统中的“喇嘛”》），论文，1999年日本大阪召开的国际苯教学术讨论会提论文。载该会议论文集《New Horisons in BonStudies》大阪，日本。2000。四、《Bonpo Tantrics in Kokonor Area》（《青海湖地区的苯教密士》），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参加第八届国际藏学会（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召开）论文五、《A New Bonpo Center---Shar-rdza Hermitage》（《一个新的苯教中心---夏尔扎修炼地》），论文，为第九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0，莱顿，荷兰。发表在该会议论文集，劳然司·艾坡斯坦编《康巴史》（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Place and Authority,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2.六、《Monastic Education of Bon in sNang zhig》（朗依寺的苯教寺院教育），为第十届国际藏学会提交的论文。2003年，英国，牛津。七、《A Survey of Bonpo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s》（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苯教寺院神殿研究），合著，大阪，日本，2003。八、《A Catalogue of the Bon Kanjur》（苯教大藏经目录研究），专著（合著），大阪，日本，2003。一、 《La Religione Bon e I suoi Rapporti con il Buddhismo in Tibet》（《苯教及其 与藏传佛教的关系》），1992年“基督教与 藏传佛教的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有关藏族佛僧的对话》（Monachesimo tibetano in dialogo），1995，罗马，意大利。
1、国外应用人工合成信息素防治仓储害虫的研究《中国粮油学报》-1999年14（12），第1作者2、利用人工合成信息素诱捕印度谷螟的影响因素分析。《昆虫学报》-2001年44（3）第1作者3、一种改进的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捕印度谷螟的效果。《粮食储藏》-2000年29（2）第1作者4、玉米田外应用速向技术对田内第二代玉米螟防治作用初探《辽宁农业科学》-1998年植物保护专集第一作者5、阜新地区高粱叶部病害发生情况调查初报《辽宁农业科学》——1998年植物保护专集第一作者6、人工合成昆虫性信息素对地中海粉螟成虫交尾的干扰作用研究。《中国科协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卫星会议-辽宁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作者7、玉米田外药剂熏杀成虫对田内第二代玉米螟幼虫为害的控制作用初探《辽宁农业科学》-1998植物保护专集第一作者8、Investigation on species of pest insects in finished grains and their damage 《STORED PROPUCT PROTECTION》Volume.1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第1作者9、The effect of the modified pheromone trap for capturing Indian meal moth,Plodia interpunctella (Hub).《STORED PRODUCT》Volume 2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第1作者10、Studies on effect of ‘Male’-A new seed coating agent of wheat in improving seedlings and controlling diseases and insects Proceeding of XVth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gress 第一作者。11、参加编写科技专著《中国人参》该书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1年11月出版。12、参加编写《二十一世纪农业病虫害防治科普丛书》-油料作物分册 200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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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有良好的院风和学风，以“明德、求是、拓新、笃行”为校训，融多媒体等现代化教育技术和现代教学方法于一体，营造宽松学习氛围和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常年举办中国粮油食品论坛、辩论赛、主持人大赛、健美大赛、书法比赛等活动，成立粮油食品协会、球类协会、大学生艺术团、社会调查中心等学生社团。该院积极与国内知名粮油食品企业合作，设立“东海粮油奖学金”、“益海集团奖学金”、“宝港奖学金”、“上海三久”、“嘉里粮油”等企业奖学金。 一、优秀新生奖学金。二、优秀学生奖学金。三、单项奖学金：1、精神文明奖；2、科技创新奖；3、竞赛优胜奖；4、优秀特困学生奖；5、社会实践与社会工作奖四、专项奖学金：学院积极与国内知名粮油食品企业合作，设立“东海粮油奖学金”、“益海奖学金”、“广州天地实业奖学金”、“南通宝港奖学金”、“上海三九奖学金”、“希望工程嘉里粮油优秀大学生奖学金”等企业奖学金。 一、学院开设，国家、省政府助学奖学金。二、国家助学贷款。三、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措施1、学校开设有“绿色通道”。 2、勤工助学。 粮食工程系成立于1960年，是粮食学院最早设立的系（专业）之一，是国内外知名的特色专业。据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网站显示， 该系有教工16人，其中教授6名、副教授12名，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12名。下设小麦精深加工研究所、粮食工程专业实验室及小麦制粉中试车间。系主任毛广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谷物加工及物料输送技术；系副主任周显青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谷物科学及加工与利用。 该系主要培养粮食工程及相关领域内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品质控制、生产技术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据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网站显示， 该系有在读本科生240余名、硕士研究生60余名。