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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论文##中学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报告**中心中学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学校是一个特别的场所，担负特别的职能，加强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一、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1、学校的腐败是后果最为严重的腐败学校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人，造就人。如果这个过程腐败，造就“一项豆腐渣工程；那么，塌下来的就不是单纯的一栋高楼大厦，不是一座防洪大坝，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运。因此，曾有人说，学校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损失与后果最严重的腐败。所以，我们必须从民族强盛安危的高度，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在我国社会并存。各种观念碰撞和利益摩擦逐渐增多，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样化，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可低估，而且确实有学生较深地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的影响。各种腐败现象对青少年尚不成熟心灵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地冲击，这不仅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而且也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埋下危机。2、学校党风廉政建设面临严峻的形势学校是传播知识和传承文明的“圣地”，一直以来被人们誉为“一片净土”，但这些年来早已经是“净土不净”了。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很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相当普遍，甚至泛滥成灾。这些情况和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就是其中最突出的症结。许多人包括部分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对学校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既不同于政府机关，也不同于经济单位，涉及的权益范围有限，没有产生腐败的条件，认为在学校讲党风廉政建设完全是“小题大做”；有的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具体要求不明确，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或者是领导干部的事，对本职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原管、不敢管；有的认为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才是硬指标，党风廉政建设是软任务，口头上讲重要，行动上往往做不到，自以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心存侥幸。二、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特点1、层次性。一是学校领导的廉洁从政建设，以模范行为影响教职工。二是教师的廉洁从教建设。崇高的师德师风是廉政廉洁之风的基础。三是学生的廉洁意识教育。2、互动性。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多维双向互动的特点，一是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与社会保持一致，保持沟通配合；二是学校与学生的互动，要在抓好学校领导、老师、学生廉洁教育的基础上，注意创造促进互动的平台和机会，如组织学生干部、团干、少先队干部积极对学校进行民主监督，监督“校务公开”及廉洁从教情况；三是学校与家长的互动。3、整合性。强化校园廉政文化的建设，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必须融入学校的办学思想、价值观念、学校作风与传统、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等各项内容之中，使廉政文化成为学校文化的深厚内蕴；强化学校廉政建设和学校管理、学校德育有机结合。三、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1、突出一个中心突出一个中心就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始终作为“创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基础。教育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特征的体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来理解我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实践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就是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必须把贯彻执行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作为一项根本任务，要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实现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保障措施抓紧，抓好。当前，学校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是通过教育行风、工作作风、师德师风以及党员干部廉洁勤政的表现所反映。学校的党风关系着学校的教风，党员干部的表现对教职工群众必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把“办人民满意教育”与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相结合；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与抓党风、带教风、促学风联系起来，避免孤立地搞活动、讲形式。2、搞好两个结合搞好两个结合，就是把抓党风廉政建设与师德师风教育活动相结合，就是把抓党风廉政建设与廉洁文化进学校活动相结合。去年上半年，我们结合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其中。要注重教育和帮助教职员工深刻认识教师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用正反两方面典型警示每一位党员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努力保持先进，做到为人师表。3、完善三个机制一是完善学习教育机制。政治理论学习，应该作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帮助教职员工特别是党员干部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二是完善管理机制。通过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来规范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三是完善监督机制。首先是落实群众监督机制，凡涉及学校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涉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涉及重大基建维修、经费开支都需经过教代会讨论通过或征求群众意见；其次是完善对人、财、物的监督管理机制，学校的各项重大开支及评职、评模、晋级，必须接受群众监督，凡财、物的使用与经费的支出必须坚持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办法，规范操作、相互制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保证学校的稳定发展。4、落实“四无”要求一是落实工作无任何差错的要求，严禁不规范的工作行为。要把“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作为抓手，完善《教师职业规范》，规范教师教书育人的言行；健全《教职工考勤制度》，规范教师的工作纪律和工作时间；建立《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规范学生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言谈举止。二是落实领导与党员模范带头的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落实教师无失德现象的要求，强调教师教书育人，言传身教，用规范的管理条例检查考核师德行为，推进教师用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影响学生。四是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要求，强调把廉政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把德育教育与遵纪守法、诚信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学生迎难而上、百折不挠，培养学生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劳动本色，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总之，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重大，意义深远，且工作异常艰巨复杂，学校始终必须高度重视，积极落实，认真深入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学校事业持续快速地发展。
