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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首先区分一下概念西欧封建等级制度：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是以土地关系为纽带，通过层层分封而形成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维护封建主内部的利益，更有效地统治下层人民，其基本特征是封主和与附庸的臣属关系的建立。由于土地是层层分封的，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人为封主，对自己封主的封主则没有臣属关系。所以，在西欧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这种情形使封建等级制度复杂而混乱。如封建主甲可以是乙的封主，而乙的封臣又可以是甲的封君，往往一个封建主有多个封臣，从而加剧了封建主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出现割据混战局面。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最初是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宫相时（735年左右）实施的，将土地及当地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制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含有赏赐的意思。到了查理·马特的儿子时，把大部分土地当作采邑制分封给臣下，查理大帝也把通过战争夺来的土地分封给有功将领，这样使得采邑制遍及全国。英国则从威廉一世开始也实行采邑制，规定每个骑士采邑供养一名骑士，为国王服役。此后，国王下面的大封建主也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这样领主既要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而下属也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采邑制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一）、形成西欧封建制度的诸因素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其基础来自三个方面：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②基督教的传统，③日耳曼人的社会模式．换句话说，西欧封建制度是由罗马封建因素，日耳曼因素，通过基督教会对二者的不断结合而形成的．⒈罗马封建因素随着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中止，帝国的经济在公元三世纪已发生严重危机：人口锐减，城市败落，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便退居乡村，建立了以隶农为主要生产者的、实行租佃分散经营的田庄制，形成自然经济，政治上则形成独立王国．如此在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已经过渡到隶农制自然经济．另外，罗马很早以来就存在一种保护关系，一些人因败落而寻求富有的庇护人的保护，成为他们保护下的平民或附庸，帝国衰落后，这种保护关系更为扩大，成为日后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之一．⒉基督教会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变化，原来的罗马古典文化开始让位于普通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这就是基督教文化．在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崇奉奥林匹斯诸神：朱庇特，宙斯，阿波罗，转奉能解脱个人罪恶，能使个人得到拯救的基督教．因为前者虽然气势磅礴，给人力量，但却不能给人安慰；人是伟大的，但人不能总是显示伟大，人还需要安慰，尤其是在危机时代，人们需要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经过百般曲折，四世纪以后罗马终于成为基督教国家，教会组织普遍建立，受罗马制度的影响，教会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都建立起来．正是基督教会，在日益加深的混乱状态中起到了维护秩序的稳定性作用，并且成为日后教化日耳曼蛮族，把罗马古典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的承担者．另外，教会所建立的修道院制度，也对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修士最初一般都是西欧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开垦荒地，排干沼泽，改良土壤，推广三圃制，对恢复和发展西欧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保存了罗马人的一些建筑技能，发展了木刻、金属制造，纺织、玻璃、酿酒等工艺．⒊日耳曼因素日耳曼人刚从原始社会走出，为陷如绝境的西欧社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与罗马法律相比，耳耳曼法律是习惯法，粗犷、迷信、采用神裁法，但对日后西欧封建政治仍有重大影响．日耳曼法律产生于人类古老的习俗，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志，所以法律超越王权，没有一个国王可绝对专制，这种王权有限制度是中世纪西欧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所以有人说，民主起源于日耳曼丛林之中．日耳曼人的亲兵队制度，建立了首领和亲兵相互间契约关系的观念，直接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日耳曼人还带来了农村公社制度（其特点之一是自治），它对西欧城市的形成、行会制度、以至于议会制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日耳曼因素对西欧社会影响之大，以至于全球通史的作者认为：正是日耳曼人的到来，毁灭了西欧的古典文明，从而为西欧新文明的开端，扫清了道路．在中国，在印度，昔日的文明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并得以保存，但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他并且认为，这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之所在．西方史学界在西欧封建制度形成问题上主要分为两派，日耳曼派和罗马派，以后又形成综合派．（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⒊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三）、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标志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时间是九、十世纪，主要根据是 877 年的克尔西敕令．