该系曾承担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省部级课题、横向课题等50多项，获奖20多项，并与国际知名大学的相关院系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主要研究领域：谷物加工技术、谷物品质分析与检测技术、淀粉加工及转化技术、粮食资源的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技术、通风除尘与气力输送、物料机械输送、自动控制技术等。 该系先后为国内外500多家各种类型的面粉厂、大米厂和淀粉厂进行了工艺设计和技术改造，并开展小麦、稻谷、玉米加工和淀粉生产过程中品质测控和新产品开发、人员培训、企业策划与市场运作等技术咨询服务。 粮油储藏系创立于1959年，与原郑州粮食学院同期建立，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粮油储藏专业。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网站显示， 该系拥有一个河南省重点学科和两个硕士学位点，具有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在11名专职教师中，有7名教授，3名副教授，1名助教。硕士研究生导师6名。具有博士学位者3人。多数教师成为了其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有较高的知名度。 粮油储藏系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范围主要是粮油储藏学科。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涵盖了减少粮食收获后损失和延缓品质劣变的不同方面。研究方向包括粮食储藏工艺与技术、粮食化学与储粮品质和储藏物害虫综合治理三个方面。 该系教师一直承担着粮油储藏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本科生、成人教育的教学工作及全国粮食职工在职培训任务。培养了万余名粮食储藏的高级技术人才。 该系教师多年来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六·五”至“十·五”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出版了一批特色教材和专著，获取了十多项专利。并形成了粮食储藏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位一体的模式。教师们与国内外相近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有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并在一些大型的国有粮食仓储企业建立了固定的科研教学基地。 食品科学系是河南省重点学科，成立于1984年，具有硕士学位点，以食品资源开发和利用，现代食品加工技术，食品营养与功能性食品开发，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为主要研究方向。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网站显示， 该系承担科研项目54项，其中包括3项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6项，包括杰出青年基金2项，以及其它项目22项，共承担科研项目总经费398万元。发表学术论文145篇，其中SCI收录的论文9篇。获奖项目7项，出版著作18部，获得专利4项，其中美国发明专利1项，中国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 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网站显示， 该系教师队伍中有教授8人，副教授11人，现有博士学位6人，硕士学位8人。该系成立以来共培养千余名本科生，近百名研究生，为同行企业培训技术骨干330人。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是在原食品科学与工程系食品分析专业的基础上建立的，培养目标是具备食品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现代食品质量与安全分析检测技术、熟悉国内外食品质量管理与安全标准体系的， “精食品、强检验、善管理”三位一体的技术管理型复合人才。1989年开始招收两年制专科生，为国家培养食品分析专门人才。2003年成立食品质量与安全系，2004年招收四年制本科生。 食品质量与安全系是新成立的系，河南工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网站显示， 该系拥有一支年富力强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其中，副教授以上人员5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6人。拥有大型教学与科研仪器设备50多台(套)，价值250多万元，除完成本专业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谷物、油脂以及食品的营养成分、有毒有害成分的分析检测技术研究工作；食品及食品原料物理特性的检验技术研究工作；食品质量管理与安全检测技术培训工作。食品质量与安全系教师先后主持或参加完成的“八五”、“十五”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攻关课题3项，起草粮油检验国家标准1项。该系在校学生近2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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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心期刊《中国收藏》杂志是我国收藏领域惟一一本国家级月刊。自2000年创刊以来，以独特的视角报道新闻，以平实的方式传播知识，以优质的服务吸纳读者参与，深受全国收藏界、拍卖界、文博界以及文化艺术界、金融界、商界人士的喜爱，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收藏拍卖类权威期刊。
《收藏》、《收藏家》、《中国收藏》这三本杂志可看。内容各有千秋，楼主可看一看，比较一下。
《中国钱币界》杂志，2013年8月创刊，发行两期；2014年起改为双月刊，发行6期，共8期。中国收藏杂志。
