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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审美观是以肥为美。
唐朝经济繁荣，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唐朝文化开放，兼容并包，心宽体胖；唐朝皇族身上的鲜卑血统，使他们天生喜爱健硕体魄的女性，因而唐代人的审美观念就是“以肥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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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审美观并非一成不变，如唐人崇尚秾艳丰肥，明、清崇尚纤弱轻柔，但唯一不变的是：对单眼皮的偏好。在绘画中，从现存最古的一幅人物画──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起，一直到清末，对单眼皮和细长凤眼的偏好从来没有变过。
当然古人描绘美女也有大而圆的杏眼，不过无论大小，这些眼睛更多形容的都是单眼皮。
根据历史研究，唐朝是以丰肥浓丽为审美取向的。
纵观留存下来的美女雕像和图画，虽然工艺有别，年龄有少女、少妇之差，但大多面如满月、丰颊秀眉、腰肢圆浑，其装扮袒露而大胆。即使被今人誉之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的“捧杯侍女”，除了婀娜的捧杯姿态与众不同之外，其基本特征仍然是“丰肥浓丽、热烈放姿”。
显然，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现实生活都清晰地反映出，唐人的确崇尚“丰肥浓丽、热烈放姿”。这与汉代和古代其他大多数时期人们欣赏窈窕淑女含蓄内向的审美观不同，并形成了唐代的“另类”审美眼光。然而，这种“另类”的丰肥之美的魅力，不仅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苗条和骨感，而且更具生命力和向上的朝气。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唐人的“另类”审美正是那个如日中天时代的必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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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唐代繁荣昌盛、丰衣足食，正如诗圣杜甫诗句所记“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
其次，唐代开放兼容并包，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放姿。
第三，统治者的血统也决定了唐人对健硕的体魄更易亲近。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大贵族独孤如愿，也就是说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一半是鲜卑血统，而鲜卑族的游牧生活造就和需要的是剽悍、健硕的体魄。因此，唐朝几代国君均宠爱丰肥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资料：人民网-唐朝为何以胖为美？
盛唐风韵 ——从唐朝仕女画看盛唐气象 内容提要：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本文从张萱和周昉的唐朝仕女画说起，画中所描绘的女子体态丰腴、衣着开放，充分体现出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以此为角度展现盛唐时期社会发展、社会风气自信开放的图景。 关键词：唐朝仕女画；女性地位；盛唐气象；自信雍容 在中国的人物画历史中，唐朝的仕女画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体态丰满、衣着华丽鲜亮的贵妇人和手持纨扇的侍女，或沉静地坐着，或在园子里赏玩，或策马游春，或追逐嬉戏。与汉朝、两晋、明清所欣赏的弱不禁风、“秀骨清像”的仕女相比，丰满的唐朝的仕女大气、雍容，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发达与人们的自信。 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 唐朝仕女画的代表画家是张萱和周昉。 张萱的代表作是《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画中八个骑马女性，以人物闲适欢愉的意态和华丽的服饰烘托“春”的感觉。虢国夫人“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不施粉黛，与侍女们自由骑马在郊外漫步踏青，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唐朝的封建礼教对女子束缚较少，女子可以抛头露面、骑马出行。《捣练图》则描绘妇女捣练、络线和缝制等劳动的情景。人物造型丰腴健康，神态生动，姿态各不相同，特别是通过动作细节，穿插三个小女孩，或帮忙，或玩耍，传达劳动过程中的生活情趣。人物整个画面色彩明艳华丽，疏密有致。 周昉作品的特点，据当时人记载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描绘的妇女形象是“以丰厚为体”，这些特点都可以在现存周昉的作品《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中见到。《簪花仕女图》取材宫廷妇女的生活，装饰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园中闲步，上身束抹胸，肥大曳地的团花大副长裙，肩披透体薄纱，盘起的发髻，簪上步摇钗，圆脸丰肌，气质华丽富贵，动作从容悠缓，神情悠闲矜持。 从两人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的审美观：雍容富态、健康自然成了评价美女的主导标准，且女性的衣着、活动都十分开放。 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人物画中的仕女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女性的极大自由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富有效率的开明政策，带来了人民自我认同心理的加强，使得唐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唐代妇女以更为大胆的方式去追求美和表现美。 唐朝女性的打扮是中国历代女性中最为大胆和性感的。社会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较少，女性之美相应地呈现出了雍荣华贵的景象。唐代女子以丰腴的体态为美，加上高耸的发髻，飘扬的披帛，显得华丽大方，充分体现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气象”。女性着装极其自由，宽袖窄袖，华服胡服，女装男装，皆从其便。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因此，当时女子还盛行胡服打扮，翻领窄袖长袍，腰系皮带，上挂各种金属饰件，内穿条纹窄腿长裤。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 唐朝妇女女性地位的尊严有显著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武则天，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妇女们敢于追求理想，追求个性。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 妇女地位与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风气有关，女性地位的提高推动了社会健康发展。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妇女生活束缚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李唐王族本身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社会提倡创新精神。唐代妇女都喜欢抛头露面，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女子骑马射箭、自由恋爱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唐朝妇女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盛唐：自信雍容的力量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充满博大雄浑社会气象的一个时代，在绘画上是具有神奇魅力的辉煌时期。 经过初盛唐一百多年的经营，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唐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放姿。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国势的强盛使得一种自信的意志和闳阔的气势高扬在唐帝国的文治武功和大一统事业上。宋代的诗论家严羽曾经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唐代开元前后的诗歌，事实上，这完全可以用来描绘唐代文化和社会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唐朝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朝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唐朝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有容乃大的精神，造就了唐朝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 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放的胸怀、高扬的自信，使唐人具有了雍容大度的祥和与宁静，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因此唐人具有了一种与以往其他朝代都不一样的审美取向，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这一切体现了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于生命力最旺盛阶段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唐人崇尚并醉心这种气魄、力量和开张的美，他们崇尚热烈放姿、开拓进取、积极向上。 盛唐，传递给我们自信与雍容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佚名，周昉与中唐以后的绘画， 2 佚名，最美丽的仕女形象，新闻午报，2006年12月24日 3 林彬、陆珊珊，大唐的风韵，南昌高专学报，2003年第3期 4 孙家洲、刘后滨，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 2006年07月12日 5 李土生，有容乃大：盛唐气象与唐代文化精神，，2006年5月17日 6 晴语，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复苏与彰显——唐朝女性文化研究，，
