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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地理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代表性论文包括：1.浙江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地理科学》1988年第8卷第2期。2.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合作，执笔人，《求是》1993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3年第4期转载。3.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1995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95年第12期转载，华东师大《客家学研究》第4辑（1997年）转载，广东梅州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客家学辑刊》（1998年）转载。4.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1997年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第2期转载。5.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6.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2年第2期转载，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上）》，杭州出版2007年，第415-438页转载。7.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教育部委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4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地理学》2004年第5期转载。8.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第一作者，《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7期转载。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Tianjin on economic change in its hinterland,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Selected Publication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Volume 1,Number 2006, published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与樊如森合作。10.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年第1期转载。11.市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7年第2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7年第2期转载。12.中国历史地理学の过去と现在，秋野祐译，载日本《都市文化研究》第10期，2008年3月出版13.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机制与表现，《史学月刊》2009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地理》2009年第1期转载。14.从人口为主要动力看南宋经济发展的限度兼论中西生产力的主要差距，《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11年第2期转载。15.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侯甬坚合作，《地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30卷第6期，第30卷第12期。 econom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pening port cities of China and East Asia during 1843-1949,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 Feb 2012,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 Inha University, Korea. 吴松弟、王哲。17.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史林》2013年第3期，吴松弟、杨敬敏，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3年第10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13年第6期转载。18.近代中国海关贸易资料摘编的可靠性分析——以全国年进出口额和各关直接对外贸易额为例，吴松弟、伍伶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14年第2期转载。世纪之交的中国城市革命及其性质，《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5年第3期转载。20.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5年第4期转载。21.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和主要贸易港的变迁，《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5年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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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宋辽金元史
作者：王桐龄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8
内容简介：
即系作者《中国史》一书的宋辽金元部分
王善军，男，1966年9月生，山东沂南人。曾师从漆侠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于1991年获河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学位，并师从四川大学胡昭曦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辽宁省重点学科专门史带头人，大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理事，大连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员，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入选人员，《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编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通讯评审及成果鉴定专家等。 1.《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2002年10月获河北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2年8月获第二届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三等奖。2.《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2010年7月获辽宁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2011年4月获大连市第十四届社会科学进步奖专著类一等奖。3.《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2000年10月获河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4.《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2008年2月获辽宁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5.《“没奈何”的财富：南宋成纪张氏家族消费考述》，2012年7月获辽宁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1.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2.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3.宋代世家大族与社会变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4.宋以后宗族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变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负责人。5.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6.辽代民族融合问题研究，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1、《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2、《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3、《阳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 1.《近年古代封建宗族制度研究管窥》，《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3期。2.《宋代狱空制度简评》，《劳改劳教理论研究》1991年第4期。3.《宋代族产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2期。4.《宋代谱牒的兴盛及其时代特征》，《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4期。5.《敲响前建政治制度的丧钟——邓牧政治思想论略》，《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6.