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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孙悟空那种正义大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 师傅唐僧，虽说没有孙悟空的本领、猪八戒的活络、沙僧的勤快、白龙马的脚力，但他品行端正，会念真经，不怕“千刀万剐”，有坚定的信念沙僧和白龙马虽说没有什么大本事，但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心当好后勤，不好出风头。
《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之形象是否有原型，原型为何，始终是一个难以被淡化的学术问题。凡治《西游记》者，大都难以回避这一学术悬案。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150080）副编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西游记》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其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农民英雄，有说人是起义叛徒，有人说是新兴市民，有人说是开明地主；还有人提出，大闹天宫时他是急于向上爬的野心家和愚蠢的罪人，而西天取经时则是理想的奋斗者和改革的英雄。其实，不去追述他的政治倾向，单就其人格魅力，以我们当今时代的眼光去看，无论是大闹天宫时的英雄气概和叛逆精神，还是西天取经时屈服的嫌疑和造福于人群，都只是他人生里成长的阶段，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路程。在孙悟空的人生里，前一阶段他是个率性而为天真烂漫勤奋聪慧的孤儿，后一阶段这个孤儿在多年沉寂后一举奋发，一路斩妖除魔，忠心护主，为民除害，造福苍生，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论林黛玉的矜持及其文化意蕴摘要：林黛玉在《红楼梦》描绘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最具时代的典型意义，她作为封建末世的古典女性，虽有着一定的追求自由的叛逆意识，但同时也潜藏着封建礼教的阴影，这种阴影在“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林黛玉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矜持。她的矜持具有一种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它是美学的、伦理道德的、历史的、心理的。关键词：《红楼梦》；林黛玉；矜持；文化艺术内涵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形象，她生活在封建末世，是一个才貌兼备的古典美女，她为恋爱而生，为恋爱而死，孤傲任性等等，这些都是历来评论家们对她的艺术概括。然而在这个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身上，似乎还潜藏着一股暗流，那就是封建礼教逼迫而成的淑女风度，这种风度便是林黛玉的矜持。本文将从各种角度分析林黛玉在爱情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矜持，揭示其丰富而又深刻的具有时代性的文化艺术内涵。一林黛玉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一棵绛珠草的化身，她具有天然的灵性，而赤霞宫神瑛侍者用甘露对她的灌溉，使她的一生饱含爱的诗情。她为爱而生，却又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无法选择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里，她经历了一场爱情劫难之后，带着她未了的爱而魂归离恨天。正如蒋和森先生所说：“生命对于她，不是一首充满诗情的恋歌，就是一场充满眼泪的磨难。在这之间，没有其他任何转身的空隙。”[1]爱情，是林黛玉生活中唯一可望见的光芒，甚至成了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她与贾宝玉同气相求，互为知己。青梅竹马的贾宝玉对林黛玉一片真情，他把林黛玉的喜怒哀乐、忧愁病痛放在心上，对她在意下心，呵护唯谨。他也是真正关心和了解林黛玉的人，他不仅知疼知热，护短争长，还深知黛玉的心思，懂得她诗中、话中甚至形体语言中包含的深义，他是黛玉的知心、知己和知音。所谓“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但黛玉却并未因此而真正幸福，她不得不在自由的恋爱中诚惶诚恐，坚守着一条心理防线，直到她生命结束。因此，在恋爱中，不管是初恋阶段还是热恋阶段，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文本有关于宝黛爱情的情节中就有许多例子，每个例子都蕴含着作者别有用心的深意，是人物在各个生活场面展现出矜持的实证。第一，宝黛共读《西厢记》。文中描写，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这里，曹雪芹的才子之笔用了极精当的词语把一个贵族少女那种娇羞嗔怒的神态语言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些笔墨并不是白费的，曹雪芹的妙笔是要展示林黛玉矜持而动人的一面。第二，凤姐打趣，宝玉失态。在二十五回有这样的描写，凤姐对黛玉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这是一处。另一处是，“这里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挣着要走。”这种描写看似细微却不难看出曹雪芹的苦心，林黛玉的形象也正是在这种点点滴滴的描写中丰满起来的，这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痕迹，因为女孩子的矜持是一种很细腻的感情流露，她的表现极其细微含蓄，不细心的人是很难描写出这种心理变化的。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曹雪芹的细腻之笔。第三，探黛玉，比鸳鸯。二十六回，宝玉去探黛玉，黛玉在午休中说了一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恰好被宝玉听到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接下来便是宝玉的言语造次了。他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在这个例子中，也许很多人都会替宝玉感到无辜，可以讲，他的言辞是一种进入“忘我”境界的自然流露，他那么爱黛玉，疼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取笑之心呢？这只不过是黛玉自尊而害羞心理在作怪，使她一次次为维护其淑女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矜持。宝玉的意思，黛玉是愿意接受的；她不能接受的是宝玉的表达方式。一个大家闺秀，不能随便让一个异性开玩笑，尤其不能让一个异性用轻佻的口吻称之为配偶。传统强调明媒正娶，所谓明媒正娶，即旨在以仪式的庄重性提高女性的身份和婚姻的严肃性。可以看出黛玉对身份是很看重的。第四，吵架过后有关宝黛的各个场面。在宝黛最大的一次吵架之后，宝玉去潇湘馆找黛玉，两个人在那里流泪时，因宝玉忘了带手帕，黛玉摔了手帕给他，宝玉见她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罢。”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了，还是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这一个例子最能证明黛玉的矜持，本来两个人和好了，黛玉摔手帕给他，这本是一个很有深意的情人之间的爱的表示，而宝玉拉她的手之后，接下来应该是更进一步的亲昵，但黛玉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骂宝玉涎皮赖脸的不懂道理，其实她这里的“道理”就是封建礼教的伦理道德。