陈国符为纤维素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将严肃、认真、细致、准确的工作作风传给了后人。 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一发明为世界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对于造纸技术的研究，在我国却很落后。新中国成立时，作为造纸技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其课程设置及科研在国内尚属空白。为填补这一空白，陈国符于1953年成立天津大学化工系造纸教研室后，率先在国内开设了纤维素化学课程，并亲自编写讲义和教材。他所编写的教材及讲义有《植物纤维素化学》《木材与纤维素化学讲稿》《造纸化学讲义》等多种。其中《植物纤维化学》一书由他多次编写并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哺育了几代科研、教学及工程技术人才。他在自传中写道：“当时订阅全世界各国有关之专门期刊，所以讲课及讲义皆表达当时之国际学术水平。讲课范围包括制浆造纸化学、植物解剖学、制浆造纸机械……。”为了加快培养纤维素化学的教学及科研人才，陈国符除了讲课外，还挑选、培养助手，加紧实验室建设，并接受由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及兄弟院校选送来的进修人员，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教学与科研的骨干人才。由他领导的研究组在当时完成了多项国家下达的科研课题，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有关过醋酸法全纤维素制备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成果，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和纤维素化学学科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陈国符将德国大学的办学作风带回我国，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他亲自下实验室，对研究助手及研究生予以严格的实验室训练。他要求极严，不惜从小事抓起，如每天工作结束，必须将实验室的仪器整理放好，器皿刷洗干净，不许带一滴水珠；走前要将实验室打扫干净，检查电源、煤气、水是否关闭。他从来不带实验室钥匙，将其交给学生管理。每天早上8点上班，他总是7点半到达，学生怕老师等，谁也不敢迟到。他进实验室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各项要求是否做到，在他的实验室中从来未出过事故。他重视实验室的基本建设，从订购仪器，到拆箱、安装调试，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损坏仪器的事故。陈国符工作勤奋，晚上也去图书馆看书，有时还要到实验室去查看学生的工作情况。研究生或助手找他研究问题或答疑，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1963年《光明日报》专门报道了陈国符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及强调基本功训练的事迹。他的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开展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陈国符的一些学生及助手，回忆起跟着他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无不感到获益匪浅，并将言传身教给下一代。《道藏》史料的研究陈国符是《道藏》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并且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世界领先学者。他用科学的方法对《道藏》中的自然科学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掘、整理，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陈国符研究《道藏》及中国炼丹术的历史应追溯到他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国符在《科学月刊》（ScienceMonthly）上看到一篇有关介绍中国炼丹术的文章，出于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他把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化学》杂志（1937年）上，引起这篇文章的作者——研究中国炼丹术的先驱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T．L．戴维斯（Davis）的注意。陈国符到德国留学后，他设法与陈国符取得了联系，讨论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学术问题。陈国符在此其间，应戴维斯之邀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翻译成英文，并翻译了有关孙思邈传记的一些原始材料。从此，他开始接触《道藏》中有关中国炼丹术的史料，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阅和摘录。回国任教后，他半周在昆明市内授课，半周住在龙泉镇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潜心研读《道藏》。《道藏》是历代道教文献的汇集，共有5400多卷（影印本1100余册），除宗教外，内容涉及理、工、农、医、文史各方面的知识。陈国符以中学理科、大学工科出身者来研究如此浩繁之《道藏》，却可以冲破难关，深入研究，确非偶然。这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重视文史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在陈国符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伴随有一“副业”，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有人称其为“杂家”，而他并非满足于一般的了解，而是有目的的准备和深入的学习，以便把这些知识用于他的研究中。在初步接触《道藏》后，他即认识到“自明代以来已无道士能读《道藏》”而“儒者仅用《道藏》来校勘诸子、释子……”，“如此浩繁之《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但“《道藏》之各部分对于研究者而论皆是无前例可循之材料，必须先创造研究方法，并且又需文史与理工兼通，工作非常艰难。”“……在此情形之下，我对浩繁之《道藏》毫不畏惧和退却，反而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精神，毫不犹豫，研究全藏。现回忆研究全藏有诸多好处，即现虽研究《道藏》某部分，但对于全藏脑中必须有清楚之总观念，如此才不致于犯大错误。迄今为止，已翻阅全藏多次。”阅读全藏，谈何容易，陈国符当时倾全力进行研读，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耐力，“自晨6点至晚7点除午睡及就餐稍费时外，集中精力研究”，持续一年多。他常说那是他一生工作中最有效率的一段时期，是他研究《道藏》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研究《道藏》的开拓性的巨著《道藏源流考》主要部分的手稿。1946年他在南京任职期间“几乎每日下午皆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检全国地方志，前往国学图书馆与泽学书库翻阅宋、金、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宫观志，摘录历代《道藏》与道书储藏处所，增入《道藏源流考》。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道藏源流考》”。