唐代是人物画非常繁盛的时代。唐代中期，先后产生了两位重要的人物画家，从一定意义上，他们的作品标志着人物画的转变，因而在绘画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就是擅长描绘宫廷女性的张萱和周昉。唐 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一个时期里美术发展的趋向或转变，可以从当时社会意识、文化崇尚乃至经济关系中找出最终的根源。唐王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政权已经稳定，经济富足，贵族中间的享乐主义不断加强。于是，初唐时像阎立本那样以人物画表彰功臣，以绘画为"存乎借鉴"的政治性创作，已不显得多么需要。神圣庄严的释梵天女竟以豪门中姬妾为模特。这表明宗教美术中现实成分的不断增强，以至于将从中分离出来而发展为世俗美术。张萱和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绘画发展趋势下登上人物画画坛的。张萱《捣练图》张萱是开元年间的画官，擅长画贵族妇女、婴儿、鞍马。宋代《宣和画谱》记载他的作品就有47件。但作品的真迹并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所能见到的是宋徽宗赵佶的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画中八个骑马女性，布局疏密有致，背景不落墨痕，以人物闲适欢愉的意态和华丽的服饰烘托"春"的感觉。《捣练图》则描绘妇女捣练、络线和缝制等劳动的情景。全画分三组，人物或坐或立，相互顾盼呼应，特别是通过动作细节，传达劳动过程中的生活情趣。周昉《调琴啜茗图》（局部）周昉，长安人，主要活动于代宗和德宗时期(763-804)。周昉出身于贵族，绘画曾受张萱影响。他的肖像画颇能传神。有一次，他和另一位画家韩于同时为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画像，两人画完后，众人连连赞赏，分不出高下。郭子仪的女儿看了，说韩干的画"空得赵郎状貌"，而周则"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状"。可见，周昉是善于抓取对象神态特征的。周昉的作品"衣裳劲简"，"彩色柔丽"，女性形象"以丰厚为体"。《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都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簪花仕女图》取材宫廷女性生活，后宫嫔妃装饰华丽奢艳，体态丰腴，正从容悠缓地在庭园散步。背景极其简括，画面的意境、情调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形象和神态的刻划表现出来的。周昉《演乐图》周昉《纨扇仕女图》张萱和周昉的人物画一变汉魏以来的列女、孝子、功臣、良将以及佛道人物为主要题材的传统，把人物画的表现视野转向了现实生活。他们是贵族女性风俗画的先驱，对后世仕女画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看唐代人物画特点：通过学习中国古今名画欣赏析，在欣赏一幅传统中国画时，首先会感受画面带来的“形神”“气韵”然后是笔墨布局，最后思考总结作品的艺术特点。地位和影响。《簪花仕女图》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代表作品吧。看首先应了解周昉的一些基本情况，周昉出身贵族，先后做官，对宫廷族妇女生活十分熟悉，因而对族妇人及侍女的气质神态把握精确，通过对人动作细节的描写刻画。体现也唐代人物画最重的以形写神的艺术特点。《簪花仕女图》是描写春夏相交时节一群服饰艳丽云鬓高耸的贵族妇女、赏花、戏犬、观鹤、漫步的场景。无论用笔。用墨设色都体现出唐代人物画的精髓，用笔纤细。而又不却弹性，设色清丽艳明对质感的描绘把握非常贴切到位。细纱衣轻薄透明，肌肤丰韵、白皙。头饰闪亮。多层烘然、罩染、分染相结合和以色代线的手法都开启唐代工笔人物的新风。纵观唐代人物画《簪花仕女图》从内容上体现出绘画题材。较以前也发生了度化。转化人情世俗化，从线段来看，唐人的线描也多了更多的度化，画面布局上用假山烘托主体，人物的用大小来体现主次。从贵族妇女的体态也体现了唐代人对人物审美要求！
敦煌壁画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它以内容多样、色彩鲜艳、造型丰富、寓意深刻而著称，被誉为“墙上的博物馆”。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朝代，唐代创作的壁画独特而精美。那么唐代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呢？所谓敦煌壁画，是指画在敦煌莫高窟内壁上的画。莫高窟最早建立于魏晋南北朝的先秦时期，即公元4世纪中后期。当时佛教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逐渐辉煌。其中，乐尊和尚在悬崖上挖了第一个洞，作为修行和拜佛的地方。
敦煌壁画毕竟是一种特殊的绘画，当然遵循绘画艺术的基本要素，所以想要了解唐代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可以从线条、造型、构图、色彩等方面进行解构和欣赏。
中国古代壁画中的色彩历经千年仍保持鲜艳，主要是因为矿物颜料——岩石色。色彩表现是唐代敦煌壁画最直观的语言形式。在色彩设置和表现手法上，既继承了过去的传统，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结合渐晕法，使壁画中的形象圆润立体，给画面带来绚丽的艺术效果。唐代敦煌壁画中大量使用矿物颜料来增强画面的质感，用底色来衬托画面，色彩多样。
色彩的组合，不同个性的线条，不同形状的色块，展现灵动沧桑之美。在大量的敦煌壁画中，中性色黑、白、灰的使用比例很大。它们在画面中有机地统一了互补色和冷暖对比色，使得画面的效果在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又充满了变化。强烈的色彩对比和丰富的技法使色彩更加厚重，整个画面充满了活力。唐代敦煌壁画用墨与中原不同，在绘画过程中往往重墨轻色，给人一种拘束感。敦煌壁画墨色并重，大胆运用色彩对比，形成了敦煌壁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线条是比较流畅的，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多样，给人一种特别豪放的感觉，敦煌壁画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艺术特色在于是比较写实的，敦煌的壁画是特别的辉煌的，也是非常值得保存的一种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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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绘画，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人物画为主。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题材大大开阔，画法也有新的创造，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玄（又名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在画法技巧上，吴道玄在传统的兰叶描和西域的铁线描之外，创造出一种莼菜条的笔法。他还发展了梁朝张僧繇用的晕染法（即凹凸法），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富有立体感。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景物逼真，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 傅抱石 近时外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性的批评，总是离不了说中国是"自尊"、"自大"的民族。殊不知中国人的"自尊"和"自大"，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保守着这种"自尊"、"自大"的好国民性。今日的中国，尤其有急切的需要和重大的意义。 单论美术这一项，其发达之古，创造之精，莫说东方，就是世界上也难寻其匹。日本还在请中国人办外交主政事的时候，我们已把西域的美术精华吃下肚子。吐出以后的唐宋光辉之花。埃及是最古不过的了，然而把那粗笨的刻画，和我们三代的玉器铜器比上一比，若根据他的遗物，他就发展到与三代同一时期也办不到的。"铜器时代"，哪一民族拿得出如此雄壮伟大神妙不可言状的宝贝？虽一二遗留，它的价值，除供考古学者的摩娑研究，物器本身，已没有什么，然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史上有了最伟大最先进的创造是无疑的。虽然有许多学者，硬说我们古代那批宝贝，某种是间接学自波斯的，某种又是直接从印度偷来的，总而言之，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多大用的东西，然而这无非是因为我们的宝贝太高贵，把他们吓得没有什么可说。眼见中国如何贫弱，所以他们还要这样说："中国何德何能？龟甲铜器，《春秋》三传，完全是伪造，你汉人尚能做什么呢" 虽然，他们尽管侮辱，若是有人送他们一个同治年的瓷器，或是乾隆年的雕漆，保证他脑筋中起不可思议的作用，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这又是从英吉利法兰西偷来的么？ 展开东方艺术系统图来看一看，所谓"古代系"、"希腊系"、"印度系"、"中国系"的四大系中，实际上只中国与印度的二大系。假使中华民族不负起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责任，到现在朝鲜有美术么？日本有美术么？"印度系"又走得几步路呢？关于这些理论，姑且不论。总之我们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包办东亚的美术，是东亚美术名正言顺的不祧之祖，也不为过。 我中华民族特别的长处，是不但能够闻一知十，而且是只要和别的民族文化见见面，就会造出比人家更好的文化。一般美术史学者，他们把中国自三国至五代（约西纪二○○--一○○○年）的一个时期，定为"佛教艺术时代"（德人Hirth氏）或是"古典时代"（英人Bushell氏）或是"西域艺术攫取时代"（日人伊东忠太氏），述说当时以后的美术，完全没有独自的发展，而决定中国的中世美术史。我可以举一个极简单的例，来证明这种述说的不确。诚然，中国的美术，受了不少印度的影响。但是要明白，这些影响，到了六朝初期，早被中华民族聪明的脑袋将它化得干净。譬如说，张墨顾恺之的《维摩变相图》，陆探微载安道的《无量寿佛》则学印度的么？印度有没有？云岗龙门巩县等佛窟两足交叉的弥勒像，又是学印度的么？印度的弥勒像，是否两双脚交叉还是并垂呢？像这种例，举不胜举，一二学者，觉得中国人太不可方物，于是拼命从佛教经典内，拖出中国佛教艺术的前身来。似乎带哭带骂地说："中国真聪明！印度没有的东西也会造！你看呵！菩萨头背后那道圆光，印度又那里有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家如此地讥评，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事。美术是什么？佛教美术又是什么？朝鲜日本的古美术，都是中国美术的儿孙，然不能说朝鲜日本便没有它自己的美术。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在美术上特殊的伟大的表现！是世界美术史上最光荣灿烂的一页！ 只是创造，创造得不高明是不行的；只是吸收，吞进去受不住也是不行的。中华民族，有无量成绩做本身最高度文化的证明。纪元前一千年的工世，能作出就是现在五千年后也还是奉为标准的"形式"和"纹样"。葡萄花纹，就说是外国货，然"云纹"、"雷纹"、"蟠纹"、"饕餮纹"总是本号自造！并且形体周备，意匠完美，会在砖瓦头上刻字描画！会将一双雀子，站在乌龟背脊上做灯盏！檐会飞！柱会雕！凡是与生活有关系的器物，哪一样不施以美的设计？秦始皇为防胡人而筑的万里长城，其雄伟盖世的气慨，又谁不咋舌吃惊？ 绘画较工艺发达稍迟一点。古书上，舜皇帝的妹子，以及"苍颉作书，史皇作画"等等传说，姑不信它。在今日可得见的古代绘画作品，汉朝的已有很多了。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橱内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那画上的人物，态度优美而庄重，线条遒劲，布置闲雅，第四世纪的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时候欧洲的人物画如何？再说唐代的阎立本，它的驰名世界的《历代帝王像》，听说尚有十三张在福建林氏家中（一说梁鸿志君所）。这稀世的宝物，它的唐代初期绘画的黄金时代，充分表示无遗。日本帝室御物有一张《圣德太子像》，中间画圣德太子，左右画山背大兄王和殖栗王。这张画，他们的确经过许多人研究，据旧法隆隆寺《寺传》上说，是百济国阿佐太子到日本画的。许多人不以为然，说《圣德太子像》的服制全是"本邦的古仪"！但是除此以外，可没有第二张和这画逼肖的作品。是天上掉下来的么？实事求是的先生们，不得不怀疑了，不得不恭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了。因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也是中间画皇帝，两边画侍臣侍女的。于是《圣德太子像》的本源（布置或笔法），便牵在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上。 经晚唐五代而至宋徽宗的花鸟，即今日还原色印在日本寻常小学生的画帖上。不过不说是中国的，但说"距现在有八百多年一个叫做宗的皇帝"而已。绘画到了徽宗时期，无论花鸟，山水，一切部门，都有杰出的大家，彪炳史乘！南渡后，刚刚一百二十年，霹雳一声，蒙古人打定了天下，可怜当时那班画家们，忍着精神上的痛夺，拼命向笔墨间抒其抑郁之孤愤幽绪！黄公望，他叫出"寄乐于画"的口号，以刺激那些利欲熏心的分子。倪云林也曾说过"余之画，不过草草，聊写胸中之逸气耳"！这种艺人的本色，也是当代社会的反面。我们看倪云林的山水，存着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元四大家中，王蒙为了母舅的关系，做过一下泰安知州，在画史上，虽然他的挥洒高妙，有时也逃不了峻刻批评。至明代则文沈唐仇是适合当时代的产物，谨严之中，复邃幽趣。至于清初的八大山人与苦瓜和尚，他们的行径和笔墨，又岂独在一山一水一花一鸟之间？尤其石涛的诗，"梅花"、"遗民"可说是常常应用。我们在三百年之后，应不应该向这些民族艺人表示诚恳的敬意？ 雕刻的遗迹，随便说吧，如云岗巩县天龙山等多数的佛窟，真不知接受了几何人的瞻仰和崇拜。东方固是第一大艺术，西方也未见得有出其右者。我们要知道，这成千成万的石佛，都是先民一刀一刀，一尊一尊，累月经年所造成，若说是没有伟大力量的民族办得到，那现在也不让云岗独霸一部东方雕刻史了。 这无量数的遗宝，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寄托。唯有这些遗宝，中华民族在世界美术上始值得自豪，值得人家不远万里费长久时间，来研究我们一张纸或是一块石头。 然则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呢？这可分做两方面说：一方面，以异民族的关系，突然接触"形式"、"色彩"与自己绝对不同的美术品，自然产生一种奇异。或者本来存有某种用意（如对于工艺品），因之有些人，拼命地研究。这些人，是把中国美术推崇得真比天还要高不可攀。一方面，就美术品的评价上，中国美术品，大至开山打洞，小至一把扇子、一个酒杯，都具有不可形容的独特境界。这种境界，是中华民族的境界，是东方的境界，也即是世界两种境界之一的境界。因此，与欧洲美术，显然划清了路线，而此辔齐奔。 他们的绘画，是"色彩"和"面"的结合；中国的绘画是"线条"和"点"的交响乐。