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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践证明，这种结合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概念界定，阐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并指出了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途径。 关键词：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谐社会;辩证统一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在借鉴和 总结 中外历史 经验 ，并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提出的治国方略。对于“德治”和“法治”的探讨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是中国治国理论的一次创举，二者的结合有利于促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概念界定 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首先必须要正确地理解和界定二者的概念。对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提法很多人抱以怀疑态度，特别是以德治国的提出，认为是对封建“人治”落后思想的继承。殊不知，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对于德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之上的，是探索“人治”的治国 方法 ，而当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时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已经摆脱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背景，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德法之治。 中国现阶段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着区别于任何时代的深刻内涵，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 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谓“以德治国”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 以德治国属于思想范畴，依法治国属于政治范畴，二者在治理国家的手段和方式上不尽相同，依法治国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它要求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逾越法律，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所有违背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他律”。以德治国则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等无形的力量的维系，通过说服、劝导、感化、教化等形式来指引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通过内心的引导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以德治国是内在的“自律”，通过自律从而实现真正“治本”的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相互区别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一致，相互促进[1]。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1.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道德先于法律产生，德治是法治的源头，绝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从道德中提炼出来的，法律是道德的升华。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道德基础，体现在法治的各个阶段。首先，在立法阶段，道德为立法确定了方向和指导思想，为良法的制定提供了标准和出发点;其次，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需要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良好的道德标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同时，道德的评价作用为执法和司法工作提供了舆论监督，有利于执法和司法公正严明;最后，在守法阶段，道德为公民守法做好道德和思想基础，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加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从而使公民从心底愿意服从法律的制约，自觉守法。 2.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经济有序和文化繁荣等方面，仅仅依靠以德治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和缺乏道德观念的人来说，依法治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是特别必要和关键的。正所谓“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而触及法律底线的违法者进行严惩和对合法权益的保障，培养公民遵纪守法的习惯，同时也提升了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保障以德治国的顺利实施。 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法律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调节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且法律制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不能及时调整，而道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弥补法律空白。同时，由于道德的任意性和无强制性的特点，使道德在受到破坏时无法自助救济，这就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和权威的保障。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依法治国需要以德治国的补充，以德治国需要依法治国的保障，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法治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德治目标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2]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道德体系，而由于法制建设还需继续完善，很多方面未能纳到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在这个阶段提出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必要的，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1.社会主义政治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二者的结合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为政治和谐奠定了制度基础。政治和谐首先要求政治民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现途径，以德治国为政治和谐做好监督、评价和宣传，使民主政治深入人心。同时，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为和谐政治的建立培养优秀的领导干部，用道德提高其德行素质，用法律来规范其言行。 2.社会主义经济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同时也需要道德的规范制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成绩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尚需进一步完善，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对我国的“分化”和“西化”，很多人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出现见利忘义、坑蒙拐、权钱交易等现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蔓延，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用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惩罚违法乱纪行为，用道德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其道德水平，以抵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良思想，从而建设一个公平、诚信、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社会主义文化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文化建设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离不开和谐文化。刘云山同志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2]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谐文化建设需要依靠以德治国来实现，同时，和谐文化建设也需要依法治国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才能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和谐文化建设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以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治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4.生态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为了发展，以生态破坏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自然灾害增多，如今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的一大难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和谐自然必不可少。要实现生态和谐首先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将生态保护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之内，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行事，对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组织依法追究;其次，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作用，引导公民进行生态和谐建设;再次，注重公民的生态道德 教育 和宣传，建立公民生态理念，为生态和谐打好基础。 四、如何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而如何才能将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要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首先要正确认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将其与封建“人治”背景下的“德治”和“法治”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人们长久以来对于以德治国思想的误解，使人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2.发挥党员干部作用，使其成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的推动者。