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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分析论文
黄河文化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强烈的感召力、持久的向心力，把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命运与黄河事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分析论文，和大家一起分享。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社会思想文化交流交融较量形势下的新态势，是各个行业领域的思想引导者，发展和弘扬黄河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指导和引领。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弘扬;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作为众多文化中的一种，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社会思想文化交流交融较量形势下的新态势，是各个行业领域的思想引导者。因此，发展和弘扬黄河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和引领。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黄河文化精神内涵的一致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涵盖着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精神领域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
适应发展需要的精神产物
从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变化看，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和开放的进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就迫切需要一种主流观念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应势产生的思想领域领航者，它正是适应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而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团结”是凝聚力、战斗力，是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务实”是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开拓”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知难而进，锐意进取，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实处“;拼搏”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状态;“奉献” 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体现了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黄河文化精神也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发展的需要。二者有着相同的时代精神，对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意识形态的正确指导，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积极的正能量的引导作用。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求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发展和弘扬优秀的黄河文化，是全面深化治黄改革的思想保障，全面深化治黄改革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黄河文化的深层底蕴是我国文化事业的强大支撑，是统筹自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部分。
提升民族和人民精神的支柱
无论是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还是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领域的引领。
2、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赋予了黄河丰富的文化内涵，黄河文化精神承载了黄河的记忆，记录了人类利用黄河、改造黄河、与大自然斗争的宏伟经历，传承了我国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和成就。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黄河文化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黄河文化的精神基础
在宏观上，将黄河文化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黄河精神所提倡的勤劳勇敢、勇于风险、奋勇向前、开拓创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准确的精神实质。在微观上，黄河人都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黄河精神，思想上时刻指导自己，行为上时刻规范自己，才能真正做到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黄河文化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弘扬黄河文化的社会意义
从物质形态的黄河文化看，根据治黄发展的要求，依照“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新理念”目标，开展了一系列黄河水利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在为社会提供水资源、水电以及防洪安全保障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风光各异的黄河风景区，黄河文化在水利建设中赋予了新的内容。从精神形态的黄河文化看，丰富的水利实践推进了治河思路的创新，可持续发展的治河思路和民生水利的理念不断丰富完善，推动了传统水利行现代水利转变的进程。自古至今，有关“母亲河”的传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世画作《清明上河图》等，以及大禹的“疏导”治水方法、贾让的治河“三策”、潘季训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三条黄河”“、维持黄河健康新理念”等治河理念。这些都是黄河文化的人文思想构思与大自然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弘扬黄河文化体现出的作用
一是，体现黄河文化的凝聚和引导作用，黄河文化具有巨大的亲和力、强烈的感召力、持久的向心力，把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命运与黄河事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将事业心和责任心相联系，形成干部职工的精神支柱，营造个人目标和整体目标相融合、思想理念与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工作氛围，激励和引导干部职工自觉地为实现终极目标而奋斗。二是，体现了黄河文化的规范和支撑作用，黄河文化也是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对黄河职工行为无形当中有着一种约束力，引导和约束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行为。通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提高自觉遵章守纪的群体意识、自律意识，增强职工自己的自我规范意识，规范自我行为，充分发挥职工的主观思想和工作作风，不断为治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三是，体现黄河文化的协调作用。黄河文化在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中，起到了良好的协调作用。“天人合一,崇尚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认为人是自然繁育恩养的万物之一，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见证了民族悠久的历史，虽然饱受风霜，历经磨难，但仍绵延不绝。这就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作用所在。作为黄河人，我们要不辱使命，发挥好黄河文化的协调作用，坚持人和自然和谐，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妥善化解各种矛盾，促进职工的身心健康，增强职工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和信任，团结一致，集思广益，不断探索，使治黄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3、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黄河文化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导全国各行各业、全体公民的核心价值体系，黄河职工应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黄河文化研究的全过程，把大力弘扬“团结、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断为黄河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想活力和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推动黄河文化健康和谐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
在确立治黄发展目标、谋划发展规划、出台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治黄实践中，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在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行政许可等治黄工作中，要符合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中
把弘扬“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抓手，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防汛抗旱、工程建设与管理、水资源管理等各个岗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诠释黄河文化精神。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在多元多样多变的价值观念中，在”治河为民、人水和谐 “的治黄实践探索中，不断审视人生目标、明晰发展愿景和锻造意志品格，做弘扬黄河精神的带头人、践行者。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黄河文化建设上
大力推进黄河文化发展和繁荣，充分挖掘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优秀黄河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不断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建设、管理和保护，多角度加强黄河文化研究，夯实黄河文化理论基础，加快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行业特色的黄河文化体系。充分发挥黄河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在黄河文化创作、服务和活动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黄河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弘扬和建设黄河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只有不间断对黄河文化的探索，才能使黄河文化的建设蓝图更加宏伟，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更快地促进各项治黄事业的良好发展。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
关于黄河问题的思考论文
摘要： 黄河的问题十分复杂，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内容。研究黄河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课题。本文试图针对黄河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由社会层面向技术层面进行审视和思考，着眼于研究视角而不是解决问题。思考的基点是：黄河需要长治久安。长治久安首先是国家意志应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治久安是一个过程，只有长治才有可能久安；黄河的稳定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充分体现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治理黄河要与时俱进。以往治黄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现实黄河问题的解决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人类战胜自己的能力。
关键词： 黄河问题治理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既未从事过治黄专业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未从事工程技术实践工作。本文仅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黄河的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相终始的。早在大禹治水的时代，以抵御黄河水害为标志，先民们就已经树立了强烈而持久的水患意识，治理黄河成为古代中国人民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缩影。九曲黄河百折不回，是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精神的象征；数千年治理黄河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奋斗、智慧和能力的真实写照。古代形成的治河思想和大量典籍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的水患、变迁和水资源的利用等问题，萦怀于历代统治者，影响甚或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治理黄河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有力体现，黄河的长治久安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不懈的追求与期盼。
黄河这个“中国之忧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一方面现代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使洪水为害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和缓和；黄河正在用其有限的径流量，以极大的限度支撑着中国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资源用水防线。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黄河总的自然形态和基本演变规律的不可主导性，洪水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特别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稳定，水灾害的内涵、特点和意义亦有新的变化。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水资源保障供给矛盾的涌现，又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都潜在并产生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今日黄河之忧患，表现的是它可贵的贡献之后对人类的自然索取和迫切期望。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决不只是某一领域的问题，蕴含着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课题。
黄河需要长治久安，因为黄河的稳定是区域稳定的前提。翻开中国地图，很容易发现黄河的位置。审视一下黄河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可能影响到的区域，大概正是中国的东南部与西北部的交汇地区，即中国经济文化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过渡区，这种地理位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黄河在这一区域的兴利，将转化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又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产生一种“屏障”效应，这对实现国家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是极为不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到21世纪中期，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江河治理开发程度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黄河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
一、关于黄河防洪问题
防御黄河洪水无论过去或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黄河问题中第一位的问题。黄河洪水灾害主要是在下游。70余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几乎全部集中于黄河的中上游，而下游是一条上宽下窄、绵延八百公里的“悬河”，这种河流形态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大江大河中仅有的。洪水在短时间内大流量、强冲力、长距离由平原地区“悬河”入海，十余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数千万人口面临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防洪难度及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洪水，泛滥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是其他河流洪水不可比拟的。1938年花园口扒决形成的黄泛区，至今仍是中国贫困的地区之一。对黄河洪水灾害的评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如对人文环境、社会进步、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影响的研究等。单纯以经济的、区域的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是很不够的。
黄河下游防洪存在的问题较多，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对中常洪水进行再认识。所谓中常洪水，是一个从预见期上界定的概念，表现为流量特征上区别于大洪水和中小洪水。中常洪水对黄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输沙入海、冲蚀河道和稳定河槽；二是下游补源，满足环境和生态用水需求。从历史上来看，黄河下游每一个大的河道演变周期，都是一个河道逐渐淤高、河口抬高延伸的过程，也是纵向比降趋缓而横向比降增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孕育了非常洪水发生河道变迁、中常洪水三年二决泛滥的结果。现行河道维持100多年后，长时期安澜的今天，1996年8月中常洪水情况下出现的下游异常高水位和行洪过程，提醒人们应当对中常洪水进行重新认识。中常不常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仅仅以预见期和流量界定、区别和认识黄河可能发生的洪水是不客观的，相对而言水位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游荡性河道内洪水小流量、高水位漫滩可能无序性演进，河道工程功能大大减弱，进而出现河势急剧变化危及堤防安全。因此，对黄河洪水尤其是中常洪水不能只进行一般意义的水文分析。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建立起高效、精确的监控体系，对河道形态时空变化、洪水演进等实施即时监测和控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其次是通过对中常洪水的再认识，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对黄河下游构成威胁的已经主要不是大洪水而是高水位。因此，对非常洪水和中常洪水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小浪底水库防洪效益与运用方式等相关问题，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再认识。特别是中常洪水可能出现的问题，使我们对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非常洪水以往的概念和意义，显然需要有新的理解和评价。
