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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宇宙奥秘 对于终极的关切，对于人生根基的寻求，对于无限和永恒的依托，无疑构成了信仰的最本质的，最内在的和最高级态的特征。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信仰，是的，人类就是依托着这种本体论上的精神支点，去关切去信仰无限的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是最主要、基本的存在，是“第一存在”，也就是本体，就是神。万物的根源是神，神是最高的善、最大的爱。神作为至上的存在体是真理的源泉。神是价值判断和目标设定的根据，也是宇宙和谐有序的理性本质。神的启示就是科学，就是宇宙唯一的真理。神创造了宇宙万物，通过其规律性向人们显示神创造的奥妙，人类的科学探索就是求索神的启示。科学是探索神的奥秘的最真实、有效的工具。存在是一，一是一切，一切存在者都在存在中统一，因此，存在就是存在自身。神是绝对、全面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真正主体，积极的万物统一。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都依附于宇宙的存在，宇宙之神的存在，神是终极存在，存在的存在，是终极实在，所以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必然服从宇宙之神赋予人类的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没有终极价值和意义，人类所谓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失去意义，就象小孩的沙城游戏，必将随着时间的宏流而消失殆尽。神将地球上的一切赐于人类，这是对我们爱抚和赏赐，但如果人类违背神的意旨——科学——就会遭到神的惩罚。神也在我们心中，融入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原子”是神的“细胞”，当我们信仰神，坚信神的全能，就能将体内的原子、分子聚合成各种激素，产生无比的力量，这就是“信念”的力量。有些学派认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是在缺乏终极意义的宇宙中的一种转瞬即逝的偶然存在，这是处于迷惑之中的自虐思想，是极其可悲的。人格主义认为，整个宇宙和世界都具有象人一样的价值取向，趋向于一个统一、和谐、完满、终极的善的目标，这也就是宗教中的神。神学的方向，哲学（本体论）的脉络，最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精确定位，精确揭示宇宙万物的本质，人类存在的意义。神学、哲学善于从宏观上感知宇宙万物，科学则善于从微观上掌握宇宙万物的本质，由于前二者的研究成果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因此通向所谓的“真理”道路可能有很多条，这取决于是哪个学派、哪个教派得势，这正是使人类陷入无尽争斗、苦难的根源。而科学通向真理之路只有一条，因为它能精确定位，因此科学是探索宇宙真理最佳方法。由于科学探索是微观的、量化的、精专的，因此还需要用神学提供方向，哲学提供某些脉络。哲学本体论探索的万物本原实际上就是宇宙之神，因此神学、哲学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科学是探索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最有力工具，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能建立统一宇宙万物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就是说科学最终探索的也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之理，三者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在三者中，神学最先产生，因为它是人类的终极关切，攸关人类的生死存亡（如原始社会对自然神如太阳神、雨神的崇拜），随后，从宗教中衍生出哲学、科学，哲学源于古代神职人员对宇宙万物的理性思辨，科学源于古代神职人员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实践，此后，哲学、科学逐渐从上古宗教中分离出来。因此，神学、哲学、科学都有共同起源，源于人类对宇宙自然力的崇拜、信仰、理性思辨和实践探索。万物的本原就是宇宙之神、宇宙本体、存在的存在、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真主、梵、天、道，宇宙秩序就是宇宙程序，就是宇宙精神运行的体现。因此笔者从宇宙万物的源头统一了神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得出以下“统一公式”：宇宙＝宇宙秩序＝宇宙程序＝宇宙精神＝宇宙之神＝宇宙唯一主宰＝上帝＝真主＝梵＝天＝道＝各宗教中的神＝宇宙本体＝存在的存在＝终极实在＝万物本原＝自然规律＝万物之理＝自然科学＝真理＝神的启示在“统一公式”中，“宇宙秩序、宇宙程序、自然规律、自然科学、万物之理”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或者说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的概念。“宇宙本体、万物本原、存在的存在”是哲学领域的概念，或者说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上帝、真主、梵、天、道、终极实在、宇宙唯一主宰、宇宙精神、宇宙之神、各大宗教中的神、神的启示”是宗教神学的概念，也是唯心主义的概念。“宇宙、真理”在自然科学、神学、哲学领域都有论及。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宇宙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物质是宇宙精神运行的外在表现，是幻象。宇宙精神就是宇宙之神，宇宙唯一主宰，就是上帝、真主、梵、天、道、终极实在、各大宗教中的神，就是哲学研究的宇宙本体、万物本原、存在的存在。神学着重研究宇宙“精神”的一面，而自然科学着重研究宇宙“物质”的一面，哲学则对宇宙的“精神、物质”两态都有研究。“自然规律、万物之理、宇宙秩序、宇宙程序”就是对宇宙物质运行态的归纳。宇宙物质的运动只是宇宙精神运行的表像，也可见的，可测量、计算、证实的，所以实际上自然科学、神学、哲学研究的都是同一种事物，那就是“宇宙之神”。而过去由于人们受时代的科学认知水平所限，及思维模式、文化传统的禁锢，使人们在研究“万物本原”之时就象“盲人摸象”，有些先哲摸到的是宇宙之神“物质”的一面，另一些先哲感知到的却是宇宙之神“精神”的一面；实际上两者都有正确的成分，都拥有“部分真理”，但都是不完备的，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双方各执一辞，争论不休；由于同样的迷惑，又在各自阵营中分裂出很多学派，并认为自己获得的是“真理”，别人获得的都是谬论、邪说，这正是使人类陷入无尽纷争、苦难的根源。笔者提出的“统一公式”则能从根本上统一人类思想，拨开迷雾，看清光明的真理大道。
