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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汉字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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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汉字的相关文献

是王懿容、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汉字的来历:中国汉字的来历资料起源故事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汉字的来历:中国汉字的来历资料起源故事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汉字,亦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为上古时代的华夏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目前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才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有学者认为汉字是维系中国南北长期处于统一状态的关键元素之一,亦有学者将汉字列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关于汉字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汉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汉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大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开始进入字符积累阶段,商代时期已形成相当系统的文字体系。简体字和繁体字汉字一名,得名于汉族和汉朝,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同时也是流传范围最大的一种文字。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众多分歧。新中国成立,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专门机构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规范,俗称“简体字”(50年代以前的汉字俗称“繁体字”),并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普及推广,在这些工具书上并列简化汉字和繁(异)体字。目前,简体字在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使用,港澳台等地区仍使用“繁体字”。

中国文字已有五千年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可得见,今传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简称甲文)。所谓甲骨文,就是刻或写在龟甲及牛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另外在地下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铜器,上面铸有很多铭文,称为钟鼎文(简称金文)。这两种文字,因为是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文字,所以又称为「古文」。 周宣王太史籀曾做籀文(又称大篆) ,一部份籀文形体还可以在说文解字中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李斯奏同文字,于是小篆通行,说文解字一书,就是以说解小篆为根本。汉朝以后,文字渐趋约易,隶书变成汉代通行的文字。魏晋以后,字体变为楷书,楷书书写容易,通行后就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一直沿用至今。楷书通行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也出现行书及草书,这些都是楷书的变体 仓颉造字 《淮南子•本经训》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大意是说,过去仓颉造字的时候,天空下起了谷子,鬼在夜里发出哭声。《荀子》、《韩非子》等古代典籍里也有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过去的历史学家们曾考证过仓颉是否实有其人,如果有,大约在哪个时代,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很难得出结论。 有人推测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有人解释说,这里的“壹”指正道,也就是正确的规律。荀子认为,仓颉是一个因为集中使用文字而摸着它的规律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因此,一般认为,在汉字从原始的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由此推断,这样的一个人,在汉字起源阶段的晚期,一定会存在的。 但“仓颉造字”的说法只是传说而已。因为文字绝对不是仓颉一个人所能独创,而是在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文字记事的时候,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经过观察自然的事物,并根据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而创制出来的。汉字是个庞大繁富的体系,不经过很长的时间是不能创制成功的。 陶文 汉字的远祖。 在中国的史前期以及有史早期,汉字产生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文。陶文已经出土的资料很多,但它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只有单个的符号。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陶文以半坡陶文为最早,大约自公元前4800——4300年之间。此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文。陶文多半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和黑色倒三角纹上,极少数刻在陶盆外壁和陶钵底部,一般器物上只有一个陶文。