这本巨著被有关的国内外学者称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而陈国符确是迄今为止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唯一全部翻阅《道藏》的人，并且是深入研究《道藏》中各方面史料的学者。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宗教研究是禁区，并且由于多数人不懂《道藏》研究的意义，误解和偏见都是存在的。但陈国符不畏艰难，坚持自己选定的道路，无论条件如何，始终坚持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写成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有《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以及《道藏札记》增十条，其中涉及有关道教各宗派，有关道观史，有关高道传记，有关自然科学史料及其他问题。这些论文均汇集于1963年出版的他的论文集《道藏源流考（增订版）》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国符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研究工作中断。更令人惋惜的是他多年研究《道藏》的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及资料连同许多被认为是“四旧”和“糟粕”的线装书被烧毁，其余的线装书也被查抄，他本人也被批判斗争。但陈国符并未就此罢休，而且越在困难的时刻，越显出开朗、乐观的性格。解除对他的集中“审查”后，他便利用家中未被抄走的中医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及其他本草书等，开始研究和学习中医及中草药学，为进一步研究《道藏》中外丹黄白术史料做准备。1973年，陈国符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外丹黄白术。所谓外丹黄白术即炼丹术，“外丹”是用药炼成的，服了之后据说可以长生不老。“黄白”是用药炼成的假金银，其物理性质与金银相似，“术”就是法，就是办法。在《道藏》中称炼丹术为外丹黄白术。由于道士炼丹是神秘的，因此其中炼丹术语也是隐秘的，外人是不懂的。要想搞懂外丹黄白术所用的化学反应，首先应搞清这些炼丹方法所用术语的含义以及这些方法出现的朝代与所用术语名称的演变。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陈国符创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并遵循清初以来考证大师之典型”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在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中取得突破，解决了上述难题。到1979年8月已写成近20万字的四篇论文，其中包括《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中国外丹黄白法所用草木药录》，这就是被他的同行称之为“辉煌的著作”的《道藏源流续考》的基本内容。1977年在北京召开的《化学发展简史》审稿会上，陈国符带来了《道藏源流续考》手稿与同行切磋，并做了题为《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材料的整理（即研究法）》的报告，听众反应强烈，本来安排半小时的报告应到会者的要求延长为半天。此报告后略加增订，发表于《化学通报》1979年第六期上。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研究道教及中国化学史的学者都在关注着陈国符的研究。为争取陈国符参加于1973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美国学术团体会议（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y）的主席F．布克哈特（Burkhardt）曾两次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均未成功。1979年9月3日至9日，陈国符与王明出席了在瑞士苏黎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受到热烈欢迎。陈国符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外丹黄白术研究的四篇论文。会议后，又应法国学者K．M．施舟人（Schipper）的邀请赴巴黎从事三周的指导研究。回国后，一方面联系出版这些论文，一方面又接着做了许多增订及补充的工作。由于当时国内出版专著很困难，而且《道藏》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陈国符四处奔走联系出版事宜，均未成功。最后在香港里仁书局出版了他从1973年至1979年有关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学术研究的论文集《道藏源流续考》。1980年，应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邀请，陈国符出席“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明代道教音乐考稿》。此后，陈国符将此篇论文进一步扩充并增补若干条注以《明清道教音乐考稿（I）》为题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上，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陈国符接着又对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进行研究，写成论文《北宋玉音法事线谱考稿（I）》。1985年12月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道教法事与音乐讨论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在开会期间受到香港有关学术界及宗教界的热烈欢迎。陈国符非常关心和积极倡导抢救整理中国的道教音乐。1987年10月应邀参加了由上海音乐学院及上海道教协会举行的“上海、常熟、茅山道教音乐鉴定会”，在鉴定书上郑重签字。陈国符对道观也做了较深入的研究。40年代，他亲自考察各地道教名山的道观。1983年1月至3月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的邀请做指导研究，并给该校亚洲研究院中文系与东方历史系的教授、讲师、研究生做研究报告三次，其中一次报告了他的《道观史研究导论（I）〈殿宇>》，他还准备写第（Ⅱ）、（Ⅲ）部分。除此之外，陈国符继续对《道藏》中外丹黄白术进行研究，并对《道藏源流续考》做了较多的增订，定名为《中国外丹黄白术考》，已交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十余篇尚待完成的手搞，涉及《道藏》研究的诸方面。陈国符在《道藏》研究领域中贡献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1．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对《道藏》进行目录学方面的研究搞清《道藏》是如何编纂、写作、发行以及何时成书，“此为道教文献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工作之一”。