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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心理学=2000字分给我吧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2.1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2.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2.2.1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2.2.2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2.2.3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问题研究 李志广 内容摘要：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极为严峻，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本文探讨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制度，结合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涉及研究未成年人的诉讼条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探索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研究 前言 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极为严峻，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我国政府对未成年人犯罪极为关注，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对未成年人犯罪特殊处理的规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仍是以普通的刑罚制度，对未成年人审判的特殊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应当明确未成年人犯罪诉讼制度的概念，性质、基本原则及不同情况下的法律后果等，进而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制度。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概述 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单独立法在1991年9月4日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五章“司法保护”，专门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问题进行了规定，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程序的规定，还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包括一下内容： 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是专门适用于处理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下公民犯罪案件的方针，原则和方式，方法等的总称。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并需要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是指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公民犯罪的案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规定，有《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第34条第2款，第152条第2款等，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该法已于1992年1月1日起实行。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实行）》，自1991年2月1日起就已在全国各级法院试行；公安部1995年10月2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也已施行。 2、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针和原则 教育、感化挽救重在于挽救，为实现挽救的目的，必须坚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要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教育。一定要强调教育，坚持把教育放在首位，惩罚只能是辅助手段。即使必须给予适当惩罚时也以教育为主，达到切实保障实现挽救的目的。 然而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所以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国家和人民对未成年人寄予厚望。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如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在许多方面都尚未成熟，缺乏辨别是非和自控的能力，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可塑性较大等。所以，要适应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对象，这也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规定的，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遵循的原则之一。 3、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还应实行保密和分别看管的原则 保密原则要求，在审判前办案机关及新闻出版等单位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影像及可能推断出涉案未成年人的资料。审判阶段对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分别看管就是要求公、检、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措施时，必须将拘留、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拘留、逮捕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羁押；同时应当充分保障被羁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近亲属通信、会见的权利，对患病的应及时给予治疗，并通知其家长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要件 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存在的前提 刑事诉讼的存在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的条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即可提起未成年人犯罪诉讼。 2、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必须在刑事过程中提起 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可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提起。立案以前不能提起诉讼，因此刑事诉讼尚未开始，在第一审程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活动中，亦可提起诉讼，甚至也可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提出，一旦第一审判决作出宣告，已经不再适合提起。 三、立案、侦查和提起诉讼 1、立案 首先必须依法查明年龄。因为实施犯罪行为人如果不满14周岁，或者虽然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被指控的行为又不属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法律规定的条文，即使肯定有犯罪事实上也不能立案。