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赋予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地位，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而作为具体实施权力的党员干部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一些优秀代表，代替人民治理国家行使权力，党员干部是人民的楷模，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民众，只有他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成为促成二者结合的推动者，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人人遵纪守法、崇尚道德的好风气。 3.要发挥舆论和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念，加强公民的法制和道德教育，让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既需要法治的保障，也需要德治的支持，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镇江，唐昌宏，易景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哲学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1，(4)：20.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 要]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治;德治;关系 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德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三、在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时要防止几种片面认识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意义，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江泽民同志讲话是在阐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重要性时，使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概念的。很显然，“依法治国”、“法治”，使用的是其狭义的概念，即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以德治国”、“德治”，本质上即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领会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出发点。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睿智的抉择。我国宪法也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此加以了确认。治国方略层面上的以德治国即德治，也即传统社会的人治，法治与人治是截然对立不能并存的，这是已达成的共识。 从治国手段上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齐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两者缺一不可。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着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事业为依法治国提供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并推动依法治国顺利进行，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 总之，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正确认识、认真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基础，也是有待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课题。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试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促进我国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并研究了开展法制教育工作的策略与实践。 一、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的学生正处于容易冲动的时期，价值观、人生观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只有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因一时冲动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很多高职学生由于高考失误，具有较强的心理失落感，一旦受到外界刺激或社会人员的引诱，极易误入歧途。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高职学生的法律观念薄弱，遇到问题喜欢拉帮结派、意气用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普及 法律知识 ，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减少校园内的犯罪率。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在接受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养成较好的 逻辑思维 和 理性思维 能力。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学生属于国家培养的专业性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建设者，只有让他们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才能让他们承担起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任。 二、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不科学 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主要是在课内完成的。大多数高职院校都设置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但是，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比较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容易忽视同样重要的法律基础课程，导致高校法制教育的缺失。同时，很多高职院校为这门课程安排的课时是一周两节，甚至有的学校只安排了一节课，导致教师的上课时间不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不得不选择压缩课程或者直接忽视法律基础部分内容。 (二)重视度不高 虽然教育部鼓励高职院校开设法治课程，但是仍然有部分高职院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尤其是技术类学校，过分注重专业课教学，忽视了法制教育。学校的不重视直接导致高校教师和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忽视。同时，由于高职类院校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在就业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很多高职院校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就业率上，鼓励学生考证、实习等，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忽视了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三)缺乏优秀专业教师 大部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教师负责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但是，法制教育需要对法律知识比较了解的、专业的法律教师。这就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部分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只会引用法律条文、国家领导人讲话，课程内容枯燥乏味、缺乏新意，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学生们对法治的认知。 三、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可行性 措施 (一)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课程中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学校应从理念上重视这一课程，适当增加课时量，为教师提供足够的时间。同时，教师要适当减少思想道德教育在课程中所占比例，增加法制教育比例，将道德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基石，在培养学生三观的同时，树立学生的法治理念。 (二)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 高职院校必须要打造专业的法治教师队伍，增强他们的专业素养，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目前很多高校的法治教师都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照搬法律条文，让学生失去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时也达不到法制教育的目的。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引进专业的法律人才，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等专业性人才。同时，让校内的法治教师定期参与培训，并定期考核，逐渐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增强他们的教学水平。 (三)改变 教学方法 和教学内容 传统的法制教育课程过分死板，教师在讲课时，往往照本宣科，给学生宣读法律条文、政策规定、领导人讲话等，这些内容学生通过自学便可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去附近的法院旁听，让他们接触现实案例，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案件。同时，在授课时，教师除讲解重点法条，还需要引用真实案例，比如最近网络上的 热点 ，以及近年来受到关注的校园犯罪案件，如复旦投毒案，在授课时，可以还原案件过程，剖析林森浩的犯罪心理，让学生参与到案件的讨论之中。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并且在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也进行了道德教育，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四)创建法制教育环境 要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在高职院校创建法制教育环境。举例来说，在政法类院校，即使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也会受到校园环境的影响，形成较高的法律素养。而在非法律院校，学生的法律素养相对较差。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学校可以定期与政法类院校开展交流活动，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组建法治宣传团队，定期选择优秀学员进入团队学习并宣传法律基础知识;举办法治讲座，普及法律知识;举办法律 辩论 会，选择热点话题，展开辩论，让学生在准备及参与辩论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而旁观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可以模拟法庭，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选择案例时要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并尽量选择真实案例，这样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发学生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法治理念。 (五)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 要加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必须让学生对国家的法治充满信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让学生从理念上重视国家法治，并逐渐养成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将法治理念根植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将实现依法治国作为自己的信仰。