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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明代双圈无字款瓷器人物特征突出，随时代发展而展现有所不同，瓷器上的人物多着汉服，婴戏图的童子头部额宽、后脑凸，发髻盘成环状，眉毛短。
陶瓷艺术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陶器的出现已有了八千多年的历史,在东汉晚期,瓷器已相当成熟,从而中国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陶瓷艺术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初探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 要：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陶到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新石器时代到河姆渡文明，从青瓷到彩瓷，从唐三彩到宋名窑等，现代的陶瓷更是进入了精美细腻且具有声、光、磁和电等等功能的新型陶瓷时代。陶瓷艺术即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我们该如何进行其的教学呢?本文将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探究，阐述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分析当前陶瓷艺术 教育 的现状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利于其教育发展的相关建议及意见，以供同行加以借鉴与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陶瓷艺术;教学;策略;初探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5-5312(2014)23-0220-01
在我国，陶瓷艺术是一门依托于陶瓷全行业发展的学科，其本身具有特殊性与广阔性，这也将是陶瓷艺术专业得以长久存在和发展进步的源泉动力。因此，需要我们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想方设法将陶瓷艺术教学办好。
一、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
陶瓷艺术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象征，它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陶瓷艺术 文化 的延伸和传承，对人类历史文明有着杰出的贡献，记载了中国人民艺术发展的历史，彰显了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我们民族的最重要的骄傲之一。现如今，虽已进入了工业高速发展的社会阶段，但陶瓷艺术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的时代价值。这不仅在于陶瓷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有极高的美学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陶瓷艺术是古代人们开启人类智慧的重要之举，是帮助认识国家文明历史发展历程的重要助手。把陶瓷艺术文化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是中华民族的责任，陶瓷艺术教育是传播陶瓷艺术文化的最为有效的 方法 。在当今，陶瓷艺术教学有众多积极的意义。陶瓷艺术教学不仅能开发人的思维，陶冶情操，培养素养，而且还可以传授艺术知识，使学生更加了解认同民族的文化。陶瓷艺术教育既是一项职业技术的教育，更加是综合、多维、立体的教育。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工作重心点是把陶瓷艺术发扬光大，要做好此重心工作需对陶瓷艺术教育积极的意义进行深刻的认识，重视陶瓷艺术教育的地位。
二、陶瓷艺术教育的现状
我国陶瓷艺术教育虽然已经历了大半世纪的时间，但仍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部分的教育仍采用技巧的教学为主的教育观念，追求“经技入道”。只有技巧但无思想无创造力的人即是所谓的匠人，只能跟着别人的后面跑，永远也走不出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需要有独立的思想，有主动创造的意识，同时也需要具有对学术进行不折不挠的专研精神。否则，即是具有再好的技艺，也难以在创造山有所造诣。所以，如何对陶瓷艺术教育品位进行提升，如何使得陶瓷艺术精神在教育中发扬及如何摒弃掉传统落后的师承教育的模式等等是当前陶瓷艺术教育的难题。
三、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的策略
(一)清晰界定陶瓷艺术教学目标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的美术学校一般把陶瓷专业归为陶瓷艺术设计专业，这是一个较为含混含糊的提法。首先，自由的陶瓷艺术和日常使用的陶瓷产品设计两者间是具有很大的差别的，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其在专业的范畴上，日用陶瓷的设计与艺术创作展上供展的陶瓷艺术作品在创作思路及实现都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把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划分为“陶瓷设计”和“自由陶瓷艺术”齐发展的好时机，但是要把此提上陶瓷艺术教育的议事日程上，作为一个陶瓷专业的发展目标，促进陶瓷专业的发展更加专业、更加深层、更加完善。
(二)加大美术院校陶瓷艺术教育经费的投入
陶瓷艺术的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肩负着重大的任务，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应该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责任和目标有深刻重要的认识，教育经费的增加投入是协助支持陶瓷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基础。学校需根据经费合理的安排配置陶瓷艺术教育所需的教育设施，合理科学地分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间的费用，避免实践与理论脱节。院校还应采用各种有效的 措施 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软件设施加强建设，提高师资，除了聘请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之外，还可广纳民间传统陶瓷艺人对学生实践进行指导，同时也可聘请专业技术造诣高的教授定期对学生进行指导。
(三)建立实践基地
