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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审判管理理论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论文获奖论文在哪里找可以在知乎上面去找知乎上面有很多的论文。
一、著作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二、译著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三、主编教材和专论（一）民事诉讼法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二）证据法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三）公证、仲裁与律师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文章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百科知识》1982年第1期。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一）诉权论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二）诉讼标的论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三）既判力论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四）诉讼模式论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一）当事人制度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三）保全制度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四）审判程序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五）证据制度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六）执行制度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七）非讼程序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一）仲裁制度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二）调解制度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五、WTO与民事诉讼法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六、比较民事诉讼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七、破产法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八、会议报告与书评（一）会议报告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二）书评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裁判请求权研究>》，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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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审基本概念江南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实施细则 编辑本段基本概念 一种组织专家组评审的制度：就是匿名送审，意味着评阅导师不知道论文作者是谁。 盲审制度，就是将不署作者名的学位论文送给作者不可能知道的专家审核，这样打出来的分数，应是最为客观。 一般高校，特别是研究生院，均有对学位论文进行定期盲审的相关规定，多为随机抽取一定数目的论文进行盲审。 外审是指将论文送外单位专家审阅，有的学校是学位办统一进行，有的学校是导师个人进行。自己导师指定的审论文专家，自己送审，占90%，由于专家和导师关系一般不错，都能通过。 盲审和外审通后过才能取得答辩权，答辩不通过，一样不能毕业。只要盲审2个专家通过，或者外审的2个专家通过就取得答辩权利，答辩委员会不包括外审专家，要半数通过就能够毕业。 博士和硕士都有不能毕业的，但是硕士的比例很小的，也有没有毕业的硕士，但是比例不到1%。所有的博士论文和部分硕士论文在答辩前由学位办送到外单位做盲审，以保证答辩论文的质量。另外省市级教委会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论文请外单位做盲审，以检查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所有博士硕士论文在盲审、外审都过了才能参加答辩，然后由答辩委员会决定是否通过答辩， 是否授予学位。最后由单位的学位委员会综合论文质量、修科成绩、思想表现、有无发表论文等因素，无记名投票会决定是否给学位，同意给了还要公示3个月后拿学位证书。博士和硕士都有不毕业的，一般无学历和学位。毕业的有的有学历无学位，有的有学历和学位。 不同学校硕士论文盲审所占的比例不同，一般在30%-50%之间，博士论文全部盲审，不能毕业的当然存在，尤其是好的学校更注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上海市是全市抽取一定比例的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参加盲审。博士生的话是强制盲审，只要申请博士学位就要参加盲审。盲审就是论文的内容和标题都不能涉及你的导师姓名和你的姓名，一般都是送到外校审阅，审稿人不会知道是谁的论文谁是这论文的指导老师。因此叫盲审。盲审有不过的，特别是博士，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认真对待，基本也就都过了（硕士论文）。博士的论文本身就对学术水平要求高，所以通过要难些。编辑本段江南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实施细则 一、盲审原则 （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有关原则和规定； （二）有利于客观地反映各学位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真实状况； （三）有利于加强学位点建设，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和监督机制； （四）突出重点，简便易行。 二、盲审对象 论文盲审的对象为我校当年准备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全日制研究生。 三、盲审办法 1．参加双盲评审的研究生：博士生100%，每人送审三份。硕士生（含同等学力申请学位）按当年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人数的3～5%，每人送审二份。 2．研究生部根据每年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学科、专业研究生分布情况制定出盲审方案，并交分管校长审批。 3．研究生部根据盲审方案，抽出需进行论文盲审的研究生名单，与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名单核对无误后，将盲审论文的信息通知本人及学科所属学院。 4．被抽出参加盲审的研究生应在接到通知的二天内，按规定格式制作论文（隐去作者和导师姓名），硕士生论文一式二份，博士生论文一式三份，报送研究生处。 四、盲审工作要求 （一）论文盲审人员全部由校外同行专家承担，由研究生部负责在专家库中抽取。 （二） 为了保证学位论文盲审工作正常进行，所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硕士生必须提前30天、博士生提前45天提交学位论文（扣除寒暑假时间）。 （三） 参加盲审的论文，要在盲审结果确定后方可组织答辩工作，盲审结果应作为答辩资格、论文成绩评定的依据。 （四） 评审论文一般不退回。 四、盲审结果处理 （一）论文送审意见全部收回，评审意见有效，若不能全部收回，缺额份数必须追加送审。 （二）论文送审意见若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全部收回，研究生部可根据已收回的评审意见，决定是否让研究生先进行论文答辩，再根据缺额份数收回情况及评审意见确定答辩的处理意见。 （三）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中若出现一票否决的，则追加二位评阅人重审，如再出现否决意见，则该论文评审定为不合格。若出现二票否决，则该论文评审即定为不合格。硕士学位论文实行盲审意见一票否决制。 （四）通过盲审的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部通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导师及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定为不合格的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部通知研究生本人及导师，进行论文的修改；如研究生本人及导师对盲审结果有异议，可填写“复审申请表”申请复审。 （五）责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接到“复审申请表”后，应组织有关专家或分委员会成员对被盲审为不合格学位论文及盲审意见进行评议，如认同盲审结果，则应责成指导教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其盲审费用由导师或研究生承担。 （六）被盲审为不合格学位论文修改期限，博士不超过二年，硕士不超过一年，修改后的论文仍必须参加双盲评审，原则上由原评审人员重新评审。论文若再次被否决的，则取消该论文作者学位申请资格。 （七）凡被盲审为不合格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所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必须全部参加下一轮双盲评审或评议，且费用自理，同时提高所在学科双盲评审比例。 （八）研究生指导教师若累计有两次（不同届） 学位论文盲审中出现不合格，则限制招生两年，若一届中有两人次被盲审为不合格学位论文，则取消其导师资格。 （九）若一个二级学科点一届研究生中有两人次被盲审为不合格学位论文，则对该学科予以警告、整顿及减少招生计划。 五、关于涉密论文审阅办法 （一） 涉密论文确认 1.经校科技产业处确认的与密级科研项目有关的学位论文； 2.论文工作虽不涉及密级科研项目，但部分内容不宜对外公开：由导师申请，学位分委员会负责人同意，校学位委员会主席批准。 （一）涉密论文审阅 确认为涉密论文不执行盲审，但需进行公开评审。即可根据论文涉密情况邀请校内外专家公开评审。 六、本细则从2006级秋季入学研究生开始执行，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外审 概述 简言之，外部审查。 企事业单位申请质量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时的第三方审核又称外审，是由国家认证机构或取得国家认可的认证机构，对申请认证的组织按照相关的法律，相关的认证程序进行的一种审查行为。 论文的外部审查也称为外审，是由教育机构将学生的论文提交给非本机构的专家进行审查，以确保审查公正性的行为。编辑本段外审员概念 外审员是作为第三方认证机构对申请认证企业的管理体系进行的审核。 ISO9000外审员是国家注册审核员的俗称，是经过培训合格并经CNAT认可备案，挂靠在认证机构并达到20个审核日数，还要通过CNAT面试才能保持的资格，而且每年都要为保持资格努力，外审员是给准备或已通过认证的企业进行审核的人员，审核企业是否按照ISO9001要求实施，有无不符合，有权向认证公司反映该企业是否能通过认证并取得证书。当然是很受企业尊敬的，也是高薪行业。审核员的薪资是按天计算。报考条件 首先参加ISO9000外审员培训班，然后经考试合格后（70分及格）可以拿到培训合格证。如果要注册审核员资格还要申报，具备一定的学历和相关工作要求。注意事项 1． 请安排车接送审核员,应提前3天与审核员沟通好接人的路线、时间等，最好由管理者代表亲自去接； 2． 请准备一间会议室给审核员开会、写工作报告，请在桌上摆一束花及水果等； 3． 请安排2个熟悉公司运作的的人员全程陪同审核员进行审核； 4． 当审核员认定有某项问题时，请及时通知顾问师； 5．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公司的质量方针是什么？公司的质量目标是什么？ 建议每人工作证后面打上方针和目标或每人将其写在纸条上放在口袋里 6． 在审核员问自己问题时不要紧张，要以平常心对待，回答问题时，要吐词清楚，如审核员问到的不是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事，应礼貌地告诉审核员这不是自己所负责的，然后由陪同人员跟审核员解释或找能回答问题的人来回答，避免“言多必失”。 7． 在找资料时，审核员要什么，就找什么给他，不要一下把一整本文件都给他，这样会让审核员发现多的问题,正确的方法应是要什么就拿什么，然后先递给本公司陪同人员看，陪同人员发现问题应要求找另外一份给审核员看 8． 总经理要讲：1.质量方针是自己亲自订的，目的就是要让顾客满意，并持续改进质量体系；2.要求各部门制定了质量目标并定期考核；3.指定了管理者代表；4.确定公司组织结构图，明确各人员的职责并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5.为质量管理体系的顺利运行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6.向公司内传达满足客户要求及法律法规要求的必要性；7.主持召开了管理评审会议 9． 管理代表要回答进行了2次内部审核，质量目标都有每月进行统计，有进行顾客满意度 的调查，针对目标不达标的及顾客投诉的都有采取纠正措施； 10． 每个管理人员要清楚自己的职责，尤其是针对提高质量，增加顾客满意度所起的作用，具体见《各部门需回答和掌握的问题》； 11． 职员要清楚自己所做事情的步骤，并且所讲要同相关文件上所写的不能矛盾，建议这2天各部门主管都要让职员对与自己相关的文件至少要看3遍； 12． 当时如找不到资料应把审核员的注意力引到其它有准备的方面，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找相关资料，在审核员结束当天审核之前应将资料交给审核员； 13． 全员参与，做一次大扫除，各部门要搞好各自责任区的整理、整顿及卫生等； 14． 各人员要熟悉跟自己相关的文件，以便回答审核员问题时不会张冠李戴； 15． 请在公司门口打一欢迎标语，“热烈欢迎--公司专家来本公司指导工作”； 以上请管理者代表负责召集会议向相关人员传达。
a类b类c类 是某单位 或某省地区规定的，中国的期刊分为核心期刊，和费核心期刊，核心期刊，里面有分 北大核心，南大核心，A类 应该就是南大核心，B类应该是北大核心。
你所说的“C类”应该是CSSCI收录的期刊吧？请对比下面的两种核心期刊中法学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4-2015来源期刊拟收录目录》法学学科拟收录来源期刊名单（21种）1 中国法学2 法学研究3 中外法学4 法学家5 法商研究6 法学7 现代法学8 清华法学9 政法论坛10 法律科学11 法制与社会发展12 政治与法律13 法学论坛14 政法论丛15 法学评论16 知识产权17 环球法律评论18 比较法研究19 当代法学20 法学杂志21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D9 法律(共28种)1. 法学研究2. 中国法学3. 法商研究4. 法学5. 政法论坛6. 现代法学7. 法律科学8. 中外法学9. 法学评论10. 法制与社会发展11. 比较法研究12. 法学家13. 环球法律评论14. 法学杂志15. 法学论坛16. 当代法学17. 政治与法律18. 行政法学研究19. 中国刑事法杂志20.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1.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2. 河北法学23. 法律适用24.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5. 人民检察26. 知识产权27.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8. 清华法学
《法学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律学术刊物。《法学研究》前身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于1954年创办的《政法研究》（1957年法学研究所成立后转入法学所，于1966年停刊）。改革开放后，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加强法制建设，推动法学研究的开展，1978年3月，法学研究所召开了法学研究规划会议，后组织两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撰写了“法学研究规划和调查综合情况”的报告，提出“力争在今年年底以前恢复《政法研究》的出版”的建议。1978年法学研究所正式挂牌后，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准，决定创办《法学研究》。同年，法学研究所设立《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法学研究》试刊第1期及第2期。1979年4月，《法学研究》正式创刊。《法学研究》坚持学术性、理论性的办刊宗旨，坚持精品意识，实行“双百方针”，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致力于反映我国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建立、 完善和更新我国法学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倡研究方法的创新，鼓励实证研究，扶持弱势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和扶持年轻作者，开展学术批评，倡导学 术规范。《法学研究》紧密结合我国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组织刊发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章，并围绕各个时期法学研究的热点， 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研讨。《法学研究》刊发的许多文章，在法学界和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有的主张（例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社会主义 人权，宪法和法律至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等）被中央采纳，有的还成为国家的治国方略。《法学研究》199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期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首届中国期刊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2002年和2006年，再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奖。2013年，《法学研究》入选新闻出版署全国百强社科期刊, 并荣获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 《环球法律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法学专业中文学术季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刊物名称虽几经变迁，然融合土洋，会通中西的宗旨一以贯之。在关注法治建设实际问题的同时，本刊尊重法学知识传统，突出人文关怀。《环球法律评论》除译介域外法学研究最新成果外，兼及评论与比较。译文多为国外经典论著，翻译可信；论文则视角独特，能推进学术研究。本刊有主题研讨、人物专访、理论前沿、介绍与评论、游学札记及书评等栏目。