人工智慧虽然是模拟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但是，反过来也让我们对于人的智慧，对于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以下是我整理的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
【摘 要】 淘宝推出Buy+和AlphaGo战胜李世石，进一步催热了VR和AI市场。本文的分析表明，VR和AI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真实、准确的资料。同样，人工智慧和人的智慧也有很多类似之处，不仅依赖个体对于符号数字、文字的准确解读，而且还需要对多种资讯来源进行比较、评判和确认。人工智慧虽然是模拟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但是，反过来也让我们对于人的智慧，对于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 虚拟现实;人工智慧;批判性思维;媒介技术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605―0041―02
最近，微信朋友圈的两大热点话题无疑是新推出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应用淘宝Buy+[1]和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egence，AI棋手AlphaGo。淘宝Buy+推出当天，有人就惊呼：“吓得马上剁了还剩下的那只手!”AlphaGo战胜韩国围棋国手李世石以来，网际网路大脑[2]的话题也一直是朋友圈的讨论热点。从网际网路的底层执行逻辑来看，无论VR还是AI，基础都是资料――准确、真实、可信的资料。资料对于VR、AI的意义，就如同知识真正的真知灼见对人的意义。我们从VR、AI这两个应用入手，聊一聊人工智慧和人的智慧。
首先，对于淘宝Buy+，我的看法是：淘宝基础资料的造假，将使VR购物体验大打折扣。
作为一个计算机科班出身的偏执狂，我怀疑一切网路支付的安全性，所以，以前从来没有系结过银行卡，网购只买书，货到付款。春节前预定出境游一时贪便宜用支付宝便宜200元，绑定了支付宝，遂加入剁手党，并在春节期间拿出专业的研究精神，付出上万元的研究“经费”，对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为此，还获得了京东、淘宝颁发的剁手奖!研究结论：中国电子商务平台购物的便利、流程的顺滑，绝对世界一流!为中国电商生态点赞!
可是，从4月2号开始，我还是退出了剁手党，重新回到专卖店、各类商城去买服装、鞋帽等日用品。原因是淘宝服装的号码太不靠谱了!我买的好几家不同店的羊毛、纯棉、羊绒号称开衫，不管标的是L、XL，还是XXL，收到的实物全都比以前在商场买的小1、2公分。你说号码不准，我好好看产品说明，按照尺寸来选服装。结果，白纸黑字的尺寸资料也全无信用!
你说你弄个VR，无非就是帮我试个衣服，看看合不合适、好不好看吗?这倒好，按照商家提供的资料，VR试出来效果特别好，收到实物一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原来我还以为淘宝的造假只是抄袭名牌，现在才发现造假也是一个生态链，从基本资料开始，每个环节都可能有假。所以，没有基础资料的标准化以及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服装类VR会严重失真、失信。资料与实物不对标，会导致VR技术应用的作用大打折扣。
其次，AlphaGo赢了李世石，是否意味着机器已经比人聪明了?人是否应该有危机感了?我想说，大可不必，为时尚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人工智慧的不同层次。
比如说，《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部队要来攻打北京，我们怎么办?第一层次，如果是比较傻的、只会按照导航指令进行智慧判断的机器人近似于单机版的AlphaGo，可以采用软体打击。先派侦察兵弄清楚机器人用什么地图导航包括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这类新应用都依赖三维立体地图的导航，然后用黑客手段把三维立体地图资料全部换掉，用一套假地图资料为机器人导航，把它们引到某死亡之地。
第二层次，假如机器人不但有一套导航系统，还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并且有一套由卫星、各路感测器系统组成的“观察”体系，帮助机器人用周边事实景物资讯跟地图资讯进行比较，判断地图的真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对于这类机器人的进攻，最适当的应对措施就是硬体打击，当机立断断电断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运算机器学习要复杂得多，系统配置也昂贵得多，而且要求网路具备强大的容错效能，防止资讯被长城防火墙之类的拦截。
分清人工智慧的这两个层次，对于我们认识人的智慧，认识媒介与认知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启发。
讨论人的智慧首先需要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论：个体认知论与社会认知论。教育心理学聚焦学习者个人的认知规律，偏重于个体认知论;网际网路大脑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群体认知论。今天，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学的“坏理论”根源往往在于将两者混为一谈。
简单说，今天人类用书本、网路所承载的全部知识，是从荷马史诗、圣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一直到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数千年来人类对世界全部观察的积累。把这些分散于不同时空的“人类智慧”连线在一起的就是口传、手工抄写的羊皮书、印刷技术、广播电视、网际网路等媒介技术。所以，当一个6岁的孩子坐在教室里拿起书本的时候，他面临的巨大认知难题，是一个幼小的仅仅有6年人生经验的个体跟人类整体经验积累的对话。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像海伦・凯勒那样，在数十次、数百次的重复后，认“字”[3]。这样的个体学习，不采用行为主义的学习方式，难道你让他/她拒绝认字，自我建构一套表达符号?
