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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目录词条推荐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图书。书名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ISBN9787503562518页数130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快速导航目录 作者简介内容简介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重要举措毋庸置疑都彰显了党的历史上形成的政治传统，蕴藏于经典文献中的光辉思想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写下的重要著作，其中的理论思想和对中国问题的初探，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1]目录引言第一章《古田会议决议》导读一、党的建设相关问题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第二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读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二、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三、工农武装割据第三章《才溪乡调查》导读一、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一、发展合作社经济二、扩大红军力量第四章《反对本本主义》导读一、对调查工作的理论总结二、调查研究及其方法三、刨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记作者简介徐浩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理论、国家与社会治理。先后出版专著《解读中国民主》《人民国家——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改造我们的世界：从闽两苏维埃运动看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参与编写《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等图书10余部。[1]参考资料[1] 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京东 [引用日期2020-04-28
古田会议指出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在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了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等8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存在和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扩展资料
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贡献：
1、古田会议努力摆正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位置和方向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通过界定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本质上为思想政治工作做了理论铺垫和方向明晰。
2、古田会议科学界定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涵
古田会议明确提出，纠正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最有效办法是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去教育党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傅柒生:古田会议之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取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在福建省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针对中国革命转入农村后所面临的严重任务和复杂形势，在总结党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和通过了从思想上建党和在政治上建军的《古田会议决议》。
它正确地应对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创造和巩固红色政权斗争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由于这个决议以军队的政治建设为中心，全面系统地提出和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规范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因此说它具有纲领性的作用。
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我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强调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和军队，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决议确定了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措施，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决议指出党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二、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军网-古田会议决议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意义：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然是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基本遵循和原则。
历史：
该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古田会议因此称为是党领导下的军队 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则是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内容和组成部分。
扩展资料：
古田会议，是红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为“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
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参考资料：
古田会议——百度百科