过惯了都市文明的他们，现在也需要枯淡清冲的刺激，在绘画上，已有相当的证明。不过以欣赏的趣味或能力如何，所以有的欢喜唐宋的谨严，有的欢喜元人的淡逸。 他们的雕刻，是不穿衣服的多；中国的雕刻，则多穿衣服。人体的曲线固属美妙，而衣服飘举，隐约如见，又何尝不美？他们的材料，多用金属，用石头；中国的材料，多用木，用泥，用麻，用漆，这是种种环境造成的分歧当不因此显其轩轾。 中国的美术，无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创作上固各有伟大的贡献，理论上更是发世界所未发。东晋有顾恺之的《论画》，南齐的谢赫的《六法论》。当第四五世纪，即有如此完善的绘画理论，可说是惊人的成功。如顾恺之说的："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完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王微说："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是何等的透彻合理呵！本来美术不像科学，不一定读熟了理论才去制作，也不一定有理论便有作品。但是世界美术史家们，常常贬人而誉已。我以为这些精湛的论著，是值得特笔大书，任他们存着怎样的偏见，也绝不能稍稍摇动。 在另一种情形之下，"中国美术"这个名词，稍稍费解。它的含义，似乎加了一层限制。欧美人所谓"中国美术"，至多包括到嘉道以前。那时候，足迹到过中国的还不多，仅仅从一些布教师或商人的手中，得受中国美术的洗礼。日本人就根本不说出"中国美术"四个字。虽然是一本一本图谱或论著，自序文至版权页都是中国的美术品或研究，但总名之曰"东洋"，或名为"支那古代美术"，置于印度朝鲜之间。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象，应该明白西洋人与日本人的中国美术观，在可能内，他们是以不提起为妙的。此中道理，非常简单。 那种中国美术在世界上，不是被人轻视么？当然！在现在民族竞争的时代，谁肯对我们中国人说出半个好字？事实上，我们早知道有若干的"中国通"，在贩卖中国的美术，在靠谈谈中国美术吃饭！更说具体一点，中国美术实在好得使一切不愿谈的人而又不得不谈，更不得不把中国美术似通非通地来利用。美国大来公司邮船上所印的旅客单，也装饰了中国六朝的佛像，江西不值钱的樟木箱子，到了支加哥会变成无上的美术品。日本不必论，著是不相当研究过中国美术，想做美术家是很困难的事。近年上田恭辅氏的《支那美术工艺骨董图说》，翻开封面便是"震惊世界的支那工艺美术"十一个大字。这点，也可见中华民族美术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了。 中华民族美术的进展，恰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这条线，随美术的部门而曲折不同，同时随民族意识的强弱而曲折不同。我们要推究它曲折的痕迹，推究何以盛何以衰的原因，做今后民族美术建设的参考。 美术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它的发生，成长，或是灭亡，都有它背后的一切做主人，使它不得不顺着而同一步骤，同一进退。前面说过，中国美术发达最早的是工艺，如玉器、铜器等，在三代已有精致的作品。因为朝廷设了玉府，召了许多琢玉的人从事研究制作，铜器也定有制度，形式大小等等，都有一定的标准。在这统一的机构指导之下，所以呈露当时代工艺极盛的时期。以后秦汉承继三代有组织的宏规，遂蔚成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的美丽轮廓，造型的样式上，也愈见复杂，一一合于生活的需要了。绘画也可以用此种在统一下始得发展的方式来证明它的盛衰。绘画上黄金时代的唐宋，在唐有玄宗的好艺，育成吴道子李思训阎氏兄弟（立德立本）许多凌铄古今的大画家，山水画之勃兴，佛像画之转变，这不都是玄宗的功劳么？宋代更是值得我们崇仰，徽宗皇帝，他不但扩充翰林图画院的机构，并且高等官吏都要考一考绘画，当时的文臣武臣，有几个不能伸纸挥洒的呢？基于这种原因，一直到南宋中期的绘画，人材之多，发达之速，元明清固然不能及，即两晋六朝又哪能相提并论？其次雕刻，隋唐佛教造像之盛，梁武帝的优崇佛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至于最近的清代康雍乾三朝，不是朝廷的奖进，那中国美术史可以划明代为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所资为最丰富最可靠的美术参考资料，大部分是这三朝的成绩。 现在我们足以相信，相信中华民族美术的建设，是在先负起时代的使命，而后始有美术的可言；是在造成统一的倾向，而后始有"广大"、"庄重"、"永远"的收获。我们过去的痕迹，很明白地呈在眼前，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的中国美术，时代的使命是什么？统一的倾向是怎样？前者可以把近几十年的美术看一看，自然可以发觉我们应该走的大道，后者就是审度目前的缓急，决定这些大道，走哪一条？如何走法
盛唐风韵 ——从唐朝仕女画看盛唐气象 内容提要：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本文从张萱和周昉的唐朝仕女画说起，画中所描绘的女子体态丰腴、衣着开放，充分体现出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以此为角度展现盛唐时期社会发展、社会风气自信开放的图景。 关键词：唐朝仕女画；女性地位；盛唐气象；自信雍容 在中国的人物画历史中，唐朝的仕女画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体态丰满、衣着华丽鲜亮的贵妇人和手持纨扇的侍女，或沉静地坐着，或在园子里赏玩，或策马游春，或追逐嬉戏。与汉朝、两晋、明清所欣赏的弱不禁风、“秀骨清像”的仕女相比，丰满的唐朝的仕女大气、雍容，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发达与人们的自信。 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 唐朝仕女画的代表画家是张萱和周昉。 张萱的代表作是《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画中八个骑马女性，以人物闲适欢愉的意态和华丽的服饰烘托“春”的感觉。虢国夫人“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不施粉黛，与侍女们自由骑马在郊外漫步踏青，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唐朝的封建礼教对女子束缚较少，女子可以抛头露面、骑马出行。《捣练图》则描绘妇女捣练、络线和缝制等劳动的情景。人物造型丰腴健康，神态生动，姿态各不相同，特别是通过动作细节，穿插三个小女孩，或帮忙，或玩耍，传达劳动过程中的生活情趣。人物整个画面色彩明艳华丽，疏密有致。 周昉作品的特点，据当时人记载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描绘的妇女形象是“以丰厚为体”，这些特点都可以在现存周昉的作品《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中见到。《簪花仕女图》取材宫廷妇女的生活，装饰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园中闲步，上身束抹胸，肥大曳地的团花大副长裙，肩披透体薄纱，盘起的发髻，簪上步摇钗，圆脸丰肌，气质华丽富贵，动作从容悠缓，神情悠闲矜持。 从两人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的审美观：雍容富态、健康自然成了评价美女的主导标准，且女性的衣着、活动都十分开放。 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人物画中的仕女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女性的极大自由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富有效率的开明政策，带来了人民自我认同心理的加强，使得唐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唐代妇女以更为大胆的方式去追求美和表现美。 唐朝女性的打扮是中国历代女性中最为大胆和性感的。社会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较少，女性之美相应地呈现出了雍荣华贵的景象。唐代女子以丰腴的体态为美，加上高耸的发髻，飘扬的披帛，显得华丽大方，充分体现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气象”。女性着装极其自由，宽袖窄袖，华服胡服，女装男装，皆从其便。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因此，当时女子还盛行胡服打扮，翻领窄袖长袍，腰系皮带，上挂各种金属饰件，内穿条纹窄腿长裤。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 唐朝妇女女性地位的尊严有显著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武则天，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妇女们敢于追求理想，追求个性。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 妇女地位与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风气有关，女性地位的提高推动了社会健康发展。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妇女生活束缚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李唐王族本身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社会提倡创新精神。唐代妇女都喜欢抛头露面，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女子骑马射箭、自由恋爱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唐朝妇女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盛唐：自信雍容的力量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充满博大雄浑社会气象的一个时代，在绘画上是具有神奇魅力的辉煌时期。 经过初盛唐一百多年的经营，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唐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放姿。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国势的强盛使得一种自信的意志和闳阔的气势高扬在唐帝国的文治武功和大一统事业上。宋代的诗论家严羽曾经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唐代开元前后的诗歌，事实上，这完全可以用来描绘唐代文化和社会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唐朝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朝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唐朝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有容乃大的精神，造就了唐朝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 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放的胸怀、高扬的自信，使唐人具有了雍容大度的祥和与宁静，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因此唐人具有了一种与以往其他朝代都不一样的审美取向，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这一切体现了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于生命力最旺盛阶段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唐人崇尚并醉心这种气魄、力量和开张的美，他们崇尚热烈放姿、开拓进取、积极向上。 盛唐，传递给我们自信与雍容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佚名，周昉与中唐以后的绘画， 2 佚名，最美丽的仕女形象，新闻午报，2006年12月24日 3 林彬、陆珊珊，大唐的风韵，南昌高专学报，2003年第3期 4 孙家洲、刘后滨，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 2006年07月12日 5 李土生，有容乃大：盛唐气象与唐代文化精神，，2006年5月17日 6 晴语，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复苏与彰显——唐朝女性文化研究，，