《唐宋之际宗族制度变革概论》，《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7.《中华家教与精神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8.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6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7年第1期。9.《宋代真定韩氏家族研究》，《新史学》八卷四期，1997年12月。10.《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的宗祧继承及其与财产继承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11. 《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12. 《提高图书编校质量之我见》，《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1期。13.《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9年第3期。14.《宋代世家初探》，《文史》1999年第3辑。15.《〈宋史·曹彬传〉勘误》，《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16.《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17. 《宋代皇族谱碟考述》，《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关于义门大家庭分布和发展的几个问题——与黎小龙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19.《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宋史研究论丛》第4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宋初精神文明建设简论》 ，《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1.《20世纪后20年宋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宋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1期。22.《宋代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4期。23.《宋代的宗族重建》，《资政通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24.《积贫与奢靡并存的南宋社会》，《资政通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25.《近20年来宋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26.《辽代籍没法考述》，《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1年第7期。27.《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28.《高翥〈清明日对酒〉诗新解》，《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29.《〈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2期。30.《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31.《辽朝横帐新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3年第3期。32.《论辽代皇族》，《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2期。33.《宋代三槐王氏家族兴替考述》，《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34.《宋代真定曹氏家族剖析》，《历史文化研究》第19辑，韩国外国语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2003年版。35.《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36.《辽代的皇族》，《宋史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7. 《宋代华阳王氏家族科举论略》，《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38. 《辽代世家大族的军事势力》，《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5年第4期。39.《宋代华阳王氏家族的科举和仕宦》，《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0.《辽太宗皇后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41.《辽代世家大族文化活动述论》，《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42.《简论使辽对北宋使臣政治性格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与王慧杰合作）43.《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44.《从石刻资料看辽代世家大族与佛教的关系》，《东亚文史论丛》2007年号，日本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出版。45.《论辽代后族》，《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2期。46.《辽代世家大族的经济势力及其来源》，《辽金史研究》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47.《耶律乙辛集团与辽朝后期的政治格局》，《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8年第2期。48.《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与毛曦合作）49.《宋代世家大族消费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50.《共财与家法——宋代饶阳李氏家族探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51.《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研究——〈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成果简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52.《游动饮食的文化阐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评介》，《文化学刊》2009年第2期。（与黄大为合作）53.《“没奈何”的财富：南宋成纪张氏家族消费考述》，《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3期。54.《由富求贵：从归化州张氏看辽金燕云豪族的发展路径》，《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55.《特权庇护：宋代的邢州柴氏家族》，《宋史研究论丛》第10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6.《宋代世家大族经济来源简述》，《中国古代法制研究集萃——郭东旭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57.《20世纪以来辽金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综述》，《西夏学》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58.《宋代族谱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与黄超合作）59.《辽代尚父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期。60.《家族嬗变与民族融合——从耶律倍到耶律希亮的个案家族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61.《宋代四川世家大族兴盛原因浅说》，《宋史研究论丛》第13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宋代的山水画多用绢，钩勒精细，刻画严谨，用墨则层层渲染，凝重恬静；元代山水画多用纸，利于干笔皴擦，“不为法缚，意超象外”，墨法则干、湿并用，变化莫测，一片莽莽苍苍。可以说，中国山水画的技法，融洽宋、元，已然大成。元以后，明清两朝，山水画明显逊于宋元，没有了宋元山水画的那种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宋朝绘画体现出空前未有的丰富、精致、写实之情，这一时期绘画得以进一步分科分为山水、花鸟、人物、宗教画及杂画等。由于画风多样，题材众多，水墨画的技法与理论也随着五代两宋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发展很快进入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名家辈出:山水画方面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以及马远、夏圭等著名山水画家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花鸟画方面，随着文同、苏轼、米芾等文人学士们以墨竹、墨梅（与南宋末的兰、明后的菊合称“四君子”）等专科绘画的流传，崇尚主观意趣、崇尚笔墨形式趣味的“士人画”开始兴起，如法常的水墨花鸟画《老松八哥图》等为后世水墨画的发展又开新路。徐熙开创了“野逸”风格的水墨形式与其孙徐宗嗣继其祖业创立的“没骨法”水墨花鸟在民间得以发展。当然，水墨画在宋代人物绘画上也有新的发展。如梁楷的“减笔”画《泼墨仙人图》、《李白行吟图》用极简洁的几笔勾出了诗人李白的性格特点，而成为绘画史上最成功的人物形象画之一。 元代带来的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给中国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地影响。水墨画大体上是依着以赵雪松为代表的文人画向前发展的。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中，重视画家主观意志、兴趣和思想感情抒发。 