目的：抢救文物，光大民族文化。要求：以学术为主导，以民间为主要力量，政府法制支撑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谈到它的方法论时,首先是如何收集被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的各种实物资料。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收集实物资料的主要手段应该是田野调查和发掘。因此，田野调查发掘方法便成为近代考古学的最基本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发掘,这便是“田野考古学”,是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考古调查 调查是发掘的准备。只有经过调查，才能选定发掘的地点和对象，并决定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发掘。但是，调查本身也是科学工作。调查工作若做得广泛、深入，纵使不进一步做发掘工作，也可以解决一些考古学上的问题。例如，通过调查，可以究明某一文化在地域上的分布范围，了解该文化与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在调查之前，要广泛查阅文献，同时要充分利用地图和地名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得到探求各种遗迹、遗物的线索。航空照片和卫星照片等遥感资料，也能为考古调查提供启示。 地面踏查 考古调查是田野考古的重要工作，它是在基本不破坏遗址或遗迹的情况下，发现和获取遗存资料。广义的调查包括地面踏查、钻探、航空勘查和地面物探与化探。狭义的调查仅指常规的地面踏查。 调查虽不能像发掘那样对某一处遗存做深入透彻了解，但是能发现新的遗存地点，可以了解某一种遗存在广大地域内的分布范围和分布状态。这是发掘难以做到的。而像要了解长城、金界壕、运河系统等特大型遗存只能依调查为主要手段。对于某一处遗存来说，调查时通过地面观察、利用钻探、物探进行探查或配以小型试掘，能够获得对某些遗存的基本了解。所以，调查也是独立获取遗存资料的手段。调查能确定遗存的性质，了解其内含，从而估价保护和发掘价值，还能掌握遗存保存现状，因而调查是发掘的必要准备、是制订文物保护规划的基础。 地面踏查是我国现阶段田野调查的主要形式。地面踏查分为全面普查、专题调查、预备调查、区域系统调查。在某地区内，对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遗存进行普遍调查是全面普查。普查目的是查清该区域有何类古代遗存，了解它们的分布、性质、保存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确定保护和发掘的轻重缓急。专题调查是集中调查某种文化遗存，如长城调查、夏文化调查等。专题调查的目的是为某项学术课题研究服务的。如发现一种新的文化遗存就要在发现地周围进行专题调查。以确定新遗存的分布范围。专为发掘做准备的调查是预备调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对发掘地点进行文化性质、保存状况、周围环境、堆积层次特点进行“摸底”。预备调查的范围小，要求做得细致深入。区域系统调查是以聚落形态研究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是全覆盖式的调查，是专题调查中的一种新类型。 钻探 正确使用探铲 钻探 （钻探） 是利用探铲取土样观察地下遗存的调查方法。它的优点是能直接深入地下取样观察，直观准确地取得一定地点的文化堆积资料，它比发掘省工，破坏性小，能在短时间内了解较大面积的地下情况。适用于具体了解遗址堆积分布范围、厚度、大型建筑基址、大型墓葬和古城的形状和布局等。 正确识别土样 观察常见土样 ( 钻探看土样 ) 。 合理布孔 梅 花点式布孔法，井字式布孔，卡边法等。 钻探记录与绘图 每个探孔都要编号，根据实际情况设计编号系统。探孔很少，可以按先后顺序依次编号。一般是先编行号，每行从 1 开始编号，排列顺序必须一致。用探孔记录表的形式，记录每个孔可以观察到的地层、遗迹等情况，包括土质、厚度、遗物等。每天，探工应该写钻探日记，概括记录一天的工作情况，如新打的探孔数量、编号、布孔方法和位置、堆积情况、遗迹、带出的遗物等。必要时应该绘出遗迹分布和土层堆积示意图。一排的探孔记录表应该装订在一起。 绘图要求有；（ 1 ）、钻探位置图，绘出钻探区在遗址中的位置，可以利用测绘部门测绘的行政区划图、或带等高线的地形图，也可以自己测绘遗址。（ 2 ）、钻探布孔平面图，注意选择适合的坐标点，并在图上标明。坐标点应该选择永久性的容易测量和观测物体。（ 3 ）、钻探遗迹分布图。（ 4 ）、钻探地层剖面图（选典型的一行或若干行探孔，先逐个绘出探孔线、在探孔线上确定堆积层的分界点，再连点成层面线）。（ 5 ）、单个遗迹的平面图。每个图都要有比例、图例说明、绘图人、绘图时间。 遥感调查 物探 地下埋藏的遗存与天然土石存在着电阻、磁性、弹性、放射性等差别，因此，用高灵敏度的物理仪器检测一定地点是否有物理性质的反常现象，就可以判断地下是否埋有遗存。物探的速度快，劳动强度低，不损伤遗存，在岩层、水中、沙层、冰上均能工作。但是物探属于间接测定遗存的方法，由于自然条件的干扰，有时会出现偏差。它必须和其它田野考古方法配合使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化学勘探 化学勘探是通过检测土壤中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化学成份含量来勘探地下遗存的。化学勘探方法没有物探方法应用广。国外使用较多的是磷酸盐分析法。磷酸钙是骨头的主要成份，人类居住地会遗弃大量动物骨骼，朽烂后土壤中磷酸钙含量增高。判断耕地往往是把对土壤中的磷、钾、氮成份含量的化学分析和土壤中人工栽培作物品种的孢子花粉分析结合进行的。
好说到我店选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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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的珍贵文物捌 解答楚王陵墓的两个问题后记 五，《中国(世界)历史未解之谜》&《中国(世界)考古未解之谜》 六，《帝国的辉煌》 本书是关于秦始皇兵马俑及秦文化的考古科普图书。秦始皇陵与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了秦国历史以及秦所创造的 七，《定格历史(隐藏于古墓中的奥秘)》 八，《满城汉墓--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 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 九，《走进古蜀都邑金沙村:考古工作都手记》 继发现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之后本书纪之初，在成都平原又传来了令人再次震惊的考古大发现：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蜀国邑遗址，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骇然现世……考古工作者将此遗址命名为“金沙村遗址”。 本书作者亲自参与了金沙村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以如花的妙笔，将田野考古和丰富的知识以及科学求实的态度融为一体，撰写了这本书。 作者将带你一起穿越数千年时光隧道，走进古蜀都金沙村，去体会古蜀人的社会生活 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 本书集中展示了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问世3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 十一，《西藏考古与艺术》 找寻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丁冬：西藏西部一处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的发?? 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 De-ga （榆林窟）之会盟寺的比定图像拉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松赞干布塑像的再观察 十二，《北京原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大发现》 周口店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遗址发掘与研究，是世界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重大事件之一。此遗址被列入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境内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眼前的这本小册子，作者尽力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这一段牵涉众多学科和专业性很强的历史，融会了国内外相关的重要考古发现，写成一本雅俗共赏的书 十三，《考古人类学随笔--张光直作品系列--张光直作品系列》 这是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的随笔集，收录其80及90年代所写书序、讲演稿、报刊文字及访谈记录。内容涉及考古人类学研究理论与发展，学者介绍，学界轶闻掌故、考古时事及对学术的前瞻。以随笔的形式，读者不仅可了解张光直学术上的直知灼见，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诙谐、宽容、乐观、热富有社会使命感的尊长。这是“张光直作品系列”中的一本。 十四，《秦公帝王陵》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秦公、秦王和秦帝陵墓的专著。作者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了充足、完备、翔实的一手资料，详细介绍了秦陵四大陵区即西垂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的陵墓、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墓、陪葬坑等情况。