秦始皇统一六国，接过战国诸子阴阳五行、道家神仙思想，生作寻仙之游，死起厚葬之风，他那满藏奇器珍怪的陵寝，即是“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地下宫殿。汉承秦制。汉武帝尤敬鬼神，更热衷于神仙方士之言，长生久视之术，进一步掀起了“视死如视生”的时代风尚。汉代将先秦以来的魂魄观念、神仙信仰、阴阳学说和天人感应等思想再加整合与创造，形成了一套集功能、习俗乃至思想观念为一体的葬制葬俗以及与之相配合的图像。用这些图像装饰的帝王陵和贵族墓不仅有了如地上宫殿般的效果，而且具备了趋利避害，福寿神仙，荫庇子孙的特殊功能。西汉前期的壁画墓经考古发掘的有两座，即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和河南商丘柿园芒砀山梁王墓，墓主人均系分封一方的诸侯王。南越王墓葬年代在汉武帝元朔末至元狩初年（公元前122年前后），墓葬规格虽高，但绘饰壁画却甚为简单，仅在石门、前室四壁及顶石上发现了朱、墨两色绘出的云纹图案，没有发现具有主题内容的壁画。属于西汉前期的典型壁画墓，当数芒砀山梁王陵。芒砀山西汉梁王陵 位于河南商丘市东约90公里处，陵墓系“斩山为郭，穿石为藏”的大型多室崖墓 。主室前区顶部绘一条蜿蜒长达5米、首南尾北的巨龙，头角身翼，龙舌卷衔怪兽，左右画朱雀、白虎，或为四灵的早期形式。梁王墓壁画色彩浓丽，形象夸张，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壁画图像明显还带有楚地绘画风格的痕迹。西汉后期代表性的壁画墓，集中在洛阳和西安两地。洛阳地当历史上的中原腹地，又为九朝故都，历史文化遗存丰厚。洛阳考古发掘的西汉后期壁画墓有，烧沟61号壁画墓，卜千秋壁画墓，浅井头壁画墓等。壁画分布在主室顶部、前后山墙和隔梁上，有一砖一画的形制，也有多砖拼绘的横幅式构图，还有塑绘结合的画面。壁画题材多见驱傩逐疫，祥瑞升仙以及历史人物，图像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时期的丧葬观念和社会习俗。汉代葬仪中用傩仪，沿用先秦方相氏驱傩的习俗，以保护死者不受山林惊怪的侵扰。汉人重傩仪，更将驱傩的场景画在了墓室中。 这一现象对探讨两汉之际死生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洛阳以西的西安，曾是西汉王朝和新莽时期的都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渭水两岸的京畿陵区分布有这个时期高规格的墓葬， 已发现西汉时期的壁画墓，重要者有西安交通大学附小西汉晚期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和西安南郊曲江池1号墓。二十八宿天象图按内外圆分别构画，内圆画流云、金乌太阳和月中玉兔蟾蜍，外圆画青龙、白虎、朱雀、黄蛇和与之相配的二十八宿， 附带用人物、动物形象来标识各宿的名称。圆环外绘彩云翔鹤。后壁绘羽人持灵芝引导墓主灵魂升天，下有鹿鹤。壁画构图饱满，色彩明丽斑斓。所用双线填色的方式和勾连纹样的组合形态，也可看出前后相继的风格脉络。王莽篡立改元，推行新政，丧葬制度与习俗略有改变。属于这一时期的壁画墓以陕西千阳汉墓、咸阳龚家湾1号墓、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偃师辛村壁画墓为代表。壁画题材在西汉四灵祥瑞、引魂升仙的图像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宴饮庖橱、车马游猎、乐舞百戏、神仙偶像等新的内容并呈现流行的趋势。 西汉的丧葬习俗和墓葬壁画经过王莽朝的转变，在东汉厚葬糜费风气日渐盛行之际，原已具备表达丧葬功能的壁画图像得到进一步地拓展，宣扬死者生前殊荣的图景与仙国盛宴的图像成为装点墓室普遍热衷的题材。从已发现的30多座东汉壁画墓来看，以洛阳为中心，中原北方地区的东汉壁画墓得风气之先，波及范围则远至辽东和河西边地。中原北方地区的东汉壁画墓集中在河南、河北及周边地区。河南发现有洛阳北郊石油站壁画墓、洛阳机车工厂壁画墓、洛阳西工壁画墓 、洛阳第3850号壁画墓、洛阳偃师杏园村壁画墓、 新安铁塔山壁画墓、洛阳朱村汉魏壁画墓、密县打虎亭2号画像石壁画墓、密县后土郭1、2、3号画像石壁画墓、荥阳苌村壁画墓；河北有望都1、2号壁画墓、安平逯家庄壁画墓；其它地区陆续发现的东汉壁画墓有：山西夏县王村壁画墓、山东济南青龙山壁画墓、江苏徐州黄山陇壁画墓；安徽亳县董园村1、2号画像石壁画墓。繁荣的中原地区文化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的设郡屯田和汉末板荡之秋的移民风潮之际，传到河西、辽阳等边疆地区，因此这个时期边疆地区的壁画墓也呈现出较浓厚的中原文化特点。河西汉魏壁画墓主要分布在武威一地。同属边地的内蒙古，在托克托与和林格尔两地先后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壁画墓。 两晋壁画墓在结构上沿用东汉晚期的形制，壁画图像出现了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墓主持麈尾像。麈尾是曹魏正始以来清谈玄学之士的随持之物，故当时又将清谈称作“麈谈”。在社会时尚风气的标榜之下，持麈尾的人物形象进入到了墓葬中，成为晋墓壁画中流行的新题材。考古发现的墓主麈谈像在南边有云南昭通的霍承嗣墓，北边见于北京石景山八角村西晋墓和辽阳上王家村东晋墓，更远甚至到达朝鲜半岛。朝鲜安岳东晋永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冬寿墓和德兴里广开土王永乐十八年（公元408年）幽州刺史墓中都绘有墓主麈谈像，可见其风气的流布范围。两晋丧乱之际，中原板荡，大量人口向河西和辽东迁徙，中原地区墓室装饰的风气也随之迁移到这些地区。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在东北和西北有较集中的发现，西北沿河西走廊直抵吐鲁番，东北则有辽阳和高勾丽壁画墓的发现。河西走廊魏晋壁画墓已发现近50座，多用小砖砌筑，一类是制作讲究的壁画墓，另一类是以一砖一画或多砖一画为形式的砖画墓。壁画墓以酒泉丁家闸晋墓群为代表，其中5号墓属于十六国时期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壁画墓。砖画墓作画的程序相对简单，通常是在砖面上用白粉涂底，然后用墨线勾出轮廓，再填入赭石、朱红和石黄等色，用笔简率松动，色彩单纯，造型粗放而传神。河西魏晋壁画墓以河西走廊中西部最为集中，分布在东起武威，西抵敦煌一线，以酒泉、嘉峪关和敦煌等地艺术水平最高。鸭绿江中游、浑江流域是高句丽民族的发祥地。20世纪前期日本学者发现的重要壁画墓有角觝冢、舞踊冢、和龟甲冢等八处。集安高句丽古墓群的第二次集中发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者调查发掘高句丽古墓群19处、810余座，重新清理了被日本人打开过的五盔坟5号墓 、洞沟17号墓、洞沟12号墓 ，新发现了多处精美的壁画。晋代壁画墓在辽东郡首府（辽宁辽阳）仍有不少遗存，以王家村和三道壕1、2号墓为代表。十六国时这里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政治文化中心逐渐转向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三燕是鲜卑慕容氏和鲜卑化的汉族冯氏建立的政权，文化传统与汉族有别。壁画墓有朝阳的北庙村1号墓（沟门子晋墓）、大平房1号墓 、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墓以及北票的冯素弗墓。南北朝时期，因地方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作用，使得文化的地域色彩日渐明显。晋室南迁之后，南方因其地理气候和社会习俗的原因，墓室多用模印砖画。北方中原地区因鲜卑族入主中原，汉晋时期旧有的葬制葬俗也在发生变化。北朝墓葬形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墓室结构的简化，东汉复杂的多室墓被长斜坡墓道单室墓取而代之。北朝后期皇室贵族墓出现了巨幅的墓道壁画，墓室中则以表现墓主夫妇宴饮出行为壁画主题。北魏分裂之后，墓室壁画大致可分为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两个区域，东魏－北齐壁画的艺术水平较高。北魏曾三迁其都，力微三十九年（公元258年）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道武帝拓跋珪天兴九年（公元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在三个建都之地，现已发掘的帝王陵都没见壁画留存，在都城周围发现的壁画墓也为数不多。西魏、北周迁都于长安，帝王陵及贵族墓葬中较少发现壁画。陕西咸阳北周武帝的孝陵不见壁画的绘制。陕西地区发现西魏、北周壁画墓的地点有咸阳的胡家沟、底张湾及华县等地，墓葬的规格不高，壁画保存状况亦不甚理想。北周壁画墓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是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河西公李贤墓 ，这是一座长墓道的单室墓，壁画分布在墓道和墓室中，现存的壁画没有发现表明墓主人身份的仪仗和墓主人的生活场景，只有墓道两壁的武士和墓室四壁的伎乐女侍，皆是单人独立的画面。东魏、北齐首都邺城所在地的河北磁县，境内存有民间传说的曹操七十二疑冢，1957年考古发掘的讲武城1号墓和56号壁画墓属于其中的两座，结果证明是北齐的壁画墓。1970年代以后，磁县又先后发现了东魏、北齐皇室及贵胄的高规格墓葬，重要的如北齐骠骑大将军、赵州刺史尧峻墓，北齐文昭王高润墓，东魏茹茹公主墓，湾漳北齐大墓等。与邺城高齐政权息息相关的山西太原，原是高欢的发迹地，北齐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这里从70年代开始也陆续发现了一批高规格的北齐壁画墓，1973年发现的定州刺史、顺阳王库狄洛墓；1979年清理发掘的右丞相、东安郡王娄叡墓；1987年在太原南郊金胜村发现的北齐后期的壁画墓；2000年太原东郊王家峰发现的北齐大将军徐显秀墓等。太原发现的壁画墓比起邺城来在规格上略低，但艺术水平却毫不逊色，可与河北磁县北齐壁画墓相争高。东魏、北齐立国都短，文献所记关于北齐的艺术，因没有更多的实物保存流传，长期以来对其面貌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以磁县、太原为中心区的东魏、北齐壁画墓的系统发现，不仅填补了东魏、北齐艺术的空白，而且对于观察隋唐文物制度和艺术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隋唐是在经历过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西安作为隋、唐的都城，前后长达三百多年。唐朝国力强盛，帝王崇尚厚葬，自唐太宗李世民营建昭陵，开创了“因山为陵”的先例之后，唐朝各代帝王的陵寝多依山构筑，务求壮崇。在今西安周围的乾县、礼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东西绵延百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唐朝十八座帝王的陵墓。隋朝因立国短暂，有隋代纪年的壁画墓发现不多， 已清理的隋代壁画墓有1954年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发掘的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刘世恭墓 ，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发掘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吕武墓 ，1964年陕西三原双盛村发掘的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李和墓 ，1984年在西安东郊发掘的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椿夫妇墓等。这些墓保存情况一般不好，所存壁画残损较重。对于了解隋墓壁画艺术面貌有价值的是山东嘉祥英山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徐敏行夫妇合葬墓。唐代壁画墓的发现是在帝王陵的调查基础上进行的，20世纪以来在调查西安唐代帝王陵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陆续发现了帝陵周围的陪葬墓，从中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壁画，获得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及其陪葬墓的详尽资料。帝陵陪葬墓的清理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献陵、昭陵和乾陵范围内。据考古调查，唐高祖李渊的献陵陪葬墓为30座，墓主人大多是皇室宗亲，经发掘的壁画墓有高祖第十五子李凤墓，高祖第六女房陵公主墓等。李凤墓墓室顶部绘星象，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中均影作木结构建筑，甬道两侧在长廊建筑中的各间内绘女侍，过洞西壁绘有牵驼图，是陪葬墓中年代较早的实例。西安地区，唐代的壁画墓除上述的帝王陵及陪葬墓外，在西安市郊和毗邻的京畿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唐壁画墓。重要者有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金乡县主与其夫于隐合葬墓，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苏思勗墓，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唐安公主墓，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执失奉节墓，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韦浩墓，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韦泂墓，中唐的韦氏墓。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淮安王李寿墓。景云元年（公元710年）节愍太子李重俊墓等。以西安为中心的唐墓壁画所反映出来的题材和风格传播到唐代边疆地区，北京地区最重要的壁画墓是1991年海淀区八里庄发现的王公淑及夫人吴氏墓。王公淑为山西太原人，官至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使、银青光禄大夫。