赵雪松主张绘画的现实主义，强调绘画笔墨与书法的一致性，标榜复古、提倡书法笔墨的趣味。作为元四家（赵雪松、黄公望、王蒙、吴镇、后董其昌也用倪鲢替换他）之首，引导了元代水墨画的新一轮重要变革，摆脱了宋人院体画风格，重视主观抒发，追求简淡高逸、苍茫深秀的艺术情趣。他们用干笔皴擦代替湿笔晕染，逐渐用纸张代替绢素。他们的艺术成就体现了中国画的一次创造性发展，对明清绘画理论、创作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元代水墨画风格总的发展趋势是在重视对古代传统的继承上，创新立意。突出表现就是文人画开始占据画坛的主导地位。所以适合于表现文人画家意识的山水画和枯木竹石、梅、兰以及水墨笔花鸟大量涌现，人物故实画的相对减少。随着文人画的繁荣，绘画作品中诗、书、画进一步密切结合而且成为普遍的风尚。这加强了中国画的文学趣味，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画的民族特色。山水画是宋元绘画臻达的最高境界。在中国绘画史上，尽管山水画是较晚出的画科，但却比欧洲风景画要早一千多年。汉代时，山水仅作为人物背景出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世人崇尚老庄，谈玄成风，寄情山水，结庐而居，于是，在戴逵、顾恺之、张僧繇、宗炳等独立的山水画创作实践中，山水的以形媚道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六朝时山水画技法仍是不成熟的，“其画山水，则前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为代表的隋代山水画，其笔墨、山石造型、水的质感方面的技法就已趋于成熟。唐代山水则进入成熟期，所谓画长江“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技”，说明了山水画有重要的创新，即开创了两大流派，一是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派，一是以吴道子所“变法”开创，王维、张璪等推进的“水墨山水”派。于是，以线条笔墨为贵的山水画，开始与以色彩胜的青绿山水相抗衡。山水画的鼎盛时期是宋元时代。五代宋初的山水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为有宋一代山水画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宋元山水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北宋山水（以李成、范宽、郭熙为代表），南宋山水（以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家为代表）和元代山水（以“元四家”即黄公望、王蒙、倪云林、吴镇为代表）。总体上看，北宋定都汴京，所以北宋山水画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雄强挺拔，得秦陇山水之骨法。另有米芾父子表现江南烟雨迷蒙的米点山水（《春山瑞松图》、《潇湘奇观图》），还有王希孟雄阔瑰丽的青绿山水画卷（《千里江山图》），冠绝一代。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绘画中心南移。南宋画家有感于江南山水的秀丽形象，可游可卧，心摹手追，于是画风由北宋的浑穆险峻、雄强厚重（范宽、郭熙）转化为空灵俊秀、疏林晚照（马远、夏圭为代表）。元代山水（元四家）是由士大夫心态转向文人心态失意痛苦的写照。从而更加重视主观意趣和水墨风格，或苍茫浓郁，或墨气四射，或疏寂简洁，或地老天荒。将笔墨线条的美推向极致，强调绘画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景物的相对独立的美。于是书法与绘画相结合，强调笔意墨趣书味及其所传达的意兴气势、空间张力、时间构成等独特意境，成为元代山水（又称“书斋山水”）的根本特色，并对明清、近代水墨山水画影响殊深。
songyuan
古代数学史：①古希腊曾有人写过《几何学史》，未能流传下来。②5世纪普罗克洛斯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注文中还保留有一部分资料。③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传记作品和数学著作中，讲述到一些数学家的生平以及其他有关数学史的材料。④12世纪时，古希腊和中世纪阿拉伯数学书籍传入西欧。这些著作的翻译既是数学研究，也是对古典数学著作的整理和保存。近代西欧各国的数学史：是从18世纪，由J.蒙蒂克拉、C.博絮埃、.克斯特纳同时开始，而以蒙蒂克拉1758年出版的《数学史》（1799～1802年又经拉朗德增补）为代表。从19世纪末叶起，研究数学史的人逐渐增多,断代史和分科史的研究也逐渐展开,1945年以后，更有了新的发展。19世纪末叶以后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下述几个方面。①通史研究 代表作可以举出.康托尔的《数学史讲义》(4卷,1880～1908)以及.博耶(1894、.史密斯(2卷，1923～1925)、洛里亚（3卷，1929～1933）等人的著作。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写了一部数学史收入《数学原理》。以尤什凯维奇为代表的苏联学者和以弥永昌吉、伊东俊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也都有多卷本数学通史出版。1972年美国M.克莱因所著《古今数学思想》一书，是70年代以来的一部佳作。②古希腊数学史 许多古希腊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现代文字，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的有.海贝格、胡尔奇、.希思等人。洛里亚和希思还写出了古希腊数学通史。20世纪30年代起，著名的代数学家范·德·瓦尔登在古希腊数学史方面也作出成绩。60年代以来匈牙利的A.萨博的工作则更为突出，他从哲学史出发论述了欧几里得公理体系的起源。③古埃及和巴比伦数学史 把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算书和古埃及纸草算书译成现代文字是艰难的工作。查斯和阿奇博尔德等人都译过纸草算书，而诺伊格鲍尔锲而不舍数十年对楔形文字泥板算书的研究则更为有名。他所著的《楔形文字数学史料研究》（1935、1937）、《楔形文字数学书》（与萨克斯合著，1945）都是这方面的权威性著作。他所著《古代精密科学》(1951)一书，汇集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古埃及和巴比伦数学史研究成果。范·德·瓦尔登的《科学的觉醒》(1954)一书，则又加进古希腊数学史，成为古代世界数学史的权威性著作之一。④断代史和分科史研究 德国数学家（C.）F.克莱因著的《19世纪数学发展史讲义》(1926～1927)一书，是断代体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开始，它成书于20世纪，但其中所反映的对数学的看法却大都是19世纪的。直到1978年法国数学家J.迪厄多内所写的《1700～1900数学史概论》出版之前，断代体数学史专著并不多，但却有（.）H.外尔写的《半个世纪的数学》之类的著名论文。对数学各分支的历史，从数论、概率论，直到流形概念、希尔伯特23个数学问题的历史等，有多种专著出现，而且不乏名家手笔。许多著名数学家参预数学史的研究,可能是基于（）H.庞加莱的如下信念,即:“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或是如H.外尔所说的：“如果不知道远溯古希腊各代前辈所建立的和发展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近50年来数学的目标，也不可能理解它的成就。”⑤历代数学家的传记以及他们的全集与《选集》的整理和出版 这是数学史研究的大量工作之一。此外还有多种《数学经典论著选读》出现，辑录了历代数学家成名之作的珍贵片断。⑥专业性学术杂志 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康托尔（1877～1913，30卷）和洛里亚（1898～1922，21卷）都曾主编过数学史杂志，最有名的是埃内斯特勒姆主编的《数学宝藏》（1884～1915，30卷）。现代则有国际科学史协会数学史分会主编的《国际数学史杂志》。中国数学史：中国以历史传统悠久而著称于世界，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备数”条内常常论述到数学的作用和数学的历史。例如较早的《汉书·律历志》说数学是“推历、生律、 制器、 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稳,钩深致远,莫不用焉”。《隋书·律历志》记述了圆周率计算的历史，记载了祖冲之的光辉成就。历代正史《列传》中，有时也给出了数学家的传记。正史的《经籍志》则记载有数学书目。在中国古算书的序、跋中，经常出现数学史的内容。如刘徽注《九章算术》序 (263)中曾谈到《九章算术》形成的历史；王孝通“上缉古算经表”中曾对刘徽、祖冲之等人的数学工作进行评论；祖颐为《四元玉鉴》所写的序文中讲述了由天元术发展成四元术的历史。宋刊本《数术记遗》之后附录有“算学源流”,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用印刷术保存下来的数学史资料。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书末附有“算经源流”,记录了宋明间的数学书目。以上所述属于零散的片断资料，对中国古代数学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则是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在清代中晚期进行的。主要有：①对古算书的整理和研究，《算经十书》(汉唐间算书)和宋元算书的校订、注释和出版，参预此项工作的有戴震(1724～1777)、李潢(?～1811)、阮元（1764～1849）、沈钦裴(1829年校算《四元玉鉴》)、罗士琳(1789～1853)等人 ②编辑出版了《畴人传》（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传记），它“肇自黄帝，迄于昭（清）代，凡为此学者，人为之传”，它是由阮元、李锐等编辑的(1795～1799)。其后，罗士琳作“补遗”(1840)，诸可宝作《畴人传三编》（1886），黄钟骏又作《畴人传四编》(1898)。《畴人传》，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物传记体裁的数学史。收入人物多，资料丰富，评论允当，它完全可以和蒙蒂克拉的数学史相媲美。利用现代数学概念，对中国数学史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使中国数学史研究建立在现代科学方法之上的学科奠基人，是李俨和钱宝琮。他们都是从五四运动前后起，开始搜集古算书,进行考订、整理和开展研究工作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李俨的论文自编为《中算史论丛》(1～5集，1954～1955),钱宝琮则有《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1984)行世。