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诗歌论文任务书怎么写的具体步骤如下：1、题目选定。2、选题确定后，学生要根据自己的选题制定出未来论文写作的计划，将任务具体分解，通过对选题资料的搜寻，使用适当的写作方法来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3、从任务书的宗旨来看，指导教师应向学生指明本课题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大体上从哪几个方面研究和论述该主要问题的具体要求。在填写本项目时，表述内容要明确、具体，要具有引导性、启发性，以便给学生留下独立思考和创造的余地。4、计划进度要做到程序清楚，步骤明确，时间分配科学合理，并具有一定的弹性。学生则要在自己撰写开题报告中呼应这一计划进度，并按最后批准的规定期限完成各阶段的工作任务。这也是评价其研究能力和学期态度的重要依据之一。5、参考文献。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个时空状态停滞了。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
诗歌有什么作用，古人把诗歌作为外交的一种辞令，《左转》等先秦著作中常见引用《诗经》的典故。孔子说，诗歌具有教化的作用。也有人经常把诗歌作为反抗不合理制度的最佳工具，沙俄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创作了大量反映自由的诗篇，尤其是普希金的自由颂。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英国拜伦写就的《哀希腊》，多么的令人颤动。但丁《神曲》，缔造了一个世界，翻开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序曲。 诗歌，就像人类的精神食粮一样，每个民族在诞生的时候，都会有英雄史诗之类的神话诗歌，诗经的《公刘》、《生民》，是周民族的创世纪诗歌。藏族的《格萨尔》是藏民族的史诗。 亚里士多德说，诗歌具有净化作用。简单来说，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有意境，最能抒情的。它对于语言的淬炼、运用，表达的思想感情，往往能够融入国民的血液中，成为精神传统。犹如《离骚》、《诗经》之于中国人的影响一样，《荷马史诗》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界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由名句，诗歌无疑能够提升一个人的审美境界，深知使一个人能感受得到灵魂深处的悸动。............
:诗歌伴我成长诗，像一抹温暖的阳光，让我们不再寒冷；诗，像一阵夏日的凉风，让我们感到凉爽；诗，像一位良师益友，让我们懂得了许多许多。诗歌伴我成长诗歌让我看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九曲黄河万里沙，让淘风波自天涯。”这是刘禹锡笔下的黄河这句诗让我看见了它的雄伟、壮观。在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我们看见了从泰山往下看的情景，而我们的祖国就像这座泰山一样，是非常的高的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让我看见了西湖的胜景。诗歌伴我成长，诗歌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从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我知道了，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做一个正直的人，清清白白的人。在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里，我知道了，做人要像落红一样，要奉献，赠人玫瑰，年有余香。我们在奉献的同时，也就成了自己高尚的人品。在《论语》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我知道了如果人人都能为他人着想，那么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就能早日实现。诗歌伴我成长，是个让我知道了丰富的诗歌的知识，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它一共有305篇分为风、雅、诵三部分。从古至今，有许许多多的诗人，有杜甫、李白、陆游、屈原等。诗歌让我懂得很多很多，诗歌让我学到很多很多，让我看见了很多很多。诗歌教会了我很多很多，诗歌伴我成长。【第三篇】:诗歌伴我成长生活中处处有诗歌。天真的儿歌，朴素的民歌，常在我们耳边回响。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至今涌现出屈原、李白、杜甫、郭沫若等许多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优秀诗篇，为各国而人民所传颂。我是一个“爱诗狂”，我爱诗，爱得“疯狂”。自从三岁开始，妈妈就拿着一本《幼儿古诗》读给我听。四岁刚会说话时，我就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如果你仔细听，你就能听出那是骆宾王的《咏鹅》。二年级时，我就能背出一百多首诗。从那时开始，诗成了我无法割舍的爱好。夏蚊成雷，小树林里传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声音，这是我的感慨没有办法发泄，只好记住诗发泄；考试砸了，不要哭，大声喊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不知为什么，用诗来医治心头的痛，成了我的独家秘方。我喜欢王维的飘渺，喜欢杜甫清新的格调，更喜欢屈原那种坚守廉洁志向的精神……在梦中，我与李白狂饮对诗与李贺一同骑马寻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读出了被困逆境的迷茫与重获光明的喜悦；“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读出了亡国之君的绵绵愁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体会到了毛泽东的气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感受到了战士们犷达豪放的性格。“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我读出了李清照那种比男儿更有气魄的个性……诗，便是我生命的天堂！【第四篇】:诗歌伴我成长诗如画，它细致的描绘给读者无限遐想；诗如歌，它优美的语句让读者充满快乐；诗如智者，它深刻的寓意使读者深受启迪。“晴空一鹤排云去，便引诗情到碧宵，”诗，一个奇妙的世界，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自从开展“轻叩诗歌的大门”活动以来，我学到了不少有关诗歌的知识。我不仅学会了给诗歌分类，还学会了给诗配画；我不仅学会了赏析诗歌，还学会了写儿童诗……总之，我学会了很多很多，为此付出再多的心血又又何妨？我愿“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我学会了写诗，这是我最大的进步，更是我最大的收获。写诗，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我却总也实现不了。