三是分滞洪的问题。分滞洪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在与洪水抗争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并已为防洪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人类与洪水的斗争也是人与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黄河分滞洪区（包括滩区）日益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愈来愈让人不得不思考这一能动的策略性防洪措施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仍将运用分滞洪区。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牺牲某一区域长远的、整体和根本的利益，与长治久安的概念是越来越不相称的，发展地看不应是首选的策略。因而积极谋求新的策略和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黄河下游改道问题
河道稳定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提，也是实施治黄策略的先决条件。伴随着洪水泛滥下游发生改道的可能性，是谋求长治久安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比较乐观和一致的看法是现行河道还可以维持几十年时间，如果考虑到中游水库的拦淤调控运用，尤其是进行科学的调水调沙实践，现行河道稳定百年似乎是可能的。人民治黄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进步、政治稳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战胜1958年和1982年实测大洪水的成功实践和目前较完备的工程体系，以及可依赖的国家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下游河道可以维持百年稳定的观点是成立的。考虑到黄河下游河道“悬河”善徙、上宽下窄以及比降和输沙能力不平衡等河道变迁自然因素，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滩区人类活动等因素，现行河道维持百年稳定无疑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而脆弱的百年稳定与长治久安也未必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对黄河下游改道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应当是共识：即黄河下游改道指的是下游河道某一基点开始，长时间较为稳定的流路变迁，并对相关区域的地理社会环境产生显著影响。由此我们想到河口三角洲的流路问题，它是针对黄河入海问题而提出的。黄河与其他入海河流不同，多沙特性决定了河道在三角洲地区因淤积抬高周期性地变化频繁。黄河三角洲的面积和河道长度在增加，河道变化的起点也极可能上延。河口抬高是河道变迁的主要诱因之一，河口地区的河道演变是整个下游河道变化的反射，并对下游河道整体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时期或历史地看，黄河河口地区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与目前本地区的环境、资源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矛盾，决定了黄河河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流路概念所能容纳了的。对河口的治理，不能只从河口流路这一专业层面去认识。若把河口流路问题上升为下游改道层次加以认识，由此得出黄河下游潜在着较大改道可能性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对黄河下游改道可能性的分析，令我们至少应增强治黄的紧迫感，并表现出更大的能动性。
三、关于黄河泥沙问题
黄河为害的根本症结是泥沙问题。异常的泥沙含量和淤积、冲蚀，不仅给防洪带来极大的困难，大大加重了洪水灾害后果，长期的河道淤积又构成了下游改道的可能性。同时也给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许多问题。目前黄河泥沙的处理主要的还是依靠河水（主要是洪水）携沙入海，这显然是以浪费大量可贵的水资源为代价的。已付诸实施的工程和技术措施，包括水库拦沙、放淤改土、淤筑堤背和挖沙疏浚等，只能是延缓泥沙的河道淤积。泥沙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控制，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是一项恢宏而艰巨的国土整治、生态环境工程，因其直接减少泥沙入黄而成为治黄体系中的治本部分，受到现代治黄的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的工程、生物和农业等措施是相辅相成的，但工程措施有着更直接现实的、基础性的意义。遍布黄土高原的大小水库和坝系等，不仅直接拦蓄泥沙、改变微观地貌，而且直接改善微观生态环境，保证生物和农业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强烈的重力侵蚀状态下，非工程措施显得更为苍白无力；粗沙多沙来源区因人口和环境因素，水土保持治理更有赖于工程措施。可见无论是从国土整治生态建设出发，还是从水土保持减少入黄泥沙来看，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都应是第一位的。这并不否认生物等措施的最终根本性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经济效益对水土保持的反作用会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我国进入WTO后农业的变化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应进行专题研究。尽管水土保持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效，入黄泥沙也有明显的减少，然而水土保持巨大的经济和科技投入，特别是缓慢的时效性、复杂的历史社会、人文背景因素，不能不令人感受到黄河问题的复杂与深沉。黄河不可能变清，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开始于地质时期，黄河演变的背后是自然的演变过程；黄河不需要变清，通过水土保持配合水沙调节实现有效的控制，对黄河而言也许就是治本的唯一途径。
黄河水少沙多的观点，开始是从输沙减淤的角度分析得出的。进而又提出了外流域调水输沙和调水调沙的设想，目的是控制处理泥沙，消除或延缓泥沙在下游河道的淤积。长远考虑，通过南水北调增加黄河水量，更加有利于调水调沙提高黄河干流输沙能力。目前从外流域调水，显然没有利用黄河自身调节解决输沙问题更为现实和经济。调水调沙应当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内容。广义上讲，人为径流变化形成的河道良性水沙运动过程都属于调水调沙的范畴。即将实施的调水调沙应当是狭义的概念，即为调沙而调水，是对水沙运动规律直接能动的反映。这一是要以牺牲相当量的宝贵的黄河水资源为代价；二是对下游河道整治工程有很大的依赖性。综合分析，调水调沙要做到四个同时：一是调水调沙要同时兼顾到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社会用水等，为调沙而调水不应是一个孤立的实践过程。二是调水调沙要与河道整治工程规划和调整同时进行。调水调沙河床与水沙演变规律应在一定的河道整治工程作用范围内呈现，否则，调沙只能是简单的输沙尝试过程。三是调水调沙要与下游特别是河口地区的主动疏浚导流同时进行。下游的疏浚特别是河口的疏浚，对调水调沙实践有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四是远期南水北调参与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方式和有关技术问题，要同时提前进行研究。调水调沙不是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唯一的手段。我们需要的应是：宏观上目的性很强、微观上多目标的、综合有效的调水调沙措施，亦即科学化、系统化的调水调沙实践。
四、关于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问题
前边已经谈到，最早设想从外流域调水解决黄河水少沙多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从长江上游调水入黄河，即相当于现在的西线南水北调。目前的南水北调已经成为国家调整南北方水资源不平衡，解决北方地区缺水状况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规划。试想，如果黄河的年径流总量能够增加一倍（相当于长江的十分之一），即由现在的50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1000亿立方米以上，那么南水北调规划也许就要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在南水北调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水资源的.供应不足，也意味着南水到达黄河也就完成了北调，事实上西线南水北调正是这样一个概念。
承认黄河与南水北调以上的关系，就不能把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加以理解。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直接入黄，而东、中线工程也不是“穿黄”而是“会黄”。首先是南水北调与黄河的互相调节和补位。目前承担黄河下游调洪任务的天然的东平湖，以及与东平湖有联系的其他湖泊和运河水系等，本身就是东线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干流及其水利枢纽体系，更是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中游干支流已建和将建的水利枢纽工程，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调节能力和调水效率，也应起到巨大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其次是黄河下游大规模的调水、供水和灌排系统的潜力，应当承担北调水资源再分配和利用的任务。同时，外流域调水也形成了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有利态势。可见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无论是西线、中线和东线，都与黄河有着直接的甚至是依赖的关系，也可以讲黄河是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从水资源层面上来看，黄河与南水北调应当是叠加和补位的关系；从黄河的治理层面上来看，南水北调开辟了解决黄河问题的新途径。
五、关于黄河水资源利用问题
水资源短缺和洪水并存，亦即水量时空分布不平衡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历史地看，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无论是数量、频率还是灾害程度，都是等量齐观的,一些旱灾的影响和损失还远大于洪灾。只是由于洪水灾害的直接性和为害的直观性，人们往往不把洪灾与旱灾相提并论。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黄河下游断流问题，只是这一特点新的呈现形式。黄河断流意味着泥沙输送海洋的停止，无疑将加大河道的淤积；更为现实的是下游地下水补源中断、湿地减退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而资源性供水还在其次。考虑到黄淮海地区对黄河水资源长期的依赖性，仅仅维持一种不断流的状态（实践证明是可以实现的），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与黄河的地位不相称的。之所以黄河断流在各方面产生了不亚于一次罕见洪水的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与解决黄河断流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解决断流的工作目标应是维持生态用水最低径流量；只有在大于生态用水最小径流状态下才能谈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黄河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和行政等综合手段与措施。黄河的治理开发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对水资源匮乏带来的问题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解决水资源问题要与黄河治理的其他方面同时考虑。
从地质年代上看黄河曾经是一个内陆河流，流域本身应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系统。今天的黄河是历史黄河的发展，维持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就是黄河稳定的重要标志。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也造就了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今天黄河河口及下游湿地生态就是这一生态环境的自然表现。而宁蒙河套地区之所以能够与沙漠抗争维持至今日，与黄河的存在和不懈的滋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让人不能不思考宁蒙地区持续了2000余年的引黄灌溉方式，是否有着更为重要的环境生态意义。目前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过程中，对黄河生态系统的考虑至少是不够的。而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又必须以可靠的水资源保护为前提。从目前黄河水资源污染状况和发展趋势看，未来水质污染极有可能超过水资源浪费，成为与洪水并存的两大水资源损失之一。如果说防御洪水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抗争，那么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主要是体现人类战胜自身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可能更难于前者。
现在实施的黄河水资源调配，主要是借助于中上游水利枢纽工程对水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调节，同时对干流引水进行节制。黄河上最大的水资源损失是丰水入海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即保证下游与河口生态用水前提下，资源性用水以外的入海径流资源。目前只是从排沙和泄洪出发，并未把这部分水资源视为可利用的丰水资源。随着黄淮海地区水资源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科技的进步，应从经济、技术和实践上积极寻求黄河下游这部分水资源的利用途径，作为上中游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配合和补充，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联想到黄河历史上经常性的夺海、淮入海，在调水调沙的同时，可否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下游的丰水，有必要进行一些可行性的研究。事实上目前黄河下游两岸已建和拟建的大量平原水库，正起着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丰水的作用。如果把黄淮海地区持续的水资源需求和地下水补源等因素，与引黄济卫、引黄济津、南水北调等工程和措施相联系，可设想在黄河下游沟通黄淮海水系，并与中、东线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相结合，实现对黄河下游丰水的分流、分沙与利用。此设想如能实现，长期地看南水北调黄淮海用水截流可能会大大减少；黄、淮、海水系径流丰枯可能会得到一种有效地平衡；黄河下游调水调沙与分水分沙等措施并行，必要时亦可为分沙而分水。使水沙得到长时期稳定有效的调节，进而形成稳定的河道。黄河的泥沙，因上拦（水土保持、水库拦蓄）和下排（调水调沙、分水分沙等）而得到有效控制；黄河丰水资源又较为充分地在黄、淮、海地区加以利用。使黄河形成内陆河向海洋部分输沙和生态供水、非常洪水排泄入海的局面，这既是愿望，也有希望。
黄河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长治久安有着新的内涵。防御洪水和解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危机，是黄河长治久安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长治久安的标志。长治久安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只有做到长治才有可能得到久安。防御洪水、稳定和改良下游河道，以及水资源保护利用和流域生态建设的过程，既是长治久安的过程，也是长治久安的途径。调水调沙实践和“数字黄河”等工程的建设，将体现现代治黄的最新水平。目前调水调沙还只是即将进入实验阶段，由实验到真正意义的实践阶段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总体上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实践成果、经验的积累，将标志着在黄河的长治久安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主要参考资料：
1、《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
2、《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月12月第一版作者：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
3、《当代治黄论坛》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作者：黄河水利委员会《当代治黄论坛》编辑组
4、《黄河河防典》黄河水利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主编：岳崇诚）
5、《黄河三百问》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主编：朱兰琴
内容摘要：黄河历史悠久、流域绵长，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典章制度、礼仪信仰、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等。
摘要：黄河的十分复杂，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黄河应该是一个性的课题。本文试图针对黄河相互关联的几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由社会层面向技术层面进行审视和思考，着眼于研究视角而不是解决问题。思考的基点是：黄河需要长治久安。长治久安首先是国家意志应得到充分的体现。长治久安是一个过程，只有长治才有可能久安；黄河的稳定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充分体现社会的进步、的和生产力水平；治理黄河要与时俱进。以往治黄主要体现的是人与的斗争，现实黄河问题的解决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更多地表现出人类战胜自己的能力。 关键词：黄河 问题 治理 稳定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既未从事过治黄专业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未从事工程技术实践工作。本文仅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黄河的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的相终始的。早在大禹治水的，以抵御黄河水害为标志，先民们就已经树立了强烈而持久的水患意识，治理黄河成为古代人民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缩影。九曲黄河百折不回，是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精神的象征；数千年治理黄河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奋斗、智慧和能力的真实写照。古代形成的治河思想和大量典籍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黄河的水患、变迁和水资源的利用等问题，萦怀于历代统治者，甚或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治理黄河一向是国家意志的有力体现，黄河的长治久安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不懈的追求与期盼。 黄河这个“中国之忧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一方面人民治黄的伟大成就，使洪水为害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和缓和；黄河正在用其有限的径流量，以极大的限度支撑着中国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的资源用水防线。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黄河总的自然形态和基本演变的不可主导性，洪水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特别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稳定，水灾害的内涵、特点和意义亦有新的变化。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水资源保障供给矛盾的涌现，又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都潜在并产生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今日黄河之忧患，表现的是它可贵的贡献之后对人类的自然索取和迫切期望。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关系问题，决不只是某一领域的问题，蕴含着更为广泛和深层次的课题。 黄河需要长治久安，因为黄河的稳定是区域稳定的前提。翻开中国地图，很容易发现黄河的位置。