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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植物所共有在研项目314项（包括新增项目94项）。其中，主持（或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3项（新增1项）、承担（或参加）课题21项（新增7项），主持（或承担）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项目15项；主持（或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9项、面上项目99项（新增37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8项（新增1项）；承担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2项，主持（或承担）重要方向项目27项（新增7项），承担国际合作项目16项（新增8项）；承担院地合作项目39项（新增15项），与地方政府合作项目13项（新增4项）。发表论文408篇，其中SCI论文217篇，有136篇发表在学科前30%的SCI刊物上，影响因子在9.0以上的8篇，5.0以上的35篇，2.0以上的148篇；出版专著4部；授权专利16项。 2011年，植物所争取国家重要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共计78项。其中，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1项，科技基础工作专项1项，973课题1项，农业成果转化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7项，其中重点项目2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1项、杰出青年基金2项、面上项目44项、青年科学基金15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1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1项、创新研究群体延续资助1项；中科院项目百人1项，中科院创新方向性项目2项，先导性专项课题4项。2011年植物所到位经费2.12亿元，实际留所经费1.62亿元。发表论文366篇，其中SCI论文231篇，有152篇发表在学科前30%的SCI刊物上，影响因子在9.0以上的11篇，5.0以上的32篇，2.0以上的154篇；出版专著17部；授权专利22项。 2012年，植物所在研项目（课题）共320项（新增160项）。其中包括，973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项、课题15项（新增1项），863课题1项（新增1项），国家科技条件平台项目1项（新增1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创新群体1项（新增1项）、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1项（新增1项）、重点项目7项（新增2项）、面上项目122项（新增44项）、青年项目45项（新增15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项（新增2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1项（新增1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3项，中科院重点国际合作项目2项，其它国际合作项目19项（新增8项）；院地合作项目4项，其它横向项目32项（新增15项）。到位经费1.95亿元，实际留所经费1.58亿元。发表论文416篇，其中SCI论文280篇，有184篇发表在学科前30%的SCI刊物上，影响因子9.0以上的7篇，5.0以上的45篇，3.0以上的118篇；出版专著10部；授权专利48项。 2013年，植物所在研项目（课题）共471项（新增220项）。其中，承担973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3项（新增1项）、课题19项（新增5项），863课题1项，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项（新增2项），科技支撑课题2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1项（新增1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6项（新增1项）、面上项目123项（新增44项）、青年项目45项（新增16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项（新增1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项（新增1项）、重大项目1项、创新群体1项、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项（新增1项）；承担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1项，中科院重点国际合作项目2项，其它国际合作项目23项（新增12项）；院地合作项目8项（新增4项），其它横向项目116项（新增96项）。2013年，植物所到位经费2.38亿元，实际留所经费1.87亿元。发表论文457篇，其中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328篇，有285篇发表在领域前30%的SCI刊物上，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影响因子8.0以上的20篇，5.0以上的58篇，3.0以上的150篇；出版专著3部；授权专利56项。 2014年，植物所共有在研项目377项（包括新增项目213项）。其中，承担973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3项（新增1项）、课题18项（新增5项），863课题1项，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项（新增2项），科技支撑课题2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1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项（新增4项）、面上项目128项（新增46项）、青年项目62项（新增30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项（新增1项）、优秀青年基金3项（新增2项）、特殊学科点建设项目1项（新增1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项、创新群体1项、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2项（新增1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1项、其他基金项目12项（新增5项）；承担其他部委项目10项（新增4项）；承担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1项，院重点部署项目3项，主持院STS项目1项（新增1项）；中科院重点国际合作项目4项（新增2项），其它国际合作项目18项（新增8项）；院地合作项目8项（新增4项），其它横向项目116项（新增96项）。2014年，植物所到位经费2.56亿元，实际留所经费1.88亿元。发表论文562篇，其中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365篇，有230篇发表在领域前30%的SCI刊物上，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影响因子8.0以上的15篇，5.0-8.0的22篇，3.0以上的135篇；出版专著8部；授权专利4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植物学会共同主办的植物学综合性国际英文学术期刊。2012年SCI影响因子为3.75，排在国际植物生物学非综述类期刊的第12名，位居国际该领域期刊的前11%，在所有 SCI收录的151种中国科技期刊中位于第7名。