可以说，这是黛玉第一次采取了自觉意识的语言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矜持的淑女形象。她的矜持随着她年龄的增长也有个成长过程，长大了就没有小时那种亲密，这是女孩自觉意识中集体无意识的内化。同时他们的爱情也渐趋成熟，黛玉的矜持也表明她越来越矛盾和痛苦。正像王昆仑所讲：“越当爱情需要发展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封建礼教束缚的严紧，因此使这姑娘表现出爱悦的反面。……宝黛之间开始了内心与行迹两方相矛盾的痛苦了。”[2]第三十二回，黛玉听到宝玉在人前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这时她所惊者乃宝玉在人前称扬于她，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再有就是宝玉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她拭泪。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道：“你又要死了，这么动手动脚的！”但她后来又因自己的话而后悔，看到宝玉急得一脸汗，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这是何等的矛盾！第三十四回，宝玉被打，黛玉去看他时，知道凤姐来了，连忙立起身就要走，她怕被看到她因为哭泣而肿得像桃儿一样的眼睛，怕别人取笑她。第四十五回，黛玉因为自己说了“戴上那个，成了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这句话的未忖度而后悔，羞的脸飞红。等等这些例子，无一不在说明黛玉内心深处的那一方不可侵犯的领土，那是封建社会里一般女子都有的道德意念，林黛玉也有，在这一方土地上她用自己的尊严搭建起一座城堡，里面就住着她的矜持。综上所有的例子，可以看到黛玉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矜持，不是脸红就是生气，不是着急跺脚就是流泪。然而这些无意识的动作表情只能说明林黛玉的纯真直率。她叛逆，但她也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她也是个大家闺秀，在她的骨子里这种烙印是去不掉的，只是她比其他女子表现得较为自然而耐人寻味而已。这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他塑造了一个更完美的古典美女，让她更真实地体现时代的内容。用红学家的话来概括为：“这一艺术形象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爱情，悲剧的爱情。”“林黛玉所以能打动人们，因为她是一个黑暗世界里的叛逆者，她体现着那一时代妇女们的某些希望和痛苦。”[3]林黛玉在爱情中所表现出来的矜持，对于活在那个时代的她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是女性美的体现，但林黛玉的这种美却是在矛盾中体现的，她敢于冲破一些禁忌和宝玉自由恋爱，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的矜持，确实令人心动而怜爱。她的这种矜持给她增添了许多女性阴柔美的韵味。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也有其矜持，例如宝钗，但她的矜持是对封建礼教的绝对遵从，是与封建势力水乳交融的一个淑女形象，她总体上端庄稳重，却没有少女纯真的性情，像封建社会铸造出来的木偶一样，很骄矜，造作。林黛玉总体上却是天然去雕琢的纯真美，在她可爱的叛逆中时而无意识地表露出她的矜持，这种矜持是在矛盾中产生的，那些例子证明，她在渴望宝玉的表白与害怕中挣扎，种种矜持是她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无意识体现。尽管说她的矜持是必要的，但也使她在爱情中失去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悲剧。这也是王昆仑先生所说的宝黛恋爱的深刻和特殊之处，“一方面爱的火焰非常炽烈，一方面爱的情绪又无法交流。”“在特殊环境的规定之下，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严石重压下的激流，浓云包围中的暗月；具体说，他们只能有无声的渴望，过敏的猜疑和浪费的争吵，而不能有现代人的明朗通畅。”[4]这就是那个时代必要的矜持。在爱情中，林黛玉是矜持到底的，她最后毅然地绝粒，以求速死来对那个阴冷而潮湿的社会作最高形式的抗议，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最矜持的一种抗议。当然，作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黛玉在与宝玉的接触中也有很多不避嫌的地方，像第十九回中就写到有一天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宝玉将黛玉唤醒，和黛玉歪着说话儿，乃至宝玉将两手呵了两口，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的关系还只是处于朦胧中的初恋阶段，他们这种亲密是一种自由活泼的接触。他们自小就被贾母安排住在一起，青梅竹马的感情自然而然地使他们自小与别人不同，像第二十七回宝钗的想法所暗示的那样：“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的，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在长辈们的眼里，那时的他们只不过是两小无猜的兄妹，他们并没有拿着男女授受不亲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行为，基于此，宝黛之间自然就有较多的自由恋爱空间，也就有了较多的不避嫌之处。然而，如上文所述，黛玉的矜持是有个成长过程的，当她越接近当时一般女子的结婚年龄时，她的矜持就日益凸现了，上述例子已证明。但如第五十四回中写到的这种例子，即贾母命宝玉为姐妹们斟酒并要求他们都要饮干，而宝玉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这一不避嫌的举措应是她性格中任性反抗的一面，这一面我们并未否认，但也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她骨子里尚存的矜持。若深入体味，这应是她与宝玉之间一个默契的地方，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真情流露，只能说明他们的情意之深。二从传统文化的审美艺术角度来看，以矜持端庄、温文尔雅为特征的女性美观念是明末清初小说戏曲家塑造理想女性形象时的自觉意识。到曹雪芹的笔下，尽管有所突破，但还不彻底，因此林黛玉的矜持是曹雪芹在塑造时抹不去的传统女性美观念意识驱动下的一个投影。从美学上来分析，这个投影是优美而可贵的，不仅是一种神韵美，也是一种情态美。但不管是文化层面还是美学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相联系的，因为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展示的多方面的美学内蕴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对女性德、容、言、功的要求密不可分。作为小说家，其创作心理必然带有时代性，曹雪芹生活在清代，清代许多积淀下来的文化氛围难免会影响他的思想，进而影响他所创作的人物。就他对女性美观念这一思想意识而言，发展到清代，在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影响下，必然带有其时代的审美准则。综观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历史上开始对女性行为规范，可以追溯到周代。