终于，老师教给我们写诗方法，我听得很认真。晚上回到家，我写了一首《致小猪》，第二天交流课上得了一个大大的“优”。《沿着李白的足迹出发》这首小诗更让妈妈频频夸奖，还输入电脑去了呢！其中几行诗句是我旅游时的真实体会：“我来到庐山脚下 仰视飞流的瀑布 我好似凌空的水花 绽放清凉的希望……我站在黄鹤楼檐前 俯瞰滔滔的江水 我如同顺流的孤帆 满载不舍的牵挂……”这两首诗的创作成功，让我初次尝到写诗的乐趣，对这次综合性学习活动更是“沉醉不知归路”。班里要举行“诗歌朗诵会”，组里的同学推荐我当“小导演”，在我与组员的努力下，我们组朗诵的《时光老人的礼物》荣获第一名。啊，那兴奋的心情绝不亚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通过这一次综合性学习，我真正感受到诗歌魅力之所在，我为能生活在诗的国度而骄傲。诗歌，你伴我成长，我将与你“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第五篇】:诗歌伴我成长小时候，总听别人在我耳边说诗歌，可我却听不懂。后来我长大了，我真高兴自己也能读诗歌，背诗歌了！我渐渐地陶醉在诗歌的海洋里。什么床前的月光，巴山的雨，边塞的战士，异乡的客，诗歌像一股清泉流淌在我心头，滋润着我的心扉。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如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清代的袁枚、龚自珍，他们那些让人刻苦铭心的词句，在诗里都充分展现。众多的意思，了了四句诗便能表达的一清二楚。什么二月的春风，三月的花，万里的长城谁驻扎。诗歌像祖先在向我诉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诗歌伴着我生活的每一天。白天有诗歌陪我玩耍、黑夜有诗歌陪我入眠，让我从不会感到寂寞。我感到有诗歌的地方处处充满快乐。我想在以后的学习中，将会有更多的名人名诗陪伴着我成长，我相信我的生活将会更加绚丽多彩。【第六篇】:诗歌伴我成长诗，像一束阳光，给我带来了温暖；诗，像午后的凉风，让我感到清爽惬意；诗，更像一位良师益友，给了我很多教益。在诗海中漫游，我看到了许多闪光的东西，那便是人类的智慧，我伸手捕捉，拾取诗中的谆谆细语。“鹅，鹅，鹅，曲项向青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蓝蓝的天，清清的水，红红的掌，白白的羽毛，把我带入一幅美丽的图画。“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大自然的轻声低吟，更让我对它奥妙产生了好奇。伴着外婆的摇篮曲，带着对童年的幻想，我在稚嫩无奇的童年中慢慢长大。上学了。读孟郊的《游子吟》，我仿佛看到夕阳西下时，年迈的老母坐在窗前，一针一线缝补衣服，那眼里充满爱怜，充满期待。我从中读到了亲情，也在我幼小的心田播下感恩的种子。龚自珍的“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化。”我知道了奉献之美。读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懂得了友情的珍贵。读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让我看到了人在生命之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要我们去操守。 在诗中，我与古今牵手，与世界对话。我爱诗歌，爱得深沉，爱得心切。进了初中。我读杜甫的《望岳》，让我明白了人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读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告诉我求学的路坎坷曲折，要勇于面对，敢于挑战，只有这样方能见彩虹。读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我看到了人生的路曲折而漫长，要有坚持不懈，勇于探索的精神。我读诗，读的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气；读的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悲壮；读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读的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忧国情怀。 倘徉于诗海，它的浪花，它的清凉已侵入我的心房，融入我的生
用诗人与诗人去比较吧，这样简单很多。比如你搜索一下这篇《鸟儿飞往不同的地方--海子的隐逸情怀兼与陶渊明之比较》可以从现代诗歌继承发展古体诗歌意象之类的入手。也可以从类型、题材、风格之类入手，比如关心什么劳苦大众（这东西能行吗）
古今异文怎么样
浅析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特色这个就是写开题报告八你把格式,格式内容发给我
新月诗派作为现代中国新诗的一个流派,对新诗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具有较高的文学史地位。作为新月诗派最有成就的代表诗人之一,徐志摩的诗歌典型地体现了新月诗派的创作风格与追求,又具有自己的特性。本文主要从徐志摩个人经历对其诗歌创作风格影响、徐志摩诗歌的丰富意象与独特意境以及浪漫主义主调下蕴含着的现实批判性这三个方面对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hjkhhk
简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 （一）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成为其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文学形式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所以，研究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我国古代的文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每一种形式而言，都是有它独特的发展历程的。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长生，再到最早的文学样式——原始诗歌的出现，及至后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产生与爆炸式的发展，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林林总总、汪洋澎湃的景象，可以说，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形式的演变史。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文心雕龙 ·体性篇》中提到了八体，实际上是文章的八种风格。 文学体裁，是指一切文学作品的种类和样式。这是当代比较普遍承认的一种观点。但这也只是一个简明概括的说法，还不能完全说清这个概念。因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是古代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所以采用此说。 （二） 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以原始歌谣的产生为标志。