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康论文参考文献

魏永康论文参考文献

曾有一言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并且在《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触龙更是将赵太后对其女燕后的期待与对其子长安君相对比，委婉地点出赵太后保护长安君方法的错误之处，以此使得长安君能够免除将来身亡之灾。由此可见，一位母亲的期待和保护方式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

诸错开端：望子成龙

都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这次故事的主角，魏永康则是成也其母，败也其母。

这位传说中的‘神童’魏永康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其母曾学梅则是一名百货公司的底层工人。或许是曾学梅年少时曾经与高考擦肩而过的深深遗憾，亦或是多年经历中吃了太多没学问的亏，使得曾学梅认为，学习是自己孩子的唯一出路。

于是，魏永康成了这份遗憾与希望的延续，而曾学梅几乎将所有的心血全部灌注到了她的儿子魏永康的身上。在魏永康还两三个月大的时候曾学梅就开始教他识字，并且给他朗读唐诗听。纵使这个时期的魏永康还不会说话，曾学梅却没有丝毫气馁的样子。或许是这种早教有一定的效果，亦或是魏永康本身的天资不凡，在曾学梅全身心的教育下，魏永康从2岁开始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东方神童”的传说。

错误延续：创造神童

魏永康在2岁时，就已经认识将近1000多个汉字，在他4岁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自学完成所有的初中阶段课程，并且小学阶段也是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和小学六年级，之后就开始了他的连连跳级。

8岁时魏永康考入省重点高中，13岁时以602分的高分考入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时考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硕博连读。

伴随着这一系列的“低龄高学”成就的还有拿到手软的各类奖状和证书‘物理竞赛二等奖’‘数学竞赛一等奖’‘奥林匹克竞赛化学二等奖’等等。而在这期间，为了保证自己儿子对学习的兴趣和专心，曾学梅因此将家中的所有事物都包揽了下来，包括魏永康的洗脸，刷牙，洗衣服，洗澡，端饭等活动。

同样的，在学校，曾学梅开启了她长达十几年的陪学之旅，为了不让吃饭耽误魏永康读书，在高中时期，曾学梅甚至端着饭碗给魏永康喂饭。为了防止魏永康的同学带坏魏永康，影响他的学习，曾学梅更是在他的朋友来找他玩耍的时候将其一并婉拒，从此断了魏永康的社交圈子，使得魏永康的基本生活中只有书山学海。

初尝恶果：退学回家

就在一切好像都处于正轨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令人出乎意料的转折——已经在中科院就读三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了，这一年他20岁。这样突如其来的结果令众人感到疑惑，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位向来被称为‘神童’的魏永康退学？一切都要从魏永康独自一人到北京求学开始说起。

2000年魏永康辞别母亲，到北京求学，他拒绝了母亲的陪伴，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并不需要母亲的时时陪伴。而曾学梅则认为，魏永康这么聪明，这些生活中的琐事，没有了她的帮衬，他自己也能够很快地学会，于是便答应了魏永康的请求，使得这位一直生活在母亲规划下的少年第一次独自生活。

而这一决定也就成为了魏永康退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魏永康的日常生活常年由其母亲包办，而他又不善言辞，不会与同学相处，这就导致了在中科院就读期间，魏永康完全不会打理生活中的吃穿用度，常常不修边幅，而封闭的社交生活也使得他错过了好几次的考试与撰写论文和答辩，因此他有一门学科甚至零分。

就这样在2003年，由于魏永康的学习框架与中科院的教学框架无法适应等原因，魏永康正式被中科院劝退，回到家里。从人人交口称赞的‘东方神童’到如今的被学校劝退，生活给这位少年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而在这场玩笑中受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那位‘殷切期盼’的母亲曾学梅了。

从口出恶言到互相扶持成长

被中科院退学后魏永康曾经颓废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将自己关在房子里看书，玩电脑，甚至还失踪过两次，虽然都平安地回来了但是还是令曾学梅担心不已。就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曾学梅更是曾口出恶言道：“有时我恨不得他死掉算了”究竟是怎样的绝望才能使一位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得而知。

后来，魏永康不再颓废，他决定继续学习，他认为学习是他的兴趣与特长。而在他的家庭方面，曾学梅认识到了自己教学方式的错误，开始主动教魏永康做家务，向他传授生活中的常识与技能，教他买菜，洗衣服，收拾东西，教他了解人际关系。而魏永康也积极学习了解，当母亲叫自己去洗衣服的时候，他会将这当作一种等同学习一般的神圣任务，买菜时也会货比三家。

关于人际交往方面，在客人来时，他会主动倒茶，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交活动，与人交往。在不回家或者完回家的时候会主动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解释沟通。在同事的眼里，他做什么都很认真，而在家庭中他更加孝顺，会照顾人，在吃饭时他会主动将饭舀好给自己瘫痪在床的父亲送去并喂他吃饭。

如今魏永康也有了自己的家世，从一位不近烟火的‘神童’变成了一位体贴的丈夫。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对科学的追求成为了北京工业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一句从古传至今朝的话语必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就像最开始的曾学梅和魏永康一样，读书给魏永康带来了前途，学识和‘神童’之名，满足了曾学梅的愿望，但与此同时，过分的偏重也导致了后来为永康被退学的悲剧和生活能力极低的情况。魏永康的事例告诉我们，要学习和生活相协调统一，切不可造成‘高分低能’的情况。

如今魏永康也有了自己的家世，从一位不近烟火的‘神童’变成了一位体贴的丈夫。同时也没有放弃自己对科学的追求成为了北京工业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一句从古传至今朝的话语必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就像最开始的曾学梅和魏永康一样，读书给魏永康带来了前途，学识和‘神童’之名，满足了曾学梅的愿望，但与此同时，过分的偏重也导致了后来为永康被退学的悲剧和生活能力极低的情况。魏永康的事例告诉我们，要学习和生活相协调统一，切不可造成‘高分低能’的情况。

13岁上大学不符合大学招生的条件标准之一。而且神同魏永康的水平有大量的水分存在，所以被中科院进行劝退。

天才少年魏永康一生经历

天才少年魏永康一生经历，魏永康前20年的人生是高光时刻，然而之后剩下的人生，他经历了从神童到普通人的转换，最后生命定格在了38岁，天才少年魏永康一生经历。

在茫茫人海中，总会有那么一撮人，天赋异禀，在众人中显得不平凡！所以就有了“天才”、“神童”一类的溢美之词！而有着“东方神童”之称的魏永康，可以说就是属于天赋异禀的那一撮人。

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但现在已经画上了句号！11月17日清晨，“神童”魏永康妻子付碧在天涯论坛发布了一份讣告，称其丈夫魏永康已于11月9日因病去世，对丈夫生前得到过亲人、同学、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感谢。

魏永康是谁？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在湖南的华县城，魏永康可谓“家喻户晓”。

1983年出生的魏永康，2岁就已经认识上千字；4岁把初中课程学完；8岁上初中，13岁高考以602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是当地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7岁到中科院硕博连读，这样光鲜的简历，不就是大家口中的“神童”了？

当年魏永康的光辉的事迹，同时也被省内媒体大量报道，广为人知，被誉为“东方神童”。只可惜后来却被中科院硕士学位就被中科院“劝退”，理由很简单，魏永康生活无法自理！

从小到大，魏永康的生活起居都被母亲安排得明明白白。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魏永康上大学之前，过着的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读书，读书，还是读书！

这就使得他最终活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样子。自从以优异的成绩上中科大之后，魏永康的母亲没能继续“陪读”，照料儿子的生活起居。

然而，离开了母亲照料的魏永康，却发现自己连简单的小事都做不好。不会洗衣、不会做饭，不会打扫卫生，宿舍脏兮兮的，上课迟到，也不与人交流.....他甚至曾在大冬天穿着单衣和拖鞋逛天安门，周围人看他像傻子！

因为自理能力差，2003年8月，魏永康就被学校劝退。自此一段时间，他一度精神崩溃，这个在大家眼中的天才，最终还是“泯然众人”。而这也成了魏永康母亲的一个心结，她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

但好的一点在于，退学后的魏永康，开始学会如何生活，早已跟社会脱节的人生又慢慢接上了轨，后来又拥有了爱情，家庭幸福美满。

从昔日的“神童”，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不管怎么说，魏永康的人生仍然是美满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读过王安石写的《伤仲永》，这篇散文中的主角叫方仲永，方仲永堪称当时的“神童”，5岁就能写诗。他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竟然将方仲永作为赚钱的工具，不让其学习，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方仲永变成普通人，泯然众人矣。

自古以来“天才少年”有之，这不禁让我想起咱们湖南的“神童”魏永康，早些年间也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迹，只不过有些模糊不清了。今天我重新整理梳理一下他的人生，魏永康现状如何？他的事迹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魏永康早年间经历，堪称“神童”般的存在

魏永康是一位“80后”，他于1983年出生在湖南省华容县的普通家庭。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他的父亲魏炳南是一位伤残军人，长年瘫痪在床，没有劳动能力。家庭的重担都落到他的母亲曾学梅肩膀上，在当地一家百货公司打工维持生计。

虽然家境不好，但他的母亲倾其所有抚养魏永康。曾学梅从小就教他识字，在魏永康1岁多时，就掌握1000多汉字，想想我们在1岁多时能干什么？估计话都不会说，这还不算什么。

在他母亲的倾心教育之下，创造一个又一个“东方神童”故事。在魏永康4岁时，他基本学完了初中阶段的课程，小学只读了两年，就直接跳级进入县属重点中学读书。13岁时，魏永康以602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17岁时大学毕业考上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研究生。

从这些“光鲜”履历可以看出魏永康有异于常人的天赋与智商，堪称“天才”、“神童”。这些履历的背后，也得益于他母亲悉心教导及“拔苗助长”。

在20岁时，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母亲崩溃，“天才少年”跌入“神坛”

17岁的魏永康考上中科院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当地县城成为“一段佳话”，成为教育子女的典范。魏永康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后来却大跌眼镜，“天才少年”成为反面教材，在当时引起不少轰动。