周代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规定，所贯穿的思想：一是男女有别，一是男尊女卑。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就包含着许多有关女性行为规范的内容。像孟子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赞同男女有别，认为“男女授受不亲”，而对某些不得不“相授”的行为，则提出了“礼”与“权”的行为准则。像这类例子的著述还有很多，总之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基本上是轻视的、贬低的。秦汉时代，国家开始以法令的形式推行礼教。就对女性行为的规范而言，强化了女性的“贞”的意识。汉代开始就出现了专门的女教书，这就是班昭的《女诫》和刘向的《列女传》。在这些传统的集体意识的熏染下，随着社会对女性“德行”的关注，特别是女教书的流播，明清时代逐渐形成了女性美的另一传统，即注重品德修养，强调内在气质与外在举止相统一，以端庄、文雅、谦和、含蓄为外在特征，以深切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为内在特征的女性美传统。这种女性美的标准渐渐地就演绎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以致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女性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曹雪芹毫无例外地也以这一模式去构造他的人物形象，像宝钗、李纨，她们都是端庄谦和的典型，而黛玉，则是作者力图突破固有的审美模式但有所保留的叛逆女性，事实已证明黛玉也是那一时代的一个淑女，是一个独特的古典淑女，前面大量的例子已经证明林黛玉她矜持含蓄的一面。曹雪芹保留了这一面必要而能体现女性优美的旗帜。黛玉的美正如一评论所言：“她全然是浸透着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精神传统的优美形象，是被中华民族的历史杰出诗人所熏陶出来的有着浓郁诗人气质的少女，是一个相当诗化了的清气逼人的人物，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韵美，有着惊世骇俗的独特风采。”“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人物，显示了一种综合美，既不缺乏女子所特有的温柔，缠绵，更有着一般女子所难具有的某些似乎只属于男子的可贵品质。”[5]另外，林黛玉在爱情中的娇嗔矜持，实际上也是对宝玉爱极了的表现，是“情重愈斟情”，是“求全之毁”。她的平等观念使她决不容许宝玉不专情于她，而作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又不敢正面表白爱情，所以只得以或哭或恼的方式去进行试探，同时发泄自己的不满。这正好表现了女子所特有的情态美，正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第八回回前所评点：“幻情浓处故多嗔，岂独颦儿爱妒人”。西方美学重视空间感，中国美学则重视生命感，表现在东方艺术非常着重“灵”而排斥“肉”的诱惑，中国艺术不管其内容所反映是什么，都有一个“灵”在跳跃，中国人对人的评价，向来注重的是气质、风度、人格、教养等。林黛玉的矜持正体现着一种教养和人格美，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人格美是我们的感觉能领悟的世界中的最高的美。”[6]林黛玉在人格上的尊严使她一心想着宝玉，却又不明说，也不许宝玉挑明，在那里一味相思，埋怨伤心，生病。这即是其内在气质与外在特征的糅合体现。可以说，人品的外表神态和内在素质的一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黛玉形象的美学准则。三《红楼梦》写了宝黛爱情，但不仅仅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为的是写使他们爱情一波三折的背后东西，曹雪芹刻画林黛玉的矜持，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其古典含蓄美，为的也是写使她矜持背后的社会内容。曹雪芹结合清朝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来塑造贵族少女林黛玉的形象是反映现实的。林黛玉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的活生生的形象，她是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活人，反映着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风貌，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远大于思想，是一个典型性很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缺乏真实性的单一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林黛玉之所以矜持，用蒋和森的话说：“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层岩。”[7]那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层岩”呢？正像宝玉的“多情”一样，黛玉的“矜持”具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是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最动人之处和文本的精粹所在。《红楼梦》孕育和诞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号称极盛的康、雍、乾时期，是封建中国最后一度的回光返照。表面上歌舞升平，政局稳定，而骨子里却充溢着沉积已久的历史苦闷和难以界说的种种骚动。古老的封建中国在政治伦理中心和宗法小农经济的控制下，已绵延了两千年，时日既久，生机渐衰，为在封闭的旧壳内谋求稳定的局面，无数的士人怀着“补天”的理想走完了艰难的一生：程颢、程熙、朱熹、方孝孺、张居正、黄道周……历史发展的悲剧内涵令人沉思。而明代中叶带有异质倾向的局部商品经济和个性自由的呐喊，随着明末的动荡和清兵入关，亦已萎缩成心理的潜流。于是，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探索者陷入迷茫之中，即使有个别敏锐的士子感悟到“天”已残破难补，但却无法从历史发展的理论高度解释盛世内衰的具体内涵，无法跳出或回归、或虚无、或放纵这古老中国晚期探求者的三界五常。文学上，经过明中叶感情的高扬，易代之际发生了变化，变得历史反省的意味很浓：深沉、冷静而又感伤苦涩。《桃花扇》、《长生殿》、纳兰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风雨凄凉、人世沧桑的喟叹映现出一个阶级层共同的时代感受，那正是近于绝望的、飘零无根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灵悲音。①这是沉郁的历史大背景。林黛玉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诞生的，在一定程度上，她寄托着文人士子的情怀，而就她的矜持这一点来讲，不难想象这是一个人在追求个性自由中不定时的窒息。难以摆脱的大背景是造成这种窒息的闷气。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于是林黛玉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内心总存在着一股阻力，使她做出一些并不希望出现而又不自觉要出现的矜持，这就是伦理道德对个性生命序的深层设计。爱情，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严重叛乱。封建统治者所“恶”的并不是淫乱，而是正当的爱情。