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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1912年—1977年)，男，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原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生于一个守旧的大家庭。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气愤。他早期的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也写过《秋天》，现已入选中学课本。 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何其芳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1992年版)[编辑本段]何其芳改名 现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成为何其芳。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变成一个内涵隽永的美名。将“永”改为“其”名字起了两大变化：一是变九、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名字的容量，丰富了名字的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使名字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升腾着热浪，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名字散发着诗意，洋溢着浪漫情怀，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何其芳不负重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使“名副其实”，美名远播。[编辑本段]诗集 《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所谓氛围，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体性的境象、风神、气韵。它与严羽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气象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气象所指更为廓大，包括内容、形式各个方面；氛围似乎主要关乎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氛围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图所言：“神而不知，知而难状。”亦如唐人所言：“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但读之有感，了然于心，也应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诗人用最精粹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面，三节诗又组成三幅复合画面。画面的组合造成了既流动又整合的特殊氛围。 第一幅画面是“农家丰收图”。这里不是写某个农夫，而是写普遍的农家活动。写了两个场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篱间背瓜果。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声悠远地飘来，诉诸听觉；震落了清凉的露珠，诉诸视觉和触觉，真是一片世外风光，启迪人追思那邈远的印象，《诗经》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吗？“飘”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不过那都是写虚的，用的是比喻义、引申义，用在这里才是写实的，别有一番情韵。背瓜果所伴随的心情和表情在诗中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栖息”本用来描写有生命的物类，现用在这节诗的末尾，来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东（秋天）西视象化了，创造出松弛、闲静的氛围。 第二幅画面是“霜晨归渔图”。其中“雾”“霜”这些表现环境氛围的词（还有上一节的“露”），也是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的，传达出清凉、冷寂、朦胧的气氛。画面还包括一系列活动：撒网，收渔，摇桨。这些平常活动画面在这里都蕴含着淡而远、清而静的神韵。“轻轻”一词常在何诗中出现，在此仿佛“信手拈来”，显示出渔人悠闲与自得的心情。也许在早年何其芳的心目中，秋天就真的是这么宁静、悠远。 第三幅画面是“少女思恋图”。这节诗从野草、蟋蟀和溪水写起，相当于古人所谓“感兴”的写法，即先言他事，由兴而感，由景入情。野草寥廓，溪水清洌，这本不是人的活动，其后必有续言，那就是少女心怀恋情。大自然繁嚣的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却变化清静了，人在寂静时大都反观自身，倾听心灵之声。牧羊女听了一夏的“牛背上的笛声”，忽然听不到了，心灵的某一角落开始萌动起来，真是“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何其芳诗《夏夜》）。写恋爱尤其是初恋，是早年何诗所擅长的，这次他写得更含蓄也更精彩了。这一节才五行，就写出了由外景向内情的过渡，写出了初恋从无到有的过渡。诗人选取了“牧羊女的眼里”这一特定角度，虽未明写眼神，但读者自能见出那里面的清纯、明净，那是初恋少女似恋非恋时的特殊眼神。而且比较这三节诗我们可以看到，前两节主要写外在景物与人事，这第三节真正写入心灵深处，写出了微妙的感觉，使全诗收束在感情的实处。不这么写，难以入情、入神，诗就“飘浮”起来了。 总之，《秋天》这首诗通过描绘不同场景、画面，创造了一种既来自人世又远离尘俗的氛围。这一氛围具有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的特点。它写的是繁忙夏天之后的农闲景象，所以具有清静的氛围；它写的是世处桃源般的生活，不见农家些许的艰难苦恨，所以具有清远的氛围；它写的是少男少女朦胧而纯真的爱情，所以具有清甜的氛围；它像何其芳其他诗作一样专用轻柔之词写清丽意象，避开喧嚣的景境，避开拙重之词，所以具有清柔的氛围。诗中各幅画面，以及画面里的各个意象，无一不和谐地统一；因而这种氛围所赖以形成的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等多方面特点也无一不达于极致。技盖至此，非高手不能为。可是何其芳写这首诗时才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编辑本段]思想 何其芳1930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二校。先入清华外文系，后离开。1931年秋，入北大哲学系。1935年北大毕业后，何其芳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成都联合中学。1938年8月，辗转奔赴延安，被安排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42年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筹办并出席第一次文代会。1953年奉调创建文学研究所（原属北大，1956年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副所长、所长、一级研究员。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学评论》主编、《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编委。 何其芳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周扬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其芳同志在艺术上不断进行着新的追求和探索，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独立建树。其芳同志治学严谨，刻苦勤奋。