原来是这位“神童”，因长期生活不能自理，不能适应中科院的知识结构。在2003年8月，已经读了3年研究生的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回家。

他的母亲曾学梅听闻儿子被退学，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感到精神崩溃，怒斥儿子：这么好的条件你不争气，不好好学习，我恨不得你去死，就当我没生过你。

爱之切，恨之切，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学事件，在当地传开来，成为当地人饭后谈资。曾经的“天才少年”跌入谷底，成为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

魏永康也曾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离家出走好几次，感到恨死自己的`妈妈，他心里在想：是妈妈毁了我的人生！不过每次都被警察幸运地带回家中。

“神童”母亲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帮助魏永康成熟起来

经过魏永康几次的离家出走，他的母亲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据曾学梅自述：他从小到大，都是她在陪读，在家中包揽一切家务活，不让魏永康干一点家务活，在陪读期间，为了不耽误他学习，甚至还喂他吃饭，他只管读书就行。

曾学梅对她儿子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畸形教育观念，硬生生把她儿子逼成“书呆子”，什么活都不会干，只会读书，又有何用？

并且在魏永康小时候就给他读书，倾注他母亲大量心血，太急功近利。这种“拔苗助长”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使原本天真无邪的童年，变得满满的学习任务。

好在她的母亲及时醒悟过来，不然她的儿子真的就“废”了。曾学梅开始帮助他独立起来，成熟起来。

魏永康在中科院退学的原因：他脱离他的母亲，很难适应中科院的生活，生活不能自理，也很少与同学及导师沟通，导致无法完成论文。

总结其退学的原因，他的母亲首要任务培养他的独立性，帮助他成熟起来。曾学梅开始教儿子做家务，教他学会与人沟通。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魏永康生活能够自理，开始懂事起来，还能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

这也应验了“成也母亲，败也母亲”。是他的母亲将他培养成“神童”，但又是因为他母亲的教育方式出现问题，导致他生活不能自理，适应能力差。不过又是他的母亲将他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如今，他的现状如何？

魏永康经历这次中科院退学事件，也不断反思自己，在母亲的帮助之下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

他的事迹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上海有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听闻他的事迹，向他发出Offer。魏永康可以独自离开家乡，只身前往上海工作。

在上海，他遇到他的爱人付碧（湖南邵阳隆回人），那时的付碧还没毕业。付碧从湖南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工作。魏永康为抱美人归，也来到深圳，对付碧展开猛烈追求，终于在2008年国庆，他们喜结连理。如今，他们一家人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但魏永康觉得少许遗憾，没能正常地完成自己研究生学业。他说：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在2009年，他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并且顺利地毕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曾经“神童”的光环已不再，魏永康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魏永康曾经堪称“神童”般的存在，如今泯然众人矣，或许普通人的生活才是他真正的归宿。古往今来，我们不缺乏“神童”，缺的是智商与情商同等健康发展的人才，有的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也不足以堪当大任。这事件也给我们教育小孩带来反思：我们不应揠苗助长，要顺其自然，注意人格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培养，注意挫折教育。

魏永康出生于1983年，岳阳人。4岁学完初中课程，8岁进入县重点中学读书，13岁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湖南省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7岁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破格录取，硕博连读。2003年，因欠缺生活自理能力，魏永康被中科院劝退。

魏永康前20年的人生是高光时刻，然而之后剩下的人生，他经历了从神童到普通人的转换，最后生命定格在了38岁，他这短暂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呢？

01、2岁识字，4岁学完初中课程，8岁就读重点中学

每一个神童的背后，除了天赋外，还有就是家人的坚持和努力，魏永康也不例外。

魏永康才一岁3个月，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写字，而他也不负母亲的期望，在2岁时就已经认识了1000多个汉字。

看到儿子这么有喜欢学习，而且还学得很不错，母亲更是亲力亲为的辅导。

魏永康也很给力，于是他在4岁时就已经基本学完了初中课程，小学六年他就只上了二年级和六年级，可以说他都是一路跳级的上学。

8岁的魏永康很快地进入了县重点中学，更难能可贵的是来到了这个中学后，他获得了各类的奖状和证书，“奥林匹克竞赛化学二等奖、三等奖”、“物理学竞赛二等奖”、“（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获奖等等，从而打响了神童之路。

就是这样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一夜之间让大家看到了他的智商，他在学习上的天赋，是遥遥领先于普通人的。

02、13岁读大学，17岁读硕士

时间来到了魏永康13岁，他参加高考了，并以总分602分考进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了风头无两的少年大学生。

这个时候的魏永康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是大家都夸赞的别人家孩子；可以说是他的高光时刻，是再次刷新了他在学习上的天赋，是他智商上的再次碾压普通人，这样的魏永康无疑是让人敬仰的。

在大学里，魏永康的学习依然遥遥领先，自然的他的成绩也是让人觉得遥不可及的。

于是，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的魏永康在17岁时，他去了中科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开始他的硕士博士学习生涯，这般顺风顺水的人生简直让所有人都为之羡慕。

在学习上一骑绝尘的魏永康，按照正常的流程，他的前途无量，他的人生肯定会越来越精彩，然而在他20岁时，却遭遇了滑铁卢。

03、神童陨落，母亲恨不得他去死

都说上帝是公平的，给你开了一扇门后，会关上另一个窗户，魏永康也不例外。

魏永康20岁时被中科院劝退了，理由是生活不能自理，不能和人正常沟通，总之就是除了学习外，一无是处。

热了不知道脱衣服，大冬天不知道加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就往外跑。房间不打扫，屋子里臭烘烘的，袜子脏衣服到处乱扔。

针对一个天才，或许我们可以偶尔松懈某方面的要求，然而魏永康在生活方面的缺失堪比“巨婴”，而造成这一切的后果是母亲。

魏永康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童，除了天赋，也离不开母亲的引导和培养。然而，正是母亲为了让他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学习，自然而然地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多的照顾。

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本是理所应当，就连魏永康读大学时，因为年纪小，母亲都跟读，学校还安排了他们母子单独的宿舍。

为了让魏永康更好地学习，母亲不但在生活上亲力亲为，完全不让他插手，因此即使上了大学，魏永康就连系鞋带这样的事情都要母亲帮忙。

当母亲知道儿子被退学后，没有反思自己，反而把所有的失望归类为魏永康，甚至恨不得他去死。

东方神童被退学一经传开，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一时之间，关于教育孩子，不要只教会孩子如何学习？更要教会他们如何生活的话题，也是热搜不断。

纵观20年前的魏永康，真是成也母亲，败也母亲。一个母亲如果不懂得教育孩子学会生活，那么即使学习天赋再高，最终还是输给了生活。

04、作为普通人，他成为妻子眼中的懂得生活

被退学后，魏永康开始了求职生涯，然而过程很糟心，结果更是不尽人意。即使被录取去上班，最终也是因为“不适应”而被辞退。

魏永康用了近500元钱，跑了16个省市，先后去了杭州、宁波、舟山、上海、郑州、茂名、湛江等地玩。到玉林时，魏永康把剩下的钱弄丢了，落了个身无分文的境地。

为了逃避现实，魏永康不止一次地离家出走，最长时间的有39天，但最终都还是回到母亲身旁。

看到儿子这样，母亲也慢慢地看开了，知道了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过错，她会一直陪着魏永康。

直到魏永康结婚后，他才慢慢地走出大家的视野，开启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普通人到成为妻子眼中的懂得生活，他完成了别人用几十年来完成的蜕变。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魏永康再次出现在大家视野时，却是“突发疾病去世”。这是一个听者伤心闻者流泪的消息。