特别是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秦始皇陵，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帝王陵中也属罕见。秦始皇皇陵的考古发现，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成为世界认识中国古代灿烂辉煌文明的重要窗口。 十五，《趣味考古》 本书包括趣探事源，趣谈考古，趣觅古迹，趣话文物几个篇幅，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考古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探究了考古中的来龙去脉之谜。 十六，《考古的故事:中国卷·彩图版》 本书作为“彩色人文故事”系列丛书的一种，力图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考古。编者在参考大量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并结合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考古者、考古过程、考古等多种角度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真切感受到考古探索过程中难以言表的身心体验。 红山玉器图鉴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走进汉画 ·宜德彝器图谱 ·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甲种本之二十 ·戴志强钱币学文集-甲种本之十七 ·中国传统漆器/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 ·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集 ·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 ·中国考古学(第5卷)=Chinese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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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不仅对当时红军的成长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古田会议纪念馆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资料：
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
综述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9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一些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上第一次找到了明确清晰的答案，对我党我军此后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9个部分：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部分。它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并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整个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此，决议确立了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诸多原则与规定。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加强军队党组织的建设1、决议针对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主要矛盾，提出首先必须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正确路线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否则，便不能达到担负重大斗争任务之目的。决议认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鉴于红四军党内组织基础状况，决议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和加强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以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来保证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加强党内教育的形式上，决议规定了阅读党报、政治简报、编写印发各种开展教育的小册子、开办训练班、个别谈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各级党组织的会议等18种方法，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使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提高革命的自觉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科学地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解决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浓厚的政治空气，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有的放矢地引导广大红军指战员摆脱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科学的贯彻执行，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使广大党员和指战员在思想上与党组织保持一致，从思想上认识到党组织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2、在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决议也解决了保证和巩固党的思想政治一致的组织建设问题。为了保证党组织的质量，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决议对红军中发展党员的条件作了新的规定。即：“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并制定了“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的党的发展路线。肯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班、排建立一个党小组的重要原则。决议强调了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部队中提倡民主建设的同时，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无纪律现象。要求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积极密切上下级关系，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地派员出席指导下级会议。3、在健全党的组织制度的同时，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的系统、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党对青年组织、士兵会的指导等方面的问题。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明确地规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决议批判了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将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为了明确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决议规定：“在前委的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并对政治、军事工作机关作了明确的分工，使之各负其责地去执行党的任务，使红军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方向发展，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努力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决议规定了中国红军是工农武装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决定了红军的宗旨，只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即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得到解放。