律人必看的十本经典著作（岳运生） 法律人必看的十本经典著作（岳运生） 2008-11-19 08:59 1、《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林达 一本美籍华人写的关于美国社会的故事性书籍，让人感觉在美国，法律就是身边 发生的每一件事，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日常的存在。在这本书里，作者以独特 又敏锐的洞察力， 结合血肉丰满的生动案例， 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 向我们全面、 细致、客观的展示了一幅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尤其是司法制度的精美画卷，矫正 了一些人们从看电影大片中产生的想当然的常识性的错误，令人获益匪浅。 2、《政法笔记》——冯象 本书可以说是冯象的“案例”随笔，是旨在提供一种真正的“普法文章”。从孔 夫子名誉权、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取名用生僻字、性贿赂、人体写真， 到版权、美国大选……涉及“政法”的各方面。《政法笔记》所做的，即是对现 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社会控制方式——法治——的追究与批判。 3、《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苏力 朱苏力的著作，往往从身边日常惯见的“俗话、俗语或俗事”出发，分析出令人 惊叹的学术意义来。本书亦是如此，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认为想 当然的东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尽管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同意苏力的观点，但是他 对问题的态度、对观点的论证过程、特别是他独特的叙述方式，足以让我们在阅 读的同时感觉到知识的愉悦。 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苏力 在传统与变革之争中，人们往往以外在的现象为准则判断优劣，而忽视其本质根 源。在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只由于看到西方法制下的繁荣，而 没有看到他们的本土资源。从而使我们开始彷徨，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然而大多 反思的结果是“把‘现代法制’看作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 而把本土情境 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 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赵晓力言）。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力用 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困境以期寻求最佳答案。 5、《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并非纯粹性的学术著作，而是美国大学法学 院的法理学教材，这对我们了解西方法理学、西方的法学教育、西方的教材撰写 编排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 因此这本书介绍给大家其意义要比纯粹性学术著作 更大，是能启发法学思维的一本好书。 6、《正义论》——罗尔斯 正义论是一部学术内容丰富、 思辨难度颇大的著作。 它集罗尔斯思想之大成， 把罗尔斯十多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中表达的思想发展成为一个严密的条理一贯的 体系——即一种继承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代替现行功利主义的、有关社会基 本结构的正义理论。它不仅反映了西方学术界 20 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而且深 刻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为读者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好的文献。 7、《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本书虽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其局限性，但在西方的法学著作中，可称之 为具有独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西方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孟德斯鸠与其以前 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 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 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 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 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 8《乡土中国》》——费孝通 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 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 读后确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 9《论犯罪与刑罚》——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犯罪与刑罚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 作，也是一部震动了全世界的经典之作。该书深刻地揭露了旧的刑事制度的蒙昧 主义本质，依据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明 确提出了后来为现代刑法制度所确认的三大刑法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 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并且呼吁废除刑讯和死刑，实行无罪推定。 10《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梁治平 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 作者追随法儒孟德斯， 而力图推陈出新， 以“用 法律去阐明文化， 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原则， 以奠定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基础。 这些文章曾经以其锐利之思想、清新之文风而引人瞩目，不但令众多外行一窥法 理堂奥，因得以亲近法律，同时也使法律学子领略了法律写作的另一种样式，耳 目为之一新。 （岳运生，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律师 协会规章制度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社会与 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青年律师联谊会副主席、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 员会法律咨询专家。） 法律人值得读的十本书（周贤日推荐） 法律人值得读的十本书（周贤日推荐） 2008-11-19 09:00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广东省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 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 广东省法学会劳动关系研究会副总干事 广州市律师协会劳动法委员会副主任
余克礼，1952年生，湖北省浠水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台湾研究》副主编。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台港澳侨联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政治、两岸关系等问题。著作：《台湾研究论文集》第五、八、十一集、《台湾机构·社团·企业大全》、《香港百年沧桑》丛书、《台湾问题实录》、《海峡两岸关系概论》，参与编辑《台湾总览》、《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大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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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效力范围，也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涉及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法律关系，是任何国家的刑法在具体适用前所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刑法的效力范围，才有可能准确、有效地适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国刑法典第6至第12条时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第一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一、刑法空间效力概述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由于刑法的空间效力涉及到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从而也就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关系的问题，各国刑法都十分重视空间效力的规定，并且在解决空间效力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各国刑法规定和理论主张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原则：（1）属地原则，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2）属人原则，即以犯罪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犯罪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反之，外国人犯罪，即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亦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本国公民应保证对本国法律的忠诚和服从的基础上的。