例如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原始生产和生活的再现。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篇之作。另外，早期的诗歌还有《周易》中的卦爻辞，都是我国诗歌的早期形式。 我国古代诗歌体裁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当属《诗经 》。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些对于《诗经》的价值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 “ 赋 ” ，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 比 ” ，用朱熹的解释，是 “ 以彼物比此物 ” ，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等，都是《诗经》中用 “ 比 ” 的佳例。进一步， “ 兴 ” 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 “ 兴 ” 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启发，也是后代诗歌在形式上的鲜明借鉴，对整个诗歌的发展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过 《诗经》，我们该说说和它并提的楚辞。 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 ， 是楚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楚辞创作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如果说《诗经》是先秦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楚辞则是作家自觉创作的开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了灿烂。屈原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 “ 骚体诗 ” ，这对后来的歌行体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 《诗经》和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又为古代诗歌史描绘了亮丽的一笔。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相比之下，汉乐府诗歌有以下特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 汉乐府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和楚辞的杂言为主的形式，形成了五言体和杂言体，而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这为后来魏晋以及隋唐诗歌的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也是诗歌体裁形成和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律诗、绝句为代表的“近体诗”和以歌行体为代表的“古体诗”。 唐诗体裁的大功臣当首推“沈宋”。宋之问与沈?缙诘闹饕毕祝谟谕瓿陕墒奶逯坪屠┐舐墒挠跋臁K乔愦罅τ诼商宓男醋鳎宰约旱拇醋魇导芙崃宋迤哐越宓男问焦娣丁R环矫妫峭耆苊饬宋迓芍械霓稚。硪环矫妫怯纸徊酵平似哐愿栊刑迓苫墓蹋爻り蹋怪饔谀逗屯暾烟ノ衔细竦钠呗伞I?缙谠缭谖浜笫逼冢阋研闯鋈奘д诚窒蟮钠呗桑奈醵嗟钠呗桑诤虾豕娣斗矫婵俺乒⒅钍酥住?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创作中去，促成律诗形式的成熟。律诗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老杜。 杜甫在律诗形式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 唐诗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歌行体。包括五言歌行、七言歌行、杂言歌行。五言歌行代表作如杜甫的 《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李白的《侠客行》等。 七言歌行如杜甫的 《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而最具特色的当属李白的杂言歌行。 李白的性格决定了他诗歌的形式的特点。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于是，随心所欲的杂言歌行体在李白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可见，杂言歌行体在表现感情方面的独特之处是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李白与杂言歌行体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前者的感情得以充分表现，而在此过程中，后者的形式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我们在说说诗歌的两种特殊形式：词和曲。 词和曲是唐以后文学形式的发展。是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词有乐府演变而来，又演变成曲。词的形成在唐代，兴盛则在宋代。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这种形式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宋后亦长盛不衰。曲是由词化而来。曲与词体制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 “ 词余 ” 。散曲的形式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另外还有 “ 带过曲 ” 、 “ 集曲 ” 、 “ 重头 ” 、 “ 换头 ” 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数只曲子联结而成。套数又称 “ 散套 ” ，是用同宫调的两支以上曲子写成，和杂剧中的套曲相似。 综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从上古歌谣、 卦爻辞开始，经过 《诗经》、楚辞、汉乐府的发展，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的兴盛，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古代文学体裁演变的一条主线。 ( 三 )中国古代散文体裁大体走了一条由散到整，再由整到散的 中国古代散文的开端应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说起。 