为实现这一目标，决议提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必须充分发挥战斗队的作用，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但是，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首先是一个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批判了在红四军中严重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这些错误倾向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红四军中一部分同志的政治水平低，不认识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是红四军成份中，除较大比重是农民和游民外，还有不少是从俘虏兵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进入红军后，带来了浓厚的雇佣思想，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不理解在党和群众运动都有一定基础的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作为革命武装力量的依托的重要性。因此，使得红军中严重地产生了不愿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意识，从而使其不能充分准确地估量斗争策略，过分地相信军事力量的作用。为此，决定强调红军应把武装工农群众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帮助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使主力红军和人民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直至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实行工农专政。决议为此重申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制定的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树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极大的努力去完成党赋予的革命政治任务。无产阶级民主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执行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古田会议决议全面地规定了一套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款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为了确保军队中民主制度的执行，决议规定军内在党的领导下，连、营、团各级均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红军中的经济制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决议指出：“官兵之间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实行官兵平等。同时明确宣布废除枪毙逃兵和肉刑制度，改运用政治教育来激发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强化军队内部的团结。决议强调红军必须处理好军民、军政的关系，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军政团结，保护群众利益，尊重地方政权。并提出“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官兵。”及时发现和纠正红军中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因素。为了在政治上向敌军开展攻势，达到瓦解敌军战斗力的效果，决议重申了红军必须执行瓦解敌军的政策，指出：“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应采取一切办法发动政治攻势。同时，还指出：“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规定红军对俘虏不虐待，不搜腰包，决不允许给俘虏以任何言语上或行动上侮虏，对敌方伤病员，则给予医治；对不愿意留在红军中而要求回家的俘虏兵，在经过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任其回去，等等。如此来执行款待俘虏的政策，以影响其他白军官兵，达到瓦解敌军之目的。
1、内容古田会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其基本内容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2、简介《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别称。由毛泽东起草，1929年12月28～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 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别称。决议由毛泽东起草，1929年12月28～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军队建设的经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古田会议指出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在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了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等8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存在和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扩展资料
古田会议对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贡献：
1、古田会议努力摆正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位置和方向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通过界定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本质上为思想政治工作做了理论铺垫和方向明晰。
2、古田会议科学界定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涵
古田会议明确提出，纠正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最有效办法是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去教育党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傅柒生:古田会议之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取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田会议决议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建党建军原则，不仅对当时红军的成长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古田会议纪念馆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古田会议因此成为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资料：
里程碑意义：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扩展资料：
古田会议的时代背景：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