（3）保护原则，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否本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使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来侵害。（4）普遍原则，即以保护各国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上述各原则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多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我国刑法也是如此。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1）我国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也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外国领域内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所谓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保证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而给予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种特权是建交国家之间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则而对等给予的。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建议派遣国依法处理；对于其中罪行严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条的这个规定，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有尊重了有关国家，有利于协调我国于他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刑法第90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规定。在理解这一例外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适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诸如情节不严重的重婚、奸淫幼女、械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毁坏财物等。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相对于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从总体上看，刑法基本上还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3）现行刑法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现行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仍由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作修改补充。如果这些特别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与新刑法典的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或冲突，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的效力无法及于港澳地区，这属于对刑法属地管辖权的一种事实限制。如根据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的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港、澳特别行政区内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款针对隔离犯的特殊情况对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涉及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2）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3）犯罪行为实施于国外，但犯罪结果发生于我国境内。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均应适用我国刑法。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是对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者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种倾向性，并非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类人员具有代表国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负特殊的职责，其工作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故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实施的犯罪在管辖上应从严要求。对于我国刑法在域外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10条进一步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使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处理。这表明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外国的审判对我国没有约束力。但从实际合理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该条又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除外。”该条即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管辖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国刑法有权管辖，以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国人所犯之罪必须侵犯我国国家或公民利益。（2）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须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则不适用）。（3）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刑罚处罚（对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则不适用）。当然，要实际行使这方面的管辖权会有困难，因为犯罪人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域外，我国要行使管辖权，就需要引渡罪犯，并涉及与犯罪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但是，假如刑法对此不加以规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辖权，那些犯罪的外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进行侵害。我国必须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我国驻外工作人员、考察访问人员、留学生、侨民的利益。此外，对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侵犯我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审判与处罚，同样适用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国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9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该规定，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罪犯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其具体侵犯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在我国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如不引渡给有关国家，我国就应当行使刑事管辖权，按照我国的刑法对罪犯予以惩处。