陶瓷艺术实践的教学对整个教学的效果影响极大，实践教学是陶瓷艺术教育的重要环节，但当前其也是陶瓷艺术教学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了加强陶瓷艺术的实践教学，院校很有必要建立陶瓷艺术实践基地，设置专门的陶瓷艺术教室，并且配置完善的实践基础设施，满足学生的实践操作所需。在建立实践基地之后，学校还应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适当安排实践教学的课程，注重对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的培养，让对陶瓷艺术有兴趣的人都能有机会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为广大的学生提供能让其充分展示自己创新能力的空间舞台。
(四)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
要想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也是必要。其改革的重点是培养出技能型与应用型的人才，使得专业技能的教育满足适应市场的发展，其将使得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掌握陶瓷制作工艺，激发学生对陶瓷学习的兴趣，并能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和审美的能力，形成鲜明独特的欣赏审美个性，激活学生创新的意识，从而使其创造出优秀的陶瓷作品。
课程的设置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 爱好 兴趣。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 对学习的效果影响甚大，陶瓷艺术教学应注重学生的学习要求和动机，培养学生艺术创造力。在形式上，陶瓷艺术教学应以注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对艺术设计构思进行多种可能性、多层次的尝试，带着目的性去需求变通的方法，寻求事物间的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学习方式。在此教学中，教室带领了学生一同实践，与学生在相同的环境主体下，进行共同的创造、学习和体验。这种方式非常有利于学生能够准地把握课程主题，同时对在这过程中所建立的假设进行超越课程本身的对话，可以引导学生真正进入创造的境界，并且能够使学生最大可能地认知教学过程中的价值意向及情感流露抒发，避免刻板，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发挥创造能力和造型的表达能力，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的热情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通过充分开放的方式把在课程中获得的技能、知识和个人情绪情感特征等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
课程的设置安排注重强调“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院校应尽可能地多为学生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联的信息，在思维和视野上开拓学习者对材料、造型认识的有限性。譬如，可以让学生常走出学校，走进企业工厂中，亲身去感受制作材料和陶瓷制作现场的气氛，捕捉自己对材料和手工艺的最原始的感动，从而培养他们那双敏锐的眼睛，培训他们进行实验时的能力胆量及探究摸索的兴趣。当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陶瓷的材料或造型工艺特别感兴趣时，这就说明了学生思维已经和事物的原创状态紧紧地联系着，到此时，教师有必要对学生的创作灵性情绪进行细化并引导，在对材料的认识和技术认知上给予适当的以点带面的指导。通过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教与学互动起来，自然地学生的创作思维灵感得以很好的发挥，原始传统的被动式的教学方式得以消解。
校企合作，开拓第二堂课。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实施师带徒的教育模式，全面的考虑学习者的学习要求、兴趣和目的，为学习者提供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场所的实践活动，提高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建设新的课程体系，淘汰过于旧的课程，增加专业课程学时尽可能使得学习者精通一门工艺技术，引导学习者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学生的就业。
四、结语
陶瓷艺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在陶瓷艺术文化的延伸和传承中，教育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代陶瓷技术的教学中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并采取相应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改革，以促进陶瓷艺术教学的发展。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陈梅，范昭平.论民族院校陶瓷艺术教学改革[J].美术教育研究，2012，(11).
[2]程幸.关于传统陶瓷艺术教学模式的改革――以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艺术教学为例[J].职教论坛，2012，(35).
[3]楚梵.现代陶瓷艺术教学探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4，(03).
浅谈明代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 要：中国瓷器的发展，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度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景德镇瓷器产品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因此，真正代表明代瓷业时代特征的是景德镇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主， 其它 各类产品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也都十分出色。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明代青花 红绿彩 装饰技法 成化瓷器 高士图 斗彩
一、明代青花的“高士图”
“高士图”是瓷器上的重要表现题材。“高士图”是以文人雅士情趣生活为题材的一种瓷器装饰的明代青花瓷器的纹饰丰富多样，高士图属于人物纹饰一类，，如王羲之爱鹅、爱兰，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华“高士图常见于青花瓷和斗彩描绘在瓷瓶上缸、罐、杯等器物的主要部位上装饰。
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从其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等方面考虑，将它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论述。
1、前期：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