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
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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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诗作为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历来较受关注。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作一回顾总结,对日后的进一步研究当不无裨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后近六十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评述。①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历程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 - 1976 年,为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对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产生的成果也很有限,而且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对唐代田园诗的整体情况基本没有涉及,主要对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作了一些讨论和评价。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着重对王孟诗歌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进行评论,而对其艺术性则谈得少而粗略。如北大文四(2)王维研究小组的《对王维诗歌的评价》(1) 、彭立勋等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 、陈育德《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意义》( 34)等文,对王维诗基本持否定态度,说他的田园诗是粉饰生活歪曲现实的,甚至说王维的诗歌不但毫无价值反而具有反动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学者还是能对王维诗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陈贻 《论王维的诗》(4) 、北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 5)以及王运熙的《王维和他的诗》(6)等文都对王维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公正的评价。1977 - 1989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成果量增长至90篇左右。首先开始从整体上关注唐代田园诗的创作情况,特别是对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关注较多,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原因、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分析,如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7) 、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 8) 、林继中《试论盛唐田园诗的心理依据》(9)等文即是。第二,对代表性诗人王、孟田园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王维作为卓有成就的大家尤受关注,出现了一大批从禅意、绘画、音乐等角度研究王维诗歌艺术性的文章。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10) 、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 11) 、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12) 、等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诗中有画”和“诗中有禅”的艺术特征作了分析。这一时期对孟浩然田园诗风格特色的研究也较多,如王从仁《孟浩然诗风格浅说》( 13) 、程发义《谈孟浩然田园山水诗的“味”》(14)等文对孟诗清淡、自然的基本风格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第三,此阶段不仅对王孟等大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也关注到了唐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其他诗人的田园诗创作,从而使唐代田园诗的研究范围有较大拓展。1990 - 2006年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是20世纪以来唐代田园诗研究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其基本特点是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范围进一步被拓展,成果量也迅猛增加,共达到230 余项。首先从唐代田园诗的整体研究来看,打破了此前只集中关注某一阶段(主要是盛唐)的创作,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如高人雄《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15) 、葛晓音《论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征》(16) 、林继中《田园诗人与自然的对话》(17) 、霍然《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18)等文分别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原因、艺术特征、美学意蕴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葛晓音的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9)则对唐代山水田园诗从初唐的起步到盛唐的发展成熟再到中唐的新变作了较完整细致的勾勒。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来看,最富有代表性的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继续备受关注,成果丰硕,而且关注面进一步扩大,每个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诗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和重视。再者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多样,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均被运用到研究中来。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基本格局第一、整体研究(约32篇) 。唐代田园诗在唐代各个时期都存在,但每一阶段的发展并不平衡,且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盛唐田园诗的创作是整个唐代最为繁盛的阶段,创作者较多,作品量较大,艺术成就也最高,因而最受关注(约有论文21 篇) 。首先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形成的原因(或产生的条件)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刘德重《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德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认为“当时政治现实的黑暗,作用于一群软弱的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身上,再加上佛老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逃避现实,归隐田园,寄情山水。这就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葛晓音《盛唐田园诗和文人的隐居方式》则从文人的隐居方式这一独特角度探讨了盛唐田园诗兴盛的原因及其特征。