此墓为方弧形单室砖墓，墓室北壁通壁画丹芦雁图，其余三壁残存装饰花纹和家居生活片段。牡丹芦雁图至为珍贵，画面以牡丹花丛为中心，牡丹下绘两只芦雁、花头上有翻飞的蝴蝶。在壁画下角对称画有秋葵和百合花。花叶双勾填色，构图对称。以牡丹为题材的花鸟画，兴盛于唐朝，出现了专擅牡丹花鸟的著名画家边鸾。固原和新疆地区的唐代墓室壁画见存有多扇式的屏风画。固原南郊乡羊坊村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梁元珍墓发现于1986年，天井东西两壁共绘人物牧马图六幅，甬道两壁各画一幅牵马图。墓室中东壁和南壁主要绘男女侍，西壁和北壁共绘有十扇树下人物屏风，顶部所绘星象图较完整。新疆唐墓壁画集中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合卓墓地，自1963起共发掘古墓42座，主要是唐西州时期的墓葬，所发现的唐墓壁画以屏风画最有特点。以西安唐代帝王陵和陪葬墓为中心的唐代壁画墓虽然绘制未必出自名家之手，但从壁画的技艺来看，很多皇族外戚、高官显贵的墓葬壁画也非泛泛之笔，年代完整而系统的唐墓壁画展示了这一时期匠师们在绘画上的普遍水平。他们追慕时尚，因而能够印证像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边鸾这样一些画坛名家的样式与技艺，填补了传世作品序列中的若干缺环，对于完整地重构唐代绘画史具有重要意义。 五代十国虽处世纷乱，但因感承唐朝文化的流风，书画艺术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偏安一隅的西蜀、南唐，统治者雅好文学，推重书画，中原画家纷纷南就，宫廷和画院中聚集了黄筌、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卫贤、徐熙、董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 南北画风，各家技法彼此争竞，绘画的题材除了人物之外，又在山水和花鸟画上开启新的意趣， 在今天传世的五代绘画作品和墓室壁画上能看到这个时代的清晰面貌。五代十国的壁画墓以1942年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的考古发掘为起点，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发现了八处高规格的壁画墓，分别是南唐先主李升的钦陵（公元943年）和中主李憬的顺陵；吴越国钱宽墓（公元900年）；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公元934年）；后周恭帝柴宗训（公元959-960年在位）的顺陵；后周节度使冯晖墓（公元958年）；后梁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公元924年）；吴越国二世主钱元瓘元妃马氏康陵（公元939年）。在以上的9座壁画墓中，有7座是国主及其嫔妃的墓，余下的2座是雄踞一方的节度使墓，这批身份显贵且纪年明确的壁画墓相对完整地保存了五代绘画艺术的时代特征和风格面貌，对于研究唐宋绘画的转型过程显得极为重要。 南方墓葬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壁面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使壁面的层次感得到明显的强调。五代墓室壁画题材内容和风格的变化，到宋代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和价值取向。宋代壁画墓的典型形制是仿木结构的砖室墓，由晚唐五代简单的砖室墓发展而来。这种墓室形制从北宋中期、特别是神宗（公元1068-1085年在位）以后，在中原普遍流行，内部装饰砖雕与彩绘相结合。墓室壁画表现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明显增多，营造的居住生活环境愈益逼真。砖砌墓室仿木结构日趋复杂繁丽，不少墓室砖壁上雕出门窗、桌椅、屏风、衣架、灯檠、柜子、镜台和刀尺等图像，形成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装饰格局。 宋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尤以邻近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最集中。在江苏、福建和江西等南方地区壁画墓仅有少量发现。由于南方的地理气候条件等原因，宋室南渡并没有使墓葬壁画装饰风气在南方流行开来。宋墓壁画按一定的方位构图布局，画面往往围绕墓主夫妇开芳宴展开，壁画图像与墓室空间密切配合，从中可以明显看到阴阳禁忌、神仙孝行以及风水学说的影响。迄今为止发现的宋代壁画墓，大多属于无官品的乡村上户和富家商贾，墓制相对简省，画工也属寻常的民间画工，世俗趣味和地域化的表现相对浓厚。宋代帝后陵墓仅在河南巩县（现巩义市）洛河南岸的太宗李后陵中发现有壁画。元德李后是太宗贤妃、真宗生母，卒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真宗即位后于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按皇太后礼袝葬于太宗永熙陵之西北隅。墓室内采取了砖雕、线刻、斗栱彩画和壁画四种装饰方式，壁画仅在墓室穹顶至影作屋檐以上有彩绘痕迹，上有星象，下有祥云缭绕中的宫室楼阁。栱眼壁墨勾盆花。石墓门上线刻高大的武士形象，这一题材已在五代十国陵墓中见到。以河南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宋代壁画墓以1951年发掘的白沙宋墓为起点，在随后半个世纪中陆续都有出土，重要的壁画墓有禹县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赵大翁墓；新安县城关镇宋村北宋墓；新密平陌村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墓 ；河南登丰黑山沟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墓等。南方地区宋壁画墓资料不及北方丰富，四川、江苏、福建、江西等地有少量的宋壁画墓发现。四川地区的石室墓装饰题材也以开芳宴为中心，辅以武士、四神、妇人启门、孝子故事等，采取的是浮雕的形式。四川、江苏、江西、福建等地相继发现的宋墓壁画，扩大了对两宋壁画墓的认识。从壁画题材内容、绘画风格技法来看，闽赣两地有较多的一致性，反映出两地文化及社会习俗的相关特点。兴起于漠北草原的契丹族，以骁勇善战，据有北部中国的大片土地，建国后分别设上京于临潢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设中京于大定府（治今内蒙古宁城），设东京于辽阳（治今辽宁省辽阳市），设西京于大同（治今山西省大同市），设南京于北京（治今北京市）。这五京之地，大体也是辽代壁画墓的集中分布地区。 由于辽对境内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尊重各自的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百官制》），因此辽代壁画墓明显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类是契丹皇帝陵和贵族墓，主要见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腹地，并呈聚族而葬的特点。另一类是汉人墓，主要发现在辽南京、西京附近和东京的部分地区。契丹族最初并无筑墓埋葬的习俗，后来逐步吸收汉文化，辽政权建立后，开始仿照唐制修筑墓室，厚葬风气急剧蔓延。墓室规模之大，随葬物品之丰富豪华，已超过了同时的中原地区。除常见在壁面上作画的做法外，契丹族还流行在墓圹内安放柏木护墙板，壁画直接绘在木板上。另有在石棺、木棺内壁施绘的做法，这些“棺画”的功能与壁画相同。辽墓壁画的题材同样具有与游牧生活和传统习俗相适应的特点，早期辽墓多以游牧生活和草原风光为主，布局简单，赋色单纯，装饰意味较浓。中晚期以后，大量出现仪卫、伎乐、侍宴、神兽等内容，在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同时仍部分保持着契丹民族的特色。辽壁画墓最先示诸世人的是帝王陵。其中以辽圣宗庆东陵保存最好。庆东陵的建筑彩画在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在墓内砖砌仿木构件上及墓壁上方，工笔彩绘龙凤、花鸟、祥云、宝珠以及网格状图案。在墓道、前室及其东西耳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描绘与真人等高的人物76身，人像上方都墨书契丹小字榜题。东陵最有特色的壁画，当属中室四壁所绘的山水。画面上云彩澹澹，雁翔翩跹，湖水盈盈，野兽出没山石杂树之间，分别描画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风光。构图严谨，季节特征鲜明，鸟兽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捺钵之所的景色。契丹贵族壁画墓从1950年代起相继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地区被发现。在以辽阳为中心的辽东京辖地，也先后发现了一些辽代壁画墓。1976年发现的天祚帝天庆二年（公元1112年）辽北宰相萧义墓（16号墓），是一座大型砖筑多室墓，墓道两壁壁画各长10米，西壁绘出行，东壁画归来。墓门过洞两壁绘迎送主人的备饮、备食图，甬道东西两壁的武士高达3米。出行图中以双驼高轮毡车为中心，墓主坐于车中，车马相接，各执事人员前呼后拥。画中人物多契丹装束，用具也多契丹族的特点。人物造型以墨线勾勒为主，线条劲健流畅。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极有研究价值的绢画《深山会棋图》与《竹雀双兔图》。自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割地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入辽土，即今河北省境内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以北的地区以及山西省北部地区。燕云之地发现的辽壁画墓主要分布在辽西京的大同、南京的北京和河北宣化，绝大多数为汉人墓。由于民族成分、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关系，这些地方的辽墓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起居器用，绘画样式风格等方面与北宋壁画墓有较多的一致处。辽西京道境内壁画墓发现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区下八里辽晚期张氏和韩氏墓群，重要的有张世卿墓、张文藻墓和韩师训墓等。女真族习俗薄葬，金代的壁画墓数量和规模远不及辽代，而墓葬类型与宋辽壁画墓有极密切的承继关系。山西在金时分属西京路、河东北路与河东南路，是金墓发现最多的省份，并以晋南最为密集。在金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大兴）周边地区、冀晋相交的太行山区，以至东北到朝阳，西北至甘肃，也陆续发现有金代的壁画墓，呈现出各地区的绘画的特点。宋金墓中流行最广的壁画题材是孝行故事，差不多成为墓葬中的主题，艺术形式包括石棺线刻画、 画像石、砖雕和壁画，分布的地区遍及豫西、豫北、晋南、江南以及甘肃、四川等地，已成南北社会的葬俗。按壁画资料的显示，以二十四孝为图本的孝行故事画，在北宋宣和年间进入墓葬之中，当时还不见普及。它在金墓壁画中广为流行，可能受金熙宗（公元1135-1149年在位）尊孔崇儒政策的推动，既有理学思想的影响，又与全真教宣扬节孝有密切关系。 以山西、河南为中心的众多金墓中普遍都雕绘孝行故事图，画法渐趋程式化，后世流行的二十四孝条屏当有此渊源。迄今发现的墓葬中，可以确定为西夏墓葬的并不多。西夏帝陵及其周边的陪葬墓，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西夏王陵8号陵据推测为第八代皇帝神宗嵬名遵顼（公元1162-1226年）的陵墓。清理时在墓门外甬道两侧存有武士画像。武士画作天王形，头上绘火焰纹，身着战袍，叉腰佩剑，着护臂甲，臂后绘飘带。这一发现说明西夏墓葬中同样流行装饰壁画的习俗。西夏普通汉人墓，有用木板画作装饰的做法。1977年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汉人火葬墓，其中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墓（2号墓）出土29块木板画。3号墓出土二男侍木板画。这些木板画原整齐地排放在墓壁，实际上起到壁画的作用。多数木板画描绘的是现实人物，包括男女侍、武士、童子和龙、鸡、狗、猪等，也有日、月、星等天象。人物衣纹线条起笔粗重，转折陡直，可与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相互参照。 元代的仿木砖雕壁画墓继承了宋金遗风，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内蒙古地区。元代壁画墓按其地域明显可见汉人墓和蒙古贵族墓的分别，汉人墓一方面沿用了宋、金壁画墓开芳宴的生活题材，更突出了墓主宴享表演情节，增加金银钱帛、斗库牛羊等象征财富的画面。另一方面山水、花鸟等文人画题材被引入墓室之中，并以水墨画的技法作画，呈现出简淡野逸的审美品格。蒙古贵族墓一方面吸收汉地壁画的题材内容，同时又描绘骑从狩猎等塞外风俗民情，兼有宗教信仰的内容。元墓壁画在沿用宋金传统的同时而有了变化，孝行故事壁画的减少和重宴享财富的表现是其变化之一。太原西南郊瓦窑村元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墓 ，在墓室东南壁绘库房，专画有管库人和标有“库房”、“□斛库”、“什物库”、“金银财帛家产钱物库”榜题的画面。山西金墓中还常见用散乐杂剧砖雕作为装饰，与壁画杂剧表演画面具有相同的用意，真实地反映了元杂剧在山西民间的流行程度。