当学生们 毕业 进入社会后，也有着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 总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而开展法制教育工作，需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创建法制教育环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建设法治中国。 猜你喜欢： 1. 浅谈依法治国学习心得体会 2. 浅谈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3. 依法治国心得体会范文2000字 4. 学习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浅谈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 摘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依法行政创造了前提条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政府的权力来自法律的授权，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人员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确行使行政权力，从而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 一、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内涵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进了宪法。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是新时期党的治国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其中，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行政的根本含义，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依据法律。法律是行政机关活动的准绳，也是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的依据。首先，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在法治国家里，政府和公民都要遵守法律，但首先是要求政府守法，依法行政。国务院1999年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依法行政主要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第二，依法行政的内容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务事务，一要有法律授权，二要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同时，必须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而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标准是法律，监督的机制、手段也是由法律规定。第三，依法行政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公民的权益。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第四，依法行政的机关，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也包括经法律、法规授权行使权力的组织。 二、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依法治理国家的思想、原则和制度的总称，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一系统工程，主要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监督、普法、依法治理以及基层民主建设等几个组成部分，只有全面规划、整体推进、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相互促进，才能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应。依法治国是通过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理来实现的。依法行政是以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为主导，公民广泛有序地参与，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宪法和国家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制实践活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事务，在法制的调整、规范、引导下健康有序地发展，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依法行政是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为实现依法行政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依法行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权力机关加强立法和必要的授权，需要司法机关的保障，需要全国人民有良好的法律素养以及来自各方面的监督，等等。没有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就谈不上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时，明确指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依法治国，对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核心。目前，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合理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首先，代表人民意志所制定的法律，80%以上是依靠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机关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最大量、最繁重的任务。其次，行政权力具有运用资源的最大力量，具有积极主动干预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私人活动的特性。在国家的所有权力中，行政权总是最庞大、最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影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自由的力量。没有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柱。其次，依法治国要求全体公民和国家机关都奉行“法律至上”的信念，以法律为行动的准则。但从某种意义上，政府守法比老百姓守法还重要。因为，老百姓违法只是搞混了一摊水，而政府如果违法，则把水的源头也弄脏了。 依法行政也是依法治国的难点所在。首先，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行政权都具有自我扩张的特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充分地使用权力，直到遇到它的边界方才罢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既道出了依法行政的重要，也暗示了依法行政的艰难。其次，行政机关先例行政权力的特点之一是首长负责制，是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命令与服务。行政事务的繁杂性和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强调行政效率，为此，赋予政府人员行政优先权和行政用益权，承认他们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公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并给了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特点使行政人员习惯了按个人意志办事，忽视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再次，在法治过程中，公民守法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一对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就无法要求被管理者守法。公民的守法并不难，难的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 我国当前推行依法行政的艰难还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一些特殊困难。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生活在一个行政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社会。过多的行政权窒息了企业的活力，侵犯了个人的自由，以致我们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简政放权”开始，以行政权部分地退出社会为标志的。然而，我们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我们还面临着“致富奔小康”、“赶超世界”的发展的压力。这要求政府积极引导，乃至主动干预。而转型时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又迫使政府不得不面对“社会稳定”的严峻考验。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当代社会行政权仍然强大，也决定了行政权的行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有序化、规则化。即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规范，也可能因为自身无法应付过于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执法者的玩忽和怠懈而被虚置。正因为这样，滥用行政权而侵犯个人权利、损害社会利益的现象，也触目惊心，不易控制;也正因为这样，实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力行使，控制权力滥用，才显得那样的重要和迫切。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根据依法行政的自身特点，我们可以把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归纳为“有限政府、守法政府和责任政府”，即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法律，行政违法同样应当承担责任。在这三项基本要求之下，还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和具体制度，共同构筑起我国行政法的体系。 (一)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法律 依照民主和法治的理念，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人民的意志又集中体现为法律。因此，政府的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无法律即无行政”，这一经典的法治理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至少在涉及人民权利的领域，没有法律的相应授权，行政机关不能作出任何可能损害公民权利的行为。这就是“职权法定原则”。 政府的职权与公民的权利是不同的。对公民而言，公民的权利是无限的，除非法律禁止;对政府而言，恰恰相反，除非法律授权，否则就无任何权力。 现实中，一些行政人员乃至领导干部缺乏“职权法定”的意识，以为自己只要是“为公家的”，就什么都可以干。当前一些恣意妄为、触目惊心的事件往往与此相关。在依法行政的过程中，行政人员第一个考虑的就应当是：“这件事法律有规定吗?” 在现代社会，立法权呈现分散化，法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在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依法选举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在该地方实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该民族自治地方施行。但是，由于社会事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单靠立法机关已经无法胜任立法任务。为此，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授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授权国务院的各部委以及一定层级的地方政府制定行政规章。此外，各级人民政府都可以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行政 措施 。 (二)行政行为必须遵守法律 由于政府掌握着巨大而广泛的行政权力，它与公民在实力上是不平等的，但政府同样应当遵守法律，政府的一切行为应当服从法律。