该文认为,盛唐官僚阶层及中下层士人两种主要的隐居方式:即“亦官亦隐”和暂时闲居,对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别业的创作环境造成了盛唐部分田园诗与山水诗相融合的趋势;其次,促使盛唐文人以合乎时代精神的审美理想继承了陶田园诗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到在陶诗中尚未被充分表现过的多方面的田园意趣;第三,形成了盛唐田园诗追求和平宁静和优雅高尚的审美趣味。“这篇文章对学界已成定论而语焉不详的隐逸与田园诗的关系的研究,显然比以往的阐述远为具体和深入。”(20)另外管士光《我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条件的看法》(21) 、唐启翠《从文人心态看盛唐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原因》(22)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和兴盛的原因。唐丽娟《论王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和影响》(23) 、陈建森《试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心物感应形式》(24)等文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对中、晚唐田园诗进行综合研究的不多,主要有林继中的系列论文《人的精神面貌在田园诗中的位置:兼论中唐田园诗蜕变之意义》(25) 、《变迁感:中唐士大夫的心理压力———中唐田园诗的透视》(26) 、《田园夕照话晚唐》( 27)等,前两篇通过将中唐田园诗与盛唐田园诗进行比较,探索出中唐田园诗对传统田园诗的新变。第三篇也是通过将晚唐田园诗与盛唐进行比较,总结出晚唐田园诗凄清枯寂的基本特征以及造成这一特征的深刻原因。第二、重要作家作品研究1. 王维研究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最高,因而历来备受关注,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约230项) ,研究也最为深入、细致,方法多样,角度多维。例如,对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的研究重要成果就有: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佘庆华《王维诗中的色彩》( 28) 、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29)等。其中,袁行霈文从总体上探讨了王维“诗中有画”的表现特征。认为王维的“诗中有画”是因为他虽用语言作媒介,却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语言的启示性,在读者头脑中唤起了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同时,还把绘画的“经营位置”的技巧,运用到诗歌中来,善于处理画面虚实的布置,以达到“诗中有画”。佘庆华文则从王维诗善用色彩的角度来探讨王维诗“诗中有画”的具体表现形式。陶文鹏文则着重论述了王维诗将诗、画、乐融为一体的艺术特色,认为王诗是同时以诗人的心灵、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宗思想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对此几乎不曾涉及,80年代以后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仍当属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袁文认为,禅宗思想渗透在王维的许多诗里,有些诗是空洞的说教,有些诗则在自然山水和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涵着禅意。此后,研究王维诗歌与禅宗关系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涉及到王维田园诗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孙昌武的《王维的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30) ,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 31 ) 、《王维诗中的禅意》(32) ,张应斌《禅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33)等。其中,孙昌武文认为,禅宗思想对于形成王维山水田园诗“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独特风格,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于王维的诗歌艺术大致有三个方面:以禅悟入诗、以禅趣入诗和以禅法入诗。论述颇为细致、精当。张应斌文对禅意具体怎样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美学建构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探究分析,他认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奥秘在于:定、慧境界既是禅宗境界,又是诗意境界,王维通过定、慧境界使禅意转化为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构成。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王维诗的艺术特色,如何国新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象》(34) 、童慧刚《王维山水田园诗图画意象之解读》(35) 、傅怡静《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36)等文运用意象研究的方法,通过对王维诗常用意象的分析,来探究把握王维诗的艺术和意蕴。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常常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将王维与古今中外的诗人进行比较,产生了较多的成果(约40项) 。孟浩然是与王维并称的创作山水田园诗的大家,因此将王、孟进行比较的论文最多,并有王从仁的一部专著:《王维和孟浩然》(37) 。王著在肯定王、孟并称、王、孟地位相当的前提下,具体论述了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区别:首先,在王维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外界景物融成一体,作者的个性与自然达到了完美的契合;而孟浩然诗中,诗人的形象是独立的,作者的感情是直接抒发出来的。其次,王维的诗,静中有动,以静写动;孟诗中,首先使人感觉到的,是诗人情感的波动,他所描写的景物却往往是静美的。再次,王维诗以清秀精工著称,语言锤炼,善用彩绘。孟诗则清新自然,语言平淡,擅长白描。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浩的《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比较》(38) 、胡遂的《论陶谢王孟田园山水诗审美意趣之异同———兼论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意境演进过程》(39)等。其中,李浩文从思想、创作时间、观照自然的角度、抒情方式和体裁等方面,对王孟山水田园诗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比较。胡遂文着重对王孟诗歌特色进行比较,认为孟诗个性鲜明,诗人自我形象特别活跃,呈现“淡美”的意趣;王诗则泯灭个性,消尽意气,从而达到一种“思与境谐”的境界。陶渊明被公认是田园诗的开创人物,王维则是集陶、谢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因此将王维与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文章也较多,代表性的有:陈滢《陶渊明、王维、李白的田园山水诗异同探略》(40) 、任嘉禾《陶潜与王维:诗史上儒道结合与儒佛结合之比较》(41) 、邓民兴《田园异趣,隐逸别情:陶渊明与王维比较》(42) 、张自华《陶渊明、王维山水田园诗意境的比较》(43)等。此外学界还将王维与同时代诗人李白、杜甫、储光羲、裴迪等,与外国诗人华滋华斯、泰戈尔等进行比较。在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性进行研究中,还产生了大量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品《山居秋瞑》和《渭川田家》进行赏析的文章(约60篇)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文化意蕴、深层内涵进行探讨也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并产生了一些成果。