人类知识就是由跨越时空的一个个个体，借助于媒介技术的记录、汇聚、复制、传承、批判等过程生产形成的。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人借助媒介技术支援，以社会认知的方式生产知识的过程[4]。个体的学习，则是个人经验，跟人类知识、规则对话，融入及参与社会合作，藉以实现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区分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和作为人类的人，是我们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的出发点。我以为，当下中国教育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一直在讨论一个抽象的、理想主义的、没有具体所指的概念――人。因此，无论“全人”，还是技术与“人”，都是争论不清的话题。
与人类整体的知识建构社会认知论相比，个体的人其实相当于处于三维地图情境下的机器人，我们的感知感测器能探测到的其实只是自己周围很少的真实资讯，如果你接收到的知识体系是被黑客“黑”过的一套假三维地图的话，你如何判断正确的方向?20世纪很多伟大的哲学思想，包括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等，其实或多或少都跟“个体的人”“某个群体的人”与“整体的人类知识”这个典型对话情景有关，恰如三维地图情境下的机器人。换句话说，在制造一个人工大脑的机器的过程中，促进了我们对人类智慧的省察与深度思考。
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能做的仍然主要是在社会认知体系上的建构，用外在的认知形成去推演脑内的“运算”过程，人脑内部真正的意义形成至今还是一个未知领地脑科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在Function，而不是Meaning层面。
对人工智慧第一、第二层智慧的分析也说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太复杂了，而应试教育知道、信奉一套被输入的知识则要简单得多。批判性思维不仅自己学生、老师要有质疑的意识，还需要一套社会化的“感测器”系统的支援和验证。所以，教育改革真的是天下最难的改革，也可以说，所有的改革本质上都是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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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起源之谜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自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人类这一支系是何时、何地从共同祖先这一总干上分离开来的？什么是他分离开的标志？原始人类又是何时、何地转化为真人的……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古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的回答。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真人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真人出现以前的人类祖先，科学家们称之为“前人”。直立是前人从人猿共祖主干上分离的形态学标志，他从主干分离的地区可谓人类最早的摇篮。真人不断演化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人，同时形成现代不同的人种，这个进化过程完成的地区便是人类演化最后的摇篮。在探索人类起源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人类是一个生物物种，他只能有一个祖先，不可能是多个祖先。不能说黑人有一个祖先，而白人又有另一个祖先。因为不同的物种之间虽能婚配，却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种能育。如果我们主张人类多祖论，就会在生物学上犯常识性的错误，现在已证实了人类多祖或多元论是违背科学常理的。人类从人猿主干上分离，究竟发生在哪一地区？是在非洲，然后走进亚洲，还是在亚洲？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的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它提供了早期人类群居的证据，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兰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人类是由动物变的之神话相当常见。在澳洲神话中说人是蜥蜴变的；美洲神话则说人是山犬、海狸、猿猴等变的；希腊神话也说某族人是天鹅变的，某族人是牛变的。我们由这种『动物变人』的神话中，可以发现很接近进化论的说法，尤其是美洲神话中说人是猿猴变的，就完全与进化论相吻合，这种巧合，很耐人寻味。我国神话论及人类起源的有数种，比较早的说法是《淮南子精神篇》：『有二神（阴、阳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类气为虫（混浊的气体变成虫鱼鸟兽），精气为人（清纯的气体变成人）。』这种说法并未受多大重视。晚一点的说法则指盘古垂死化为万物之时，身上的寄生虫变为人类。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盘古）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人）。 』此种说法也没有流传开来。另一种说法是指人类由黄帝所造，然后由其他的神上骈和桑林赋予四肢五官，见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这种说法很有趣，和日耳曼所述的很相似，可惜上骈和桑林是什麽样的神，在其他古籍中并无叙述，徒留一个谜 。
您好 有人认为，只有发现人科化石的地方，才能称作人类远祖的发祥地。目前已发现的几种人科化石，都是在非洲。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的故乡依然在非洲。 然而，曙猿化石的发现毕竟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也许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在中国发现更多人类远祖留下的踪迹，从而让我们能更明白地推断，在数百万及至数千万年以前中国大陆上发生过的事情。 发现的过程也是探索的过程，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漫长的路。但相对于千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来说，这过程是非常短暂的。 相关资料·人类是如何起源的？ 简单地说，人类起源就是人的历史渊源，即人是从何而来的，怎样来的。考古发现已证明，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独立进化的一支。因此，人类起源研究也就是追溯人这一支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区以及怎样从猿的系统分化出来并如何进化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1)人类起源理论；(2)过渡阶段；(3)两足直立行走；(4)使用和制造工具等方面。下面主要谈人类起源理论。 18世纪林奈在进行动物分类时，把人和猿、猴归入一类，称之为灵长目，意思是它们都是灵敏的高等动物。1809年J.－拉马克提出人是从猿进化来的，但证据还不够充分。半个世纪以后(1859).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在该书的结尾部分暗示了人类是由动物起源的。在达尔文的启示下，.赫胥黎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人类起源问题，1863年发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提出人类是和猿类由同一祖先分支而来的，这就是“人猿同祖论”。1868年E.海克尔在《自然创造史》一书中进一步用事实论证了人猿同祖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以大量事实论证了人类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也不是“分别创造作用的产物”，论证了人类也是进化的产物，是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古猿进化来的；并且在当时科学发展水平所许可的情况下，讨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一系列问题。