JIPB被SCI，BA和PubMed等67个国际重要检索机构收录；拥有14,300余家订阅机构，订户遍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全文下载量接近20万次。 2013年入选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全国百强科技期刊”；2012年获中国科协 “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奖” 二等奖，被CNKI等三个机构授予“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2006年—2011年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A类资助；2005年、2007年、2009年—2012年获中国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2001—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资助； 2009年获 “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称号；2006年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2005年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2004年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2003年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2002年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1999年获首届国家期刊奖。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植物分类学报》是中国生物学科历史最悠久的核心期刊，代表了中国植物分类学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平。2003年被世界著名检索机构ISI数据库收录，入编其产品SCIE和CC/AB&ES。2008年原拉丁刊名Acta Phytotaxonomica Sinica改为英文名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自2009年始改为英文刊，并与国际出版机构Wiley-Blackwell合作出版，采用ScholarOne的Manuscript Central在线投稿、审稿系统。自2010年至2013年的影响因子分别 为0.880、1.295、1.596、1.851。2012年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是中国植物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办的一本反映植物生态学领域及相关交叉学科最新研究进展的全英文期刊，双月刊，创刊于2008年。以发表符合当前国际生态学研究前沿的原始创新性论文为主，同时发表有新观点的代表国际植物生态学研究前沿和动态的综述。被SCI、BA等17个国际知名数据库所收录，2013年JCR最新发布的JPE影响因子为1.355，在SCI收录的195种植物学期刊中位列第93位；在SCI收录的136种生态学期刊中位列第89位；在中国大陆被SCI收录的151种期刊中位列第30位。2012年获中国科协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优秀国际科技期刊三等奖。 《植物生态学报》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植物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主管的中文生态学期刊。月刊，大16开本（A4幅），全铜版纸印刷。刊登内容涉及植物学、生态学、农学、林学、地理学、土壤学及气象学等多个学科，主要发表植物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创新性原始研究论文，包括以植物与环境关系为内核的生态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的内容。注重发表有新观点的植物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高水平综述文章、新的方法与技术、植物生态学相关基础资料，并设有论坛栏目,对植物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重要科技问题开展学术讨论。被BIOSIS、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Ecological Abstracts、Advances in Ecology、AGRIS International、CNK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等中国国内外几十种重要检索系统和数据库收录。 《生物多样性》 反映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发展水平的、中国国内生物学领域公认的高水平学术刊物。 《植物学报》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植物学会主办的中文版综合性学术期刊。反映中国植物科学领域科学家最新研究成果（新发现和新方法等）、系统评述国际研究热点（新理论、新发展），刊登涵盖植物科学各领域（包括农学、林学和园艺学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栏目设置包括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研究快报、技术方法、特邀综述和专题论坛。是全国优秀中文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被中国国内外多家著名检索系统收录，中国国内数据库包括：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网络资源系统（网络版）、CSCD、CSTPCD、CNKI和CAJCED；中国之外数据库包括:：《英联邦农业文摘》（CABABSTRACTS）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情报系统《国际农业引文索引》（AGRIS INTERNATIONAL）。获中国科学院优秀期刊三等奖（2000年）、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2001年）和第六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2008年）。2009年，入选中国科协精品期刊示范项目。2012年，本刊被评为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生命世界》 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高等教育出版主办，传递与生命相关的科学信息，普及与生命相关的科学知识，报道与生命相关的科学事件。主要栏目有封面故事、生命科学、生命自然、生命健康。