审视一下黄河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可能影响到的区域，大概正是中国的东南部与西北部的交汇地区，即中国经济文化发达与欠发达地区间的过渡区，这种地理位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黄河在这一区域的兴利，将转化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灾害和水资源危机，又将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产生一种“屏障”效应，这对实现国家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是极为不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中，到21世纪中期，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江河治理开发程度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黄河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采取积极能动的对策与措施，体现出现代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 一、关于黄河防洪问题 防御黄河洪水无论过去或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黄河问题中第一位的问题。黄河洪水灾害主要是在下游。70余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几乎全部集中于黄河的中上游，而下游是一条上宽下窄、绵延八百公里的“悬河”，这种河流形态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大江大河中仅有的。洪水在短时间内大流量、强冲力、长距离由平原地区“悬河”入海，十余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数千万人口面临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防洪难度及任务的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洪水，泛滥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也是其他河流洪水不可比拟的。1938年花园口扒决形成的黄泛区，至今仍是中国贫困的地区之一。对黄河洪水灾害的评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和系统的思维方式加以认识，如对人文环境、社会进步、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战略影响的研究等。单纯以经济的、区域的观点进行和判断是很不够的。 黄河下游防洪存在的问题较多，最现实的问题首先是要对中常洪水进行再认识。所谓中常洪水，是一个从预见期上界定的概念，表现为流量特征上区别于大洪水和中小洪水。中常洪水对黄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输沙入海、冲蚀河道和稳定河槽；二是下游补源，满足环境和生态用水需求。从历史上来看，黄河下游每一个大的河道演变周期，都是一个河道逐渐淤高、河口抬高延伸的过程，也是纵向比降趋缓而横向比降增大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孕育了非常洪水发生河道变迁、中常洪水三年二决泛滥的结果。现行河道维持100多年后，长时期安澜的今天，1996年8月中常洪水情况下出现的下游异常高水位和行洪过程，提醒人们应当对中常洪水进行重新认识。中常不常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仅仅以预见期和流量界定、区别和认识黄河可能发生的洪水是不客观的，相对而言水位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游荡性河道内洪水小流量、高水位漫滩可能无序性演进，河道工程功能大大减弱，进而出现河势急剧变化危及堤防安全。因此，对黄河洪水尤其是中常洪水不能只进行一般意义的水文分析。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建立起高效、精确的监控体系，对河道形态时空变化、洪水演进等实施即时监测和控制，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其次是通过对中常洪水的再认识，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对黄河下游构成威胁的已经主要不是大洪水而是高水位。因此，对非常洪水和中常洪水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小浪底水库防洪效益与运用方式等相关问题，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再认识。特别是中常洪水可能出现的问题，使我们对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非常洪水以往的概念和意义，显然需要有新的理解和评价。 三是分滞洪的问题。分滞洪区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在与洪水抗争中的能动性和策略性，并已为防洪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人类与洪水的斗争也是人与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黄河分滞洪区（包括滩区）日益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愈来愈让人不得不思考这一能动的策略性防洪措施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仍将运用分滞洪区。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牺牲某一区域长远的、整体和根本的利益，与长治久安的概念是越来越不相称的，发展地看不应是首选的策略。因而积极谋求新的策略和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二、关于黄河下游改道 河道稳定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前提，也是实施治黄策略的先决条件。伴随着洪水泛滥下游发生改道的可能性，是谋求长治久安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比较乐观和一致的看法是现行河道还可以维持几十年时间，如果考虑到中游水库的拦淤调控运用，尤其是进行的调水调沙实践，现行河道稳定百年似乎是可能的。人民治黄半个多世纪以来进步、稳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特别是战胜1958年和1982年实测大洪水的成功实践和较完备的工程体系，以及可依赖的国家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下游河道可以维持百年稳定的观点是成立的。考虑到黄河下游河道“悬河”善徙、上宽下窄以及比降和输沙能力不平衡等河道变迁因素，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滩区人类活动等因素，现行河道维持百年稳定无疑将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而脆弱的百年稳定与长治久安也未必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对黄河下游改道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应当是共识：即黄河下游改道指的是下游河道某一基点开始，长时间较为稳定的流路变迁，并对相关区域的地理社会环境产生显著。由此我们想到河口三角洲的流路问题，它是针对黄河入海问题而提出的。黄河与其他入海河流不同，多沙特性决定了河道在三角洲地区因淤积抬高周期性地变化频繁。黄河三角洲的面积和河道长度在增加，河道变化的起点也极可能上延。河口抬高是河道变迁的主要诱因之一，河口地区的河道演变是整个下游河道变化的反射，并对下游河道整体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时期或地看，黄河河口地区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与目前本地区的环境、资源性和社会发展形成的矛盾，决定了黄河河口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流路概念所能容纳了的。对河口的治理，不能只从河口流路这一专业层面去认识。若把河口流路问题上升为下游改道层次加以认识，由此得出黄河下游潜在着较大改道可能性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对黄河下游改道可能性的，令我们至少应增强治黄的紧迫感，并表现出更大的能动性。 三、关于黄河泥沙问题 黄河为害的根本症结是泥沙问题。异常的泥沙含量和淤积、冲蚀，不仅给防洪带来极大的困难，大大加重了洪水灾害后果，长期的河道淤积又构成了下游改道的可能性。同时也给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许多问题。目前黄河泥沙的处理主要的还是依靠河水（主要是洪水）携沙入海，这显然是以浪费大量可贵的水资源为代价的。已付诸实施的工程和技术措施，包括水库拦沙、放淤改土、淤筑堤背和挖沙疏浚等，只能是延缓泥沙的河道淤积。泥沙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或控制，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是一项恢宏而艰巨的国土整治、生态环境工程，因其直接减少泥沙入黄而成为治黄体系中的治本部分，受到治黄的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的工程、生物和农业等措施是相辅相成的，但工程措施有着更直接现实的、基础性的意义。遍布黄土高原的大小水库和坝系等，不仅直接拦蓄泥沙、改变微观地貌，而且直接改善微观生态环境，保证生物和农业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强烈的重力侵蚀状态下，非工程措施显得更为苍白无力；粗沙多沙来源区因人口和环境因素，水土保持治理更有赖于工程措施。可见无论是从国土整治生态建设出发，还是从水土保持减少入黄泥沙来看，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都应是第一位的。这并不否认生物等措施的最终根本性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经济效益对水土保持的反作用会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我国进入WTO后农业的变化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应进行专题。尽管水土保持工作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取得一定的成效，入黄泥沙也有明显的减少，然而水土保持巨大的经济和投入，特别是缓慢的时效性、复杂的历史社会、人文背景因素，不能不令人感受到黄河问题的复杂与深沉。黄河不可能变清，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开始于地质时期，黄河演变的背后是自然的演变过程；黄河不需要变清，通过水土保持配合水沙调节实现有效的控制，对黄河而言也许就是治本的唯一途径。 黄河水少沙多的观点，开始是从输沙减淤的角度分析得出的。进而又提出了外流域调水输沙和调水调沙的设想，目的是控制处理泥沙，消除或延缓泥沙在下游河道的淤积。长远考虑，通过南水北调增加黄河水量，更加有利于调水调沙提高黄河干流输沙能力。目前从外流域调水，显然没有利用黄河自身调节解决输沙问题更为现实和经济。调水调沙应当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广义上讲，人为径流变化形成的河道良性水沙运动过程都属于调水调沙的范畴。即将实施的调水调沙应当是狭义的概念，即为调沙而调水，是对水沙运动直接能动的反映。这一是要以牺牲相当量的宝贵的黄河水资源为代价；二是对下游河道整治工程有很大的依赖性。综合分析，调水调沙要做到四个同时：一是调水调沙要同时兼顾到下游及河口生态和社会用水等，为调沙而调水不应是一个孤立的实践过程。二是调水调沙要与河道整治工程规划和调整同时进行。调水调沙河床与水沙演变规律应在一定的河道整治工程作用范围内呈现，否则，调沙只能是简单的输沙尝试过程。三是调水调沙要与下游特别是河口地区的主动疏浚导流同时进行。下游的疏浚特别是河口的疏浚，对调水调沙实践有可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四是远期南水北调参与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方式和有关技术问题，要同时提前进行研究。调水调沙不是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唯一的手段。我们需要的应是：宏观上目的性很强、微观上多目标的、综合有效的调水调沙措施，亦即科学化、系统化的调水调沙实践。 四、关于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问题 前边已经谈到，最早设想从外流域调水解决黄河水少沙多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从长江上游调水入黄河，即相当于现在的西线南水北调。目前的南水北调已经成为国家调整南北方水资源不平衡，解决北方地区缺水状况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规划。试想，如果黄河的年径流总量能够增加一倍（相当于长江的十分之一），即由现在的50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1000亿立方米以上，那么南水北调规划也许就要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在南水北调的前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河水资源的供应不足，也意味着南水到达黄河也就完成了北调，事实上西线南水北调正是这样一个概念。 承认黄河与南水北调以上的关系，就不能把黄河与南水北调的关系，仅仅局限于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加以理解。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直接入黄，而东、中线工程也不是“穿黄”而是“会黄”。首先是南水北调与黄河的互相调节和补位。目前承担黄河下游调洪任务的天然的东平湖，以及与东平湖有联系的其他湖泊和运河水系等，本身就是东线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干流及其水利枢纽体系，更是在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而中游干支流已建和将建的水利枢纽工程，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调节能力和调水效率，也应起到巨大的支持和保证作用。其次是黄河下游大规模的调水、供水和灌排系统的潜力，应当承担北调水资源再分配和利用的任务。同时，外流域调水也形成了黄河下游调水调沙实践的有利态势。可见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无论是西线、中线和东线，都与黄河有着直接的甚至是依赖的关系，也可以讲黄河是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从水资源层面上来看，黄河与南水北调应当是叠加和补位的关系；从黄河的治理层面上来看，南水北调开辟了解决黄河问题的新途径。 五、关于黄河水资源利用问题 水资源短缺和洪水并存，亦即水量时空分布不平衡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历史地看，黄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无论是数量、频率还是灾害程度，都是等量齐观的,一些旱灾的影响和损失还远大于洪灾。只是由于洪水灾害的直接性和为害的直观性，人们往往不把洪灾与旱灾相提并论。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黄河下游断流问题，只是这一特点新的呈现形式。黄河断流意味着泥沙输送海洋的停止，无疑将加大河道的淤积；更为现实的是下游地下水补源中断、湿地减退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而资源性供水还在其次。考虑到黄淮海地区对黄河水资源长期的依赖性，仅仅维持一种不断流的状态（实践证明是可以实现的），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与黄河的地位不相称的。之所以黄河断流在各方面产生了不亚于一次罕见洪水的影响，原因也正在于此。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与解决黄河断流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解决断流的工作目标应是维持生态用水最低径流量；只有在大于生态用水最小径流状态下才能谈水资源的利用问题。黄河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手段与措施。黄河的治理开发是一个持续的系统工程，对水资源匮乏带来的问题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解决水资源问题要与黄河治理的其他方面同时考虑。 从地质年代上看黄河曾经是一个内陆河流，流域本身应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系统。今天的黄河是历史黄河的发展，维持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就是黄河稳定的重要标志。黄河造就了华北平原，也造就了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今天黄河河口及下游湿地生态就是这一生态环境的自然表现。而宁蒙河套地区之所以能够与沙漠抗争维持至今日，与黄河的存在和不懈的滋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让人不能不思考宁蒙地区持续了2000余年的引黄灌溉方式，是否有着更为重要的环境生态意义。目前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利用过程中，对黄河生态系统的考虑至少是不够的。而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又必须以可靠的水资源保护为前提。从目前黄河水资源污染状况和发展趋势看，未来水质污染极有可能超过水资源浪费，成为与洪水并存的两大水资源损失之一。如果说防御洪水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抗争，那么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主要是体现人类战胜自身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可能更难于前者。 现在实施的黄河水资源调配，主要是借助于中上游水利枢纽工程对水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调节，同时对干流引水进行节制。黄河上最大的水资源损失是丰水入海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即保证下游与河口生态用水前提下，资源性用水以外的入海径流资源。目前只是从排沙和泄洪出发，并未把这部分水资源视为可利用的丰水资源。随着黄淮海地区水资源危机的日益严重和科技的进步，应从经济、技术和实践上积极寻求黄河下游这部分水资源的利用途径，作为上中游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配合和补充，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联想到黄河历史上经常性的夺海、淮入海，在调水调沙的同时，可否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下游的丰水，有必要进行一些可行性的研究。事实上目前黄河下游两岸已建和拟建的大量平原水库，正起着分流、分沙、利用黄河丰水的作用。如果把黄淮海地区持续的水资源需求和地下水补源等因素，与引黄济卫、引黄济津、南水北调等工程和措施相联系，可设想在黄河下游沟通黄淮海水系，并与中、东线南水北调工程体系相结合，实现对黄河下游丰水的分流、分沙与利用。此设想如能实现，长期地看南水北调黄淮海用水截流可能会大大减少；黄、淮、海水系径流丰枯可能会得到一种有效地平衡；黄河下游调水调沙与分水分沙等措施并行，必要时亦可为分沙而分水。使水沙得到长时期稳定有效的调节，进而形成稳定的河道。黄河的泥沙，因上拦（水土保持、水库拦蓄）和下排（调水调沙、分水分沙等）而得到有效控制；黄河丰水资源又较为充分地在黄、淮、海地区加以利用。使黄河形成内陆河向海洋部分输沙和生态供水、非常洪水排泄入海的局面，这既是愿望，也有希望。 黄河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长治久安有着新的内涵。防御洪水和解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危机，是黄河长治久安的两个重要方面，也是长治久安的标志。长治久安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只有做到长治才有可能得到久安。防御洪水、稳定和改良下游河道，以及水资源保护利用和流域生态建设的过程，既是长治久安的过程，也是长治久安的途径。调水调沙实践和“数字黄河”等工程的建设，将体现现代治黄的最新水平。目前调水调沙还只是即将进入实验阶段，由实验到真正意义的实践阶段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总体上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实践成果、经验的积累，将标志着在黄河的长治久安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主要资料： 1、《黄河水利史述要》 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 2、《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上海出版社1984年月12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 3、《当代治黄论坛》 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作者：黄河水利委员会《当代治黄论坛》编辑组 4、《黄河河防典》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 作者：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主编：岳崇诚） 5、《黄河三百问》 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主编：朱兰琴
生态文明的论文参考文献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生态文明的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参考文献：
［1］林红梅.“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综述［J］.河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92-93.