对于因不满16周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应当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2、侦查 对已知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包括首犯、主犯是未成年人或者有1/2以上是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的侦查，要成立专门小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更要严格禁止采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讯问时，只要不防碍侦查，应尽可能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整个侦查过程都要特别注意尊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用强制措施要更加慎重，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方法已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就不采用拘留、逮捕的方法。 3、提请逮捕 在提请逮捕阶段，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样要指定专人办理，认真审查证据，视情而逮捕。 4、提起诉讼 在审查起诉阶段，指定专人办理中，在全面了解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有关情况的基础上，要审查证据看是否刑讯逼供等违法情况，如果有坚决提出纠正意见，并应建议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依法坚决起诉。 四、审判 1、审判组织 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有专门法院，即使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或者独任庭负责进行，审判未成年人负责案件全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审判员担任。依法由独任庭审判时，审判员的条件也同样应当符合主述要求，参加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工作的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参加并担任。 2、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法庭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经过审查依法决定开庭审判的，在开庭审判前，应当作下列准备工作： ⑴应当主动与公诉人联系，了解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性格，心理状态和在侦查，起诉过程的表现。 ⑵法庭向未成年人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向未成年人被告人讲明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帮助解决辩护人问题，保证未成年被告人依法获得辩护。 ⑶法庭应当通知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开庭审判时到庭。 宣布开庭后，法院审查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发问，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或者勘验，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并确保其行使上述权利。 3、开庭审判 对于到庭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要告知其在法庭上享有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法庭调查时，要仔细核实未成年被告人作案时的年龄，要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据同时，还应当分析未成年被告人作案的原因。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审判员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注意和缓示庭气氛，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讯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成具，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得进行训斥、讽刺和威胁，在法庭上就坐着回答。 休庭时，可以允许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等会见未成年被告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会见时审判员或者司法警察应当在场、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不行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判决时，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向其送达判决书副本，宣告有罪判决时，审判人员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认罪伏法，接收改造、悔过自新的教育，同时应当明确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法权利，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 五、执行 对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儿，人民法院要认真、详细地填写结案登记，连同生效判决书的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将服刑的未成年犯罪与成年犯罪分别关押、管理，即对未成年犯罪应当在未成年管教所执行刑罚，对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有效徒刑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人民法院要以协助公安机关同原所在学校、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监护人等，共同制定帮助措施，并进行必要的回访考察，对执行机关依法提出的给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罪犯减刑或者假释的书面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审核、裁定，在掌握标准上可能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对在押的未成年罪犯及其法定代理人、近家属提出的申诉，人民法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对未成年罪犯的申诉案件久拖不结的，上级人民法院可能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限期办理并报告结果。 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中应注意几个问题 1、认真学习，深入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诉讼法律 随着我国未成年犯罪的日益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人员在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方面的重要，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刑法》、《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都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程序和特殊处理方式，形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诉讼程序的法律基础，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了解深入体会其精神实质，使其融会办案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2、注意与刑事责任年龄有关的问题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的自然人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因此，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年龄的核实，特别是在刑事责任年龄段，是否负有刑事责任，或影响到刑罚处罚轻重的问题，要严格依法办案，防止出现问题。 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不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哪种危害行为，都不能令其服刑事责任，不能对其进行刑事追究，即不能定罪，也不能处以任何刑罚。 