确立的标志：封臣制（附庸制）与封土制（采邑制）相结合，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结合，大贵族在其世袭领地内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力，而王权衰落．u 但注意，并不是西欧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农奴，也并非西欧所有地方都形成了封建制度；这里只是说，封建制度和农奴制从此在西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法国最为典型。四、西欧封建制度形成时期的基督教会基督教最初没有教皇，教皇一词的本意是ραρα，是对所有主教的尊称．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由于罗马主教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较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帝国政府迁拉文那，实际把罗马的管理权交罗马主教，使其地位提高．进入中世纪教皇一词逐渐为罗马主教所专有．西罗马帝国灭亡，以主教区为基本单位的教区系统依然存在，并从败落的城镇向广大农村发展．八世纪以后，西欧广大乡村教区开始形成．教皇的传教团在异教地区传教，也不断取得成功． 496 年在高卢的法兰克人受洗入教， 597 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七世纪创立了伦巴德教会，八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到公元 1000 年左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也进入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之后，基督教也征服了西欧，并且还征服了日耳曼人．在广泛的传教过程中，教会和修道院获得了大量教产． 810 年亚琛宗教会议，把主教区和主教依教产分三级： 3000 ～ 8000 处领地为一级， 1000 ～ 3000 为二级，不满 1000 处为三级主教区．一般认为，中世纪罗马教会占西欧各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各级主教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修道院也拥有大量庄园，他们招收大批农民，开垦荒地．修道院庄园往往能改进耕作制度，例如三圃制，就最早由修道院庄园实行，成为日耳曼贵族庄园的示范．5 ～ 11 世纪以前，教皇的权力一直受很大制约．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教皇一直受拜占廷长期控制． 678 ～ 752 年的十三任教皇中，有十一任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北非，拜占廷干预西方的能力大为减弱，于是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与法兰克人结盟． 751 年加洛林王朝和 756 年教皇国的建立， 800 年查理曼的加冕，直至 962 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都是西欧政教联盟的反映．有了查理帝国的支持，教皇从此敢与拜占廷皇帝分庭抗礼，西欧基督教会从此自成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加上西欧拉丁文化和东南欧希腊文化的差异， 1054 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西欧的基督教称西方公教（天主教），东欧的基督教称东方正教（东正教）．应该看到，西欧的教权与王权这时的相互支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通过基督教会，加强了法兰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基督教成为其精神支柱；通过基督教会，罗马帝国时期的典章制度，教会法规，教阶制度等，逐渐为法兰克统治者所接受，从而使法兰克国家上层建筑各部分日益完善．正是基督教会对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不断结合，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权和王权这一时期的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有利于西欧社会的发展．尽管如此，教权与西欧王权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十一世纪前西欧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大都是在世俗王权和领主统治之下，主教由世俗王权和领主任命，乡村教士也由庄园主选任控制（这时教士尚未实行独身制）． 962 年以后，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在一个时期能随意任免教皇．不过，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到十一世纪后半期，教权逐开始向王权发起挑战．
其实历史我并不熟悉，随便说点。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就是中世纪，他的产生又公元开始，基督的神学中的上帝类似于伯拉图所提出的理形世界。在神学徒的游说下伯拉图成了最处的见证者，而亚理斯多得所提出的自然等级分类附合上帝是万物之首。于是神学与哲学融合，从此雅典落幕中世纪崛起。要谈中国与欧洲的区别不妨谈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区别。欧洲的中世纪与中的孔子学说有何区别。说的很细了。具体有什么区别自己慢慢领悟吧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写作思路：可以写拒绝改革就意味着拒绝进步，以改革就是进步为中心进行阐述，语言要通顺等等。
正文：
古人早就讲过：“穷则思变”、“途穷知返”，改变几乎是自然的一种本能反应，但在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改革都会遇到阻力。
当然，从社会的层面上看，社会的改革必然会影响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们自然会极力阻挠改革的进程，但任何社会，都首先要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否则就会发生社会动荡；而从个人的层面看，一个人如果不能客观认识自己，或者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拒绝改变。阻碍自身改变的主要因素是思想观念和惰性心理。应该讲，学习知识就是为了改变自己，而许多人拥有知识，却拒绝改变自己。
在瞬息万变的当今时代，拒绝改革就意味着拒绝进步，所以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改革之初，就号召大家“解放思想”，胡锦涛强调“与时俱进”，都是想击破大家顽固保守的思想意识，排除改革路上的阻力。青年学子，要“三省吾身”，不断地、自觉地进行自我更新，以崭新的思想精神面貌，生活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荀子在他的《修身篇》中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根据这句话，积极进取的人说：“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作则必成。”如果我们想改变自己、改变社会，让我们一定能走在时代的前头，实现我们的梦想。