前期青花高士图的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杯、瓶、碗为主;2.多使用“苏麻离青”料，色泽浓艳晕散，以国产青料为主，发色清新艳丽。中;3.构图表现较为单调，突然单个;4.高士绘画技法较为写意、工整，以一笔点画为主
明朝建国之初，治者实行了一系列宽松政治，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也有少量的云龙纹、庭院小景类，纹饰基本上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
2、中期：成化、弘治、正德。
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开始繁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青花瓷有自己的风格，物华自成一体，放开始采用国产平等青料，有所青花色泽淡雅清新，造型轻巧俊秀，绘画疏朗舒适。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是明代青花高士图的流行期。其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碗、盘、罐、瓶为主;2.采用国产平等青料，发色清雅;3.秀美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但绘画不及永、宣时画法严谨;4.绘画技法既有写实，也有写意，点画与勾勒平涂并举，人物形象用笔不多却很传神，人物潇洒飘逸。
明至成化，书生人物形象总是出现在博发鬓随风飞扬，衣袂飘动，优雅脱俗之气。高士绘画是勾勒渲染，把轮廓勾勒出来，以青花料渲染，这正是明中绘画的典型手法。成化时的纹饰，以逐渐走向淡雅风格。
3、后期：嘉靖、万历。
高士图更加流行期，注重装饰，明代青花高士主要有特点：1.2.使用国产“回青料”，青花发色浓艳;3.高士题材广泛，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4.绘画多采用勾勒平涂技法。
末期：天启、崇祯。
天启、崇明代末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景德镇御窑几乎停产。此期的青花瓷，既沿袭了万历时的材料，又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新面貌貌。
综上所述，明代青花高士图各个时期的时代脉络清晰，特征突出，前、中、后、末四个时期，分别为初创期、行期、风行期、转变期。
二、红绿彩瓷器
禹州作为著名的钧窑所在地，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明代禹州所产红绿彩瓷器大致，可分为明前期、中后期两个阶段。
1、前期
明前的禹州红绿彩瓷器精品大多已流失海外。此外，在河南禹州、许昌、郑州及安阳等地的旧城改造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残片，品种有白地黑花红绿彩、红绿彩绿釉黑彩及绞化妆土红绿彩。
2、中后期
自明代中后期，禹州红绿彩产量大为减少。因为大量人员受到景德镇销售行情影响有关，德镇釉上彩瓷质量上明显占优势，并且大量生产，使禹州红绿。
三、青花装饰技法
青花瓷亦称白地蓝中华花，华清新明快中博、富丽典博雅，是独具高雅审物华美品位的华中艺术瓷品种。
德化窑青物华花瓷以其装饰图案博丰富多彩、构图简介舒华物展、笔法物洒脱博华豪放华物、画风朴实大方等独特中青花瓷质地洁白、美丽、典雅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快、肃穆端庄之感。装饰技法主要是通过线条的粗细、疏密、点线博等笔法来表现各种艺术意境，中刚柔、虚实、浓淡、轻重的变化，运笔之法有中锋、侧锋、逆锋、拖等。
四、明朝成化瓷器
以斗彩最富盛名，其中大部分为景德镇烧的官窑器，还有一些民窑器。
成化烧造数量虽不及之前宣德朝的，然而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堪称明代瓷器成化瓷器总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1、型
成化瓷器的造型，成化瓷器既保持续了明代初期瓷器的基本物中型特点，即：口外撇，腹鼓而丰满，中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大多为杯、盘、碗、碟、瓶、盖
2、斗彩
“斗彩”又称“逗彩”或豆彩”，因不同的理解而得名。还彩”的意思是“ 彩绘 骈连，有如逗并”。也有认为“斗彩”说法源于“花朵攒簇，有类中斗争”的。现在大家趋向于“斗彩”。
3、釉质与釉色
中，大部分成化瓷器为白釉，釉面肥厚滋润、细腻平滑洁白无瑕，如脂似玉。婉转柔和、晶莹润泽。其他的釉色也有，色彩釉，有鲜红釉、黄釉、、蓝釉、酱釉及仿前代的哥釉等。
4、款识
成化官窑款识物中，在字体上如出一人手，用笔自内中有骨，柔中有刚，古拙朴实，挺拔瘦劲，笔道大又圆润即字数少，青料书写，个别用色釉。成常以竖排双行来构图，一般在器底物华。明成化民窑纪年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大明成化年造”，“成化年造”等几种署款方式。
5、纹饰及图案
成化瓷器纹饰图案种类齐全瓷器上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自然纹、几何纹、文字等等一应俱全。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明代禹州烧造红绿彩瓷器》 收藏 郭学雷 2009年第7期
[2]《浅谈德化青花装饰技汉的继承与创新》 陶瓷科学与艺术 苏志勤 2010年第2期
[3]《浅谈明朝成化瓷器》 科学大观园 李琼2008年10期
[4]《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浅议之概述及分期》瓷库中国 201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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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青花瓷（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1、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2、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3、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5、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 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6、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 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在明代的民间陶瓷工艺当中，青花瓷器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品目。 明代瓷器生产，是在继承前代优点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的瓷器生产，选料精致、淘练精细、胎体厚重、胎质洁白、质地坚密、声响清脆。绘画图案的题材，写意的多，画人物比较挺拔，小孩头部较大，不合比例，画龙比较窄瘦、龙咀较长，一般都称为猪咀龙。晚期画龙比较草率，但龙爪雄壮有力。明代画八宝图案的顺序为轮、螺、伞、盖、花、鱼、罐、肠。还有以文字作为图案装饰的瓷器，如百寿、福字等。