《道藏》的编纂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的后期，或因战乱，或因宗教之争均“劫余焚烬”使“记载缺略、源流不彰”。陈国符在卷帙浩繁的《道藏》中“开辟横纵两条路。横向：《道藏》分三洞、四辅部，故撰《三洞、四辅之渊源及传授》。纵向：《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则完全翻阅《道藏》，摘录材料撰成。甚为特殊之道书虚目亦考明之”。根据陈国符考明的脉络，后人才能进入《道藏》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他的巨著《道藏源流考》被广泛引用，他的这一重大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2．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关于词义考方面共收炼丹术语323项，每项含多个词，实际上是炼丹术语的小词典。考明词义相当困难，陈国符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词义考中，用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义，于是钻入此丹经诀中。”“除考明词义外，又考明数词同义，一词数义，互相有关之诸词，一词在不同情形之下之使用。”虽称词义考，实际上也包括炼丹仪器考，陈国符据炼丹原文，复原绘制了许多仪器图，用现代工程画法描出几何投影图，并尽可能注明尺寸。关于词义的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实验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突破。关于丹经年代考，也是陈国符外丹黄白术研究中的主要贡献。《道藏》炼丹术的年代少有记载，大多无法确定，这就大大影响了研究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大多是推测和估计，陈国符创造性地运用“据韵文用韵考定”，系统地把它们变为科学的断代。此外，陈国符还使用历代地理志，据书中出现的地名考定，据历代书目、历代艺文志、道书引书目考定，据各时代用鼎器不同考定，据各时代加药术语（复荐、铺盖）不同考定，共考定年代的丹经、丹诀四十余种，成为研究者引用的依据和出发点，解决了外丹研究中的大问题。对外丹经书原作做补充，亦属该研究中一重要业绩。如对《石药尔雅》的补与注。此书是唐元和丙戍（公元806年）年梅彪撰，包括二百多种物质和丹名，但不完全。陈国符做了补充工作，非常有益于研究，是属于扫清研究障碍的工作。总之，陈国符对中国外丹黄白术的研究，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道路，为以后炼丹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有关自然科学史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飞跃”。陈国符治学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治学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建立在各方面有关知识的深入研究和融汇贯通上的。就像攻堡垒，首先要扫清障碍，障碍扫清了，堡垒不攻自破。他认为治《道藏》不能一点点的搞，要一块块地搞，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极容易出错的。他对《道藏》目录学的研究及对外丹黄白术的研究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有关外丹黄白术的研究，从30—40年代翻译戴维斯的论文和与他合作研究，至50年代写出第一篇有关外丹黄白术史的论文，直至70年代末基本完成外丹黄白术的基础研究，历时30多年，中间的间歇当然有历史及各方面的原因，但并非停止研究，而是搜集素材，学习和研究有关的知识，包括文字学、音韵学、中国历史、地理、文学、中医、中药学等各方面，在此基础上才有70—80年代的研究成果。对于《道藏》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本着这种方法和精神进行的。陈国符在研究学问上有强烈的进取心，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淡泊名利，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做创造性的工作，活一天就要做创造性的工作一天，要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陈国符治学极为严谨，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是有相当功力的，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研究成果的结晶。他曾为审查一篇文章，查阅文献，反复研究，历时半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无根据的拟说，认为这是对学问的不负责任。陈国符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为研究道教音乐，他曾拜天津越剧团某老琴师为师，登门求教。他经常和南开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授切磋学问。这些均反映他虚心好学的精神。陈国符工作极为勤奋，几乎所有时间均花在搞学问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解决难题并获得成功。他没有任何嗜好，甚至连茶都不饮。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读书、研究、工作的。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及国内外学者对他的尊敬。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论著及通信中，都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他每次出席国内外会议或访问研究或讲学均受到热烈的欢迎。陈国符对年轻人热情慷慨，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研究工作，甚至将自己未发表的手稿，提供给他们参考。对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虽然他年事已高，工作上也颇感力不从心，但仍努力工作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争取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东西。
浅谈道教前身论文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史实可考，在世界史中属仅存的古国。道教是在神……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史实可考，在世界史中属仅存的古国。道教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经过长期发展，道教有着丰厚的文化积累，并且渗透于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多元互补的文化。其中儒、释、道三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道教一直是受到冷落的。但近年来，道教文化研究受到海外汉学界的重视。身为中国人，了解一下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是必要的。
