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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大宁宫西苑在金代称作大宁宫，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离宫御苑，水面辽阔，以水景取胜，人工开拓的大湖之中筑大岛名琼华岛，岛上建广寒殿。大宁宫内共有殿宇九十余座。琼华岛的山体形象以艮岳为蓝本，琼华岛上的人工山石据说也是东京旧物。金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北宋汴京艮岳遗留的太湖石运至西郊御苑，名曰“折粮”，西苑琼岛的历史由此开始。二、元代西苑元代在金代大宁宫的基址上建大内御苑。图片园林布局沿袭历代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传统模式。其中“一池”为园林水景太液池，“三山”为万岁山（金代琼华岛）、圆坻、屏山三个岛屿。池中三个岛屿呈南北一线布列。元代西苑中最大的岛屿为金代的琼华岛，后改名万岁山。万岁山的堆筑是为模拟仙山琼阁的境界。万岁山的地貌依然保留金代模拟宋代艮岳万岁山的旧貌，其山顶依旧为广寒殿，广寒殿是岛上最大的建筑物，山的南坡中间为仁智殿，左右为延和殿、介福殿。岛上建筑布局呈现中轴线对称的格局。太液池中的其余二岛相对较小，一名“圆坻”（夯土筑成的圆形高台），一名“屏山”（西苑中最小的山，在“圆坻”之南，上植木芍药）。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普遍追求目标。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创造与留下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出现的时候，正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升起的时候。城市本身就是一件杰出的文化产品。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离不开文化繁荣。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它的本质即文化。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城市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城市，不可能生存发展和持久的。文化是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生活的隐秘，是可能摸到的消逝了的真实。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它可以再现前人、前朝或远古的民情风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自然风情。是在更高层面上展出人类生活的文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仍然喜欢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仍然热衷于去看那些古城堡，古遗址，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在于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它反映着当时的历史。 “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叽喳而鸣，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市场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的钟声，它们唤醒人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或是宣告市场开门。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民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 现在看来，那种情景虽然不很出奇，甚至还很平淡，但却古朴自然，那种情趣，那种和谐，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文化，那个手工时代平静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就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历史文化。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激励力，中国拥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30项，居世界第3位。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国家文化形象，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更要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善于处理经济开发与保护遗产之间的矛盾。历史文化名城，是指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和生命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遗产是第一位的，任何开发要服从保护的原则。历史文化名城不很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何以成为名城。历史文化保护的概念，一个多世纪前就产生，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全球的共同任务，当今世界有远见的各国政府都十分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 城市实现现代化过程，既要创造新文化，又要保护历史文化，二者是相互融合与促进的。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都不是凭空而降的，它都离不开历史文化，它们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地区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相互推进。江苏省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文化底蕴也是较深厚的地区，人杰地灵。据史料载，《二十四史》中有传者2万多人，其中6000余人是江苏籍人，约占1/3。清代114名状元中有49人是江苏籍人，占40%以上。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三部出自江苏籍作家之手：《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出生于南京。由此可见，江苏的文化对江苏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所谓特色，就是个性。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它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情，传统的文化痕迹，富有创造性的个性特征。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上个世纪90年代，我曾有机会去日内瓦，而日内瓦最吸引我的不是新城，却是老城。一位熟悉历史的长者陪同我去参观，详细介绍了老城的文化遗产，使我受益匪浅，胜过读一本历史书。所以，瑞士人说，“保护老城就是保护历史。”非常精辟。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我深切地体会到它的深远意义。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现在去看看涅瓦大街，仍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夜》中所描写的涅瓦大街情景无大差异，甚至连那古老的灯柱还是那样的相象。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与珍爱；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作用。德国规定，凡80~100年以上的建筑都必须无条件的保留。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城市和地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却相当不足。 