如杨德才《王维山水田园诗所折射的文化心态》(44) 、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45)等。2. 孟浩然研究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并肩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对孟诗的研究也是唐代田园诗研究的一个较重要的方面。共产生相关成果约60项。其中对孟诗艺术风格进行研究的成果最多。陈怡 的《孟浩然诗选·后记》(46)应是较早对孟诗艺术进行分析探讨的文章,陈文认为,孟的田园、隐逸诗学习了陶渊明的写诗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文章还抉发出孟诗创作的艺术精髓———“妙悟”,进行了独到、深入的分析,并对人们常常忽视的孟诗“浑健”的一面作了一定的强调。论述颇为全面、确切。陶文鹏的《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47)一文则专门对人们很少注意的孟诗理论作了研究,角度比较新颖。文章通过对孟浩然谈诗的诗句进行钩沉整理,探讨出孟浩然重视诗歌着重写心灵、抒发感情这一美学特征,强调“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指出孟诗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是“以清真为核心,在清空、清幽、清淡、清旷的多种美感中洋溢着清新气息”;并对孟的诗歌美学观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也对孟浩然的田园诗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指出孟的田园诗大都取材于日常闲居的生活感受;艺术上,孟诗“善于在平淡闲逸的日常生活中把握微妙的情绪,融汇于清旷的境界”。文章最后还对孟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孟浩然从题材和精神旨趣两方面将田园隐逸和山水行旅结合起来,使陶的感受和谢的观赏融为一体,形成了情景交融、意在象外的意境和冲淡清旷的风格。另外象李明生、李浩的《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48) 、柯素莉《孟浩然诗歌魅力探寻》(49) 、宁松夫《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50)等文,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孟山水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作了一定的探究。一些文章还从比较的角度,将孟浩然与王维、陶渊明等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深入把握孟诗的独特风格。在孟浩然田园诗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孟诗最有代表意义的诗篇《过故人庄》进行赏析,共有赏析文章28篇。近六十年唐代田园诗研究的问题与不足近六十年来,唐代田园诗的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无论是整体性探讨还是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产生了令人满意的一些成果,尤其是对一些山水田园诗创作大家(主要是王维)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令人瞩目。然而我们也能从中发现,整个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研究者大多立足于唐代的某个阶段,且各个阶段的研究也极不平衡。从成果量的分布来看,盛唐占了绝对优势, 32篇整体研究论文中,专谈盛唐的就有21篇,中唐只有2篇,晚唐则只有寥寥1篇。当然,盛唐田园诗的创作十分兴盛,艺术成就也高,对盛唐作更多的关注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阶段的创作。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中晚唐田园诗的创作数量不仅多,而且具有有别于盛唐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林继中的几篇论文(见上)以及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对此作过一些探讨,一些中唐作家作品研究中也有零星的论述。晚唐田园诗则基本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虽然有几篇从整体上研究唐代田园诗的文章,但往往关注的是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诸如文人心态、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等,而缺乏流变史的勾勒,即田园诗创作从初唐、盛唐一直到中晚唐,其精神旨趣、艺术特征等方面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流变,这对整个唐代田园诗的研究当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作家作品研究也极不均衡。首先我们对一些重要作家研究成果量的分布情况作一番考察。据笔者统计,相关作家的研究成果为:王维:约240项,孟浩然约60项,王绩:约22项,储光羲:约8项,杜甫: 5项,韦应物: 3项,白居易: 2项,柳宗元: 1项。从成果量的具体分布可以发现,王维研究占了绝对优势,是总成果量的2 /3强,这当然是由王维在整个山水田园诗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理所当然。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孟浩然作为当时与身后与王维齐名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其田园诗研究的成果却只及王维的1 /4,仅从数字上就说明,近60年来对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再从成果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主要是对孟浩然诗歌的基本风格作了一些分析,还有大量的单篇赏析,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显然不够。储光羲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田园诗数量大,且富有个性和特色,但从成果量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对他的田园诗的探讨分析也是很有限的。再看中唐诗人韦应物和柳宗元,韦应物的田园诗创作不仅数量较多,且有较明显的新变痕迹,这一点虽然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并有所论述,但相对韦应物的实际成就和地位来看,研究程度是不够的。柳宗元既是中唐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个性的优秀诗人,但长期历来,学界主要关注其散文创作,而相对忽略了他的诗歌。近些年柳诗研究虽然有较大的突破,但也更多关注他的山水诗创作,而对其田园诗的研究十分冷落。此外,中晚唐还有:刘长卿、钱起、白居易、李德裕、张祜、陆龟蒙、杜荀鹤、司空图、唐彦谦等一批诗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较多的田园诗,且在题材选择、思想旨趣、风格情调诸方面都十分有特色,但对其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研究格局的极不平衡,对于唐代田园诗的全面把握无疑是不利的。第三,研究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一些论者不仅习惯于将关注目标锁定在王维等大家身上,而且选题上也总是围着几个现成的论题打转。例如,对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学界主要围绕其诗中的画意、禅意等问题进行阐述,尽管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论点重复、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屡屡皆是。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一些名篇佳作上,而对其他田园作品少有关注,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第四,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定模糊。