他研究了我国古典诗歌、民歌、新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根据现代汉语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他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做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总结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作为杰出的诗人，何其芳不仅写过许多深受读者欢迎，传诵很广的优美诗篇，而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位系统地探索并建立了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早在1953年写的《关于写诗和读诗》的文章里，他就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问题，把新诗区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1954年，他专门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的长篇论文，就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现代格律诗的顿和押韵，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证与发挥。他提出，现代格律诗除了应该具备诗的一般特点外，以形式而论，还应每行有一定的顿数，可分三顿、四顿、五顿几种不同的句式。在长诗中，如有必要，顿数可以变化；同时要押大致相适的韵，不一定非要一韵到底，可以少到两行一换韵，四行一换韵。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是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研究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何其芳看来，做学问的方法，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方法，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具体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他一再强调，学术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何其芳非常重视占有和掌握资料，通过占有和掌握资料，尽可能详细和周密地了解课题的历史和现状。例如，前人有些什么重要的、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存在着哪些局限，以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水平如何，难点何在，等等，他都要了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进行研究的着力点，最终获得创造性的实绩。以对屈原的研究为例，他讲，这并不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为尽可能详细地占有资料，了解屈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他阅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古往今来的全部《楚辞》的注本，特别是文学所图书馆馆藏的屈赋注本。 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扎实。因此，他主张读好书，多读书。何其芳读书，有做批注的习惯，许多很重要的思想见解，就批在他自己的书上，它们大部分没有被系统地整理过。整理这些批语，不仅对于何其芳研究，就是对于更广的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从文化视野上来看，何其芳学术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也可以说涵盖了古今中外。在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中，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以1956年写的长达8万余字的《论〈红楼梦〉》为代表。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精细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的问题，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而且，通过对这部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研究与评价，充分而全面地展示了何其芳的才情与学力、学风和品格。这篇论文可以视为何其芳文学研究的一个制高点，它代表了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楼梦》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读来，仍不觉其陈旧，给人以艺术和生活的启发。[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何其芳文集》中的《生活多么广阔》被收录于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诵读欣赏”。 《秋天》 初中课本 《一夜的工作》 人教版小学六下课文
1900年2月4日出生于海南会同县福田（今琼海市福田镇）井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杨维颐，字轩廷，是晚清秀才。生母邢氏，在杨善集出世后的第二年病故。继母王氏是个勤劳贤惠的农家妇女。杨善集是个独子，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得父母喜爱。杨善集7岁时被送进本地私塾，12岁考入本地大水岭高等小学校，他学习刻苦，各科学业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深受师友称赞。1915年，杨善集考进当时琼崖最高学府一琼崖中学磅在学校里，他除了攻读规定的课程外。还涉猎各种进步书刊，探索人生道路。杨善集受辛亥革命及护法倒袁运动影响，逐渐有了爱国思想，曾邀集有志同学王文明、陈维扬等组织“青年观摩会”。要求会员每周撰写一篇爱国文章传阅，讨论有关革命救国问题。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激发了杨善集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到处奔走，积极发动学生参加斗争。在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中，他担任宣传股长。在学联会的领导下，1919年5月20日，海口、府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势震动全岛。后来，运动从城市发展到农村。由爱国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他都是运动领导人之一。同年秋，杨善集从琼崖中学毕业回到家乡，不久被聘到琼东县福田夏试小学任教员，1920年春至1921年冬，在琼东县三合振文高小任教员。1922年春，杨善集被琼东县进步县长王大鹏聘为琼东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杨善集利用县长对他的信任，积极整顿校风，领导学生参加新文化运动，还帮助县长推行教育新学制、破除迷信、建设公路、整顿社会治安等新政。因此，引起学校里的守旧派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的妒忌，他们勾结在一起，煽动少部分盲从学生罢课闹风潮，诬蔑杨善集勾结官府，霸占学校，误人子弟。幸而不久真相大白，盲从学生很快觉悟，这场风波得以平息。1922年5月，杨善集辞去校长职务，考进广东公路工程学校。那时，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他为了探求革命真理，利用一切机会阅读《新青年》、《劳动声》、《广东群报》等书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3年6月，他参加广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新学生社”。12月，被吸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他同洪剑雄等成立了“海外品学观摩会”，出版了会刊《觉觉》杂志。接着又与徐成章、周士第等组织了“琼崖革命同志会”，出版了会刊《新琼崖评论》，杨善集任该刊书记主任。