［2］杨多贵，周志田，陈劭锋.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5（4）：6-12.
［3］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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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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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
［9］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5.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探究：
我市生态禀赋优越，当以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要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探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模式。一方面筑牢沿黄控导工程连接线、黄河大堤、幸福渠及幸福路“三条防线”，大力实施黄河河道与滩区综合修复提升治理工程，实现黄河岁岁安澜，并持续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域内黄河文化，建设黄河国家公园，打造黄河文化标志性旅游目的地，以达到确保黄河安全、改善黄河生态环境、提升经济效益共赢目标。
二要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示范城市。深入践行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加强系统谋划，强化生态保护，聚焦大气、水环境治理、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精准防治大气、水、土壤等污染，统筹推进造林绿化、空气质量、水土环境等全域提升，美化城市环境，将新乡建设为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生态之城。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生态绿色发展，通过构建高端平台，引进尖端人才，掌握核心技术，加强清洁绿色环保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积极推进静脉产业园、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将新乡建设为国内重要的绿色低碳能源基地。
三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渐次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同时结合我市各地特色与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无污染、环境友好、可循环利用的特色生态产业，如生态旅游等，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切实提高农村人民群众收入，让村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要做精、振兴文旅产业，实现文旅产业与生态环境融合有机发展。依托我市独特人文旅游资源，充分挖掘牧野文化、比干文化、书院文化、宰相文化等文化资源，利用我市当地的共工、姜尚、毛遂、张苍、邵雍、孙奇逢等历史名人资源以及史来贺、郑永和、吴金印、裴春亮等先进群体资源，构建新乡文化体系，并将其融入黄河故道、湿地以及南太行山水风光等自然生态资源之中，讲好新乡大地上的“黄河故事”“太行故事”，进行综合深度系统开发，树立我市文旅、生态品牌，培育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原来大家都是西政的，而且选了同一个老师的课
像（地理科学研究）这类的你都可以去找下吧
很简单。其他的三个民族，巴比伦一开始就面对了闪族这样的疯狂的军事民族，这样的民族在早期文明史只会像倒水一样毫无阻拦的淹没军事实力弱小的民族，而且还有赫梯、埃及这样本身就非常强悍的文明围追堵截，更要命的是闪族人最后孕育了波斯文明，而且还没有成为巴比伦的隐性继承人，这样巴比伦是死定了埃及本身过分崇尚神秘论，对于神祗的崇敬带来了高度科学水平之下的可笑愚昧，而且遭遇了努比亚、赫梯和“海上民族”，以及后来的希腊罗马这样的民族的冲击，而且个个都不是善茬印度在十分严重的内耗（比我们更严重，他们的人种已经换了整整一班不说，宗教、城邦、地区，什么都来插一脚，更恶心的是波斯和后来的伊斯兰、帖木儿，乃至唐朝的王玄策，全部都来凑热闹，以至于英国殖民者认为印度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分化的民族），而且矛盾太多，同样处在高度文明的可笑愚昧之中，又被大海、森林和高山包围，文化渗透无从谈起……而我们泱泱大国，一诞生就相当成熟，而且周围的民族大多具有强大的文化向心力，所以征服者不乏其人，却只会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如果以华夏人的性格，如果放在两河，也许连五百年也支撑不了吧。总而言之，中华是个桃源仙境，正是因为距离强大的民族很远，才得以生存下来。还有，如果你学历史多一点，中国根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世界学术界眼下根本不承认夏朝和有熊（炎黄时代）是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文明，本身的文化力和经济实力是长期雄霸世界的，而中华文明能够存续，只能用地缘政治学来解释。正是由大漠、大海、大山、大林构成的坚固防线，才将中国文明保存了下来。回答者： 哎呦为公主坟 | 二级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模式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因此，汤因比曾经作这两个模式对比，指出其间的差别之巨，几乎各趋极端：中国走向统一，而希腊始终分裂为多元的列国。甚至马其顿以边陲统一了希腊世界，其统一的格局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后，不旋踵即分裂如故。希腊半岛的地形十分破碎。希腊半岛本身是一片山地，港湾纷歧，半岛的南部是无数的小型半岛。爱琴海中，则岛屿星罗棋布，以克里特(Crete)为外沿，构成一个内海。无论半岛抑是岛屿，港湾四周的陆地不大，可耕地更少，聚落即分布于这些逼仄的湾底小平原及山脚的坡地中。这些聚落对内凝聚为生活共同体。整个半岛被山地割裂为零碎的地区，陆路交通不易，彼此之间以海道相通。为此，早在公元前2000余年时，亦即青铜文化的早期，克里特岛上及希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Mycenae)地区，都已发展了手划桨的船只，以利海上交通，也发展了种植橄榄树取油与种植葡萄酿酒的农业，以取代种植谷类为粮食作物的农业。橄榄油与葡萄酒均有高度的附加值，爱琴海的农业实际是为贸易而生产商品作物，以此营销于安纳托里亚，甚至间接输出到两河与海东地区，换取大陆出产的食粮。希腊文化有海洋的与贸易的特殊属性，遂与中国、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古代文化都大为不同，呈现其先天的特殊基调。克里特文化与迈锡尼文化都曾有过十分光辉的日子。克里特的宫殿，重门复道，号为迷宫;迈锡尼的彩绘陶器，营销于古代地中海世界，至今考古所见实物，仍精致瑰丽，为世所珍宝。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两个古代文明忽然消失。毁灭爱琴海古代文明的原因，或以为火山爆发，或以为外族入侵，或以为气候变化。总之，至今聚讼，未有定论。迈锡尼曾发展B系古字母系统，现在已得解读。由这些B系文字的记录看来，迈锡尼曾有十分发达的商业。B系文字记录中，主要是表示所有权的印章及账目，却没有文字与历史记载。文字记录留下不少商品名称，不少专职人员的名称，也提到不少专业的技工。然而，文字出土不多，只在少数几处似是宫室的遗址中有之。凡此迹象，似可解释为迈锡尼曾有过相当有效率的管理系统，独占其经营贸易。这一特色，大致在后来的古希腊文化中也保持不失。迈锡尼文化崩解之后，古希腊世界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所谓“黑暗时期”(前1150—前750)。这一段的历史，甚至不能由考古学获得足够的线索，以充分重建其社会与文化面貌。所幸，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虽是以不同时代的素材压缩为史诗，至少仍有一些“黑暗时期”生活的鳞爪。希腊因其地形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的区域。每一个区域之内有若干村落，或在海港，或在战略的要害地点，结合邻近的村落，组成一个政治经济的共同体，后来称为城邦。这样一个小区的疆域，大致方圆四五十英里，即使步行，也可在一日之内由中心走到边缘。城邦是自卫的单位，也是维持内部秩序的单位，而城邦居民事奉同一保护神，以建立同群的认同。在经济上，共同体是自给自足的单位，由农耕、渔牧以及贸易取得生活必需的资源。共同体的领袖，大抵是小区中雄杰之士，能以其个人的勇略、智谋或品德取得众人的信服。在史诗中，这种领袖号为君王，然而他们仍须耕作渔猎，一如众人。这是相当简单的小型部落，还谈不上“国家”的政治体制。若与古代世界的埃及与两河地区的大型国家相比，古希腊的情况，毋宁说是相当朴质简陋的。史家通常将公元前750—前338年称为希腊古典文化发展的时期，而又将这四百年的历史，划分为初期(前750—前500)，全盛(前500—前400)及衰败(前400—前338)三期。公元前338年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以武力统一希腊的年代，此后的希腊历史则是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称为后希腊文化时期(前338—前200)，接下去即是罗马代替希腊，主宰地中海世界的时代了。希腊古典文化时期的开始，当由希腊发展了书写文字为其发轫的关键。这一套古希腊文，是以拼音文字书写古代口述的荷马史诗。另一在政治制度上的重要发展，则是希腊的城邦体制。经由前者，古希腊留给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科学与哲学的思维及文学的创作。后者的发展则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及其理念开启了历史上独特的传统，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转化为近代民主理念的理想泉源。在上述二者之中，我们先讨论城邦制度的演化。城邦制度滥觞于黑暗时代的地方共同体，其性质已在上文简略提过。一个城邦通常由几个邻近地区共同体联合为较为大型的政治实体。城邦具有政治、宗教、防卫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多种功能;因此城邦之内有卫城、神庙及市集几个部分。希腊人只要不是奴隶或外邦人，即是某一个城邦的公民。今日西方语言中，政治(Politics)一辞的语根，即是城邦(Polis)。今日政治学教科书上，常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一语。其实，亚氏原意是说，希腊人的生活必在城邦之中，而外邦人和“蛮夷”则没有城邦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城邦的成员，其实并不都是地位平等的自由民;各地区“强人”领袖及其家族是城邦中的贵族分子，而公民之外，有经由掳掠贩买与征服而取得的劳役奴隶，以及不具公民权的游离人口与奴役的附属人口，人数可能不下于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以雅典的人口为例，极盛时有三十余万，但至多只有十六七万为雅典人，其中四分之一(四万余)是公民(亦即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丁)，三万多为外籍人口，而奴隶则不下于十万人。早期的城邦中，那些强家大族挟其奴役人口，是城邦的主宰成分。家族单位(gens)，是地域组织(城邦)的基本单元。但是，城邦政治演变至成熟阶段，政权相当开放，容纳更多中产阶级的公民参政，家族的功能也相对削弱了。雅典在梭伦(Solon)立法改革之后，家族的组织基本上已经消失。然而，在比较保守的城邦，家族往往仍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公元前8世纪中叶，由于人口增殖，而城邦四周的土地有限，不少希腊城邦开始向四周拓殖。拓殖的地区北至黑海，西至地中海中部;而小亚细亚及爱琴海周边，各国城邦更是竞相建立殖民地。殖民地也采城邦的形式，与宗邦之间有联盟的友好关系，却不是“帝国”的属地。此中例外，则是斯巴达;斯巴达人并不热中于四出殖民，却在其邻近地区以武力兼并邻邦，建立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但是斯巴达本身仍保留城邦的结构。也在此时，城邦之内中产阶层开始抬头。在公元前8世纪中末尾以及公元前7世纪的初叶，希腊各邦都编练重装步兵队(Hoplite)。