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遇到接近14周岁的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严重危害行为后果十分严重的案件。 案件：《于某被控故意杀人案宣告无罪案》被告人：于某，男，14周岁，某初中三年级学生。 1999年8月11日，正值学习放暑假，于某来到自己读书的中学打乒乓球，碰见本校初一的学生张某，女，12周岁，独身一人在校值班室内，遂起歹念，将张某至学校地下室内进猥亵，张某进行反抗，并说要将此理告诉老师。于是用石头将张某砸昏后，又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张某的喉部，胸部和腹部连刺20余刀，并割掉张某的舌头，剜出张某的双眼，致使张某当场死亡。案件于1999年8月25日侦破。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于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公开审理宣告于某无罪。 本案即是如此，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客观危害十分严重，被害人家属甚至广大群众极为气愤，往往要求对行为定罪处刑。能否对刑法规定的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打折扣，视危害程度而追究将满14周岁行为人刑事责任？实践中有的司法几个也有这种倾向性的要求。我们认为，刑法关于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立法的绝对要求，即使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不能对其修改。就是说对于这类案件，不论其客观危害多么严重，凡是行为不满14周岁的，哪怕是差一天都要不折不扣严格执行刑法的规定，绝对不能对行为人定罪处刑。 如果允许实践中突破这种法定的年龄界限，则刑法关于绝对不负责任的年龄规定就失去了其应有的限制作用，就会失信于民、损害法制的以威性；而且对不满14周岁的人追究刑事责任，也不符合我国刑罚目的要求。 本案中于某的杀人行为，尽管残酷，动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但是于某实施杀人行为时未满14周岁，因此，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的已满14周岁，是指实际年龄，即已满14周岁。这一点与我国其他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 3、关于对不满14周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家庭管教和政府收容教养问题 未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或说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可以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而是必须做适当的法律处理，对于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以防止其以后再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适合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目前，实践中对实施刑法禁止的严重危害行为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由政府收容教养的，一般是送往少年犯罪教所，在哪里单独编队，与少年犯罪管教所内执行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分开生活、学习，管教机关和人员针对其生理、心理特点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教育。 4、认真分析未成年犯罪的主客观原因 审查未成年人案件，除认真调查案件事实，证据外还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进行调查，防止孤立办案。未成年人犯罪绝大多数是因为一时糊涂走上犯罪道路后，其主管恶性不深。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对其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便自暴自弃；有的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的是受别人的教唆。我们要真正把寓教于审落实到办案中，就要对未成年犯的家庭、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性格特征、心理状态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综合分析，找准其进行教育、感化的点，确定教育的思路和方法，做好教育挽救工作的准备。 5、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及时 未成年人的案件要及时结不宜久拖。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后，如果在审判过程中久押不决，不及时有效地进行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结构和犯罪行为就是可能定型化、习惯化，就难以保证他们今后不再重新犯罪。一些罪犯和惯犯就是对于未成年时期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彻底矫治而发展形成的。对初犯、偶犯的未成年被告人，一定要及时处理，使其认罪服法，改过自新，使他们尽早返回社会。 七、司法办案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注意的问题 1、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遵循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未成年人犯罪有的是受到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的侵蚀和毒害，他们本身又缺乏法制观念理智，行为上失去了控制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对于他们，立足于教育和挽救是首要的任务。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世界观、价值观还未最后定型，虽然有的恶习较深，但形成恶习的时间短。对于他们实行教育为主的方针和具有明显的效果。 但是，对未成年犯罪除实行教育为主的方针外，还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通过惩罚使其知罪悔罪，改恶从善。但惩罚作为一种外部动力使用得当，否则会适得其反。 2、在办理未成年犯罪案件时，要时刻注意系统维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根据这一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另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缺乏法律知识，对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不太了解，同时存在个别执法人员责任心不太强，办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遗漏了对未成年人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认定，相对加重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因此，我们在审查未成年人案件时，除了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进行审查外，还应对未成年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有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情节重点审查。 