氮素是蛋白质与核酸等生命体的基本组成元素，参与植物的生长发育、物质合成与代谢等一系列生物学过程。早在1888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可以将氮气转化成植物需要的氮素营养。100多年来，“为什么豆科植物能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该领域的研究者。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团队今天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论文，研究揭示豆科植物皮层细胞获得SHRSCR干细胞分子模块，使其有别于非豆科植物，从而回答了百余年来的这一科学难题。空气中氮元素丰富，但植物不能直接利用。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固氮反应需要很高的能量输入。当前，农业生产主要通过大量施用氮肥来提高农作物产量，我国7%的耕地使用了世界35%的氮肥，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严重，是我国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人工合成氮肥不仅耗费大量能源，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前人的科学研究发现，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可以将氮气转化成植物需要的氮素营养。有趣的是，能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的物种只分布于豆目、蔷薇目、葫芦目和壳斗目中。对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的研究，一直是生物学研究的热点前沿领域。经过8年科研攻关，王二涛团队研究发现，在豆科植物进化过程中，SHRSCR干细胞分子模块赋予了豆科植物皮层细胞分裂能力，形成根瘤。由此，豆科植物与非豆科植物有了不同的命运。“我们希望把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固氮现象移植到非豆科植物，这样有助于减少非豆科农作物对氮肥的依赖。”研究团队发现，在非豆科植物拟南芥和水稻根中异位过量表达SHR-SCR分子模块，同样可以诱导根皮层细胞分裂。“这就像是筑巢引凤，为根瘤菌建造了一座房子让其搬进去住，后续是否能共生固氮虽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已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副主任龚继明说。该项研究发现，SHR-SCR分子模块是植物皮层细胞分裂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共生固氮的理解，也为非豆科植物皮层细胞命运的改造奠定了基础，为今后减少农作物对氮肥的依赖，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因为它是菌种，而不是一种植物，所以它不能形成根瘤。
固氮菌只与豆科植物共生。根瘤菌属的细菌，能侵入豆科植物的根而形成根瘤。该属细菌根据种的不同，寄生的豆科植物的范围也有所不同，但在寄生后形成根瘤的状态下，都可以进行显著的固氮作用。从而豆科植物可以减少氮肥的追肥，而达到增产作用。
数学系张义堂教授声称，他已经解决了兰道·西格尔的零猜测，这引起了数学界的关注。数学的定义在数学中真的很少见，“迟来的大工具”，这是一个罕见的奇迹。成就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深刻的学科，要在数学上取得成功并不容易，而且要知道写已发表的文章需要更长的时间。许多人同时，由于缺乏耐心，也要放弃一半。
许多人不知道这种猜测有多令人兴奋，简单地说，如果兰道·西格尔的猜测推翻了黎曼的猜测，那么现代数学可能就是一切。数学课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黎曼猜测是七种猜测之一物理学领域的伟大猜测，适用于世界上许多数学问题，如果黎曼猜想是一击，那么利用黎曼猜想解决世界数学问题的这一阶段将是一击，这将是所有物理学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立即让很多人愿意尝试，许多人正在等待张义堂正式发布书面信息，在这个阶段，张义堂只是口头上实现了兰道·西格尔的猜测兰道·西格尔的猜测只是一种黎曼猜测，如果他相信的话，黎曼猜测就是验证。
兰道·西格尔的猜测实际上是零猜测，其本质是证明传统零区域中是否有任何零。黎曼猜测，除1/2的真实部分外，所有非微不足道的零功能都位于平行线上。从零开始。2013年，他在顶级数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表明部长们的数量是无限距离的。此后，在双重猜想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震惊了数学界。后来，张义堂在朋友的推荐下，前往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和统计系担任助教和讲师，教授微积分、代数、质数理论等课程。最后，他回到了在学院的梦想。
一周内两次登上国际科学期刊，中科大潘建伟团队太“忙”了！
6 月 15 日，《Nature》杂志刊登了潘建伟团队主导的量子通信研究《基于纠缠的千公里级安全量子加密》。
6 月 18 日，《Science》杂志以“First Release”形式刊登了潘建伟、苑震生在超冷原子量子计算和模拟研究的最新进展，题为“Cooling and entangling ultracold atoms in optical lattices”《在光学晶格中冷却和纠缠超低温原子》。
雷锋网注：图片截自 Science
在后者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实验了首次提出的冷却新机制，实验后使系统的熵 降低了 65 倍 ，达到了创纪录的低熵。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在光晶格中 首次实现了 1250 对原子高保真度纠缠态的同步制备，保真度为 99.3%。
在量子计算领域，量子纠缠被视为核心资源，随纠缠比特数目的增长，量子计算的能力也将呈指数增长。
因此， 大规模纠缠态的制备、测量和相干操控成为了量子计算研究的核心问题。
通常情况下，实现大规模纠缠态要先同步制备大量纠缠粒子对，再通过量子逻辑门操作将其连接形成多粒子纠缠。
由此， 高品质纠缠粒子对的同步制备是实现大规模纠缠态的首要条件。
在实现量子比特的物理体系中，由于具备良好的可升扩展性和高精度的量子操控性，光晶格超冷原子比特和超导比特被视为最可能率先实现规模化量子纠缠的系统。
早在 2010 年，中科大研究团队就与德国海德堡大学展开了合作，对基于超冷原子光晶格的可拓展量子信息处理展开联合攻关。
研究人员开发了具有自旋依赖特性的超晶格系统，形成了一系列并行的双阱势。
不仅如此，每个双阱势用光场产生了有效磁场梯度，结合微波场，实现了对超晶格中左右格点及两种原子自旋等自由度的高保真度量子调控。
据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研究部的说法，在早期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 Rb-87 超冷原子制备了 600 多对保真度为 79% 的超冷原子纠缠态并使用该体系调控特殊的环交换相互作用产生四体纠缠态，模拟了拓扑量子计算中的任意子激发模型。
但由于 晶格中原子的温度偏高，使其填充缺陷大于 10%， 不利于形成更大的多原子纠缠态和提升纠缠保真度。
因此，光晶格超冷原子比特系统需要进一步提升。
论文指出，研究团队首次提出了新制冷机制，即利用交错式晶格结构将处在绝缘态的冷原子浸泡到超流态中，通过绝缘态和超流态之间高效率的原子和熵的交换，以超流态低能激发的形式存储系统中的热量，再用精确的调控手段移除超流态，从而获得低熵的填充晶格。
基于此，研究人员在一个具有 10000 个原子的量子模拟器展开了实验。在二维平面上，研究人员将莫脱绝缘体样品浸泡在可移动的超流体储层中使其冷却。
雷锋网注：图为光晶格中原子冷却的示意图
结果显示，制冷后使系统的熵达到了创纪录的低熵， 降低了 65 倍 ，不仅如此， 晶格中原子填充率大幅提高到 99.9% 以上，达到近乎完美的程度。
在这一制冷基础上，研究人员进一步推进研究。
研究人员开发了两原子比特高速纠缠门，最终 获得了纠缠保真度为 99.3% 的 1250 对纠缠原子。
对此，研究人员表示，其研究为 探索 低能量多体相提供了一个环境，使产生大规模的纠缠更具可能性。
另外，对于这一研究结果，《Science》杂志的审稿人给与了正面评价：
超冷原子量子计算和模拟研究之所以能取得新突破，离不开以潘建伟、苑震生为主导的研究团队，而从其过往的研究经历来看，二位来头不小。
潘建伟
潘建伟，有“量子之父”之称，是“墨子号”的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等方面的研究，是国际上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该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
虽然一周连登两次国际期刊，但潘建伟的高光，远不止如此；不仅多次登上国际期刊，还屡次创下记录，主要包括：
苑震生
苑震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其研究方向包括超冷原子量子调控、量子光学，以及原子分子物理。
据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官方介绍，苑震生教授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多达 40 余篇，总引用 2000 次。
其中包括：