从20世纪30年代起，两人都有通史性中国数学史专著出版，李俨有《中国算学史》(1937)、《中国数学大纲》（1958）；钱宝琮有《中国算学史》（上，1932）并主编了《中国数学史》(1964)。钱宝琮校点的《算经十书》(1963)和上述各种专著一道，都是权威性著作。从19世纪末，即有人（伟烈亚力、赫师慎等）用外文发表中国数学史方面的文章。20世纪初日本人三上义夫的《数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以及50年代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对中国数学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有一些中国的古典算书已经有日、英、法、俄、德等文字的译本。在英、美、日、俄、法、比利时等国都有人直接利用中国古典文献进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以及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数学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数学发展史概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地处亚洲东部，濒太平洋西岸。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在黄河中下游产生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前2033-前1562）,共经历十三世、十六王。其后又有奴隶制国家商（前562年—1066年,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和西周［前1027年—前771年,共历约二百五十七年，传十一世、十二王］。随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03年-前221年），春秋后期,中国文明进入封建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全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制国家——秦朝（前221年—前206年）,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封建文明在秦帝国的封建体制的基础不断完善地持续发展,经历了统一强盛的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帝国、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战乱频仍与分裂的三国时期（公元208年-公元280年）、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6年）与东晋王朝（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与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18年）。到了公元581年，由隋再次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大一统的隋朝（公元581—618年），接着经历了强大富庶文化繁荣的大唐王朝（公元618年—907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公元916年-公元1125年）、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北宋（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蒙古族建立的控制范围扩张至整个西亚地区的疆域最大的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元朝灭亡后，汉族人在华夏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明朝（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明王朝于17世纪中为少数民族女真族（满族）建立的清朝（公元1616年-公元1911年）所代替。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自此之后，中国脱离了帝制而转入了现代民主国家。中国文明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文明一样，都是古老的农耕文明，但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它其持续发展两千余年之久，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十分注重社会事务的管理，强调实际与经验，关心人和自然的和谐与人伦社会的秩序，儒家思想作为调解社会矛盾、维系这一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中国数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据《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有很多记数的文字。从一到十，及百、千、万是专用的记数文字，共有13个独立符号，记数用合文书写，其中有十进制制的记数法，出现最大的数字为三万。算筹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而这种计算方法称为筹算。算筹的产生年代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筹算在春秋时代已很普遍。用算筹记数，有纵、横两种方式： 表示一个多位数字时，采用十进位值制，各位值的数目从左到右排列，纵横相间［法则是：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并以空位表示零。算筹为加、减、乘、除等运算建立起良好的条件。筹算直到十五世纪元朝末年才逐渐为珠算所取代，中国古代数学就是在筹算的基础上取得其辉煌成就的。在几何学方面《史记•夏本记》中说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并早已发现「勾三股四弦五」这个勾股定理［西方称勾股定理］的特例。战国时期，齐国人着的《考工记》汇总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规范，包含了一些测量的内容，并涉及到一些几何知识，例如角的概念。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一些学派还总结和概括出与数学有关的许多抽象概念。著名的有《墨经》中关于某些几何名词的定义和命题，例如：「圆，一中同长也」、「平，同高也」等等。墨家还给出有穷和无穷的定义。《庄子》记载了惠施等人的名家学说和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提出的论题，强调抽象的数学思想，例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这些许多几何概念的定义、极限思想和其它数学命题是相当可贵的数学思想，但这种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此外，讲述阴阳八卦，预言吉凶的《易经》已有了组合数学的萌芽，并反映出二进制的思想。 二、中国数学体系的形成与奠基这一时期包括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共400年间的数学发展历史。秦汉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时期，为使不断丰富的数学知识系统化、理论化，数学方面的专书陆续出现。现传中国历史最早的数学专著是1984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成书于西汉初的汉简《算数书》，与其同时出土的一本汉简历谱所记乃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以该书的成书年代至晚是公元前186年（应该在此前）。西汉末年［公元前一世纪］编纂的《周髀算经》，尽管是谈论盖天说宇宙论的天文学著作，但包含许多数学内容，在数学方面主要有两项成就：(1)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及普遍形式；(2)测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为后来重差术（勾股测量法）的先驱。此外，还有较复杂的开方问题和分数运算等。《九章算术》是一部经几代人整理、删补和修订而成的古代数学经典著作，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前一世纪］。全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编写，共收集了246个问题及其解法，分属于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九章。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方程》章中所引入的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在世界数学史上都是最早的记载；书中关于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和现在中学讲授的方法基本相同。就《九章算术》的特点来说，它注重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对中国古算影响深远。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制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这些国家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魏晋时期中国数学在理论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赵爽（生卒年代不详）和刘徽（生卒年代不详）的工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开端。三国吴人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对《周髀算经》做了详尽的注释,在《勾股圆方图注》中用几何方法严格证明了勾股定理，他的方法已体现了割补原理的思想。赵爽还提出了用几何方法求解二次方程的新方法。