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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1897—1957年）字剑三，曾用名：息庐，源蒙、梅如等，著名作家，山东诸城人。1927年王统照定居青岛，创作了描写青岛的著名散文《青岛素描》、诗集《这时代》、长篇小说《山雨》，主持创办了文学期刊《青潮》。1946年被聘为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因支持学生运动被解聘。1949年返校任中文系主任。王统照故居位于市南区观海二路49号。 王献唐：（1896—1960年），山东日照人。历史考古学家。曾任《山东日报》《商务时报》编辑、山东省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在金石、版本、音韵、目录学等方面均有建树。著有《中国古代货币通考》、《楚辞新论》、《公孙龙子悬解》、《炎黄氏族文化考》等书。王献唐故居位于市南区观海二路13号甲。 毛汉礼：（1919－1988年），浙江诸暨人，中国物理海洋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海洋学奠基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著有《动力海洋学》《海洋》《湾流》等论文、论著40多篇（部）。其主持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资料汇编及图集》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黄东海陆架水文物理学调查研究》获1985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二等奖。毛汉礼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36号。 冯沅君：（1900—1974年），原名冯淑兰，河南唐河人。现代作家、教育家。1947年应国立山东大学之聘来青岛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与林庚合编的《中国历史诗歌选》获全国统编材料一等奖。冯沅君、陆侃如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 陆侃如：（1903—1978年），江苏海门人。现代作家、教育家。1947年受聘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著有《屈原》、《宋玉》、《楚辞选》、《杜甫诗选》、《韩非子选注》、《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等著作。冯沅君、陆侃如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 老 舍：（1899—1966年）北京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著名作家。1934年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1936年辞去教职专事创作。在青岛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两部散文集。代表作《骆驼祥子》被译为多国语言，并被改编成舞台电影剧本搬上舞台银幕。老舍故居位于市南区黄县路12号。 华 岗：（1903—1972年），浙江龙游人，史学家、学者、教育家。1951年至1955年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在青期间完成了《中国大革命》等著作。创办《文史哲》并任第一任社长。著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大纲》等著作。华岗故居位于市南区龙口路40号。 朱树屏：（1907―1976年），字锦亭，山东昌邑人，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海洋生态学、水产学及湖沼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1946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兼水产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实验室研究员。新中国建立后，任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撰有《中国近海浮游植物与水文及渔业的关系》、《十年来我国海洋浮游植物的研究》等论文40余篇，其《海带施肥养殖》、《海带自然光育苗》、《坛紫菜人工育苗与养殖的研究》3项成果均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朱树屏故居位于市南区金口二路13号。 刘知侠：（1918－1991年），河南汲县人。现代作家。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创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等，1985年任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定居青岛。毕生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著有《铁道游击队》、《红嫂》、《铺草集》、《沂蒙飞虎》等长篇小说。刘知侠故居位于市南区金口二路42号。 束星北：（1907—1983年），江苏江都人。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海洋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建立后在山东大学、青岛医学院任教。1978年到国家海洋局进行动力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曾发表大量中外文论文，著有《狭义相对论》等。束星北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 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原名沈岳焕，别名小兵，笔名懋林、休芸芸、甲辰、王旋若等。1931—1933年在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讲师。