中国百科全书定义“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道德经》加以宗教化，称老子为教主，尊为神明；奉《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作宗教性的阐释。创始时，主要流行于民间，并曾与同时的农民起义相结合。魏晋以后，一部分道教受封建统冶者的扶植，使道教逐渐上层化，并与纲常名教观念相结合；在有些朝代，还卷入宫廷政治。而在民间则继续流传通行的道教，从中还演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在有些农民和贫民的斗争中，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旗帜与纽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后多编人道藏，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等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过一定的贡献，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教的产生有一个较长时期的酝酿、孕育过程。如果从战国初年算起，到它在组织上最后形成，共经过约六百年的酝酿准备时间，其中主要是方仙道和黄老道两个阶段。方仙道和黄老道实为道教的前身。
一、方仙道
所谓“方”是指不死之仙方，所谓“仙”是指长生不死的仙人。因此，所谓方仙道就是指那种掌握了不死仙方，追求长生不死信仰的集团和人们。掌握不死仙方的神仙方士，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
神仙方士自春秋后产生以后，直至战国中期，他们手中还只有“术”，而没有理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到战国时期，齐国的邹衍，把古代的“五行”和“阴阳”两种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阴阳五行说，用它来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现象。方士们感到此学说很有用，就把它吸收过来，使之和自己的方术相结合，将神仙方术染上理论色彩，从此神仙方术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信徒也就日益增多，特别是对一些帝王的吸引力很大，他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长生不死，达到永远享乐人间的目的。他们对方士们宣扬的海上有三神仙，山上有不死药等特别感兴趣。正是在这些帝王强烈追求不死药的推动下，从战国中期起，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三次有名的方士人海求仙药的浪潮：一是战国中期齐威、宣和燕昭王时；二是秦始皇时；三是汉武帝时。这三次求仙药的浪潮一次比一次的规模大。
方仙道的代表人物，战国末年的宋毋忌、正伯侨等人；秦始皇时有徐福、韩终(众)、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武帝时有李少君、谬忌、少翁、奕大、公孙卿等。
方仙道作为道教的雏形，它的形态是很不完备的，没有形成一个宗教组织，没有一套宗教仪式，只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信仰集团而已。但它已具备许多宗教特征了。第一，它已经有了宗教信仰，即信仰人可长生不死，经过修炼成为神仙。第二，有了宗教理论，即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第三，有了崇奉的祖师――黄帝。在战国中期诸子争言黄帝时，道家和神仙家最突出，这表现他们是把黄帝看作自己的祖师爷。第四，有了修炼方术。最早见于《庄子》的有行气、吐纳、辟谷等。到汉武帝时，方术有了增多，如李少君除行辟谷、祠灶以外，又能化丹砂为黄金，即能搞炼丹。李少君是炼丹术较早的发明者。集古代和西汉神仙方术之大成的是汉武帝叔父淮南王刘安。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干，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王传》)这个言神仙黄白之术的《中篇》八卷是总结神仙方术的书，不过它早已佚失，不能见到它的全貌。清人辑录的《淮南万毕术》，可能有该书遗留下的内容。
二、黄老道
继方仙道之后是黄老道。这是道教酝酿孕育的`第二阶段。黄老道就是黄老学和方仙道相结合的产物。自战国以来，社会上兴起了黄老之学，又兴起了神仙方术。这两者曾因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帝王的推动，历秦至汉都盛行不衰。但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这两段思潮和实力虽然互相有些影响，但没有明显结合。但到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特别是到汉元帝时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以后，情况发生改变，黄老学在政治上失势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许多黄老学者就不再用心去研究它的经世治国那一套，而着重去研究它修身养性方面的内容了，甚至不少人过起隐居生活。与此同时，许多方士也不再满足于邹衍的阴阳五行说，转而研究黄老学，特别是研究《老子》，使方术和黄老结合。这样以汉代“独尊儒术”为转折点，黄老学和方仙道相结合的过程开始了。汉成帝时的著名道教学者严君平可以作为这种结合最早的典型。据史料记载，严君平在隐居生活中，是以卜筮收入谋生的，在他身上多少体现了学者与方士“一身而二任焉”的特点，体现了黄老学和方仙道的初步结合。
东汉以后，由于谶纬神学的兴起，黄老学的宗教化、方士化倾向大大加速了。这时，更多的黄老学者着力从《老子》书中去研究养生之道。如在东汉初年，社会上一般人都把《老子》当成修真养性的书。在许多黄老学者着力研究黄老养生内容的推动下，已使黄老学逐渐变成了修真养性之学，加快了它方士化、宗教化的步伐。这种趋势持续发展，大约到东汉末(至迟到魏晋之际)出现了另一本注《老子》的书，叫《和上公章句》。这是一本将《老子》方士化，宗教化的典型著作。它完全用神仙思想和道教方术来解释《老子》，使《老子》由一本哲学著作变成了神仙方士的修炼著作。这个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老子》的方士化、宗教化最后完成，也标志着黄老学与方仙道的最后完成。
与《老子》书由治国经世之道向修真养性之道转化的同时，对老子的神话运动也目益深入广泛的展开。东汉初年的明帝时，光武之子楚王刘英把老子和浮屠一起祭祀。到了东汉中晚期以后，老子的神话更大规模的展开。例如桓帝永兴元年王阜作《老子圣母碑》，文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这明确表明老子并非常人，而是道的化身，是宇宙未形成前就已存在的神。到东汉桓帝时，老子作为先天地而生的神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已完全树立起来了。