在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权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间效力的辅助性原则。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参与反国际犯罪斗争、行使捍卫整个人类权益之职责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辖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仅限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且在有关国际条约中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辖原则是刑法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的补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之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对实施了国际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适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等原则之一行使管辖，就不必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追诉的犯罪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第二，追诉的犯罪是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之内。第三，追诉的犯罪系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如果是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内，则应依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二不需要依据普遍管辖原则。第四，犯罪人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国公民，应当依照属人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也不需要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第五，对追诉的犯罪，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国领域内居住或者进入我国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对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否则，就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义务，也没有依据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可能。第二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一、刑法的生效时间刑法生效时间通常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的生效时间即属后者，这样做是考虑到人们对新法比较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学习和研究，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做好实施新法的心理、组织及业务准备。二、刑法的失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即终止效力的时间，由国家立法机关规定。我国刑法的失效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三、刑法的溯及力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对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采取不同的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2）从新原则，即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97年10月1日修订刑法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1．当时的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只能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现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对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规定为犯罪为由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当时的刑法认为是犯罪，但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则应适用现行刑法，即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3．当时的刑法和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刑法处刑比现行刑法要重，则适用现行刑法。此即从轻原则的体现。4．如果根据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的判决的，该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现行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处刑较当时的刑法要轻，也不例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当时的刑法。对一种行为刑法的溯及适用，只限于未经审理或者虽经审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场合；已经生效的判决，不应根据刑法的规定加以改变，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还涉及如何对跨越新旧刑法的继续、连续行为适用法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典第12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条指出：对于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类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也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1.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继续犯罪，应当适用修订刑法典一并进行追诉。2.对于开始于1997 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 编辑：凌月仙仙 作者：屈学武 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1]就此意义看，上述第一、二项解释主要囿于刑法规范论、范畴论的解释；第三项解释则是就刑法价值论的解释。有鉴于此，实践中，作为有权解释的刑法司法解释，大多限于针对第一、二事项的解释；而第三项解释即有关法价值论的解释主体，多为刑法理论界而非刑事实务部门。虽然司法部门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项进行解释时，也会综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来考量有关问题，但准确地说，司法解释的功效，主要还在于根据有关立法意图、立法意蕴，结合有关字义所昭示的客观涵义，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之字义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以及个案与确定规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并非单纯地仅仅依存于特定的、静态的刑事法律独立地存在着，就其实质意义看，应当说，它只能依存于有效刑事法律的运作而存在。换言之，没有刑法的实际操作，就没有实质意义的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与空间。在此基础上，要理顺刑法解释的效力，特别是它与刑法溯及力的关系，看来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问题：一．对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确理解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两大内容，而对刑法的司法解释既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着司法解释与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此一"效力"解读法，我们认为未免失诸重形式而轻实质。我们知道，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对何人适用的问题。而这里的"同等"效力，显然并非相对于可予适用的地域和人员而言，而是相对其司法解释与其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强制力而言。即这里所谓"同等"的本旨在于：指令任何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人，包括适法、执法、守法人员都有义务如同适用、遵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一样地一丝不苟地去适用、执行、遵从它，不得轻忽懈怠。