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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代表着贝多芬；同样，在另外一些人的心目中，贝多芬代表着《命运》。我想，世界上再没有一首交响曲能够获得如此广阔的知名度以及接受度。贝多芬的伟大，则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这部代表作给他带去的声誉和敬仰。一开场那四声令人恐惧的有力音符，几乎让每个人只要一听到它就会永远无法忘却！真的，充满了震慑力的经典段落，如此简短却又如此令人挥之不去！当然，贝多芬对于这四个音符的解释最为权威——命运在敲门！是啊，开门见山，整部作品的主题一览无遗。或许这四个音符给所有人的影响真的太深刻了，所以音乐一开场就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感觉！我想，这正是贝多芬音乐才华与他个人精神最充分结合的表现！接下去，我们好似看到了一幅激烈战斗的场面，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律似乎都在舞刀弄剑、奋勇拚杀！你可以把主角想象成贝多芬乃至任何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或革命斗争史实。但我觉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听众而言，主角应该是你自己！那么敌人是谁，很明了——命运！因为我想，每个人都有面对命运考验的时候。主题在重复着，恐怖的声音依然在回荡，似乎斗争者并没有征服这个强大的“命运对手”！我想很多听众在这里会感到一丝精神上的疲乏。 正在这时，第二乐章舒缓的旋律传来了，似乎是一位母亲伸出了双手来抚慰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的儿子，也好像是几名携手斗争的勇士在大战之后对敌人、对未来进行交流、思索。虽然音乐是平缓的，但是内在含有一种催人奋进的默默力量，好像在不断的鼓动战士继续前进。在经历了第一乐章激烈的挣扎之后，听众们在这里得到了片刻的休息，好似是一剂疗伤药。第三乐章是快板谐谑曲，但是却听不到任何“幽默、谐谑的成分” 。在这里战士重新拿起了武器，回到了阴云笼罩的战场，音乐的气氛也突然从平和转为阴暗。好像战士脚踏着牺牲者们的血迹在一步一步朝命运之神逼近，不断积累着力量和勇气。 《命运交响曲》的第三、第四乐章是连续演奏的，从第三乐章最后一部分那平静、忧郁的缓慢突然跳跃到第四乐章一开始那突如其来、如同山洪暴发一般的合奏。其实这个手法来自于《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从引子转到正题的那一部分。正是由于成功写下了《第四》的首乐章，才给《命运》的终曲乐章带来了灵感。我想任何一个听众面对着如此汹涌而来的凯旋之声，心中应该无不感觉激荡——黑暗被打破了、命运被征服了、阳光重新照耀大地！战士在庆祝自己的胜利、人群在欢唱胜利的颂歌！听众也可以送一口气，甚至为作品的伟大而感到一丝快慰和激动。我想这正是为什么几百年来，有许多人可以从《命运交响曲》中获取力量、鼓起勇气面对生活压力、人生挑战的重要原因！ 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激扬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穿越岁月沧桑，破空而来，在一片深邃苍莽的林海中升腾，升腾。那些擎天的枝干亘古孑遗， 那些震颤的叶片蓬勃顽强，那些繁茂的果实乐观坚忍，风撼不动，雷劈不倒，时而豪气干云，时而阴柔宛转，于百转千回中传递着不屈的精神和意志。是什么，能够像音乐一样如此畅通地沟通人类与自然?是哪种生命，能够点燃人内心抗争的欲望，铮铮铁骨，生生不息? 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似乎就是人生命运的缩影。那激按昂的曲调，那富于变化的旋律，似乎把人的心境都带到了他曲折的命运之中。然而，再那听起来让人感觉困难重重的生活里，又有一种坚毅的精神，从绝望之中脱颖而出，扭转了局面，告诉人们：“只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勇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才能突破困境，改变命运，让命运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正如恩格斯听了《命运交响曲》的演出。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赞美这部作品说：“如果你不知道这奇妙的东西，那么你一生就算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说，他在第一乐章里听到了“那种完全的绝望的悲哀，那种忧伤的痛苦”；在第二乐章里听到了“那种爱情的温柔的忧思”；而第三、第四乐章里“用小号表达出来的强劲有力、年轻的、自由的欢乐”，又是那么鼓舞人心。恩格斯用短短的几句话，揭示了《命运交响曲》的精髓。 而如今，当世人面对着一个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又人多少人能像贝多芬那样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理想，“不到长城非好汉”呢？许多人无奈于生活，工作的压力，诱惑，物欲横流流尽了血汗，歌舞升平平息了壮志，最终把最初的理想长埋于岁月的流逝中，或平平淡淡走过一生，或碌碌无为迷失自我，有迷失的世界里无目的的继续漂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倍觉汗颜。遥想着在历史尘卦记忆的深处曾经有那么一个人战胜了命运的不公摆布，在天地间潇洒的走了一回，我常不敢仰望这份神圣的伟大，因为在他所营造的音乐世界里就是意味着教人如何挺着腰站着生存，教人向命运所带来的不公与苦痛挑战，生当人中杰，死也为鬼雄。 是的,不要因为生活的不公而放弃希望,生活需要希望长相依,人生需要理想来相伴,于是,我又重整一下了疲倦的心情,重新踏上追求理想,挑战命运的长征。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写一篇音乐鉴赏的论文可以选择梁祝，古典音乐梁祝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用他鉴赏，鉴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是非常有写的地方的。