与范永康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参考书目 教育学原理： 1.《当代教育学》（修订版）袁振国，教育科学出版社； 2. 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3.《教育学基础》，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科学出版社； 4. 王道俊、王汉谰：《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5. 鲁杰：《教育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外教育史：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 4.的王炳照等编写的《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袁振国主编：《中外教育史》 教育心理学： 1．《教育心理学》（教育分支学科丛书）吴庆麟，人民教育出版社； 2．《认知教学心理学》吴庆麟，上海科技出版社； 3．陈琦、刘儒德主编：《当代教育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新印第2版李伯黍、燕国材 华东师大出版社《教育心理学》 5.冯中良、武新春等编著的《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研究方法： 1．裴娣娜：《教育科研方法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2．郑金洲,陶保平,孔企平：《学校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华师大)； 3．杨小微主编：《教育研究的原理与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袁振国：《教育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上海教育出版社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 2007 年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 2007 年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1） I.考查目标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涵盖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研究方法等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教育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够 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II．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闭卷、笔试。 三、试卷考查各部分内容分值 （一） 必答题为 270 分，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教育学原理 100 分 中外教育史 100 分 教育心理学 40 分 教育研究方法 30 分 （二）必选题为 30 分，考生必须在两道试题中选取一道作答。第 I 道试题考查教育心理学 的内容，第 II 道试题考查教育研究方法的内容。考生若两题都回答，只按第 I 道试题的成绩 计人总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单项选择题 4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90 分 辨析题 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简答题 6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90 分 分析论述题 3 小题，每小题 30 分，共 90 分 Ⅲ．考查范围 2007 年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2) -教育学原理 1．正确识记教育学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概念，准确理解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 2．能够把握当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动态和教育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3．能够运用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教育的现实问题，具有分析和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能力。 一、教育学概述 （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学的研究任务 （二） 教育学的历史与未来 1.“教育学”概念的起源与演化 西方国家中“教育学”概念的起源与演化；中国历史上“教育学”概念的出现与发展。 2．教育学的发展阶段教育学的萌芽；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20 世纪教育学的多元化发展。 3．教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教育学问题领域的扩大；教育学研究学科基础的扩展；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教育学的进一步分化与综合；教育学与教育改革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 （四）教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 1．教育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关系问题 2．教育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问题 3．教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问题 二、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一）教育的定义 1.“教育”的词源 中国“教育”概念的词源；西方“教育”概念的词源。 2．教育的定义 中国有代表性的“教育”定义；西方有代表性的“教育”定义。 （二）教育的构成要素 1． 关于教育构成要素的诸种观点 2．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 （三）教育的本质 1．教育的本质问题 2．教育本质的论争 3．教育本质讨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四）教育的发展历程 1．教育的起源 生物起源说；心理起源说；劳动起源说 2．教育的发展 原始社会的教育；古代社会的教育；现代社会的教育。 三、教育与社会发展 （一）教育的社会制约性 1．生产力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2．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3．文化传统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4．人口状况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 （二）教育的社会功能 1．教育的经济功能 2．教育的政治功能 3．教育的文化功能 4．教育的人口功能 （三）教育与现代化 1．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教育现代化的内容。2．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1982 年的“战略重点之一”;1987 年的“突出战略位置”；1992 年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1995年的“科教兴国”战略；1997 年的“优先发展战略”;2002 年的“实施优先发展战略”。 3．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与创新型国家建设 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与教 育创新。 四、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 （一）人的身心发展及其规律 1． 人的身心发展的含义 2．人的身心发展的理论 认知发展理论；智力发展理论；道德发展理论；需要层次理论等。3．人的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人的身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1．遗传素质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遗传素质的定义；遗传素质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2．环境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环境的内涵；环境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3．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学校教育的内涵；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学校教育主导作用有效发挥的条件。 4．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的内涵；个体因素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 五、教育目的 （一）教育目的概述 1．教育目的的概念 教育目的的定义；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的关系。 2．教育目的的作用 3．教育目的的类型 社会本位论；个人本位论；“教育无目的论”。 4．教育目的的确立依据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思想渊源 2．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含义 3．马克思主义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 4．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当代教育实践 （三）我国的教育目的 1．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教育目的 2．我国教育目的的精神实质 3．实施教育目的的基本要求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1．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2．全面发展教育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六、教育制度 （一）教育制度概述 1．教育制度与学校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的概念；学校教育制度的概念。 2．学制确立的依据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制及其改革 1. 1951 年的学制 2. 1958 年的学制改革 3．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体制改革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1 年《国务院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七、课程 （一）课程与课程理论 1．课程的定义及其不同观点 2．课程理论流派 经验主义课程论；学科中心主义课程论；社会改造主义课程论；存在主义课程论；后现代主 义课程论。 （二）课程类型 1．课程类型的概念 2．主要的课程类型 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三）课程的组织与实施 1．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概念；课程目标的特征；确定课程目标的方法。 2．课程内容 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及其他课程资源。 3．课程实施 课程实施的取向；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 4 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及其意义；课程评价的功能；课程评价的主要类型；课程评价的主要模式。 （四）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 1．影响课程变革的主要因素 政治因素与课程变革；经济因素与课程变革；文化因素与课程变革；科技革新与课程变革； 学生发展与课程变革。 2 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容。 八、教学 （一）教学概述 1．教学的概念 教学的定义；教学与教育、智育、上课的区别。 2．教学的意义 3．教学的主要任务 （二）教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 1．教学理论概述 教学理论的概念；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课程理论的区别；教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2．当代主要教学理论流派 行为主义教学理论；认知教学理论；情感教学理论。 （三）教学过程 1．教学过程概述 教学过程的概念；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矛盾。 2．教学过程中应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关系；掌握知识与培养思想品德的关系；掌握知识与提高能力的关系； 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的关系。 （四）教学模式 1．教学模式概述 教学模式的概念；教学模式的特点；教学模式的结构。 2．当代国外主要教学模式程序教学模式；发现教学模式；掌握学习教学模式；暗示教学模 式；非指导性教学模式。 3 当代我国主要教学模式 （五）教学原则 1．教学原则的概念及确立依据 2．我国中小学常用的教学原则 直观性原则；启发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巩固性原则；量力性原则；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 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因材施教原则。 （六）教学组织形式 1．教学组织形式概述 教学组织形式的概念；教学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 2 班级授课制及其意义 班级授课制的由来及发展；班级授课制的主要特征；对班级授课制的评价。 3．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 （七）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的概念及意义 2．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方法 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实验法；实习作业法；练习法；参观法。 （八）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九、德育 （一）德育概述 1．德育的概念与意义 2．德育的任务和内容 （二）德育过程 1．德育过程概述 德育过程的概念；德育过程的要素。 2．德育过程规律 （三）德育原则、方法和途径 1 德育原则 德育原则的概念；我国中小学常用的德育原则。 2．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的概念；我国中小学主要的德育方法。 3．德育途径 （四）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改革 1．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改革的背景 2．当前我国学校德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3．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改革的主要趋势 十、教师与学生 （一）教师 1．教师的地位与作用 教师的概念；教师的地位；教师的作用。 2．教师的职责和角色 3．教师的专业素质 4．教师专业化 教师专业化的内涵；教师资格制度。 （二）学生 1．学生的基本属性 2．学生的社会地位 学生的权利；学生的义务。 3．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的概念；师生关系的特点；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 2007 年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3)-中外教育史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中外教育史的基本知识，了解教育思想演变、教育制度发展、教育实施进程的 基本线索，特别是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重要的教育制度、重大的教育事件。 2．认真阅读有关中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实施的基本文献，特别是其中的代表性材 料，培养严谨、踏实的学风。 3．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中外教育史实，揭示特点与规 律，总结经验与教训，为现实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启示。 一、中国古代教育 （一）官学制度的建立与“六艺”教育的形成 1．教育起源与学校萌芽的传说 2．西周的教育制度 “学在官府”；大学与小学；国学与乡学；家庭教育。 3.“六艺”教育 （二）私人讲学的兴起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奠基 1．私人讲学的兴起 2．诸子百家私学的发展 3.齐国的樱下学宫 4．孔丘的教育思想 创办私学与编订“六经”；“庶、富、教”；“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论教学内容；论教学方法；论道德教育；论教师。 5．