因为如果容许爱情自由，势必打破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宗法制度等一系列封建秩序，而且为封建专制者最禁忌的人权也将势必通过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得到苏醒。伦理道德往往是和历史相结合的，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包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所有出现的深刻问题都会形成一种历史气质，历史心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在历史的演变下形成的气质同样会强加于每个人，进而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例如封建社会强加于人，进而内化为当时女性自觉意识的“淑女”气质。所谓“封建淑女”，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严格的界定，即使从《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算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它的内涵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在封建道德的辞典里，满足“三从四德”的要求，符合“德言工容”的标准，在“才”与“德”的关系中，又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这样的女子，是大体可以称作“封建淑女”的。虽然明清时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李贽、颜元、汪中、袁枚等都曾就妇女的“节”、“礼”、“学”、“见”等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但整个社会的总体看法并未能因之改变。②黛玉身上也无疑保留了“封建淑女”的部分气质特点，但又基于个人修养和所处环境的不同，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点和时代风尚，她是一个“淑女的理想化”人物形象。黛玉渴望和追求心中“美好”的真谛、纯真的爱情，却受到封建传统的无形压抑，以及封建家族的重重阻挠，在无限凄苦中魂归离恨天。如果说《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是导致黛玉矜持一面的大背景，那么说贾府环境则是不可忽略的具体背景。大背景笼罩着整个社会，具体的环境则是大背景的现实体现。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因此，贾府自有一定之规，即“凭他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要行出正经礼教来的”，“若一味地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在讲究“横竖礼体不错”的贾府，面对这条绝不含糊的硬指标，孙辈的外来客林黛玉更无特殊化的任何理由。她来到贾府之后，且不说集体无意识的驱动和特定环境的暗示，单就客观条件看，贾府也并未对她放任自流。抵达当晚，贾府就配齐了整套侍从班子，其中包括“凡饮食、言语、行步、礼节皆教之”的四位教引嬷嬷。此外，长辈平辈甚至丫环也不时指点。而大观园看似众姐妹自由的天地，但它始终是在贾府的围墙之内的，置身其中的女儿们也是脱不开封建礼教的桎梏的，它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拘役女儿们、使她们行动不得自由活动的牢笼，就如同龄官对提着笼中雀的贾蔷说的：“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牢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干这个！”在大观园中，林黛玉无疑是最具自我意识、最具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但她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孤傲、反抗和叛逆，其实也是颇为有限的，即使她借以嘲笑、挖苦他人的思想前提仍是深深依赖于传统的价值标准的。她一方面痛恨自己所处的混乱污秽的社会环境，以实际行动向之宣战；一方面为了生存，她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低头。生活对于她来说是无边无际的矛盾和痛苦。总之，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林黛玉的矜持表现是必然的。她的.....................参考文献：1、[1][3][7][8][9]蒋和森，红楼梦论稿•林黛玉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4]王昆仑文集•林黛玉的恋爱悲剧[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8。3、[5]蒋晓兰，论林黛玉的真与美[J]，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6]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注释：①本处论点参阅了李汉秋，胡益民：《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7页。②参阅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版。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就作品而言有两座高峰，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他们被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壁”。自元末明初起，即有“旧杂剧，新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盛誉，明末清初的大批评家金圣叹将它列为“六才子书”加以仔细评点。《西厢记》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它的现实主义意义有很大关系，相对于《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爱情，王实甫在《西厢记》的中的现实主义情结确定了它的重要地位。 古代著名的爱情故事有很多，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都只是属于浪漫主义的杰作。而《西厢记》则以其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1、真实可信的故事 张生和莺莺在普救寺的相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当时莺莺和老夫人“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 而张生则是“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拜访其同郡同学的武状元杜确。如此自然而然的巧遇，也是故事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见钟情的恋爱方式在古代发生的几率很高，是由于在那个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礼教所造成的。在那个时代里，“男女授受不亲”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女子如果多看男人一眼，都会被认为是荡妇，下贱，会被正人君子所不齿。女子的情感只能被压抑着，不能有所表现。那些文弱书生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他们寒窗苦读十余载，只为金榜题名。