高中音乐鉴赏课之我见音乐鉴赏课更是一门“听”的艺术。什么样的音乐都离不开“听”。“听”是一种音乐作品，我们既要在听的进程中让感官得到愉悦，又要使精神得到升华，感性和理性进行完美的结合才是我们“听”的根本意义所在。因此，要达到欣赏音乐的真正目的，就不能把对音乐的欣赏停留在表面上、感官上进行。而应该深入到乐曲的音响结构及各种形式因素上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音乐作品的“内涵”，真正地听懂音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一部音乐作品反复地听。多听是培养音乐鉴赏能力的关键。我们的双耳不仅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还要具很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这一能力与生俱来，反复地听，会给我们的听觉制造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的音乐听觉就会得到发展。同时，音乐具有很强的时间性，构成音乐作品的那些音响瞬间即逝，这些声音以单音或多音组合的方式，先后展现给我们的听觉。多听，大脑中的记忆就会把听觉中的印象慢慢综合起来。听的次数越多，印象越深，印象越深我们对音乐作品的感性体验也就越深。所以，提高了音乐的记忆力，欣赏音乐的能力就有了较大的进步。现在的高中音乐鉴赏课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层次的音乐，我们在欣赏中提高，在比较中进步，在音乐中感受。其欣赏价值，文化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广泛地汲取人类一切音乐文化成果中的养分，不断地拓宽我们的听觉的感受领域，是提高和完善我们音乐欣赏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音乐鉴赏是学生在听觉感知，情感体验，想象联想，创造性思维等心理活动融为一体的音乐审美实践活动。学生的审美能力就是在这种独特的艺术活动过程中培养和熏陶出来的。当前，新课改的要求是要让学生去实践获得真知。所以，我们老师应该让学生自己多实践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自己欣赏作品并能够评价作品。老师在其中只不过起着引导作用。记得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的低浅音乐，低级趣味较浓的流行音乐，甚至是庸俗不堪的音乐或是些“狂歌”等一些格调不高的、艺术性差的音乐，使正在成长发育的学生误以为这是“音乐艺术的时代性”，而那些优美的，艺术性高的抒情歌曲在学生看来总是平淡无味，深入不下去。那么，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关键是要使学生划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掌握分辨是非的标准。一部音乐作品，如果学生要有能力去评价判断它的社会价值及艺术价值，学生就必须能够从音乐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风格等方面分辨出什么是美和什么是丑的。因为这是衡量音乐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基础。因而学会这些，只有通过音乐欣赏课这条途径，并且把研究音乐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风格、情绪、曲式等表现手段这一环节作为音乐欣赏教学中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关键环节，使学生掌握有关的知识、技能，深入地认识音乐作品的内容美、形式美、情绪美、表现美，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评价能力。
超验的艺术──谈莫札特的音乐轻快愉悦的风格 我一直对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很有兴趣。有些人认为宗教是桎梏艺术的最大元凶，有人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办法呈现出艺术最超越的心灵，有人则宣称艺术可以取代宗教，并达到宗教的功能。于是我决定「宗教音乐」。我的想法是，不管宗教与心灵的关系究竟为何，宗教音乐绝对呈现的出最真实的心灵状态。 在研究宗教音乐的过程中，我对莫札特尤其好奇，因为他在萨尔兹堡这个宗教重镇成长的岁月中，一直为其生计：教堂管风琴职位谱写为宗教仪式而有的宗教音乐，而萨尔兹堡主教对莫札特这个艺术家又非常的不尊重，把莫札特的才华弃若敝屣，不断限制他的创作，甚至规定莫札特的宗教音乐只能写小弥撒曲，把莫札特自由的心灵视若宗教中的杂质。 这期间，莫札特为想离职，主教竟然以辞去莫札特父亲之职务使其生活陷入困境来要胁莫札特。莫札特为了想离开撒尔兹保受限的创作气氛，与不被器重的艺术生命，也曾在母亲陪同下，周游当年以神童之名走访过的诸如慕尼黑，奥斯堡，曼汉，巴黎，伦敦，海牙，巴黎，里昂，瑞士等大城，想另寻创作生涯的开始，结果非但没有成功，母亲反倒因旅途劳累而病故。莫札特并不想耗费时间教授音乐课以餬口，只好再返回撒尔兹堡，忍辱继续作管风琴师，最终还是以跟主教彻底决裂收场。对萨尔兹堡的宗教气氛，莫札特曾写信给朋友说：「作人还是不要太『虔诚』比较好！」所以莫札特的生命，其实一直周旋在创作渴望与维持家计的现实中、周旋在跋扈主教的宗教压力与自由的艺术生命之间挣扎不已。和谐中隐藏的突兀 莫札特六岁时的画像，此时的他是人所周知的神童。莫札特的父亲 Leopold Mozart莫札特的母亲莫札特的音乐总体而言非常轻快愉悦，这简直跟他的生命史格格不入。研究音乐史的人都知道莫札特的音乐生命非常早熟，他才三四岁就已充分显出其音乐的才华，七岁就以神童之名周游欧洲演奏钢琴，这时的莫札特深被王公贵族们宠爱，其音乐中的欢快愉悦是很能被理解的。这种欢快性质，也深深著莫札特的宗教音乐。