孟轲的教育思想 孟柯与思孟学派；“性善论”与教育作用；“明人伦”与教育目的；“大丈夫”的人格理想；“深造自得”的教学思想。 6．荀况的教育思想 “六经”传人；“性恶论”与教育作用；培养“大儒”的教育目的；以儒经为教学内容；“闻 见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论教师。 7．墨家的教育思想 “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素丝说”与教育作用；培养“兼士”的教育目的；以科技和思 维训练为特色的教育内容；主动、创造的教育方法。 8．道家的教育思想 老庄对社会文明的批判；“人法自然”与教育作用；“逍遥”的人格理想；提倡怀疑的学习方法 9．法家的教育思想 倡导“耕战”的学派；“人性利己说”与教育作用；禁诗书与“以法为教”；禁私学与“以吏 为师”。 10．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 《大学》；《中庸》；《学记》；《乐记》。 （三）儒学独尊与读书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 1．“独尊儒术” 2．兴办太学 3．建立察举制度 4．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对贤良策》与三大文教政策；论人性与教育作用；论道德教育。 5．王充的教育思想 对己谶纬神学的批判；关于教育作用与培养目标；论学习 （四）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1．隋唐时期教育体系的完备 文教政策的探索与稳定；中央政府教育管理机构的确立；中央官学体系完备；地方官学与私 学发展。 2.科举制度建立 科举制度的萌芽与确立；科举考试的程序、科目与方法；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科举制 的影响 3.中外教育交流开展 4.韩愈的教育思想 振兴儒学的卫道者；“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关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思想；论尊师重道。 （五）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 1．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学校教育的改革 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兴文教”政策；北宋三次兴学与“三舍法”；“苏湖教法”。 2．书院的发展 书院的产生与发展；《白鹿洞书院揭示》与书院教育精神；东林书院与书院讲会；沽经精舍、 学海堂与书院学术研究；书院教育的特点。 3．私塾与蒙学教材 私塾的发展与种类；蒙学教材的发展、种类和特点. 4．朱熹与理学教育思想 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作用；论“大学”和“小学”教育；“朱 子读书法”。 5．王守仁与心学教育思想 王守仁与“阳明学派”；“致良知”与教育作用；“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六经皆史” 与教学内容；论儿童教育。 （六）早期启蒙教育思想的产生 1．早期启蒙教育思想 2．颜元的学校改革思想 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实德实才”的教育目的；“实行”的教学方法；“六斋”与“实学”教 育内容。 二、中国近代教育 （一）洋务教育的兴起与近代教育的起步 1．封建教育的衰败与改革派的教育主张 2．教会学校的举办 3．洋务学堂的兴办 洋务学堂的举办与类别；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 4．留学教育的起步 幼童留美；派遣留欧。 5.“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与张之洞的《劝学篇》 “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张之洞与《劝学篇》；“中体西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 （二）普及教育思想的提出与近代学制的建立 1．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 2. 维新派的教育实践 兴办学堂；兴办学会、发行报刊；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 3．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大同书》的教育理想。 4．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开民智”、“伸民权”与教育作用；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论学制；论师范教育、 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 5．严复的教育思想 “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三育论”；“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 6．清末教育新政与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废科举，兴学堂；建立行政体制；制定教育宗 旨。 （三）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的建立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2．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制定教育方针；颁布学制；颁布课程标准。 3．蔡元培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 “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教育独立思想。 4 二新文化运动与教育变革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观念变革；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 5．新文化运动时期和 20 年代的教育思潮与教育改革运动 平民教育运动；工读主义教育运动；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勤工俭学运动；科学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学校教学改革与实验；收回教 育权运动。 6. 1922 年“新学制” 三、中国现代教育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 1．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的变迁 “党化主义”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宗旨；“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 2．教育制度改革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试行；“戊辰学制”的颁行 3．学校教育发展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抗战时期的学校西迁 4．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加强 中小学校的童子军训练；高中以卜学生的军训。 （二）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践 1．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论教育本质；“全人生指导”与青年教育。 2．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钊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 3．干部教育 干部在职培训；干部学校教育；“抗大”。 4．群众教育 5．普通教育 根据地的小学教育；解放区中小学教育的正规化；解放区高等教育的整顿与建设。 6．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经验 （三）民主教育家的教育探索 1．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践 职业教育的探索；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2.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实验 “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化农民”与“农民化”。 3．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建设 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乡村教育的实施。 4．陈鹤琴的“活教育”探索 儿童教育和“活教育”实验；“活教育”思想体系。 5．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四、外国古代教育 （一）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 1．巴比伦的教育 2．古代埃及的教育 古代埃及的学校；古代埃及学校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3.古代印度的教育 婆罗门时期的教育；佛教教育。 4．古代东方文明古国教育发展的特点 （二）古希腊教育 1．古风时代的教育 斯巴达教育；雅典教育。 2 古典时代的教育 “智者”的教育活动；“智者派”的教育贡献。 3．希腊化时期的教育 4．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教育目的论；德育论；智育论；“苏格拉底方法”。 5．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学习即回忆”；《理想国》中的教育观。 6．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灵魂论与教育；教育作用论。 （三）古罗马教育 1．共和时期的罗马教育 2. 帝国时期的罗马教育 3．古罗马的教育思想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 （四）西欧中世纪教育 1．基督教教育 基督教的教育形式、机构和教育内容；基督教的教育思想。 2．封建主贵族的世俗教育宫廷学校；骑士教育。 3．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4．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城市学校的发展 （五）拜占廷与阿拉伯的教育 1．拜占廷的教育 2. 阿拉伯的教育 3．拜占廷和阿拉伯教育的特点及其影响 五、外国近代教育 （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 1．人文主义教育 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北欧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 2．新教教育 路德派新教的教育主张与教育实践；加尔文派新教的教育 主张；英国国教派的教育主张。 3．耶酥会与天主教教育 （二）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 1．英国近代教育制度 教育概况；教育思想：培根、洛克、斯宾塞、赫胥黎等论教育。 2．法国近代教育制度 教育概况；教育思想：爱尔维修、狄德罗、拉夏洛泰、涂尔干等论教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 主要教育改革方案和教育主张。 3．德国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概况；教育思想：康德、费希特、第斯多惠等论教育。 4．俄国近代教育制度 教育概况；教育思想：乌申斯基论教育。 5．美国近代教育制度 教育概况；教育思想：贺拉斯·曼论教育。 6．日本近代教育制度 教育概况；教育思想：福泽谕吉论教育。 （三）西欧近代教育思想 1．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 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论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论普及教育和统一学制；论学年制和班级授 课制；论教学原则；论道德教育；教育管理思想。 2．卢梭的教育思想 论人的天性；自然教育理论；公民教育理论。 3．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 论教育目的；论教育心理学化；论要素教育；建立初等学校各科教学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思想。 4．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赫尔巴特伦理学的主要内容；赫尔巴特心理学的主要内容；赫尔巴特的道德教育理论；赫尔 巴特的课程理论；赫尔巴特的教学理论 5．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 论教育的基本原理；幼儿园教育理论。 6．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 对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的批判，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论教育与社会生产，论人的本质和个性形成，论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的 关系，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 六、外国现代教育 （一）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期欧美教育思潮和教育实验 1．新教育运动 新教育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新教育运动中的著名实验；新教育运动中的主要理论：梅伊曼、 拉伊的实验教育学，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与“劳作学校”理论，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 2．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始末；进步主义教育实验：昆西教学法、有机教育学校、葛雷制、道尔顿 制、文纳特卡计划、设计教学法。 （二）欧美主要国家和日本的现代教育制度 1．英国教育的发展 《巴尔福教育法》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费舍教育法》；《哈多报告》；《斯宾斯报告) ; 《1944 年教育法》；“罗宾斯原则”；“开放大学”；《雷沃休姆报告》；《1988 年教育改革法》。 2．法国教育的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统一学校运动与学制改革；中学课程的改革；《阿斯蒂埃法》 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郎之万一瓦隆教育改革方案》；《教育改革法》；《高等教育方向指 导法》（《富尔法案》）；《法国学校体制现代化建议》（《哈比改革》）；《课程宪章》。 3．德国教育的发展 德意志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育；纳粹德国时期的教育方针与教育的倒退；《改组和统一公立普通学校教育的总纲计划》；《高等学校总纲法》。 4．美国教育的发展 中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八年研究”计划；初级学院运动；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全国职业教育促进会”、《史密斯一休斯法案））；《国防教育法》；20 世纪60 年代的教育改革；20 世纪 70 年代的教育改革：生计教育、返回基础；20 世纪 80-90 年 代的教育改革：《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5．日本教育的发展 20 世纪初期至 20 年代末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救语》、《大学令》；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 形成和发展；《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20 世纪70-80 年代的教育改革。 6．苏联教育的发展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容及成效；《统一劳动学校规程》；20 世纪 20 年代的学制调整和教学 改革实验：“综合教学大纲”、“劳动教学法”；20 世纪 30 年代教育的调整、巩固和发展：《关 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1958 年的教育改革、1966 年的教育改革、俄罗斯的教育改革；苏联教育思想：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凯洛夫的教育学说、赞科 夫的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 （三）现代欧美教育思潮 1．杜威的教育思想 论教育的本质；论教育的目的；论课程与教材；论思维与教学方法；论道德教育。 2．改造主义教育 3．要素主义教育 4．永恒主义教育 5．新托马斯主义教育 6．存在主义教育 7. 新行为主义教育 8．结构主义教育 9．分析教育哲学 10．终身教育思潮 11．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潮 2007 年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4)-教育心理学 [考查目标] 1．了解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实验事实，理解和掌握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对教育工作的启示。 2．运用教育心理学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理论，说明和解释有关教育现象，解决有关教育教学 实际问题。 一、教育心理学概述 （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任务 （三）教育心理学的历史发展 1．教育心理学的起源 2．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过程 3．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趋势