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换句话说，依法行政就是“法律高于政府”。 关于政府守法，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行为合法的条件;二是如何对待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 行政合法的要件：①主体合格。通常情况下，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享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其中主要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或者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的行政机关。某些情况下，经过法律、法规授权，一些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也取得行政管理职权。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委托，一些非行政机关也可以以委托的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职权。除此之外，其他的组织和个人都不是实施行政行为的合格主体。例如，临时机构、行政机关的内部科室，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②具有职权。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必须享有相应的职权。不在该机关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的行政行为，就是“超越职权”，构成违法。超越职权既可能是平级部门之间的职权跨越，也可能是下级对上级的僭越。③内容合法。指行政机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关于行为内容的要求;制定行政规范，必须符合高层级法律规范的规定和精神。④程序合法。行政行为不但要求内容合法，还要求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 方法 、步骤顺序和时限，做到程序合法。 程序违法往往导致结果的错误。《行政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是一种独立的违法情形，应当予以撤销。据此，一个行政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不问行为者动机是否善良，不论其是否可能影响结果的公正，也不管其结果是否“正确”，都属于违法，应当予以撤销。 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准则：①行政行为需出于正当的行政目的，不能考虑法律上无关的因素。这一条是从主观上反对假公济私，打击报复，或者掺杂私心杂念。②讲求诚实信用。在民事交往中，诚实信用是一条基本原则，并被我国民法奉为基本原则。在行政行为中，诚实信用也是起码要求。如果允许政府诓百姓，或者出尔反尔，即使一时得逞，最终必将损害政府声誉，导致政府行为丧失公信力。③遵循正当程序。由于我国行政程序制度还很不健全，法律对许多行政行为没有明确、具体的程序规定。在此情况下，出于对程序公正的期望，行政机关应当自觉奉行公认的或者起码的程序准则。④平等对待。同类情形同样处理。涉及双方争执或者多方竞争的，应当公平对待。⑤行为适度。所采取的行政措施、处理决定应当与想要达到的行政目的相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兼顾。 (三)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 行政机关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内设机构以及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和个人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从法律后果上归属于该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对后者违法行使职权的后果承担责任。行政机关发现自己的行为违法，应当自动纠正。如果行政机关拒不纠正，后者对是否违法有争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方式有：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必要时可以重新作出或者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机关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违法(法律上称为“不作为违法”)，可以限期履行;某些情况下，撤销或者限期履行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则可以采用“确认违法”的形式宣告该行政行为违法;如果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行政机关则应当根据《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对于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确定行政机关应当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侵权责任，而行政机关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新观念 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有效提高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必须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新观念。 一是宪法至上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各种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与宪法抵触的则无效。行政公务人员应做遵守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的模范。 二是尊重人权的观念。我国现行宪法第4次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突出地强调了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和权力这一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突出地宣示了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这就要求行政公务人员增强人权观念，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避免发生行政机关随意侵害公民平等权、财产权、人身权的事件。 三是行政权限的观念。行政权力是一种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公权力，具有无限扩张、易于滥用的特性。这就要求行政公务人员必须具备权力界限的意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注意上下左右不越界。一些地方政府首长责令当地人民法院采取不予立案、强迫原告撤诉等措施来配合政府搞土地开发、强制拆迁，这些做法就摆错了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位置，严重侵害了公民权益，大大损害了政府形象，这是缺乏法治主义观念特别是权力界限意识的表现。 四是行政民主的观念。行政民主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它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过程提供更多机会。在我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诸环节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规范。例如，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会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申辩理由，行政相对人评议行政机关与行政首长，采取具有协商性和可选择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柔性灵活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等等。行政公务人员对此应当充分了解并积极推行。 五是行政服务的观念。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完善行政管理、健全行政法制的重大课题。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管理行政、指令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发展行政、指导行政，积极向行政相对人提供信息、政策、专为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以及各种公共服务。 六是行政程序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逐步克服法律虚无主义之后，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行政程序违法的典型案例很多，社会影响恶劣，教训非常深刻。因此，必须增强程序法治意识，依照法定的方式、步骤、顺序、期限等方面的行政程序规定来实施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必须依靠证据链条来支撑法律事实和权利主张。同时，行政信息以公开原则，增强行政公开观念，尊重并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 七是政府诚信的观念。政府应是最讲诚信的正式组织机构，政府机关的行为应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不能朝令夕改，即便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考虑需要征用财产、调整政策、改变行为，例如，收回政府机关颁发的许可证照，也应按照依赖利益保护原则，给予权益受到影响的行政相对人公平补偿。因为行政相对人出于对政府机关的信任，按照政府机关的意愿去行动，难免付出一定代价，而且会形成一种依赖利益，这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 八是监督责任的观念。有效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责任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必须加以有效监督和约束。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以及上级监督、监察以及审计监督等内部监督，通过监督来判明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不言而喻，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还必须认真履行监管职责，依法纠正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九是权利救济的观念。行政管理工作难免对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害，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后的现有救济 渠道 ，包括行政申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在此基础上拓展和完善救济渠道、树立权利救济和善待行政原告的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机构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和实施不到位的问题，行政公务人员对此应有正确认识和积极态度。 参考文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作者：方世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行政法的新理念》。作者：张明杰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3、《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作者：张福森、刘一杰。人民出版社，2002。 4、《法治系统工程参考资料》。作者：常远。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 5、《中国宪法教程》。作者：廉希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浅谈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相关 文章 ： 1. 2016关于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依法治国的相关毛概论文3000字 3. 浅谈依法治国的毛概论文 4. 关于一带一路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5. 本科法学专业论文 6. 