纹饰多为云龙、云凤、缠枝花卉，后来出现人物、飞禽走兽、八仙、人物故事等。官窑瓷器比较工整细致，民窑比较粗放、生动。 明代青花瓷器，在元代基础上，又不断创新，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当时瓷业生产的主流。明代青花瓷器的一大特点是青花料有很大变化。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永乐、宣德为代表，使用进口苏泥勃青料，色浓重、绚丽、鲜艳;中期以成化为代表，使用国产平等青料，色泽谈雅幽静，晚期以嘉靖、万历为代表，使用是回青料、色彩兰中泛紫。除青花外、还有甜白、鲜红、宝石红、孔雀绿、孔雀兰、浅黄等单色釉(也叫一道釉)都很成功。到中期前后，彩瓷有了发展，出现了斗彩、五彩等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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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在瓷器上制作精美的图案主要有：绘制、涂制、刻制、喷制、转印和印制。1、喷制：图案最精细，方法最先进，色彩种类、图案形状不受限制，当然成木比较高，需要高倍数码相机、电脑、数码喷机、油墨等，灵活方便，个性时尚。2、印制：网点精细，形象美观，生产效率高，灵活性强，适合大、小批量大生产，成本低，但制网麻烦，打样周期长，图案色彩种类与精细度受限制，一般色彩不超过十种，浪费网。3、绘制：比较个性化、人性化和艺术性，独一无二，个性化发挥产品价值最高，收藏意义很大，但费时费力，制作周期长，色彩种类很受限制， ，生产效率低，对生产者的技术要求非常高。4、刻制:有真实性立体感，个性独特，对制作者技术较高，产品再显性差生产效率最低。5、转印：制网、印纸 麻烦，图象受加工者技术、烧制温度影响较大，转印方法简单，成本较低，图案没有图点，欠缺美观，但目前用得还是多。
明代瓷器艺术的发展与成就短文 洪武二年（1369年），景德镇建御窑厂，初烧青花、釉里红瓷。明初青花瓷一改元代层次较多，花纹繁满的风格，更趋向于清淡。永乐至宣德时选用进口古波斯“苏麻离青”钴料烧制青花瓷，胎釉精细，青色浓艳，纹饰优美。成化至弘治、正德时选用国产的平等青料，青花胎薄釉白，画面生动，青色淡雅，温润宜人（如图明中期青花八仙人物大罐）。嘉靖至万历的青花蓝中泛紫色，发色艳丽浓重，其青料为回青或回青与石子青混合使用，器型多为大件（如图嘉靖青花龙纹大碗）。万历后期至明末的青花蓝中泛灰，青料为国产浙料（如图崇祯青花人物笔筒）。在青花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彩瓷亦出现了新的飞跃。洪武时，釉里红的装饰和烧造技术成熟，所制器物胎形厚重、成色红中略带灰色，纹饰丰满（如图洪武釉里红牡丹花卉玉壶春瓶）。永乐至宣德后，釉上彩瓷开始盛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成化斗彩，其色彩丰富、发色明艳、画风疏雅。在此基础上，嘉靖至万历的五彩器揭开彩瓷发展的新篇章，这种瓷器彩色浓重，器物精致，彰显华丽（如图万历五彩花鸟盘）。除了青花、斗彩和五彩之外，单色釉也有突出发展，如永乐至宣德的红釉、蓝釉、成化的孔雀绿和弘治的黄釉。 在明代，除景德镇外，其他地区陶瓷业也都有较明显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老窑焕发生机，如福建的德化窑、广东的石湾窑等。德化白瓷因其产品质地坚密，釉面滋润似脂，故有“象牙白”、“猪油白”等美称（如图明德化瓷雕弥勒佛）。广东石湾窑则善仿钧窑，但仿中有创（如图明石湾窑香炉，以上瓷器原件均藏苏州古玩城）。 当时，全国各地，官窑、民窑百花齐放，甚至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局面，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瓷器的主要生产地景德镇成了名副其实的“瓷都”。
瓷器就是好，就是好，真好！
宋代的瓷器都特别精美，有很多精品流传到现在
宋代经济、文化发达，但军事落后，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只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诗词歌赋的创作和制作精细的器皿上，诗词歌赋的婉约凄美，器皿的精细内敛是 他们无奈的内心写照和宣泄情感的最好方式。宋瓷制作的精细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宋瓷之美及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作精细
宋代经济、文化发达，但军事落bai后，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只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诗词歌赋的创作和制作精细的器皿上，诗词歌赋的婉约凄美，器皿的精细内敛是他们无奈的内心写照和宣泄情感的最好方式。宋瓷制作的精细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多年前我曾看到过一件宋代湖田窑青白瓷水盂，制作非常精美，品相光鲜亮丽，不少人怀疑是高仿。我通过仔细观察其制作工艺、胎土和釉色，判定是真品，并对怀疑的人说，不要怀疑宋人的制作能力，单从手工制作能力看，宋人不会输给今人，今天能仿出来，宋人一定会生产出来。宋瓷的精细还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体贴上，如同样是品茗的茶盏，男性和女性是有区别的，男性的盏大而稍有张扬，女性的盏小而圆润，体现了对性别的尊重。这是其他朝代包括今天都没有做到的。
二、造型极简
极简并不代表简单，而是更高审美标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高峰，审美从唐代花花绿绿浓妆艳抹的审美风格突然转向朴素温雅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影响了宋瓷制作，使宋瓷的造型简单准确，到了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地步，没有一点是多余的。正因为如此，宋代瓷器和其他朝代的瓷器很容易区分开。如汉代瓷器庄重典雅，唐代瓷器雄浑大气，明代瓷器的浓艳多姿，清代瓷器的繁缛富丽都有别于宋代瓷器的极简。宋瓷的极简植根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宋瓷至今不会过时，就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永远不过时一样。
三、釉色纯净
宋人的极简审美风格也反映在对釉色的选择上，纯净的釉色是宋人的不变追求。宋代瓷器釉色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北宋时期对青白釉的迷恋和南宋时期对绿色釉的狂热。也许宋代徽宗皇帝爱好道教，他提出“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标准，于是景德镇的湖田窑生产的青白瓷风靡天下。以宋徽宗被俘为转折，偏于一隅的南宋朝廷被苏杭的青山绿水迷住，以绿色为基调的釉色大受欢迎，龙泉青瓷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并烧造出令人惊叹的梅子青和粉青瓷器，绿色之梦终于又为南宋延续了一百多年，但梅子青和粉青瓷器却成为永恒的艺术品。
四、内涵丰富
宋人艺术修养高，情感丰富细腻。他们在制作瓷器时，一定会想办法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需求和审美情趣，使得宋瓷看似简单但内涵非常丰富。