元代文人画的兴起影响到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化，以水墨宣淡为基本面貌的花鸟山水画被引入墓室中，成了元墓壁画中最具有时代特点的表现形式。民间画工以模仿日常家居常见的屏风、立轴、条屏作画，题材和表现手法也追慕名家典范。南方地区元代壁画墓发现不多，公布的资料仅限于福建将乐县光明乡元墓和重庆市最新发现的一处元墓。元代蒙古贵族壁画墓在内蒙古地区发现多座，辽宁凌源、甘肃漳县、陕西蒲城以及北京也有出土的资料。这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背骄子，他们的形象风采和生活习俗在壁画中得以真实地再现，从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到草原民族传统与汉文化的交汇融合的进程。明清两代由于葬俗葬制的演变，社会风气的移易，壁画墓的数量急剧减少，壁画的艺术水平也大不如前。迄今所发现的明清壁画墓主要在北方地区，壁画中常见家居宴饮和出行等生活题材。比较特殊的是河南荧阳明代温穆王朱朝坨（公元1552-1607年）墓的壁画，墓内绘制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法事壁画，反映了佛画在明代葬习俗中的实际运用。能够看出时代新变化的是摹仿流行的四条屏花鸟和诗轴所作的墓室装饰，北京门头沟马怀印夫妇墓壁画梅、菊、荷、牡丹四条屏，陕西大荔李氏家族墓中的石刻条屏和诗轴画像，均是民间工匠仿效时尚的作品。南方仅见浙江嘉善县陶家池明壁画墓，题材有墓主遇仙人，老者观瀑等高逸神仙题材，背景衬以水墨松石，可与明代山水人物题材的卷轴画相比照。明清壁画墓考古发现的数量较少，壁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段虽然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继承，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在壁画中也得到相应地反映，但画手主要是地方民间工匠，壁画图像和表现手法偏离时代艺术的主流，题材内容的民俗化和艺术表现的民间化倾向明显。它将中国古代壁画墓的演变线索引向了民间形态，“艺术在民间”则作了墓室壁画的谢幕辞。
孩子，真是无知者
应该是比较古朴的，比较传统的
纳西族的建筑，分传统式和现代式，但二者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尤其是以纳西人源远流长的建筑思想作为主线，贯穿始终。
纳西族的建筑古朴典雅，丽江古城的四方街最具代表性。整个建筑群都是土木结构的瓦屋，建筑上的门窗、牌楼上有精工细雕的图案，题材丰富，线条生动苍劲，形象栩栩如生，显示了纳西民族的艺术造诣和审美情趣。丽江古城有“东方的威尼斯”的美誉。
泸沽湖畔摩梭人的木楞房，则以整根圆木堆垛成壁，用树块劈成板做瓦，井干式的造型，整幢房屋不用一颗钉子，也不用砖瓦，不仅冬暖夏凉，还特别防震。四合院直观地反映其婚姻形态、家庭组织和宗教信仰，是母系社会的一种形式载体。
扩展资料：
纳西族在《祭祀建筑和村寨神》的经书中就把建筑和村寨神分为上古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中间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和下面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在纳西族东巴教的经书中只有祖先和建筑神才有这种分三个阶段的说法。
建筑和村寨神为什么会分为三个阶段，经书中所说的村寨和建筑有没有今天我们居住的房屋呢，因为经书记载年代的纳西族建筑还不是现在的样子。我通过查阅东巴经书和观察现在的纳西族村寨建筑。
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 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当时一本美学著作一版常常能够销售到几万册，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后来市场经济时代到来，人们渐渐失去了对于纯学术的兴趣，更多人趋于务实。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多元的价值趋向和多元兴趣，是一个好的现象，另外一方面过于务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漠视美学也是偏颇的。到了新世纪，我们对于美学的研究，不但要继承前人的学理研究，而且要面对现实的问题，回答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 我的一位前辈师长几年前说过，美学不应该庸俗化，美学从来不是教人如何梳妆、打扮、抹口红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 任何学术，不管多么艰深，都要落实到具体、纷繁复杂的现象。作为一门学科，美学当然不能只是停留在各种现象的浅层和表面，而必须上升到理论层次，但它同时也必须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感性的现象。我的一位前辈师长几年前说过，美学不应该庸俗化，美学从来不是教人如何梳妆、打扮、抹口红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美学作为一门科学确实不能庸俗化，它是研究学理性问题的，不是一门指导人们如何获取感官享受的庸俗化科学。但是，美学的学理研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时尚，必须能够指导具体的审美活动，指导人们的梳妆、打扮、抹口红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欣赏。美学的原理必须与审美现象相适应，必须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 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的关注是很重要的。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虽然不像艺术中那么专门，那么自觉，显得比较零散、随意和偶然，但却是原生态的，而且音乐、绘画、舞蹈等本身就起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通俗的文学艺术与文化现象，也常常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精彩纷呈的审美现象，以其精妙绝伦的姿态，给最广大的民众带来审美的享受，诸如家居的装潢、环境的绿化、小礼品的包装等等，都在显露出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这是任何精英文化所不能替代的。随着网络传媒的迅速发展，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趣味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交流，为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学院派学者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只以文化经典从事审美研究，做概念的游戏，完全漠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是不能完整地把握审美现象的，其研究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因此，对于审美问题的研究，必须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把审美活动和对它的研究推向崭新的领域和境界。 审美问题在我们青少年中显得特别受关注。一位女生听说我是搞美学研究的，就问我到底什么是美？我当时觉得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就随口说“delicious”，是“美味的”、“有滋味”的。其实我们古人就常常用味觉的快感来比拟和形容视觉和听觉的快感，我们今天还经常说某人“有味道”。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和艺术理论，常常用“滋味”或“味”来形容美的作品，以“滋味”或“味”作为文学艺术的评价标准。 人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情感诉求，对温情的强烈渴望，展示自我的个性化的追求，看二人转的休闲娱乐方式，对一束温情脉脉的红玫瑰或康乃馨的期待等等，同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丰富多彩的审美现象，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精英艺术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与学院派的书斋研究并非格格不入，审美价值从来就不是精英艺术的专利。 大亨富翁们的豪华装饰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但美学家们不能蜕变为大亨富翁们或纨绔子弟们的装饰美容的师爷。 目前，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研究存在着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以单纯的感官快适取代美感，导致美学学科的不确定，以为是在颠覆传统的审美价值，面向未来，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学原则。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美学的泛化，乃至失去自我，从而使经典美学被解构，不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现象，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思。泛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学研究的一种堕落行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并没有颠覆美学研究中的思辨价值，也没有让数千年积淀下来的阅读会员限时特惠 7大会员特权立即尝鲜美学理论在一朝之间发生表达的困难。我们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蓦然回首，就发现既往的文化传统都如同过期的船票一样。我们也要有足够的理性去避免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研究所存在的泛化和庸俗化的倾向，认清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庸俗化的不同。 2001年我在韩国期间，见有店面用“美学”两个繁体汉字，粗看以为是书店、学术讲座或美学研究所一类，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理发美容店。美容固然与美化和审美活动相关，但美学研究的对象如果仅仅停留在理发给人带来的形式美感是不够的。豪华轿车要让人从形式上获得愉快，豪宅别墅、美女也都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如果将对轿车、别墅和美女的占有性的享受看成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那么，这种庸俗化的审美趣尚便是要不得的。 我们首先应该将审美的愉快与感官的享乐区别开来。审美的心灵在体验中通过情理统一净化情色、狭隘的功利和纯粹的技术，并使其内涵得到升华。庸俗化的审美倾向对于穷奢极欲的生理的满足，永远不能上升到审美享受的境界。那种将感官的快适等同于美感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美学常识的。物质享乐的欲求只有在与精神相关联时，才可能具有审美的价值。因此，审美活动永远不能停留在视听感官的层面上，视听的魅力最终要感动心灵，必须实现眼与心、耳与心的贯通。孤立地讲“眼睛的美学”、“耳朵的美学”，将视听感觉与心灵割裂开来的做法，无疑是不当的。 审美活动最早起源于修饰，修饰与爱美密切地关联着，但如果修饰的目的仅仅停留在视觉的生理快感效果上，显然还不是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享乐是多层次的，审美愉悦也是一种享乐。但审美愉悦是感官享乐和精神享乐的统一，而且只有实现了感官与精神愉悦的统一，感官的快适才可能是审美的愉悦。康德认为真和善是有自己独立地盘的，而美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实际上也就是说，审美的领域是没有限制的。任何对象都可以进入审美的领域，获得审美的正价值或负价值的评价。日常生活也不例外。不过，一旦进入到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就跳出了现实的领域，进入到理想的境界。它至少在想象中与寻常的生活相分离了。以舞厅为例，舞厅作为一个娱乐环境一旦进入审美领域，便可以在想象中超出日常生活环境，独立地构成一个理想的艺术化的境界。但是，如果将生活与审美融为一体的大众休闲视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新理想去追求，那只能是一种审美乌托邦。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趣尚，乃是对既有美学原则和基本规律的运用，而不可能是一种颠覆传统美学原则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 中国人过去常常把俏丽当作恶魔，强调它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某某女子是妖精、狐狸精，当然这狐狸精也不是随便叫的，都是要有几分姿色的，没有丑陋无比的女子被叫作狐狸精的。