谈谈你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解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目前中国治国方略的科学总结,对我国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全面依法治国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当前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志关于“四个全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现阶段事业发展，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从“四个全面”逻辑联系的高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意义。“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把握全局、深谋远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从理论创新的起点看，“四个全面”彰显了鲜明的事业导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导向;从重大主题的关系看，“四个全面”有总有分、层层深入;从逻辑演绎的过程看，“四个全面”有破有立、对立统一。“四个全面”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探索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看，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法治保障的基础地位。其他三个“全面”同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本质上是现代化与法治化、改革与法治、党和法的关系。没有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其他三个“全面”就难以落实，“四个全面”的理论架构也会出现缺陷。二是法治价值的定向作用。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综观“四个全面”，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就如镜中花、水中月;没有法治精神的引领，改革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法治信仰和法律制度，党的宗旨就难以实现。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标志着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日臻完善，国家治理的战略格局日趋定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推进每一个“全面”，都既要考虑具体情况，更要从“四个全面”的大局来统筹谋划。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深刻内涵。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是目标与措施、目的与途径的关系。战略举措服从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依托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同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从现代化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步，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法治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理念载入宪法。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提出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12年11月，党的报告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党的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和要求，重点集中在两个字上，即“全”和“快”。“全”是对“依法治国”的“空间”要求;“快”是对“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全面回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成功实践，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和多发的时期，如果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很容易造成对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使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并且有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全面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法治，要靠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只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也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制度创新。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在变革的过程中容也易出现停顿、反复甚至逆转的现象。为了把我们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和基本方式，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等形式，有效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制度方面的空白、缺陷和冲突，切实把科学发展这一重要理念做到制度化、法治化，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们才有力地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党的明确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把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进报告，成为全党上下的共同要求。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这也意味着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法律至上。 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要加强立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经过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使我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律的基础是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律当然也要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对科学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自觉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二)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在继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工作的同时，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着力提高在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力争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要坚持以公正树权威，以公正促和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职能作用。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级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自身的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工作，推动“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着力引导全体人民自觉遵守法律，使人们在全社会形成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深情阐述中国梦、布局深化改革蓝图、厉行法治治国、铁腕正风反腐……两年多来，以为的党中央，从党的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梦想承载希望、成就未来，是一个国家、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火炬。无疑，中国梦一经提出，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激情，凝聚了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果说，中国梦是轴心，那么“四个全面”就是轴距，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站在时代和全局战略高度，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抓住发展新课题，提出并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上来，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所谓全面，就是尽快补齐短板，不让一个人掉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同时享有蓝天绿水，享有健康身心，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习曾强调：“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做一名关心社会改革发展的 “积极公民”，成为改革发展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主人翁。
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在新的征程中，法治会越来越被重视，依法治国的理念亦逐步深入人心，只要全面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氛围，广大群众就能享受到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才能牢牢铸就“中国梦”的基石。总之，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已经不仅事关人民的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但只要不动摇、不折腾、不倒退，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寸接着一寸进，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人治与法治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封建专制、小农经济相联系，强调当权者个人作用与权威，“皇权至上”、“君言即法”、“口含天宪”。人治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封建思想家曾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发者弱则国弱”但那是约束普通民众的法，皇帝个人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在人治社会里，社会的稳定、进步完全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贤明。