披甲的兵士以密集队形并肩挺进，左手持盾，保护自己的左半面，而依仗邻兵的盾牌掩护自己执兵的右半面。这样的鱼鳞阵，既须动员大量的兵士，又必须有密切的团队意识，始能融千百人为一个同进同退的作战体。重装步兵的装备均属自备，因此只有稍有资产的城邦公民始能参加。基于以上的原因，城邦的中产阶层，因其执干戈卫社稷的功能而取得城邦政治的发言权;多数城邦遂由贵族统治演化为以中产公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许多当世称为“僭主”的政治强人在这一情势下，应运而起，以其领导才能赢取中产公民的支持，夺得政权。在古典时代，雅典、斯巴达与科林多三邦，分别发展为希腊城邦的领袖。雅典的梭伦将雅典改组为民主的城邦，但是只有具公民身份的人始有参政的权利。斯巴达保持王政的形式，但是共同执政的两位国王事实上是作战的司令官;五人的执政团及二十八人的议会是实质的治理机构，由战士(公民)选出。科林多发展商业，以解决其粮食不足的困难。公元前7世纪，科林多的强人依仗中产阶层排除贵族，维持了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城邦政治，达百年之久。不论以上三种城邦政治的差异，希腊城邦的民主取向至今仍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古代典范。希腊城邦最具光辉的事件，当然是在公元前5世纪击退了波斯帝国的攻击。这一连串的事件，最初只是波斯侵掠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希腊本土城邦对于这些小亚细亚殖民城邦的求救，本来只有雅典派遣援军，但波斯却直接攻击雅典。公元前492年的序战，雅典在马拉松一役中取胜，波斯无功而退。公元前486年波斯大举侵犯希腊本土，希腊各城邦联兵应战，波斯海军为雅典所败。公元前479年波斯再度侵犯，雅典和希腊联军与之苦战，波斯海陆均遭败绩。希腊以一群城邦，居然连连获得胜利;其后果，固然是希腊人对于希腊的政治体制十分自信，另一方面则开启了希腊历史上的联盟体制。希腊诸邦之间原本没有任何联盟的组织。四年一度的奥林匹亚大会是文化活动，不具政治色彩。抵抗波斯之役，希腊各邦一度团结御侮，公元前479年战胜了波斯，不旋踵之间，希腊联盟也解散了。斯巴达的军队，急于班师回城，以保护其本国的安全。但是，小亚细亚的诸邦仍在波斯的阴影下;雅典在战争中被焚，难忘波斯的威胁，也势须依仗小亚细亚诸邦犄角前卫。斯巴达军队返国，雅典理所当然成为各邦外御其侮的领袖。这些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周边的希腊城邦遂以雅典为首，组织了底洛斯联盟。参加联盟诸邦，每年在底洛斯(Delos)岛聚会，提出分摊的费用，以维持希腊海军之用。凡有关此事的政策，由参加各邦会商决定，每邦有一票投票权。雅典提供的经费数字最大，并提供雅典海军作为联盟舰队的主干，而且也担任执行联盟会议决议的责任及指挥舰队作战的任务。这样的联盟，正因雅典提供了最大的费用以及负起最大的责任，联盟的事务即使以民主表决，也不可能不是由雅典操纵与主宰。公元前477—前465年，联盟的功能相当成功，波斯舰队于公元前467年被希腊联合舰队击败，希腊不再有波斯侵略的危险。但是，底洛斯联盟已不再是自愿性的组织，一个小邦纳克索斯打算退盟，雅典却以武力逼迫它再度参加联盟。底洛斯联盟实际上已是雅典帝国。联盟盟国分摊的经费，变成缴纳给雅典的贡赋;加盟的城邦丧失了独立地位，被划为五个税区。原先盟国的公民自然分享了雅典帝国的繁荣，然而他们已不是自由的公民。于是，各处的叛变此起彼落，底洛斯联盟的力量，用于对付内部多于抵抗外敌。这一连串变动，由公元前478年开始，经历了四十年之久!雅典劫持了一大批希腊大陆的城邦，当然会引发斯巴达的反弹。公元前430年，几乎所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都加入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PeloponnesianLeague)。这一联盟的加盟国，实际上还包括若干位于大陆的城邦，联盟的实力不下于雅典控制下的底洛斯联盟。雅典与斯巴达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兵连祸结，前后延续了二十七年之久。雅典败了，斯巴达由此建立了以联盟为名义的霸权。建立的武力控制的霸权，其实并不稳定。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十年，斯巴达的旧仇雅典与阿戈斯(Argos)、科林多、底比斯(Thebes)，连手反抗斯巴达的霸权。这次的城邦领袖是科林多，而战事也主要在科林多附近进行。战事由公元前395年延续至公元前387年，所有参战各邦都为之筋疲力尽。波斯帝国渔翁得利，不仅取得了小亚细亚，而且收斯巴达为其爪牙。停战数年之后，地处雅典北方的底比斯于公元前370年组织底比斯联盟，崛起为新的霸主。底比斯的霸权更为短暂。公元前362年，雅典与斯巴达联军击败了新兴的底比斯。此后的希腊历史，即有待更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取得整个希腊。马其顿并不是希腊的城邦，其政治是由部落酋邦演化为王权的领土国家。以文化而言，马其顿也只是希腊文化的边缘分子。雅典、斯巴达与底比斯的自相残杀，终于毁灭了城邦体制，终结了希腊城邦的时代。以上叙述了希腊政治体制的发展过程，以下则是中国历史中可与希腊发展形态相对比的讨论。世界各地的历史，城邦出现的例子颇不在少数。两河流域的东南部，首有世界最早的城邦出现。印度河流域若干可能是城邦的单位，也曾与更多的部落酋邦共存。汉代开西域，中亚首有若干城邦式的居国，也与部落式的行国同存在。当然，这些中亚的居国，可能因亚历山大时代的大扩张而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至于欧洲中古时代的自由城市则与古代的城邦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不必在此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城邦，至今仍是聚论未决的问题。主张中国曾有过城邦体制的学者，大致都以春秋时代的“国”当作城邦看待;也有人认为春秋时代的“国”，虽已不是城邦，但仍保留了城邦性质的若干痕迹。这两种看法的主要论据建立于以下几点：第一，古代的“国”即是一个都城。城市具有防卫的城墙，入“国”，即是进入都城。第二，“国人”与郊外的“野人”不同。前者是国中的“公民”，而后者则不在该国的管辖范围之内。第三，“国人”对于国之大事，有一定的发言权，例如征伐、迁移、君主的继承等重要事项，国君都应询问“国人”的意见。“国人”与“野人”之间，身份完全不同。孟子以其所知的古代赋税制度，说明井田的劳役地租不行于郊野，“野人”只负担个人申报的什一税。大约是战国时代作品的《周礼》，更将国中乡遂郊野，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生产系统。这些零散的史料看来，中国古代的“国”，确有一批可说是以“国”为单位的共同体成员。不过，中国周代的“国人”，终究不是希腊城邦的公民;中国周代封建制度中的列国，也终究不是希腊城邦那样的共同体。周代的封建，是一种控制人口与资源的层级组织。周代以少数人口征服了中原以及今日华北的主要地区，经过“三监之乱”，不能不“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因此，周代建立的封建列邦具有分戍驻防的性质。几种不同史料提到的分封情况，基本上都一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与1976年在陕西出土的墙盘铭文中，都将封建亲戚之事系于成康之世，虽然周初封三监及齐鲁大国之后，还有第二次大规模的分封。《左传》定公四年，提到鲁卫与唐(后世的晋)三大诸侯，三国都个别的分列若干重要的礼器(如车、旗、弓、剑、玉器……)，若干专业的职工(如祝宗卜史、职官五正)，若干族群的殷人，其中有些似是有专门技术的工匠，如陶氏、繁氏，而这些族群仍保持原来的宗族组织。同时，这三位重要的诸侯都有指定的封地，所谓少之皋之虞、殷虚、夏虞，以及奉命参杂周人法律与当地的传统，治理当地的原来居民，例如“商奄之民”。类似记载，也见于其他史料。《诗经·大雅》的《崧高》与《韩奕》两篇，分别说到申伯与韩侯的受封，其内容也包括诸侯带去的人众以及赏赐的礼物，在指定的封地治理当地的原居族群。申伯的立国曾由“召伯是营”，韩侯的立国曾有“燕师所完”，则召伯的人众与燕师，也是诸侯自有人众以外的周人队伍。申伯管理的南邦原有“谢人”，韩侯继承的北国原来也“因时百蛮”。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矢簋，叙述虎侯移封于宜，受赐若干礼器及弓矢以及若干人众，包括在宜的王人、奠(郑)人与宜地的夫与庶人;在宜地的领土，则包括“邑州又五”与可能指灌溉系统的“厥川三百”。人众的前两类，相当于带去的族群，后两类当是宜地的服役人口。另一件成康时的大盂鼎，其铭文记载盂受命乃祖南公的职务。盂受封赏的项目，包括衣服车马服饰以及邦嗣，人鬲自驭以至庶人六百多夫、夷嗣王臣以及人鬲一千又五十夫。盂所得人众的分配，似是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在宜王人”那一类的夷嗣王臣及其附属的人众。由上述不同性质的史料得知，周代的封国虽有都邑与封地，但诸侯立国的主要内容则是取得附属的人众，其中包括周人自己的人众、分属的殷人族群或其他辅属的族群(所谓“附庸陪敦”)以及当地的服役人口。古代的赐“姓”不是姓氏的符号，而是成族的姓氏族群。封建的命氏，则是由原来的族属分裂为独立的次级族群。这是族群繁衍分裂的过程，与希腊殖民地的新城邦有其相似处，也有不同处。类似者：希腊的殖民地已脱离宗邦，另成单位;相异处：周代的新单位，不论是建国与命氏，均为封建与宗法系统之中，属于原有体系的层级单元。至于这些封国与其国土的关系，也与今日政治学上“国土”的定义不甚相同。诚然，每一个封国必有其领土，否则那些人众将无所托。不过，周代的封国并非固着于一地，上文所述虎侯徙封于宜，即是此类之例，其实多不胜数!一个封国迁徙，其所因袭的“因国”即有改变，领有土著的人民也已不是原有的族群。大致一个封国，真正属于封君的人众，是那些配属于封君的“王人”、“王臣”等类;这些人即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国人”。孔子所说，先进于礼乐的是“野人”，后进者是“君子”，则野人的相对者是“君子”，亦即与封主同一阶层的贵族“君主的孩子”!贵族自可为统治集团共同体的成员，却与希腊城邦中的公民不同。周代封建诸侯的封国，有都邑，有人众;周代以前，商代也有邑，有族。再往古代推溯，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市遗址，大抵不很广大，不外有些城墙。单凭这些遗址，难以推测有无城邦式的城邑。在文献资料中，则殊未见有以城邑为中心的大型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如以周代的封国言之，其所因袭的“因国”，也尚未有可以明白讨论的城邦。新石器时代，中国有不少农耕聚落;文献中也有不少所谓“某某氏之虚”的地名。然而，中国古代的共同体似是以“姓”与“氏”为标志的族群，甚至隐含血缘意义的族群。夏代可能已有国家的组织，商代肯定已有之;但是，遍地均有的“国”，当是周代分封制度之下，由上而下，由周人的武力驻防各地，重新编组人口，凝聚为诸侯的“国”。这一程序，与希腊的程序不同。希腊的城邦大致是一个地区之内，若干村落集合而为政治与经济的共同体。那是由下而上的凝聚过程。周代的诸侯之下，还有再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如晋之三桓，郑之七穆，无不命氏立家。此处的“家”，不是家庭，而是另一层次的封建次级单元。整个周代的封建网是一个层级结构，其中每一层级，均是上一级授民授土，取得其主权。每一级的主权其实都不是完整的。完整的主权在理论上，只有周天子有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结构，与希腊的城邦主体完全不同。再以希腊联盟制度与中国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相比。上文已经提过，雅典曾领导底洛斯联盟，团结希腊诸邦，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嗣后，斯巴达、底比斯等也组织其联盟，控制了希腊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联盟逐渐演化，都渐成为其领袖城邦的工具和近于领土国家的政治单位。最后统一希腊的国家——马其顿，则未尝经历这一演化过程，即径由王权领导的领土国家迅速扩张，成为庞大的帝国。春秋时代，周室东迁，王纲解纽，封建体制一变而为列国，霸主制度应运而起。正因王室权威已经凌夷，列国都尽力扩张，中原诸国壤土相接，不可能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中原四周的各国，则以华夷杂处可以兼并不属于华夏系统的各种族群，既有攘夷的借口，又有扩张之实惠。东边的齐国是第一个霸权的国家，即以伐狄存卫，伐山戎救燕周，取得华夏列国的领导权，然后率中原诸侯伐南方新兴的楚国。齐桓公的霸业(前685—前643)，以保卫华夏体制为盟会的理由，盟誓则谆谆以维持华夏体制的秩序为言。九会诸侯，均以盟会的方式，还没有明白地确立霸主制度，也没有延续到第二代。此后宋襄公的霸业并未成功。秦晋在西方与北方各自力求扩张，也不过在局部地区建立了领导权。真正的霸主制度由晋文公建立。晋文公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团结中原诸国，遏制南方楚国北上发展。晋国领导的中原与南方集团对抗，战场上各有胜负，而晋国的霸权则经历八世，由晋文公至晋平公，维持了百年之久(前636—前532)。