正是以上这种老子被神化，《老子》被方士化的过程中，老子学与方仙道逐步结合，最后转化为黄老道。其转化的完成时间，大致就在顺、桓时期。
黄老道和以前的方仙道比较，有以下不同：第一，所尊的祖师，已不再是黄帝，而是老子。如上所说，经过两汉，主要是东汉时期，老子的神化工作已基本完成，它已经由一个哲学家变成为地地道道的神。道教给它所上的“太上老君”尊号，在汉魏之际即已出现，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也多次称老子为老君。第二，黄老道的理论和信仰，基本是老子的“道”。虽然他把方仙道的神仙信仰也吸收了过来，但它却将其纳入“道”这个信仰的总体系之中，使它带上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待道教正式成立以后，这种思想继续发展，终于以“道”统帅一切，把道教的教理、教义、方术等都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第三，有了经书《太平青领书》，即现在的《太平经》。这可能是在西汉齐人的甘忠可《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基础上，经过东汉许多方士之手，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据《后汉书?襄楷传》说，奉事黄老道的张角“颇有其书焉”，证明当时信奉黄老道的人是以它作经典的。第四，黄老道奉持的方术，从《太平经》看，主要有存神守一，画符饮水，抟颡祈祷等。为日后道教符派所继承和发展。
从方仙到黄老经过漫长的酝酿发育过程，为以后出现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道教的正式产生起到了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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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代码是11561，院校代号是全国各高校录取时为方便考生填报志愿而加注的由数字组成的代号串，即院校代码或学校代码。院校代码就如同是学校的一个身份证号，方便查询学校信息。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简称“甘肃民院”，坐落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学校。
学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学校内涵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立足自身办学基础和发展优势，确立“以阳光品质办阳光大学”的办学理念，秉承“和合大美、自强不息”的校训，发扬“缺氧不缺志气，艰苦不怕吃苦”的精神，弘扬“刻苦、求实、团结、奋进”的校风，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理清办学思路、明确办学定位、突出办学特色。
学校招生面向云南、西藏、内蒙古、陕西、山东、黑龙江等20个省区。现有各类普通在校学生11000人，由汉族、藏族、回族、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等25个民族组成，少数民族占68%。为促进学生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学校在深化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积极开拓就业市场，搭建就业平台，学生满意度逐年提高，在主要生源地形成了就业竞争力强、就业质量高的社会影响力。
学校历史
1984年，合作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成立。
1992年，学校更名为“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09年3月，学校升本改建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2013年6月，学校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同年7月，经省学位委员会审核决定学校增列为学士学位授权单位。
2020年12月，学校被批准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师资力量
截至2020年12月，学校有教职工696人，其中专任教师510人，占教职工总数的73%；教授50人，副教授171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356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4.85%；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224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44%。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人，全国模范教师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省级教学名师2人，甘肃省领军人才2人，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杰出人才2人，甘肃省“555”人才工程1人，甘肃省“园丁奖”13人，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10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2人；有省级教学团队2个。
学科建设
截至2020年7月，学校设有16个教学院系（部），开办本科专业（方向）54个；国家民委重点建设学科2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6个、省级特色专业4个、省级精品课程9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3门。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语）
省级特色专业：藏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藏汉双语）、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方向）、学前教育（藏汉双语）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语）、历史学、艺术设计学 、体育教育、英语、数学与应用数学
国家民委重点建设学科：安多藏文化、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省级重点学科：数学、设计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民族教育学、高寒生物化学
学生成绩