在十余年的“之乎者也”的熏陶中，更视男女关系为祸害。大门不出的千金小姐与寒窗苦读的书呆子一旦相遇，难免产生心灵的碰撞，有了情感的宣泄口。 莺莺的美貌和其知书达理让张生着迷。而张生的才情也是莺莺心中理想的丈夫人选。一见钟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青年男女的心灵感应。 除此之外，剧中“惊艳”一处和“借厢”之事的描写把和尚描写得“世俗”许多，但这使故事更加生动真实。如： 【斗鹌鹑】 寺院本是清静之地，法本留老夫人一行皆因此寺由相国修造。法本是出家之人，应知男女授受不亲，而他却又借厢于张生，由此看出其难脱世俗的一面。而张生借厢名为“备考”，其实只为莺莺。这对一个年轻小伙来说，见到如此佳人，动心也是常情。凡此总总，都使故事的真实可信度大大增强。 2、生动感人的情节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这一论断，虽然是就元杂剧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元杂剧作品的社会写实性特征而言，但此论断用来评价《西厢记》之情节也十分恰当。 《西厢记》中“赖婚”是戏剧矛盾的真正展开。如果作者不这么写，请宴之后便是佳期，便索然无味。金圣叹说：“世之愚生每恨于夫人之赖婚，夫使夫人不赖婚，且《西厢记》当止于此矣；今《西厢记》方将自此而起，故知夫人赖婚乃千古妙文，不是当时实事。”红娘、张生、莺莺只道老夫人请宴，要实现自己的承诺，让崔张结婚，了却相思之情。没有料到老夫人赖婚，叫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张生、崔莺莺、红娘三人听到老夫人的话语后反应各不相同： 几句台词把三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来。老夫人欲以金帛给张生，但张生说：“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今日便索告辞。”不但把张生的好品格表现出来，而且暗示他对莺莺的钟情是纯真的。 “长亭送别”一折则是情辞并茂之作。曲辞优美，向来为曲家称赏。若论情节结构，则这一折只是过场戏，若改编者删掉，只要在前折末捎带一笔，不影响情节的完整。但我国戏曲最善于抒情，剧作家很少愿放弃这样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人物感情与景物描写有机地融合。老夫人一边许婚，一边提出条件迫使张生不但不能立刻与莺莺结婚，而且将来也不一定能如愿，产生了新的矛盾。崔张两人心中都极不愿如此，只因被迫无奈而处此，长亭送别的情况就显得凄苦。而眼前的秋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萧瑟的秋景与送别的凄苦情景有机融合。酒席上，两人一递一声长吁气。而结尾时：“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更是愁情无限。 “长亭送别”无疑是《西厢记》中最感人的一折。此折并没有复杂的戏剧情节，其艺术价值主要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3、人物语言逼真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驭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西厢记》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即使是唱词，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之呈现不同的风格，更加逼真。 王实甫写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跟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无言以对，转而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赖婚”一场，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憨态可掬。谁知道，老夫人忽然变卦，他开始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还直挺挺的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声称要上吊自尽。这手足无措的表现，着实有几分滑稽之态。等到张生缓过气来，他向老夫人发问：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敢一言以尽意，不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偕，小生即当退。 张生一开口便说“告退”，还问老夫人能否让他说话。未等老夫人回应，他就说了一通，其实，老夫人回应“可”，他固然要说；回应“不可”，他也是要说。他的陈辞，东一锤，西一棒，说得语无伦次，却又入情入理。金圣叹说：张生“盖满肚怨毒，撑喉柱颈而起，满口谤仙。触齿破唇而出”。在这场戏里，王实甫鲜明地展现出张生从焦急高兴到失望负气的情景，都表明其对爱情的执着。是爱情的力量，使他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 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让她摆出俨然正经的模样。例如她觉察到张生自报家门的动机，便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给张生碰了一鼻子灰。从她的装腔作势和张生不尴不尬的神态中，作者让人们看到，她并不尊重什么礼教，却懂得把“孔孟之道”作为一根耍弄的棍棒。后来在“拷红”一场，这根棍棒竟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红娘坦率地把莺莺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跟着对老夫人说：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这番话说的完全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有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的陈辞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语言中，作者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4、人物性格突出 《西厢记》历来为世人所传诵，不只是因为“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也不只是有了“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结局，而在于王实甫为后人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等活生生的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并根据各自的性格特点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这些冲突更加丰富了它的戏剧性。 金圣叹道：“西厢记只写得三人，一个是双文（即崔莺莺——笔者注），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可他接下来说：“若更细算时《西厢记》亦只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如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这段话既是对整部《西厢记》的总结，也是对它在人物塑造上显著特征的高度概括；事实上，王实甫《西厢记》正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塑造了以崔莺莺为代表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这是它最成功之处，也是其艺术成就最突出之处。