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绍兴的沈园，是一座非常小的园林，亭台水榭也不出众，而800多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至今游人不绝。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文化。凡读过陆游的《金叉头凤》和《沈园》诗词的人，走进园林里，都会有深刻亲切的感受，陆游和唐琬凄怆的爱情故事打动游人心弦，激起心灵的共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给园林增添了浓郁的、令人流连再三的文化点染。 任何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化，都不是凭空创造的，它的繁荣与发展，都是以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作出发点和依据，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任何割断历史，轻视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想和态度，都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任何一个城市无论现在多么繁荣，都不能丢失祖宗的遗产，不能丢失个性。丢失个性，就是丢失更为巨大的财富。所以，我们对前辈留给本城市、本地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很好地精心保护，而且要认真学习、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本城实际，推陈出新，创建城市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建设特色城市有着更加迫切现实的意义。
答案如下：中国古典园林史的论文题目可以这样取1.不同古典园林景观空间对大众身心恢复效果的影响研究2.基于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美学对景观桥形态的评价3.中国古典园林文化景观视角下的民族乡土聚落研究 4.苏州园林型风景名胜区古典风貌规划研究5.传承中国古典园林型创意的产业园建筑外环境景观设计研究6.城市滨水绿道景观空间视觉如何传承中国古典园林特色研究
我把这个论文题目理解成城市历史文化特色和城市园林建设，两者的联系，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保护，城市园林的建设~我看过的历史文化名城的~那本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原理》当中有点吧东南大学的《城市设计》也有，而且有点实例，应该还有与这论题相关的专项著作吧~呵呵~
太不厚道了!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 98论纳兰性德词99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也有人认为是吴敬梓最后所作），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作者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小说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也使作者吴敬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明宪宗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位教书先生，名叫周进，他为了能够出人头地， 儒林外史荣耀乡里，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60多岁了，却连秀才也未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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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大宁宫西苑在金代称作大宁宫，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离宫御苑，水面辽阔，以水景取胜，人工开拓的大湖之中筑大岛名琼华岛，岛上建广寒殿。大宁宫内共有殿宇九十余座。琼华岛的山体形象以艮岳为蓝本，琼华岛上的人工山石据说也是东京旧物。金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北宋汴京艮岳遗留的太湖石运至西郊御苑，名曰“折粮”，西苑琼岛的历史由此开始。二、元代西苑元代在金代大宁宫的基址上建大内御苑。图片园林布局沿袭历代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传统模式。其中“一池”为园林水景太液池，“三山”为万岁山（金代琼华岛）、圆坻、屏山三个岛屿。池中三个岛屿呈南北一线布列。元代西苑中最大的岛屿为金代的琼华岛，后改名万岁山。万岁山的堆筑是为模拟仙山琼阁的境界。万岁山的地貌依然保留金代模拟宋代艮岳万岁山的旧貌，其山顶依旧为广寒殿，广寒殿是岛上最大的建筑物，山的南坡中间为仁智殿，左右为延和殿、介福殿。岛上建筑布局呈现中轴线对称的格局。太液池中的其余二岛相对较小，一名“圆坻”（夯土筑成的圆形高台），一名“屏山”（西苑中最小的山，在“圆坻”之南，上植木芍药）。
1. 苏州古典园林：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结合2. 江南水乡的瑰宝：苏州园林3. 一步一景，一景一诗：苏州园林的诗意之美4. 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价值与意义5. 从苏州园林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6. 苏州园林的设计与建造：工匠精神的传承7. 江南园林的四季之美：春夏秋冬皆有不同风情8. 苏州园林的艺术表现形式：建筑、园林、绘画、诗词的融合9. 苏州园林的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担当10. 从苏州园林看中国传统园林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一、金代大宁宫西苑在金代称作大宁宫，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离宫御苑，水面辽阔，以水景取胜，人工开拓的大湖之中筑大岛名琼华岛，岛上建广寒殿。大宁宫内共有殿宇九十余座。琼华岛的山体形象以艮岳为蓝本，琼华岛上的人工山石据说也是东京旧物。金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北宋汴京艮岳遗留的太湖石运至西郊御苑，名曰“折粮”，西苑琼岛的历史由此开始。二、元代西苑元代在金代大宁宫的基址上建大内御苑。图片园林布局沿袭历代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传统模式。其中“一池”为园林水景太液池，“三山”为万岁山（金代琼华岛）、圆坻、屏山三个岛屿。池中三个岛屿呈南北一线布列。元代西苑中最大的岛屿为金代的琼华岛，后改名万岁山。万岁山的堆筑是为模拟仙山琼阁的境界。万岁山的地貌依然保留金代模拟宋代艮岳万岁山的旧貌，其山顶依旧为广寒殿，广寒殿是岛上最大的建筑物，山的南坡中间为仁智殿，左右为延和殿、介福殿。岛上建筑布局呈现中轴线对称的格局。太液池中的其余二岛相对较小，一名“圆坻”（夯土筑成的圆形高台），一名“屏山”（西苑中最小的山，在“圆坻”之南，上植木芍药）。
答案如下：中国古典园林史的论文题目可以这样取1.不同古典园林景观空间对大众身心恢复效果的影响研究2.基于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美学对景观桥形态的评价3.中国古典园林文化景观视角下的民族乡土聚落研究 4.苏州园林型风景名胜区古典风貌规划研究5.传承中国古典园林型创意的产业园建筑外环境景观设计研究6.城市滨水绿道景观空间视觉如何传承中国古典园林特色研究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汇总
大学生活要接近尾声了，毕业论文是毕业生都必须通过的，毕业论文是一种有计划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写毕业论文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唐国兴，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和模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2、张寿、于清文，计量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4。