在青期间完成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有《自传》、《八骏图》、《月下小景》等。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著有小说《边城》、《长河》，辑有《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沈从文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3号。 杨振声：（1890—1956年），山东蓬莱人，现代作家、教育家。1930年至1932年任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期间邀请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学者赴青任教，使国立青岛大学创建后进入鼎盛时期。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玉君》。杨振声故居位于市南区黄县路7号。 张 玺：（1897—1967年），河北平乡人，中国海洋动物学家、教育家。中国湖沼学、动物学研究的先驱，1932年后在国立山东大学兼任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并任副主任。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毕生致力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及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曾发表《青岛沿海后腮类动物的研究》、《中国海洋动物之进展》等论文近百篇。著有《牡蛎》、《近江牡蛎的养殖》、《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件动物》等。张玺故居位于市南区莱阳路28号甲。 洪 深：（1894—1955年）：字伯骏，号浅哉，江苏武进人，中国早期电影开拓者、剧作家。1913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开始从事戏剧创作活动，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教授、上海戏剧社排演主任、中华电影学校校长、明星电影公司编导主任、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总书记。1934年回到青岛，在青期间创作了著名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洪深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路1号。 闻一多：（1899--1946年），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学者、诗人，从事诗歌创作，出版有《红烛》、《死水》诗集，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30年9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时著有《奇迹》等诗。授课之外从事诗经、唐诗研究，有突破性成就。1946年7月15日被特务杀害。著有《闻一多全集》等八卷四册。闻一多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中国海洋大学院内。 赫崇本：（1908—1985年），辽宁凤城人。物理海洋学家、海洋教育学家，1949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海洋学系主任，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兼山东海洋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毕生致力于海洋科学的研究及海洋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原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创建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海洋科学卷副主编，《海洋与湖沼》副主编等。著有《黄海冷水团的形成及其性质的初步探讨》等。赫崇本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9号甲。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1923年来青岛购屋寓居。题名“天游园”。康有为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支路5号。 梁实秋：（1902—1987年）浙江杭县人，原名梁沼华，字秋实，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翻译家、作家、学者。1930-1934年梁实秋教授受聘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在青期间开始翻译影响广泛的《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了2本论文集。梁实秋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3号。 萧 红：（1911—1942年），女，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作家。1934年来青居住，1942年病逝于香港。萧红、萧军故居位于市南区观象一路1号。 萧 军：作家，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呤飞、刘羽捷、刘燕白、刘军，笔名三郎、田军、箫军。辽宁义县人，早年从军，后从事文学创作，1934年夏到青岛任青岛晨报副刊编辑。在青期间，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长篇小说《生死场》。萧红、萧军故居位于市南区观象一路1号。 童第周：（1902—1979年），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4年至1937年在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1946年后任国立山东大学动物学系教授、系主任。其《硬骨鱼胚胎发育的研究》获195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细胞核与细胞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文昌鱼的器官发育与演化》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童第周故居位于市南区鱼山路36号。 宋春舫：（1892—1980年），浙江吴兴人，现代戏剧家。1930年在青创办了图书馆“褐木庐”，主要收藏中、外文剧本及戏剧理论著作，并创作话剧本《原来是梦》。宋春舫故居位于市南区福山支路6号。