党的领导确保依法治国方向正确，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法治的确立都不是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建立起来的，任何国家法治的成功都不是自然而然到来的，必须有一个坚定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行集中部署。倘若一个国家处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状态，她的法治要么是不健全的，要么是徒有法而令难行。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进行法治建设，更需要有自上而下坚强统一的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形成举国上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创造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要”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空泛的口号，这是历史给出的结论；就好比数控滚齿机维修一样，没有维修员正确的维修方式不可能弄得好的，所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不是空洞的说教，这是现实给出的答案。对比昨与今，没有人能否认，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而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坚持依法治国必须首先坚持党的领导。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地位。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只有明确二者的关系，才能确保法治建设有序推进。《决定》强调党的领导地位，不只是给了权利，也确立了党要履行的义务。一方面，要把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这就需要党在领导立法的同时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对此，我们要多宣传、会宣传，让干部群众明白“所以然”，更清楚“之所以然”。要实现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统一。党的领导决定依法治国成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具体推进中，要把握好三个“统一”：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很明确，坚持党的领导绝不是要“越俎代庖”、以党代法，而是通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奉法者”。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最建议：身有正气，不言自威其他A:有公德乃大，无私品自高B;公以至仁，正以尽义， 廉以树威，明以立信。C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D多植荷花塘自清， 勤反腐败政自明E勿以官小而不廉，勿以事小而不勤F贪一时，毁一生 /贪欲无度，牢狱自筑G污泥不染为尊，清正廉明为贵下面是以前写的廉政作文提纲，仅供参考廉政建设面面观1、廉政是执政之基，说下党的政策列举：朱元璋铁腕治国，以廉政为基础，可举例2-32、廉政民众心声，服务人民朱镕基，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等等说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面对的种种难度，说下廉政文化教育从古至今一直受国家重视，一直是民众的呼声。3、说下现在社会中，现存的一些贪污XXXXXXXXXXX等等情况，已经困扰民众，说下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4、面对这些情况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成长环境、有助于净化社会环境，培养良好习惯、建立和谐设备必要的手段和方式5、可再说下有可能面对加强廉政方面的种种困难 望采纳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建议：身有正气,不言自威其他A:有公德乃大,无私品自高B;公以至仁,正以尽义,廉以树威,明以立信.C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D多植荷花塘自清,勤反腐败政自明E勿以官小而不廉,勿以事小而不勤F贪一时,毁一生 /贪欲无度,牢狱自筑G污泥不染为尊,清正廉明为贵下面是以前写的廉政作文提纲,仅供参考廉政建设面面观1、廉政是执政之基,说下党的政策列举：朱元璋铁腕治国,以廉政为基础,可举例2-32、廉政民众心声,服务人民朱镕基,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等等说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面对的种种难度,说下廉政文化教育从古至今一直受国家重视,一直是民众的呼声.3、说下现在社会中,现存的一些贪污XXXXXXXXXXX等等情况,已经困扰民众,说下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4、面对这些情况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成长环境、有助于净化社会环境,培养良好习惯、建立和谐设备必要的手段和方式5、可再说下有可能面对加强廉政方面的种种困难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党风廉政建设个人总结 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上级行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现结合本人的实际将一年来个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了自觉执行党风廉政规定的自觉性。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去年底新修订的三部金融法律和行政许可法开始施行，今年初《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继颁布实施，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党员干部队伍亟待解决问题的十种表现、中央纪委提出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及人民银行“十个严禁”、“三个不准”的规定，对切实抓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一年来我加强学习，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思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修养，与党中央和上级行保持了一致。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班子集体领导作用。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班子和群众的积极性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抓党风廉政中一是坚持以身作则不讲特殊，不把自己置于特殊地位。凡是重大决定都由集体讨论后执行，没有个人说了算的现象；二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贴近群众心声，特别是一些好的建议尽可能采纳；三是多与班子通气，多与班子成员沟通，增强透明度，充分发挥班子的凝聚力共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在干部公选、再贷款审定、大宗物品采购、基建招投标等的管理上，建立了较完善的实施细则，强化了监督，有效的防止了不正之风的产生。
三、廉洁自律，保持共产党员本色。按照中纪委和上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对照各项规定：1、没有收受过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2、没有到任何单位和企业报销过属于自己支付的费用；3、没有违背“十个严禁”、“三个不准”的规定；4、没有拖欠公款、将公款借给亲友或违规到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5、保持了艰苦朴素，没有奢侈浪费和到过高档娱乐场地消费活动；6、没有驾驶公车，用车实行了报告制度。