3、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组织结构方面，比较通行的做示是建立少年的法庭，在检察机关目前推行青少年维权岗制度，从组织结构上看它更多的体现是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组织结构方面，还需要从立法、司法方面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 结 束 语 未成年人犯罪是我国政府极受关注的一件大事，在对未成年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有效原则下，制度出一系列对未成年人方针特殊处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挽救、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的诉讼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故此，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问题研究李志广内容摘要：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极为严峻，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本文探讨了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制度，结合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涉及研究未成年人的诉讼条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探索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关键词：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研究前言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发展态势极为严峻，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我国政府对未成年人犯罪极为关注，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对未成年人犯罪特殊处理的规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仍是以普通的刑罚制度，对未成年人审判的特殊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应当明确未成年人犯罪诉讼制度的概念，性质、基本原则及不同情况下的法律后果等，进而以理论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制度。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概述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单独立法在1991年9月4日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五章“司法保护”，专门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问题进行了规定，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程序的规定，还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包括一下内容：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是专门适用于处理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下公民犯罪案件的方针，原则和方式，方法等的总称。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并需要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是指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公民犯罪的案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规定，有《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第34条第2款，第152条第2款等，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该法已于1992年1月1日起实行。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实行）》，自1991年2月1日起就已在全国各级法院试行；公安部1995年10月2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也已施行。2、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针和原则教育、感化挽救重在于挽救，为实现挽救的目的，必须坚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主要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教育。一定要强调教育，坚持把教育放在首位，惩罚只能是辅助手段。即使必须给予适当惩罚时也以教育为主，达到切实保障实现挽救的目的。然而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所以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国家和人民对未成年人寄予厚望。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如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在许多方面都尚未成熟，缺乏辨别是非和自控的能力，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可塑性较大等。所以，要适应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对象，这也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条规定的，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遵循的原则之一。3、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还应实行保密和分别看管的原则保密原则要求，在审判前办案机关及新闻出版等单位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影像及可能推断出涉案未成年人的资料。审判阶段对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分别看管就是要求公、检、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措施时，必须将拘留、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拘留、逮捕的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别羁押；同时应当充分保障被羁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近亲属通信、会见的权利，对患病的应及时给予治疗，并通知其家长或监护人。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要件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存在的前提刑事诉讼的存在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的条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即可提起未成年人犯罪诉讼。2、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必须在刑事过程中提起一般而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可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提起。立案以前不能提起诉讼，因此刑事诉讼尚未开始，在第一审程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活动中，亦可提起诉讼，甚至也可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提出，一旦第一审判决作出宣告，已经不再适合提起。三、立案、侦查和提起诉讼1、立案首先必须依法查明年龄。因为实施犯罪行为人如果不满14周岁，或者虽然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被指控的行为又不属于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等法律规定的条文，即使肯定有犯罪事实上也不能立案。对于因不满16周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应当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2、侦查对已知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包括首犯、主犯是未成年人或者有1/2以上是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的侦查，要成立专门小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更要严格禁止采用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讯问时，只要不防碍侦查，应尽可能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整个侦查过程都要特别注意尊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用强制措施要更加慎重，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方法已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就不采用拘留、逮捕的方法。