263年，三国魏人刘徽注释《九章算术》，在《九章算术注》中不仅对原书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与数学原理，而且在其论述中多有创造，在卷1《方田》中创立割圆术（即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无限逼近圆面积的办法），为圆周率的研究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他运用“割圆术”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927/1250（即）；在《商功》章中，为解决球体积公式的问题而构造了“牟合方盖”的几何模型，为祖暅获得正确结果开辟了道路；为建立多面体体积理论，运用极限方法成功地证明了阳马术；他还撰著《海岛算经》，发扬了古代勾股测量术----重差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长期处于战争和分裂状态，但数学的发展依然蓬勃。出现了《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算学著作。约于公元四-五世纪成书的《孙子算经》给出「物不知数」问题并作了解答，导致求解一次同余组问题在中国的滥畅；《张丘建算经》的「百鸡问题」引出三个未知数的不定方程组问题。 公元五世纪，祖冲之、祖暅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他们在《九章算术》刘徽注的基础上，将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重视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的典范。他们同时在天文学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其著作《缀术》已失传，根据史料记载，他们在数学上主要有三项成就：(1)计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得到 <π< ，并求得π的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其中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欧洲直到十六世纪德国人鄂图（valentinus otto）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得出同样结果；(2)祖暅在刘徽工作的基础上推导出球体体积的正确公式，并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体积原理，即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均相等则二体体积相等的定理。欧洲十七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bonaventura cavalieri）才提出同一定理；(3)发展了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同时代的天文历学家何承天创调日法，以有理分数逼近实数，发展了古代的不定分析与数值逼近算法。 三、中国数学教育制度的建立隋朝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撰《缉古算经》，主要是通过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的分工与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计算等实际问题，讨论如何以几何方式建立三次多项式方程，发展了《九章算术》中的少广、勾股章中开方理论。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建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与国子监制度的确立，数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656年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由太史令李淳风等人编纂注释《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缉古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缀术》］，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对保存古代数学经典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大天文发现在隋唐之交开始落实到历法编算中，使唐代历法中出现一些重要的数学成果。公元600年，隋代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这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创造，唐代僧一行在其《大衍历》中将其发展为不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唐朝后期，计算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普及，出现很多种实用算术书，对于乘除算法力求简捷。四、中国数学发展的高峰唐朝亡后，五代十国仍是军阀混战的继续，直到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贾宪（生卒年代不详）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公元1819年英国人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才得出同样的方法。贾宪还列出了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巴斯加三角”。（《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已佚）公元1088—1095年间，北宋沈括从“酒家积罂”数与“层坛”体积等生产实践问题提出了“隙积术”，开始对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进行研究，并创立了正确的求和公式。沈括还提出“会圆术”，得出了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还运用运筹思想分析和研究了后勤供粮与运兵进退的关系等问题。公元1247年，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叙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他列举了二十多个来自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欧洲到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scipio del ferro）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秦九韶还系统地研究了一次同余式理论。公元1248年，李冶（李治，公元1192一1279年）著的《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这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成果。在《测圆海镜?序》中，李冶批判了轻视科学实践，以数学为“九九贱技”、“玩物丧志”等谬论。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etienne 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issac 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公元十四世纪我国人民已使用珠算盘。在现代计算机出现之前，珠算盘是世界上简便而有效的计算工具。五、中国数学的衰落与日用数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指十四世纪中叶明王朝建立到明末的1582年。数学除珠算外出现全面衰弱的局面，当中涉及到中算的局限、十三世纪的考试制度中已删减数学内容、明代大兴八段考试制度等复杂的问题，不少中外数学史家仍探讨当中涉及的原因。明代最大的成就是珠算的普及，出现了许多珠算读本，及至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1592］问世，珠算理论已成系统，标志着从筹算到珠算转变的完成。但由于珠算流行，筹算几乎绝迹，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古代数学也逐渐失传，数学出现长期停滞。六、西方初等数学的传入与中西合璧十六世纪末开始，西方传教士开始到中国活动，由于明清王朝制定天文历法的需要，传教士开始将与天文历算有关的西方初等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国数学家在“西学中源”思想支配下，数学研究出现了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十六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译了许多西方数学专着。其中第一部且有重大影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6卷［1607］，其严谨的逻辑体系和演译方法深受徐光启推崇。徐光启本人撰写的《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便应用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中国的勾股测望术。此外，《几何原本》课本中绝大部份的名词都是首创，且沿用至今。在输入的西方数学中仅次于几何的是三角学。在此之前，三角学只有零星的知识，而此后获得迅速发展。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邓玉函编译的《大测》［2卷，1631］、《割圆八线表》［6卷］和罗雅谷的《测量全义》［10卷，1631］。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137卷，1629-1633］中，介绍了有关圆椎曲线的数学知识。入清以后，会通中西数学的杰出代表是梅文鼎，他坚信中国传统数学「必有精理」，对古代名著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又能正确对待西方数学，使之在中国扎根，对清代中期数学研究的高潮是有积极影响的。与他同时代的数学家还有王锡阐和年希尧等人。 清康熙帝爱好科学研究，他「御定」的《数理精蕴》［53卷，1723］，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书，对当时的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七、传统数学的整理与复兴乾嘉年间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干嘉学派，编成《四库全书》，其中数学著作有《算经十书》和宋元时期的著作，为保存濒于湮没的数学典籍做出重要贡献。在研究传统数学时，许多数学家还有发明创造，例如有「谈天三友」之称的焦循、汪莱及李锐作出不少重要的工作。