所谓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要求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治才保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尽管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封建秩序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从历史发展长过程看，法治优于人治的结论无需争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进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与人治条件下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及其多变性、随意性相反，法治则强调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作用，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进行，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和与人治的最大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者人的个人作用往往显得很突出，胜利后这些传统延续下来，没有及时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因而几乎都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从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滋长开始，发展到后来，就是人治取代法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19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痛定思痛，邓小平于1992年以质朴的语言讲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之后在认识的巨大飞跃。历史表明，一般性地承认法律重要还远远不够，只有时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树立法治的至高权威，在法治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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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直是法学家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道德和法律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摘要：法律和道德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两股力量，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和道德交相辉映，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左右着历史的走向。现实中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激烈，这促使我们以古看今，从古代法律道德关系的处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 道德 法治
人类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然而，不管法律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律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律不及之处，皆是道德用武之地，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显然，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一、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法律和道德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则体系，它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会秩序。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力量来保证其完成。道德主要是从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
虽然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错综复杂的各式法律形式看清楚法律的特征，一般而言法律的特征大致包括：1.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同样，道德上的差异也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如下一致的特征：1.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2.道德规范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3.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由于二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理上的探析。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带有自觉性的特点;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自发养成的，一般无须专门机构和人员来颁布制定。
2、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它要追究人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4、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所调整的是关系着根本的、重要的利益并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调整范围广泛得多。
5、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法律的实施要求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而道德的实施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依靠社会团体，还要依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三)法与道德的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而法律也是有阶级性的，二者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不同之处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2、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如在汉朝之前，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而只有在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这样的道德。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法律即使规定的再详细，也总会又顾不到的地方，如秦朝的法律体系繁琐，条目繁冗，“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
二、中国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历史探析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来看，法律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它只是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激烈冲突以致纯粹依靠习惯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时，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硬实力”，注重的是他律，而道德则是“软实力”，注重的是自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现象只是历史现象，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被消灭。如果阶级消灭，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以此为契机，社会秩序的维持仅依靠道德的力量即可。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法又被归结为“刑”，“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道德至晚是在西周时期被归结为一套完整的“礼”，它无所不在又包罗万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为“德主刑辅”。因此，两者长时期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表现出了中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特殊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现象。
1. 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道德法律化发端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确定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 并使之趋于法律化，达到“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出礼入刑。
周礼随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真正对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关系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汉儒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是古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历程的重要环节，其后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均采取这一原则，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巨大。
其后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的潮流，并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引法入礼的指导思想，最终完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任务，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在这之后的一千余年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按照唐朝制定的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实行，直至中国近代的来临之后，才被迫于清朝末年全面修订法律典籍。
2. 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
毫无疑问，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民在法律的道德化方面的成就是领先的。仅仅单纯依靠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交往，即使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呢?而将法律道德化，则可以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将法律的作用面扩展到最大的范围，而且一旦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保存下来，其影响维持的时间长度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中国就维持了两千年。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道德化不单是道德的法律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
三、以史为鉴，促进法律道德和谐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情法冲突
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是在现实世界中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的，而法治社会(不论是古代秦朝的专制统治前提下的“法制社会”，还是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也极容易造成将法律法规高置起来，仅凭世俗的习惯来审理案件，这就又回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春秋决狱”、“缘心定罪”的深渊里了。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避免法与情的尴尬。
(二)、法中含情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三)、德法并重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这其中尤以分析法学派的主张最为突出。
奥斯丁主张：“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结合的体制。