因此，可以说，一部《西厢记》就是崔莺莺思想性格发展过程的真实写照。 崔莺莺是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她美丽，多才，既深受封建礼教的濡染，又有着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她和张生在佛殿相遇，一见钟情，又经过隔墙联吟，彼此心有灵犀，互相爱慕，但碍于老夫人的拘管，没有更多接近的机会。在孙飞虎围兵普救寺，老夫人许婚，张生下书解围之后，莺莺和张生都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如愿以偿，成就婚姻。不料老夫人赖婚，这激起了莺莺对母亲的不满。当她听了张生在琴中向她倾诉的心事以后，她更加倾向、爱慕张生。但她毕竟是相国小姐，家庭教育和上层社会的身份，使她难以贸然走出和张生自由结合这一步。于是戏剧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明明是她叫红娘去探望生病的张生，但当红娘带回张生给她的信时，她却责骂红娘带回“这简帖戏弄我”！她要红娘带信给张生，叫他下次休得如此，但是张生打开信一看，喜出望外，原来莺莺寄去的是约会的诗简。当张生果然来约会时，她又以大道理责备了张生一通。作者对莺莺矛盾心理的描写，展示出她既有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浸染的真实心理。这就突出了莺莺最后作出和张生结合的决定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莺莺自我解放的一个过程。 再说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追求。 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攀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 “是谁？”这一下，约会便失败。 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 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情的性格展现无遗。 5、环境描写细致 张生因目睹莺莺的美貌而相思，但不知莺莺心意如何，于是作诗相试。莺莺听完大赞：“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莺莺的才华初露锋芒，也更进一步吸引张生，致使张生对莺莺由赏到爱。在落花水流红的暮春时节，才子和佳人的相遇不免会演绎出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莺莺的怀春，正是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是对封建礼教的沉默抗议。从戏的开始，作者便写母女各有各的感伤，揭示她们情感的差异，为戏剧冲突的发展定下了感情基调。 融情于景，借景抒情.选用一些有代表性的、本身就包蕴着许多特殊意义的事物（如柳、月、荷、枫、雁、梅等）组成典型意境。在《长亭送别》中，这种方式较多，最令人称道的是 【正宫·端正好】 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景，北雁南飞……”，作者重点着色，点染了几种常见而又包融着无限诗意的形象，让人一来就如置身于凄恻缠绵的送别场面之中，替莺莺而忧恨。 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萧瑟的是秋景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暮春相遇，深秋离别，这对这对恋人来说是残忍的。 这是后两只曲子。这个场景写莺莺送别张生后，迟迟不肯归去，怅然若失、徘徊反侧的情景。精彩之处是情景交融，细腻地刻画了莺莺的思念之情。注：此文是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原文题目为“《西厢记》的现实主义情节”。 感谢你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文章。附： 『一元短篇小说训练营第三期』部分优秀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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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 日记 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 广告 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1.序跋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呐喊>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2.扉页、题辞、引语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著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著作品，当中引用诗句“ 文章 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杜甫)[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 故事 ，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高长虹)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3.注释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4.图像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 文化 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著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 散文 、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1]王云霈,刘进才.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评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28):72-74.
[2]张虹倩.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J].当代修辞学,2015,11(2):76-82.
[3]张元珂.论中国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向度、难度和限度[J].东岳论丛,2014,35(9):131-139.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 教育 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 反思 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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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1]王平.传媒文化视野中的近代文学变革——评蒋晓丽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J].当代文坛,2008(01).
[2]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J].齐鲁学刊,2008(06).
[3]崔文斐.现代传媒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J].青年记者,2008(33).