我眼中的中西方教育的显著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因材施教。虽然在我国每天都在提因材施教，但并没有几个人理解因材施教的真谛。反而是西方的教育在这方面体现的较好，更适合学生的发展，把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赏识教育。在中西方都有赏识教育，中国的赏识教育比较模糊笼统，对孩子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往往是用一句“你真棒”加以赞赏，而西方是把棒在哪里告诉孩子。中国家长有耐心的少,光心里着急是不够的。惩罚教育。在中西方都有惩罚教育，在中国孩子受到惩罚都是以大人的眼光来判断，比如孩子把东西拆坏了，家长往往要打骂孩子，而在西方家长认为孩子并没有错，反而鼓励孩子多动手。爱心教育。我在书中了解的和我亲眼看到的西方人的爱心有胜于我们。中西方的教育各有优缺点，如能取长补短，也许会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很多优点，这几年国外也在借鉴我们的教育方法。学校的教育中西方教育的本质区别:西方教育是一种尝试教育，先让学生尝试进行体验，在体验中发现难点，然后在解决难点中积累经验，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研究的成果。中国教育是一种灌输式教育，先将成人的经验告知学生，让学生按已有成功经验去操作(并非所谓的真学习)按部就班，在经验的指导下学习实践，同样，也是可以得到自己的结论，但是往往很难跳出已有的固定模式。两者的最大差异就在于西方教育以人为本，从人的学习的本能出发，符合学习论，而中国教育是一种消除错误的“生产”教育，将学生当作产品，希望在生产线上生产出的是合格品，而不是次品。正是不能正视“学习是可以犯错的”这一规律，使得学生缺乏应有的创新思维。从教师在课堂中所起的作用看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差异:西方教育大都是基于人文思想展开的，从小开始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指引者，往往像朋友一般和学生一起去探讨问题，对于学生的疑问，经常一指图书馆，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资料，自己做出判断，尽可能的不去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它最大可能的保护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源--思想的自由和自主。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开心，使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学习，这在西方是老师常常思考的问题。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积极发言，学以致用。中国，课堂属于老师，老师在讲台上涛涛不绝的讲课，学生认真的听讲、记笔记，对课本的答案和教师的答案深信不疑，是一种倾向性的灌输式教育。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紧密沟通，造成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牢而不固。考生成绩的计算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一个显著差异:在西方学生成绩的计算方式是:课堂纪律和出勤率占15%，课余作业成绩占15%，小组互动讨论占20%，论文写作和答辩占50%，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评估学生的综合情况，比较客观和公正。由于西方教学的目的是运用，而不是分数，所以分数只是一个参考值。在中国，成绩是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命根子，一切唯高分是从。一些综合分数低，而偏科成绩比较严重的学生，反而被埋没了。成绩主要以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来定，主要是笔试，比较单一，另笔试的成绩很容易被复制。像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很容易因为发挥失场，而与大学教育失之交臂。高分低能那是我们国人的最大悲哀呀!从知识层面来说，西方教育更容易发掘天才:西方教育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重视“广”和“博”，对学生的教育是点到为止;西方的基础教育在达到最基本的要求的基础上，允许学生有较大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位学生对物理、化学或生物不感兴趣，感觉有很大的困难，可以只选修比较基础的课程，而选修较多的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课程，只选修理、化、生其中的一门，同样可以达到高中毕业要求，也能进入顶尖大学，同样有机会成为“精英”。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视“精”和“深”，以数学为例，中国教育使用题海战术，教师让学生重复练习，直至“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教育是“精英”教育，把那些不能把知识学得精深的人淘汰出去。中国教育要求数理化各科面面俱到，哪一科学得不好都有可能对人生前途造成致命的影响。家庭的教育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西方家长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中国的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家庭里到处弥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似乎学习好就是万能的，而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顾。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服、打扫、攒钱供孩子读大学、出国、结婚、养儿育女等。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因为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家长把快乐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实施。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意跟家长商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而中国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炼。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以至经不起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即使是一件小事也能使他沮丧、颓废、自暴自弃，动辄离家出走，甚至轻生厌世。西方家长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看重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而我国家长和幼儿教师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我们一直谈教育要循序渐进，这不仅适用于智力教育、知识教育，同样适合于做人做事的道德教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道德观念淡漠，社会性发展差，这与家长忽视对孩子最基础的“做人教育”不无关系。西方家长“鼓励创新”,鼓励孩子去超越前人，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和动手的能力，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个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他们对孩子所做的种种探索行为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即使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一行为并不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让孩子在自己进行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中国家长往往“满足于克隆”，教导孩子在前人面前止步。对孩子的探索活动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往往把孩子自己进行的“探索活动”视作“胡闹”而加以制止。例如美国孩子拆了家里的闹钟，若能装回，多数家长会称赞孩子，若是装不回，许多家长会与孩子一道把闹钟装上，甚至鼓励孩子再拆、重装一次。但中国孩子若拆了家里的闹钟，就算自己能装回，恐怕也没几个敢告诉家长的。孩子往往在家长的严格管教下被熄灭了创造性火花。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从宏观到微观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外国家长重视的恰恰是中国家长忽视的。西方家长教导孩子: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做错事自己纠正，自尊并尊重别人，全身心锻炼，按兴趣学习。他们鼓励孩子成为梦想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成功者。中国的家长们，您不妨借鉴一下。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最缺的，是责任教育!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社会、民族负责!教育不是只在学校，还在家里，在周围环境，在社会氛围。而现在，常见到家长，学校，周围环境在推卸责任:家长说:“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好他就是学校的责任”;学校说:“他逃学都是因为周围的网吧，歌房太多了”;网吧老板说:“我只是开一家店挣点钱养家糊口，是他自己逃学来玩的”。来看看美国，经常可以见到大人教育小孩，而那个小孩并不是他的孩子，大人也不是什么教师。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人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责任”;在英国，每一个欧巴桑的威力大家都知道，她们总是在自觉的监督年青人的行为，好像警察一般。这两个国家已经把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交给了每个公民，每个公民也在为国家的未来负责。而在国内，又有谁把教育下一代国人视为自己的责任呢?看到不认识的小孩有不对的地方，又有谁会上前去教育他，指出他的错误呢?教育制度不完善，官员贪污腐。这些问题的存在，管理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我，所有国人，甚至包括受教育者，谁可免责?如果每人都确实负起自己的责任，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方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相互相诚的，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西方的教育重在启蒙，发掘潜力，尊重自由，尊重个性的发展。孩子在这三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多一份质疑，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热情，多一些创造。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育，教化培育，以现有的经验、学识推敲于人，为其解释各种现象、问题或行为，其根本是以人的一种相对成熟或理性的思维来认知对待，让事物得以接近其最根本的存在，人在其中，慢慢的对一种事物由感官触摸而到以认知理解的状态，并形成一种相对完善或理性的自我意识思维...但同时，人有着自我意识上的思维，又有着其自我的感官维度，所以，任何教育性的意识思维都未必能够绝对正确，而应该感性式的理解其思维的方向，只要他不偏差事物的内在;教育又是一种思维的传授，而人因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又有着另样的思维走势，所以，教育当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如此，人的思维才不至于过于偏差，并因思维的丰富而逐渐成熟、理性，并由此，走向最理性的自我和拥有最正确的思维认知，或许，这就是教育的根本所在。教育也是一种教授育人的过程，可将一种最客观的理解教予他人，而后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以自己所认为的价值观。教育，是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教育"一词来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思是 "引出"。社会根据受教育程度选拔人才。人通过受教育实现社会地位的变迁。教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 一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在唐、宋时奠基的。从书院的萌芽，到书院的形成和最终定型，其过程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一带。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民间的文化教育组织，最初萌芽于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从这些最早称名“书院”，包括它们的读书、讲学、论文、藏书、著书等与“书”有关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看，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并且初步具备了完整书院形态的一些特点。 书院与长江流域有着不解之缘，这在书院萌芽时就已体现出来。早在唐中叶以后，中华大地就开始星星点点萌芽着一些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初萌芽的书院绝大部分都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这与向来是文化重镇的黄河流域形成鲜明对比。据我们从全国的地方志中搜集的唐五代时萌芽、称名的书院中，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6所）、福建（6所）、江西（13所）、湖南（8所）、四川（5所）等省。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当宋初官学不兴之时，书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书院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这里既有专门主持教学、行政管理的山长职事，还有规制化的讲堂、斋舍、祠庙、书楼，以及一定规模的藏书等等。这样一种正规、完备的教育组织，虽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但同时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风行全国。 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仍有相当的距离。如河南是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但是北宋时期河南所创办的书院也只有10所，这和长江流域的许多省区相比有明显差别，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于黄河流域的其他省区创办的书院则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东7所，陕西4所。 与此同时，北宋时期所创办的著名书院，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一带。如湖南就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办学规模大，影响甚显。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此还受北宋真宗赵恒的召见，并得到赐书、赐额的待遇。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故而，湖南的岳麓、石鼓两书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江西的著名书院亦很多，如白鹿洞书院就受到朝廷赐九经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另外，江西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包括南丰县的华林书院、安义县的雷塘书院、南城县的盱江书院等等。有人将江西的华林书院、东佳书堂、雷塘书院称之为江南的三所名院。此外，像江苏的茅山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均是北宋时期著名书院。当然，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河南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山东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它们或因办学规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或著名书院的名录中。但是与长江流域的著名书院相比，其兴办的规模和影响仍为逊色。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原地区已被金兵占领，作为民间新兴的书院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除个别之处，中原地区再也难觅书院的弦歌之声。相反，江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则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长江流域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均超过北宋。尤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书院教育与理学思潮的一体化。即这段时期积极创办、主持书院者主要是活跃于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理学家们。他们往往在书院中标榜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发挥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利用书院展开学术讨论。同时，在关于书院管理制度、办学特色方面也都出现了新的风貌。应该说，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并影响以后达数百年之久。 当然，南宋时期书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中。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而岳麓、白鹿、丽泽、象山四所书院则崛起于长江流域，成为“南宋之四大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书院均有名师主持，张南轩主岳麓，朱熹主白鹿洞，吕祖谦主丽泽，陆九渊主象山。由于他们四人是南宋理学思潮四大学派的宗师，所以这四大书院又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四大理学学派的基地。 由于南宋时期江南的书院均与理学思潮结合，随着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理宗之后，理学的地位得到确认，书院则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蔓延开来。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郾43%，黄河流域仅占3郾25%。 元朝的书院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普及，故而才有“书院之盛，莫盛于元”之说。这种推广和普及的力量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的力量。