他最早的宗教音乐 Kyrie（KV33）创作时年仅十岁，Kyrie的内涵是「求主垂怜我的生命」，其实应当是深沈的信仰告白，但这绝非被人视为稀罕天才的小小莫札特所能理解的。但很奇怪的，莫札特到了成人，已不再因神童受人宝爱，开始在撒尔兹堡跟主教折冲郁郁不得志以后，其音乐竟然还是有著愉悦欢快的特点。正是因著这种音乐风格，音乐诠释家开始注意在莫札特音乐中潜藏的，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小调，不谐和音与半音阶，他们都发现这些音符在诉说著欢快之外的另一些东西，而莫札特每每在彷佛不经意间陈述出这些情绪后，便立即以欢快，以和谐再度压过。而这样的音乐风格出现最明显的，就是在母亲去世，莫札特又必须比以前更卑屈的返回撒尔兹堡作管风琴师以后。 譬如莫札特的 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V364），此曲作于 1779，此时母亲已过世，莫札特回到萨尔兹堡，跟主教仍旧不合，（一年后终于彻底决裂），此曲就在一向欢愉轻快的风格中，间杂有半音阶的快速回旋上升音符，给人很焦虑不安的、彷佛想离开逃跑的感觉，此外还数度出现小提琴与大提琴沈重的往返对应，好像是在不安的质问著什么。但是这种音符的出现，都是突兀的过渡，不知何来何去的在和谐声中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虽然这种焦虑感，严厉的大主教是不可能准许莫札特将其放入宗教音乐的。但若仔细聆听同期的宗教音乐C大调庄严弥撒（KV337），就在其 Kyrie中，便有著间杂半音阶的上升，与突然出现嘎然而止的不谐和合音，尤其是因著其合音突然收入休止符，给人「提出没有答案」的不确定感十分的明显。这种宗教音乐的表达，已经是十分露骨了。 不管莫札特最终是如何的以欢快否定忧郁与焦虑，其音乐呈现出来的真实心灵，却还是可以被聆听音乐者感觉出来：莫札特渴望自由渴望离开，对当时的生命处境并不满意。 莫札特于 1781年终于跟大主教决裂，据说，是大主教踢著他的屁股，当众很难堪的把他赶出去的。莫札特在信中告诉父亲，「主教说为他服务的人中，没有像我这样坏的，又说其他我都不想重复的难听的话，还说我没教养。请你不要灰心，离开大主教我想我就开始会教好运了。」从此，莫札特开始他更艰困的，收入极不稳定的人生。 灵魂深处的信仰告白 莫札特离开撒尔兹堡后，于 1783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C小调弥撒」（KV427），这曲弥撒因为没有教堂仪式肯用，终于没有完成，但光就其完成部份，便有人将之与巴哈「B小调弥撒」、贝多芬「庄严弥撒」并列世界最伟大的三大弥撒曲。 这首弥撒曲的 Kyrie，先以乐器出现沈重的主题动机后，乐器与人声呈现二种不同的主题赋格，人声也分四部赋格。人声一开始就是急遽升高再急遽下降，给人十分戏剧性的激动感，而器乐主题重头到尾循环反覆进行式，彷佛在陈述一个明知结局却无法停止的抉择，更衬托出人声四部赋格「主我求你垂怜」的哀鸣。中间「基督请你怜悯我」歌词部份，是独唱清柔祈祷风，与合唱清柔祈祷风时而对话，时而互相附合。等祈祷风结束，就又回到器乐与人声二部赋格。
音乐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无论高低贵贱,我们都有欣赏音乐的自由无论你是高兴或悲伤当你真正用心去聆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生活中的种种得失尽情沉静在美妙的音符之中 音乐是一种心灵的产物音乐是内心感情的一种宣泄因此音乐往往会引起共
音乐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无论高低贵贱,我们都有欣赏音乐的自由无论你是高兴或悲伤当你真正用心去聆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生活中的种种得失尽情沉静在美妙的音符之中音乐是一种心灵的产物音乐是内心感情的一种宣泄因此音乐往往会引起共鸣会勾起你的喜怒哀乐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就是在他失聪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试想失去听觉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贝多芬的伟大正是在于他用心去聆听这个世界,聆听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震撼的交响曲贝多芬正向一个音乐精灵,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音乐的两个属性-灵性和神奇我是个感情很丰富的男孩子我认为通常这样的人对音乐的热情会比较高因为音乐本身是种很感性的东西出于对音乐的喜爱我选择了音乐欣赏课这对我来说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有了种突破也纠正我对音乐的一些狭隘的理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通俗流行音乐充满了吸引力和号召力这是因为符合了年轻人的口味但盲目追求流行的同时我们也丢失了一些东西流行中的确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快餐的音乐现在终于知道老鼠爱大米有多可笑了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和静下心来聆听高雅艺术还是在音乐欣赏课那么的震撼感觉心灵受到洗礼忘不了美妙的钢琴曲的声音 我真的喜欢钢琴的声音同时我也觉得自己的欣赏水平的提高在感受音乐的同时,我们更了解了许多的音乐家其中有天才莫扎特和音乐之父贝多芬上面提过不过他是让人感受最深,心灵震撼最大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太伟大了贝多芬的一生是充满了艰辛与痛苦，但他同样是幸福与永恒的因为有音乐伴随他的一生更影响他的后代 当然我是无法用音乐评论家的角度去分析他的音乐，我只能用心去感受，试图能与贝多芬音乐的灵魂接触，对于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来说，音乐是生命，贝多芬同样如此，音乐是让人欣赏的，但贝多芬耳失聪后，仍对音乐那种至死不悔的精神让我感动。