杨善集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探讨、研究改造社会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批判当时思想战线上存在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琼崖青年学生影响很大。1924年5月，杨善集被党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10月抵达莫斯科后，杨善集就投入紧张的学习，他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认真、详细地做笔记，写心得体会，思想进步很快。同年11月31日，他同叶挺等被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吸收入党，介绍人是陈乔年、刘伯坚。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杨善集与聂荣臻，叶挺等被抽调去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8月上旬，为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杨善集同聂荣臻、王一飞、叶挺、熊雄等20多人，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奉命回国。1925年8月下旬回国后，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广东工作。杨善集到中共广东区委做青年工作，9月任宣传部长，10月任团广州地委书记。12月中旬，杨善集被调任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肩负起领导广东青年运动的重任。杨善集主持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后，着手建立和健全各级团组织，注意从新学生社和省港罢工工人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团，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广州、汕头、广宁、花县、惠州、海丰、梧州、顺德、南洋等地建立了团的地方委员会，在新会、雷州、琼崖等15处成立了团的特别支部。团员总数由原来的467人发展到2248人。杨善集在加强团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团干部队伍的建设。为指导青年的学习和斗争，1925年12月，他主持出版了《广东青年》、《革命生活》、《革命学生》等刊物，专门编写内部教育材料，供广大团员和青年学习。1926年初，在杨善集的主持下，共青团广东区委举办了三个月的团骨干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共青团的基本知识，训练领导艺术，培养一批团区委、地委、特委、支部书记等领导干部，并派员前往汕头、惠州等地举办各种青年训练班，培养基层骨干，进一步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推动了青年运动的发展。1926年春，中共广东区委根据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提出统一广东青年运动的要求。杨善集遵循党组织的指示产着手进行这项工作。1月29日，共青团广东区委以革命青年联合会的名义，召集广东学联会，香港学联会，新学生社、民权社、国立广东大学学生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举行代表会议，讨论统一广东青年运动问题。会议通过了《统一学生运动问题决议案》、《青年本身利益问题决议案》等，为统一广东青年运动迈开了新的步伐。杨善集还在《人民周刊》著文论述统一广东青年运动的意义，提出统一青年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等。同年9月，杨善集积极筹办共青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并发表了《谈谈乡村青年运动》等文章，提出了开展乡村青年运动的意见、方法和步骤，有力地指导了青年农运，使全省青年农运“大有雨后春笋的发展之势”。杨善集还积极引导亲人参加革命，他的妻子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连名字也没有，杨善集回琼崖借款送妻子进学校学文化，为妻子取名为林一人。在他的热情帮助和影响下，妻子努力学习文化，勇敢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1931年夏，林一人在与敌人搏斗中英勇牺牲。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南征，讨伐盘踞琼崖的军阀邓本殷。杨善集征得中共广东区委同意，抽调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负责人王文明等随军做政治工作，接着又派冯平、周逸、何毅等一批党员、团员到琼崖从事建党建团工作。6月，杨善集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坚决请求返回琼崖工作，中共广东区委同意他以特派员的身份返琼指导工作。杨善集一返回琼崖就在海口、府城开办短期训练班，着手筹建党的琼崖地方委员会。接着，他在海口主持召开了琼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以王文明为书记的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杨善集对琼崖各县青年工作也很关心，此次返琼还到府城、文昌、嘉积、琼东各地，以《人类社会进化史及其公例》、《世界现状及其趋势》、《中国国民革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革命的人生观》等为题演讲，并以此撰写了《革命杂话》一文，同青年交流思想，对青年有着深刻的影响。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反动头子黄镇球、叶肇开始在海口、府城等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党在琼崖的领导力量，再次派杨善集回琼指导工作。5月底，他装扮成商人，机警地摆脱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耳目，从香港回到海口后便绕道至琼崖地委驻地乐会四区。6月，琼崖地委在乐会四区召开紧急会议，杨善集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当前的任务是组织武装，恢复农村工作，以红色恐怖镇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指示，会议作出关于武装斗争、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等问题的决议，决定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杨善集任特委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琼崖军事委员会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杨善集兼军委主席，王文明兼肃反委员会主席。6月会议后，杨善集致力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导各县成立县委和领导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白色恐怖。他亲自指挥了袭击博鳌、中原、迈汤、坡村、和乐等敌人据点的战斗，连战告捷，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组织发展农民武装队伍。他每到一处，立即开展宣传工作，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还亲自向群众作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阐明革命的目的。他常对同志们说：“革命同志死一人，生百人，革命是向前发展的，是一定会成功的，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在他的领导下，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党领导的全岛武装队伍已发展到1000余人。7月，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决定将各县的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成立琼崖讨逆革命军司令部，杨善集兼党代表，冯平兼总司令，陈永芹为副总司令。