李善兰在《垛积比类》［约1859］中得到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现在称之为「李善兰恒等式」。这些工作较宋元时期的数学进了一步。阮元、李锐等人编写了一部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传记《畴人传》46卷［1795-1810］，开数学史研究之先河。 八、西方数学再次东进1840年鸦战争后，闭关锁国政策被迫中止。同文馆内添设「算学」，上海江南制造局内添设翻译馆，由此开始第二次翻译引进的高潮。主要译者和著作有：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1857］，使中国有了完整的《几何原本》中译本；《代数学》13卷［1859］；《代微积拾级》18卷［1859］。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合译《圆锥曲线说》3卷，华蘅芳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译《代数术》25卷［1872］，《微积溯源》8卷［1874］，《决疑数学》10卷［1880］等。在这些译着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仍在应用。 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并入。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西方式学校教育，使用的课本也与西方其它各国相仿。 九、中国现代数学的建立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段时间，常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中国近现代数学开始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随着留学人员的回国，各地大学的数学教育有了起色。最初只有北京大学1912年成立时建立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騤［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33名代表出席。1936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相继问世，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以前的数学研究集中在纯数学领域，在国内外共发表论着600余种。在分析学方面，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熊庆来的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研究是代表作，另外还有泛函分析、变分法、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的成果；在数论与代数方面，华罗庚等人的解析数论、几何数论和代数数论以及近世代数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几何与拓扑学方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江泽涵的代数拓扑学，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和示性类理论等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许宝騤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许多基本定理及严密证明。此外，李俨和钱宝琮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在古算史料的注释整理和考证分析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放光彩。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集［1954-1955］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着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十、中国数学的特点（1）以算法为中心，属于应用数学。中国数学不脱离社会生活与生产的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数学研究是围绕建立算法与提高计算技术而展开的。（2）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中，数学被儒学家培养人的道德与技能的基本知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它的作用在于“通神明、顺性命，经世务、类万物”，所以中国传统数学总是被打上中国哲学与古代学术思想的烙印，往往与术数交织在一起。同时，数学教育与研究往往被封建政府所控制，唐宋时代的数学教育与科举制度、历代数学家往往是政府的天文官员，这些事例充分反映了这一性质。（3）寓理于算，理论高度概括。由于中国传统数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因中国人综合、归纳思维的决定，所以中国传统数学不关心数学理论的形式化，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传统仅停留在经验层次而无理论建树。其实中国数学的算法中蕴涵着建立这些算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数学家习惯把数学概念与方法建立在少数几个不证自明、形象直观的数学原理之上，如代数中的“率”的理论，平面几何中的“出入相补”原理，立体几何中的“阳马术”、曲面体理论中的“截面原理”（或称刘祖原理，即卡瓦列利原理）等等。十一、中国数学对世界的影响数学活动有两项基本工作----证明与计算，前者是由于接受了公理化（演绎化）数学文化传统，后者是由于接受了机械化（算法化）数学文化传统。在世界数学文化传统中，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希腊数学，无疑是西方演绎数学传统的基础，而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数学无疑是东方算法化数学传统的基础，它们东西辉映，共同促进了世界数学文化的发展。中国数学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印度、阿拉伯地区，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方。而且在汉字文化圈内，一直影响着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数学发展。
C 试题分析：本小题考查的是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两宋时期，中原王朝实力较弱，无力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北方民族政权并立。辽由耶律阿保机于916年建立，都城在上京；960年，北宋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定都开封；西夏是党项族首领元昊于1138年建立，都城在兴庆；出现辽、西夏与北宋有和有战的局面；受辽压迫的女真族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骑兵抗辽，并于1115年在会宁称帝，国号金，金于1125年和北宋一起灭了辽国，1127年金灭掉北宋，同年赵构在临安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出现西夏、金与南宋和战的局面。
五代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是晚唐民族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对宋元时期的民族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对唐朝和宋朝的民族关系研究较多，对于处在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的民族关系关注的较少，论述某个民族的某些问题的居多，而没有把北方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察，不能全面展示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全貌，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因此，对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我们对五代时期及整个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有整体性的把握。 本论文意在通过对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大致的分布及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系的探讨，从中找出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特征及发展规律。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论，主要介绍有关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研究现状、本文涉及的研究资料、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研究的意义。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五代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研究的著作问世，笔者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应该是比较有意义的。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对东北各少数民族、西北各少数民族在五代时期大致的分布情况做一介绍，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与中原王朝往来的程度。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三章是北方各民族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具体研究。北方少数民族根据自身实力的强弱，与中原王朝有不同程度的联系。通过朝贡、册封、授予官职以及战争等形式，实现它们之间的联系。第四章是北方各民族与中原王朝经济关系的具体研究。在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和刺激下，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为商业贸易发展奠定基础。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商业贸易频繁，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形式，实现彼此之间经济上的互补。这对促进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有积极的作用。第五章是中原文明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影响的具体研究。随着北方各民族与中原王朝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饮食、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和发展。 第四部分即第六章，研究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一般特征与发展趋势，这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主要揭示出在五代这个特殊的时段内，由于北方各民族本身政治、经济、文化及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差异，各自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福圣真玉。希望对你有帮助！！！