他仍不断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音乐篇章。此时此刻，音乐是有灵魂的，它飘忽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热爱音乐，更爱音乐给他们带来的那份感情。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它甚至能拯救人的生命。当然伟大的音乐只能由伟大的音乐家来创造，或许这话过于绝对了，但有一点，音乐是值得我们去付出的，也只有我们去付出了，才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音乐，才会让音乐家的生命永恒，让音乐的天使留在我们的身边。每个音乐人都希望有贝多芬那样的成绩，但音乐又是自私的，而是在于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贝多芬的创作过程也是令人惊讶的，他善于捕捉每个音乐细胞。我想音乐与贝多芬已经合为一体了。贝多芬是音乐，音乐亦是贝多芬。音乐的升华就是生命，或许有一天当我们去拨弄那把无玄琴时，才发觉音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音乐无所不在关键我们缺乏发现的眼光就是因为音乐的灵性和神奇吧所以不是没个人都能成为音乐家我看过西区故事,了解了黑人音乐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或者曾经喜爱过已广泛采用西方音乐体系的所谓中国民歌。我们接受那些起源于白人传统的美国流行音乐来一般不成问题。但摇滚乐的基础有一大半来自黑人音乐，其旋律特点，节奏方式，乃至音调高低等都与西方古典音乐有所不同。黑人乐手十分注重Showmanship。这个词可以译为职业道德。比如，早期的黑人民歌手即使再穷，上台也要穿西装，因为他觉得这是职业歌手起码的装束。后来的黑人摇滚乐手在表演时一个比一个疯，演出服一个赛一个地夸张。这个词还可以译为表演技巧。表现在音乐上，就是对即兴演奏的重视。其实早期的西方古典音乐很重视即兴演奏，据说莫扎特就是一个天才的即兴演奏大师。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人把这个美好传统给丢掉了。早期美国黑人乐手的唯一舞台就是酒吧。在那种嘈杂的环境下，面对喝得醉醺醺的听众们，没有什么比一大段出色的即兴演奏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了。美国摇滚乐吸收了黑人音乐这一特长，极为重视器乐独奏，在主副歌之间总要来上一大段Solo，极为出彩。这在中国流行音乐中是少见的，这和中国乐手缺乏演出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可以说是后来风靡美国的所谓“另类文化”的开山鼻祖。他们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鼓励人类第一次越过贫富、阶级和肤色这些表面的差异，挑战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许多基本价值观念。不管这种挑战是否有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摇滚乐）的发展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人们比过去更能容忍另类的思想和艺术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鼓励个性发展，崇尚标新立意。没有这种态度，没法想象美国摇滚乐在这四十多年里会出现那么多独特的歌手，那么多富有个性的作品，那么多不同的流派。虽然我们聆听好音乐的时间不多但我真的感觉到了音乐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不敢想象没有音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虽然没有每次都去,可是我去的每次都用心听了感谢老师，感谢音乐欣赏课。我知道以后的时光中能有这样的时间听音乐的时候不多可是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将永远伴我向前迈进。我想让音乐支撑起所有的价值和尊严，因为音乐让我多了一份睿智，让世界多了几缕温馨……
谈谈蒙古舞蹈美学多年来，我收集整理“蒙古舞及蒙古诸部族舞蹈名词术语蒙汉双解资料”的同时，立项研究了“蒙古诸部族舞蹈审美特征”。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了这部《蒙古舞蹈美学概论》。我是从舞台表演艺术起家的，尽管有大量的艺术实践经验和艺术创作，但我并不具备论证的能力和理论高度，很难迈入学术领域的门槛。我没有灰心。通过1990年至1992年近两年的准备，通过朋友邀请自费赴蒙古国摸底考察，6天的时间里收获不小，扛回来一批图书资料和录像、录音带等相关资料。回到北京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看录像，听录音。1993年我向文化部提出了确立蒙古舞蹈科研项目“蒙古诸部族舞蹈审美特征”和“蒙古舞蹈名词术语蒙汉双解资料”的申请，获得批准。1994年、1995年又赴蒙古国考察学习，在乌兰巴托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查阅了大量资料，得到了充实提高，也征集到了相关资料。在我研究蒙古诸部族舞蹈全过程里，经过多次反复鉴别，我把其中一部分认定并提升为美学术语并加以注释。还有一部分是原有的蒙古舞蹈名词术语，过去只是作了一些简单的动作解释，并没有认定它是美学术语，现在我把这一部分也提升和认定为美学术语，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加以注释。譬如，“萨布尔登伯依勒格”运作组合里的名称及名词术语，以往只做学术动作名称的解释，没有从美学和文化蕴涵的视角和深度与高度思考“萨布尔登伯依勒格”的美与动律名称及名词术语。我觉得应当从美学视角思考研究它的来源、它的形成、它的审美特征、它的兴起环境。再从它的发展规律入手，追踪其动律名称与组合名称之间的变化，组合名称与名词术语之间的沿革，以至将名词术语里的美学含量加以注释提炼，而后把它提升到美学术语加以锁定。