3、提请逮捕在提请逮捕阶段，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样要指定专人办理，认真审查证据，视情而逮捕。4、提起诉讼在审查起诉阶段，指定专人办理中，在全面了解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及有关情况的基础上，要审查证据看是否刑讯逼供等违法情况，如果有坚决提出纠正意见，并应建议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依法坚决起诉。四、审判1、审判组织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有专门法院，即使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或者独任庭负责进行，审判未成年人负责案件全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审判员担任。依法由独任庭审判时，审判员的条件也同样应当符合主述要求，参加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工作的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参加并担任。2、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经过审查依法决定开庭审判的，在开庭审判前，应当作下列准备工作：⑴应当主动与公诉人联系，了解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性格，心理状态和在侦查，起诉过程的表现。⑵法庭向未成年人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向未成年人被告人讲明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帮助解决辩护人问题，保证未成年被告人依法获得辩护。⑶法庭应当通知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开庭审判时到庭。宣布开庭后，法院审查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发问，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或者勘验，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并确保其行使上述权利。3、开庭审判对于到庭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要告知其在法庭上享有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法庭调查时，要仔细核实未成年被告人作案时的年龄，要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据同时，还应当分析未成年被告人作案的原因。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审判员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注意和缓示庭气氛，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讯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成具，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得进行训斥、讽刺和威胁，在法庭上就坐着回答。休庭时，可以允许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等会见未成年被告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会见时审判员或者司法警察应当在场、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不行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判决时，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向其送达判决书副本，宣告有罪判决时，审判人员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认罪伏法，接收改造、悔过自新的教育，同时应当明确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法权利，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五、执行对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儿，人民法院要认真、详细地填写结案登记，连同生效判决书的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将服刑的未成年犯罪与成年犯罪分别关押、管理，即对未成年犯罪应当在未成年管教所执行刑罚，对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有效徒刑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罪犯人民法院要以协助公安机关同原所在学校、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监护人等，共同制定帮助措施，并进行必要的回访考察，对执行机关依法提出的给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罪犯减刑或者假释的书面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审核、裁定，在掌握标准上可能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对在押的未成年罪犯及其法定代理人、近家属提出的申诉，人民法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对未成年罪犯的申诉案件久拖不结的，上级人民法院可能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限期办理并报告结果。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中应注意几个问题1、认真学习，深入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诉讼法律随着我国未成年犯罪的日益严重，为了更好地发挥司法人员在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方面的重要，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刑法》、《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都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这些规定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程序和特殊处理方式，形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诉讼程序的法律基础，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了解深入体会其精神实质，使其融会办案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2、注意与刑事责任年龄有关的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的自然人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因此，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年龄的核实，特别是在刑事责任年龄段，是否负有刑事责任，或影响到刑罚处罚轻重的问题，要严格依法办案，防止出现问题。根据刑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不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哪种危害行为，都不能令其服刑事责任，不能对其进行刑事追究，即不能定罪，也不能处以任何刑罚。司法实践中有时会遇到接近14周岁的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严重危害行为后果十分严重的案件。案件：《于某被控故意杀人案宣告无罪案》被告人：于某，男，14周岁，某初中三年级学生。1999年8月11日，正值学习放暑假，于某来到自己读书的中学打乒乓球，碰见本校初一的学生张某，女，12周岁，独身一人在校值班室内，遂起歹念，将张某至学校地下室内进猥亵，张某进行反抗，并说要将此理告诉老师。于是用石头将张某砸昏后，又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在张某的喉部，胸部和腹部连刺20余刀，并割掉张某的舌头，剜出张某的双眼，致使张某当场死亡。案件于1999年8月25日侦破。