就体制（这里还不能说成体裁）而言，先秦历史散文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而愈是后期和愈是接近民间的著作，其文学成分愈是显著，而相应的，在史学的严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这也可以说是创作风格的特征之一，亦属于文体的范畴之内。 《尚书》就其体裁而言，是古老的文章汇编。而“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的纪年为线索，记写了春秋时期的大事，编年体史书之祖。《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这也作为一种写作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左传》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促成文史结合，这是《左传》对散文的最大贡献。而另一部史书《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它的形式与春秋等书不同，是以国家为记叙的线索，分别记写了不同时期的大事，开国别体史书之先河。 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不同，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 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 就体裁来说，可以说历史散文是记叙文，而诸子散文则是议论文。诸子散文的风格不同，但那些不同之处都应归于文学价值的范畴之内，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时至西汉，以单篇的文章而言（《史记》另作别论），文章的风格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直到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的出现。 《史记》是散文体裁的一次变革。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这种体裁叫做纪传体， 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散文在魏晋时期没有长足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的“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唐代的“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古文与时文的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时文由于对文章形式的要求过高，力求骈偶，讲究修辞，铺张华丽，是一种诗化的风格。但正是由于这种风格导致了内容的空泛，感情表达的不透彻。韩愈、柳宗元等提倡的 “古文运动”正是根据这个特点，欲改革文体，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经过，至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散文的饿体裁没有发生变化，成就上也很难超过前代，散文的发展大致至此。 四） 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坛上一颗明珠。真正的小说从何而起，又有哪些变化，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真正的小说诞生应当算在魏晋时期。虽然小说这一名词出现比较早，在《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有此说法。这里说的“小说”，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无意义的文学垃圾，还不是指文体。魏晋时期出现了志人和志怪小说，应为小说之祖。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之后的志人小说与此不同，记录的大多是人间发生的奇闻怪事。《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该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创造了小说的新形式。 小说到了唐代，以“传奇”为名，唐传奇体裁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于志人、志怪小说，篇幅上长了许多，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力加强，情节曲折动人。 唐传奇源于六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后者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如果把志人、志怪小说算做短篇小说，那么也可以说唐传奇是中篇小说的雏形了。 小说的高峰在元、明、清三朝，起代表是四大名著的出现和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甚至是整个文学史的至高点，至此，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模式基本形成。而这一时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也走向了成熟。 《三国演义》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的历史画面。突出这一特点，章回体的小说形式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章回体的结构形式使得故事内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这是此书在小说体裁运用上的过人之处。 另一部巨著《西游记》虽是由众多零散故事传说汇聚成一部大书，但经过再创作，结构却相当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诙谐，灵动流利，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都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 《红楼梦》，在体裁结构上更有它的独到之处。 《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入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 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体裁，承载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也成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典范。 短篇小说的成熟，无疑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三言”中小说有不同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话本，又收录了一些已有流传的明代话本，而“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总体来说，这几部书精简而引人入胜的情节要求了精短而美丽的体制，从而使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 小说的体裁变化与发展更多的体现在内容对形式、体裁的要求上，所以，整个小说史 也是一个体裁变化发展的过程。 （五）相对与其它几种文学样式，戏剧的出现较晚，也较集中。最早的可以算得上是戏剧的文学样式应属唐代出现的变文，之后有了宋代的话本、南戏，到了元代，戏剧的发展出现了高峰，即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中的杂剧。后明、清两朝也出现了一些艺术成就比较高的杂剧，但无论是文学艺术上的价值，还是文学体裁的完善、形成，都应以元杂剧为尊。 变文是指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自出现以来，历代学者对“变”字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有的认为是梵文的音译，还有的认为是 “变更”、“神通变化”等义，更有甚者认为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变文”这种演艺形式当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所以变文中有较多佛经故事，只是它不像讲经文那样分段引用经文而后加以解说，而是完整地敷演佛经中的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从它的体裁上来说，它还不能成为戏剧。他只有一个艺人进行说唱表演，没有特定的演员、场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后来戏剧的雏形。 宋辽金时期的戏剧发展并不突出，最有特色的当属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和唐代的变文不同。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据记载，北宋已有诸宫调；但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则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西厢记诸宫调》在体裁上的最大特点是：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是早期的变文和话本之中没有的。 现在我们说说元杂剧。 元杂剧是直接继承金院本、诸宫调的多种特点，并从其它民间伎艺中吸取了某些成分而发展起来的。但元杂剧与金院本等毕竟有质的区别，到了元杂剧，才成为具有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丰富的内容的成熟的戏剧。 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少数剧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没有，也可以用到两三个。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同时也是音乐单元，见后），四折之间，大多表现出情节起、承、转、合的变化。“楔子”本意是插入木器的榫头中使之紧固的小木片，引申到杂剧中，是指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是整部剧本中的有机部分。 这是戏剧体裁上的突破和创新，也是元杂剧的亮点。 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所以说“折”也是音乐单元；四折可以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这是元杂剧形式上的另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处于前一特点的从属地位，没有“四折一楔子”的形式，也就没有唱词为中心的特色。 提及元杂剧，就不能不说说所谓“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他们对元杂剧无论是体裁还是文学价值上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以关汉卿为例。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戏剧家的关汉卿，迄今见于载录的杂剧共有六十六种，现存只有十八种。而他的作品按表现内容可分为公案剧和爱情剧。《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三剧，为公案剧的代表，而《拜月亭》和《调风月》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剧。 关剧的体裁特点是：广泛采用“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善于布置情节，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营造戏剧氛围，并使舞台演出富于动作性。本来，元杂剧四折的体制比较短小，很容易写得单薄，而关汉卿常以适当的剪裁、布置、使之能容纳较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其他几位作家的共同之处。 元代的另一种戏剧形式——南戏，也是戏剧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戏剧成熟较早的一支，是从宋杂剧、金院本到元杂剧，另有一个成熟稍迟的分支，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南戏。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 南戏的体裁方面与杂剧有很大不同，归结为一点来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要比杂剧来得自由。它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却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它的剧本结构，也不像杂剧那样因为受音乐限制而形成“四本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场的界线分场，可长可短，大都比杂剧来得长；它也不像杂剧那样每本戏规定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种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机地结合起来。 明代，戏剧家族又出现了新的一分子——传奇。此传奇不同于唐传奇。到明中期，在戏曲舞台上，传奇已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体制上，元杂剧的陈规已经被打破，一种戏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 明代戏剧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在汤显祖的四部剧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又简称《还魂记》）是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现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才能的一种。如果从体裁上严格说来，《牡丹亭》的有些缺陷是很明显的：全剧五十五出，结构显得松散冗长。但因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这一缺陷是不能掩饰其光彩的。 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因其集中在宋元明三朝，受到人们的喜爱，所以成就也比较大，戏剧可称为古代文学中体裁发展最快的一部分。