历史小论文要求不高，写清原因经过结果以及基本的历史主线即可题目1难一点 必须要说清这些民族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关系题目2相对简单 主要说明繁荣和开放的表现即可
上面的是明清的,下面的是宋元的
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 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8、论《诗经》中的史诗 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6、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7、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8、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9、《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20、《战国策》名篇研究 21、老子的思想 22、《老子》的艺术特色 23、《庄子》的艺术特色 24、《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5、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6、《吕氏春秋》与杂家 27、《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28、《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29、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30、《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31、《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32、《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33、宋玉赋试论 34、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35、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倾向 36、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37、《史记》所描写的游侠38、《史记》所描写的刺客39、《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40、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41、《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42、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4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44、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45、论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46、. 曹操与诗文革新47、. 论曹操的诗歌创作特色48、论曹操的散文创作49、论曹丕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50、论曹丕的文学成就51、.曹植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历程52、论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53、曹植诗风的衍变54、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55、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56、梁朝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57、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58、《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59、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60、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61、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6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63、.阮籍诗歌的美学倾向64、.论陶渊明的田园诗65、.谢灵运与山水诗66、陆机、潘岳诗文的比较研究6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6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69、论《子夜歌》7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71、《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72、《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73、《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
关于三国的人物形象分析，的确研究的已经比较普遍，但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写，比如，三国的人物形象和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写法上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已经说过，是因文运事和以文生事的区别，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详加论证。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题目。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推荐一些关于古代小说 论文 的参考题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徐渭《四声猿》的悲剧色彩 2.由三言二拍看明代的重商思想 3.由张岱小品文看晚明文人的心态 4.《聊斋志异》反映的女性意识 5.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婚恋模式 6.试论魏晋志怪小说的结构特点 7.《任氏传》中任氏形象的创造性 8.比较霍小玉与李娃形象 9. 璩 秀秀形象试析 10.试谈杜十娘形象(可与其他妓=形象做比较研究) 11.试谈《二拍》小说《青楼市探人踪》的情节艺术 1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思想价值 13.《三言》中具有反抗性的妇女群像 14.比较类似于《薛仁贵》和《琵琶记》这样的创作 15.《牡丹亭》的创新出奇之处 16.由《十二楼》看李渔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17.刘基与柳宗元寓言之比较 18.谈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 19.李渔小说的艺术特点 20.比较魏晋志怪与《聊斋》中的狐仙形象 21.李翠莲形象分析 22.尤三姐形象与李瓶儿形象的比较 23.近二十年研究综述 24.《清波杂志》的文学思想 25.《鹤林玉露》的文学思想 26.某代唐诗选集研究 27.鸿门宴场面描写的深刻涵义 28.李广形象塑造过程中的缺陷描写 29.李斯的历史功过及人品优劣 30.《史记》个性化语言举例 31.《史记》叙事中的史笔和文笔 32.薄命司的象征意义 33.试论李纨性格二重性的意义 34.谈梦游太虚幻境的梦幻描写 35.海棠诗社与桃花诗社的不同 36.《红楼梦》个性化语言举例 37.王熙凤形象与潘金莲形象的比较 38.《水浒传》小人物分析 39.《史记》创作上的科学性 40.陶渊明的生命与酒 41.王维山水诗的情感模式 42.谢灵运思想构成的复杂性 43.宋代文学对道统观的背离 44.清代女诗人创作面面观 45.唐代五言六句古体诗研究 46.晚唐五代诗人研究
说宋瓷,要从五大名窑说起.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至今没有发现。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宋官窑"青釉方花盆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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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就是好，就是好，真好！