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于某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公开审理宣告于某无罪。本案即是如此，对于这类案件，由于客观危害十分严重，被害人家属甚至广大群众极为气愤，往往要求对行为定罪处刑。能否对刑法规定的负刑事责任的年龄起点打折扣，视危害程度而追究将满14周岁行为人刑事责任？实践中有的司法几个也有这种倾向性的要求。我们认为，刑法关于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立法的绝对要求，即使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也不能对其修改。就是说对于这类案件，不论其客观危害多么严重，凡是行为不满14周岁的，哪怕是差一天都要不折不扣严格执行刑法的规定，绝对不能对行为人定罪处刑。如果允许实践中突破这种法定的年龄界限，则刑法关于绝对不负责任的年龄规定就失去了其应有的限制作用，就会失信于民、损害法制的以威性；而且对不满14周岁的人追究刑事责任，也不符合我国刑罚目的要求。本案中于某的杀人行为，尽管残酷，动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但是于某实施杀人行为时未满14周岁，因此，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的已满14周岁，是指实际年龄，即已满14周岁。这一点与我国其他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3、关于对不满14周岁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家庭管教和政府收容教养问题未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或说未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可以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而是必须做适当的法律处理，对于他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以防止其以后再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以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适合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目前，实践中对实施刑法禁止的严重危害行为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由政府收容教养的，一般是送往少年犯罪教所，在哪里单独编队，与少年犯罪管教所内执行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分开生活、学习，管教机关和人员针对其生理、心理特点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教育。4、认真分析未成年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审查未成年人案件，除认真调查案件事实，证据外还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进行调查，防止孤立办案。未成年人犯罪绝大多数是因为一时糊涂走上犯罪道路后，其主管恶性不深。有的是因为家庭原因，对其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便自暴自弃；有的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的是受别人的教唆。我们要真正把寓教于审落实到办案中，就要对未成年犯的家庭、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性格特征、心理状态进行深入调查、了解、综合分析，找准其进行教育、感化的点，确定教育的思路和方法，做好教育挽救工作的准备。5、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及时未成年人的案件要及时结不宜久拖。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后，如果在审判过程中久押不决，不及时有效地进行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结构和犯罪行为就是可能定型化、习惯化，就难以保证他们今后不再重新犯罪。一些罪犯和惯犯就是对于未成年时期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彻底矫治而发展形成的。对初犯、偶犯的未成年被告人，一定要及时处理，使其认罪服法，改过自新，使他们尽早返回社会。七、司法办案人员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注意的问题1、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遵循以教育为主的方针，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未成年人犯罪有的是受到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的侵蚀和毒害，他们本身又缺乏法制观念理智，行为上失去了控制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对于他们，立足于教育和挽救是首要的任务。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世界观、价值观还未最后定型，虽然有的恶习较深，但形成恶习的时间短。对于他们实行教育为主的方针和具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对未成年犯罪除实行教育为主的方针外，还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通过惩罚使其知罪悔罪，改恶从善。但惩罚作为一种外部动力使用得当，否则会适得其反。2、在办理未成年犯罪案件时，要时刻注意系统维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根据这一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另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缺乏法律知识，对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不太了解，同时存在个别执法人员责任心不太强，办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遗漏了对未成年人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认定，相对加重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因此，我们在审查未成年人案件时，除了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进行审查外，还应对未成年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有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情节重点审查。3、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组织结构方面，比较通行的做示是建立少年的法庭，在检察机关目前推行青少年维权岗制度，从组织结构上看它更多的体现是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组织结构方面，还需要从立法、司法方面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结 束 语未成年人犯罪是我国政府极受关注的一件大事，在对未成年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有效原则下，制度出一系列对未成年人方针特殊处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挽救、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的诉讼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故此，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的法律制度，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5、《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包含的。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包括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包含我国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大类型专利。截止到2020年3月，收录各类专利1138万条，中国科技项目创新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截止到2020年3月，科技成果数据库收录成果标准数据65万条，成果鉴定数据21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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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违法性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在国外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是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其本质的理解上，客观违法性论处于通说地位。而在我国，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是等同，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主客观的统一。故与外国客观违法性是不同的。