从历史上的道德和法律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正确处理好德法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正是古代中国繁荣兴旺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而当下理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从中发掘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则是复兴伟业的助力。
参考文献：
[1]周旺生.法理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版
[2]韩明德，《法理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
摘要 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社会以及法学界极为重视的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的历史根源谈起,简要分析了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现实中的两个真实案例分析,就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 利益衡量 法律 道德 一、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历史根源
(一)历史文化原因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归结于中国自古的历史文化,主要的根源在于伦理本位,伦理本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孔子的“仁”和“礼”的影响,将整个社会生活都以伦理,也就是儒家思想下的社会道德为中心,所有的思想和活动都是围绕着伦理来展开,连当时的法律也是不例外的。随着时代发展至今,虽然伦理的思想远远没有古时候那么厚重,但是很多思想还是渗透到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旦制定出的法律规范与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出现不契合的现象时,势必就会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二)现实社会原因
目前在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往往会在某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出现“民意”的参与。此类案件一般都是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民众对其往往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这些关注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正义感以及对社会道德的维护。而民意表现出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请愿书,这在现实社会中不是很新鲜的名词,一旦请愿书送至法院,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官在审判中无形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照民意,但是民意代表的社会道德多少都会跟法律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就会直接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反映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会对案件审判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利的。
二、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法制的需要
法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将所有的现行法律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法制的更好要求,就是实现法律的“良法”要求,“良法”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同时还体现在跟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和谐发展,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跟社会道德实现良好的相容性。同时,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良法的运行都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配合协调,只有当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法制的权威性以及统一性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强化和维持,司法实践才能很好的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这些都是我国实现法制的客观要求和必要保证。
(二)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司法是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手段,争取使诉诸司法的所有案件得到合理解决是其担负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由于社会道德与民意息息相关,如果对道德冲突案件处理不公,司法这一最终手段失效,当事人则可能依靠自力救济解决问题,不但达不到息讼止争的目的,而且会导致矛盾激化,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能否正确处理情法冲突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所以,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使当事人服从法律、服从判决,更要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情理上无可挑剔,这样才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效率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案件一审终结,判决生效,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法律与道德冲突案件的审理中,这种理想结果却较难实现,原因就在于此类案件的判决难以同时实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目的。现实中,绝大多数案子出现上诉,20%左右的案子进入再审,常常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一审就是几年、十几年,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影响到司法公正等基本价值。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则有助于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使判决及早生效,从而大大缩短诉讼时间,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资源,达到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三、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案例分析
(一)维护自身权利中的故意伤害
2005年1月,湖南省某市的士司机黄某遭到劫匪姜某等抢劫,姜某等歹徒下车逃窜时,黄某驾车追击,的士撞倒姜某,姜某伤重身亡。劫匪方把黄某告上法院,某市某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黄某不服,上诉至某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的案件的审判结果存在很大的问题,不但违背了刑法的主旨,同时也与社会道德相违背。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讲,法院判决黄某故意伤害的原因,主要就是认定黄某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姜某在抢劫以后的逃窜,不法行为已经结束,因此黄某再开车将其撞伤,已经不属于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故将人撞伤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属于故意伤害。
这种解释是很牵强的,在抢劫中的不法侵害往往是最难以断定的,因为对于抢劫的认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实施暴力,另一个是对财产的不法侵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抢劫的正当防卫中,不能单单认为就在犯罪嫌疑人对当事人进行暴力的时候就属于不法侵害,姜某在逃跑的过程中,仍然对黄某的财产处于不法侵害的状态中,因此抢劫行为仍在继续,所以黄某的行为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而从社会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很明显,当人们看到此类的案件审判结果就会认为,这是对抢劫行为的一种纵容。目前抢劫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日渐猖獗,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财产安全,而当人们对自身财产进行维护的同时,又在案件审判上给予沉重的打击,这势必会带来不利的舆论压力。虽然黄某造成姜某死亡的结果过于严重,但是黄某毕竟没有杀人的故意,仅仅是为了追回自己的财产,因为这种行为而被判处故意伤害而受到如此重的刑罚,对民众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往往在此类案件中,涉及到盗窃、抢劫之类的案件,都或多或少会出现在法律和道德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就如笔者所举的上述案件,我们对于正当防卫之类的法律规定上,尤其是防卫过当和防卫不当的认定上,有很多是社会道德所无法判定的,人们在道德中所理解的对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很可能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就变成了防卫不当或者是防卫过当。因此笔者认为,让社会道德加以改变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事情,所以还是应该在法律规定上,在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上加以细化和规范化,尽可能的实现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契合。
(二)无因管理下的民事赔偿
妇女胡某和陈某是邻居,2002年2月的一天,胡某因临时急事,请求陈某替她暂时照看三岁男孩,陈某是个热心肠的人,满口答应。可是,在陈某抽空炒菜的时候,淘气的男孩不幸摔倒,被玩具戳伤右眼,后无法治愈,造成残疾。胡某最后把陈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10万多元,法院依据民事无因管理的有关司法解释,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赔偿胡某6万多元。
这个案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无因管理方面的问题,无论陈某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当答应为他人照看孩子的同时,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不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前提,只是在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管理义务,一旦在管理在出现疏漏,也会对其不利后果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本案中,由于陈某的一时疏忽,没有尽到合格的管理义务,从而使小孩落下残疾,因此依照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必然会要求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社会道德方面而言,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在法律上陈某本身并没有照看孩子的义务,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热心,初衷是助人为乐,帮忙去照看孩子,而且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陈某所愿意看到的。然而,陈某热心的去帮助别人,结果却因此而必须要承担六万元的巨额赔偿,这让一般的民众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这样的审判结果不仅会严重的伤害到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