青白瓷造型丰富，应有尽有，除日常生活用器碗、盘、碟、盏之外，还有酒具、茶具、文房用具、陈设器、卫生用具、照明用具、祭器、冥器和宗教造像等。现就其主要产品造型特征简述如下： 1、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备饮食用具。它以大口，深腹，小足为特征。又因时代不同而底足富于变化，有圆底，圈足，平底，实足（又称圆饼足、假圈足）。口有花口、唇口、敞口、撇口、侈口。腹有斜腹壁、弧腹壁和折腹三种。宋代碗的形制繁杂，形式也具多样化。如斗笠碗、高足碗、唇口碗、花口碗等。北宋早期碗类基本保持了五代风尚。产品以敞口、花口、矮圈足为常见。装饰工艺基本上不采用五代支钉叠烧法，因而碗内未见支钉垫烧的痕迹。这时产品素面较多，纹饰简单，以云气、篦点纹为常见。北宋中后期，青白瓷碗大量出现，碗的品种也有变化，出现了高足碗、芒口碗、花口碗、侈口碗、斗笠碗等，且纹饰也逐渐繁密，有莲荷纹、菊纹、鸾凤纹、游禽纹、水波纹、云气纹等。北宋芒口瓷，采用多级盘钵式垫烧窑具，而支圈组合式覆烧法，广泛使用在北宋中后期。南宋碗式多为花口碗、斗笠碗、芒口碗、侈口碗等。纹饰常见有云龙纹、莲荷纹、菊瓣纹、慈菇纹、婴戏纹等。此外还有涩圈芒口碗等。 元代碗的造型基本上保持南宋的风貌，而纹饰极为丰富，前期青白瓷仍是主要瓷器品种。碗类以敞口、弧壁碗为常见，以折腰碗独具时代特色。中期以后，卵白釉瓷的创烧成功，青花瓷和各种颜色釉瓷问世，故青白瓷生产逐渐衰退，元代江西景德镇窑由于焙烧工艺的变化，碗底足改宋代小于圈足的垫饼垫烧法，为大于圈足的垫饼垫烧法，因而其碗类部分底足有釉，有的则无釉，较少有垫烧的火石红痕迹。 2、盒，为生活日用品，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构成，盖多微鼓，器身与盖的高度近似。造型多为圆形，还有方形、六方形、八方形、瓜形、果形、花形等。按用途可分镜盒、药盒、油盒、香盒以及梳妆用的奁盒。此外还有大小相套的子母盒，夹层塑男女房事图象的春宫盒。青白瓷盒在宋代广为流传。元代继之，但瓷质粗劣，造型和纹饰简略。 从其造型与纹饰看，宋代青白瓷盒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盒子底部多印有姓氏，如陈、葵、汪、吴、蓝、朱、徐、程、张、潘、段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家合子记”铭文盒，这充分反映了盒子在宋代普遍使用，为了推销产品，盒子底部多印上姓氏铭记作为产品的推销商标，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当时商品竞争的激烈程度。 3、罐，是青白瓷中常见器形，属盛贮器。以广口，深腹，平底或圈足为特征，有的配盖，有的无盖，但肩上置系，一般纹饰简单。宋元青白瓷罐多为小件皿，其用途不一，有的系文房水盂，有的系妇女用粉缸，有的用于贮存茶叶。而形制稍大者，也可用于贮存珍贵的食物，它们总的特点是小巧精美，大部分属实用器皿，而堆塑四灵纹盖罐，却是一件制作考究以釉里红装饰为特征的随葬冥器，弥足珍贵，为研究元代瓷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4、瓶，为吸水和贮存液体器皿，也是一种陈设用瓷，亦可作贮存器具，一般体形修长，小口，深腹，平底或尖底，或矮圈足，从陶到瓷各地窑场均有烧造。宋元青白瓷瓶，造型多样，纹饰丰富。有梅瓶、玉壶春瓶、扁瓶、葫芦瓶、胆瓶、瓜棱瓶、净瓶、六管瓶、弦纹瓶、花口瓶、双耳挂环瓶、堆塑龙虎纹瓶等。 在诸多瓶中，数堆塑龙虎纹长颈瓶独具江西地方特色，体型一般较大，最大通高达一米以上，整个体形显得修长，敞口（或平口），长颈，圆鼓腹下收，矮圈足外撇，肩上贴塑立俑12个，还配有龙虎日月、伏听俑、文武士俑以及鹿、凤凰等，置尖顶立鸟盖，属冥器，一般都成对出土。它来源于汉代《原陵秘葬经》，按照宋代的葬制将大夫至庶人墓随葬单个“冥器神煞”缩小，集中于瓶上，这样，既符合葬制的要求，又简化随葬品数量，这种堆塑龙虎纹青白瓷瓶，开始出现于北宋，其时代特征明显。一般为盂口，长颈，丰肩，圆鼓腹下收，圈足外撇，颈长和腹长相等，颈部堆塑简单稀疏。据现有资料，最早的一对堆塑龙虎纹瓶系北宋嘉佑二年（1057）墓出土的，其颈部仅塑罩爪龙虎纹各一只，等距离置三个泥条把手，口部配立帽形飞鸟纽盖，而政和八年（1118）堆塑龙虎纹瓶不设把手，在其颈部增加了鸡犬和日月图案。 南宋是青白瓷堆塑龙虎纹长颈瓶最盛行时期，它的造型与特征与北宋有明显的区别：（1）颈长大于腹长（有的相当于腹长的一倍）；（2）颈部堆塑紧密，除龙虎纹外，还增加了一周立俑，一般为12个，有的还有伏听俑、文武士俑以及鹿、马、鸡、犬、凤凰、龟、蛇等；（3）在嘉定年间以前颈部一般是以塑荷叶边形附加堆纹承托立俑，此后则多用凸弦纹承托，此种装饰手法，一直延续到元代；（4）南宋前期颈部装饰以弦纹为地，中晚期不见；（5）腹部大多无纹饰，也有少数腹部饰八卦纹；（6）南宋晚期颈部装饰的堆塑体积变小，纹样模糊，布局稀疏。景定四年（1263）以后，堆塑出现龙虎头部和日月悬空以朵云承托的装饰。 元代堆塑龙虎纹长颈瓶的特征：（1）初期基本保持了南宋晚期装饰风格，大德（1307）以后就有明显的变化，头部堆塑装饰体积变小，布局稀疏，鸡、犬、鹿、马等堆塑纹普遍不见。盖顶变矮，立鸟肥胖。（2）中期后（1314－1320）肩部装饰立俑数量逐渐减少，延佑二年（1315）出现有的立俑为11个，天历三年（1330）有的立俑为9个，10个，至正二年（1324）出现有的立俑为8个或9个，甚至少到只有6个立俑的堆塑瓶，根据纪年墓出土地域分析认定，此种堆塑长颈瓶以赣中平原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江西约有1／2以上县市的宋元墓均有青白瓷堆塑龙虎纹长颈瓶出土。邻省湖北的黄梅、黄石、浙江的江山，福建的邵武，湖南醴陵等地也有出土。而江西这些地区当时文化经济繁盛，用如此众多的堆塑瓶来随葬，是人们信仰宗教的反映。道教正乙派活动的中心贵溪龙虎山就在这个区域内，那里有道教上清宫天师府等大批建筑，至今还供国内外游人参观。因此笔者认为堆塑龙虎纹长颈瓶，系江西境内道教信徒特殊随葬品。 5、壶，以小口长颈，圆腹或扁腹，平底，实足或圈足为特征。其功能为酒具、茶具、卫生用具，也有用于娱乐的。宋代青白瓷器，品类多样，造型丰富，加之饮酒，斗茶之风盛行，酒器、茶具的广泛使用，壶的制作日益精美。始见于五代的注碗（亦称温酒壶）到北宋已广为流行。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楼》条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这一记载和北宋出土青白瓷注碗相吻合。 根据出土纪年资料，青白瓷注碗最晚在北宋中期就已广为流行，江西南丰窑在北宋嘉佑二年（1057）就已生产出精美的注碗，奇怪的是这种精美的注碗降至南宋，江西地区几乎不见出土，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作为温酒器的一种，可能与玉壶春瓶的出现有关，宋代青白瓷壶类中最为流行的是青白瓷执壶这一品种，北宋早期以喇叭口，长流为特点。 进入南宋，壶类变化较大，壶类普遍加盖加纽，流长，把长，纹饰繁杂，元代青白瓷壶较宋代简化，一是以玉壶春瓶为壶身，对称处塑流和柄，或加纽和盖。另一类就是葫芦执壶，它和宋代的相比较有差异：一般多无盖，无纽，长弧形圆把，圆管状弯流和壶身圆鼓，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流行多穆壶。 6、炉，亦称熏炉、香熏或香炉，系古代焚烧香料的卫生用具，大口，深腹，平底，圈足或三足为特征，部分配有精巧镂空盖。其造型多样，形式美观，装饰丰富，亦可作陈设用器。宋元两代，青白瓷香熏较为常见，为人们日常用具。 综观宋元各种熏炉的造型，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工匠们对炉的制作设计精巧，飘香四溢，给人以美的享受。熏炉是人们使用香料必备的卫生器具。炉的发展形制从大到小，由繁到简，同时也说明宋代是熏炉的生产、使用全盛时期，元代是它的没落时期，明清以后，终因人们生活情趣的变化，而不及宋元青白瓷熏炉繁盛。 7、盘、碟、盏，是常见食用器皿，其造型特征：敞口浅腹，平底，卧足或矮圈足。盘，大而腹深；碟，小而腹浅，是瓷器实用器皿中的大宗产品。唐宋以来，瓷盘的使用普遍，造型多样，有花口、唇口、菱口、菊瓣口以及折腰，折沿等各种盘。宋元青白瓷盘、碾，一般是承袭前代的造型，器型变化不显著。 碟的出现，首见于浙江德清县出土的春秋时期原始青瓷碟。它往往伴随碗、盏一道出土，有时碟、盘、盏是很难严格区别的。1982年九江县北宋早期雍熙三年（986）阿周墓出土青白瓷五瓣葵口盏是目前发现的青白瓷最早的实物例证。弥足珍贵。 8、钵，盛贮器。以敛口，敞口，深腹或浅腹，平底，圆底，圈足或三足，口大底小为特征。钵这种器形的发展规律：唐代的钵为敛口，平底；北宋早期钵为平口折肩，平底；北宋中期的钵敞口、折肩。北宋晚期的钵为敞口，溜肩等，而后钵的演变为平口，敞口的较多，折肩钵极少，至元代这种青白瓷钵造型几乎绝迹。 9、瓷雕塑。宋代，各种瓷雕栩栩如生，青白瓷雕塑更不例外，著名的北宋青白瓷雕塑龙虎枕、青白瓷蟠龙枕、青白瓷孩儿枕、青白瓷双人牵马俑、青白瓷十二生肖俑等，都是代表那个时期瓷雕的佳作。它们各具特色，技艺精湛。元代青白瓷雕塑，仍不乏精品，如元大都出土的青白瓷缀珠观音像、青白瓷笔山和各地出土青白瓷透雕人物枕，更是元代青白瓷中上乘之作。 10、杯和盏托，均系饮用器皿，杯直口，筒形腹或浅腹，也有敞口附把的把杯，是一种茶酒两用器具。宋代，青白瓷杯流行，分有把杯和无把杯两种。杯和盏因具有用途广泛的特点，有时在称呼上很难区分，一般认为杯腹深，盏腹浅。 盏托，亦称茶托，是一种托和盏配套使用的茶具。托，圆形似盘，中收凸起，上置圆圈以承茶盏，常以敞口，圈足或镂空足为特征。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中人物手持盏托，桌置碗、盏、茶罐、盏托等，因此认定，盏托为茶具，由于饮茶、斗茶之风盛行，茶具也随之大增，各类窑场均有盏托烧制。北宋中期嘉佑二年（1057）青白瓷盏托为江西南丰窑烧制，北宋晚政和八年（1118）青白瓷盏托，托、盏连在一起，属明器，进一步说明当时盏托广为使用。 元代，托盏承袭宋代之遗风，同于各种颜色釉瓷和釉下彩瓷成功的烧制，青白瓷托盏数量减少，为新釉色瓷品种所取代。 11、水注和水盂，水注又名砚滴，水盏又名水丞，均为文房用具，其造型丰富，形式多样，有圆形、方形、瓜形、果形、还有象生瓷牧童、卧牛、蟾蜍等动物形象的水注、水盏。它们精致、小巧玲珑，既实用又美观。宋代青白瓷盂颇为盛行，有不少精品存世。虽数量有限，仍能反映宋代青白瓷造型的多样化。元代水注、水盂制作工艺承袭宋制，但数量渐少。 12、渣斗为大敞口，深腹，平底，形似尊，是宴席间桌上盛装鱼刺、肉骨用具。其与唾壶有别，亦属卫生用器，盛于唐宋，元代继之，各类窑场均有烧造，元人笔记有"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筋瓶渣斗"的记载。 13、灯，为古代日常生活中照明或其他用途器具。考古资料表明，灯有燃蜡和燃油两类。然蜡用灯，多由金属制成，分灯盘、灯罩、灯座三部分。如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宝氏墓出土的铜质长信宫灯。而燃油灯具，由灯盘、支柱和灯座三部分构成，其质地除铜、铁金属外，还有玉的，最为常见的是瓷质灯。此外还有一种仅有灯盘的盘式灯，也盛行唐宋。青白瓷灯，是瓷灯中常见品，在宋代已普遍制作。 14、仓，是古代随葬冥器，为墓主人贮存粮食之用。多以圆筒形三足或圈足，上置笠帽形盖，也有方形，或长方形四足，此外还有平底楼阁式，青瓷仓始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宋代盛行各类瓷仓，各地窑场均有烧制，青白瓷仓为宋元出土器物中常见造型。 15、汤瓯、汤鼓、水浇。汤瓯属小盆、碗之类制品，作茶具和汤碗之用。唐代越窑制瓯曾风靡一时，有“于瓯内加水，节乐”的记载。汤瓯、汤鼓名称被后来罐、碗称呼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