总之，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和个人廉洁自律方面，我严格执行了有关的制度规定，确保了支行无大案要案发生，无一人一例不廉洁行为，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我要继续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坚持不懈地抓好全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争使全行工作跟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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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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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 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 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 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本文来源于大秘书-www,,找范文请到百分百文本网]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 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 柏瑞奥(Gibson Burrell)和摩根(Gareth 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 一、解释的需要 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 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 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 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 Mead)和泰勒(Steven 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 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 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 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 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 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 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 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go-vern-ment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 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 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 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 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 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 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 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 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 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 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 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 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go-vern-ment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go-vern-ment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 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 四、结论 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摘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括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转化等全过程，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它具有以下十个特征：产业形态知识化、资产投入无形化、市场全球化、经济信息化、产业构成服务化、知识资本化、发展可持续化、设施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教育终身化。处于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管理思想上的巨大变革。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和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接着分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行政管理的信息化、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和行政绩效管理，最后做了总结。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 关键字：知识经济; 行政管理; 知识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 前言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美国近来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 ”的良好发展态势，令世界瞩目。而作为知识经济的子学科“知识管理”则是一个更新的概念。虽然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深人研究。但它在当今的行政管理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主要工具和管理模式。 一、知识管理的内涵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1.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1.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2.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 陈俊生. 加速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的高效率和科学化[J]. 领导科学 , 2002,2：4-5. [2] 邓泽宏,何煦,郑丹. 中国政府行政管理如何适应WTO规则[J]. 对外经贸实务 , 2002,3：34-36. [3] 周德民. 略论中国社会福利行政管理的现状与趋势[J]. 科技进步与对策 , 2002,11： 160-162. [4] 李洪仁. 对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J]. 理论与改革 , 2002,1：40-42. [5] 黄海霞.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深化[J]. 了望 , 2002,28：48-49. [6] 张劲松. 政府知识管理: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 2002,7：53-55. [7] 吴瑞坚. 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变革趋势[J].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 2000,3： 62-66. [8] 欧日瑶. 知识经济的来临与行政管理科学化[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 2000,3：26. [9] 吴端坚. 知识经济时代行政管理的变革趋势[J]. 党政论坛 , 2000,9：29-31. [10] 姜琦. 行政管理人才高素质述要[J]. 党政论坛 , 2002,6：37-38.
网上还查不到毕业证书，如果你的其他材料齐全的话，是不会会影响公务员政审的，如果材料不齐全的话，一般是会网上查你的毕业证书的，对你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一般审查你的毕业证书和档案材料（包括盖有当地招生委员会办公室鲜章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报名登记表、考生志愿表、体检表和学习成绩表册、毕业生登记表等）。这些材料如果没发现有问题的话，一般不再在网上查的。如果发现有疑点，那肯定上网查的。
政审一般不会审查到毕业论文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可以致电招考单位咨询下。政审指政治审查。政审工作一般应由基层党组织负责进行。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可以派党员前去调查，也可以发函请有关单位的党组织协助调查。有些政审工作，由于情况特殊，也可以由上级党组织负责进行。政审的内容和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有不同的要求。当前发展党员进行政审的主要内容应是：入党人本人的政治历史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情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表现等。