3、邹至庄，经济计量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4、古扎拉蒂 计量经济学(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
5、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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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各种有利条件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壮大。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商业获得了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暂春天。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民族工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民族企业之外，还存在大批外国企业，其利用不平等条约，享有许多特权。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市场开始出现生产过剩问题，面对有限的市场，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各企业开始越来越关注如何开拓市场，广告日益被重视，开展有效的广告行销活动成为企业之间竞争的焦点，形形色色的广告充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数量和影响力上讲，报刊广告是最主要的广告形式，报刊所到之处，即广告势力所及之地。其中，民营报纸又是广告传播的最主要媒体，其广告种类多样，包括经济广告、政治广告、文化广告、社会广告等；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丰富，从机器广告到洋钉、纸扇、雀粪广告，从运输、保险、娱乐、租赁到占卜算命，甚至和尚的水路道场广告，一应俱全；所占版面比例很高，通常都在60%以上，如1933年12月1日《申报》的30版中，29版均登有广告，总共多达540条；编排不断创新，从随意杂陈到固定版位、归类编排、连续刊登、广告上置等；经营日益讲究策略，如做大发行量、外贵内廉、多登优惠、积极推广、削价竞争等。与报纸相比，杂志的广告量也非常巨大，当时的《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畅销杂志都非常热衷刊登各类图画广告，以为杂志增添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由于我国长期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故这时的报刊广告除了传播商业信息之外，还常带有浓厚的政治宣传特征，成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工具。如1931年10月5日，“美丽牌香烟”将东北三省地图及铁路干线的大幅画面刊登在《申报》头版，提醒国人注意东北形势，呼吁“国人爱国，请用国货”。1931年11月1日，上海大东南烟草公司借“万宝山事件”在《申报》上做了一整版广告：“热血同胞不可不知万宝山事件，爱国男儿不可不吸万宝山香烟”。1931年12月1日，福昌烟草公司在《申报》广告中放置了马占山将军的照片，旁边重笔写下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铁血卫国，男儿自强，精忠神勇，万古流芳”，倡导国人一致对外，将爱国精神和使用国货结合起来。之后该公司又将原有的“金字塔牌香烟”改为“马占山将军香烟”，并推出了系列爱国广告。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革命刊物也非常重视广告的作用。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中，明确登出了广告价格：“封面首期每字大洋二分，二期至五期一分半，六期至十期一分二。中缝首期每字一分半，二期至五期一分一，六期至十期一分。均已五号字计算，长登另议。”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另一革命刊物《每周评论》的报头之下，也刊登了“广告价格表”，向社会各界招揽广告。1923年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杂志，从第四期起就开始刊登介绍进步书刊的广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汉口等地创办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机关报上也经常刊登各类广告信息。如1945年，《新华日报》在第四版开辟了大众广告专栏，仅四个半月，就刊登了500多条广告。内容包括寻人与代邮、征求与出让、声明与启事、征聘与特聘等。 “月份牌”广告画和香烟牌子是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广告形式。“月份牌”广告画将传统和现代完美的结合起来，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品性，受到商家和消费者的广泛欢迎。这种广告画主要以美女题材为主，其“嗲、甜、嫩、糯”特色的美女主角经常成为当年女性效仿的对象。香烟牌子从香烟盒中放置硬纸片转化而来，是当时香烟公司进行宣传的一种主要方式。一般正面绘有彩色画面，背后印有香烟公司名称、烟标、厂房、故事释义和诗文等。有些别出心裁的公司，还承诺消费者只要收集一整套其出版的香烟牌子，就能换取金手镯等贵重物品，这对人们有很强的吸引力，甚至有些非烟民都争相购买。 广播广告、橱窗广告、路牌广告、霓虹灯广告等现代广告形式纷纷出现，并很快流行开来。1922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广播电台，该台于次年开始每天60多分钟的播音，节目丰富多彩，除了有国内外新闻、演说、音乐等，中间还插播广告。不久，美商新孚洋行和开洛公司所办的电台相继开播，节目中都插播广告。到1937年，全国已有广播电台55座，仅上海一地就有44座，广播成为继报刊之后的第二大广告媒介。尤其是私营电台主要靠广告收入来维持，他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各种形式的广告节目不断涌现。1917年，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开始使用橱窗陈列广告。30年代时，上海的永安、新新、大新新等百货公司也在商店门前设置大型橱窗广告。很快，这种风气在所有稍具规模的商店中盛行起来。20年代时，路牌广告开始流行，很多公司将五彩印刷的招贴贴于墙面，其后又改用木架支撑，铅皮装置，油漆绘制。路牌广告画面设计新颖，内容主要是香烟、药品和影剧信息等，多集中在繁华喧闹的街区、交通要口、铁路沿线屋顶和风景区。据上海市公用局1933年的统计，在上海236处公共场所，民用商业类广告牌多达216处，面积2822平方米。1926年，上海南京路伊文斯图书公司在其橱窗内用霓虹灯安装了一幅“皇家牌打字机”英文吊灯，这是我国最早的霓虹灯广告。及至30年代，上海闹市区的大小商店基本都安装上了霓虹灯招牌及广告，整个“十里洋场”彻夜通明，形如白昼。 广告是历史的活化石，通过对民国时期广告状况的初步了解，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当年经济的活跃场景，而且也看到了一幅更为鲜明的民国日常生活画卷。如今，这些老广告不仅受到收藏者的喜爱，也成为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的研究对象，相关的文章和著作不断涌现。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浅谈广告学理论的发展前景一、广告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广告学研究溯源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说，广告历史悠久。人类祖先开始利用姿态（如舞蹈）、声音（如叫卖）、火光（如烽火）进行广告传播，后来又发明和运用语言与文字，扩大了广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注：何猛修编：《现代广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广播与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使人类广告传播再次发生质的变化。在广告传播媒介不断发展的同时，19世纪以来专业广告公司的形成、普及与发展，加速了广告研究的进程。1812年，世界第一家广告专业公司在伦敦开业；1869年，美国费城成立了艾尔父子广告公司。（注：赵育冀编：《现代广告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这些都说明， 人类对广告的研究，已从静止的文字、图案，发展到动态的广告活动过程，并促成了广告学的产生。 