我认为，应当保留“陶布绣尔伯依勒格”的12个“组合名词术语”和12种“陶古绣尔”乐曲相媲美构成的一套完整系列性组舞，这12个名词术词不可以拆开，这一组系列名词术语里有鲜活的蒙古舞蹈美学，它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还有，“萨布尔登伯依勒格”是由动律名称与名词术语组合而成的。每个动律组合里包含美学术语的成分。每一组动律组合里蕴涵着蒙古舞蹈的美。蒙古舞蹈“伯依勒格”里的文化底蕴深厚且容量大。在蒙古舞蹈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里，它是所有蒙古舞蹈中的名词术语提升为美学术语的坚实基础，其美学术语是蒙古舞蹈美的领先“样本”。“伯依勒格”是构成蒙古舞蹈精美的舞蹈语汇的佐证。假如一个民族只有单一的几个舞蹈动作而没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就好比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一样，将会受到极大的局限。一个民族的舞蹈没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它怎样来表述审美特征呢？！由此而言，“伯依勒格”是蒙古舞蹈文化的原形，是蒙古舞蹈的主流文化，是民族特色的象征，也是蒙古舞蹈文化兴起与繁荣发展变革中的标志，是蒙古舞蹈精致化的艺术缩影。还有，《乐诗之舞》与《史诗乐舞》不能混为一谈。《乐诗之舞》是指诗歌里的乐舞，《史诗乐舞》是指蒙古史诗里的乐舞。这是蒙古舞蹈艺术精致与成熟的程度中，产生了在“宏大”里的细节，与其渗透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之中的美学成分。对《安代舞》，经研究认定和排列了12种名词术语的顺序，这12种名词术语顺序不可以颠倒，如果颠倒了的话，势必会破坏经提炼而成的美学术语的完整性，贬损它的价值。蒙古传统舞蹈动律的核心是情趣美，应当让人们透过动律美意会到灵魂美，领略到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回味无穷的艺术想象力。蒙古民族在“诗的海、歌的海、舞的海”中充分显示了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象力及其悠久传统，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艺术想象力和不具有艺术家群体，那么这个民族可能是愚昧无知的民族吧。舞蹈是视觉艺术，是通过舞蹈演员的人体旋律在舞蹈作品中体现美的含义。它的审美情趣直接通过舞蹈演员展现。然而，舞蹈演员的能力直接影响到舞蹈作品的成与败。如若舞蹈演员不注重美学和文化修养，那么，单纯靠舞蹈的技术技巧去完成一个作品，就等于没有民族文化的血脉与审美情趣，也就不大可能上升到美学高度，只能是停留在技术技巧的层面上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再好的技术技巧也不可以取代舞蹈的美学和美感。舞蹈不是语言艺术。假如，演员在心目中只注重自我与舞蹈的技术技巧，而不去探索作品里的美，那他就不可能准确地表现舞蹈作品里的灵魂美，从而会直接扭曲作品的原本立意和美的意境。我认为蒙古舞蹈的美学思想就是通过好作品、好编导、好音乐、好演员铸造出来的，而且缺一不可。譬如，《盅碗舞》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真正地体现了《盅碗舞》与“伯依勒格”的密切关系；演员通过表演体现了与蒙古诸部族传统舞蹈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音乐的魅力真的，我只能说人真的很脆弱，而音乐最直接抵达内心深处所埋藏的情感。《二泉映月》这首曲子，我听过很多次，而独独在中秋节的紫藤听了后，我却大大反常。跪坐开始时，我就隐隐约约得觉得旋律十分熟悉，却始终没有意识到是《二泉映月》到第二种风格的《二泉映月》展现时，我开始反常……那有一搭无一搭的断断续续的二胡声,揪得心痛之后,我有一种冲动,想站起来的冲动,去关掉,因为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那二胡拉出旋律太悲怆太苍凉，在那时断时续，实际却是连续成一体的嘶哑的声音中，我不能站起来，情不自禁的留下泪来，一滴又一滴缓缓流过面颊，流过嘴角，从下巴流下，滴到手上。每眨一下眼睛，就一滴泪水凝结，慢慢滑落。我抬起头，望向天花板，希望把注意力分散，放到别的事物。但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那种影响力太强了。我无法阻挡，无法将它屏除在心外。它像一股魔力吸引着我，却又让我无法抗拒，觉得是一种煎熬，仿佛我在亲身经历那样一种磨难从而因来我本能的反抗。音乐慢慢的消逝，但是这样的氛围却一直环绕着我……我自认为我是一感情不外露的人，也是一个内心坚强的人，为音乐而伤心落泪，这是第一次。记得老师说，日本演奏家小泽说过听《二泉映月》要跪着听。我也只是在跪着时，才对此首曲子产生了共鸣，才真正认识《二泉映月》，而是它的版本都将它的色彩变得绚丽失去了苍凉的意境。音乐会扰乱内心的平静，影响人的情绪，音乐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人生阅历的再现。它或轻快、或活泼、或深沉、或清亮、或忧郁、或神秘……凡此种种，都向人们诉说着它的故事，它的经历……音乐是美的，真正理解音乐的人，为它痴迷，为它欢笑，为它流泪，这就是音乐。
尽管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但是我们却也能发现它们之间一些微妙的联系。首先，流行歌曲脱胎于民歌。也可以这样理解：民歌是过去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就是今天的民歌。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一些歌曲则是由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而在其他的流行歌曲中也有相当的体现。由此可以我们知道，民族音乐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民族艺术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量、智慧和追求，是流行歌曲用之不竭的源泉，流行歌曲只有扎根在民族音乐的土壤里才能获得更为顽强的生命力。