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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列宁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列宁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列宁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独立主权的俄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主权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毛泽东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介，毛泽东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如马克思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民主革命结束后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民主革命造成的政权条件外，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政治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共产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毛泽东扬弃了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正确分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际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这些内容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后，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尽管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使他们明白共产党掌权是大势所趋，但真正使他们靠近共产党并最终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历史进程到理论本身，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共同立足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复杂原因，致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早中断，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带来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状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7]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我国从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不再遥远”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显然，这两大理论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石之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纲领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些正是最初作为新民主主义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经济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有两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二是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模式的参考和实践的经验；从文化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有”与“三个面向”是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并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文化方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它不等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是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在于：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立足于同样的国情，要解决同样的历史主题，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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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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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求大神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结合当前社会实际情况，写一篇课程论文，求大神，考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唯物辩证法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列宁说:“就本来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这就是说,辩证法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事物的本质,研究决定事物本质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决定人类社会本质的矛盾,也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的矛盾。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本质区别,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一切剥削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无论其体现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制度如何不同,剥削方式如何发展,手段如何变化,方法如何“进步”,其本质都不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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