1876年恩格斯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强调了劳动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08页) 自从那时以来的100多年中，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发现提供了大量有关人类进化的实物证据，大大地推进了关于人类起源的认识，也推动了人类起源理论的发展。 100年以前，一般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之久。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许多地点都有尼安德特人类型的化石发现，因而把人类历史向前推到10万年以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首先在印度尼西亚爪哇，随后在中国北京周口店都发现了猿人化石，这就把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从1924年起在南非几个地点发现了形态特征比猿人更原始的南方古猿化石，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到50年代确立了它在人科中的地位，使人类进化的历史延长到了200—300万年前。1965年西蒙斯等对庞杂的森林古猿化石(总共28个属50多个种)重新进行研究，加以整理归纳，分为猿类和人类两大类，认为应把腊玛古猿归入人科，作为人科的早期代表。 基于上述资料，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一套人类起源的理论，认为人和猿是在新第三纪的中新世(距今1800万至600万年间)开始分化的，那时人和猿就已有了明显的区别，人猿超科中的各种成员就和现生的各种猿和人有着明显的祖先－后裔的系统关系。其中森林古猿属里的几个种是各种现生猿的祖先，而腊玛古猿是由一种森林古猿演化而来的，它是最早的人科(人的分类系统)代表，以后由腊玛古猿演化成距今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再经过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克鲁马农人)而进化成现代人。在一段时间里这种理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近些年来，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发现以及对已有材料的进一步研究使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对腊玛古猿的似人科的形态特征提出了疑问，有人提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可能是同一个种的性别的差异，它们可能是现生猩猩的支系的祖先；自1961年以来在肯尼亚、希腊、土耳其、匈牙利、巴基斯坦和中国等地，先后发现了更多的中新世的人猿超科化石，特别是在中国云南禄丰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腊玛古猿头骨；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认为，人和猿最早分异的时间距今不过500万年左右；20世纪70年代，在坦桑尼亚的莱托利和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地区发现了距今300—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类的原始类型——南方古猿阿法种，它是迄今所知能肯定的最早的人科代表，具有意想不到的不少与黑猩猩相似的性状而与腊玛古猿不同，从而认为后者可能不是人科成员，而且人和猿可能是在较晚的时期才开始分异的。基于上述情况，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C.皮尔比姆对人类起源提出了新的解释或新的概念，认为中新世的人猿超科成员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它们与现代猿或人的关系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清楚，究竟哪一种是人的祖先，哪一种是某种现生猿的祖先，现在都还无法确定；人的系统树既不是一条阶梯，也不是祖先后裔的简单直线关系，而是更为分散的、灌丛式的进化系统。 现在看来，人类起源的过程远比过去的理解要复杂得多。人类进化实际上包含了非常复杂而又互相有关的解剖的、心理的、技术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因素，人类起源研究不仅要阐明人的生物机体本身的起源，而且还要阐明人的物质文化、语言和意识以及人类社会等的起源，这仍是古人类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人类起源理论也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近日，新加坡生物科技公司Gero与美国罗斯维尔帕克癌症中心（RPCI）在科学期刊《自然通讯》发表论文， 称人类寿命可达120岁以上，上限为150岁。
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寿的人—146岁
在印尼有一位叫马巴高索的长寿老人，他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活了146年。老人出生于1870年，在2016年去世，享年146岁。
研究认为，决定人类寿命的因素有二。
一是我们的生物年龄；
二是人体“弹性”，也称自我复原力。
人体是有数万亿个细胞组成，而这些细胞也决定了我们的寿命。通常我们认为，人类的细胞只能分裂50次，过了这个次数就不会有新的细胞产生，如果没有新的细胞，代谢就会终止，当老细胞大量死亡之后，由细胞组成的内脏器官也就会衰竭，最终引发人体的死亡。而人的体细胞分裂平均分裂周期为年。
我们知道，人体内有大量细胞来维持人体正常运转，而细胞又是通过分裂的方式来复制自身，简单来说就是“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一个细胞最后可以分裂复制成很多个细胞。
但是，这些细胞并不能无限制分裂并复制自己，而是有自己的生命终点，那么细胞的生命终点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和端粒有关。
端粒是DNA链条上末端的一小段DNA-蛋白质复合体，它的存在并没有其他作用，就像是DNA链条末端的一个帽子。
但是端粒会伴随着分裂减少自己的长度，简单来说就是细胞每分裂一次，每条染色体上的端粒会逐渐变短一些。
我们举个例子，假如最开始的端粒是100人民币，在最开始时，一个DNA链条上含有100元，但是细胞分裂一次就会变成两个细胞，而每一个细胞只能拥有50元人民币，接着再伴随着细胞分裂，人民币再次进行分裂。直到人民币不可再分割时，细胞将会激活凋亡机制。因此，端粒又被科学家称为“生命时钟”。
2009年，发现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的这个成果，让三位科学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奖（医学奖）。
1961年美国学者海尔弗利根据实验观察，胚胎细胞分裂的次数是有规律的，而人体的细胞则是分裂到50代时，就会全部死亡，而分裂的周期大约是年。
因此从端粒的因素来看，人类的理论寿命应该是120岁。
但有很多因素影响端粒的长度，2005年，著名医学期刊杂志《柳叶刀》有一篇文章提到：喝酒抽烟会缩短端粒的长度，因此寿命会更少。除此之外科学家也发现，端粒并不是越长越好，比如：癌症的发生就和端粒过长，或者不再缩短有关。
目前的进展是，科学家在实验室已经成功使用纳米技术保持端粒细胞长度，从而使老鼠的脑细胞寿命被延长了3—4倍。另外，通过转基因技术，使人的血管内皮细胞的分裂次数从65次增加到200次以上，突破了“海弗里克极限”(即细胞分裂次数极限为40—60次)。如果按照这样的发现速度和各项技术的成熟，人类寿命的无限制提高就将不远了。
到那时，也许人类再也不会为衰老和死亡而困惑，每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活到几百岁乃至上千岁。
当然了，你可能在现实中也听说过有人寿命超过120岁，其实科学研究不排除有个例行为，因为基因是会存在微小的变异。
科学家认为，在120岁至150岁之间，人体“弹性”也就是自我复原力将会完全丧失，届时寿命上限也就随之降临。