元代书院中相当多者仍保留了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这一特点。大量不愿仕元的宋代遗民主要是通过在民间创办书院以从事独立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加之元朝当局对这种民间兴学的热忱并不制止，反而是鼓励。 其次是官府对书院教育大力扶持，亦使书院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元代所建的第一所书院就是由朝廷所建的燕京太极书院，这表现出元政府对书院教育的承认，亦为以后的书院推广政策开了一个先河。以后，各级地方官府纷纷效法，官员们纷纷在自己的治所建设书院。长江流域的大量书院就是由地方官员主持、地方财政创办的。如浮梁的绍文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婺源州的晦庵书院、南康的白鹿洞书院、浙江青田的石门书院等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复或修建的。为了保证书院教育的建设发展，元代政府还对书院的管理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书院教育的山长列为朝廷命官：凡州县书院的山长与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由礼部任命；凡各省所属书院的山长，则与所属州县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授命。另外，书院的生徒也与官学的学生同等对待。这些政策，虽然导致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强，使书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使书院得以推广和普及的作用。 民间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时期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做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与“兼善万世”的历史功业，故而往往将最大的热情倾注在书院建设方面。另一方面，官方虽然对书院自由讲学有所限制，但对书院在发挥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及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倾注力量对书院加强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以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标。在这股关于书院的推广普及的热潮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 二长江文化的发达是长江流域书院崛起的历史条件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书院的崛起，与当时长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唐、宋以降，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能够萌芽、兴起、发展及全面推广，并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离不开唐、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这里列举几个主要条件，以阐述说明书院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 （1）士绅社会的发展 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士绅社会与书院教育有一种很强的互动关系：士绅社会的发展，必然通过积极地创办书院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化的关怀；书院教育的发达，又可以培养、再生新一代士绅。长江流域的书院之所以那么发达，其重要的条件是唐、宋以后这个区域的士绅社会发展很快，士绅的社会力量，推动着长江流域不断兴起一个个创办书院的热潮。 （2）学术思想的繁荣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书院的盛衰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唐、宋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出现了综合儒、佛、道思想的更具综合性的学术形态——理学。理学思想源于中唐以后，创建于北宋之时，大盛于南宋时，其发展的进程几乎与书院同步。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的学术思想总是处于边缘地位。而理学思潮出现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理学形成于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一带。周敦颐所奠基的理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术，标志着长江流域学术地位的崛起。特别是到了南宋，理学学术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理学的重镇。理学史上几个重要的学派，如朱熹的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婺学派，另外，还有与理学展开学术争鸣的浙东事功之学，包括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都活跃于长江流域一带。他们在这里研读经史、阐谈义理、会讲论辩、著书出书。书院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传播思想、创建学派的最好场所。 （3）佛道宗教的发达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一方面在于它兼具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与官学制度的完备的双重长处，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与佛道宗教教育的特色。同时，佛道宗教亦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佛道宗教的发达，又构成了书院建设及理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 佛、道二教在长江流域有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由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林立于名山之中，而早期的书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而创设于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论，修养方法也影响了理学学术及书院教学。故而，长江流域佛道的盛行，是书院繁荣的重要文化条件。 （4）造纸印刷的发达 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能够形成、发展于唐、宋之际，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书籍的普及。书院首先要能藏书，然后围绕着藏书能够展开教书、读书、著书及出书等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动。 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得到普及。民间普遍具有收藏书册典籍的可能，这样，就有可能使先秦、两汉曾经流行的各种私学演进成书院这种更具特色的教育机构。 三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 （1）文化创新功能 这主要体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长江流域书院与理学紧密结合，从而导致了理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地位的确立。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学术能够继续获得蓬勃发展，同样与这段时期的书院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联系。明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心学思潮得以蓬勃发展，这是由于明中叶的书院教育与当时的心学思潮的结合有关。代表明代心学思潮有两大学派：王学与湛学。王学是指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王阳明因在长江流域的诸书院中讲学，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等，这些王门弟子又是在长江流域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的主力军。湛学则是指湛若水创建的学派。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后独立门户，到处建书院讲学，黄宗羲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至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最初，以“实学”相标榜的一代学者活跃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们同样利用书院研究学术。如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晚明时期影响甚巨的著名书院，清初的浙东学派也以甬上证人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清乾嘉以后，以诂经考史为特色的汉学思潮兴起，他们同样利用了书院，浙江杭州的诂经精舍就是这些书院中影响最大的一所。 （2）书院的文化积累功能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著述。著述是书院实现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学术大师在主持书院工作的时候，同时也从事学术著述，他们的许多代表著作也是在书院中完成的。同时，他们常常将各种讲义、经说整理成书，供学生研究参考。许多书院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之类的书。另外，许多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撰述论文或著作。这样，书院在它的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文化。从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孟子说》、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到清代的《紫阳书院课艺》、《尊经书院初集》、《诂经精舍文集》等，均是长江流域书院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书出版。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书出版功能。其刻书的范围，除了积累自己的文化学术成果，如刊刻书院主持者的著作、讲义以及语录、课艺、书院志、同门录外，还刊刻能服务书院教学、研究、交流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这样，书院又在事实上成为各个地方的刻书出版中心。在古代出版业中，出现了因校勘严谨、质地精良而著称的“书院本”图书，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书院，均大量刊刻了这种“书院本”的书籍。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 其三是藏书。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的重要组成要件。所以，遍布长江流域中的大大小小的书院，均通过收藏、借阅典籍图书的活动，将各种类型的图书典籍集中起来，并通过捐赠、刊刻、购置等手段不断丰富藏书，使书院的藏书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的藏书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图书收藏中是少有的。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书院的规制。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外，祭祀对象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的相关人物、地方的名儒乡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等。这样书院的祭祀就有很浓厚的承传学统、彰显地方文化的文化积累功能。长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如蜀学和巴蜀文化、湘学及湖湘文化、徽学及徽文化、赣学和赣文化、浙学和浙文化等，这种地方学术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书院办学过程中的学术思想积淀的结果。而各地的书院祭祀，对保存及强化这种地方学术、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书院祭祀三苏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书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江西的书院祭祀朱熹、陆九渊等，浙江的书院祭祀吕祖谦、陈亮等。 （3）文化传播的功能 书院是一种多功能的文化组织，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点就是传播文化。因此，长江流域蓬勃兴起的书院群，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传播。 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所以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书院这种教育组织的特色是分不开的。首先，书院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一般情况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学系统承担高等教育的职能；而基础教育则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主要由家族、民间社会来承担。而宋以后建立的书院体制，则承担了上述两方面的教育职能。一方面，各地书院尤其是那些名书院，大多是古代的高等程度的教育机构，主讲者为国内名流大师，来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们之间传播的内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学”。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它们在发展地方基础教育、促进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书院能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学校教育，以补充或取代官学教育的不足。 其三，书院能够将经史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教学内容体系中，经学、文史等一直是教学的主体，书院的教学内容也是以此为主。但是，书院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故而也产生出了许多专科方面的教育，包括专习官话的正音书院、专习武事的肄武书院、专讲医学的医科书院等。晚清时期，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讲西学西艺的书院。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书院既充分发挥了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是长江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谈及中西方教育的差别，我有一些感受。我没有去过国外，对西方教育的了解主要是从书中和各种媒体中获得。我眼中的中西方教育的显著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因材施教。虽然在我国每天都在提因材施教，但并没有几个人理解因材施教的真谛。反而是西方的教育在这方面体现的较好，更适合学生的发展，把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二． 赏识教育。在中西方都有赏识教育，中国的赏识教育比较模糊笼统，对孩子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往往是用一句“你真棒”加以赞赏，而西方是把棒在哪里告诉孩子。中国家长有耐心的少,光心里着急是不够的。三． 惩罚教育。在中西方都有惩罚教育，在中国孩子受到惩罚都是以大人的眼光来判断，比如孩子把东西拆坏了，家长往往要打骂孩子，而在西方家长认为孩子并没有错，反而鼓励孩子多动手。四． 爱心教育。我在书中了解的和我亲眼看到的西方人的爱心有胜于我们。中西方的教育各有优缺点，如能取长补短，也许会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有很多优点，这几年国外也在借鉴我们的教育方法。一、学校的教育1、中西方教育的本质区别：西方教育是一种尝试教育，先让学生尝试进行体验，在体验中发现难点，然后在解决难点中积累经验，最后，得出结论，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研究的成果。中国教育是一种灌输式教育，先将成人的经验告知学生，让学生按已有成功经验去操作（并非所谓的真学习）按部就班，在经验的指导下学习实践，同样，也是可以得到自己的结论，但是往往很难跳出已有的固定模式。两者的最大差异就在于西方教育以人为本，从人的学习的本能出发，符合学习论，而中国教育是一种消除错误的“生产”教育，将学生当作产品，希望在生产线上生产出的是合格品，而不是次品。正是不能正视“学习是可以犯错的”这一规律，使得学生缺乏应有的创新思维。2、从教师在课堂中所起的作用看中西方文化教育的差异：西方教育大都是基于人文思想展开的，从小开始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指引者，往往像朋友一般和学生一起去探讨问题，对于学生的疑问，经常一指图书馆，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资料，自己做出判断，尽可能的不去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它最大可能的保护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源——思想的自由和自主。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开心，使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学习，这在西方是老师常常思考的问题。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积极发言，学以致用。在中国，课堂属于老师，老师在讲台上涛涛不绝的讲课，学生认真的听讲、记笔记，对课本的答案和教师的答案深信不疑，是一种倾向性的灌输式教育。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紧密沟通，造成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牢而不固。3、考生成绩的计算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教育的一个显著差异：在西方学生成绩的计算方式是：课堂纪律和出勤率占15%，课余作业成绩占15%，小组互动讨论占20%，论文写作和答辩占50%，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评估学生的综合情况，比较客观和公正。由于西方教学的目的是运用，而不是分数，所以分数只是一个参考值。在中国，成绩是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命根子，一切唯高分是从。一些综合分数低，而偏科成绩比较严重的学生，反而被埋没了。成绩主要以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来定，主要是笔试，比较单一，另笔试的成绩很容易被复制。