广告实践与广告学理论是互动发展的。广告是一种操作性的社会实践，而广告学则是关于广告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广告学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的美国。1901年，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家瓦尔特?狄尔?斯科特在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首次提出了要把现代广告活动和广告工作的实践发展成为科学。1903年，他编著了《广告原理》一书，第一次把广告当作一种学术理论来探讨，“任何一次重要的实际事业都需要有一个理论的基础”（注：赵育冀编：《现代广告学》，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1908年， 斯科特撰写了《广告心理学》一书，他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分析了消费者的接受心理，开始了对广告理论的较为系统的探索。此外，1902～1905年期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的经济系都开始讲授有关广告学方面的课程。上述研究和理论探讨，可以说是世界广告学研究的开端，为广告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我国广告学研究的起步 我国最早出版的广告学研究专著，当推由甘永龙编译的《广告须知》。（注：陈培爱：《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该书191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1925年11月已出至第7版。它译自美国的《How To Advertise》一书，全书篇幅不大，其中第14章《稿本为广告之魂魄》中认为广告是：“将有关发卖品之事实，布告于公众，并宣传其价目也。” 我国最早的广告研究团体是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它把广告作为新闻学研究和教学的组成部分。1919年12月，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所聘的导师之一徐宝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全书共14章，其中把《新闻纸之广告》列为第10章，予以专章探讨。（注：邓白云主编：《中国广告实用手册》，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3页。）作者认为“求一报广告之发达，应先求其销路之推广”。1920～1925年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广告学的课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北京国际大学、燕京大学和上海南方大学等。当时广告学课程只是作为新闻学研究与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仅限于报纸广告的研究。 早期对广告学的研究做过贡献的还有新闻界名人戈公振。他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利用丰富的广告史料，较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广告学的理论和观点，并着重论述了广告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价值。他认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他还指出：“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于繁荣与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作者深刻认识到广告除了推销商品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宣传文化、指导人生和教育群众的功能，这种看法颇具远见卓识。他还强烈抨击了“不道德与不忠实之广告”，“不但为我国实业界之大忧，亦广告界之大耻”。稍后出版的广告学专著还有1929年出版的蒯世勋的《广告学ABC》、1930年出版的刘葆儒的《广告学》、 1931年出版的孙孝钧编的《广告经济学》、1933年出版的王贡三的《广告学》等。但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告学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非常有限。 （三）我国广告学研究的发展 我国从五四以来开始的广告学研究与教育，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其发展速度受到限制，比较缓慢。广告理论研究还很肤浅，体系还不完善。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广告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83年6月， 我国第一个广告学专业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创办，（注：陈培爱：《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标志着我国广告专业人才培养和广告理论研究走上正规的发展轨道。随后，广告学成了一门热门学科，许多高校相继开设了广告学专业或广告学系。至1998年止，全国已有近90所高校开设广告学专业。高校广告学专业的开办，促进了我国广告理论研究和广告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 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广告事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广告理论界度过了仅靠译介海外广告读物的“拿来主义”的日子，开始进入广告理论建树的发展期。这期间出版了广告理论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一批著作，如傅汉章、邝铁军《广告学》，杨荣刚《现代广告学》，赵育冀《现代广告学》……这些广告理论研究和著作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广告理论研究正从浅表向深层发展。他们尝试着把广告理论探讨与广告教育、广告理论与广告实践、外来的广告理论与国内的实际结合起来。90年代以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了广告业的空前繁荣，广告理论研究也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多元化方面发展，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广告系列丛书，为不断完善广告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广告学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在迅猛发展的中国广告事业跟前，广告理论工作者面对着更多的无法回避的广告学理论中的新课题。例如，对广告学原理的研究不应再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学范畴，而是更加深入到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科技、教育等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广告不单是推销商品的工具和手段，它还承担着社会生产、生活以及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广泛的沟通职能。9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为主的网络发展为继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之后的第五大广告媒体。从广告发展的历史来看，新媒体的出现为广告业拓展了新天地，同时也为广告理论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展望广告学理论研究的趋势，今后将更加集中在广告文化学、广告传播学、广告信息学、广告社会学、广告美学等更加宏观的领域和更加相互融合的范畴。在研究重点上也发生了转移，将从理论的研究，到行为的研究；从分离的研究，到综合、交叉的研究；从静态的研究，到动态的研究。