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及相关生物科技的发展，人类会越来越临近150岁这一生命极限。
既然人体自身的规律给了我们这个寿命范围，按理来说应该是有很多超过这个限制的人么，但实际的情况是接近这个年龄都极为困难，更不要说超过了！事实上我们整个生命历程中有很多因素会造成我们无法达到生理寿命，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我们的遗传基因本身具有缺陷，假如是手或者脚这些不影响寿命的部位也许影响不大，但如果支撑生命的关键脏器呢？那么生命就如木桶一样，能盛多少水是取决于最短那一块的长度的！
二、我们的身体细胞因外界的各种因素，比如辐射或者其他因素导致分裂错误积累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
三、除了自身因素方面，还有个人的生活作息，心态健康，交友，以及生活环境都可以对个体生命造成影响。
四、疾病感染而医学未能解除病痛最终导致死亡
五、各种意外事故等导致的死亡等等
当然随着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的发展。以后人类的器官一定会像汽车零件一样可以更换。而如果，有的人能够像汽车一样，定期体检，重视保养，估计活到200岁也不成问题！
一最简单的长寿秘诀--------------保持呼吸，不要断气~~
好~我细说下
乐观——长寿的秘诀
老年人讲究心理调适，保持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对于健康长寿是有重要意义的。心理学家认为，能使老年人达到健康长寿的因素很多，而豁达开朗是重要的一条。马克思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
备和痛苦”。
医学研究证明，很多老年性疾病与不良精神因素的刺激有关，它影响机体生化代谢，使免疫功能降低。而注意调节心理上的平衡，有助于老年人体内各种酶和激素的产生，有利于调节脑细胞的功能和改善血液循环。
有的老年人在患病之时，对疾病感到恐惧，产生各种消极情绪，这种情绪对健康是更加有害的。现代医学观点认为：恐惧、忧郁等不良情绪会使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抑制，机体某些器官和腺体的功能随之失调，引起代谢紊乱，疾病易趁虚而入。
古有秦始皇求长命百岁，后有帝王将相求千岁，再有的甚至求万岁。
我们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寿命越长越好。
但是人类的寿命极限是多少岁呢？
科学家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想知道么？往下看。
在去年的5月25日，新加坡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团队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研究人员为了研究寿命极限问题，首次开发了一种可以预判和描述年龄的变量，还开发了一个动态生物体状态的指标（DOSI）——表明了个体在一段时间内的恢复能力。
这也就是说，寿命的极限，就约等于，这个人体内已经 完全没有恢复能力的最后一天 。
如果一个人的 细胞没有恢复能力了，那么就代表这个人此生就结束了 。
他们利用新加坡的国家级的国民 健康 调查，再加上英国生物库里面的可调用的人体血细胞，进行了研究。
这样的样本量，可谓庞大！
人类，确实从出生开始，就得靠自身不断修复自己。
在 35岁到45岁左右会有明显的损坏加速 ，但修复能力却急剧下降，身体的恢复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对于恢复能力而言， 40岁的 健康 人需要2周，但80岁的老人，则需要6周。
研究人员接着对来自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大量人群的 健康 数据进行动态评估后发现， 人在150岁之前就会丧失全部修复能力。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有些人的寿命会短一些，但也在120岁左右。
所以， 人类寿命的极限在120-150岁，最多可以活到150岁 。
但虽然现在的平均我们的寿命在七八十岁，但随着 科技 的不断进步，只要 科技 不断提升，我们的寿命也能够不断提升，相信以后人人过百不是梦！
卷妈养老
英国卡迪夫大学硕士
一个科普 健康 养老的心理咨询师
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最早开始对人类自然寿命的研究。他根据对哺乳动物寿命的观察与研究，推论人的自然寿命应为其生长发育期的5~7倍，人的生长期是20～25岁，这样人类的寿命就应该是100~175岁。
另一种推算方式是计算体细胞的分裂次数。比如，太平洋的一种海龟，其个体细胞一生分裂72～114次，寿命可达250岁；鸡细胞一生分裂l5～35次，寿命最长可达30年；人类细胞一生可分裂50次左右，据此推算，寿命至少达120岁。
除此以外，还有性成熟说、端粒说等推算人类寿命的方法。不管采取何种推算方法，人类理论上的寿命极限都不低于120岁。但实际上，无论就人类全体或某个民族人口，甚至所谓长寿民族或长寿地区人口，活过百岁的个人仍属极少数。
因此，人的平均寿命远未达理想的地步。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医学技术的进步、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善，获得更长的寿命。
七年级上册政治论文篇二 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 摘要： 把科学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独创，正如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然而，如同 其它 学科一样，关于政治学的研究，似乎也永无止境。从“半部论语治天下”①伊始，经典的政治学著作便层出不穷，应用者更是不可计数，可我们仍然看不到“永恒的丰碑”，这确乎成了政治学的宿命论。政治家及其研究者们最终能够突破这一“界限”吗?显然，单就政治学本身而言，还无法破解这一命题。 一、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星球上 今天的政治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们于它总是雾里看花般那么困惑难耐。 人类的政治家们大都是实践家，经常将各种主义的政治学运用于现实，譬如列宁吹响十月革命的号角，把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用于俄国社会的改造;毛泽东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中国②。除此之外，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当年濒临崩溃的美国社会;现代中国的逐步崛起，进一步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③，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整个苏联;普金强权政治的回归，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世界大国之列。 人地球是一个政治星球，所有的一切似乎均与政治有关，哪怕是一只美洲豹的“意外死亡”，都可能引发政治争端，类似的矛盾无不是人类“创造、发明”的。人类用政治格式化了地球，用矛盾论解析了世间万物，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自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无论身处七大洲还是四大洋，头顶的天空中政治的云彩无处不在，如幻如影般紧跟着我们，想甩都没法甩掉。 二、科学的发展从没离开过政治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浩渺的宇宙也正在被政治化。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现在已然不是核技术，太空科技的发展逐渐崭露头脚。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无不把战略目光投向太空，包括印度也都制定了航天发展计划④，不甘心落后于人口同样众多的中国。航天科技竞争的背后，何尝不是政治家们在角逐与较量? 这就是无论哪一位政治家上台，都会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所在。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武器，它有时能起到政治宣言也无法达到的作用。