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南北朝民歌-汉魏元朝文人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格律诗-宋词-元曲-现代诗。中国诗歌发展史简介：最早的诗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诗经》，其内容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句式为四言句。继《诗经》之后，在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楚辞”，它的创始人是屈原，发展为五言句和七言句。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多为五言诗。到了魏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分为：律诗和绝句。宋代最为发达，这就是词，也叫长短句。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近代出现了新文化的“现代诗”。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在这条文化长河中最为闪耀的，是我的最爱——诗词。书桌旁，我正手捧一本散发着浓浓墨香的《古诗全集》，静静地听着诗词讲述着中华上下五千年那悠久的故事……看苏轼被贬黄州后，并没有太多的怨言，只潇洒地挥笔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不禁让人肃然起敬。听，汨罗江边屈原正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刹那间“扑通”一声，一代爱国诗人成了“诗魂”，留给世界最后一声悲愤的呐喊，给人类留下了悲壮的一幕。黄鹤楼中，李白即将与挚友孟浩然分别，这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看着好友乘坐的帆船渐行渐远，李白不禁吟诵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瓜洲江畔边，王安石再度任职，离开家乡钟山。既有着远大抱负，又留恋家乡，眺望着远方，诗人思乡情切，吟道：“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是唐朝的一株柳，摇荡在古风河畔；诗，是宋时的一条鱼，游弋在清澈柔波；诗，是元代的一首曲，传颂在天山草原；诗，是民间的一股风，悠扬在深深的胡同里；诗，是清时的浣纱女，在河边唱着绝代的歌……一首首唐诗宋词，让我感受到另一个奇妙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它所蕴含的奥秘，它所蕴含的独特的美。因为这些诗歌的美，我体会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因为诗歌的美，我感悟到世间的真理；因为诗歌的美，我发现原来世上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事物。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现代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现代文学论文题目
1. 分析《家》中觉慧的形象
2. 试论祥子与虎妞的形象
3. 评《骆驼祥子》中虎妞的形象
4. 评《雷雨》中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
5. 、《雷雨》中繁漪形象的分析
6. 、《雷雨》主要戏剧冲突之我见
7. 、朱自清散文中的诗意美
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异同观
9. 、抗战时夏衍在桂林的戏剧活动和创作
10. 、莎菲女士之我见
11. 、重评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12. 、评《暴风骤雨》中老孙头的形象
13. 、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
14. 、论莫言的小说
15. 、 论韩少功的“寻根”之作
16. 、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思考
17. 论《凯旋在子夜》
18. 论琼瑶的小说
19. 论贾平凹散文的美学追求
20. 论《鸡洼窝人家》
21. 论《棋王》
22. 论老舍的戏剧观
23. 论张贤亮的小说
24. 论郭小川诗歌的艺术特色
25. 贺敬之与郭小川诗歌创作比较
26. 舒婷的诗歌创作
27. 韦其麟的叙事诗创作
28. 谈莎红的抒情诗
29. 秦似的杂文创作
30. 杨朔与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特色
31. 玛拉沁夫的小说创作
32. 李准的小说创作
33. 秦牧的散文特色
34. 论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
35. 论《钟鼓楼》
36. 论《北方的河》
37. 论王安忆的小说
38. 论高行健的探索剧
39. 论新诗潮
40. 论北岛的诗
41. 论新时期通俗文学现象
42. 论王蒙的小说
43. 港台文学研究
44. 论新时期的小说艺术
45. 论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46. 论柯岩的创作
47. 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48. 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
49. 论刘绍棠的小说
50. 论刘索拉的小说
51. 论新时期的改革文学
52. 周梅森小说论
53. 方方小说论
54. 余华小说论，
55. 苏童小说论
56. 格非小说论
57. 新生代诗歌研究
58. 金庸小说论
59. 席慕蓉现象研究
60. 论谌容的小说
61. 广西三剑客
62. 东西小说研究
63. 凡一平小说研究
64. 鬼子小说研究
65. 新生代小说研究
66. 新生代诗歌研究
67. 新生代女性散文研究
68. 余秋雨的散文
69. 毕飞宇小说研究
70. 池莉小说研究
71. 张抗抗小说研究
72. 迟子建小说研究
73. 王安忆小说研究
74. 铁凝小说研究
75. 残雪小说研究、
76. 贾平凹小说研究
77. 新时期的军事题材小说
78. 论样板戏
79. 十七年“重放的鲜花”小说论
80.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
81. 老舍的戏剧
82. 新时期戏剧
83. 通俗小说论
84. 台湾现代派诗歌
85. 白先勇的小说
86. 陈映真的小说
87. 李昂的小说
88. 台湾乡愁诗
89. 台湾乡土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