像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很容易因为发挥失场，而与大学教育失之交臂。高分低能那是我们国人的最大悲哀呀！4、从知识层面来说，西方教育更容易发掘天才：西方教育重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注重对知识的灵活应用，重视“广”和“博”，对学生的教育是点到为止；西方的基础教育在达到最基本的要求的基础上，允许学生有较大选择的自由。比如，一位学生对物理、化学或生物不感兴趣，感觉有很大的困难，可以只选修比较基础的课程，而选修较多的自己擅长的感兴趣的课程，只选修理、化、生其中的一门，同样可以达到高中毕业要求，也能进入顶尖大学，同样有机会成为“精英”。中国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巩固，注重知识的灌输和知识的熟练掌握，重视“精”和“深”，以数学为例，中国教育使用题海战术，教师让学生重复练习，直至“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中国教育是“精英”教育，把那些不能把知识学得精深的人淘汰出去。中国教育要求数理化各科面面俱到，哪一科学得不好都有可能对人生前途造成致命的影响。二、家庭的教育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西方家长从小就培养和锻炼孩子的自立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让孩子自己动手修理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简单木工修理等活计。此外，还要外出当杂工，如夏天替人推割草机、冬天铲雪、秋天扫落叶等。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中国的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因而超越孩子实际水平的高要求、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家庭里到处弥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除生活上加倍关心外，家长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似乎学习好就是万能的，而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程度、道德情操以及公民意识等则关心甚少，有的甚至完全不顾。从孩子出生到成年，家长几乎把孩子的一切都包了下来，做饭、洗衣服、打扫、攒钱供孩子读大学、出国、结婚、养儿育女等。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因为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 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因而很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家长把快乐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来实施。他们经常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意跟家长商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而中国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炼。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以至经不起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即使是一件小事也能使他沮丧、颓废、自暴自弃，动辄离家出走，甚至轻生厌世。● 西方家长重视从日常行为与情感中对孩子进行“做人的教育”，注重从内心情感去尊重别人，看重的是日常生活的行为与习惯的培养。而我国家长和幼儿教师往往脱离孩子心理发展的实际，例如幼儿园时就提出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伟大理想主义的教育，忽视基础的行为习惯、良好的人际交往等与孩子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人的教育”。我们一直谈教育要循序渐进，这不仅适用于智力教育、知识教育，同样适合于做人做事的道德教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道德观念淡漠，社会性发展差，这与家长忽视对孩子最基础的“做人教育”不无关系。● 西方家长“鼓励创新”,鼓励孩子去超越前人，相信孩子具有同成人一样的独立研究和动手的能力，能以宽容的心态去营造一个利于培养孩子创造力的环境和氛围。他们对孩子所做的种种探索行为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即使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一行为并不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让孩子在自己进行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而中国家长往往“满足于克隆”，教导孩子在前人面前止步。对孩子的探索活动大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往往把孩子自己进行的“探索活动”视作“胡闹”而加以制止。例如美国孩子拆了家里的闹钟，若能装回，多数家长会称赞孩子，若是装不回，许多家长会与孩子一道把闹钟装上，甚至鼓励孩子再拆、重装一次。但中国孩子若拆了家里的闹钟，就算自己能装回，恐怕也没几个敢告诉家长的。孩子往往在家长的严格管教下被熄灭了创造性火花。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从宏观到微观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外国家长重视的恰恰是中国家长忽视的。西方家长教导孩子：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做错事自己纠正，自尊并尊重别人，全身心锻炼，按兴趣学习。他们鼓励孩子成为梦想家，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成功者。中国的家长们，您不妨借鉴一下。三、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最缺的，是责任教育！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社会、民族负责！教育不是只在学校，还在家里，在周围环境，在社会氛围。而现在，常见到家长，学校，周围环境在推卸责任：家长说：“我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好他就是学校的责任”；学校说：“他逃学都是因为周围的网吧，歌房太多了”；网吧老板说：“我只是开一家店挣点钱养家糊口，是他自己逃学来玩的”。来看看美国，经常可以见到大人教育小孩，而那个小孩并不是他的孩子，大人也不是什么教师。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人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责任”；在英国，每一个欧巴桑的威力大家都知道，她们总是在自觉的监督年青人的行为，好像警察一般。这两个国家已经把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交给了每个公民，每个公民也在为国家的未来负责。而在国内，又有谁把教育下一代国人视为自己的责任呢？看到不认识的小孩有不对的地方，又有谁会上前去教育他，指出他的错误呢？教育制度不完善，官员贪污腐、、、、这些问题的存在，管理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我，所有国人，甚至包括受教育者，谁可免责？如果每人都确实负起自己的责任，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方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是相互相诚的，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西方的教育重在启蒙，发掘潜力，尊重自由，尊重个性的发展。孩子在这三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多一份质疑，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热情，多一些创造。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魏碑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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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旅游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哪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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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商） （周）（秦） （汉）（魏晋）（草书）一、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它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旱的成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汉字材料。这种文字是清末光绪年间（公元1889年）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路小屯村以北洹水以南发现的。 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二、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所谓青铜器是铜和锡合金制造的器皿。这种合金更坚固，因其颜色发青，故称青铜器。主要有乐器“钟”，食器“彝，尊，爵”，洗器“盘”，兵器“戈，戟”等。特点a 瘦弱纤细的风格。由于这种文字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所以笔道都是直的，有时与圆转相同。故而字形瘦长，线条细而硬，瘦且直，呈平直，瘦劲的风格。b形体结构还没有完全定型。一个字刻怎样去写，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并保留着浓重的描画物象的色彩。如字形可方可圆，笔画可多要少，方向可正可反，写法可横可竖，偏旁可左可右，还有多种异体，还有合文写法。三、大篆1、产生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由于周平王东迁洛阳，秦占据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继承了西周的文字，即是继承金文发展而来的。因其带有地域性，有的难以识别。大篆，也称籀（zhòu）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特点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大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笔势圆整。线条比金文均匀，线条化达到完成的程度，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有重叠，书写不便。 四、小篆1、产生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书同文字”的改革，统一了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文字改革。①“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战国时期流行于东方的区域性文字——六国文字）②“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就是说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了大篆的形体结构，改变了大篆的叠床架屋，复杂的写法，逐渐整齐统一，稳固定型而成，如“商：（大）（小）”③把原来没固定形式的偏旁部首统一起来，使一个偏旁只有一种固定的写法，如“（心），（衣），（水）”并确定了每个偏旁在汉字形体中的部位，不能随意正反，左右颠倒。每个字的书写笔数也基本固定了。这就使字体基本上定型化，统一化了。特点曲折宛转的风格。小篆在大篆圆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起笔和收笔大都是浑圆。转角处都带弧形，曲折引长而划一，使线条更匀称圆转，字形长圆，体势雄健，已线条化了。观《峄曲线之美，线条匀净圆畅，柔中带刚。历来被视为篆书的正宗。因笔画圆劲丰腴如筷子，古称“玉筋篆”，后代的篆书家，如唐山刻石》运笔宛转自如，字态活泼矫健，极尽代的李阳冰，南唐徐弦，无不从李斯的风范中立下根基。用线条代替了图形。小篆是规范的字体，比大篆更整齐定型。用线条代替了复杂的图形，基本上脱离了图画，确定了汉字的符号性。异体字也基本上废除了。但仍保留大篆某些象形写实的特点。另外，匀圆宛转的线条，弧线的连笔，起讫不清，不便书写。“篆书”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有。直到汉代“隶书”出现以后，才把这种文字称为“篆书”。因此，篆书是相对隶书而言的。小篆正式通行的时间不长。汉代就已不常用了，但是两千多年来，印章一直用小篆镌刻，篆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之一。五、隶书秦代有两次文字改革，一是统一文字，由大篆改为小篆；二是使用了较小篆潦草些的隶书。这是第二块里程碑——文字发展摆脱像形性。1、产生隶书是从小篆脱胎出来的。始于秦朝，经过两汉231年（前206—25）的演变，到汉代才臻于成熟。隶书是汉代的主要通行书体。这样说来，隶书可分秦隶，汉隶两个发展阶段，又称古隶和今隶。特点 a.、点画转写线条汉隶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小篆曲折宛转的线条。整个字体棱角鲜明，方正平直，字形由长圆变成扁方。这种变化称谓“隶变”。这极大的摆脱了线条的束缚，打破了古文字象形系统，使汉字的象形图画面貌基本消失，奠定了现行文字的基础，使之变成纯符号性质的文字。 b.、笔势飞扬成波势“蚕头燕尾”是隶书的主要特点。“蚕头”指起笔处重而秃，呈方圆；“燕尾”指收笔处轻而上翘，拖一个捺状的尾巴。如有的横画和平捺要挑起，呈波状。但在隶书中强调“燕为双飞”即在一个字的结构中，只允许主要笔画出锋，挑出“燕尾”状，其它诸笔都成秃笔，以方为主，一住即收。 撇和捺也要挑起来，形成左右飞扬之势。撇捺做慢弯形，尾部尖细，捺角向上推，呈波势。这样，整个字体上下收紧，左右舒展，以主笔“蚕头燕尾”贯穿字中。魏晋时代，汉隶又叫“八分”，指的就是笔势波磔，向左右分开，象“八”字形状一样，左右分散。隶书，无论是平平展展的，还是翩翩飞动的，由于字形较扁，总比等比例书看上去安稳。隶书出现是汉字形体发展上的一次大改革，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结束了古文字时代，开创今文字新的时期，有划时代的意义。六、楷书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楷是规矩，整齐，楷模的意思，是说这种字体可作为法式，模范，即标准字体。1、产生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兴于汉末，盛于魏晋南北朝。直到现在，仍是汉字的标准字体，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东汉，三国魏时的书法家钟繇的小楷《贺捷表》，虽还没有摆脱隶书笔意。但已是今天见到的最早的楷书了，是由隶向楷过渡的典型作品。其主要横画已失去了“蚕头燕尾”特征，撇捺已成锐势，但还存在隶书遗意。有的捺画还顺势飘扬作波磔。撇捺仍向左右飞扬。东晋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的小楷作品《黄庭坚》《乐毅论》改变了钟繇变汉隶为楷书后仍存有隶意的笔法。凡钟书仍作波挑的地方都敛锋不发，从形体上完全自立了。至今仍采用他创造的字体，字形。魏碑，是在汉隶的基础上渐演变的楷书体。虽是楷书，却融篆势隶意，草情等众妙于其调。如方笔魏碑的典型代表作《始平公造像》，棱角分明，雄强朴拙。所有点画都宽厚肥壮而不呆板，显示出刚健的气势和飘逸的风格，有阳刚之美。、特点楷书字体确实颇具规模。这种字体同汉隶的基本结构虽相同，但它是对隶书的改造而成的，它吸收了隶书结构匀称明晰的优点，改变了隶书的笔势或适当简化。形体上，汉隶向外推开，呈“八”字扁方形。楷书向里集中，成“永”字方形。笔画上，发展了隶书的点横撇捺竖钩等笔画。如汉隶和撇是慢弯状，尾不尖细，有时上挑，；略有勾形；而楷书的撇是笔势斜下，导尖细，不挑不勾。尤其是横画，楷书没有“蚕头燕尾”的波势了。汉隶波动，楷书平稳。楷书在摆脱古代汉字图形意味这一点上，比隶书又进一步。它完全是由完备的笔画组成的方块符号，作为方块汉字，从此定型。楷书印刷体：印刷上常用的各种变体，宋体，横细竖粗—通用印刷体；仿宋体，粗细不分，秀丽—序言；楷体，诗词正文正楷，接近手写体，比仿宋丰满—通俗读物，小字课本；黑体，庄重—标题。七、草书草书一般是比正式字体写的草一些的字体。广义的说，自有汉字以来，篆隶楷书通行时，都有相应的草体。但“草书”成为一种字体的专称，是东汉以后，并分“章草”“今草”“狂草”三种。1、章草是隶书的草写体。相传西汉元章刘奭shì时，黄门令使游创制的。现流传的有他的《急就章》，取其章字叫“章草”。笔画常带草意，有连笔。仍保留隶书的波磔，但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笔画界限清楚，布局也较匀称，书写比隶书简便迅捷的多。如西晋书法家索靖的《出师颂》，用笔既沉稳劲健，又活泼灵捷，是标准的隶草，历来习草者皆视为正宗法帖。2、今草是章草的继续，是楷书的快写体。东汉末年一直流传至今。今草，体势连绵，一笔到底，一气呵成。虽偶有不连，但血脉不断。字字顾盼呼应，贯通一气。今草写起来灵活流畅，简易快速。但往往难以辩认。如王羲之的《十七帖》体势婉转，宽态活泼。历代视为草书的绝品而奉为法度（标准）。3、狂草是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兴于唐代。狂草笔形连绵不绝，上一字的末笔常与下一字的首笔相连，甚至数字一笔挥成，偏旁混用，其部位也改变的厉害，可谓任意挥洒，狂放不羁，较难辨认，很少有实用意义。但在书法艺术上有狂放的风格。如盛唐的张旭，怀素，有“张颜醉素”或“颠张狂素”之称。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体势连绵，笔意奔放，给人一种开朗而有变化的感觉。这种狂放不羁的草书，是追求纯艺术的表现，抒发自己的情感。总的说来，草书把楷书十几笔的字，用两三笔画出来，这种高度简化，可以达到快写的目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八、行书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始于楷书出现以后，盛于魏晋，晋代已流行。直到现在仍是手写时最多，最广泛的一种字体。行体兼采楷草的优点，是草书的楷化或楷书的草化。近楷而不拘谨，近草而不狂纵。接近楷书的叫“行楷”，接近草书的叫“行草”。行书简化了楷书的笔画，采用草书连绵的笔法。笔画连绵而又各字独立，清晰易认。书写效率较高，成为楷书的辅助字体。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姿媚飘逸，幽雅清秀。另有集字成碑的《圣教序》是盛唐长安张福寺和尚怀仁从唐内府收藏的王羲之的行书墨迹中集中而成。此举共费20余年，选字均为王书的上乘之作，摹勒精美，历代十分珍重。又如唐代李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用笔硬挺奇崛，以险绝取胜。横笔明显向右上方倾斜（左低右高），虽借鉴《圣教序》，但奇伟雄强之势胜于晋人，别开一门。宋代书法成就，行书突出，出现了苏轼、黄庭坚、蔡襄等书法家。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两种字体的过渡，不是新旧衔接，继承，起伏突变。而是新旧交搭，并行，逐渐替变的。在前一种通行的形体中，就已经蕴育萌芽一种更适合实际需要的新的形体结构，最终取代了前一种字体，而居于统治地位。由殷商的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到秦的大篆和统一后的小篆，到汉代的隶书，魏晋以后的楷书，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主流。隶书通行后的草书和楷书通行后的行书，是这一种演变的两个旁支。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章）草行书↓↗ （今）草↗ 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後，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曰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柳永论文参考文献