9月上旬，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配合四省秋收起义，杨善集主持召开琼崖特委军事会议，会议根据“八七会议”及省委指示精神，总结了全岛武装斗争的情况，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确定首战进攻嘉积镇，各县成立暴动指挥部，统一行动，以资接应。9月23日拂晓，椰子寨战斗打响。杨善集、陈永芹率领的乐会、万宁讨逆革命军两个连及群众几百人，从特委驻地出发，乘夜冒雨向椰子寨进攻，但由于夜间走路，未能按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先前率琼山、定安讨逆革命军赶到椰子寨的王文明当机立断，仍按预定时间攻克椰子寨民团炮楼，歼敌一部，敌大部溃逃。我军一举占领了椰子寨，首战取得胜利。当天上午8时，两军会师后，随即作出决定，由王文明带原部队渡河返回丹村，迷惑嘉积敌人，待机行动，杨善集带的部队及随军群众，留在该墟开展宣传活动。上午11时，敌黄镇球部营长廖尊一和嘉积商团队长颜植南率部反扑。杨善集身先士卒，同陈永芹亲临前线，指挥乐万部队占领加所坡高地阻击致人。由于敌众我寡，加上我军枪支差，子弹少，被迫边战边撤。杨善集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百团大战：日寇制定囚笼政策，为打破困局二十万中华儿女加入战争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恽爵三为清朝知府下属八品官,母亲陈葆云出身于士宦之家,是代英的启蒙老师。代英兄妹5人,他排行第二。代英从小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便废寝忘食地阅读,非读完方罢休。1913年,他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他十分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他博览群书,除了阅读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书籍,还涉猎自然科学。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敬慕。他擅诗善文,还具有演说的天才。 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恽代英追求真理,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 20世纪初叶,在中国大地上,一批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绍文、洗震、黄负生等创办了互助社。互助社的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 1918年夏,恽代英大学毕业,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的传单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武汉人民的革命斗争,迫使湖北督军王占元向北洋军阀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要求拒绝签字。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20年2月1日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书社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是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恽代英在1919年10月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春,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6月,恽代英回到武昌。同年秋到安徽宣城,任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随读的有李求实、吴华梓、刘茂祥等。他到校后,对学校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举行“五四”、“五七”纪念会。由于恽代英的革命活动,宣城地方反动势力恐惧万分,诬指恽代英“组织党羽,煽动学生,图谋不轨,大逆不道”,安徽省军阀下令通缉恽代英。恽代英被迫于1921年5月离开了宣城,只身经芜湖、安庆,来到南京。 同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庵举行年会。年会在讨论学会宗旨和主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中夏坚决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左舜生等则坚决反对,主张学会应成为从事“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恽代英在年会上,起初采取调和态度,以免学会造成分裂。年会的后期,当他完全意识到学会不可避免要分裂时,就在大会上作了《学会前途危险,应讨论如何分裂》的发言,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场斗争教育了恽代英,使他寄托在少年中国学会上的改造中国的希望破灭了,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步伐。 会后,恽代英返回武昌。7月中旬,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在湖北黄岗成立了“共存社”。共存社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这表明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恽代英闻讯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校长等职。次年5月,他在该校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发展革命力量奠定了基础。 1923年1月,恽代英因遭受军阀张英的迫害,愤然离开了泸州,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同年夏,他应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的聘请到上海大学任教。他和邓中夏、肖楚女等人一起为我党培养出许多优秀干部。 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举行,恽代英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团“二大”结束后,恽代英到上海和邓中夏筹办《中国青年》。 10月20日,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的编辑。他除精心编辑外,还为《中国青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称赞他是良师益友。恽代英撰写的这些文章,为我们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一大”后,恽代英受党的指派,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恽代英任宣传部秘书。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为了深切悼念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国共两党联合发动社会各界举行追悼会,掀起了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宣传。恽代英参加了上海执行部举行的各种追悼活动,他还奉上海执行部之命,来南京举行悼念和宣传活动。4月21、22日两天,南京各界人民隆重举行悼念孙中山先生的大会和活动,计有10万人参加。恽代英、何香凝、邵元冲、杨杏佛等发表演说,对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进行了宣传。 这一年上海爆发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恽代英是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领导了上海学联和全国学总党团,负责青年学生工作。为了把“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向全国各地,运动一发生,他以上海执行部的名义发电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声援上海爱国运动。