时间老人似乎不知疲倦，不断地推动着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不曾因为某人、因为某事而停下几许。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他们不止给后来者的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可以受益一生的精神财富——历史的“衍生物”，时时督促和激励着我们。
由于历史的广泛我不能一一道来，所以我从我所学的专业角度来谈谈自己读史的感悟。我学的市场营销，毕业后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把公司的东西推销出去。而把东西推销出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使顾客喜欢你相信你，顾客才可能买你的产品。怎样才能让顾客信任你呢？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还是乱说顾客？都不是。那该怎么做呢？别急，让我们翻开历史，细细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
秦朝时，有个叫商鞅的人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由此可见要想让别人信任你，必须要讲诚信，言行必出，做事做人要用上自己百分百的真心和诚心。不能为达成目的————把东西卖出过去，而欺顾客。要以顾客为中心，把产品卖给需要它的顾客，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
历史长河承载着过去的人与事，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了一个个足迹，似余音寥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这世界。
以史为鉴，学做人做事。让我们用心汲取古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吧！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历史论文此处省略六百字......
谈历史-我不敢说历史是什么，我只能说历史像什么。 历史像一条满满的海滩，古人是海滩的缔造者，而我们是一个个悠闲地过客，我们在历史的海滩上散步，又想拾起点什么 于是我们知道了秦前的战乱纷飞、群雄争霸；汉朝的文景之治、丝绸之路；盛唐的公主出嫁，歌舞升平；宋末的骨肉分离，词人思瘦；还有大元并不属于我们的莫斯科，我们的祖宗通过郑和下西洋将恩泽遍洒蓝色星球，我们还看到了史上最贵的一把火怎样烧掉天朝上国的尊严，烧毁半个中国的骄傲，烧痛我们后辈人的心，月光下破碎的斑驳是那些琉璃的泪吗？ 我们就在这条海滩上一步一步的前行，拾起古人留给我们的记忆，岳飞、秦桧同样应该被记住，就像石头钻石同样硌脚。 人累了，天黑了，海滩却同样在那里，我不敢说明天也不敢信明天，但愿明天的海滩有更多下陷的足迹。 历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大自然来作词，人类来谱曲，农民和领袖同样唱得出转音，只不过秦始皇转的大一点，陈胜转的小一点，五线谱写满了前辈们足够的功底，让他们一直从离骚唱到东方红，有花美的霓裳羽衣曲，也有悲凉的骊山怀古，还有黄河大合唱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每一个词都是历史的赐予，每一个音符都是感人的触摸，在音乐的灵魂里我读出了历史的发展壮大，80后华人的历史不止只唱到R&B，中国人的历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我不敢说明天也不敢信明天，但愿明天的歌谣可以让更多的人传唱。 历史不是谁写给谁看得而是谁来书写的，古人写下了万里长城，近现代人写下了万里长征，我们应该写下更多可以万年来辉煌，历史是伟大的。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担；王安石变法改革官制后，主要由秘书省负责。官修的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的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的日历，详细记载典章制度的会要，还有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
能指出记叙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理解论文所记叙的事件、人物、景物及其所表现的思想意义。2．理解论文的人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记叙的顺序（顺序、倒叙、插叙）的特点和作用。
（一）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历史开阔了我们思维活动的时空，提供丰富的前车之鉴，使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多一条思路、多一分厚重、多一个借鉴。历史是活着的，它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要学好历史，就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首先心态要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去学。你很痛苦的翻开历史课本，那里面的内容你还看的下去吗？说看的下去，那是人的！听课也是一样的道理。其次，用你的兴趣引导你前进。你英语特好，就是不喜欢历史。那好办，找英文版史书，看看英国光荣革命、美国南北战争。对你来说是巩固英语，实际取到看历史的作用。这比直接看教材效果好的多！第三，历史就是一条时间组成的线。每个时间点、时间段上都有我们必须知道的事件，这是关键。因为没有事件，起因就不被发现，意义就无从谈起，历史就成了无源之水。 （二）衣：改革开放前色彩样式单调。改革开放后丰富多彩，服饰成为展示风度个性的方式。食：前食物匮乏，单调，甚至未解决温饱。后不仅吃饱，而且吃好。住：改革开放前居住条件较差。改革开放后人居面积增加，居住环境有明显改善。行：前步行，公交车，自行车是城市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后开摩托车，乘出租车，私家车出行，乘飞机旅游。原因：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唐诗宋词”塑造民族精神 中国文学中博大深厚、富于文化底蕴，其中既有高度成就又易于大众接受的，是代表中国韵文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唐诗宋词”由于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民族文化底蕴，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们在此无意夸大“唐诗宋词”的内涵外延，但它对培养民族的文化素质，确实是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唐诗宋词的情感意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使人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情操，提高了素质。