美国作为二战中最大的“赢家”，从法西斯德国掠走了一大批科学家，这也成为它若干年后迅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过去我们依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震憾了当时“世界的两极”。 我们假设一下，离开了当前的政治因素，现代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国家的学术是自由的，不存在诸如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试问他们已经研究出来的一些普世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严禁向其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呢?难道仅仅是所谓的经济利益问题吗? 三、思维的巨变源自科学止于政治 科学不是没有边界的，只是这一边界往往与政治相关，如果法西斯德国先于美利坚合众国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格局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了——尽管我们可以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是想要得到这样的结果仍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幸好这个假设它不会成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科学家没有“越界”。 其实，无论世界哪个国家，有了政治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自然迅速。美国人老不放心伊朗和朝鲜，表面的根结是怀疑其拥有核武器，对自身和所谓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实际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斗争，导致了大国对敌对小国的“无比担忧”。为什么?害怕吗?当然不是，一两颗甚至十几颗原子弹，对于美国这样的军事强国而言，是很难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威胁的。道理极其简单，在你的核弹还没发射或者远离美国本土的时候，可能早被其部署在全球乃至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发现并击毁⑤。奥萨马·本·拉登时下遭美军突袭身亡便是另外的例证——似乎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人办不到的。 而我们一切思维的巨变，可能来自于科学发现，但最终却会运用于政治。回想人类社会史的划分，无 不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也诞生了与之相适的思维模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需要协作才能完成狩猎等活动，思维定格为原始共和;奴隶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青铜器物，这需要突显出地位的不对等关系，思维定格为王权至上;封建社会时期，人类开始使用铁制农具，这需要着力于农耕文明兴起，思维定格为土地私有;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开始使用现代机器(以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这需要建立工厂集约化生产，思维定格为民主共和;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开始认知剩余价值所在，这需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思维定格为人民民主。 政治家们曾试图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但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科学只是把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给找出来，并不能发明和创造出别的新规律出来。所以我们的科学思维一旦变换，最终会停留在政治层面，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四、科学家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而笔者更倾向于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的思维总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而且仍在不断地生长与漫延，直至伴随人类一起消失殆尽。 事实上，不少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懂得哲学，不知道为什么事物是对立统一的，更不会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拓展研究思路，甚至十分轻易地就丢弃了“错误思想”。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往往使简单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把大量宝贵的时间都耗费在一个圆点上，始终转不过那道“弯”。他们明白物理学中的“抛物线”理论，可就是不愿作“类抛物线”或者“反抛物线”式的思考。 假如科技工作者涉猎广泛，能在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分类法带有太大的人为因素，本身并不科学甚至背离了科学，应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予以纠正)间游刃有余，那么他们的科学探索必然会取得难以想像的成就。政治家们的头脑大都不是固化的，它们会随着外在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善于打破常规思维去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 钱学森老先生临终遗言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⑥当然，他的原意是指科学界。那么，为什么中国就培养不出诸如爱因斯坦与霍金这样杰出的人才呢?鲁迅早年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土壤。现在呢?自然不再是土壤的问题，答案还得从本文中来寻找。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科技工作者缺乏政治头脑和哲学思维，将科学研究逼进了狭隘的“实验+论文”这条死胡同。 唯有此点思维与当下一些政治家极其相似，让学术之风同化于政治腐败之风，大搞效益科研与世俗政治，使我们的头脑渐趋僵直和庸俗，最终摧毁创新的意志与信心。 五、政治家能用科学方法培养吗 英国牛津大学2010年10月宣布，将耗资1亿英镑(约亿元人民币)打造“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它将成为全欧洲首家旨在培育“明日世界领袖”的学院，向哈佛大学挑战。 乍一看，这确实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世界政治领导人，从学科选择的开始便趋向实用性，即使未来领袖们能自如地应对新流感、全球暖化等新兴危机。然而，笔者只能承认这是“天才的想像”。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一计划实现，那我们的世界就从此太平了。 想一想，按照同一种思维模式，培养出同一标准的领袖，他们又照同一方法解决同一问题，那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所谓的新兴危机，不 会是“1+2=?”的问题吧?即便我们不回看人类历史，单独看看现今世界，有哪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同出一门? 政治家们的思维不是培养出来的(无论使用的方法是否科学)，而是在具体政治 实践中打磨而成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全才，包括领袖。诸如处理疯牛病危机等问题，不需要政治家拿出详细的意见，他只须了解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然后积极调动 社会各方面资源，再难的问题亦可迎刃而解。 