对这些陶文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裘锡圭认为是“记号”,郭沫若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于省吾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唐立庵(兰)先生在谈到大汶口文化陶文时说,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它们已经有5500年左右的历史了”。破解陶文很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陶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甲骨文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中国真正的文字。 甲骨文,是商代(公元前1400)的文字。这些文字因为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故名甲骨文。文字是以契刀刻划的,故又名"契文""契刻"。文字的内容,除极少数属於记事外,大部分是属于当时王公问卜的记载,故又称"卜辞"或"占卜文字"。此外,因甲骨文字出土的地方在河南省安阳县(原是殷代故都),所以又称为"殷墟文字"。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金文 古代把铜称为金,所以人们把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青铜最早出现在商周,形成我国历史上灿烂的青铜文化,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十余类,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车马器及各种工具等。 西周中期起,青铜器中出现了大小相次的编钟,它是祭祀和宴食的主要礼器。青铜器中的鼎多用作煮牲畜祭天敬祖的祭祀用器,后来钟鼎还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由于钟与鼎是青铜器中重要的礼器,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 金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礼记》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以此显示,金文主要是为统治者祭天敬祖和歌功颂德之用的。铭文的书法艺术与青铜器的造型艺术是一个整体,正是金文线条章法的书法艺术与瑰丽的造型装饰艺术相辉映,使青铜器成为美的化身。 商代中期起青铜器开始加铸铭文,商代后期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变得厚重,制作日趋精美。常以云雷纹为底,衬托饕餮纹和夔纹,给人一种深沉神密、狰狞威严的气氛。金文是用泥范浇铸的,这一点与用刀刻的甲骨文有很大区别。 《司母戊鼎》是商代的代表作品,金文文字以事物的形象构形,点画采用描写事物的天然曲线,常用一、二根线条高度概括客观事物的特征。西周的金文又有新的变化,1976年在陕西临潼发现了武王征商的利簋,铭文记述了武王牧野之战获胜的经过,字迹凝重稳健,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到了西周后期,青铜器渐趋简陋,但铭文却不断丰富,金文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书体娴熟、优美、奔放。当时金文主要有三类风格:第一类,运笔舒展,字迹端正,笔画均匀,代表作品有《静簋》、《大克鼎》、《毛公鼎》等;第二类,笔势圆润,形体遒劲华丽,疏密得当,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准;到了西周末年,出现了如《虢季子白盘》一类字形方整的铭文,成为另一种风格,这类风格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书风。 石鼓文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小纂 「篆」本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小篆又称秦篆,是由大篆省略改变而来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战国时代,列国割据,各国文字没有统一,字体相当复杂,于是秦始皇便以秦国的文字篆体,施行「书同文」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篆文形体进行省略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文字中一些简体、俗字体,加以规范,就成一种新的字体—小篆。 中国文字发展到小篆阶段,逐渐开始定型〈轮廓、笔划、结构定型〉,象形意味消弱,使文字更加符号化,减少了书写和人读方面的混淆和困难,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大规模地规范文字的产物。秦王朝使用经过整理的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不但基本上消灭了各地文字异行的现象,也使古文字体异众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小篆,包含甲骨文、金文,被统称为中国字的古文字;古文字学的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隶书 小篆虽然是较整齐的长方形,结构由均匀圆转的线条组成,但是书写起来相当不方便,且字形繁复,由于种种缺点,故在民间很快地出现了一种新字体,将小篆的端庄工整、圆转弯曲的线条写成带方折的,这种字体据说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汉代以后,小篆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文的古字体。 隶书的形成使文字从随物体形状描书的字符,变成由一些平直笔划所组成的简单字符,这种改变大大地提高了书写的速度。中国文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中国文字发展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的阶段,使中国文字进入更为定型的阶段,隶变之后的文字,接近现在所使用的文字,也比古文字更容易辨识了。 草书 草书,就是写得草率、快速的字体。草书是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在草书形成的过程中,因为官府的佐、史经常需要使用起草文书,因而影响了草书的流传。进入东汉后,经过文人、书法家的加工,草书就有了比较规整、严格的形体,可以用在一些官方场合,称之为「章草」,带有一点隶书的味道,保留了隶书的拨挑和捺笔。草书由于字形太过于简单,彼此容易混淆,所以无法像隶书取代小篆那样,取代隶书成为主要的字体。 在楷书产生后,草书在楷书的基础下进一步发展,不但笔划之间可以勾连,上下之间也可以连写,隶书笔划的某些特征也消失了,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草书,称之为「今草」。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如果楷书像人的坐,草书人的跑,那么行书就是人的行走,因为行书比楷书随便些,可以写得快,又不像草书潦草的让人看不懂,所以最受到人们的喜爱。 