首先，要了解唐诗宋词的一些基本知识，如什么是古体诗、近体诗、平仄、押韵、对仗、词牌等。这些内容大致了解即可，不必深究。同时要知道所读唐诗或宋词的字面意思。 其次，了解作者的生平思想及该诗或词的写作背景。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因为只有了解了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倾向，以及该诗的创作背景，才能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情感内函，从而进入较深层次的理解。 如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如果你不了解杜甫的经历思想，不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强烈热爱的情感，不理解人民的喜怒哀乐时刻牵挂着他心魂的话，就很容易把这首诗理解成一般性喜爱春雨的作品。在本诗中，杜甫对春雨的喜爱，是出于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因为好的春雨能滋润禾苗生长，能带来好的收成，让百姓吃饱饭，过好日子。因此诗人一开篇就以喜爱的口吻赞之为“好雨”，说其“知时节”而下。他的心、他的情、他对事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了解了杜甫的生平思想，不但能透过字面意思，理解作品的深层意蕴，而且能在感受其对祖国和人民热血情怀的同时受到感染和熏陶，渐渐地萌生爱国爱民的情感，并融化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 又如李白的诗歌，在充分表现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积极进取精神的同时，洋溢着对祖国大好山河无限热爱的情怀：“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等。每当我们读起这些诗句，无不热血沸腾，深受感染。如果能再了解一些李白的生平思想，那就更好了。再如读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只有了解了北南宋时期国家破败、家园沦丧、爱国志士满怀爱国情怀壮志，却报国无门的特定历史状况，以及岳飞的生平思想后，才能真正理解一位爱国将领内心深处那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民族情怀，进而受到感染和启迪，并转化为自己的民族情操和民族文化素养。 再次，感悟诗词情感意蕴，吟诵使之融为素质。在完成了上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后，还要“感其然，悟其所以然”，深入到对作品“情”的感受和“蕴”的感悟中，由学习知识进化到培养素质。那么怎样才能感受其“情”、感悟其“蕴”呢？方法只有一个：读→ 朗读 → 朗诵 → 吟诵。一定要出声地读，而且由一般的“读”逐渐进入到“吟诵”。这样才能感受到作品中那犹如人体内流淌着的血液一样的“情”，感悟到如人的灵魂般的“蕴”。在经常地、多篇目地、反复吟诵“唐诗宋词”的过程中，陶冶了情操，也培养了素质。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雅”了点，“和”了点，“儒”了些。 随着“唐诗宋词”的感受、感染、感悟及民族情感蕴蓄的加深，特别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情感素质就渐渐地培养出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所培养出来的文化素质将释放为我们前面所提及的能量，获得意想不到的人文效应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具有民族情感、爱国情感，更会在获得成功快乐的同时，享受着身为华夏子孙为国献力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愉悦和幸福，那是生命的最高意义和价值！
历史小论文：
时间老人似乎不知疲倦，不断地推动着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不曾因为某人、因为某事而停下几许。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他们不止给后来者的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物质财富，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可以受益一生的精神财富——历史的“衍生物”，时时督促和激励着我们。
由于历史的广泛我不能一一道来，所以我从我所学的专业角度来谈谈自己读史的感悟。我学的市场营销，毕业后主要的工作任务是把公司的东西推销出去。而把东西推销出去的第一步，就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使顾客喜欢你相信你，顾客才可能买你的产品。怎样才能让顾客信任你呢？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还是乱说顾客？都不是。那该怎么做呢？别急，让我们翻开历史，细细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
秦朝时，有个叫商鞅的人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由此可见要想让别人信任你，必须要讲诚信，言行必出，做事做人要用上自己百分百的真心和诚心。不能为达成目的————把东西卖出过去，而欺顾客。要以顾客为中心，把产品卖给需要它的顾客，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
历史长河承载着过去的人与事，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了一个个足迹，似余音寥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这世界。
以史为鉴，学做人做事。让我们用心汲取古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吧！
诗宋词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瑰宝，也是历史的见证。 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全部爱国主义精神充实起来的，不同的人士对自己的豪情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其中诗人的表达方式颇为高雅、豪迈，喜、忧、爱、恨层层包裹着食诗词中的每一个字…… 忧，忧得让人无奈。 诗仙李白游览越中时，想起在春秋时代，吴越两国争霸南方，成为世仇。越王勾践于公元前四九四年，被吴王夫差打败，回到国内，卧薪尝胆，誓报此仇。公元前四七三年，他果然把吴国灭了；有感而发，写下《越中览古》。诗写的就是这件事：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喜，喜得让人发狂。 在广德元年(763)，杜甫喜闻蓟北光复，留下千古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诗人想到可以挈眷还乡，喜极而涕，这种激情是人所共有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当时对着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 爱，爱的让人激情澎湃。 