·······
尽管这些“最可爱的人”已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他们仍未停歇，不断用新的研究成果刷新着我国在量子计算和模拟的进步。
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的发布，雷锋网也将持续关注。
参考资料：雷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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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团队近日在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了两种可有效阻断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源单克隆抗体，有望用于抗新冠药物和疫苗的研发。
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多家单位参与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从一名新冠康复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分离出4种人源单克隆抗体。
实验显示，这4种抗体对新型冠状病毒均有中和能力。其中，分别被称为B38和H4的两种抗体能够阻断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其受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的结合。
扩展资料
两种抗体的作用
此前多项揭示新冠病毒感染机制的研究表明，该病毒主要通过其表面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域与人体细胞上的ACE2结合实现感染。
实验显示，B38和H4分别识别受体结合域的不同表位，小鼠实验证实了这两种抗体能降低感染小鼠肺部的病毒量，展现出了治疗效果。两种抗体还可被混合使用以便更有效抑制病毒感染。
研究团队进一步解析了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受体结合区域与B38形成的复合物结构，从而揭示了B38阻断病毒感染的分子机制。目前两个抗体已在相关公司进行产品转化，未来有望用于新冠患者临床治疗。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客户端—中国团队发现可阻断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源单克隆抗体
【新智元导读】 2月25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唐传祥研究组与合作团队在《自然》上发表研究论文《稳态微聚束原理的实验演示》，报告了一种新型粒子加速器光源「稳态微聚束」的首个原理验证实验。与之相关的极紫外光源有望解决自主研发光刻机中最核心的「卡脖子」难题。
最现代的研究用光源是基于粒子加速器的。
这些都是大型设施，电子在其中被加速到几乎是光速，然后发射出具有特殊性质的光脉冲。
在基于存储环的同步辐射源中，电子束在环中旅行数十亿转，然后在偏转磁体中产生快速连续的非常明亮的光脉冲。
相比之下，自由电子激光器(FEL)中的电子束被线性加速，然后发出单次超亮的类似激光的闪光。
近年来，储能环源以及FEL源促进了许多领域的进步，从对生物和医学问题的深入了解到材料研究、技术开发和量子物理学。
现在，一个中德团队证明，在同步辐射源中可以产生一种脉冲模式，结合了两种系统的优点。
2月25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唐传祥研究组与来自亥姆霍兹柏林材料与能源研究中心（HZB）以及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PTB）的合作团队在Nature上发表了题为《稳态微聚束原理的实验演示》（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steady-state microbunching ）的论文。
报告了一种新型粒子加速器光源「稳态微聚束」（Steady-state microbunching，SSMB）的首个原理验证实验。
该研究与极紫外（EUV）光刻机光源密切相关，有望为EUV光刻机提供新技术路线。
SSMB光源首个原理验证实验，中德团队登上Nature
同步辐射源提供短而强烈的微束电子，产生的辐射脉冲具有类似于激光的特性（与FEL一样），但也可以按顺序紧密跟随对方（与同步辐射光源一样）。
大约十年前，斯坦福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著名加速器理论家赵午和他的博士生Daniel Ratner以提出了「稳态微束」（SSMB）。
赵午教授
该机制还应该使存储环不仅能以高重复率产生光脉冲，而且能像激光一样产生相干辐射。
来自清华大学的青年物理学家邓秀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这些观点，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2017年，赵午教授联系了HZB的加速器物理学家，他们除了在HZB操作软X射线源BESSY II外，还在PTB操作计量光源（MLS）。
MLS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设计优化运行的光源，在所谓的 「低α模式 」下运行。
在这种模式下，电子束可以大大缩短。10多年来，那里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不断开发这种特殊的运行模式。
HZB的加速器专家Markus Ries解释说：「现在，这项开发工作的成果使我们能够满足具有挑战性的物理要求，在MLS实证确认SSMB原理」。
「SSMB团队中的理论小组在准备阶段就定义了实现机器最佳性能的物理边界条件。这使我们能够用MLS生成新的机器状态，并与邓秀杰一起对它们进行充分的调整，直到能够检测到我们正在寻找的脉冲模式」，HZB的加速器物理学家Jörg Feikes说。
HZB和PTB专家使用了一种光学激光器，其光波与MLS中的电子束在空间和时间上精确同步耦合。
这就调制了电子束中电子的能量。
「这使得几毫米长的电子束在存储环中正好转了一圈后分裂成微束（只有1微米长），然后发射光脉冲，像激光一样相互放大」，Jörg Feikes解释道。
「对相干态的实验性探测绝非易事，但我们PTB的同事开发了一种新的光学检测装置，成功地进行了探测。」
SSMB概念提出后，赵午持续推动SSMB的研究与国际合作。
2017年，唐传祥与赵午发起该项实验，唐传祥研究组主导完成了实验的理论分析和物理设计，并开发测试实验的激光系统，与合作单位进行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数据分析与文章撰写。
揭示SSMB作为未来光子源潜力的关键一步，是在真实机器上演示其机制。在新的论文中，研究人员报告了SSMB机制的实验演示。
SSMB原理验证实验示意图
实验表明，存储在准等时环中的电子束可以产生亚微米级的微束和相干辐射，由1,064纳米波长激光器诱导的能量调制后一个完整的旋转。
结果验证了电子的光相可以在亚激光波长的精度上逐次相关。
SSMB原理验证实验结果
在这种相位相关性的基础上，研究人员通过应用相位锁定的激光器与电子轮流相互作用来实现SSMB。
该图示直观地展示了如何通过激光调制电子束来产生发射激光的微束，是实现基于SSMB的高重复性、高功率光子源的一个里程碑。
有望解决EUV卡脖子难题
没有顶尖的光刻机，是我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光刻机的曝光分辨率与波长直接相关，半个多世纪以来，光刻机光源的波长不断缩小，芯片工业界公认的新一代主流光刻技术是采用波长为13.5纳米光源的EUV（极紫外光源）光刻。
大功率的EUV光源是EUV光刻机的核心基础。简而言之，光刻机需要的EUV光，要求是波长短，功率大。
EUV光刻机工作相当于用波长只有头发直径一万分之一的极紫外光，在晶圆上「雕刻」电路，最后将让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包含上百亿个晶体管，这种设备工艺展现了人类 科技 发展的顶级水平。
而昂贵的EUV光刻机也正是实现7nm的关键设备，目前，荷兰ASML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量产EUV光刻机的厂商，而由于禁令，我国中芯国际订购的一台EUV仍未到货。