其核心是从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到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总之，要不断探讨建构既适合我国国情，又有独立学科意义的广告学理论，使广告学理论研究更具有现实性和贴切性。 二、广告学理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索 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的学科。通过大量的广告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升华和抽象，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理论体系，构成了广告学。广告活动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但其侧重点在市场经济信息的传播方面。因此，广告学本质上属于信息传播学科的范畴，与众多的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对于广告学发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80年代以来，我国广告学理论经历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其相对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方面。如广告学科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有关广告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关于广告学的社会学思考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不仅明确了广告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而且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作用。 （一）关于广告学科的科学与艺术之争 在广告学理论研究中，关于广告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之争由来已久，目前代表性的说法有以下三类。 第一，认为广告学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持这种看法的人多是海外的广告学者，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广告学者认为：广告乃是一种艺术，它是艺术家生产的产品，是用艺术的手法去塑造产品的形象。他们还认为没有艺术性的广告，是没有生命力的广告。我国广告界也有人认为，广告学涉及的学科很多，既无规律可循，又无系统的理论基础，其表现主要是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因此是一门艺术科学。 第二，认为广告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杨荣刚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广告概论》中，认为“广告作为一门科学，它必然有自己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是在人们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和假设。因此，广告必须是事实。”（注：杨荣刚：《现代广告概论》，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程春先生1994年在《电视广告效果初探》一文中也指出“广告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注：程春：《电视广告效果初探》，《94’中国广告年鉴》，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他认为广告是从属于市场经济范畴的一门科学，艺术只能是一种手段，是为广告目标服务的。上述观点认为科学和艺术都是反映客观存在的一种形式，但两者有不同的概念。科学是对事物进行总结的规律性知识，艺术是对事物进行加工和提炼的某一典型形象。广告是从属于信息传播范畴的一门科学，艺术只能是一种手段，是为广告目标服务的，只有从本质上弄清两者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广告学的内涵。 第三，广告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我国广告界的老前辈、原中国广告学会顾问徐百益先生。他在1983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 提出如下看法：“广告是有计划的通过各种媒介向消费者介绍商品和劳务的科学和艺术。”（注：陈培爱：《广告原理与方法》，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我国广告理论研究者持这种看法者居多，认为广告学不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且有其固有的客观规律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门科学。广告学又是一门艺术，因为广告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特别是在广告创意和表现方面都离不开艺术的加工，是通过艺术的手法来表现产品或企业信息，从而引起消费者对广告的兴趣。 综观上述几种提法，我们认为，广告学应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广告学是将多种元素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并能达到特定目的的综合体。人们在长期的广告活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通过科学的抽象的总结，逻辑的推理，逐步把广告活动和广告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知识。从广告学的知识体系来看，广告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已组成了系统化的结构，从而形成了现代广告学这门科学。而艺术仅仅是表现广告科学原理的一种手段。科学与艺术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我们应当克服片面追求广告的“艺术效果”，而忽视广告科学观念的倾向。 （二）关于广告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对于广告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的认识，学术界长期以来有过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其理论基础应是市场经济理论，因为广告是推销产品的手段，其应用范畴主要在市场经济领域。二是认为广告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其本质特征是信息传播，市场只是广告发挥其作用功能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认为广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当以传播学理论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广告学研究中涉及到多种学科门类，但广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是一种大杂烩，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事实非常明显，广告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传播，它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是从经济优先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传播信息的立场出发。广告实际上做的是三件事：传播一种信息；提供一种服务；宣传一种信念。而传播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包括广告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手段，传播学的许多理论完全适合广告学的研究。 