就此，我们再从逆向推理即可发现，司法解释并不发生与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不可能脱离法律、法外地，自动地适用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释因而难以发挥自己独立的空间效力。换言之，司法解释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间效力，被动地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确定司法解释就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不违背刑法空间效力）的专项特别规定，例如，除有关国际犯罪外，中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对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实施的、并非针对中国国家或国民的危害行为一概无效。由此，司法解释便不可能独自启动并生效于此类人、此类事，等等。可见，就空间效力看，司法解释不存在独立的、法外的空间效力生存基础。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此类司法解释是否受制于刑法的溯及力规定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项刑法规范生效以后，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而未决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亦即新法能否适用于旧行为的规定。能适用则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适用则无溯及力 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在其刑法总则中对刑法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3款明文规定，"刑罚在行为时有变更的，适用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在判决前变更的，适用处刑最轻之法律"。我国《刑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对《刑法》上述规定，刑法学理界一般称其为"从旧兼从轻原则"。综观上述各国、包括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可见，刑法的溯及力规定，一是针对法律而言；二是针对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针对刑事实体法而言。否则，它就不可能称作"刑法的溯及力"。然而，国内却时有刑法学者或刑事实务部门人员针对刑法的解释提出其有无溯及力问题的质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有学者认为，如此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主张对刑事司法解释，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对那些明显作了扩大解释的，原则上应当只对其施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认为若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废止类推的成果不会得到很好巩固。[2] 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3]三．刑法司法解释发生有无溯及力问题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关于坚持罪刑法定、反对重刑主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不应有溯及力、否则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实属对刑法溯及力规定或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误解。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依据、法理依据、解释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论理由如下：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国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均是针对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针对法律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于法律本身。这一点，也是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释时常穿插于刑法条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条至94条均属立法解释，但又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就此意义看，该类立法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释另当别论）。刑法的司法解释则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组成部分，仅是辅助刑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运行法规范的工具。虽然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失诸规范的情况，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法律或准法律。但无论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解释"并不是"刑法"本身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第12条所谓的"本法"限指"刑法"、并不包括刑法的"解释"在内。因而以《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佐论刑法司法解释"应有其溯及力"规定者，确属援引依据上的失当，明确地说，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释"与"刑法"的界限。其次，就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本身看，该原则本质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适用事后法或重法。其要义在于禁止适用"事后法"与"重法"，以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规范得以顺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该工具质量是否合法、达标、应手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后法或重法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法"。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难问题之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针对专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规定司法上不得适用事后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适用事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来。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定看，刑法司法解释不是《刑法》第12条的调整对象，司法解释因而不存在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当然，无可讳言，实践中，很可能发生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刑法白地规定的最新诠释，会扩大刑事法网圈，从而可能发生将过去未达起刑点的案件纳入犯罪圈之实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扩大并不必然产生重法的实质意义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情节严重"，都是相对于一定比例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因而币量面值的缩小或扩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实际价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克减或升高。这里说子数限制不全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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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6年，近年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广东省优秀律师事务所、东莞市优秀律师事务所。闻彰所主要承办刑事辩护、民商事诉讼和配套之各项非诉讼法律业务以及政府法律顾问等业务。所内机构按专业划分，设有民商业务一、二、三房地产业务部、四知识产权业务部，刑事业务部，政府顾问部，业务统筹与研究办公室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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