社会动乱，阶级矛盾尖锐，以顾炎武为代表思想家主张反对空谈，立足实际，学以致用的经世致用思想蓬勃兴起
一、黄土高原的历史自然景观 黄土高原是我国经济落后、问题成堆的地方，其主要问题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由此引起水土流失、风沙、干旱等一系列生态灾难。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黄土高原历史上究竟是什么自然景观？是森林区？还是像现在这样光秃的荒草区？有的人认为黄土高原历史上就不是森林区，而属草原带。这个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大量事实证明：黄土高原历史上确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区。这是在黄土高原上进行过大量认真考察研究的科学家的共识。例如，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于1929年到晋西陕北考察时，根据大量考证和调查材料断定当地原为森林地带，并对晋西陕北破坏森林后到处是荒山秃岭、沟壑纵横的情景很感慨地说：“我民族摧残森林的可怕”。1955年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在考察报告中明确指出：“从残存的原生植被来看，可以肯定，本区在农耕以前原始植被是属于森林和森林草原”。这一科学结论为大量历史资料所证实。 据考证，在秦汉以前，黄土高原确是森林茂密、山青水秀、环境优美的地方。例如，现在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毛乌素沙漠中的陕北靖边县的白城子，从目前景象来看是属干旱荒漠区，但它原是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曾是大夏国（建于公元407年）都城统万城的所在地。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在建这座都城时曾赞美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载《元和郡县志》）。而今日白城子已被茫茫沙海所覆盖，可见其生态环境变化之大。 现在呈现干旱草原面貌的黄土高原西部甘肃陇东、陇西、兰州和宁夏一带历史上也是森林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以板盖房是林区居民的习俗。说明汉代这一带都是林区。 又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天水郡，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见《水经注》卷十七渭水），可见板屋很普遍。直至清代，安定（甘肃定西县）和会宁等地还保存板屋的风俗（《度陇篇》，《皋兰载笔》）。 以上说明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曾是大林区。谁能想到像定西、会宁这些荒山满目、寸草不生（实际是不留）、薪柴绝迹、生态环境恶化到极点的地方原来也都是森林区，直至清代还用木板盖房。古代兰州附近也是森林地区。据《古今图书集成·方典》载，兰州南十里之古峰山“林泉之胜为兰奇观”，城东南60里的水岔“山水清丽，竹木翁郁”（水岔森林尚有残存）。现在，兰州附近的兴隆山（属榆中县）仍保存茂密的森林，是山清水秀的风景区。 甘、宁两省区间的六盘山，古称大陇山，曾是一片大林区。元初，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曾在六盘山西北山峡中扎营避暑。嘉庆《清一统志·平凉府》载：“凉殿峡在隆德县南七十里，元世祖曾避暑于此”。说明直至元代，六盘山仍是林荫之地。明清以后，六盘山的森林由于滥伐、滥垦而大部遭到破坏。但是，直至今天在六盘山南部泾源山区仍有茂密的森林分布。 六盘山以北的屈吴山历史上也是林区。据《甘肃新通志》引宋张安太《建设怀戎堡碑记》（宋怀戎堡在今靖远县东北打拉沙附近）说，在宋代，屈吴山及其支脉大、小神山都是“林木繁茂，峰峦耸秀”。 黄土高原东部的山西省历史上大部分是林区。即使到元明时代，林木仍很茂盛。如《明经世文编》张四维《复胡顺庵》书中曾说：“山西遍地林木，一望不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火山、宁化之间，山林饶富。”宋代火山军在今河曲、保德一带，宁化军在今宁武县。说明当时宁武到河保偏关的晋西北地区林木茂盛。晋西古代叫西河郡，曾是一片林区，《水经注》描述山西汾河上游地区是“杂树交荫，云垂烟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芦芽山区曾是“林木参差、干霄蔽日”，俨然“天堑长城”。西汉时，吕梁山以西林莽人稀，仅湫水河中游设临水县，以北广大地区都没有设县。古代西河郡是全国主要木材产地之一。 据《水经注》载：“北魏（公元420～534年）在洛阳大造宫殿，林木系取自西河。北周时（557～589年）仍是“京洛林木，尽出西河”。唐代时，山西的主要伐木中心在岗州（今岗县）。宋代时，伐木区南延至石州（今离石、方山、中阳）、汾阳一带，现在这些地方已大部成为荒山秃岭。 山西东北部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北段曾是森林密布地区。如《宋会要稿》记述太行山中北段是“林木茂密”、“松林遍布”。《清凉山志》描述五台山在宋代时是“四面林峰拥翠峦，万壑松声心地响”。明代撰写的《胡、高二公禁伐传》载：“自古相传，五峰内外，七百余里，茂林森耸，飞鸟不渡，国初（指明初）尚然”。明朝在北京大造宫殿，木材多取自代州（五台、代县、繁峙、原平一带），毁林严重。《明经世文编》记载当时毁林的情景是：“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仅贩到北京的巨木，每年不下百十万株。恒山、五台山的森林就这样被一扫而光。 山西中南部较西北部温暖得多，林木更为繁茂。