论文关键词：客观违法性；构成要件；特征
1 国内外刑法理论界对违法的理论探讨
违法一般来说是与合法相对应的范畴，也可以说成“非法”、“不法”，是伴随着法律的出现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法律环境的不同，违法在不同的国家逐渐发展出不同的本质内涵。在国外特别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违法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在其本质理解上向来存在着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之争，且客观违法性论在当今处于通说的地位。而在我国刑法学界，违法是与刑事违法性等同的概念，故而存在主观违法性的通说。
2 国外学者对违法性质的讨论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构成犯罪必须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个条件，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且是逐步递进的，因而也叫做递进式犯罪论体系。行为构成犯罪首先要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其次还要排除违法性违法阻却事由，最后还必须具有有责性，行为人必须具有责任能力及期待可能性，在德国和日本刑法理论的演进历程中，产生了所谓的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论、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论、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乃至人的不法论与物的不法论等对立的概念。在此，我们将主要介绍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的争议。
根据刑法理论的历史沿革，客观违法性源于1821年Hegel所确立之“无犯意之不法”概念之后在德国所形成之通说。然而1867年由德国学者Adolf Merkel提倡主观违法性论后，同年Jherling在“罗马私法之责任要素”之概念上确立客观违法性之概念后，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二者首度形成激烈之论争 。
其后，因为J.Nagler、A.Loffler、M.E.Mayer等学者对客观违法性做有系统之理论整理，以及E.Mezger将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二者成功地分离，使得客观违法性论更臻完备并再度占有支配地位。而在日本，以往并未针对主观违法性论与客观违法性论提出讨论，仅自然地接受客观违法性论之见解。直至1927年，学者宫本英修博士在其著作“刑法学纲要”中对客观违法性提出批判后，主观违法性之用语首次在日本刑法界呈现，其后学者佐伯千仞博士于1930年提出“主观的违法与客观的违法”之论文，阐述E.Mezger之理论见解，至此形成其与宫本博士所提出之主观违法性论二者相对立之状态 。
主张客观违法性论的学者Mezger认为主观的违法性论只是将法规范理解为意思决定规范，所以否认没有责任的违法性。他认为，作为决定规范的法不能不被认为是作为评价规范的法。也就是说，法既有决定规范的一面，也有评价规范的一面，而作为评价规范的法是作为决定规范的法的无条件前提。人们在决定干什么之前，必须评价应当干什么，所以评价规范应该在决定规范之前。决定规范要求有规范所指向的人，而评价规范则是万人共通的客观存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客观地存在着的生活利益，刑法不应介入伦理的范围。因此违法性应是一种万人共通的客观的评价。违法性由评价规范决定，责任由决定规范决定 。
近代刑法学有一句格言“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因而一开始违法性是作为客观性范畴来理解的，一般认为在有责性中就已经包括了对行为人责任能力的判断，因而没有必要提前在违法性判断阶段就进行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讨论，否则有责性就成为多余，实质上成了违法性的一部分，这与通说的犯罪构成三要件说是不一致的，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违法性应该仅仅是针对行为的客观状态的。
客观的违法性论是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主观违法性论的支持者是较少的。两者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违法性判断是否仅涉及评价规范或者是否也包含决定规范。但是，违法性是否与决定规范无关呢？这也不是没有疑问的。在日本有一种有力的主张，认为评价规范与决定规范双方决定违法性。在违法性方面所需要考虑的决定规范，不是以特定行为人为对象的，而是针对抽象的一般人的当为规范，而评价规范则是判断违反一般的决定规范的行为的意义的规范，具有客观的特性。与此相对，在责任方面，决定规范与评价规范是以具体的行为人为对象的，具有个别的、主观的特性。从实践上认定犯罪的过程来看，一般的、客观的判断在前，个别的、主观的判断在后，这也应该解释为违法性的判断应当优先于责任判断 。此种见解可称之为修正的客观违法性论。
野村稔教授认为违法与责任均为规范无价值之评价。前者不依具体行为人为基准，而依社会一般基准为无价值之评价，而后者乃对行为人实行社会一般基准评价为无价值之行为，做规范无价值之评价，因此违法评价系采客观性之基准，而违法评价之对象与资料则亦包括主观性，如此之见解可称之为柔和的客观违法性 。
3 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对违法的主客观性质的探讨
如前所述，法律环境的不同，导致不同国家对违法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在刑法领域，我国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与大陆法系如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刑法理论是有很大差异的。具体到犯罪论体系中，我国采用的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而在德日两国理论界采用的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三要件的构成体系，而且两种不同犯罪论体系的不同不仅体现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多寡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各要件之间的关系及内在逻辑上，前者是一种耦合的犯罪论体系或者说是一种平面的犯罪论体系，各要件都包含各自不同的内容且各不干涉，构成犯罪只需将符合四个要件的条件相加，四要件之间的关系是“一存则存，一无俱无”，各要件之间并不是相互依赖的。而后者则是一种递进的犯罪论体系或立体的犯罪论体系，这种体系首先以抽象的、一般的、定型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为前提，然后是具体的、个别的、非定型的违法性、有责性判断，是在立体地考察犯罪。其中，后面的要件总是依赖于前面要件的判断，在任何阶段的否定都可导致对成立犯罪的否定评价，因而是一种“前存则存，一无俱无”的关系。在德日刑法中，违法性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出现的，主要判断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否侵害了法益以及侵害法益的程度（在规范违反说论者看来，是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以及违反程度）。