一是包含对佛道的敬仰。北宋年初，统治集团一改后周毁佛的做法，对佛教加以扶持和利用，使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佛教庙宇遍及全国达4万多处。佛教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北宋政权。宋瓷造型极简，釉色纯净，不好雕饰符合禅宗精神而大受欢迎。北宋后期佛教庙宇经济因过度发达而与皇家经济产生了冲突，统治集团对佛教加以限制而改信道教，湖田窑的青白色是道教首选。
二是包含对自然的崇尚。宋代是个盛产大文豪的时代，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黄庭坚、辛弃疾、陆游、文天祥、李清照，他们的作品更是耳熟能详，可喜的是宋代官吏大部分是文人，都有很高精神追求，有时他们把山水景色看得比权力更重要，在他们政治失意被流放时，却能怡情自得，并创造出很多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
三是包含对高尚人格的追求。宋人喜欢青白瓷，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喜欢正直做人，清白为官。有很多学者羡慕宋代的政治环境，这得益于官吏们有较高的文化艺1术修养，有很多人在政治上是对手，但在生活上却是朋友，因政治相左而自请流放的官员不在少数，表现出了宋人很高的精神境界和政治品行。他们这些精神境界和1品行都能体现在对青白瓷的偏爱上。
浅析宋瓷茶盏淡雅之美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茶盏成为宋代典型的饮茶器。唐盏多以紫金、白玉、水晶、玻璃等制作，“至宋，则瓷盏为斗茶之胜具矣”（朱琰《陶说》）。其造型新颖，精致高雅，造型、釉色、装饰均体现了一种温润而含蓄、简洁而质朴的美。1． 清丽挺拔的造型宋瓷茶盏造型清丽挺拨，体现了宋代自然淡雅的艺术观和尚意崇韵的审美意味，于有限的造型中体现了无限的韵外之致。自然生动之美。宋瓷茶盏从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等的形态中选取最生动、优美的部分形体，与固有的抽象几何形体相融合。它不是对自然形态的简单模仿，而具有更深的寓意。中华民族擅长于象形表意的思维方式，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模拟、类比和象征，以体现形而上的“道”。花卉形象在宋瓷茶盏中十分常见，宋人用弧线将圆形或椭圆形的盏口分成若干等份，有四瓣、五瓣、六瓣甚至十瓣以上的花瓣口，从花瓣口延伸到碗底的弧线，使盏腹曲折起伏，形如花朵，极富圆润和韵律之美。典雅质朴之美。宋瓷器造型以简约见长，多有“天然去雕饰”的道家美学风范，且具高雅韵味。宋瓷茶盏以大口、深腹、小足为基本特征，在造型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简洁，曲与直的线条，组合成优美的造型，呈现出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韵味。宋瓷茶盏，造型简约实用，线条流畅，独具一种难能可贵的简逸。如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景德镇窑青白釉托盏，设计新颖，简洁大方，在单纯、质朴中体现素雅、平淡的理性精神。宋瓷茶盏的造型体现了宋人崇尚平淡自然、简洁明朗的精神气韵，从而达到典雅含蓄的美学意境。2． 淡雅自然的釉色美宋代的茶盏有黑、青、青白、白色等，色调含蓄莹润，其装饰效果主要体现在透明的釉层本身丰富细腻的变化效果，以及窑变所产生的肌理色彩变化。“尚玉”的意蕴。人们将玉与人之德相联系，玉被视为至清、至洁、至善理想美的象征。宋瓷茶盏受尚玉美学观的支配，追求温润如玉的色质感。景德镇窑青白瓷色质如玉，有“饶玉”之美称。宋人在釉质的变化中实现了崇尚“玉德”的理想追求。青瓷有着悠久的历史。青色是植物的色彩，也象征着天空、春天、水等，通常给人单纯、明朗、纯洁、雅静、幽玄的感觉，传统文化赋予青色以独特的意蕴。这种“崇青”心理，是与“尚玉”密切相关的。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青白瓷、青瓷和白瓷是点茶最合适的茶器。释惠洪有诗云：“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赞的是白瓷茶器。这些史料都证明了青、白等淡色茶盏在文人士大夫中广泛使用。“色贵青黑”。宋代盛行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盏，“已发现的宋瓷窑址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见到黑瓷，南北都产”。黑釉茶盏的兴起，与当时上层社会的斗茶风尚有直接关系。蔡襄在《茶录》里说，“茶色白，宜黑盏”，是说釉面亮黑如漆，便于斗茶时观茶色、验水痕。此外，中国古代崇尚黑色。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到道家以玄黑主张色彩的平静，再到以墨代五色以及对水墨的崇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自然肌理之美。以窑变、开片等釉色自然变幻为美，是宋瓷茶盏的风格特点之一，是尚逸、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结果。《稗史汇编》载：“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是之谓窑变。数十窑中，千万品而一遇焉。”可见窑变的出现实属偶然，其自然变幻莫测的效果是刻意追求的人工修饰所无法比拟的，它所展示的是由意境所传达的一种含蓄而典雅的极致韵味。如宋钧窑月白釉紫斑莲花式碗，碗为十瓣花口，月白色的釉面上缀着不规则的紫色斑块，似空中浮云，若隐若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宋代还以开片为美，这些都是通过釉的工艺流程自然呈现的，切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美和本真美的追求。开片是由于胎、釉收缩率不一而在冷却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大小不等的裂纹，陶工却利用这一缺陷，使其成为一种自然天成、趣味无穷的装饰。窑变、开片犹如天成，千变万化，这些釉面装饰深化了自然天成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趣，充分表现出景有限而意无尽的韵味。3． 清新朴素的装饰美宋代制瓷艺人在充分考虑茶盏自身的适用性条件下，依据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适时地创造和发展了许多精湛的装饰技法和纹样。装饰手法多样。宋代茶盏多采用刻、划花和印花的装饰手法，线条流畅而富于深浅变化。如玉的釉色与刻、划、印花的结合，体现了淡雅的审美意境。印花是以有花纹的陶瓷质料的印具，趁陶胎尚未全干时印出花纹，或用有纹样的模子制坯印出花纹，再施釉入窑焙烧，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如汝窑粉青釉印花盏托，盘心凸起，印莲花瓣纹。这种含蓄的装饰与淡雅的色泽相得益彰，进一步增添隐约朦胧的韵味，尽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彩绘，也是宋瓷茶盏的装饰手法之一，有釉上描金、釉上红绿彩、釉下彩绘等技法。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说的正是釉上描金彩绘。釉上红绿彩是在白釉上用红、绿等色彩勾画纹饰，红绿相间，鲜艳生动。这种在釉上进行彩绘的方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釉下彩绘，在坯体上先罩上一层底釉，然后在上面用各种颜色釉进行装饰，再加上一层透明釉。