每个人都爱美，打扮得艳丽，当别人艳丽、魅力超过自己时，就把她说成是狐狸精。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里面有一个三仙姑，小芹她妈，是个中年妇女，爱打扮，赵树理说她“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年就不能打扮？她也有爱美的权利啊！赵树理为什么要讽刺她？这就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异。当然，现在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魏晋以飘逸为美（如貂蝉），唐人以肥硕为美（如杨贵妃），明代甚至以五短身材为美（如西门庆所宠爱的李瓶儿、孙雪娥等），这些和我们今天的趣味可能有所不同。总之，一个时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是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审美活动规律的。 审美对象是一种精神食粮。正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诗里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 到底什么是美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专业问题。我想简单提一下，美是通过健康的情调对对象作诗意体验的结果。诗意来自日常的生活中，怀抱着理想，把自己的情感移注到对象之中。在这当中对象和主观感受是互动的，比如为什么会出现“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因为人因钟爱，而在想象中淡化了情人的缺点，强化了优点，心心相印的互动更增添了魅力。 审美还取决于人们对对象的看“法”，审美地看待对象，和认识地看待对象是不同的。与认知相比，审美始终不脱离对象的感性形态，而认知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认知的眼光里，朝阳和夕阳不过是地球自转的不同阶段与太阳的所处的不同空间关系；而在审美的眼光里，喷薄欲出的旭日令人振奋，而洒满晚霞的落日却显得色彩斑斓，令人陶醉。因此，自然山水的感性风貌所激发的感官快适，是审美感受的基础，它与认知的感官印象是迥然有别的。 只有具有特定心境的人，才能对特定对象有深切的体验。春风得意的人对西风劲吹，长空雁叫的景致是很难激发出相应的情感体验的；而身处逆境、备尝人间炎凉的人，对寒冽的冷风则自有一番感慨。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秋风的感受，与高尔基《海燕》中所说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同一个月亮，不同气质、不同心境的人，对它的感受大相径庭。有人感到它的清冷幽静，有人感到它的晶莹灿烂，有人则感到它的哀伤凄凉。对于比翼双飞的蝴蝶，热恋者见之会感到欢欣，失恋者则更加伤感。 审美活动具有非现实性的特征，主要是在心灵层面上的一种活动。尽管主体精神性的理想是在现实关系中生成的，但它不同于现实活动，是一种理想化、艺术化的活动，它超越了现实及其约束，走向心灵中理想与自由的境界。我们生活在喧嚣的世界里，受着现实生活的各种牵制和打击，为生计而奔波忙碌，过着一种异化的生活，难免会感到人生如梦，到头来一切却归于虚无。于是，人生便需要一个理想的境界安顿心灵。 审美对象是一种精神食粮。古人所谓“秀色可餐”（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有：“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乃是说美貌或自然景色作为主体的精神食粮对人心的陶冶和造就，如同物质食粮之于主体的感性生命一样。正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诗里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竹子的魅力除了自然的绿以外，是拟人化的，它虚心、有节，文化把它变成了精神性的对象。很多人喜欢听音乐，正是音乐之中有那种激励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的东西。 总之，大千世界虽然千姿百态，但审美现象是一本万殊的。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只有一个本质，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审美现象共同体现了这个本质。审美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只在层次上有别于精英文化，而在审美的质的规定性上，雅、俗之间是一致的，否则就无法统一在美的旗帜下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之间，只有量的区别。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境界与非审美境界之间，则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角度，甚至有着质的区别。 纯感官的世俗享乐，包括视听之乐，以及味觉甚至嗅觉的快感，必须具有精神性或社会性的价值，方可能成其为审美的快感。美女明星的脸蛋和煽情的表演，如果只具有情色的特征，与审美的本质是毫不相关的。因此，时下有人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只是理解为生理快感和声色之乐的层面，这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日常生活的对象在生理快感的层面上与审美有相通的地方，但并非是真正的审美。后现代中的颓废思想把人生看成是一种享受消费的游戏，以对抗日益异化的现实世界，宣扬奢侈挥霍，情色泛滥，但这与审美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Aesthetic（美学）在词源上是指对感性经验的研究，本是侧重于感官的体验和享乐，但它们与伊壁鸠鲁式的及时行乐思想，与单纯的感官快适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传统中，审美活动更是基于感性而不滞于感性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对道的体验。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奢华的物质享受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奢华的物质环境有利于创造视听享受的氛围，成为审美享受的基础，但它不是直接的审美活动自身。大亨富翁们的豪华装饰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但美学家们不能蜕变为大亨富翁们或纨绔子弟们装饰美容的师爷。陶醉于日常的物质生活本身，是美学家作为一个都市人角色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审美的趣味，是美学家作为一个审美欣赏者角色的权利，而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作出冷静的思考并且进行积极的引导，才是美学家们应尽的义务。 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杜丽娘、崔莺莺等，就有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自主的追求，她们就是当时的“野蛮女友”，要把她们放到精神解放的层面和背景下去理解，就不存在什么女性审美中性化的问题。 前些年，苏州电视台因为苏州外语学校的一个学生获得法国精英模特大赛中国赛区的冠军而来采访我，要我谈谈看法。因为有不少人认为这西方人所评价的美女根本不符合我们时下的标准，当然也不符合西方的那种性感的标准的。从画面上看起来，她好像皮肤黑黑的、小眼睛、小嘴巴、塌鼻梁。这也许就是西方人眼中和想象中的东方美女。 类似的情形还有来自江西的一位超模。西方人大都是双眼皮、高鼻梁、立体感很强，看惯了习以为常。而中国人则相对平面，有些单眼皮，物以稀为贵，当然就觉得美了。中西审美趣味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追求骨感型的瘦的效果。其实瘦在我们民族文化里也是有传统的，它有闲愁、优雅、高超，是一种病态的美，是少妇的情调，由此引申到对自然的文化评价，什么“红肥绿瘦”啦！水灵灵的女孩要把那具有青春活力的水分给挤了，为什么呢？自身瘦便瘦了，瘦得过了头就生病了。 又例如对青蛙的评价，根据俄国近代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俄罗斯觉得青蛙的形状“使人不愉快”，何况这种动物身上还覆盖着冰冷的黏液。而中国人长期以来都认为它姿态优美，动作敏捷，更有那清脆的叫声，从中可以联想到丰收之景。历史上就有很多名句传颂：“蛙声十里出山泉”（查慎行《次实君溪边步月韵》）、“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我们不能说美只是对象的自然属性，因此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必有一者是错的。从客观上说，青蛙的确能使中国人获得精神享受，又的确使俄罗斯人讨厌、反感。类似的还有对狐狸等动物的审美评价，中西方也是迥然不同的。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了美的民族性特点。同一个现象，由于不同民族的审美角度和审美尺度的不同，因而对对象的美丑评价也就不同。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里虚构了一个罗刹国，我们认为美的，他们却视为丑的。他们见到中国的美男子马骥的形象时，认为他极丑陋，吓得到处逃跑。而罗刹国的美男子，却双耳生在背后，鼻子三只孔，睫毛覆眼似帘等，马骥觉得非常丑陋。这种美丑颠倒的审美趣味虽然是虚构的，但在现实中却一定程度地客观存在着。例如，白种人和黄种人以肤白为美，而非洲摩尔族人则对白皮肤不寒而栗，西海岸的黑人还认为皮肤越黑越美。塔希提人把鼻子的隆起视为丑的，所以一定要把颜面压平。这些审美趣味中所体现出的民族和文化差异，是我们应该尊重的。 不过，从社会发展的潮流来说，进步的审美观念总是在取代过去错误的审美观念。在本民族的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审美趣味进行优胜劣汰是应该的。例如从南唐李后主时代开始的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缠足，在当时蔚为风气，今人则一致认为是丑陋的、病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各民族审美趣味的差异越来越小，而且在审美趣味有差异，各美其美的同时，应该说追求美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曾有一位学生报纸的记者要我谈谈对“超级女声”的看法，说她们中不少人是中性化的，至少是野蛮女友，怎么会获奖的呢？我对“超级女声”的情况了解不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作为审美现象，我没有理由回避它。其中所体现的审美趣味与传统审美趣味的差异，我想可以这样理解：这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也是一种流行时尚，还打上了眼球经济时代商业操作的烙印。 首先，从淑女型向野蛮女友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说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更为觉醒，使得贤惠、顺从的传统淑女性格变成了相对自主的性格，当然也有过头的，但都是正常的，是常态。在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杜丽娘、崔莺莺等，就有了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自主的追求，她们就是当时的“野蛮女友”，要把她们放到精神解放的层面和背景下去理解，就不存在什么女性审美中性化的问题，所谓中性化的说法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妇女观作为思想基础和审视坐标的。 其次，这种“超级女声”还体现了时尚，而时尚常常是求新求怪的，时尚不一定很稳定，因为时尚常常随风而逝，不一定有持久的生命力，却能吸引眼球。而在这商业操作无孔不入的眼球经济时代，商家就是利用时尚进行炒作。
文学审美是指读者对文学作品进行的鉴赏活动,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文学审美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网络文学的审美趋势
摘 要：网络文学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它以网络代替传统的纸质媒介，呈现出自己独有的审美趋势。它的这种审美趋势主要体现在：审美创造的主体间性，审美态度的目的化，审美趣味的媚俗化。
关键词：网络文学;主体间性;审美态度;审美趣味
网络文学作为文坛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从十多年前的无人问津，到现今占据文学的主流市场，即便是传统文学的销售也要冠以“著名网络小说家”、“最新畅销网络小说”等字样借以吸引读者。网络文学较之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媒介的不同，传统文学使用的纸张等传统的媒介，网络文学的传播媒介则是网络。网络的兴起与广泛的运用，是网络文学发展的最大推动力。网络文学的发展受到 网络技术 的发展和运用的重大影响，因此，网络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趋势。