六、我们怎样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对于政治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各自拥有的意识形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地球上发生的很多政治事件，人们各自认知和所能接受的真相大相径庭。仍以奥萨马·本·拉登之死为例，且不说有几家欢喜几家愁，单就其12岁的女儿证实⑦，她的父亲先是被美军海豹突击队活捉而后遭其枪杀的。 节选这则消息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军这一做法并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对已经被制服的对手。回想当年抓捕萨达姆，活捉后进行了庭审，并以“反人类罪”处以绞刑。在美国政治家的眼里，此二人都是“恐怖分子”，无非萨氏有国家恐怖之嫌。 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意欲忽略各自的政治属性。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政治信仰(或者说政治偏见)，于人于事常以客观公正态度自居。 意大利科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因为捍卫和 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众所周知，16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布鲁诺之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争议，它关系到神权政治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他们都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手。“科学政治”与“政治科学”二者有相通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不单纯以其一的思维模式来认知。当我们以更加开放、更具包容和更有前瞻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时，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的作用便已然凸现。 看了“七年级上册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七年级上册梦想政治论文500字 2. 七年级政治论文600字 3. 七年级梦想政治论文500字 4. 初一政治小论文精选范文 5. 初一政治论文范文
关于国际法上反人类罪的定义,目前已有的国际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彼此之间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尤其是,关于反人类罪与武装冲突之间是否应建立联系,学者们和各国政府之间争议激烈,意见难以统一.争议的焦点是,反人类罪不需要与武装冲突相联系是否已成一条习惯国际法规则?鉴于目前各国际法律文件关于反人类罪定义的表述的不一贯性,作者认为,反人类罪不需要与武装冲突相联系尚未成为一条确定的、公认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国际法上反人类罪不应删去"战时"这一重要标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的关于反人类罪的定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补充：关于反人类罪，首要的一个构成要件是具有谋杀（murder）和非人道的行为（inhumane acts）。谋杀和非人道的行为在国际习惯法下是反人类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法中，谋杀罪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罪名；在国际法中，它一般是指“被告人不顾他人的生命具有杀害或者严重伤害他人的意图而进行的杀人行为”。“非人道的行为”在许多国际法文件和国内法中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法律术语，包括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和其他严酷的“残忍待遇”(cruel treatment)。但是，反人类罪最为独特的一个构成要件是它必须是“广泛的（widespread）或者是有系统的(systematic)”行为。虽然这个条件在过去通常被认为并不一定是反人类罪的构成要件，近期的发展已经表明，它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个构成要件。并且，大多数学者开始认为现行的国际法要求反人类罪必须是广泛的或有系统的。必须注意的是，特定行为人的行为不一定必须是“广泛的或者有系统的”。某个行为者一个单独的行为也有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只要这个行为是其他更为广泛的或者有系统的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有关行为可能自身即构成攻击行为；国际法并不存在单独或者预先存在的攻击的要求。另外，“广泛的或者有系统的”行为只是一个选择性的要件。该行为不一定要求既是广泛的又是有系统的。尽管“在实践中，这两个标准通常是很难分离的，因为广泛地攻击大量的被害人通常需要依靠某种形式的计划或者组织”，但是就实在法规定而言，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即可。在国际习惯法中，并没有明确什么才是“广泛的”或者“有系统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没有对这些概念下定义。然而，在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国际法庭的大量判决中已经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一定的界定。现在一般公认的是，“广泛性的”或者“有系统性的”必须是有相当程度的严重性和“排除孤立的或者随机的行为的可能性”。所谓“广泛性的”，一般要求具备多种方式。这个特征是针对犯罪的规模而言的。事实上，在早期使用的是“大规模的”(large scale)一词，而不是“广泛的”，其含义是指“该行为是直接针对大多数的受害者”。据此，前南刑庭指出，“广泛性是指受害者的数量”，并且是故意地大规模实施犯罪行为。虽然规模通常涉及一系列的行为，但是“广泛性”一般是指犯罪的严重性程度。事实上，一个单独的令人震惊的具备足够规模或者严重性程度的行为也可以构成“广泛性”。就像前南刑庭指出的那样，“一系列非人道的行为或者一个单独的极其严重的非人道的行为都可以构成广泛性意义上的犯罪”。联合国临时国际刑庭的法理阐述表明“广泛性”并不是指地理上的范围。这在一个已经判决的反人类罪的案件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该犯罪事实上只是发生在一个小镇上。“有系统的”是指攻击的行为具有不断持续发生的特性。一般是指执行攻击计划的“模式”(pattern)或者预谋攻击后面的计划或者政策方案。因此，一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的“有系统的”是指“高度的协调一致性和实施方法上具有的计划性”。在最近的一个判决中，前南刑庭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指出任何下列的证据都可以称为是“有系统的”：存在一个计划或者政治目的；较大规模或者不断持续的非人道行为； 使用的资源的程度，包括军事或者其他资源；在制定预谋计划中高层当局的指示等。 最后，反人类罪的行为必须针对的是平民，而不是军事目标。因此，在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中，必须区分作为民用设施的世界贸易中心和作为军事设施的美国五角大楼。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至少可以认为，9月11日对美国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构成了国际习惯法中的反人类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人类罪也被称作反人道罪或危害人类罪，是一种能让整个国际社会都密切关注的重大国际性犯罪。1920年8月10 日，协约国在签署“对土耳其和约”时首次提出反人类罪这一法律概念。但最早确立这一罪行的国际文件则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规定：“反人类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法律则在所不问。”在该文件中，反人类罪与破坏和平罪及战争罪一起被确定为战争罪的三大罪行。