如果中国大陆无法引入ASML的EUV光刻机，则意味着大陆将止步于7nm工艺。
目前ASML公司采用的是高能脉冲激光轰击液态锡靶，形成等离子体然后产生波长13.5纳米的EUV光源，功率约250瓦。而随着芯片工艺节点的不断缩小，预计对EUV光源功率的要求将不断提升，达到千瓦量级。
SSMB光源的潜在应用之一是作为未来EUV光刻机的光源。它们产生的类似激光的辐射也超出了 "光 "的可见光谱，例如在EUV范围内，最后阶段，SSMB源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辐射特性。脉冲是强烈的、集中的和窄带的。可以说，它们结合了同步辐射光的优势和FEL脉冲的优势。
可以说，基于SSMB的EUV光源有望实现大的平均功率，并具备向更短波长扩展的潜力，为大功率EUV光源的突破提供全新的解决思路。
EUV光刻机的自主研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SSMB的EUV光源有望解决自主研发光刻机中最核心的「卡脖子」难题。
关于作者
本文的通讯作者唐传祥教授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1992年9月－1996年3月，考入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硕博连读。1996年3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论文为“用于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多腔热阴极微波电子枪的研究”。
1996年4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
1996年7月 1998年6月期间，作为访问学者到德国DESY工作2年。在DESY工作期间，主要进行超导加速结构的优化及测量研究，并与J. Sekutowicz, M.Ferrario等合作提出了Superstructure的超导加速结构。
1998年6月回国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从事加速器物理、高亮度注入器、汤姆逊散射X射线源、自由电子激光、新加速原理与新型加速结构、电子直线加速器关键物理及技术、加速器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参考资料：
他的成就很多，他获得了中华医学奖和上海市医学科技奖同时还有科技进步奖等很多项科技奖，更是在今年8月被授予“上海市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谈第四针疫苗接种，国人是不需要接种第四针的。根据美国的科研学家研究发现，新冠疫苗接种的次数过多，可能会造成免疫系统发生疲劳，更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张文宏主任则表示，以国内的新冠疫情程度来看，国内已经普遍接种三针新冠疫苗，对于新冠病毒的免疫抗体浓度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疗效，是不需要再次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的。自从新冠疫苗第三针接种普及以来，有很多小伙伴都会质疑会不会打第四针疫苗加强针。张文宏则对此事发表了个人见解，他认为第四针疫苗国际还未普及，现在提议接种第四针加强针疫苗还言之过早，而且接种太多次数的疫苗可能会使人体发生免疫系统疲劳，对于整体的防疫是不利的。
一、免疫系统发生疲劳，人们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人体的免疫系统有一定的自我修复性，如果连续接种疫苗的话，可能会发生免疫失败的情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接种过多次数的新冠疫苗非但起不到较好的免疫疗效，还有可能使群体陷入免疫疲劳的危机中。接种第四针疫苗的说法还是言之过早的，除非是有必要的医院研究认为接种四针疫苗对群体免疫的效果有很大的好处，才会被我们国家提倡起来。
二、国内三针已达到比较好的抗体浓度，无需浪费过多的医疗资源
国内的人口众多，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接种了三针新冠疫苗。从对疫情的免疫效果来看，发生重症感染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人们距离集体免疫屏障更进一步了。第四针疫苗接种工作可能应用于高风险应急地区，在普通人群中开展四针接种工作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你认为在国际上有哪些国家可能率先开展第四针疫苗接种工作呢？
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表示到现在抗疫已经两年多了，我们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这场疫情，所以面对疫情绝对不能躺平和盲目效仿，而是要坚定的认同我们现在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网络上两个特大“砖家”给民众骂死了，还报道他们说的话，要他们跟着欧美医学执行标准走人吧
证据表明世界正处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中
证据表明世界正处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中，当前，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性议题，关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即将到来”的消息，不免令人担忧。证据表明世界正处在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中。
地球上的物种大灭绝事件是人类最不愿意经历的，毕竟从地球上以往发生的纪录来看，每一次物种大灭绝，首当其冲的永远都是占据主要生态位的生物，例如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到地球表面，撞击产生的破坏力以及后续引发的海啸、地震让统治地球1.6亿年之久的恐龙整体性灭绝。
根据科学家的发现在最近5-6亿年间，地球上一共发生了大大小小二十余次物种灭绝事件，最近的一次就是在6500万年前，较严重的一共有五次，每一次物种灭绝都会让地球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种消失，因此说人类比较担忧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到来，而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上或许正在经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一些科学家认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事件或许正在发生
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地球生物的发展演化历程是循序渐进的，地球环境的改变在逼迫着生物的进化，但如果地球环境发生骤变，就会导致地球生物的大规模灭绝消失。地球上一共发生过五次较大的物种灭绝事件：
一、4.4亿年前奥陶纪末期生物大灭绝，大片冰川融化导致地球温度下降，海洋被冰封导致85%的物种消失灭绝；
二、3.65亿年前的鱼类时代，同样是全球温度骤降，大量物种在这次劫难消失灭绝；
三、2.5亿年前二叠纪末期，这是三叶虫的时代，海平面下降以及大陆漂移，最终导致96%的物种消失灭绝；
四、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大量的爬行类动物灭绝；
五、最后一次就是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物种大灭绝，统治地球1.6亿年之久的恐龙因此消失。
01、《科学进展》上的研究
科学家认为人类文明的快速崛起，已经对地球上的很多物种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也导致很多物种的灭绝。因为人类的快速发展，我们越来越注意到某些生物的“有用”价值，而忽略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让地球生物持续不断地走向灭绝。