广告学应隶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随着对理论问题探讨的深入，绝大多数人对广告是一种信息传播的本质特征深信不疑，并认定传播学是广告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广告学应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这种认识也被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同。国家教委在90年代初组织对“文科专业目录”进行修订时，经专家多方论证，草案中在八大类学科净减1／3专业时，却在新闻大类下增加了“广告学专业”，把原有个别学校设置的“专业方向”上升为“专业”，这是很有远见的正确决定。1997年，教育部又一次大规模削减专业目录时，却把新闻类从文学中独立出来，以“新闻传播类”的名称升格为一级学科，并保留了广告学专业。据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1997年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的广告学专业不仅设在综合性大学、商学院、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类学院，而且艺术学院、师范学院、印刷学院、民族学院也有，几乎所有类型的院校都对广告这一新兴的专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设在新闻院系所占的比例最高（占％）。这些充分说明，把广告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畴的认识居大多数。 现代广告学的综合性、边缘性与交叉性的学科特性，表面上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我们完全可以为广告学科体系正名界定：广告本质上是属于信息传播活动，它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其运用重点在于经济活动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基本认定之下，去建立富于完整而稳健体系的广告学。在给广告学准确的定位后，要面向世界，面向市场，面向未来，在探索与国际广告接轨的同时，注意结合中国广告的现状，去建构现代广告学的体例框架。 （三）关于广告的社会学思考 90年代以来，广告学的研究开始往纵深发展。一些理论工作者不满足于现有的研究状态，提出要把广告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思考。1995年，陈宏军在《关于广告的社会学思考》中敏锐指出：“学术界对广告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广告学所涉及的信息传播原理去研究广告活动的内在规律，二是从广告与市场的关系中去研究广告的外在因素。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研究广告学，都应把广告放在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考察与分析，以便从全新的角度（人、社会、广告）去进行系统的研究。”（注：陈宏军：《关于广告的社会学思考》，《95’中国广告年鉴》，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欧阳康在1996年也提出把社会学融入广告学研究的必要性。他在《现代广告》一书中阐述了社会学与广告学的关系：“社会学总是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它认为任何脱离整体的个体都是不存在的。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原理，对广告活动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注：欧阳康：《现代广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广告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仅传递商品信息，而且还传递各种政治信息、社会生活信息、文化信息等。因此，从广义的广告活动来看，广告可以说是一种大众性的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如果从狭义的广告活动来看，商业广告或经济广告活动，也必须以广大的社会为背景，以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生活习惯与民族风俗等为依据，才能创作出符合特定社会条件的广告作品。 广告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与各种社会现象必然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广告不仅遵循着广告学的准则和规律，同样也遵循着社会学的准则和规律。只有运用社会学的整体原理，从社会这个整体出发去研究广告的活动，才能够找到广告活动的内在特征。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广告学理论的发展，是在引进与借鉴西方广告学理论的基础上，在中国广告业不断发展的推动下，经过长期探索、积累、深化，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告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广告学理论建设的繁荣，提升了中国广告业的整体水平，从而使广告事业与广告学科得到共同发展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骗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太不厚道了!
周进的外貌：“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周进看号的时候悲伤而"疯"：龙门下行主人指导：“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来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板摆得整整齐齐；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著，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扶著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为甚么号淘痛哭？”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著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滚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 范进的外貌：最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气候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著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周进赞叹范进的文章: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范进是周进阅卷发现的，当时周进阅卷前看到范进潦倒不堪，印象很深，阅卷时特别关注了他的文章，可是初看感觉很差，但周进反复阅读之下，发现范进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于是亲点了范进，应该说周进慧眼识范进，作他的恩师毫不为过，甚至是再生父母 周是悲而疯，范是喜而疯 希望对你有帮助
书近二百人，周进是正文部分第一个登场的重要形象，皓首穷经、迷信经典、沉溺于制艺难以自拔。功名蹭蹬，靠教私塾谋生。生活穷愁潦倒，不得不忍受着士林人物的羞辱和市井小民的轻蔑。却始终坚信科举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
刚出场时，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依然是个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和冷遇。
不久，周进丢了饭碗，只好替一伙商人当帐房。可以说，已到了科场梦醒之时。然而，当他进省城参观贡院时，大半生追求功名富贵却求之不得的辛酸悲苦，以及所忍受的侮辱欺凌一下子倾泻出来，周进的小传也一举进入 *** ：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第二回）
他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几个商人得知原委，答应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纳监进场。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第三回）