反人类罪： 反人类罪也被称作反人道罪或危害人类罪，是一种能让整个国际社会都密切关注的重大国际性犯罪。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在签署“对土耳其和约”时首次提出反人类罪这一法律概念。但最早确立这一罪行的国际文件则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规定：“反人类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法律则在所不问。”在该文件中，反人类罪与破坏和平罪及战争罪一起被确定为战争罪的三大罪行。
文化人类的论我明白
有一本现代人类学能参考一下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
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
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
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
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
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1、关于物质文化;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米—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论文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认识客观现象，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研究方法，其重点是研究现象本身“是什么”的问题。
2、调查法
调查法一般是在自然的过程中进行，通过访问、开调查会、发调查问卷、测验等方式去搜集反映研究现象的材料。
3、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指把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案例，交给受训学员研究分析，培养学员们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解决问题及执行业务能力的培训方法。
4、比较分析法
亦称对比分析法、指标对比法。是依据客观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通过同一数据的不同比较，借以对一定项目作出评价的方法。
5、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又称思想方法、认识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
6、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的过程是层层推理的过程。
7、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一般用于收集工作的原始信息，编制任务清单初稿。
文科论文研究方法。
1、综合比较与社会调查法
（1）综合法。大致分为“综述”和“述评”两类。“综述”要求归纳、总结学术界对某一问题的全部研究成果。所谓“全部”是相对而言的，可以是某一阶段的“全部”，也可以是某一次会议的“全部”。“述评”要求在此基础上加以评论。
选择这类课题，首先要全面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概括和分类。评价他人成果时，力求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发表自己意见时，要有独到见解，有理有据。
（2）比较法。首先要确认对象具有可比性，即属于同一种类或同一条件、同一关系。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纵比是历史比较，即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内的具体变化，例如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问题，横比是不同的具体事物在同一标准下的比较，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并探索原因何在。
如研究清代两大代表性传奇《长生殿》与《桃花扇》的异曲同工，即是横向比较。
（3）社会调查法。学位论文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选题的确定，应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注重社会调查，从社会实践中搜集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确立选题。真正做到选题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
2、材料提取、拟想验证启发法
（1）材料提取法。阅读材料是多多益善，要勤于动手、认真思考、归纳分类。要弄清哪些属于本学科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哪些属于本学科争论的焦点问题。经过反复琢磨和提炼升华，形成自己的选题。
（2）拟想验证法。是指先有拟想，而后通过阅读资料并验证来确定选题的方法。根据自己平素的观察和学习，初步确定选题范围，再阅读大量资料，了解学术界的探讨。如有一位研究生以《我国企业资产重组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讨》为题探讨国企怎样摆脱困境问题，这个选题就是在搜集大量有关国企资产重组成败案例的资料基础上确定的。
（3）启发法。教师在讲授中，将课堂知识与课外阅读相结合，就某一问题论证的观点、依据、方法给研究生以启发，开拓思路，使其找到合适的选题。如教师讲授市场营销理论时，学生深受启发，联想到某企业加强品牌管理的成功经验，由此确定《关于企业名牌战略再思考》的课题。
3、回溯法
这种方法是从事物结果或现状着手，进行逆向思维，追根究底，寻找矛盾的根源，确定选题。比如《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大多以脂砚斋评语为论据。进一步分析比较，发现这些评语有可疑和自相矛盾之处。如目前已知最早的手抄本乾隆甲戌（1754年）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回批语写道：“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
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其口气显然出自与“作书者”不同时代的后人。但据大量脂批推断，脂砚斋又是比作者年龄大的至亲好友，参与小说的修改、校定和誊清等工作。
如第十三回末批语写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因命芹溪删去。”其中“芹溪”即曹雪芹。1754年曹雪芹30余岁，而批书者已自称“老朽”。这是其自相矛盾处。可疑之点如：甲戌本第一回末批道：“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直至30年后的乾隆甲辰（1784年），才出现第一个全书以《红楼梦》命名的八十回手抄本。在此前所有手抄本均题名《石头记》。但在甲戌本第五回却出现这样的脂批：“设言人亦应如此法看《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
如何解释上述问题？可以采用“回溯法”，追究甲戌本发现的经过。1928年2月，胡适发表文章，宣称他买到甲戌本，并公布他研究甲戌本的结果。但此后30余年，胡氏对此书及其来历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61年台湾影印此书时，他说：“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时的历史。”
据此，有的红学家提出脂批的真伪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如果选这个题目，不妨定名为《脂批疑案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