据宋《太平环宇记》载，太原西山多柏树，北宋时太原东西山仍是“古柏苍槐树木阳翳”，有“锦绣岭”之称。金代元好问《过晋阳故城书》说，晋祠西山是“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古代有关晋南、晋东南森林的记载很多，《山海经》就提到中条山、太行山多木多竹。《诗经》描述太行山南段“陡坡景山，松柏丸丸。”东魏建都邺城（河北临漳），大造宫殿，取大材于上党，黎城、平顺一带“山林丛密，取材甚易。”《梦溪笔谈》载：“渐至太行，松木太丰”，等等。 以上史料充分说明，黄土高原历史上确是森林广布的地区。令人遗憾的是“黄土高原草原论者”完全忽视了如此大量生动的历史文献记载。即使撇开历史资料不谈，黄土高原森林分布的现实也足以证明它属森林草原地带。现在，在黄土高原的最北部的人工林生长茂盛，便是佐证。例如城墙曾被流沙堆埋的右玉县已造成100多万亩人工林（华北落叶松、油松、小叶杨等），被誉为“塞上绿洲”。另像河曲、榆林、靖边受毛乌素沙漠前锋侵袭的县，都营造成几十万亩人工林，林木生长茂盛。究其原因，是当地有400多毫米的降水量，其生境条件就允许森林生长，它原本就是森林和森林草原环境，否则森林是难以存活成林的。黄土高原北部森林尚能生长良好，中南部就更不用说了。二、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 从上可知，黄土高原在秦汉以前是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带是确凿无疑的。但由于长期以来的人为破坏，使大面积的森林逐渐消失而成为今日的荒山秃岭。大规模破坏森林的方式包括战争破坏、营造宫殿、樵采、毁林开荒等。其中以毁林开荒对森林的破坏最为严重和彻底。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就是近两千年不断滥伐滥垦毁坏的。自秦汉以来黄土高原经历了三次滥伐滥垦高潮，第一次是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屯垦”（边防军有组织大垦荒）和“移民实边”开垦。这次大“屯垦”使晋北陕北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第二次是明王朝推行的大规模“屯垦”，使黄土高原北部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浩劫。据考证，明初在黄土高原北部陕北（延安、绥德、榆林地区）和晋北大力推行“屯田”制，竟强行规定每位边防战士毁林开荒任务。《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屯田”有“天下兵卫邻近间旷之地，皆分亩为屯”的记载。由于军民争相锄山为田，使林草被覆的山地丘陵都被开为农田，使屯田“错列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据《明经世文编》记载，自永宁（今离石）至延（安）绥（德）的途中，“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明代推行“屯田”制对环境破坏之严重。第三次大垦荒是清代，清代曾推行奖励垦荒制度，垦荒范畴自陕北、晋北而北移至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亩计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使大面积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 应该指出，黄土高原自古以来盛行广种薄收轮荒制度，农谚是“不整百垧，不打百担”。他们不是选择适宜耕种的土地来开垦，靠精耕细作来增产粮食，而是采取轮荒制，不择手段地放火烧山，掠夺性扩大耕地，种地不施肥，靠自然肥力来产粮食，种几年以后表土流失了，肥力流光了便丢荒，另择稍好的荒草地开垦。这样轮来轮去，使有林草覆盖的土地都被剃了“光头”，而且是长期以来无休止的轮番开垦，致使原来的林草植被种源破坏殆尽，无法恢复。可见广种薄收、轮荒制度是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遭到彻底破坏的最主要的祸根，是环境劣变的主要原因。三、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破坏后引起的生态灾害问题 森林是环境的“卫士”。黄土高原大面积森林遭到破坏以后，便失去了生态屏障，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从而导致河川水源枯竭、水土流失和风沙日益加剧、旱涝灾害日益频繁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至今仍困扰黄土高原的生态灾难问题主要有五个： 河川水文状况严重恶化 破坏森林就破坏了水源涵养条件，必然导致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源锐减，泥沙日益加多，水位暴涨暴落。古代黄土高原由于林草茂密，河流水量大而清澈。如古代黄河称为“大河”，水是清的。《诗经·伐檀》诗云：“坎上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伐檀》属国风中的魏风。魏国当时南临黄河，从这段诗句中可知春秋时代黄河水是清的。支流渭河、汾河古代时水量很大，水也是清的。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刘彻曾乘大船到山西视察，赋《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拍素波”，可见西汉时汾河水量很大，可航行大船，而现在水量大减已基本干涸，许多河段可以徒步而过。渭河在唐代是一条浩浩大川，帆船很多，水运频繁。唐朝诗人李频在《东渭桥晚眺》一诗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秦地有吴舟，干墙渭曲头，人当反照立，水澈故乡流”。李频当时看到从故乡江浙来的大量帆船停靠在长安城北的渭河湾，水澈照人。而现在的渭河早已面目全非了。海河水系像黄河水系一样水文状况也严重恶化了。所以，黄土高原现在河川径流贫乏，水源短缺，水位暴涨暴落，灾情严重，这些都是破坏森林引起的不良后果。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破坏林草植被，使雨水和径流直接冲刷黄土地面，必然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据粗略统计，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面积有36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70%，其中严重流失区有2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的土壤约有22亿吨，平均侵蚀模数为6 111吨/（平方公里·年）（按流失面积计），70%以上输入了黄河，5%输入了海河，其余为水库塘堤所拦截。