这一节是《儒林外史》中名篇，足以和范进中举媲美。作者以其神来之笔，描绘了士人被科举制拨弄地神魂颠倒的可悲可怜可笑之处。由于前面用周进所受的种种屈辱做铺垫，揭示了其久不得志的心境，醉心功名而功名无望，撞板一段就显得水到渠成，毫不突兀。
实际上，周进和紧接着出场的范进两人一个悲伤地要寻死，一个高兴地发了疯的细节，都寄寓了无限深意。
作者揭示出科举制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使他们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的观念毒害。中举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八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技能。科场若不如意，就再无其它谋生本领。周进宁可撞板，因为他深知：除了科举，自己无法自食其力。
作者在讥讽其丑态的同时，也对人物寄寓了无限的同情。因为其用意不止于暴露科场和官场人物的污秽，而是着意批判形成他们种种性格的社会根源，极其尖锐地指明科举对于人性的异化作用。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
吴敬梓当然不是要写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周进的喜剧性结局大大加强了讽刺力量。这种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显示了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瞬间的可笑蕴含着永恒的悲哀。
作者通过周进发迹前后士人群体对他的态度变化，批判了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在写主角的同时，也描绘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态。
士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惺惺相惜，或者同命相怜。相反，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 *** 裸的食物链关系。一旦科场失意，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整个阶层的鄙视和唾弃。一旦跃过龙门，跻身上流社会，便发现整个阶层全都笑脸相迎。吴敬梓本人对此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发迹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人态度判若两人。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辞退了他的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周进熟识人物态度的转变，除了写尽世态人情之外，更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浊世风的根源。
在这里作者对科举制的愤怒指斥和无情讥讽达到了顶点。周进的命运走向被改写，并非由于举业长进。实际上，周进一生最大的恩主不是他奉为圭臬的儒家教义，而是几个商人捐出的银子。孔方兄在周进一生轨迹的转折中居功至伟，反映了科举中试没有客观评定标准，随意性很大，失与得全凭偶然。而这种甄拔制度也并不能选择英才，即使侥幸中试步入仕途，也全然不通经世济用的学问。或成为禄蠹，如范进；或成为酷吏，如张师陆。
长期科考T顿造成了周进的独特性格，这是周进之为周进，有别于范进、王惠等人的地方。作者写来真实可信。
周进前半生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下，事事仰人鼻息，形成逆来顺受的性格。暮年飞黄腾达后，同情提携同样出身下层、同样屡试不第的范进，表明周进秉性忠厚，迂而不恶。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面。在这个醉心于科举，而心术并未大坏的读书人身上，更可见出科举制对士子灵魂的侵蚀之深。
作者复揭示出科举制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生存能力，使他们深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的观念毒害。
中举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八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技能制。科场若不如意，就再无其它谋生本领。
周进宁可撞板，因为他深知：除了科举，自己无法自食其力。作者在讥讽其bai丑态的同时，也对人物寄寓了无限的同情。
因为其du用意不止于暴露科场和官场人物的污秽，而是着意批判形成他们种种性格的社会根源，极其尖锐地指明科举对于人性的异化作用。zhi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
如果说从前沉沦落dao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
由于在当时读书和看书都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然后又看了几遍越看越好、6级，理论上科举可以写的东西只要是儒家的东西就行首先这是小说，范围在几千单词内但是英语单词可是有几万的如果在作文中出现GRE的专业词汇判卷老师看不懂也正常吧现在老师还可以差个字典当时可不是这么方便，其格式固定那么就是说范进的内容的问题，书上说的是第一次没看懂，看的是故事体会的是内涵这些细节不能像考证历史那么考证，而科举考试是有参考书的大部分人是按照那些书准备的，有很多的孤本善本之类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书全国就那么几本甚至就一本，有点像现在考4，另外根据故事推断当时用的都是八股文，主要目的是借古讽今，范进写的都是偏门所以一般人看不懂，我推测是范进用典太过偏僻。
周进中举
选自清吴敬梓《儒林外史》，原文如下：
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邪。”金有余道：“贤东！我扶著他，你且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著，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著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为甚么号淘痛哭？”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著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滚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
内中一个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为甚到了这里这等大哭起来？”金有余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这舍舅，本来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今日看见贡院，就不觉伤心起来。”只因这一句话道著周进的真心事，于是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又一个客人道：“论这事，只该怪我们金老客；周相父既是斯文人，为甚么带他出来做这样的事？”金有余道：“也只为赤贫之士，又无馆做，没奈何上了这一条路。”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这个光景，毕竟胸中才学是好的；因没有人识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余道：“他才学是有的，怎奈时运不济！”
那客人道：“监生也可以进场。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进场中了，也不枉了今日这番心事。”金有余道：“我也是这般想，只是那里有一笔钱子？”此时周进哭的住了。那客人道：“这也不难，现放著我这几个兄弟在此，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纳监进场；若中了官，那在我们这几两银子？就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走江湖的人，那里不破掉了几两银子？何况这是好事，你众位意下如何？”众人一齐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见义不为，是为无勇。’俺们有甚么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众人还下礼去。金有余也称谢了众人，又吃了几碗茶。周进不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了二百两银子，交与金有余；一切多的使费，都是金有余包办。周进又谢了众人和金有余，行主人替周进准备一席酒，请了众位。金有余将著银子，上了藩库，讨出库收来。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见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觉喜出望外。