在运动高潮中,他来到南京进行宣传鼓动,向南京人民介绍了“五四”惨案的情况,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 7月15日至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这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又一次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斗争。7月19日,恽代英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五四运动》的演说。 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1926年5月,调恽代英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这时蒋介石正加紧阴谋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恽代英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恽代英奉命留守广州。 10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恽代英和宋庆龄、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军校政治科迁到武昌,恽代英也奉命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科担任领导工作。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三镇顿时掀起了反蒋斗争高潮,恽代英领导军校师生参加了反蒋斗争。22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联名讨蒋通电;次日军校学生和群众30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通过《讨蒋通电》。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还出版了《讨蒋特刊》,发表了《讨蒋通电》。 在一片讨蒋声中,这一年的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恽代英和瞿秋白、毛泽东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恽代英率领军校学生随叶挺部队赴前线讨伐夏斗寅,取得了讨夏的胜利。继夏斗寅叛变后,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 反革命的屠杀,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7月上旬,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周恩来等9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临时中央派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往江西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部组织革命力量,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恽代英等到达九江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意“清共”。在这紧要关头,恽代英和邓中夏、李立三等商议,并征得瞿秋白的同意,向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 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赴南昌,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恽代英为革命委员会成员。 南昌起义失败后,恽代英历尽千辛万苦,于9月下旬到达香港。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与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改选了广东省委,张太雷仍然担任书记,恽代英被选为省委常委。11月26日,广东省委正式作出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张太雷、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取得了胜利。当天,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诞生,恽代英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广州起义在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恽代英没有灰心丧气,他对周围的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不怕失败的人才是能取得胜利的人。”“俗话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假如我们造30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难以令人设想的崎岖道路, 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退到香港。 1928年6月,恽代英从香港赴广西贵县,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 1929年初,恽代英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恽代英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会后,他视察了闽西苏区。这时,党中央的领导人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主张全国暴动。恽代英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抵制,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先后调恽代英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 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化名叫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巡捕三番五次的毒打,他坚不吐实。次日,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共产党嫌疑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他仍然坚持假口供,敌人无可奈何,6月初只好将他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不久,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他5年徒刑。监狱中生活极其恶劣,连霉米饭都吃不饱,里面还夹杂着石子、砂子、稗子;开水也不够喝,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为了改善狱中生活,反抗虐待,恽代英组织难友们开展斗争。“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时,恽代英用亲身经历向难友们讲述了起义的经过和经验教训。 8月27日,恽代英被押解到苏州监狱。次年2月,又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关押。监狱非人的生活和疾病的折磨,使他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他经常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战场固然是考验,而监狱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特殊战场上,在生死面前,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他还写下了这样一首气吞山河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数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扰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营救,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蒋介石急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对。