从他的书目就可以知道可以从什么地方写了吧要是需要帮忙写，就咨询下 QQ 924347849第二章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发展…………………………(30) 一、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产生与扩展……………………………(30) (一)西方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30) (二)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演进过程………………………………(35)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产生与实施……………………………(46) (一)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46)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51) (三)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实施与成效……………………………(56) 第三章公务员制度的指导原则…………………………(62) 一、中西公务员制度共有的指导原则…………………………(62) (一)公开原则……………………………………………………(63) (二)公平原则……………………………………………………(66) (三)公正原则……………………………………………………(70) (四)法治原则……………………………………………………(72) 二、西方公务员制度特有的指导原则…………………………(74) (一)政治中立原则…………… ……………………………… (74) (二)两官分途原则………………………………………………(78) (三)分权制衡原则………………………………………………(81) 三、中国公务员制度特有的指导原则……………………… (84) (一)四项基本原则………………………………………………(84) (二)党管干部原则………………………………………………(85) (三)民主参与原则………………………………………………(87) (四)德才兼备原则………………………………………………(88) 第四章公务员制度的制约因素…………………………(91) 一、政治行政生态环境的制约…………………………………(91) (一)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制约……………………………………(92) (二)组织结构与行政运作的制约………………………………(96) 二、经济生态环境的制约………………………………………(100) (一)公务员规模受经济发展的制约…………………………(101) (二)公务员行为受经济条件的影响…………………………(103) (三)公务员待遇受经济条件的制约…………………………(105) 三、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109) (一)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110) (二)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116) 第五章公务员的人事分类制度…………………………(121) 一、人事分类的类型划分………………………………………(121) (一)政事分类…………………………………………………(122) (二)品位分类…………………………………………………(126) (三)职位分类…………………………………………………(128) 二、西方公务员的人事分类制度………………………………(134) (一)英国………………………………………………………(134) (二)美国………………………………………………………(137) (三)法国………………………………………………………(139) (四)加拿大……………………………………………………(141) (五)日本………………………………………………………(143) 三、中国公务员的人事分类制度…………………………… (145) (一)分类的原则………………………………………………(145) (二)分类的特色………………………………………………(147) (三)分类的方法和内容………………………………………(151) 第六章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 (156) 一、公务员权利与义务概述……………………………………(156) (一)权利与义务的内涵………………………………………(156) (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161) (三)规范权利与义务的意义…………………………………(165) 二、西方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 (167) (一)西方公务员的权利………………………………………(169) (二)西方公务员的义务……… …………………………… (173) 三、中国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175) (一)主要特色…………………………………………………(176) (二)中国公务员的权利………………………………………(177) (三)中国公务员的义务………………………………………(180) 第七章公务员的职务管理…………………………… (184) 一、公务员录用制度……………………………………………(184) (一)西方公务员的录用制度…………………………………(184) (二)中国公务员的录用制度…………………………………(194) 二、公务员考核制度………………………………………… (196) (一)西方公务员的考核制度…………………………………(196) (二)中国公务员的考核制度…………………………………(202) 三、公务员任免制度……………………………………………(204) (一)西方公务员的任免制度…………………………………(204) (二)中国公务员的任免制度…………………………………(210) 四、公务员培训制度………………………………………… (212) (一)西方公务员的培训制度…………………………………(212) (二)中国公务员的培训制度…………………………………(219) 五、公务员纪律与奖惩制度……………………………………(221) (一)西方公务员的纪律与奖惩制度…………………………(221) (二)中国公务员的纪律与奖惩制度…………………………(228) 第八章公务员的权益保障…………………………… (231) 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231) (一)西方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233)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243) 二、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 (246) (一)西方公务员的退休保障制度……………………………(247) (二)中国公务员的退休保障制度……………………………(254) 三、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 (256) (一)申诉与控告的意义………………………………………(256) (二)西方公务员的申诉控告制度……………………………(260) (三)中国公务员的申诉控告制度……………………………(264) 第九章公务员的管理体制…………………………… (267) 一、公务员的管理体制概述…………………………………(267) (一)公务员管理体制的类型划分……………………………(267) (二)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设置原则……………………………(271) 二、西方公务员的管理体制………………………………… (274) (一)西方公务员管理体制的构成……………………………(274) (二)西方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设置……………………………(276) 三、中国公务员的管理体制……………………………………(288) (一)中国公务员管理体制的构成……………………………(289) (二)中国公务员管理机构的设置……………………………(291) 第十章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势…………………………(297) 一、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趋向………………………………(297) (一)指导原则趋向灵活………………………………………(298) (二)分类制度趋向融合………………………………………(304) (三)运作机制趋向适用………………………………………(308) (四)管理体制趋向混合………………………………………(317) (五)法律体系趋向完备………………………………………(320) 二、完善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构想………………………………(321) (一)完善分类制度的构想……………………………………(321) (二)完善竞争激励制度的构想………………………………(326) (三)完善新陈代谢制度的构想………………………………(336) (四)完善考核评价制度的构想………………………………(344) (五)完善工资保障制度的构想………………………………(356) (六)完善监督制度的构想……………………………………(367) (七)改善行政生态的构想……………………………………(375)
公务员考试个人信息论文情况需要如实填写两类：第一类是毕业论文，必填项，第二类是自己发表的其余期刊成果，选填项，如果没有就可以不填。
第一类，在报名时需要填写好报名时的论文进度，题目，指导老师等信息。可以仿照以下的模板填应届生论文情况：
一、已完成论文的考生或者已经毕业的学生，填写模式：论文题目《×××》，论文完成情况：已完成。
二、如果已经开题但是还没完成毕业论文，填写模式为：论文题目《×××》，论文完成情况：撰写中。
三：如果还没有开题，也没有写论文，论文题目等待开题中，论文完成情况：待开题。预计202×年7月毕业完成毕业论文或设计。
第二类，针对自己发表的期刊论文，如果已经见刊发表，填写模式为：论文题目《×××》，于某年某月某日被哪家期刊接受，见刊日期为202×年×月，指导老师和共同作者需要一同写明，如果第一作者不是自己，那可以不写，或者注明自己是第几作者。
后期一旦录取，会复查毕业论文，不能有侥幸心理，如实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