其画面黑白分明，主题突出，具有朴实自然的艺术效果。装饰纹样图案丰富。纹饰是装饰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具有装饰功能，而且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取向等的综合反映。宋茶盏的纹饰题材极为丰富，以花卉为主。花卉有牡丹、莲花、荷叶、菊花、梅花等，动物有龙、凤、孔雀、鹤、鸳鸯、喜鹊、鸡、蝶、鱼、海马、螺等，还有民俗风味极浓的婴戏图、剪纸贴花等。宋代对莲花纹饰的运用大大超过前代。莲花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图案，象征佛光普照，如意吉祥。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莲花成为纯洁、正直、高贵品德的象征，周敦颐的《爱莲说》使人们对莲花的喜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名瓷几乎都有莲花造型。上虞市文物管理所藏的青瓷莲花形盏托，形似盛开的莲花，足底有一孔，中间一盘为莲花瓣口，莲花上为直口，内饰莲蓬纹，其下刻覆莲瓣一周，釉色莹润，造型构思精妙，为越窑艺术之瑰宝。宋瓷花卉图案中，国色天香的牡丹后来居上，作为主题纹饰开始超过莲花。宋瓷茶盏造型简洁、优美，轻盈，装饰典雅含蓄，反映了两宋时期崇尚平淡质朴、清秀自然的社会审美情趣，在器物造型、装饰、纹饰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后代学习的范本。宋瓷茶盏是宋代制瓷工艺与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茶盏已不单纯是盛贮之器，它体现生活品位和质量，融合了时人的审美、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为研究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物质载体。
鱼纹 ，陶瓷装饰的传统纹饰之一，广义上可包含由鱼纹和其它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纯粹鱼纹或以鱼纹为主体的纹饰。鱼纹早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即已出现，河南临汝出土有鹊鱼石斧图彩陶缸，其后的商周青铜器、玉器，秦汉的漆器、彩陶上，鱼纹均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鱼纹开始用于瓷器装饰。宋代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大量的鱼纹装饰，明清之际景德镇御窑生产的鱼纹瓷种类繁多，最为引人注目。 一、明清时期鱼纹瓷器概述 1、明代鱼纹瓷 明代鱼纹瓷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用鱼纹装饰的瓷器种类丰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绿釉刻鱼水纹小碗、宣德釉里红四鱼纹高足碗、宣德霁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宣德白釉鱼藻纹盘、成化五鱼纹高足碗、弘治矾红五鱼纹盘、正德红绿彩四鱼纹盘、正德红釉白鱼纹盘、正德釉里红鱼纹盘、正德孔雀绿釉刻花鱼莲纹大碗、正德青花矾红五鱼纹大碗(彩版一，1)、嘉靖青花鱼莲纹罐、嘉靖仿宣德款青花鱼莲纹菱花式洗、嘉靖款青花鱼莲纹大碗、嘉靖青花鱼藻纹盘、嘉靖青花莲塘鱼藻牡丹纹花式洗、嘉靖青花鱼藻纹出戟尊(彩版一，2),嘉靖青花加彩鱼莲纹罐、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万历青花鱼莲纹大盘、万历青花鱼藻纹蒜头瓶、仿定窑印花鱼莲纹碗、仿定窑印花鱼莲纹大碗等。明代鱼纹用在釉里红、青花、青花矾红、五彩、红绿彩、孔雀绿釉、仿定窑白釉印花等种类的器物上，鱼纹成为明代各朝喜绘的纹样。嘉靖时期最普遍，它由前期的单画一条鲫鱼演变到画鲭、鲤、鲌、鲫四种鱼，鱼体肥大。在瓶、罐、或盘、碗的四面各画一鱼，互相对称，空间衬以水草、莲花、浮萍。嘉靖鱼纹在纹饰内容上比元代丰富，艺术处理上比元代进步，能够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水中的鱼儿、虾、蟹、蝌蚪、深水中的藻类，都通过画面大胆生动地呈现出来，画法细腻，纹饰繁密，用色浓艳，装饰性强，受晚明画风影响，商业性较强。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万历 青花鱼藻纹蒜头瓶 明宣德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 2、清代鱼纹瓷 清代制瓷业达到了鼎盛，装饰纹样不仅继承了前朝的优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鱼纹瓷的品种、数量和鱼纹的组合都超越前朝。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异常丰富，所见按年号和色釉列举如下： 康熙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90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龙变纹高足盘、青花鱼莲纹葵花式洗、青花鱼龙变纹板沿洗、青花鱼草纹小碗、青花海水鱼龙变纹折沿洗、青花鱼龙变纹盆、青花鱼龙变纹笔筒、青花四鱼纹缸、黄地青花鱼水纹水丞、青花加紫落花游鱼图碗、青花加紫鱼藻纹缸、中和堂款青花加紫鱼藻纹碗和青花红彩三鱼纹碗等。 清康熙 青花鱼藻纹缸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水巫、釉里红双鱼纹瓶、釉里红鱼龙变纹盘口瓶、釉里红海水鱼纹缸、釉里红鱼藻纹鱼缸、仿宣德款粉青釉里红四鱼纹水丞(彩版一，3)、矾红彩鱼纹折腰碗、郎窑红描金鱼藻纹盆和矾红彩五鱼纹盘等。 （3）五彩：五彩鱼龙变纹洗、五彩四鱼纹盘、五彩四鱼花卉纹折腰碗、五彩五鱼纹碗、五彩鱼藻纹缸、五彩开光游鱼斗鸡图银锭杯、五彩里龙外鱼纹盘、双鱼款五彩诗句花卉纹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大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小盘。 清康熙 五彩鱼藻纹棒槌瓶 （4）仿明鱼纹瓷：仿宣德款斗彩外海水五鱼里团花纹盘、仿宣德款霁蓝釉白花鱼藻纹盘、仿宣德款白釉凸鱼龙变图觚、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碗、仿成化款八鱼纹碗、仿成化黄地白鱼纹石榴尊和仿成化款洒蓝地釉里红鱼纹撇口碗。 （5）其它品种：洒蓝描金红鱼纹盘、酒蓝描金鱼纹棒槌瓶(彩版一，4)、霁蓝地白鱼藻纹碗、黄釉鱼式笔山、白釉鱼藻纹钵缸、孔雀绿釉鱼式水注和素三彩鱼草纹碗等。 雍正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41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盘、青花鱼藻纹盆、青花加紫五鱼海水纹葫芦瓶和仿成化款青花四鱼纹碗等。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碗、三鱼纹把碗、三鱼纹高足盘、三鱼纹盘、鲜红三鱼纹碗和红鱼藻纹观音瓶等。 （3）粉彩、五彩和斗彩：粉彩鱼藻纹板沿洗、粉彩花卉四鱼纹盘、五彩鱼藻纹碗、五彩鱼草纹碗和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杯等。 （4）白釉：双鱼纹瓶(彩版一，5) 乾隆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36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碗、青花鱼藻纹盆、青花海水鱼龙变纹高足盘。 （2）釉里红：折枝花双鱼耳洗、五鱼纹盘、三鱼纹把碗、豆青地青花釉里红鱼藻盘。 （3）粉彩：鱼藻纹盆、山水鱼藻纹折沿盆、四系金鱼转心瓶(彩版一，6)、豆青地粉彩外鱼藻里红彩五蝠纹盘、黄地粉彩鱼纹瓶、木纹釉里米色地粉彩鱼龙纹卧足碗。 （4）其它：仿龙泉釉刻鱼纹高足盘、天蓝釉双鱼瓶、黑彩外山水里鱼藻纹方斗杯和仿黑纱鱼藻纹嵌时表葫芦壁瓶等。 二.明清鱼纹瓷文化内涵 明清瓷器大量采用鱼纹的装饰纹样，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追本溯源鱼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如新石器时代鱼纹彩陶盆、父系氏族社会出土的绿松石鱼坠、商代中期龟鱼纹盘、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双鱼瓶、春秋早期刻鱼纹铜盘、秦汉鸟衔鱼纹瓦当、晋代鸟啄鱼纹金饰品、唐宋官服上的鱼袋、鱼符、唐代发兵用的“鱼契”、宋代宫中“鱼钥”、宋代鱼藻图绘画作品、南宋鱼藻纹银杯、明代鱼纹织锦、清代鱼藻纹漆盒、清代象牙镂空雕鱼、清代鱼藻绘画作品、在民间有鱼灯，直至今日还流行“连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年画。其中尤以鱼纹陶瓷最为丰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七千年。 鱼，作为水中最常见的动物，为什么能长久地活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一个文化因子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鱼为什么能与中国历史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鱼与祭祀宗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长期的渔猎经济生活中，原始社会的先民对鱼有了很深的了解，“鱼腹中多子”引发先人对生殖的联想，闻一多认为鱼的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敷衍直接相关。“鲤鱼摆子”一类繁殖事项，启发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们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荣昌，鱼成为生殖崇拜对象。1958年，在西藏日士县发现的叶蕃以前的岩画，展示了类似生殖崇拜观念，其中一幅，绘有日月，男女性器、鸟和鱼等。画面上，一条大鱼腹内孕有十条小鱼，下方有四个戴鸟形面具的人在舞蹈，周围有三条小鱼。画中的日月、男女性器、鱼鸟均表示阴阳对应，对生殖崇拜观念做出了多层面的渲染。半坡的人面鱼纹是寓人于鱼的写照。有人说它是图腾的象征，有人说是“寓鱼于人”，有人则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 根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认为双鱼的外形象征女阴，月经从女阴流出，他们把鱼血象征女性的经血，创造了鱼血祭，以求女性多有经血，多多繁衍人口。远古人类又以水象征女性的月经，月经称作“信水”、“月水”、“经水”，由于女性有月经(信水)，月经又与水相联，人类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后，初民以水象征女性的观念下传，于是鱼血祭演化为祭鱼求雨的仪式。《帝土世纪》:“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醇之，天乃甚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述的求雨法，在春旱求雨时，用八条活鱼(“以生鱼八”)祭祀共工;在秋季求雨时，还用九条桐木鱼(“以桐术鱼九”)祭祀太昊。先秦典籍中，关于以鱼作祭祀的记载很多，《苟子·礼论》如“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管子.轻重篇》:“主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征百倍异日”。 2、庄子的“鱼乐”思想 《庄子·秋水篇》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己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战国时代庄子把水中的游鱼视为可凝想，认同自然生命的象征。庄子在观赏一群跳跃的游鱼时，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喜悦。他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领会鱼的感受。庄子不但可以化鱼，也可化蝶，充分表示在中国文化中，人有能力跨越自然界的范畴和界限，领悟其他不同生物的感受。中国的万物有灵，物吾合一，情景交融的说法，历史悠久，意义深刻。庄子道家这种宇宙观，源自于易经的思想构架。庄子的“鱼乐”思想，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如鱼乐图、鱼藻图、游鱼图亦演变成一种独有的绘画主题，是中国特有的。有关鱼乐的绘画作品《宣和画谱》和《盛京故宫书画记》有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春溪鱼藻图》、《群鱼戏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画家易元吉的“鱼藻图”，清代挥寿平的“紫藤游鱼”等，元明清陶瓷上的各类鱼藻图深受上述绘画作品的影响。艺术家以平淡的方式来描写游鱼活泼的姿态。它们有时漂浮徘徊于水藻间，有时突然穿梭于清流旋涡中，有时沉入荷塘，或跃出水面。画家用流畅的笔墨，描绘出自然生命的韵律节凑。而这种对生命力的认同，正是庄子在濠梁岸边，铭感于心，无法以语言沟通，物吾两忘的意境。 3、鱼纹的吉祥寓意 由于鱼象征多产，食鱼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鱼升仙，金鱼能攘灾避邪，鱼的吉祥之意汉代就有显示。例如汉代铜洗上的“双鲤图”后面配有“长宜于孙”、“君宜子孙”一类吉语。明清以来，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表现又成为新的时尚，鱼以及鱼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构，不仅表现着对人口生殖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趋向对农作、物产、年运丰足的 祈求，进而，通过丰兆吉语再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图像，如瓷器上大量流行的“连年有余”（鱼和缠枝莲）、“吉庆有余”（渔和戟、磬）、“富贵有余”（鱼和牡丹）、“富足有余”（游鱼）表明，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已转化为对物的丰收期望。流行于清代的鱼龙变，其意在于鱼可化龙，凡可入圣，这表明由鱼的生殖崇拜、对物的丰收企盼，转化为对时运、前途、机遇的吉祥祝颂了，鱼纹的意义随时代而升华。 正是由于鱼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才使中国百姓、士大夫以及皇室的养鱼之风兴盛起来，从而推动鱼纹瓷的发展。 