案例；法院审理查明，从2006年11月到2007年5月案发，方某的裸聊“生意”遍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在电脑上查获聊天记录的就有300多名观众，网上银行汇款记录达千余次，计2．4万元。浙江衢州女子方某被龙游县法院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有关方面证实，因网络裸聊而被判刑定罪的，目前国内尚无先例。关于网络裸聊是否构成犯罪一直是近年来争议很大的问题。2007年4月，北京曾出现一桩近似案件，只是石景山区检察院先以“聚众淫乱罪”提起公诉，后来又主动撤诉。其理由是无法依据《刑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罪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最后没有处理。为什么方某的案子可以定罪而北京张某裸聊的案件没有定罪？这里涉及到刑法是什么？什么样的行为刑法才可以将之评价为犯罪行为。刑法是什么？首先是一种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指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在社会中的活动规矩和准则。法律、宗教、伦理和风俗习惯都是社会规范，其有的是约定俗成，有的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强制制定，都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刑法与宗教、伦理、风俗习惯有什么不同呢？刑法的产生是否是必要的呢？以宗教为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崇拜一个或多个神 第二，有自己的教义，即成熟的信仰体系；第三，有一定的仪式 第四，要求教民顺从。在现代社会，宗教依然成为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宗教具有教化和心理安慰的功能。但是，仅有宗教是不能维持现代的社会关系的，因为是否信仰宗教，信仰宗教的程度如何，教民对宗教的依赖程度是宗教起作用的关键。对于不信仰宗教或伪信仰宗教者，宗教是无法对其起作用的。此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在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地区常常存在信仰不同宗教的教民，不同的信仰信仰体系教化出不同思想的教民，但是，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行为的最低标准是什么？行为的界限在哪里？在不同的宗教里是不同的，而且界限是模糊的，仅靠宗教无法让国民明确自己行为的界限，无法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做出预测，当然无法有真正的自由。而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同样具有这种缺陷。即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虽然也可以影响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也可以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影响，但是其内容本身不明确，不稳定，无法调整所有的国民，因此，统治国家，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必须由作为国家最后一道屏障的刑法来充当此角色。作为国家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刑法的第二个特征是最强的强制力。 各个部门法由于都是由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因此都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比如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违反此规定就可能构成重婚。但是，在所有的部门法中，刑法的强制力是最大的，也就是刑法所采用的调整方式会对行为人产生最大的痛苦，可以剥夺行为人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这比如教育一个孩子，绞尽脑汁用尽一切方法后还是无济于事时，只能采用暴力威吓和强制。而合法运用这种恶的根据，就是通过合法机关合法程序制定下来的规则。因为人人都明白，在社会中要生存必然要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形成国家公权力，刑罚就是这种公权力的行驶的表现。因为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对社会本身也是一种损失，因此，刑罚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适用，即刑罚要具有谦抑性。这种谦抑性要求刑法只能是保障法和补充法，只能是足球比赛场上的守门员，而不能充当前锋、中锋或后卫。即刑法从调整的社会关系来看，调整所有国家与个人之间所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止包括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所有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还包括这些部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之外，需要国家公权力规范国民或单位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仅从调整对象来区分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不同，是无法区别的，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其调整对象，而在于其调整方法，刑法是采用刑罚这种包含最强烈痛苦的方式来影响人的选择的。因为刑法具有最强的强制力，因此自古以来刑罚最容易被统治集团滥用，从保障人权和追求民主的现代精神来看，限制刑罚权滥用，实行罪刑法定成为必然。通过罪刑法定，明确刑罚的界限，从而保障国民行动的自由，也保障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不受非法侵犯，这是全世界人民都会赞同的选择。问题是，刑法即使通过法条明文规定，其界限依然是模糊的，不稳定。因为要将调整无限的法律现象的规范要通过有限的文字表述出来是十分困难的。有的术语，在一段时期，我们能够通过解释达成共识，使其界限明确，但随着时代发展，更新形式的现象会冲击这种解释，使得其界限模糊不定。比如，财物，强奸，卖淫，这些词的内涵和外延立法时没有很大争议，而今天来看，其外延则很难确定。而有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界限开放的，这使刑法的边界无法确定。这些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如何解释就决定了某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比如本案中的'淫秽物品,网络上裸聊的录像可否解释为淫秽物品？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但是适用刑法必须解释刑法，对刑法进行解释时，扩大解释是允许的。这就涉及到将裸聊的录像可否解释为淫秽物品属于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关于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分，虽然争议了近百年，但理论上还没有达成一个共同的标准，一般认为，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的是类推解释，没有超出的是扩大解释。比如南京李宁组织他人卖淫案。卖淫这个词尽管从一般常用的含义来看不包含男性给同性卖淫，但今天男性给同性卖淫现象很多，所以将这种现象包含在卖淫中是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但是强奸罪的对象是妇女，所以，近来很轰动的强奸成年男子的案件无法定强奸罪。因为如果将男子解释为妇女，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但本案的问题不止如此，将裸聊的录像解释为淫秽物品 是否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呢？这很难判断。由此可见，认定有罪者是从实质的角度对刑法条文进行了解释，否定有罪者是从形式角度对刑法进行解释。这涉及到了目前我国司法中应该采用实质解释论还是形式解释论。从保障社会秩序的角度，实质解释论当然容易定罪，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形式解释论当然更科学。
你说的应该是刑法的功能吧？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2.1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2.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2.2.1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2.2.2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2.2.3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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