其次，民歌借流行歌曲元素焕发生机。民族音乐元素越来越被流行歌手所重视，当周杰伦、陶喆、王力宏的流行音乐里开始引用民族元素，当腾格尔红遍大江南北，当“女子十二乐坊”倾倒海外的时候，一些人发出“民族音乐迎来了春天”的欢呼。也就是说，流行音乐用现在的配器手法和演唱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表现民歌，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并喜爱古老民族，也使传统民歌的古老生命力焕发生机。很难说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也很难给中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关系一个完整的和正确的定位。中国民族音乐存在了数千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断的发生变化，民族音乐也随着发生变化和发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应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可以文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尤其是所谓的“新潮音乐”则可以说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的派生物，众多音乐人可以借助这种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生活和情感，有时也显得很切近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从当前来看，我国的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长期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种相互争斗、相互排斥的状态，而随着各自的生存空间的扩展需要，它们又不可避免的走到了一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慢慢建。立起来。 Baidu文库当今，中国的流行音乐开始与国际接轨，港、台、内地三地的流行音乐差异日益缩小，在这个时期，古今的碰撞、中外的结合都汇集到一起。但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流行音乐从商业上看是繁荣的，但是从文化上看，是贫穷的。而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流行音乐的结合更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如何把民族的真正变为世界的、把民族音乐元素巧妙地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还需要广大的音乐人不断尝试、共同努力、共同探索，使我国民族化的流行音乐作品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
民族音乐学家刘九达先生曾说过一段往事：有一次他坐船回四川老家，忽听得船工唱起了号子，便赶紧掏出本子想记下来。可是船工们一见那个阵势忽然都哑了。其中一位老船工说：“那位先生是同我们闹玩，哪有那样阔气的人来学这不三不四的东西哦!”现如今的学者和歌唱家去“采风”或者没遇过这种尴尬，可是说实在，“场面”上的东西我们见得太多。周强在《石工号子》的封面上写道，他的专辑是“学院派与原生态的对话”，相信这是他多年歌唱实践与思索的感悟。所谓“学院派”和“原生态”，它们之间并没有一条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的“原生态”人以为“原汁原味”才是最好，任何对它进行艺术“加工”都是对它的“污染”。而“学院派”又往往被人指责“高高在上”，对业余的民间的东西不屑一顾。其实这都是“鬼不吃蜡烛屎――人做出。”“原生态”无非就是民间的东西，它既不会一成不变，甚至不可以复制。你以为侗族人平日唱的“大歌”与央视演播厅里表演的“大歌”是一样的么？傻！说白了，后者也是对前者的一种“加工”。艺术加工并没那么可怕，“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永远是艺术的法则。胡松华唱《草原赞歌》以及滕格尔唱《天堂》不都一样经过了“加工”的么？牧民并没指责
高中音乐鉴赏课之我见音乐鉴赏课更是一门“听”的艺术。什么样的音乐都离不开“听”。“听”是一种音乐作品，我们既要在听的进程中让感官得到愉悦，又要使精神得到升华，感性和理性进行完美的结合才是我们“听”的根本意义所在。因此，要达到欣赏音乐的真正目的，就不能把对音乐的欣赏停留在表面上、感官上进行。而应该深入到乐曲的音响结构及各种形式因素上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音乐作品的“内涵”，真正地听懂音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对一部音乐作品反复地听。多听是培养音乐鉴赏能力的关键。我们的双耳不仅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还要具很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这一能力与生俱来，反复地听，会给我们的听觉制造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的音乐听觉就会得到发展。同时，音乐具有很强的时间性，构成音乐作品的那些音响瞬间即逝，这些声音以单音或多音组合的方式，先后展现给我们的听觉。多听，大脑中的记忆就会把听觉中的印象慢慢综合起来。听的次数越多，印象越深，印象越深我们对音乐作品的感性体验也就越深。所以，提高了音乐的记忆力，欣赏音乐的能力就有了较大的进步。现在的高中音乐鉴赏课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层次的音乐，我们在欣赏中提高，在比较中进步，在音乐中感受。