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团锦簇一般；出了场，仍旧住在行里。金有余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众人个个喜欢，一齐回到汶上县拜县父母、学师。那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聚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饭团之类，亲自上门来贺喜。周进留他吃了酒饭去。荀老爷贺礼是不消说了。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试三甲，授了部属。
荏苒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这周学道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己心里想道：“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著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广州上了任。
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褴褛破烂的。最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气候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著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鬼头刀
【台湾】廖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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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进的外貌：“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周进看号的时候悲伤而"疯"：龙门下行主人指导：“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来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板摆得整整齐齐；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醒人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著，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扶著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为甚么号淘痛哭？”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著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滚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著他的膀子。他那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扛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劝他吃了一碗茶；犹自索鼻涕，弹眼泪，伤心不止。
范进的外貌：最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气候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著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
周进赞叹范进的文章：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
范进是周进阅卷发现的，当时周进阅卷前看到范进潦倒不堪，印象很深，阅卷时特别关注了他的文章，可是初看感觉很差，但周进反复阅读之下，发现范进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于是亲点了范进，应该说周进慧眼识范进，作他的恩师毫不为过，甚至是再生父母
周是悲而疯，范是喜而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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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读后感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
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
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儒林外史使我感触最深的一章是《兄弟两人大不同》.这一章主要讲了两位兄弟，哥哥严致中，弟弟严致和的故事.严致中是个贡生，不为乡间做点好事，还到处骗人，而且没钱还装有钱，弄大排场.弟弟严致和是个监生，家财万贯却舍不得用，十分吝啬.这两个就是生活中人们的真实写照.像严致中一样的人我在电视上常见，那些人没钱但是在一些宴会上挥金如土，弄大排场，可是到了最后，还不是被人追着讨债.像严致和一样的人不多见，不过我给大家讲个笑话，不知大家听过没有：从前有个人，他家财万贯，但是很吝啬，在临终之时，他伸出两个手指头，始终没咽气，最后夫人把灯草挑剩一根时方才咽气.严致和就和他一样，有钱吝啬.这两种人都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以他们来提醒自己，要做好人.。
周进和范进一样是腐儒的典型，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周进应考至六十岁，仍是童生，只好以教书糊口。小说让其遭受新进的秀才与举人两度奚落，使其强烈感受科举功名成否的天壤之别。后来，他村塾先生的饭碗也因“不懂承谢”而被夺取，只好为做生意的舅子记账，去了省城。
接着通过动作描写，周进在梦寐以求的贡院考房，“见两块号板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把老童生内心酸苦绝望与希望倾泻无遗。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喜剧性的突变，竟然中了举人进士！成了人上之人！当年当塾师的薛家集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
作者设置了让周进看见贡院的号板而撞到的情节和细节，是对热衷功名者的讽刺。文中描绘了命运相似的“二进”，并用周进提拔了范进，昏朽的“二进”竟然名“进”，而且姓“周”姓“范”，“周”有“方正”，“范”为“范式”的意思，这就是鲁迅说的“婉而多讽”了。
“二进”的此前的黜落与此刻的高中，毫无丝毫的必然，而纯粹是考官喜恶的偶然；是“荐场”的功用！而考取功名之后际遇的巨大反差，尤其讽刺了科举制度的荒诞一悖谬。文章一开始通过“二进”的悲喜剧，写出了科举时代的社会环境，怎样引诱和逼迫读书人落入统治者的圈套，丧失了是非观念，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不自知。
首先这是小说，主要目的是借古讽今，看的是故事体会的是内涵这些细节不能像考证历史那么考证，另外根据故事推断当时用的都是八股文，其格式固定那么就是说范进的内容的问题，书上说的是第一次没看懂，然后又看了几遍越看越好，我推测是范进用典太过偏僻，由于在当时读书和看书都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有很多的孤本善本之类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书全国就那么几本甚至就一本，而科举考试是有参考书的大部分人是按照那些书准备的，有点像现在考4、6级，范围在几千单词内但是英语单词可是有几万的如果在作文中出现GRE的专业词汇判卷老师看不懂也正常吧现在老师还可以差个字典当时可不是这么方便，理论上科举可以写的东西只要是儒家的东西就行，范进写的都是偏门所以一般人看不懂，而周进可能见过那些典故有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