黄河是世界上泥沙最多（16亿/年吨左右），含沙量最高（35公斤/立方米）的大河。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是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其侵蚀模数一般在1万吨/平方公里以上，窟野河下游高达35万吨/平方公里。在暴雨洪水季节，陕北曾出现骇人听闻的水土流失状况。据调查，1977年7月6日延安地区暴雨成灾，延河在这次暴雨中便冲走泥沙1亿吨，当天洪水最高含沙量曾达到800公斤/立方米。而无定河在1966年6月11日曾达到每立方米水含沙1390公斤的记录。这实际上已不是水流，而是浓度很高的泥浆。从这里可以想象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严重程度。水土流失不仅是黄土高原农业低产、经济贫困落后的主要因子，而且是黄河下游水灾的根源。这是黄土高原亟待解决的问题。 水旱灾害日益加重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改变了气候和下垫面状况，降低了空气湿度，减少了成雨条件，必然导致水旱灾害的加剧。例如，据山西中南部的地方志记载，古代山西并不旱，自商成汤廿四年至唐高祖元年（公元前1688年至公元618年）的2306年间，只出现16年旱年，平均144年才有一次。以后随着森林破坏日益严重，旱情也日益加剧，到元代发展到34年一次，明清时代5年一次，民国时代则达到十年九旱的地步。水灾也是如此。据郑肇经《中国水利史》提供的资料，在秦代以前的近两千年间，黄河下游的水患很少，总共只漫溢过7次，改道一次，平均200多年才有一次。西汉实行“屯垦”以后，水患显著加重，200多年间便发生漫溢、决口、改道达12次之多。自唐代以后，黄河下游水灾逐渐增多，唐代平均每10年一次，宋代每10年达5次，明清时代达到每年近2次，到民国时代已演变一年4次的严重程度。以上情况充分说明，黄土高原的水旱灾害主要是生态环境引起的。 风沙日益加剧 黄土高原北部靠近西北干旱区，年降水量只有400毫米左右，生态环境脆弱，森林草地一旦遭到破坏，便会引起土地沙化或沙漠化。黄土高原北面的毛乌素沙漠实际上就是由于破坏森林草原后演变而成的。现在，毛乌素沙漠已在向黄土高原北部扩展，前锋早已越过长城，达到了榆林市的鱼河峁（城南35公里）一带，沙漠化已严重威胁着陕北、晋西北及宁夏东南部，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明沙地，必须立即造林种草加以控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指出，毛乌素沙漠并不可怕，因为它有三四百毫米的年降水量，沙地中水分条件很好，含水量很高（一般地面15厘米以下是湿的），人们称它为“湿沙”，造林种草很容易成活，所以，完全有办法可以把毛乌素沙漠改造。陕北榆林、靖边、定边和宁夏盐池等地群众，已成功地把几百万亩沙漠改造成良田、绿地和果园，就是有力的证明。 三料（燃料、饲料、肥料）俱缺，问题严重 森林草灌的破坏必然带来薪柴的缺乏。在黄土高原缺煤区，燃料问题极为突出。为了解决烧柴问题，迫使人们去刨树根、烧秸秆，以致发展到烧牛马粪、铲草皮、刨草根，这样就必然造成饲料、肥料的日益短缺，引起恶性循环。黄土高原“三料”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是甘肃定西地区和宁夏固原地区，那里的植被破坏最严重，燃料极端困难，秸秆和牛马粪（甚至羊粪）几乎都当燃料烧了，有些地方草根都挖尽了，结果形成畜无草、地无肥、人无粮的极端困难的局面。据西吉县调查，1980年该县共消耗有机燃料5亿公斤，其中挖草根23亿公斤，占4%，牲畜粪便83亿公斤，占7%，薪柴15亿公斤，占7%，其余2%靠秸秆。可见，主要燃料来自草根和粪便，而且一年之中只能维持6个月，还有半年的炊柴无着落，群众被迫将大部分劳力都投入去找烧柴，几乎把地上一切可烧的东西都搜刮干净了，生活陷入空前困境。这是大自然对滥伐、滥垦、破坏环境的无情惩罚。实践告诉人们，滥伐滥垦破坏生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最终将走到“三料”俱缺的绝境。谁能想到历史曾为大林区的甘肃省定西等地，由于长期滥伐滥垦破坏生态环境，自毁家园，到80年代初期竟沦落到赤地遍野、草根挖尽、炊柴无着、无肥无粮的绝境，这是世人应记取的惨痛教训。 为了帮助定西和西（吉）海（原）固（原）地区人民摆脱困境，从80年代中期起，国家对“三西”（定西、西海固、河西）地区采取特殊扶助政策。大力种草种树，恢复植被，“三料”问题有所缓解，但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种草种树，建设基本农田，将大量坡地退耕还林还草，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当地走出困境的关键。
课本上写的也是林则徐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是魏源对他的评价。应该是林则徐影响了魏源魏源(1794年—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号良图清湖南邵阳县金潭人,（今隆回县金潭乡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晚年信佛教,法名承贯着有《海国图志》50卷,《圣武记》,辑《皇朝经世文编》 120卷《海国图志》书中阐述了作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近年有出版发行但是首先是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编纂了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四洲志》,后来他将这部译著交给友人魏源,后者才据此又编出理论性较强的《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如此看来,林则徐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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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