其欣赏价值，文化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广泛地汲取人类一切音乐文化成果中的养分，不断地拓宽我们的听觉的感受领域，是提高和完善我们音乐欣赏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音乐鉴赏是学生在听觉感知，情感体验，想象联想，创造性思维等心理活动融为一体的音乐审美实践活动。学生的审美能力就是在这种独特的艺术活动过程中培养和熏陶出来的。当前，新课改的要求是要让学生去实践获得真知。所以，我们老师应该让学生自己多实践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自己欣赏作品并能够评价作品。老师在其中只不过起着引导作用。记得前些年，社会上流行的低浅音乐，低级趣味较浓的流行音乐，甚至是庸俗不堪的音乐或是些“狂歌”等一些格调不高的、艺术性差的音乐，使正在成长发育的学生误以为这是“音乐艺术的时代性”，而那些优美的，艺术性高的抒情歌曲在学生看来总是平淡无味，深入不下去。那么，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关键是要使学生划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掌握分辨是非的标准。一部音乐作品，如果学生要有能力去评价判断它的社会价值及艺术价值，学生就必须能够从音乐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风格等方面分辨出什么是美和什么是丑的。因为这是衡量音乐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基础。因而学会这些，只有通过音乐欣赏课这条途径，并且把研究音乐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风格、情绪、曲式等表现手段这一环节作为音乐欣赏教学中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关键环节，使学生掌握有关的知识、技能，深入地认识音乐作品的内容美、形式美、情绪美、表现美，进而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评价能力。
音乐教学在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多方面能力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要把能力的培养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纳入到音乐教学之中。《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在音乐教学中要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放在首位突出情感体验。”可见，音乐是最善于表现人们的情感，并能引起情感共鸣的艺术形式。在新一轮音乐课程改革中，作为音乐教师，应当立足于学生的学习方式的改革，通过新的设计思路，全程渗透“以审美为核心”的教学理念，注重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才能真正寓美育于音乐教学中。 一、审美感知，体验情感 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感情。”音乐艺术不是像文学作品那样直接叙述事件，也不是像美术那样直接描绘生活，它是用悦耳动听的音响以及精致巧妙的音乐形式即特有的声音语言叙说并作用于人的情感，所运用的声音是有组织的乐音系列，必须依靠听觉来感知。它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及学生的审美活动来感染与教育学生，只有在丰富的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以情带声，以声传情，才能声情并茂，以情感人。 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途径，其特质就是情感审美。情与美的这种不解之缘，决定了音乐教育的根本方式：以情感人，以美育人。学生是审美的主体，教师的音乐活动是学生的审美对象。音乐活动的审美过程，正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优秀的音乐作品是作者凝情于笔，注情于音的结晶，经过专业人员的二度创作，较好地诠释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学生的听赏及领悟是三度创作，在从“二度创作”到“三度创作”的审美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理性分析为引导的多种心理因素，由导入情感到体验情感，产生美的联想与想象。教师要抓住音乐的特点，善于从心理学和教育学提供的规律中发现、寻找和研究音乐教育的特殊原理和规律，通过体验感受、直观感知、兴趣诱发、自然渗透、启发讨论听唱比较等方法，形成艺术审美施教力。同时，教师应把握好“情”，以自己的情去牵动和激发学生的情。神态、语言、动作、指挥、范唱等都要传达情感的信息，给学生以美的感受和启发。当教师走下讲台，穿行于学生之间，并随着歌曲情感的表达，辅之以得体的动作与学生交流互动，学生会感到特别亲切。教师的表现力直接影响着学生的音乐感受力，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对歌曲中的旋律、节奏、速度、力度等音乐要素作出准确的心理反应，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更能激起学生的情感体验，有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这实际就是老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活动。因此，教师首先要有饱满的热情，按乐曲所要求表达的感情和风格特点准确地范唱，力足于以情感人，使学生在学习时对乐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艺术形象，以引发学生的兴趣。只有老师动之以情，才能培养学生的审美兴趣。 