列国有定期的朝聘会盟，各国之间有所争执，盟主可以裁决曲直是非，若有战争，各国会师戍守。盟主可以向各国要求派遣师旅，组成联军;诸侯列国也以贡币输纳于盟主。分派的军力，以国家的等级与实力，有一定数字的兵车;贡赋多寡，也有相应的配额。这些贡赋逐渐成为参加盟会诸国的负担，不仅贡赋本身的价值不菲，甚至输纳运送的费用也相当沉重。晋国的霸权之外，南方楚国也有其与国，则更是等于楚的属邦了。同时，齐秦各在其邻近地区，团结与国，实为西方与东方的次级霸主。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弭兵。晋楚的与国都向对方的盟主朝聘，齐秦也仍旧拥有其各自的与国。这次弭兵之议，事实上确认了四个霸主的势力范围，也建立了四个势力范围和平共存的模式。此后，吴越代楚而为南方盟主，晋分三家，田氏取齐，秦有三世之乱：春秋遂一变而为战国。春秋时代的霸主制度，与希腊的联盟发展的过程颇为相像：都是在抵抗外乱的口号下，同一文化圈的列国在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领导下团结为联盟;同时，霸主也都因此逐渐巩固领导权，将临时性的分摊兵力与贡赋逐渐制度化为长久的义务与负担。这一过程，实是列邦体制走向“帝国”的凝聚过程。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都有个分崩离析的列邦体制，只是希腊从未经过统一，中国则是周室封建制度崩解之后的局面。霸主与联盟都是收拾分崩离析的中间步骤。凝聚过程不仅发生于政治权力的渐趋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各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因应凝聚过程的开展渐由交流而终于同化。希腊各邦若未经这一联盟之间的竞争，马其顿将不能那么容易完成希腊统一。霸主制度也不仅使华夏诸国的文化差距减少，甚至经此交往，同化了楚国与吴越，扩大了华夏文化圈的范围。春秋以后，战国时代虽然征伐不已，七强之间几乎已无复华夏蛮夷的区别。最后，秦统一天下，不仅因其武力的征伐，更因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的观念，已为统一奠定了基础。本文从城邦与霸主两项，讨论中国与希腊之间发展的异同。希腊城邦是由小地区的生活共同体发展而为政治单位。希腊在城邦时代，只有文化归属的认同，未曾有过政治上的统一;于是，虽然联盟制度是为了抵抗波斯而生，却为希腊的统一发挥了中间阶段的凝聚作用。中国的封建诸侯虽以城邑为中心，其“国人”实系“驻防”的成员，不同于希腊的公民。更须注意者，中国封建制度下的列国，在西周时并无完整的主权。国室东迁，虽然各国已实质上拥有自主的权力，在名分上仍是周室封建的一部分。霸主如齐桓晋文，也必须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凝聚已经分散的华夏诸国，尊王仍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攘夷则是文化的认同。霸主制度经过晋侯累世经营，已不是临时的组合，而演化为相当明确的政治权力中心。春秋一变而为战国，诸国内部权力及政府组织的重组，实系霸主制度的第二步发展。中国与希腊的列邦制度，经联盟霸主之制度，遂能逐步将其文化圈凝聚，终于扩散而及于各自古代世界。再下一步，希腊世界有地中海希腊化的时代，中国则有战国的华夏世界，遂致各自发展为罗马的普世秩序与秦汉的普世秩序。
梁勇的世界文明史么？ 一、 地理环境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 所谓两河流域，指的是发源于西亚塔失鲁山和扎格罗斯山的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流过的地区。这两条河流在巴格达附近几乎相汇有分开，到距离波斯湾大约八十公里的地方才相汇。从巴格达以下，两河流域所造成的肥沃冲积平原，就是两河流域古文明孕育和成长的地方。这块冲积平原的南半部古时成为苏美尔，北半部称为阿卡德，又可以成为巴比伦，巴比伦的北面成为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在干燥环境中的水分充足的冲积地。两河的水源是土耳其东部的积雪，它们每年泛滥程度的大小取决于积雪融化的快慢，泛滥的时间一般在四月到六月。从水源头到三角洲的距离很短，所以冲积的比较剧烈。两河流经大片的沼泽地时，河水大量蒸发，在到达三角洲入海口时沉淀了大量的盐分，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直存在盐碱化的问题。幼发拉底河河床的中间部分比周围高，泛滥的河水就会在几个星期中停留在临近的泛滥盆地中，盆地因此沉积了大量的盐分。要保持土壤的肥力，两河流域的人们需要修建灌溉网络来控制河水的泛滥。如果不做维护，任河水泛滥，两河流域的平原将不能够耕作。在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不断有弃耕的土地，古代文明中心不断北移，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再到亚述，于土地弃耕有一定的关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河流比较婉转曲折，因为北部多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道有所改变。从乌鲁克晚期到乌尔第三王朝，居民主要集中在三角洲地区，但是随着南部盐碱化的不断加剧，居民逐渐北移。在没有先进的水利技术的条件下，北部河谷地区很难维持灌溉网络，随着水利技术的不断提高，帝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工程，北部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部的盐碱化问题变得越来越重。在一个时期，农作物的产量下降了一半，但是需要种子的数量却增加了一倍多。长期连续的耕作，不做设当的休耕，加速了盐碱化的进程；常年的灌溉使得地下水位保持在很高的位置，盐分不能被冲刷掉，停留在地表上层。盐碱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人们不断地北移，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再到亚述，三角洲地区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二、 地理环境对古埃及文明的影响 古埃及文明发源于非洲北部一片广袤的沙漠地区。尼罗河自南向北从这里流过，留下了一条狭长的河谷，与河谷相对应的是两边的沙漠地带，河谷和沙漠构成了古埃及人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 。埃及的东西两边都是沙漠，北面是地中海，地理位置上比较孤立，这种孤立性是古埃及人对外交流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这种孤立性使埃及不容易遭到外敌的入侵，有利于保持文明的延续性。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尼罗河对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在干燥的北非沙漠中，如果没有尼罗，也就不会有埃及的文明。尼罗河发源于非洲中部的维多利亚湖，主要有两条支流：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白尼罗河的水量比较稳定。尼罗河全长六千多公里，在埃及境内有一千多公里，流经开罗时分为五条支流呈放射状流入地中海。古埃及人把尼罗河三角洲称为“下埃及”，把开罗以南比较狭长的地带称为“上埃及”，古埃及的国王自称“上下埃及之王”，这个称号反映了河谷与三角洲在地理上差别。 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为河谷带来了大量的沃土，使之成为古代埃及人的乐园。每年的七月，尼罗河的水位逐渐上涨，并溢出河床流向河谷，每年的九月份达到高潮，整个河谷都淹没在河水中，河水退后，留下了一层淤泥，这些淤泥富含磷酸盐和腐殖质，是农作物生长的沃土。由于河水在大多数的时候都定期泛滥，及时带来天然化肥，使得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尼罗河不仅为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避免了两河流域的盐碱化问题。在收获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几个月的干旱，使水涝和盐碱化问题得以避免。此外，由于淤泥的沉淀，河两岸地面升高，河水泛滥不是冲破堤岸，而是顺着河渠慢慢地流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的小池塘。在盛水期，这些小池塘可以储存许多水，在枯水期的时候在倒流出来。这一方面可以使土壤充分地吸收水分，避免了盐碱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补充灌溉。 沙漠虽然不能让古埃及人居住，但是沙漠中的资源对古埃及人有着较大的吸引力。西部沙漠地势相对平坦，分布着几个绿洲，绿洲中产一些宝石，西部沙漠对古埃及人的影响仅限于此。东部沙漠对古埃及人的生活较为密切。这里的山比较多，石料丰富，古埃及人建金字塔所用的石料大都是从这里弄得；东部沙漠和南部沙漠中还有储量较丰富的金矿，这是最吸引古埃及人的地方。对沙漠中各种矿产资源的开采，是埃及人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没有积极开发沙漠的愿望和勇气，就不会有金字塔和卡纳克神庙的奇迹，和令后世赞叹不已的其它成就。三、 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古代希腊人的故乡既包括被爱琴海环绕的巴尔干半岛，也包括海洋周围的其它地区，爱琴海上有许许多多的岛屿，这些岛屿就成为古代希腊人向外拓展的垫脚石。希腊半岛的东部比西部发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部的海岸线比较曲折，航海条件较好，而且面朝东方的古代文明发达地区，有条件汲取埃及、西亚文明的成果并与之进行各种交流。位于半岛的科林斯地峡延长了动不得海岸线，形成几个独立的岛屿，并将它们推向大海的怀抱，使得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商贸中心都集中在东部。 希腊半岛上多山，一系列崎岖的山地将希腊与巴尔干半岛的北部分割开来，北部成为马其顿。希腊半岛上的山不高，最高的不过一万英尺，但是这些比较陡峭，不易翻越，这就使希腊南部免遭北部民族的入侵，这也是古希腊能形成城邦政治的一个原因。希腊半岛上没有大平原，也没有利于农业灌溉和交通的大河，农业不是很发达。希腊的海岸线比较曲折，几乎所有的城邦离海岸线都不超过四十公里。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半岛上唯一的交通途径就是崎岖的泥路，陆路交通既缓慢有昂贵；海上经常有风，而且海盗很多，走海路很不安全，所以当时的希腊大都不愿意出门，这可能是希腊形成城邦政治的部分原因。希腊半岛的矿产资源较丰富，矿产资源的开采较早。希腊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潮湿多雨，夏季干燥少雨。冬季只有高山地区有雪，其余的地方基本不下雪，但是也会有大风和寒冷的天气。每年的降雨量很不一样，农业收成不稳定，时好时坏。希腊人自己认为除了偶尔的自然灾害外，当地的气候是全世界最理想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气候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希腊的天气不冷也不热，对希腊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都有好处。他们能保持自由，并创造出最好的政治制度，如果他们能在自己的心中保持政治上的统一，他们就能征服整个世界。 综上所述，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古文明的产生、发展。西亚之所以有这样的文明，埃及之所以有那样的文明，希腊之所以有不同于它们的文明，跟地理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为什么金字塔出现在埃及而不是出现在希腊，为什么城邦政治盛行于希腊而不是西亚，这跟地理环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不一定。论文无论在校内和校外都可以撰写，写论文就可以在校内写，也可以在校外写着，这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论文撰写本来就是个人的事情，当然，在撰写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有更多的资源，更加方便，而校外的话，只要完全要依靠自己，当然最终只要将论文写好即可。
不好过。为规范毕业论文答辩工作，完善有关答辩制度，提高答辩效果，黄河交通学院信息工程系统一组织，按照《黄河交通学院本科毕业设计管理办法》严格把关，因此不好过。