4月28日,王震南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来到监狱。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震南劝降失败,下令将代英加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 蒋介石闻讯后,亲手下令:立即就地处决! 4月29日中午12时,敌人将恽代英从牢房押往狱中刑场。恽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沿途高唱《国际歌》。临刑前,面对执行的刽子手,恽代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 “快开枪!”执法官嚎叫着。 恽代英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刽子手的枪声响了,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950年周恩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题词,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概括: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红军日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占领长沙后出版的报纸。1930年7月28日，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等率领红军第三军团利用国民党军参加新军阀中原大战之机，乘虚占领长沙。红三军团政治部接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沙《国民日报》后，于29日铅印出版了《红军日报》。至红三军团撤退前的8月4日止，共出版6期。《红星》报是第二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红色《湘江评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红军日报，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在编排形式上，《湘江评论》学习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每周评论》。在内容上，毛泽东文风犀利、言辞激昂，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见解深刻，文字辛辣，《湘江评论》被称为“湘江的怒吼”，在舆论界产生强烈反响，并影响感召了一大批青年和学生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著名刊物 ：《新青年》大旗：民主、科学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四川省万县（今属重庆）人。何其芳幼年时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阅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何其芳早年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充满个性的光芒。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守旧的大家庭。1935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全国各地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了极大愤慨。他早期的作品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并做过朱德的私人秘书受到极大器重，文风大变，充满时代的革命强音，此时代表作：《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1944─1947年两次被派到重庆，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放弃创作（但仍创作了象《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样的作品），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红学）以及教学工作，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同时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何其芳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何其芳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面对世人的误解，他曾说过：“我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理解我的人，我就会继续活下去”于1977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 著有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散文集《画梦录》等。文艺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论〈红楼梦〉》、《关于写诗和读诗》、《文学艺术的春天》等。
作家简介： 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曾发表新诗。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
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曾发表新诗。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 《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所谓氛围，在文学作品尤其是抒情作品中，通常是指作品中的整体性的境象、风神、气韵。它与严羽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的气象有所类似，又有所不同，气象所指更为廓大，包括内容、形式各个方面；氛围似乎主要关乎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情感等。氛围可感而不可言，正如司空图所言：“神而不知，知而难状。”亦如唐人所言：“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但读之有感，了然于心，也应能言追心意，形之于文。 在《秋天》里诗人用最精粹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每一句诗都是一幅画面，三节诗又组成三幅复合画面。画面的组合造成了既流动又整合的特殊氛围。 第一幅画面是“农家丰收图”。这里不是写某个农夫，而是写普遍的农家活动。写了两个场景，一是山谷伐木，一是篱间背瓜果。山谷伐木置于篇首，丁丁声悠远地飘来，诉诸听觉；震落了清凉的露珠，诉诸视觉和触觉，真是一片世外风光，启迪人追思那邈远的印象，《诗经》中不是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句吗？“飘”和“幽谷”在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不过那都是写虚的，用的是比喻义、引申义，用在这里才是写实的，别有一番情韵。背瓜果所伴随的心情和表情在诗中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到，那是欣喜、笑盈盈的。“栖息”本用来描写有生命的物类，现用在这节诗的末尾，来概括秋天在农人家里的状况，将虚无的东（秋天）西视象化了，创造出松弛、闲静的氛围。 第二幅画面是“霜晨归渔图”。其中“雾”“霜”这些表现环境氛围的词（还有上一节的“露”），也是何其芳早年诗中常出现的，传达出清凉、冷寂、朦胧的气氛。画面还包括一系列活动：撒网，收渔，摇桨。这些平常活动画面在这里都蕴含着淡而远、清而静的神韵。“轻轻”一词常在何诗中出现，在此仿佛“信手拈来”，显示出渔人悠闲与自得的心情。也许在早年何其芳的心目中，秋天就真的是这么宁静、悠远。 第三幅画面是“少女思恋图”。