当然，音乐美感的获得和强化还需反复听赏，更需动画结合，利用视听媒体最为直观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感是听觉、视觉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离开听觉、视觉是不能设想的。”对音乐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到体验和参与，用心感受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全身心地融入音乐，在反复听唱、观赏画面的过程中，启发学生从整体感受歌曲的情绪。如欣赏乐曲《春江花月夜》，通过画面，配以生动的语言，每当听到它那优美的旋律时，就仿佛有一幅气韵生动、笔触秀丽的山水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把学生的思绪带到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迷人意境中，使学生从视觉上和听觉上产生美感，情不自禁地领略祖国大自然的美好河山，并在这融视、听艺术于一体的情景中获得美的陶冶，而且诗、词、画、音乐在这里完美地融为一体。动静结合视听相辅，综合的美感，有声有色的教学使学生的情感产生了共鸣，从而产生了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感情。二、审美表现，深化情感。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而音乐教育则以审美对象来激发人的审美情感，而审美与情感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歌德说：“成功的艺术处理的最高成就就是美。”对音乐的处理，就是对音乐情感和演唱（奏）技巧的处理，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歌曲，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调式和不同的曲式风格，各类歌曲都蕴含着特有的激情。可见，歌曲的体裁总是与某种情感相联系的；歌曲的结构，大至整个歌曲，小到短句，都蕴涵着音乐`的内容与美感，歌曲的调式、凋性在色彩上给人以明暗不同的感觉，给人的情绪的影响也就不同；和声具有渲染色彩的作用，能形成明暗、疏密、浓淡不同的音响效果，进而表现其特有的音乐情绪。在表现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任务，就是要对作品作仔细的琢磨与研究，以尽可能完满的歌声展现出它的全貌。这就需要教师认真探究音乐作品所表现的真情，悉心指导，并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使情感得到深化，才能达到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目的。不仅如此，审美能力的培养又在于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的实践活动，从中感知音乐所表现的情绪，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以欲立刻体验为快，产生愉悦情感。要通过演唱、演奏、综合性艺术表演及识读乐谱的教学，发展学生的表演潜能和创造性潜能。培养学生以准确的音高和节奏、恰当的速度和力度、自然而美好、真切而饱满的感情把乐曲的艺术形象再现出来并与他人沟通进行艺术评价。要根据乐曲的内容和曲调表现等特点，在学生感受力、理解力和技能水平的范围内，适时地向学生揭示歌曲的艺术形象。因此，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表现音乐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培养这三种能力，就是培养良好的乐感；有了良好的乐感就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经过长期的音乐艺术的熏陶培养自己高尚的艺术情操，促进正确人生观的形成。 三、审美创造，升华情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美存在于生活之中；而对于美的发现，则要靠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高尔基也说：“美，是人自己从它的灵魂深处创造出来的。”强烈的审美情感，使学生的感知过程和体验过程紧密结合，水乳交融，加深了他们对美的形象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审美认识、审美愉悦使学生的身心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学生的精神得到充实事业得到拓展、情感得到升华。创造性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发掘创造性思维潜能，积累音乐创作经验，升华情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在理解音乐内涵的基础上进入到角色意境中通过自制节奏乐器，探索、发现、体验音乐的节奏、速度、力度、段落情绪等；通过即兴动作表现歌、乐曲，重在引导学生理解其内容，表现其感情；通过即兴表演，或对主题哼唱，发展旋律、或为作品创编伴奏或即兴演奏，引导学生在音响流动的同时，在自己创造的音响中亲身体验与感受其形式美、内容美，进而在知识的应用、拓宽和延伸过程中延伸情感，达到创造美，最终让学生在情绪的勃发与激动中进入审美想象的圣境 总之，音乐审美能力与情感的培养应在寓教于乐中得到切实体现，要重视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发展学生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力。坚持音乐审美教育在形态特征上的情感体验，使音乐审美教育始终具有独特的情感色彩。要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激发与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抓住重点，使学生的审美情感不断深化，提高学生情感外化的表现能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