科学家研究发现远古的哺乳动物，它们的消失灭绝和人类的发展也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从化石证据上来看和人类的迁徙活动、时间紧密结合。每当人类进入一块新的区域，附近的一些物种就会开始灭绝，这可能跟人类的过度猎杀有关。
科学家进行计算机模拟发现，在最近的12万年以来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达到极值，科学家预测到2100年，还会有550种哺乳动物消失灭绝。
02、《生物学评论》（Biological Reviews）期刊上的研究
来自美国和法国的生物学家团队1月10日在《生物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他们认为地球上正在发生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事件，并且主角就是人类。
地球上有700-800万个物种，无脊椎动物占据了95%以上，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统计的数据主要是来自哺乳动物和一些鸟类，从这个数据统计出来的地球生物灭绝速率或许并不严谨。
如果把无脊椎动物加入进去，在最近的1500年200多万个物种里，有15-26万个物种灭绝，地球生物的灭绝速率达到了7.5%-13%。
物种大灭绝可能以什么形式发生？
不久前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发生了火山爆发，火山灰直冲云霄穿过对流层直接进入平流层，海底火山的喷发引发了海啸，太平洋沿岸的国家都受到一定程度波及，此次汤加火山的喷发规模至少在VEI5的高级，甚至达到VEI6的低级，规模还是很大的。
火山喷发如果规模较大，也会引发物种灭绝事件，这在历史上是有案例的，例如我国科学家团队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的研究，科学家认为发生在2亿多年前的物种灭绝事件，罪魁祸首就是一片超级火山持续爆发60余万年，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气体进入大气层，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地球温度变暖海洋缺氧酸化，导致大量物种消失灭绝。
除了这些自然灾害，最引人担忧的还是地球气候环境的变化，逐渐的引发极端天气。
2021年我们经历了暴雨、破纪录的高温以及低温，最近澳大利亚沿海小镇也经历了50.7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这一切无疑在提醒着我们，人类的未来非常紧迫，尤其是随着地球气候环境的恶化，必须要时刻警惕。
说在最后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事件短期内或许并不会发生，但是人类必须要警惕它的到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气候环境，尽可能保证地球生物多样性，这样才可能提高地球环境的抗逆程度，未来发生自然灾害地球生物才可能躲过劫难。当然，人类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航空领域，人类的未来或许在星辰大海。
当前，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性议题，无论是温室气体排放、污染治理、还是生物多样性问题，都是与公众息息相关的话题。
尤其是关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即将到来”的消息，不免令人担忧。
那么，这究竟是真是假，有无科学依据呢？
近日，一支来自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ānoa）和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的生物学家团队就针对“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展开研究，结果发现：自 1500 年以来，地球上 200 万已知物种中，可能已经灭绝了 7.5%-13%；其中，岛屿物种所受到的影响比大陆物种大得多。
因此，专家们认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已经开始发生，而且不同于前五次由极端自然现象引起，这次的大规模物种灭绝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相关研究论文以“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 fact, fiction or speculation?”为题，发表在科学期刊《生物学评论》（Biological Reviews）上。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进行中
生物大灭绝（mass extinction）是指短时间内的大规模物种灭绝，一旦发生，往往是很多不同的生物类群一起灭绝。大规模的集群灭绝有一定的周期性，大约 6200 万年就会发生一次，目前业内公认地球上已经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灭绝，那时人类还没有出现。
而现在，许多生物学家表示，人类很可能会遭遇这种“灭顶之灾”。
为了研究“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是否正在发生，此次的科研团队集中调查了无脊椎动物的物种灭绝情况，无脊椎动物占已知动物物种的 95-97%。此外，他们认为，地球上的许多物种可能在还未被人类发现时就已经灭绝，而无脊椎动物即使死亡后也会留下自己的壳，因此针对它们的调查更能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和统计结果。
图 | Rurutu（法属波利尼西亚南国群岛）最近灭绝的陆地蜗牛留下的壳。（来源：该论文）
于是，通过对陆地蜗牛和蛞蝓的物种数量的推断，研究人员发现，自 1500 年以来，在地球上已知的 200 万物种中，约有 150000 至 260000 物种已然灭绝，占物种总量的 7.5%-13%！这一数字比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所公布的的 882 个（0.04%）大得多。
由此可见，地球上的物种灭绝情况可能远比人们想象得严重。“此次研究发现了无脊椎动物的大量灭绝，这正是我们确认地球历史上第六次大规模生物灭绝开始的关键所在。” 论文第一作者、海洋与地球科学技术学院（SOEST）、太平洋生物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教授 Robert H. Cowie 说道。
不过，不同地域的情况也并不相同。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尽管目前海洋物种面临重大威胁，但没有证据表明此次危机对海洋的影响程度与陆地相同。
此外，岛屿物种（如夏威夷群岛）比大陆物种受到的影响要大得多，植物的灭绝速度也似乎低于陆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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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言耸听？还是有据可循？
然而，目前人们对“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是否开始也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当前所宣称的灭绝率并没有明显大于自然灭绝率（即物种自然消亡），因此谈不上大规模物种灭绝。不过，研究人员已在论文中证明，按照本次统计，目前的物种灭绝率已达 150-260 E/MSY（也就是说，每年每百万个物种中有 150-260 个会灭绝），远远大于以往科学家测得的 2 E/MSY 自然灭绝率！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 2020 年列出的红色名录（red list），被广泛认为是全球动植物保护状况的最全面汇编，许多科学家就以该名录数据为依托，认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远未到来。
然而，此次研究团队发现，该名录主要涉及两栖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的物种情况，与其他历史研究的物种分类相比可能有失偏颇。