一、审美创造的主体间性
对网络文学发展最敏锐的莫过于它的审美接受者，即在线读者。在线读者不同于传统的读者，他们对文学的关注依赖于网络。在线读者所阅读的作品是作家在网络上写作发布于网络的，他们所阅读的作品是很大程度上是在网络文学这个环境下所创作的。在线读者所感知的文学活动中的世界，是网络所建构的一种“拟态环境”，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所反映的世界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都受到这种“拟态环境”的影响。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指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时间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这也就是说，在线读者在网络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在作家头脑所显现的主观世界，而是一种拟态的非现实的世界。
主体性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它肯定了人的价值。传统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主体性的创作，作者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主体性拉开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甚至把主客对立起来。在传统文学中，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是一种非共时性沟通，也就是说作者通过写作而固定下来的意义与通过读者进行理解的意义之间存在着距离导致了这种对立。现代美学认为审美是主体间性的活动，而不是片面的主体性的活动。网络文学的发展实现了这种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传统文学的审美创造模式是作家创 作文 本，读者接受解读文本，而网络文学则改变了这种单项的模式，作家创作文本，读者接受解读并且参与文本的再创作，甚至原本的作家也会变成审美接受者。
王晓东在《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中将主体间性的思想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学、认识论和本体论。
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的问题，但是仅仅限于社会关系、伦理原则的范围，没有进入哲学的本体论的层面。而且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是不充分的，在现实领域不可能真正解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
认识论的主体性是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审美创作中作家与文本则是这样一种认识论范围的主体间性。作家创作文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和想象以文字为载体形成文本，看似作家是绝对的主体。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一旦当你塑造了某个人物，建构了某个叙事的线索之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开始不受作家的控制，它们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当作品一旦完成之后，作品则成为了自行运作的主体而不受创作主体所控制。作家与作品不再是一种谁创造了谁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生存论主体上的主体间性是指主体间的存在，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间性的根据在于生存本身，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主体构造、征服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在网络文学创作中，读者的参与创作是它独特的创作样式，互为主体的双方是双方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
在审美创造中，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真正的主体间的关系，人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变成了我与另外一个自我的关系，我把作品与读者当做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主体，我与之交往、对话、和谐相处，三方都获得了升华。
二、审美态度的目的化
人为了得到诗意和美感就必须超越主客关系的模式，为进入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准备条件。这个条件，在西方美学史上，叫审美态度。在中国美学史上，叫做审美心胸。朱光潜强调，有审美态度才能看到美。网络文学的审美态度是一种目的化的审美态度，以自身为目的追求生活娱乐般的非现实的愉悦。
传统的美学家他们都认为在审美活动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实践的、理智的、道德的态度的审美态度。叔本华的审美静观，认为审美态度就是一种从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和观察事物的普通方式迥然有别的审美观照方式;或者说就像布洛所说的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心理距离”;或者正如康德所说，这种审美是无关利害的。一句话，这种审美就是要超越现实、超越实体，超越个人的欲望及实用的目的，超越抽象的概念思维，超越道德上的需求，而使审美主体专注于事物的形式和外表以取得一种审美观照的愉快。网络文学环境中的审美主体完全从个人的喜好出发，选择自己的审美观照的方式。也不要求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正是因为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相近，使得审美主体更愿意去关注它。传统的审美方式所要求的距离，很容易造成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隔膜。现今，网络文学目的化的审美态度要求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审美对象，这种兴趣首先得建立在与审美对象能够很好的契合与共鸣。这种审美距离的拉近使得这种契合和共鸣能更好的实现。最后，无论网络文学这样的作品所带来的快感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都给审美主体以审美的愉悦。
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审美对象。也就是说，审美对象的审美特质能不能为审美主体发现和欣赏，这要看审美主体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以什么精神状态去注意和观看它。如果主体以一种实用的或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去面对审美对象，那他便不可以将注意力投注到对对象的审美观照之中，当然不能发现和欣赏到美。这些都说明了主体的审美态度在审美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网络文学中的审美对象，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对象那样晦涩难懂，而是根据读者的喜好来创造审美的对象。比如网络文学的受众多为青少年，则网络文学大部分的题材都是围绕亲少年所喜爱的奇幻、爱情、青春等。再不如当下流行的穿越题材也是由于审美主体的大量关注所导致这类型的作品的大量产生。也就是说，网络文学中读者的审美态度比传统文学更打程度的决定着审美对象。 对于审美态度的总体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超越性”。审美态度所要超越的是日常生活的实利意识以达到一种暂时的超脱，简言之，就是对实用功利的超越。这种超越还包括对人的情感等官能快适的超越，对道德的超越。审美超越的最后一层含义是，是对审美快乐自身的不断超越，体现为审美快乐的不断超越提升，最后走向极致。网络文学带有某种致幻的力量，无论从文学创作者所依赖的世界还是他所创造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都存在者很大的差距，网络文学的读者流连于这种“拟态”的世界，过分的追求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对个人情感的宣泄。这样的审美态度并不具备超越性，反而沉溺于非现实的世界无法自拔，甚至放任自己在自我的世界中掩耳盗铃般的活着。一方面网络文学的作家也安逸于这种环境，另一方网络文学的读者把这样的世界误认为是真实的世界。
三、审美趣味的媚俗化
审美趣味就是一个人审美感知的外在表现形式。网络文学影响下的审美趣味是一种大众的审美趣味。社会学家赫伯特·布尼黙，指出大众具有规模大、分散、匿名和无限性的特点，既不同于有一定组织性的社会群体，也不同于松散的易冲动的群集，更不同于有政治自觉意识的公众。大众没有任何组织性，没有稳定的结构、规范和领导者，缺乏为实现自身目的而行动的意愿和手段，但是对那学超出其直接 经验 范围或直接控制之外的事物感兴趣，并对之关注有加。正因如此，网络文学的审美趣味呈现出从众性和盲目性。
第一，从众性。审美趣味的从众性是指，在网络文学中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怎样的作品是好的，而是看大家在看什么就看什么。例如，在广大读者群中有一群小资派的读者，他们看安妮宝贝，把安妮宝贝的作品看作是文学小资标志。这种从众性表明，大部分的读者追逐的是文学所指向符号而不是文学本身。在消费社会里，艺术具有了某种可消费的性质。读者对作品的消费已经不再想原来那样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是在追求一种欲望的满足。审美需要是一种对作品本身的需要，而欲望满足却只求从作品那里获得一种象征符号，这就造成了以符号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趣味。对象征符号的需求不要求作品能给人带来某种愉悦，它只是作为一种空洞的能治而漂浮于作品之上。作为消费的符号，这些作品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其所指。
第二，盲目性。审美趣味的盲目性是指，网络文学的受众盲目跟从大众潮流的喜好选择审美对象。网络文学中所体现的审美趣味是一种虚假的趣味，它并非来自于生命内在的冲动，而是迫于外力的驱使而表现出来的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则具有盲目性，总是随着“潮流”而变，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消费时代逻辑就是人们不再是理性地扪心自问“我”需要什么，而是盲目地跟着传媒制造出来的欲望走。在布迪厄看来，趣味是某一阶级成员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对自己阶级归属的认同，它对分配的控制是通过消费进行的，不同的趣味就会产生不同的消费观，不同的消费观又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阶级归属。网络文学的读者盲目的与网络中相应的阶层保持趋同，借以显示自己紧跟时代潮流并带有某种炫耀性。这种盲从性，使得读者一直追逐这代表“潮流”趋势的审美趣味，他们认为只有追赶上了领跑者，自己的审美趣味才会是合法的和有意义的。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追逐者跑得越快，他们离自己真实的趣味就越远，越难以表达自己真正的审美需求。
四、结语
网络文学以文学为依托，是生长在文学土壤下的一朵艳丽的花朵，它与传统文学虽然存在着如此多的不同之处，存在着如此多的独特之处，但是它还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仍然要肩负着传统文学索要肩负的使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一切东西都被拿来消费，我们甚至开始消费我们的文学。如若一切都是可消费的短暂的，那么总要有东西来展现它永恒的魅力，它就是文学。文学之所以长久被人喜爱在于它所具有的超越性，网络文学也该以此为使命，追求不朽与超越。(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M].华夏出版社，1989.
[2]王晓东.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范玉吉.审美趣味的变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张贤根.互文性：在艺术、美学与哲学之间[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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