很多同学在问黄河交通学院自考难不难?首先我们来看下什么是自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简称自学考试、自考，1981年经国家批准创立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而黄河交通学院是河南省教育厅主管部门和教育考试院指定的官方自考主考院校，黄河交通学院是正规民办大学。黄河交通学院自考难不难?相信大家心里都是有答案的。与普通高考和成人高考在招生对象、考试时间及学制不同，自考是“宽进严出”。考生参加国家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单科考试，合格一门，发一门的合格证书，所有科目合格后，方可申请毕业。黄河交通学院自考包过可靠吗?首先先问问自己，所有的科目都能坚定能考过吗?自考是一种过程，一种经历，只有亲身体验过，尤其是只有其中一少部分善于自主学习的考生才是自考的最终胜出者。所以黄河交通学院自考难不难?看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个是比较难的。经过系统的学习后，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学位，黄河交通学院考核达到规定成绩，符合学位申请条件的，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并可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大自考全国平均通过率一般在10%--30%左右，黄河交通学院自考通过率也可以参考。大自考即是完全通过自己自学，不借助任何辅导班的长线自考。问黄河交通学院自考难不难的朋友们，看下这个通过率，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自考独立办班俗称小自考。小自考就是人们一般说的短线自考。这种自考主要是参加一些办学单位组织的助学班，同时也就国家的政策即办学单位自己能够组织一些科目的考试，另一部分科目是参加国家组织的国家统一考试。黄河交通学院自考包过的说法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大家都要统一参加考试，只要是考试就会有不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的考试科目一部分来自黄河交通学院自学考试，一部分来自你在的办学单位，这种自考要相对简单些，基本上通过率在80%以上，这类小自考通过率相对高很多。自考很难通过率低是针对社会自学考试的考生，这部分考生大多数是有家有业的在职人员或待业人员，这一类人的学习时间少、精力有限，而且缺乏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因而通过率很低，但是对于各大高校为自考生组织的自学考试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只能通过自学来考试，如果有人跟你说黄河交通学院自考包过，那么你就要打个问号了。另外，2023年黄河交通学院自考预报名已经开启，有意向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点击底部官网报名咨询。我们招生老师坐标焦作市，是多所学校助学合作办学点，关于焦作市成人学历提升有想了解的欢迎提问，我们在线做出专业的解答，为你保驾护航，让你在提升学历的道路上少走弯路！黄河交通学院自考自考报名入口：
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古希腊人称它为“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里就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民族，到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从中亚经伊朗迁徙到两河流域，建立了最早的城市。这以后，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个奴隶制国家。古代两河流域的美术，按其历史演变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巴比伦王国时期、亚述帝国时期、新巴比伦王国时期。1. 苏美尔—阿卡德美术 建筑：这一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是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神庙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雕刻与绘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雕像身体呈圆拄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2.巴比伦美术巴比伦人在文化上继承了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的传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汉漠拉比法典石碑。汉漠拉比建立了庞大的巴比伦王国，并颁布了著名的汉漠拉比法典。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石碑上，上部为浮雕，下部为文字。浮雕刻画了汉漠拉比王肃立在太阳神的宝座前，听他口授法典。太阳神的威严和汉漠拉比的谦恭形成有力的对比，整个场面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和严肃。 3.亚述美术建筑：亚述人不重来世，不修筑陵墓，他们的建筑艺术仅见于豪华的宫殿。每一代国王登基都要大兴土木，建造新宫，这一时期建造了两河历史上最宏伟富丽的宫殿建筑。胡尔西巴德的萨尔贡二世宫殿是其主要代表。浮雕：亚述王宫是用大量的大理石浮雕板来装饰的，每一座王宫都用高达2米多的浮雕来记载历代亚述王的距今市讨伐、重大事件，按时间先后排列，表现了美术史上最长的历史浮雕场面，既有急电意义，又有装饰墙面的作用。亚述浮雕用极为写实得手法表现了战争、狩猎等惊心动魄的紧张场面。3.新巴比伦美术这一时期的美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巴比伦城的建筑上。巴比伦原有双层城墙，上面设有塔楼。各道城门分别用巴比伦的神抵命名，其中最重要的主门是伊斯塔尔们门。伊斯塔尔门分前后两道门，每道门有四个望楼。在大门墙上装饰着蓝色的陶砖，上面分布着横向排列的黄色、褐色、黑色陶砖组成的动物，如牛、狮子以及长着蛇头鹿身兽爪的神化动物。黄褐色的浮雕和蓝色的背景构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王宫内墙同样用彩色陶砖装饰，并先前着植物图形和狮子图案。新巴比伦美术是庞大、豪华、富有装饰性的，但它正失去亚述美术蕴含着的那种强悍的生命力。。
两河流域：是指纵贯今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区。古希腊人称它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条河之间的地区”）。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这里就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民族，到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从中亚经伊朗迁徙到两河流域，建立了最早的城市。这以后，这一地区先后出现了许多个奴隶制国家。直到公元前538年被并入波斯帝国为止，在历史上大致可以把两河流域分为四个时期：1 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前3500—前2000）这一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包括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2 巴比伦时期（前1900—前1600）巴比伦人在文化上继承了苏美尔人—阿卡德人的传统。（可惜，迄今为止所发现和保存的巴比伦美术作品却为数不多。）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汉漠拉比法典石碑。3 亚述时期（前1000—前612）亚述人在文化上同样受苏美尔人影响，但却不具有苏美尔人那种宗教的虔诚。他们的艺术主要为世俗生活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4 新巴比伦时期（前612—前539)新巴比伦的建立虽然不过百年，却建造了两河地区最豪华的都城。这一时期的美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巴比伦城的建筑上。巴比伦城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
美术的基本特征包括：造型性、视觉性、空间性和静态性。
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现实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
美术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广义上的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和书法等。
扩展资料
一、苏美尔－阿卡德美术
这一时期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也对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建筑：这一时期的建筑有独特的成就。两河流域南部原是一片河沙冲积地，没有可供建筑使用的石料。苏美尔人用粘土制成砖坯，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
为了使建筑具有防水性能，他们在墙面镶嵌碎陶片装饰，类似现在的马赛克。苏美尔人最重要的建筑为塔庙。它建在几个由土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类似于梯形金字塔的建筑被称为"吉库拉塔"。乌鲁克塔是塔庙的最典型的代表。
雕刻：这一时期的雕刻相当发达。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柱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阿卡德人的雕刻具有更强的写实性。
在尼尼微出土的萨尔贡王青铜头像刻画写实，神志庄重威严，个性坚毅，显示出精湛的工艺水平。《纳拉姆辛浮雕石板》以其写实的手法刻画了纳拉姆辛王率军征服山地的历史场面。对角线的构图使浮雕具有动感和空间感，简单的风景刻画表现了特定的环境。
绘画：现存的苏美尔绘画代表作为乌尔城出土的军旗，即在刷有沥青的木板上用贝壳、闪绿石、粉红色石灰石镶嵌成的战争和庆祝胜利的场面。
画面共分三层，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人物、动物、器物的安排有条不紊。人物形象以侧面、正身、侧足为主，倾向于平面的描绘。色彩对比鲜明，四周和各层之间用几何形装饰，很象一幅挂毯，具有浓厚的装饰性。
工艺美术：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物、武器、金头盔、匕首、乐器等。乌尔城出土的公山羊与树就是用闪绿石、贝壳和黄金制成。
公羊前腿搭在黄金做成的小树上，呈直立状，加上黄金与宝石镶嵌的夺目光泽使作品充满绮丽的神话色彩。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
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用天青石和金箔制成，牛的神志表现得十分生动，鼓起的牛鼻似在翕动。琴身由黄扬木制成，正面在沥青上用贝壳镶嵌着人和动物，表现了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与双头公牛以及一些神化的动物在进行人类活动的情景，具有浓厚的奇异色彩。
二、巴比伦美术
巴比伦人在文化上继承了苏美尔－阿卡德人的传统。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巴比伦美术作品却为数不多。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是汉漠拉比法典石碑。
汉漠拉比建立了庞大的巴比伦王国，并颁布了著名的汉漠拉比法典。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石碑上，上部为浮雕，下部为文字。浮雕刻画了汉漠拉比王肃立在太阳神的宝座前，听他口授法典。太阳神的威严和汉漠拉比的谦恭形成有力的对比，整个场面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和严肃。
三、亚述美术
公元前1600年前后，巴比伦被加喜特人灭亡。此后的600年中，两河地区文化处于退化时期。野蛮的加喜特人很少创造出杰出的艺术成就，而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高原兴起了另一支闪米特人，他们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兴起，史称亚述人。
亚述人的性格极为'G悍，崇尚武功。他们连年进行对外征服战争，征服了整个两河地区和埃及，成为盛极一时的亚述帝国。但这个矛盾重重的大帝国并不长久，在内外矛盾的夹攻之下于公元前612年灭亡。