图 | 红色名录中的物种类别存在偏倚。（左）来自 2019 年和 2021 年的两篇科研论文中，选定的主要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群中的物种总数，与（右）红色名录中评估的这些物种的比例明显不同。（来源：该论文）
正如 Cowie 教授所说：“物种灭绝率急剧上升以及许多动植物种群丰度下降是有据可查的，但有些人不相信这些现象与大规模灭绝之间的联系，这种否认实际上是基于对危机的偏见，只集中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上，忽视了无脊椎动物。”
此外，也有人认为物种减少是一种新的自然进化轨迹，因为人类也是物种之一，也在地球历史中发挥自然作用。不过 Cowie 强调说：“人类是唯一能够大规模操纵生物圈的物种，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在外部影响下进化的物种。相比之下，我们是唯一一个有意识地选择我们的未来和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物种。”
地球上已发生的五次大灭绝
历史上，地球发生过多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有五次：
第一次为奥陶纪-志留纪大灭绝，发生在 4.4 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大约 85% 的物种灭绝。地球附近的超新星爆发产生伽马射线暴击中地球，摧毁地球臭氧层，导致海洋浮游生物大量死亡，食物链基础遭到摧毁，发生大饥荒。原始鱼类存活下来并渐渐取代无脊椎动物主导海洋。
第二次为泥盆纪晚期大灭绝，发生在 3.7 亿年前，约 75% 的海洋生物灭绝。导致这次大规模性灭绝的凶手来自地球内部——超级地幔柱喷发。3000 亿立方米的岩浆从地下喷涌而出，海水遭到严重污染。
图 | 泥盆纪晚期的霸主——邓氏鱼，身长11米，体重超过4吨，咬合力有 5 吨（来源：bing.com）
第三次为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发生在二叠纪末期，古生代和中生代的'交界，距今 2.58 至 2.52 亿年前，超级火山爆发造成 90-96% 的物种灭绝，其中海洋动物灭绝了 96%，陆地动物灭绝了 70%，是有史以来已知规模最大的一次灭绝。
第四次为三叠纪-侏罗纪大灭绝，发生在中生代三叠纪末期，距今 2.01 亿年前，造成 70-75% 的物种灭绝。这次事件是恐龙时代的黎明，早期的主龙类、多数合弓动物和大型两栖动物纷纷灭绝，使恐龙在几乎没有陆地竞争的情况下接管了陆地世界。鳄鱼接替植龙成为淡水生态系统霸主。
图 | 三叠纪末灭绝的植龙类——凿齿鳄（来源：bing.com）
第五次则为白垩纪-古近纪大灭绝，发生在中生代白垩纪末期，距今 6600 万年前，造成 75% 的物种灭绝。一颗直径几十公里的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地球，撞击坑半径长达 150 公里，产生的尘埃遮天蔽日，地球连续几年甚至十几年都见不到阳光。这次大灭绝导致恐龙灭绝和哺乳动物崛起，实际上是五次大灭绝中程度最轻的一次。
此前，网上有人曾发表评论，认为生物多样性就应该以人类的利益为导向，但看了这么多比整个人类历史还古老的灭绝事件，所谓的“利益”究竟谁能定义呢？
因此，也许我们的应对举措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无法扭转物种灭绝的总体趋势，但必须坚持这种努力，继续为自然创造奇迹。
否则，第六次大规模物种灭绝的到来，只会越来越快。
在业内，地球公认是出现了五次生物大灭绝的过程，而每次生物大灭绝带来的影响可以说都是巨大的。然而，对于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是否出现了，近些年来，许多生物学家表示，人类很可能会遭遇这种“灭顶之灾”，也就是会遭受到新一轮生物大灭绝的影响。
这不，在2022年2月，“证据指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发生”再次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难道人类真的逃不过生物大灭绝的影响吗？下面我们来一步一步地看。
证据指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发生
这是一篇发表在科学期刊《生物学评论》（Biological Reviews）上的论文，上面明确指出了，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发生的结果说明。根据研究指出，自1500年以来，地球上200万已知物种中，可能已经灭绝了 7.5%-13%，其中，岛屿物种所受到的影响比大陆物种大得多。
而同时，专家们也认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已经开始发生了，正在进行之中。这个研究团队给出的证据还是比较明显，主要是根据无脊椎动物的物种灭绝情况来进行说明，因为无脊椎动物占已知动物物种的95-97%，如果这个大的群体都出现了减少，那必然也就可能出现这种趋势了。
而且，他们还指出了，地球上的许多物种可能在还未被人类发现时就已经灭绝，而无脊椎动物就算是死亡之后，也会留下自己的壳，这足以证明和统计——并且给出是否发生了新一轮生物大灭绝的直接性说明。
恰好，这个数据还真的出现了问题，通过对陆地蜗牛和蛞蝓的物种数量的推断，研究人员们发现，地球已知的200万物种之中，约有150000至260000物种已然灭绝，占物种总量的 7.5%-13%！这一数字比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所公布的 882 个（0.04%）大得多。
所以，这进一步说明了，这可能就是新一轮生物大灭绝的证据，并且地球上的物种灭绝情况可能远比人们想象得严重，这就是专家们给出的证据，具有说服力吗？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发生，是否可信？
对于这次的研究，争议性就在这里，那就是大家对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依然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此次研究团队发现，该名录主要涉及两栖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的物种情况，与其他历史研究的物种分类相比可能有失偏颇。
简单地来说，大家认为专家们的研究可能不具有“整体性”、“普遍性”等特点，而他们的研究只能代表部分类型的物种。
所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发生，是否可信？其实可不可信我们谈不上，但是，这的确说明了一部分生物在减少之中。这也说明了地球生态系统在发生巨变，部分生物种群也在减少之中。所以至少可以作为生物走向的一个参考。
而对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是否真正发生了，这个可能还要更加全面的数据才能说明。而专家给出的这些证据，我们也就看下就行。
当然，不可否认，专家们说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发生，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讲，也是具有一定的说服性，只是要说服所有人，还需要添加更多的证据，只有他们的证据得到了国际认可，那也就认定了。
如果发生了，人类能逃过吗？
当然，对于前五次生物大灭绝来说，是没有人类的存在。而如果出现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人类也是地球的一员，必然也可能受到生物大灭绝的冲击，那人类能逃过吗？
如果人类走不出“地球圈”，必然会受到生物大灭绝的影响，如果走出了“地球圈”，移居到了其他的天体之上，并且能够在其他天体上生存下去，那必然就能够逃过了。
就如我们说的“火星移民”。但是我们暂时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天体，这才是关键。
所以，如果发生了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那么人类也将缓慢地受到影响，必然是逃不过。与其这样，我们也只能想办法进行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阻扰”这一切的发生，让地球的生态系统更加稳定，这样也许就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问题了，这就是大概的情况。