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是民事审判,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所以可以在参照法律条文进行审判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对社会正义感的维护,从正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此类案件,尽可能的去对助人为乐的人多一点的权利维护,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正义性,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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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竞争中，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同样，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甚至有一种说法：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例如，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论法治与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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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冲突 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学系 郭芳 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历来就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如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当前人们面临的难题之一。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而道德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善恶价值取向和应该不应该的行为规定。因此，这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点： 第一，形式性与实质性。作为可量化操作的形式规范，法律所能规范的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以行为的效果，并要求行为必须结合具体的环境和条件来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三，事后性与事前性。法律是惩恶于已然的，因此，它具有事后性，而道德则不同，它是防患于未然的，具有事前性。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更多地侧重于事后调节，而道德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它是人们事前的评价准则。 第三，惩恶性与扬善性。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侧重于站在坏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德治是侧重于站在好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第四，清晰明确性与抽象模糊性。法律是具体明确的行为规范，并伴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有客观普遍的明确的标准。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中，并通过人们的行为和言论表现出来。 第五，他律性与自律性。法律的实施是靠国家和强制力（ 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作为后盾的，以保证人伦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而道德只是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人们的内心信念等精神力量来维持，靠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 第六，系统性与分散性。法律是统一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是一个由不同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效力位阶有机组成的逻辑严谨的体系。道德则不具有这种特征，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并形成不同的体系，每个体系中的道德规范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和效力等级划分。 既然法律和道德自有个性，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第一，法律与道德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互相依赖，互为支持。只讲法律，废除道德，往往会造成严刑峻罚，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同时不讲法律，只讲所谓道德，则使人的行为没有畏惧，不知收敛，最终也会造成社会混乱。 第二，法律是手段，道德是目的。法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打击了多少罪犯，调处了多少纠纷，而是通过国家强制力的干预，引导人们依法办事。法律的目的，就是达到道德的效果，而道德的效果也有赖于法律来实现。 第三，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只有提高了全民道德水准，以先进的道德观念引导人、教育人，才能使人人遵纪守法，法治才有可能实现。同样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作保障，没有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严厉处罚，没有对各种矛盾的最终调处标准，就会使人们的行为失去准则，道德也就成为一场空。 二、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途径 （一）立法途径： 这是指法律确认或吸收的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法定标准以直接促进道德建设。 第一，对能够成为法律规范的道德规范的要求 1、确保道德规范的进步性。作为道德规范，其形成就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道德规范相对于社会经济、法律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将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不符合法律要求的道德法律化，势必造成恶劣影响，起到反作用。 2、是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一般认为，道德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反映义务要求的道德，这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的，属于低层次的道德；二是反映人们愿望追求的道德，这属于高层次的道德。对于低层次的道德可以通过立法用强制力量使之得以实现。而高层次的道德主要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是不可能法律化的。 3、该道德规范应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具体情况的要求。新加坡在1996年确立了一条法律，在自己家中裸体，也属违法。其立法理由是，现代城市的建筑高度密集，可视度很强，如果一个人不拉窗帘，在自己家中裸体，便可被邻近楼群的人看见，有伤社会风化，这条法律与另外一些国家存在着的“裸泳海滩”合法化形成鲜明的强烈对比。因此，在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规范时，要考虑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和各国的具体情况。 第二，道德如何入法 将道德规范收入法律规范可以有以下三种方式： 1、尽可能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明确化、具体化、规则化，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比如说将婚姻家庭领域中的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义务等道德规范具体化、规则化，并明确规定违反者的法律责任，使之具操作性。 2、将难以具体化、明确化的道德原则直接引入法典，使之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法律规则永远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问题、道德问题却是无限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常常因缺乏明确的规则或者法律条文而无法解决。而由于道德规则的概括性、抽象性、适用范围的广泛性，这样，上升为法律规范的道德原则就可以成为法庭审判的依据，从而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3、通过立法规定准用性的道德规范，使其成为国家立法的有效补充。如在立法中肯定习惯或道德规范在法律实践中作为认定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 （二）执法、司法途径 由于现实的法治和理想的法治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法”与“德”的矛盾。 首先，一般情况下，法官应依照法律的“普遍性”、“一致性”的要求，对各种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不论该行为是否违反道德。因此，假如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经常地置法律规定于不顾，而追求社会道德目标，那么法律就会形同虚设。 其次，在特殊情况下，道德在执法、司法领域也应具有相应的作用。道德对法律实施的保障体现在“从政道德”和“司法道德”的作用上。法律必须由一大批行政管理人员的司法人员来加以执行和适用，如果握有执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官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品质，以权代法，以权废法就会随时出现。这就对执法、司法主体自身的职业道德因素提出了高层次的要求。首先，文明、严格是执法者的基本道德。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简单粗暴、恣意放任，就损害了法律、法治应有的权威。其次，客观、公正是司法者的基本道德。司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司法职业道德的滑坡和司法者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因此，加强司法者的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就尤为重要。而客观、公正的司法职业道德，需要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视正义为司法首要价值的司法者的大量涌现。 （三）加强在守法中的道德引导 撇开守法主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具体差别，我们可以把守法主体大致分为法律职业群体与普遍社会公众全体。两大群体因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等存在差异，守法时的道德遵从度往往有层次差别。 法律职业群体，特指从事法律服务与法学教育工作的人。对于该类群体，所设立的标准应比普通公众的道德标准高。首先要求其在复杂的多变的社会中有效、持久的进行道德自律；其次，要引导该类群体理性地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对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是法律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而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修正实在法的动力。而对于普遍的社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第一，要强化守法道德宣传，强调其行为方式的合法性。许多普遍公众平素对司法腐败深恶痛绝，但当自身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却又千方百计地想打通关系以便使案件结果对自己有利，这样就形成了民众还普遍存在对法治的渴求心理与行动的非法律范式的错位。第二，要树立普通社会公众为权利而斗争光荣的信念。不管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我国民众权利意识淡薄，致使政治上经济上的强者恃强凌弱，法律规定的权利很多成了纸上宣言的情形时常可见。因此，应加强对普通公众的守法的道德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