2018至2019学年，学校学生在“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在第四届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总决赛中，获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学校获“优秀组织奖”；在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获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在全省“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主题系列活动中，1名学生获摄影一等奖，4名学生分获征文、刻纸、书法二等奖，2名学生获刻纸、微党课优秀奖；第十二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我校有29件作品入围决赛，最终获二等奖4项，三等奖9项；在甘肃省第二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铜奖2项；在全州禁毒宣传演讲比赛中，获二等奖1项。
学校荣誉
截至2021年9月，学校党委团结和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立足高原，艰苦创业，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有效发挥了人才培养的基地、科学研究的平台、文化传承的窗口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阵地作用，先后为民族地区培育5万多名合格人才，其中在民族教育基层一线工作者达90%以上。学校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省级文明校园”“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荣誉称号，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省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甘肃省红色基因传承示范校”。
学术科研
截至2020年12月，学校有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国家民委重点研究中心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重点研究培育基地2个等14个研究机构。
截至2020年12月，“十二五”以来，学校教师发表论文1796篇，其中在SCI、EI、CSSCI分别收录14、47、74篇；授权专利48项；出版专（译）著72部，教材121部；承担科研项目337项，其中获省级以上奖励12项。
学术资源
据2021年1月学校图书馆官网显示，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各类印刷型文献近62万余册，电子型文献260余万种（册），另有CNKI（中国知网）、北大法意、读秀学术搜索、移动图书馆等数据库和服务平台，电子期刊近1万种，每年订购中外文印刷型报刊1200余种。
学术期刊
《甘南民族文化研究》（藏文、季刊）是甘肃省教育厅主管，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主办，以社会科学为主，重点反映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成果的藏文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期刊设有“甘南社会历史研究” “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民族民俗研究”“藏学研究”“甘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双语教育研究”“甘南农牧经济发展研究”等栏目。
《甘肃民族教育研究》（汉文版、藏文版），学报设置“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藏汉双语教育研究”“理科教育教学研究”“西北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安多藏文化研究”“河洮岷文化研究”等栏目。
《甘肃高师学报》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期刊。期刊的主要栏目有邓小平理论、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美学研究、中外文学研究、经济研究、语言与逻辑、历史学、民俗研究。期刊是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合作交流
截至2021年9月，学校不断提升开放办学格局，为师生发展和服务国家提供有力支撑。学校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塞浦路斯、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13所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开展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科研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西藏大学、塞浦路斯欧洲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校为“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中国—东盟“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一带一路”标准化教育与研究大学联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等成员单位。
国际刊号：ISSN 1002-557X杂志概述本刊出版汉、藏、英三种文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其中，汉文版（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557X 国内发行代号：CN11-1725/C）和藏文版（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9060 国内发行代号：CN11-1726/C）为季刊，创刊于1988年；英文版（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6043 国内发行代号：CN11-4711/D）为半年刊，创刊于2003年。《中国藏学》注重学科特色，以发展和繁荣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为宗旨，倡导学术民主，活跃学术气氛，主要刊发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论文及其他学术类文章。所刊内容，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字学、藏药学、藏药学、民间文学、环境科学、文学艺术等等，涉及藏学研究的各个学科和众多领域，充分体现中国藏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中国藏学研究工作的最新走向，并向广大读者及时提供丰富的学术动态与出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