[4]管宁,谭雪芳.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 散文 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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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找一本人民文学出的高中必读书中的《西厢记》上面很清楚这里简要讲一下西厢记最早的故事雏形是唐元稹的《莺莺传》，这个唐传奇在当时就十分有名，开了中国才子佳人故事的先河。但故事的结尾张抛弃了莺莺，故事不是十分完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评价张生是“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后又有金元之际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尚不是典型元杂剧）结局作重大改变，张生和莺莺得以结合，为一喜剧结局。后来被王实甫的《西厢记》所沿袭，“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成为了西厢故事中最深入人心的结局。一般说起西厢记的结局，就是指的这一种。但故事的矛盾在两个年轻之间展开，还牵扯了因果报恩的思想爱情上还不纯洁。 真正达到顶峰的是王实甫的《西厢记》，文辞优美，五本二十一折的结构宏大，故事去除了原来因果报恩的思想。剧本更加臻善。主要矛盾也转移到了两个年轻人和老夫人之间。此剧影响甚光。明带刊本有49种。西厢记在明代有很大影响，流传很广。对这个故事也就产生了许多改编本，如《翻西厢》，《锦西厢》，《东厢记》之类。都对故事做了改动，结局也就不同。有张生落第，莺莺终嫁郑桓的；有张生看上红娘，莺莺吃醋，经过周折双美并嫁的；有张生大彻大悟，意识到私情不对，终于痛改前非得升仙界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都思想拙劣，境界庸俗。所以很少被人接受。 明代人对《西厢记》的第五本，也就是描写大结局的那一本颇有争议，认为与前四本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艺术水平也大大不如，所以不少人认为《西厢记》应该在第四本结束，以“草桥店梦莺莺”为结局，则张生在离别莺莺，上京赶考的路上做了一个梦，把以前欢会的场景重演一回，后以梦醒之空幻为结局。最早在版本上做出这种改动的是《六幻西厢》，即以“草桥惊梦”为结局。后来，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也力主到第四本为止，但他并没有删掉第五本，仍予以保留。清代以来，金批西厢一直是最为流行的西厢记本子。所以这种结局也很有影响。 不过，以上只是针对文学本而言。从西厢记的表演上来看，自明代北曲西厢记已经不能演出，广泛流行的演出本是李日华的《南西厢记》。这个本子虽然在曲白和体制上对王实甫的西厢记有所变动，但在故事内容上变化不大，结局依然是大团圆的。所以，以后舞台上演出的西厢记仍然是大团圆的结局，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样的。 西厢记还被改编成不少地方戏曲，但这种大团圆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田汉写有京剧《西厢记》，在曲词上大量采用北西厢，结局则变为张生落第，老夫人不肯允婚，莺莺与张生遂一起出走，“反封建”的意味颇浓，恐怕也是当时时代思潮的反映吧。总接来说，西厢记是按 唐传奇 改元杂剧 改明清小说走的。和其他故事很像。（水浒传也是有元杂剧）
打那么多字不累吗，还是你用的别的办法？
在我读过的书里我最喜欢《西游记》,因为这是明代着名的文学家吴承恩写的.我不仅仅喜欢里面精彩绝伦的神魔武打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还喜欢这本书给我们做人的启示.自从我读懂这本书的时候,我受益匪浅,知道了人处于社会该如何做人的方法. 要想剖析这本书的内涵,就要找到一只眼睛——分析故事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他们的性格特征以及面对危难时的不同态度. 在这部书里有四个主要人物,转世的金蝉子唐僧,美猴王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卷帘大将沙僧. 唐僧是取经队伍里的领导人物.但是在四个人中他是能力最弱的,甚至还是个累赘.在吴承恩的笔下并不是要褒奖他,而对他是大大的批评了.取经路 上,他显得十分窝囊,每次遇到妖魔鬼怪侵袭,他总是束手无策,吓得滚下马鞍来,次次遇险都需要徒弟来救.只要一离开徒弟,便寸步难行.他没有一双慧眼,即 使妖怪站在他面前他也认不出来.在徒弟正要打死妖怪的时候,他横加阻拦.便酿成了白骨精一战气走悟空的悲剧.唐僧就这样是非不分.但是作为领导人物,他也 有自己的优点——坚定不移,始终坚守信念.明知前方路途危险重重,也要走过去.勇往直前是他最严谨的态度.面对女色的诱惑,他也不动心.对于徒儿,他有时 也能十分细腻的关心.在西天取经的重任上,他是最坚定的人. 唐僧我们是要为他翘起大拇指的.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坚忍不拔,始终如一.对于一件事应该至始至终的做下去,不应该半途而废.即使遇到了危 险要学会勇敢,永不言退缩和放弃.唐僧的缺点是值得警醒的,应该学会自立,不能事事依赖他人的帮助,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面对坏人,要有一双亮 眼,看清他们的面目,不能轻易的相信他们.不能感化的要勇于消灭他们. 孙悟空是我最喜欢的神话人物,他有“斗战胜佛”的称号,说明他十分的英勇善战.是的!取经队伍里他是斩妖除魔的主力.我喜欢他的嫉恶如仇,他的勇敢正直,顽皮与热爱自由的品格.还有他的一双火眼金睛. 孙悟空我们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要有他那样的精神风貌,面对敌人的进攻,勇于挑战,而且是他那样的智慧挑战.斩尽一切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坏人. 做事情,要有孙悟空的果断,说做就做,不要明日复明日般的堕落.以后我们长大了,总要立足社会,就需要一双“火眼金睛”.要看清人心险恶,看清自己的路该 如何走,如何选择正确的路,避免误入歧途,悔恨终身. 猪八戒缺点十分多,好色,贪吃贪睡,逃跑的时候很多.不过他也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取经路上一些脏活累活他都干.与妖精作战的紧要关头,他总会有责任心的留下来顽强作战.他也十分聪明,师父被抓走了,他演绎了一幕精彩的“义激美猴王”,最终救了身陷囚笼的师父. 猪八戒我也要翘起大拇指,对于自卑的人来讲是该好好学习的.在我看的西游记里猪八戒尽是缺点,但是细细看来,优点也很多嘛!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 自己的缺点,也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像猪八戒一样自信的做人,展现自信的笑容,到最后,因为自己的努力得了个净坛使者.所以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终究会取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功. 