这节诗从野草、蟋蟀和溪水写起，相当于古人所谓“感兴”的写法，即先言他事，由兴而感，由景入情。野草寥廓，溪水清洌，这本不是人的活动，其后必有续言，那就是少女心怀恋情。大自然繁嚣的夏天过去了，秋天到来却变化清静了，人在寂静时大都反观自身，倾听心灵之声。牧羊女听了一夏的“牛背上的笛声”，忽然听不到了，心灵的某一角落开始萌动起来，真是“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何其芳诗《夏夜》）。写恋爱尤其是初恋，是早年何诗所擅长的，这次他写得更含蓄也更精彩了。这一节才五行，就写出了由外景向内情的过渡，写出了初恋从无到有的过渡。诗人选取了“牧羊女的眼里”这一特定角度，虽未明写眼神，但读者自能见出那里面的清纯、明净，那是初恋少女似恋非恋时的特殊眼神。而且比较这三节诗我们可以看到，前两节主要写外在景物与人事，这第三节真正写入心灵深处，写出了微妙的感觉，使全诗收束在感情的实处。不这么写，难以入情、入神，诗就“飘浮”起来了。 总之，《秋天》这首诗通过描绘不同场景、画面，创造了一种既来自人世又远离尘俗的氛围。这一氛围具有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的特点。它写的是繁忙夏天之后的农闲景象，所以具有清静的氛围；它写的是世处桃源般的生活，不见农家些许的艰难苦恨，所以具有清远的氛围；它写的是少男少女朦胧而纯真的爱情，所以具有清甜的氛围；它像何其芳其他诗作一样专用轻柔之词写清丽意象，避开喧嚣的景境，避开拙重之词，所以具有清柔的氛围。诗中各幅画面，以及画面里的各个意象，无一不和谐地统一；因而这种氛围所赖以形成的清静、清远、清甜、清柔等多方面特点也无一不达于极致。技盖至此，非高手不能为。可是何其芳写这首诗时才是20岁左右的大学生！ 何其芳(1912—197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原名何永芳，出生于四川万州一个守旧的大家庭。幼年时即喜爱中国古代诗词小说，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读了大量新诗。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大学期间在《现代》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于1937年出版，并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四川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鲁艺文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并长期参加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 参考资料：
作家简介： 何其芳(1912．2．5-1977．7．24)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料，曾发表新诗。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在京、沪的《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诗收入与卞之琳、李广田合集的《汉园集》。散文集《画梦录》以绚丽的文采表现象征的诗意，创造出独立的抒情散文体，因而获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金。193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在现实影响下创作的《还乡杂记》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家乡和成都任教员，创办《工作》半月刊，发表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文。1938年与沙丁、卞之琳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这期间有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1944年后两次被派往重庆，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写下不少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1948年调中央马列学院。从1953年起，长期领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要致力于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的组织工作，论著有《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等。 著作书目： 《汉园集》(诗集)与卞之琳、李广田合著，1936，商务 《画梦录》(散文集)1936，文生 《刻意集》(小说、戏剧等合集)1938，文生；增删本．1940，文生 《还乡日记》(散文集)1939，良友；又名《还乡杂记》，1943，桂林工作社 《预言》(诗集)1945，文生；增删本，1957，新文艺 《夜歌》(诗集)1945，诗文学社；增订本，1950，文生；增删本又名《夜歌 和白天的歌》，1952，人文 《星火集》(散文集)1945，群益 《星火集续编》(散文集)1949，群益 《关于现实主义》(论文集)1950，海燕 《西苑集》(论文集)1952，人文 《关于写诗和读诗》(论文集)1956，作家 《散文选集》1957，人文 《诗歌欣赏》(论文集)1962，作家 《何其芳诗稿》1979，上海文艺 《何其芳选集》(1—3卷)1979，四川人民 《一个平常的故事》(散文集)1982，百花 《何其芳文集》(1—6)1982—1984，人文 《何其芳诗文选读》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 《何其芳散文选集》1986，百花 翻译书目： 《何其芳译诗稿》1984，外国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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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中外纪闻》，《国闻报》，《时务报》同盟会：民报，苏报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每周评论中共：《向导》（1922-1927）
《红星》报是第二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红星》报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八月，共出版长征专号二十八期；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播了红军与各地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胜利消息，是我们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史料。《红星报》的目标读者《红星报》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要让《红星报》充分发挥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懂、感兴趣。为此，《红星报》除设有“社论”“要闻”等栏目外，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生活”，反映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此外，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这个~~~“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它以宣传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宗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舆论阵地。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鼓吹暴力革命和共和制度，反对改良和立宪，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期该报大谈佛法，进步性锐减。”有点难说。《民报》是政府刊物吗？
巜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刨办的。而巜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党报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