客观地说,田园诗和山水诗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不同的诗歌题材,各有属于自己的表现领域和风格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分别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两大题材,并为后世确立了创作典范。进入唐代以后,由于时代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从初唐王绩开始,田园和山水就有合流的迹象,到了盛唐,以王、孟为代表的诗人在创作中更增强了这一趋势,使有些诗歌山水、田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多数诗歌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我们决不会把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看作一首田园诗,也绝不会将王维的《渭川田家》认做一首山水诗。从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更多地看重田园诗与山水诗的共性而相对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因而多习惯于将田园诗和山水诗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甚且以山水诗为主以田园诗为次,这种状况对于更准确地把握田园诗独有的文体特征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无疑也是不利的。唐代田园诗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呈现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逸情趣渐渐削减而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也少有人注意。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去调整、克服以及进一步地深入发掘
我先前也是对论文的写作非常非常头大，还好后来找闻闻论文网的老师帮忙才搞定。论文里面的核心部分，分析和数据处理是最难的，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我都介绍的闻闻论文网给他们，非常专业，有的甚至把整篇都找帮忙的。
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
陶渊明的诗文平易朴实，淳厚有味，语言真切，朴素，简洁，明确，通俗而精练，深入浅出。在编写论文的时候要注意把这些陶渊明的诗词特点理清，那么写作的思路就清晰了。
内容提要：
中国诗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他的田园诗风格自然质朴，体现了自然质朴的创新美、自然淡永的抒情美、意境盎然的形象美、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自然”的风格至今都可称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无人能超越其艺术的高峰。
关键词：创新、抒情、形象、语言
学校(院系)：*****
班级：*****
学号：*****
中国诗正文：坛，人才辈出。其中“五柳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出身在东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他就是第一个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题材，创立了我国古典诗歌田园诗派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年著名诗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别号“五柳先生”。这是作者晚年，时适战乱频繁，作者为了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于是托名“五托先生”，写《五柳先生传》来表现他的志趣。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多，却在中国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厌恶污浊的官场，绝然躬耕田园，矢志不改。在田园生活中，他领略了田园的美好，民风的淳朴，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虽他饱受困顿之苦，却不返官场半步。这种高洁的德操常人难以企及，也震撼着人心。他还将当时士大夫所不耻的田园风光、劳动生活带入到诗歌领域，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创作的先河。
提起陶渊明，人们便会谈起他的隐逸和他的田园诗。他的归隐，绝不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仙踪难寻，而是真真切切的不愿做官，实实在在的躬耕田园。他不仅真正参加了劳动，而且讴歌着田园风光、劳动生活，为诗歌题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其自然质朴的风格更为他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语)。我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受到历代特别是唐宋以来诸多名家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其自然质朴的风格。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
陶渊明的诗在生活题材上，在语言锤炼上，在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作，继“风骚”，承“三曹”，开诗坛田园之先河。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完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的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以后，陶渊明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劈面则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可以看出陶渊明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求到了人生的新意境。
他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在语言上的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都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等用质朴语言形象创新性的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苏轼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别此语之妙也。”(《题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烦绳削的佳作，较之晋宋那些穷力追新，极貌写物，因辞累句叠而损伤了真正自然美的山水诗，给人以清新自然的享受。
二、自然淡永的抒情美
诗的生命是情感，陶渊明的田园诗有对田园宁静恬淡乡间生活的写照：“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他亲躬陇亩则更是自然朴实的抒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农村生活环境较之官场的“雷同毁异，物恶其上”的喧嚣倾轧，更使诗人深感田园生活的清净闲适。在田园劳作中，他也切实找到了和劳动人民“话桑麻”的共同语言：“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仕途痛苦反复使他清醒看到官场生涯与他“性本爱山丘”的心性是不相容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清人温汝能说：“陶诗多真趣。”(《陶诗汇评》)这里点出陶渊明田园诗中那种舒适淡永的一往深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对田园之爱于字里行间真切流出，给人以丰富有韵、回味无穷的美的感染。
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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