沙僧我是比较喜欢的,喜欢他的正直憨厚,老实勤恳,任劳任怨,他就像老黄牛一样的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为取经立下了汗马 功劳.我还欣赏他的胸怀与集体的责任感,在取经队伍遇到内讧时他总是当着润滑油的角色,尽力解除师兄弟的误会.尽管他在《西游记》里的戏份很少,但是我我 也要送给他主角一样的掌声. 沙僧的品格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这浮夸的一代少年.我们要学沙僧做人的低调,他的谦虚.因为在这个社会,张扬的人总是会翻船的.与此同 时做人也要像沙僧一样的厚道.因为人与人需要的是信任和坦诚,而不是勾心斗角,只有对别人有一颗真诚的心,自己才会受到众人的欢迎.即使像沙僧一样并不显 眼,但是却在别人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形象. 在《西游记》里衬托正义的当然还有邪恶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妖魔都想吃掉唐僧,但是到最后都被消灭了,这告诉我们邪恶的力量总是胜不过正义的力量.即使再强大,也会被镇压.这同样告诉我们遇到邪恶的力量,只要一直勇敢的斗争下去,到最后,一定会取得一片光明的蓝天. 不过看透了《西游记》,细细品味这些妖怪的的内心与它们的行为,便会与鲁迅先生有同感——神魔皆有情,精魅亦通世故.它们有着人一样的感情.令 我感受最深的是铁扇公主.她为了被擒的丈夫牛魔王,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把芭蕉扇借给了孙悟空.纵看妖魔,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在亲人面对危险时甘愿舍弃一 切,这就是亲情的力量.所以在我们眼里的那些毫无人性的妖怪其实同人一样也是情感动物,只不过殊途同归,走的路不同罢了! 这是《西游记》里隐藏的最深的一点.当我读懂它时,便能知道这个世界最广阔的是人性,是人的情感,是本质最美好的亲情.亲情能够战胜一切,就像 铁石心肠的铁扇公主为了亲情能够放下妖魔的仇恨.这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纵然还有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但他们的本性并不坏,不能一味 的用强制手段来使他们变好.要用人类最美的情感去感化他们的心,才能把我们这个社会建设得更好,更和谐. 读了《西游记》感慨颇深,有勇敢顽强的正义者,有普度众人的神佛,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其中一些有血有肉的东西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读懂的.一本书的 灵魂就是能否给人读书的启迪.而我最喜爱的《西游记》给了我最大的人生启示,让我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生存下去,既不影响他人,也不伤害了自己.我 相信这本流传了几百年的《西游记》,经过我的不断阅读还会给我带来新的人生启示呢!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 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 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而且，这里的人物也给现代管理学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价值。
西游记论文 你懂的，以下省略８０００字．
提到《西游记》大家肯定能将其中的一些片段记得滚瓜烂熟，我也一样，再一次拿出那本在书架上已微微发黄的《西游记》，爱不释手，道一杯香茗，没翻开几页，随着吴承恩爷爷的精彩描绘，就被其中的情节给吸引住了。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作者罗贯中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孙悟空那种正义大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 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 师傅唐僧，虽说没有孙悟空的本领、猪八戒的活络、沙僧的勤快、白龙马的脚力，但他品行端正，会念真经，不怕“千刀万剐”，有坚定的信念；沙僧和白龙马虽说没有什么大本事，但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心当好后勤，不好出风头。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愧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从大的结构上看，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回至第八回是第一部分，主要写了孙悟空出世、拜师、大闹天宫，这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热闹非凡，孙悟空上天入地好一顿折腾，将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第八回至第十二回是第二部分，主要写了唐僧的出身及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最后一回是第三部分，主要写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个徒弟，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 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 但我认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而且，这里的人物也给现代管理学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价值。希望采纳
西游记论文 你懂的，以下省略８０００字．
荒原行走的回答太繁琐。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吴承恩年谱》、《交游考》、《论著杂事考》）（ 刘修业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8．5 ）， 《<西游记>： 16世纪中国小说前史之研究（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ndent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nese NoveL）》 （杜德桥（Glen Dubridg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 《印度文学在中国》（ 季羡林） 这几本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