三.明清鱼纹瓷产生的社会背景 1、明清赏鱼养鱼风尚 中国人赏鱼可能始于唐朝。韩愈诗曰:“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做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好方口钓鱼时。”“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形。”韩愈描述了自己埋盆、喂鱼、赏鱼的情景。到了宋代，赏鱼的风尚更盛，宋人蒋之奇有一首咏金鲫的诗全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是嗅饵者，固有是常鳞。”蒋之奇将金鲫比作深藏自珍的高士。明代养鱼己相当普遍，一部养鱼、赏鱼、品鱼的专著一《朱砂鱼谱》此时问世，另外宫中也有“赛金鱼”活动。《明官吏》“饮食好尚”篇中记载，每年到了八月中秋，内廷及达官贵人的庭院中，便有“赛金鱼”的活动，各家将精心培育的奇特品种，争相展出，以示富贵。清代养鱼赏鱼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故宫的御花园、文渊阁、延禧宫的水晶宫都曾养鱼，《国朝宫史续编》:“御花园七品首领一，执守待八品副首领一，待监、太监二十四，专司园内斗坛、四神祠等处香烛，陪浇花树、饲养池鱼……”①。延禧宫中的水晶宫也曾养鱼，据《清稗史》记述:“宫立中央，凡三层，层九问。又四角各有一亭，计三十九问，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四望空明，入其中者，如置身玻璃世界。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下层地板亦以玻璃为之，俯首而窥，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②。为了满足宫廷赏鱼之风需求，为此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各式鱼缸，明代的鱼缸十分考究。富豪人家夸耀财富，有用金、玉等材料做缸的;宫中则多用景德镇瓷缸。据《朱砂鱼谱》记载:“缸以瓷州所烧白者为第一，杭州、宜兴所烧者亦可用，终是色泽不佳。”瓷州，即今天的景德镇，宫窑所烧的青花白胎鱼缸，或彩绘的鼓式鱼缸，寇绝一时，深受养鱼人家所钟爱。《浮梁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青花鱼缸六百八十”③。清代鱼缸的烧制空前绝后，有很多珍贵品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落花流水红鱼鱼缸、雍正斑竹釉鱼缸，雍正天蓝釉钵缸。明清景德镇烧造了大批鱼缸，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表明两朝养鱼、赏鱼风气的兴盛。 2、帝王对鱼纹瓷的追求 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生产达到了鼎盛，其生产力的发达，工艺的精进，皇室的强大支持，使得它能为宫廷生产繁多的鱼纹瓷器，充分满足了帝王的需求，据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御供”记载: “二十一年，青花白地满池娇蜻帕鲤纵水藻鱼罐二百。 三十年，青花白地蜻帕鲤里云鹤花碗二千三百。 三十三年，里青穿花龙边空穿花龙凤外荷花鱼水藻瓯一万九千八百”④。 以上可见明嘉靖时期宫廷对鱼纹瓷的大量需求。 清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瓷都景德镇仍然是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产品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清朝首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刻意经营，我国陶瓷生产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陶说》云:“景德镇延裹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⑤，反映出当时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因此能够为宫廷生产种类多、数量大的鱼纹瓷，清政府还派督陶官，亲理窑务，烧造鱼纹瓷。 《浮梁县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减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陶器则有缸、盆、盂、盘、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⑥。 至雍正六年，复奉督理烧造，政善工精，具详陶使沈阳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备载于左。计开烧造各色条款: 仿龙泉釉宝烧，本朝新制有三鱼、三果、三芝五福四种⑦。 清代鱼纹瓷之精美还与宫廷画家的直接参与密切相关。清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画家、艺术家，如康熙朝的名画家刘源、高凤翰，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在瓷器纹样之中。《清史稿》记载:“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时江西景德镇开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盛。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⑧。郎士宁，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画师，擅长肖像花鸟、走兽。特点是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中国技法，重透视和明暗，刻划细致，晕染匀称，写实而止于形似。康熙洒蓝描金鱼纹棒捶瓶、康熙釉里红四鱼水巫、乾隆金鱼转心瓶等都能看到其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鱼纹瓷，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有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伴随着陶瓷工艺的发展而繁盛，进而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瓷器。 注释: ①(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北京占籍出版社，1994年。 ②曹荣等撰：《满清稗史》(二十九卷)。 ③(清)程廷济修凌沦锦纂《浮梁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④(明)土宗沐纂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解运”，明嘉靖三十五年本。 ⑤(清)朱玫撰：《陶说》(六卷)。 ⑥(清)乔桂修游际盛增补《浮梁县志》(二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十二年增补刻本。 ⑦熊廖主编：《中国陶瓷占籍集成》注释本，第132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⑧戴逸：《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