正所谓“多情自古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曾记得，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率兵马仓皇逃入西南，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遭到毁灭，白居易亲历这一历史变故，感叹不已，便写下了名篇《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之恨，“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情，都被作者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恨，恨得让人入骨。 众所周知，奸臣昏君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中，陷害忠良的秦桧便是代表。岳飞抗金班师，而秦桧却连发十二道金牌令岳飞回去，并向金国求和。岳飞满腔悲愤，却无人理会，留下《满江红》之豪句：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只可恨秦桧竟然不放过岳飞，在他写下《满江红》之后不久，便伙同宋高宗赵构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陷害致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让我们多读唐诗宋词，以史为鉴。
百日维新历史论文（题目自拟，可以从中摘抄800左右非常简单）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希望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百日维新[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1.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2.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渝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 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内容:1.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3.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4.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5.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6.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2.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是转交翁同龢，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1895年5月6日，继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手中，引起重视，维新派开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梁启超也在其《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随着变法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康有为认识逐步趋于现实，“变法看似简单，其实成功太难”，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开国会，设议院，是非常艰难的，比较实际的只有依靠皇帝权威，“乾纲独断”，才有可能“变成法”，达到富强。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中即已明显转变了政治策略：“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以消除光绪顾虑。1898年1月，康有为奉光绪“条陈所见”诏，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①明定国是，②“立制度局总其纲”，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局是皇帝主持设立的，对皇权有强化作用，与民选产生的国会有本质区别。此后，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供光绪阅览参考，这是康有为从民权变法到君权变法的全面调整。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明确提出变法最好以彼得为榜样，以俄国为样板，进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乃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在此情形之下，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已是顺理成章，再奢谈“君主立宪”反而是不识时务了。总之，笔者认为，“百日维新”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内容，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把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因而改变“民权变法”之初衷，走上了“君权变法”之路，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客观原因：光绪帝本身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夺取实权，岂容再兴民权削弱君权？其次，改革本身是一项庞大、复杂、漫长的系统工程，康有为所极力推荐的彼得一世改革根本就没有国会议院一说，明治维新也是先从幕府将军手中夺取政权，确立天皇权威，在天皇主持下进行改革，在改革中逐步确立议会机构及地位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从1640年开始革命至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也经历了半个世纪。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封建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仅凭一纸法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说明康、梁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还算“明智”，要在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骤开国会，显然缺乏应有的组织、思想准备，社会物质条件。一句话，“百日维新”太短暂，过早夭折，君主立宪还来不及孕育出台，就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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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