行书大概在魏晋时代就开始在民间流行了,被称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创作了大量的行书作品,长期以来价倍受人们的喜爱。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点、接近楷书的,称为真行或行楷;写得放纵一点、草书味道比较浓厚的,称为行草,行书写起来比楷书快,又不像草书那样难以辨人,因此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楷书 楷书在字体结构方面,与隶书差不多,但楷书将隶书笔划的写法改变了,且由扁形的隶书改为基本上呈现方形的楷书,即所谓的「方块字」。楷书也称为正书、真书,说明了楷书是提供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东汉末年的钟繇,从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还多少残留著隶书的笔意。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经历了不少变化,到了隋唐之后才基本定型,定型后的楷书,笔划、结构都相当精致、严谨,如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作品就是范本之一。 中国文字进入楷书阶段后,字形还再继续简化,但字体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做为我国四大发明术之一的印刷术,就是以楷书做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而漂亮,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宋体字而加以变化的,叫做「仿宋体」。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所用的字体,大致上是这一种风格的楷书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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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字的文献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汉字的来历:中国汉字的来历资料起源故事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汉字的来历:中国汉字的来历资料起源故事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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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与探讨】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方案中的科研评价部分,特别是“A类期刊”的增列与取消,一时成为热议话题。事实上,科研评价是世界性难题,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提出了科研评价方面的两个“宣言”——“莱顿宣言”和“旧金山宣言”。放在世界的范围内,如何看待这次学科评估中某些新鲜尝试呢?有哪些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A类期刊”的取消不意味着相应的探索和思考也被取消。  “莱顿宣言”纠偏“量化至上”  “莱顿宣言”(The Leiden Manifesto for research metrics)的提出源于2014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公共政策教授Diana Hicks等提出了合理利用科学评价指标的七条原则,后来扩充为十条,并于2015年4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莱顿宣言”的十条原则,简言之,第一,量化评估应当支撑质化的专家评估,而不是取而代之;第二,衡量绩效应基于机构、团队和个人的科研使命;第三,保护卓越的本地化的相关研究;第四,保持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简单;第五,允许被评估者验证数据和分析;第六,考虑发表和引用的学科差异;第七,对个人研究的评价应基于其综合作品的质性评价;第八,应避免评估指标的不当的具体性和虚假的精确性;第九,识别认清评价指标对科研系统的影响;第十,定期审查评价指标并加以改进。  按笔者的理解,这十大原则可以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即总的原则是:基于指标的量化评估是第二位的,是辅助性的,而同行评价的质性评估是第一位,是主导性的。量化指标可以降低同行评价中的偏见,促进更加深入的审议,提高同行评价的质量,但量化指标不应取代评估者基于充分信息基础上的判断。评估者仍然需要对其评估负责,而不是完全让“数据说话”了事(第一条原则)。所以,“莱顿宣言”并不提倡科研评价要用量化指标,更不提倡把量化指标作为主导甚至是唯一指标。“莱顿宣言”只是说在用到起辅助作用的量化指标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  第二方面,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运用科研评价指标做具体评价工作时的下位原则,即要充分考虑科研活动本身是创造性的、个性化的、独特性的等特点,所以需要在评价过程中特别注意科研活动的使命的差异(第二条原则)、地域性的差异(第三条原则)、学科性的差异(第六条原则)、个体性的差异(第七条原则)。这些差异容易被量化指标遮蔽,所以需要在评价中采用综合计量或者质性评估办法。  第三方面,关于科研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要求,要公开透明(第四条原则)、可以复核验证(第五条原则)。  第四方面,对科研评价指标的态度,要理解实质内涵(第八条原则)、警惕负面影响(第九条原则)、不断改进完善(第十条原则)。  “莱顿宣言”每一条都内涵丰富,指向明确。与之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科学评价工作还大有改进空间。  “旧金山宣言”纠偏“以刊评文”  “旧金山宣言”(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的提出源于2012年12月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期间,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提出关于科研评价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旧金山宣言”,2013年5月,78个科学组织的155位科学家签署了这份宣言。“旧金山宣言”引发了世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杂志撰写社论支持“旧金山宣言”,认为影响因子最重要的危害是可能妨碍创新,它引导科学家关注发高影响因子的文章,追逐所谓的“热点”,而不是潜心科研创新。  “旧金山宣言”并不像“莱顿宣言”那样包含相当宽泛的内容,它只是针对期刊的计量指标(主要是期刊影响因子)而提出的,呼吁科学界停止使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及其工作。内容包括总体建议以及对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出版机构、计量指标提供机构以及科研人员的建议,共计18条。总体建议是:“停止使用期刊影响因子等期刊计量指标作为替代指标,来评价单个研究论文或学者个体的贡献,或者是作为聘用、晋升、资助等方面的依据。”其他区分对象的建议都是围绕着总建议展开的。  期刊影响因子是20世纪50年代由汤姆森路透公司开发出来的,其最初提出的目的是为帮助图书馆评估和挑选决定订购哪种期刊,但是现在影响因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评价个人和研究机构的水平和贡献。期刊影响因子的含义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可见它只是期刊的评价指标,并非科研工作本身的评价指标,影响因子不具有对学术质量精确评价的功能,所以不能单凭影响因子就断言论文优劣。“旧金山宣言”倡导的就是评估科研工作要回归到科研工作本身的价值中去,而不是基于刊载的期刊。  “A类期刊”弊大于利  回到开篇的话题。客观地讲,这次学科评估方案在完善科研评价方面积极探索,其价值取向和工作方向与“莱顿宣言”所倡导的内容是比较契合的。比如在评估方案和相关说明中,提出“学术论文质量”采用“三结合”评价组合。一是坚持质量与数量相结合,采用代表性论文,在“比总量”与“比人均”之间找到平衡点;二是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通过量化指标统计进行客观评价外,还通过“代表性论文”进行专家主观评价;三是坚持国内与国外相结合,要求包含一定比例的中文期刊,强化中国论文评价话语权。这背后的指导思想都是“莱顿宣言”提倡的摒弃“唯量化指标论”,采用更加综合的评价方式。  “莱顿宣言”的第三条原则特别提到,要保护卓越的本地化的研究。研究的卓越不等同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一些偏重于本国或者区域性的课题的研究,往往并不被知名的英文期刊所青睐。“只有基于高质量的本地语言期刊的指标才能正确评价和推动卓越的本地化的研究。”这高度契合了这次评估中强化国内研究论文地位的思想。  但“A类期刊”的取消仍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地方。无论如何,“A类期刊”的设定其本质依然是“以刊评文”,这是“旧金山宣言”所明确反对的。“以刊定质”,而不是用学术质量本身来评价科学研究,已经日益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思、质疑、批评和抵制,这个时候又祭出这杆大旗,似有逆向而动之嫌。真正需要下功夫的是如何在同行评价和代表作评价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而不是继续在“看刊物、数数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样只能带来更多的浮躁。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在主导此事,其“指挥棒的力量”不会随评估结束而结束,而会长久发挥作用。量化指标的推出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是“民间”行为,鲜见教育行政部门直接推动设立。无论是从“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的角度,还是从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推进“两个一流建设”的角度,推出“A类期刊”都是弊大于利。

要对论文做一个合理的评论,那主要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论文整体的主旨意义所在,还有就是对于论文给出的一些数据信息以及它的一些观点是否有一些意义。

要对论文做一个合理的评论,那主要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论文整体的主旨意义所在,还有就是对于论文给出的一些数据信息以及它的一些观点是否有一些意义。

第一方面,即总的原则是:基于指标的量化评估是第二位的,是辅助性的,而同行评价的质性评估是第一位,是主导性的。量化指标可以降低同行评价中的偏见,促进更加深入的审议,提高同行评价的质量,但量化指标不应取代评估者基于充分信息基础上的判断。评估者仍然需要对其评估负责,而不是完全让“数据说话”了事(第一条原则)。所以,“莱顿宣言”并不提倡科研评价要用量化指标,更不提倡把量化指标作为主导甚至是唯一指标。“莱顿宣言”只是说在用到起辅助作用的量化指标时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第二方面,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运用科研评价指标做具体评价工作时的下位原则,即要充分考虑科研活动本身是创造性的、个性化的、独特性的等特点,所以需要在评价过程中特别注意科研活动的使命的差异(第二条原则)、地域性的差异(第三条原则)、学科性的差异(第六条原则)、个体性的差异(第七条原则)。这些差异容易被量化指标遮蔽,所以需要在评价中采用综合计量或者质性评估办法。第三方面,关于科研评价指标的具体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要求,要公开透明(第四条原则)、可以复核验证(第五条原则)。第四方面,对科研评价指标的态度,要理解实质内涵(第八条原则)、警惕负面影响(第九条原则)、不断改进完善(第十条原则)。“莱顿宣言”每一条都内涵丰富,指向明确。与之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科学评价工作还大有改进空间。“旧金山宣言”纠偏“以刊评文”“旧金山宣言”(The 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的提出源于2012年12月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年会期间,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提出关于科研评价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旧金山宣言”,2013年5月,78个科学组织的155位科学家签署了这份宣言。“旧金山宣言”引发了世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杂志撰写社论支持“旧金山宣言”,认为影响因子最重要的危害是可能妨碍创新,它引导科学家关注发高影响因子的文章,追逐所谓的“热点”,而不是潜心科研创新。

关于教育研究的相关论文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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