亚述人在文化上同样受苏美尔人影响，但却不具有苏美尔人那种宗教的虔诚。他们的艺术主要为世俗生活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建筑：亚述人不重来世，不修筑陵墓，他们的建筑艺术仅见于豪华的宫殿。每一代国王登基都要大兴土木，建造新宫，这一时期建造了两河历史上最宏伟富丽的宫殿建筑。由于战火连绵，亚述王宫所剩无几，胡尔西巴德的萨尔贡二世宫殿是其主要代表。
萨尔贡王宫营造7年方竣工。它建在一个高18米，边长300米的方形土台上，宫殿由30多个内院、200多个房间组成。宫殿入口处有一对高米的带翼人首兽身像，像有五条腿，可从正面、侧面两个方向观看，气势极为雄壮有力，由此可想象当年亚述王宫的气势。
浮雕：亚述王宫是用大量的大理石浮雕板来装饰的，每一座王宫都用高达2米多的浮雕来记载历代亚述王的军事讨伐、重大事件，按时间先后排列，表现了美术史上最长的历史浮雕场面，既有纪念意义，又有装饰墙面的作用。
亚述浮雕用极为写实的手法表现了战争、狩猎等惊心动魄的紧张场面，充满着激烈的动势和紧张的气氛。这种人物众多的写实场面的表现反映出亚述艺术家成熟的构图能力和初步的透视感。
强壮的人体表现和动物呼啸奔走的形态显示出亚述人特有的强悍的生命力，尤其是人与狮的撕杀，以及狮子中箭后的咆哮、抽搐神情的刻画，特别扣人心弦。
亚述人艺术的成熟在两河地区是空前的。它是突然出现的，没有形成期的发展，缺乏本民族艺术的根基。在公元前612年亚述灭亡之后，亚述艺术也销声匿迹了。
四、新巴比伦美术
新巴比伦的建立虽然不过百年，却建造了两河地区最豪华的都城。这一时期的美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巴比伦城的建筑上。巴比伦城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19世纪末的德国考古学家在它的遗址上挖掘了10年才完成这一遗址的发掘工作。
巴比伦原有双层城墙，上面设有塔楼。各道城门分别用巴比伦的神o命名，其中最重要的主门是伊斯塔尔门。伊斯塔尔门分前后两道门，每道门有四个望楼。
在大门墙上装饰着蓝色的陶砖，上面分布着横向排列的黄色、褐色、黑色陶砖组成的动物，如牛、狮子以及长着蛇头鹿身兽爪的神化动物。
黄褐色的浮雕和蓝色的背景构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王宫内墙同样用彩色陶砖装饰，并镶嵌着植物图形和狮子图案。新巴比伦美术是庞大、豪华、富有装饰性的，但它正失去亚述美术蕴含着的那种强悍的生命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代两河流域美术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下，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雕塑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又经过几年的艺术专业的熏陶中对当下艺术创作的继承与创新所产生的质疑——“敢问路在何方？” 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明确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和历史基奠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性起飞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摘要：本文以分析中国传统雕塑的发展和新旧文化交融的形势，对中国民族传统雕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给予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引言 中国的传统雕塑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伴随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提高，最终形成了融汇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完整艺术体系。从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到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间” 中所包含的学识修养、构思立意，风格等一系列艺术创作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我国传统雕塑艺术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雕塑与绘画所独具的特色与风格。中国雕塑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已经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古代工匠艺人创造出的杰作，它客观、形象地记载了中国文明史的演变过程，凝聚着广泛的民族心理情结和普遍的民族审美意识。在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中国传统雕塑这一承载华夏民族传统文化母体的艺术，对了解中华文明和指引当前的艺术创作都极具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在薪火相承的雕艺之林中漫步与寻根之旅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传统绘画的影响，雕塑艺术的评判标准界于绘画的审美与创作观念之上，因而渗透出了鲜明的传统绘画特征和遗传基因，呈现出造型语融为一体的艺术形态和审美标准一致的艺术准则。雕塑往往不注重体积与空间的真实性，而在意于对整体气势、神韵的把握，以及对装饰衣纹线条的节奏感与韵律美等艺术元素的苦心经营与精妙布局。中国传统雕塑绘画所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非常符合中国人感性的审美心理和内在的民族个性。所以我们需要借用相关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评判标准与审美观念这一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才能准确的把握传统雕塑的审美要求的精髓所在。 “忆往昔峥嵘岁月酬” 。在新旧石器敲击声中引燃了华夏民族的智慧火花。从此，雕塑成为支撑蹒跚学步的人类先民们进化的拐杖，见证着古人的辉煌历史，伴随生生不息的炎黄族系经历了风雨沧桑，当石器语言翻译成青铜铭文时，标志着金石并用时代的到来，延续到当下，终于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命脉和完整的人文体系。雕塑艺术在农耕游牧文明浑厚的土壤中孕育成长，经过绵延不绝的历史薪火传承，创造出无数的艺术珍品，成为我国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经过南方河母渡和北方半坡文明的锤炼，逐步过渡到商周时代的青铜制品和秦汉时期俑葬排场，是黄河长江之水浇铸出原汁原味的本土雕塑语言。又经老庄道学和孔孟思想的浸润，在两汉时代形成了第一个雕塑艺术创作的高峰。这时，印度佛教文明的触须尚未伸展到中央帝国的版图，那时的国人才初始品尝到蔡侯纸带来的便利和喜悦，使用着戍边的开疆大员蒙恬所造之毛笔，纵情泼墨于方寸之间，耳闻目睹的是商周神品“司母戊大方鼎” 、“秦陵兵马俑” 、 武威雷台《马踏飞燕》以及西汉为纪念西汉名将霍去病而创作制造的“马踏匈奴”等雕塑呈现出的视觉震撼所带来的心灵喜悦。这一历史时期因此作为中国雕塑史上第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巅峰。大致可形象简约地概括为：一、彷徨而扑朔的史前雕塑；二、神秘而狰狞的商周雕塑；三、华丽灵动的东周列国雕塑；四、威武庄严的秦代雕塑；五、雄甲刚健的汉代雕塑。这些宏伟的杰作很能代表先秦至西汉国人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这时期的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艺术教化功能；描述神话故事如“二桃杀三士” 、“荆轲刺秦王”与灵兽（如四方神兽），以求引魂升天的实际功用。或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宣扬忠孝仁义的统治需求，还有的题材直接反映世俗生活（如汉代墓葬雕塑中陶制四合院住宅、舞俑、乐俑、侍俑、厨俑等），秦陵兵马俑让我们看到一个强大，威严不可战胜的大秦帝国，其表现出的霸悍之气，在世界雕塑史上实属罕见，其审美以“整体之美为美，整体之真为真”。而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高度重视人的尊严，其雕塑绘画很重视形象的旋律及运动感，显示事物内在之真，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和不凡气势，反映的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时代，殷商文明以动物人物图案为装饰纹样，在世界雕塑史上独具个性，是中国传统雕塑进入民族化的重要标志，青铜器作为祭祀用的祭器是对精神真象的原始认知，这一历史高峰的时代背景是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的国粹文明时期，反映了一个劲建勇猛的民族上升阶段：雄浑，质朴好似初升的太阳，有着鸿蒙时开天辟地般的清新朝气。这是与外来文明碰撞之前的纯刚时期，是雕塑后辈必须高度借鉴的民族本源，是中土雕塑之根基。可以看出，印度佛教雕塑传入我国之后，中华和外域文明就开始在碰撞中水乳交融，而近现代西学东渐的雕塑思潮的引入，不外乎是印欧艺术的新发展，新延续，中国传统雕塑艺术至汉末魏晋开始就打下了外来文化“移花接木”的烙印。所以，找寻民族文明的传统本源，只能从两汉之前探索，立足于华夏艺术的根本处，才能更好地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而后自成一家。 二、传统雕塑与外来文明的初始碰撞与交流 古印度河流域的智慧之光于东汉时期首次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可上溯到河南白马寺的建立。从此，历史揭开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外文明交流的序幕。古人出于对自然威力的恐惧而敬天畏神。而本土的老庄哲学和儒家经典又无法解释世间诸多困惑，加之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外来的佛教产生了广泛社会基础。统治者出于“政教合一”之目的大力提倡和带头尊奉，佛教雕塑艺术因而得以发展壮大。印度佛像属“犍陀罗式”，有希腊末期艺术和波斯艺术的影子，其特点是造型比较纤美，衣纹皱褶紧贴身体。传入我国以后，我国古代雕塑艺人借以“拿来主义”唯我所用，在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里，任何外来艺术文化都会丧失本来的面貌，为本民族所吸收而推陈出新。此时最正统的佛教，在华夏大地也早经改头换面而貌合神离，被华夏文明加以再造重组，被中国雕塑艺匠所融汇贯通，形成独特的中国佛像风格，使这种泊来艺术逐步具备了民族化特征。 佛教的不断兴盛，出现云岗，敦煌，龙门等闻名遐尔的石窟，中国雕塑艺术也得以史无前例的发展起来。此时，造像艺术还有明显的域外影响，手法圆浑呈现大的体面关系，风格粗旷奔放，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造像渐趋汉化，从褒衣博带到秀骨清像，进而出现许多亲切感人的形象。如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造像风格华丽丰韵动人，随着佛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为迎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如“唐代画家韩斡以齐公家妓小小为模特画宝应寺梵天女”。宋辽金元雕塑更加注重写实，身材修长，著名的佳作有：大同下华严寺露齿观音像，大足石窟地狱变中养鸡女形象，晋祠圣母殿侍女像，着重表现现实生活。明清时以双林寺彩塑为代表，其十八罗汉脸型相貌具有晋中地区较明显特征，（如图）人物形象真实感人，有浓重人间烟火味。释家殿里古印度王子、大臣、宫娥马夫形象特征，服饰发型已完全中国化。背景中山石建筑也具十足中国园林之趣。 当前面对古希腊，罗马为渊源的欧美雕塑艺术同样应采撷其精、去伪存真，对文艺复兴的理性雕塑艺术应继承并发扬，对照相机发明后随即产生的欧美现代抽象艺术应以三思而后行。如依据物理学派生出的印象派色彩理论，我们就应该虚心学习并应用于中国古代和现代彩塑艺术中使其发扬光大。其它诸如所谓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深具歇斯底里病根的伪艺术就有混淆视听，指鹿为马之误导嫌疑。我们就得明辨真伪，对立体派、野兽派、达达主义等雕塑作品则需保持清醒头脑，恪守古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勿强不知为知之！”人云亦云乃雕塑创作之大忌。中华自古就有兼收并蓄的开放思维，我们要以改造古印度佛教的魄力和不邂的探索来冷静对待当前扑朔迷离的前卫艺术，既不要全盘接受，也不应如“义和团民”般全盘抵制西化。我们要熟识当前西方艺术界的游戏法则并努力参与进去，争取掌握艺术的话语权。身处万花丛中安之若素，固守其拙，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