是想在期刊上发表吗？可以看看 ，以前就是她们帮我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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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The Plant Cell是一本权威性的期刊，它发表有关植物细胞生物学的研究论文。它每月出版一次，每月发表大约20篇论文，涵盖了植物细胞生物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植物细胞增殖、发育、分化、细胞器、细胞壁、植物激素、植物病毒、植物细菌、植物病原体和植物-微生物关系等。The Plant Cell的文章质量很高，其编辑和审稿流程也很规范，从而保证了发表的文章质量。The Plant Cell的文章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被许多国际知名期刊引用，因此The Plant Cell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期刊。
主要研究了剪接体和RNA剪接的分子机理。白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捕获全部类型剪接体团队的核心人员，她曾凭借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发了6篇Science，还有3篇Cell，含金量满满的顶刊论文真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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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你好，海洋学领域国际知名期刊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在线发表了由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张召儒副教授、周朦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论文“ Spatial Variations of Phytoplankton Biomass Controlled by River Plume Dynamics Over the Lower Changjiang Estuary and Adjacent Shelf Based on High-Resolution Observations ”。文章提出包含冲淡水锋面动力过程在内的一系列中小尺度过程是调控长江口及邻近陆架海域浮游植物量变化和藻华爆发的关键机制，为我们重新审视河口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示。文章在线发表后浏览量已达595次。文章发表于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该期刊2019年影响因子为3.661。动力过程是调控河口和近海区域浮游植物量时空变化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多是基于大面站调查结果，强调浊度和光限制的变化、地形诱导的上升流和黑潮次表层水入侵等中-大尺度过程对长江口附近海域浮游植物量和藻华发生的主导作用。本研究于2017年7月首次在长江口海域利用集成多传感器的拖曳式走航观测系统Acrobat（图1），获取了从河口到陆架海域的物理及生态要素的高时空分辨率观测断面（图2），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中-小尺度上的冲淡水锋面过程对长江口海域藻华爆发的控制作用，其中的关键因素包括锋面对物质的辐聚效应、真光层深度的变化及冲淡水扩散状态变化对浮游植物停留时间的延长等。该航次由张召儒副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周朦教授参与航次并担任技术指导，航次参与人员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钟贻森老师、高咏卉副教授及周朦教授团队成员，华东师范大学吴莹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同济大学许惠平教授团队。图1. 项目团队于2017年7月在长江口邻近海域开展的海上调查航次，该航次综合利用了近海拖曳式走航观测系统Acrobat、表层水走航系统、漂流浮标、站位采样等多种观测方式。图2. 长江口南槽至陆架海域断面水文、层结频率、有色溶解有机物、浊度、光合有效辐射、叶绿素浓度、营养盐和表层溶解氧等参数的高时空分辨率分布特征。文章指出，长江口邻近海域的浮游植物量空间变化受多重尺度动力过程的影响，其中冲淡水锋面过程对藻华的爆发起到决定性作用。初级生产力的出现起源于长江冲淡水主锋面所致的垂向层结及其对泥沙悬浮的抑制和对光照条件的改善，营养盐最大水平梯度发生在该区域，但其浓度的迅速下降主要由淡水和海水的混合所致。长江口藻华发生于冲淡水主锋面的露头位置（称之为表锋面），漂流浮标结果（图3）显示该位置存在显著的物质辐聚效应，是导致浮游植物汇聚和藻华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时，辐聚导致下降流的产生，进一步增加了真光层的深度；此外，锋面外海一侧存在波动信号，伴随了冲淡水运动由超临界状态向亚临界状态的转变，增加了冲淡水及其携带的浮游植物在表锋面附近的停留时间，为藻华的发生进一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图4）。图3. 航次中在长江口北港外侧释放的5个表层漂流浮标在124°E以西的漂流轨迹与速度。图（A）和（C）揭示了冲淡水表锋面附近流动状态的改变及其物质辐聚效应。图4. 多重尺度物理过程对长江口邻近海域浮游植物量及相关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调控作用与机理。本文第一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长聘教轨副教授张召儒，通讯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周朦教授和张召儒副教授，合作者还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钟贻森老师、高咏卉副教授、张瑞峰副研究员、Walker Smith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国森和江山博士。该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江口冲淡水的对流、扩散和物质转换综合过程”（41530960）资助，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周朦教授为该项目负责人，参加单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张召儒，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长聘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本科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2013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2014年至今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研究领域包括近海动力学、极地海洋-海冰动力学和海洋物理-生态耦合过程，目前已经在Progress in Oceanography, JGR-Oceans, Climate Dynamics,Ocean Modelling和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等期刊发表SCI论文18篇。担任海洋学领域知名国际期刊Journal of Marine Systems责任编委，美国地球物理学会期刊AGU Advances总编遴选委员会委员和Ocean Sciences Meeting主席遴选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