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

现如今，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以下是我整理的柳永雨霖铃赏析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雨霖铃》不仅是宋词婉约派作家柳永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其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关键词：

离情、清秋节、伤离别

一、关于词牌名的来历

“雨霖铃”，一作“雨淋铃”，原为唐敦坊曲名。相传唐玄宗入蜀，至叙口时，栈道中闻铃声，为悼念杨贵妃，遂制此曲。白居易《长恨歌》云“夜雨闻铃肠断声”即指此事。

二、作者简介

柳永，原名三变，少年时去汴京应试，经常跟歌伎们一道生活，狂放不羁。由于擅长词曲，他还常常替歌伎们填词作曲。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听了他的名字，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以后，他就在汴京、苏州、杭州等地流浪了一个时期，到五十多岁才改名柳永，并考取进士。他曾在浙江等地做过几任小官。柳永晚年穷困潦倒，死后由歌伎们集资才得以安葬。

柳永的词比较缠绵婉约，《雨霖铃》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作。词人当时由于仕途失意，心情十分压抑，无可奈何地离开京都，但想到从此不能再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就更加痛苦。《雨霖铃》以冷落凄凉的秋景为衬托，抒发了词人因仕途失意和情场伤神以至飘零四海的感伤，基调格外低沉。

三、内容赏析

“寒蝉凄切”，这是送别的大环境，不仅渲染了气氛，也暗示了送别的'地点。宋代的汴京河两岸栽有很多柳树，柳永在另一首词《少年游》中曾写过“高柳乱蝉嘶”。“寒蝉凄切”正是写柳树上寒蝉凄切的长鸣，而柳树又有“拂水飘绵送行色”的作用，因此自然会触动离情。这就点明了全文的主旨。下面接着说“对长亭晚”，意思就更明确了。在唐宋时期，“长亭”已经当作了离别地点的通称。康与之曾说过：“今古短长亭，送往迎来处。”词人此刻到了长亭，正值“骤雨初歇”，眼前的景物变得更加清晰，他听着凄切的蝉声，看到河两岸的柳树和河边的小舟，离情自然更浓。这里是一种融情入景的写法。

雨停了，这时，无论如何也该启程了，必得离别，自然逼出下句“兰舟催发”。

“都门帐饮无绪”，词人因仕途失意，穷困潦倒，只能在一个很简陋的帐蓬里告别恋人，当时的心情正如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白天就登程了，因不忍离别，延挨到了“对长亭晚”，自然唤起下句“方留恋处”。正在依恋难舍的时候，船家又一阵一阵地催他出发，船家越是这样催促，他愈觉得留恋，愈值得珍惜，内心更觉得痛苦。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催促声中，词人已不得不离别。离别之际，纵有千言万语，也被噎住，说不出话来，两人只有紧紧地握住手，如苏轼所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此时，雨已停但泪不止，雨只是骤雨，此刻消停，怎比得上离人“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那样持久呢？

这样写景与写情用的是反衬手法。

尽管寒蝉声凄欲断，总还能发出嘶鸣。而人在离别的时候，反成了“无语凝噎”。悲痛之极，连寒蝉那种凄切之声也难以发出。

这里又运用了一种递进手法。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一个“念”字，就表明了以下所写的景物是词人所想象的。这一句将上片别前的实写巧妙过渡到下片别后的虚写。

行舟去处，是那千里烟波。崔颢在《黄鹤楼》一诗中曾写过：“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那千里烟波之上是沉沉暮霭，那沉沉暮霭之上又是空阔的楚天。而在这无边的广漠之中，漂泊无所止的却是一叶小舟，行舟里是孤独的旅人，以及旅人那无比寂寥怅惘的内心。想到这里，作者更加感到离愁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

词人由离别之事触动离别之情，由离别之情又推及到离别之理，就自然有了下面的开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自古以来，秋天就很容易使人悲伤，杜甫《登高》中曾说：“万里悲秋常作客。”马致远《天净沙99秋思》也说过：“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

而离别又总是令人非常伤心。李白《送友人》诗中曾说：“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挥手告别，连马也因不忍离别而禁不住萧萧长鸣，更何况是在“冷落清秋节”这样特别的环境中离别。这种痛苦就更加使人难以忍受。难怪宋代词人吴人英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对于“伤离别”。苏轼在《水调歌头》中也曾感叹：“人有悲欢离合。”但是他能由“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规律得到领悟，心胸旷达，最后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美好祝愿。而柳永却没能从“伤离别”中解脱出来，在一叶孤舟上推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一千古名句。这里的杨柳、晓风、残月都是最能触动离愁的事物。温庭筠在一首送别词里就说过：“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曹植也曾写过：“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作者把这三件事集中成一幅凄清的画面：飘拂的杨柳，凄凉的晓风，破碎的残月，这样更加使离人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深感眼前的孤独。

更何况这幅画面又是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酒醒”之后。离人饮酒，为的是消愁，但李白说过：“举杯消愁愁更愁。”李清照也曾说：“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这“闲滋味”正是指的“愁滋味”。

试想，柳永此时不过是离开心爱的人的第二天早晨，“执手相看泪眼”的图像依然鲜明地留在心上，面对着眼前的凄清景象，而前路又是“千里烟波”，他还得继续前行，离心爱的人越来越远，正如欧阳修所说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想到离别后凄凉寂寞的心情，纵然有良辰美景也形同虚设，因为没有心上人陪我共赏。即使有许许多多的风情韵事，又能对谁倾诉呢？这一反问，与李清照《声声慢》的结尾“怎一个愁字了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感情显得更加强烈，这种离愁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

读完了下片，再回过头来看看上片“都门帐饮无绪”，“无语凝噎”，我们自然会更加理解这些话的内涵――原来词人和他心爱的人之间的感情竟如此深厚，怎能不难分难舍。这是一种虚实相济的写法。

总结

纵观全文，整首词的内容，无论虚写、实写，总离不开写景、抒情，景是“清秋节”，情是“伤离别”，作者即景抒情，融情入景，以至情景交融。

然而，柳永这首词的情景交融不仅仅只是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而是由情景之交融到达于《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物我一境”。“物”也就是景物、环境，而这个“我”不仅仅包括“我的感情”，还兼有“我”的离别之事和因这事而悟出的道理。词人把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由眼中景包罗了景中人、人中事、事中情、情中理，淋漓尽致而又层次井然。

参考文献：

〔1〕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

〔2〕高中语文课文分析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3〕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4〕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语文教学指导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南宋叶梦得的《避暑录话》中

论柳永艳词及女性形象塑造

柳永：风尘女子的代言人

在整个唐宋词史上，柳永都是一个极引人注目的人。这不仅因为他的词在北宋时期达到了“有水井饮处皆能咏柳永词”的地步，而且还在于其词带有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正统文人的世俗化的市民色彩。即变“雅”为“俗”，着意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市民的生活情调。而在其词中占据大多数的就是艳词，柳永正是以女性书写的方式，塑造了许多的女性形象，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的最为称职的女性代言人。

柳永出生在一个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与其兄三接、三复均负文名，世称“柳氏三绝”。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庒，后改名永，字耆卿，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排行第七，故也称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

从家世来看，柳永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早年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柳永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父权体制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出身书香门第。但嫁入柳氏之后，也不得不落入为一个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家庭中的女子。他的父亲长期北上治黄，柳永几乎是被他的母亲抚养长大的。母亲经常会写一些想念他父亲的词：“甫又重逢又别离，未知何日是归期？盼书长怨马行迟。脉脉相思传锦字，秋水瑟瑟寄征衣，一腔心事赖君知。他的母亲所具有的女性的文弱气和才赋气都毫无保留的遗传给了柳永。他的母亲代表着封建时代的女性，权力被无情地剥夺，处于社会的底层，这让小小的柳永在心里就感到了不平。因此当柳永处在和她们一样的地位时，他便能够以一个平等的视角来关照对方了。从这个角度看，柳永后来艳词中女性代言书写就不是无水之源啦。

柳永，正是由于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他不免养成追求仕宦的用世意志。但另一方面，他生性浪漫，有特别喜好音乐，精通音律，故“多游狭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1]而他这种生活的方式在那个封建伦理社会又岂能容忍，自然被视为有才无行浪子，而他的词也被视斥为淫mi之作。他的浪漫天性与其执着的用世意志就是一种矛盾，他却想要二者兼具完美，终究只能悲剧收场。然而也正是这种悲剧命运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教会了他站在全面的人性的角度去关照社会与人生，将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与歌妓们的遭遇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然而柳永并非是一开始就能够深入了解风尘女子的悲哀的.，年少时期的柳永在赴京赶考之时，正是处于一个歌舞升平时期。年少的他在这样的一个艳丽浮华的、风流散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之中，他也是一个沉溺其中，并奉行及时行乐的人。这是他的词大多写明媚秀丽的山河和轻歌曼舞的歌女：

“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 发妆酒酽， 红脸杏花春。”

“心娘自小能歌舞， 举意动容皆济楚。 ”

“酥娘一搦腰肢袅 ， 回雪萦尘皆尽妙。

这些女子仿佛就是毫无愁苦，只会轻歌曼舞，尽情享受的。这就反映了当时的柳永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没有思想和人格符号的，柳永对这些女子仅指停留在欣赏把玩的层面，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啊！然而，他在第一次落榜后，写下的《鹤冲天》传入了皇帝耳中。没想到，及临放榜， 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 何要浮名！”认可柳永的“浅斟低唱”，并以此为借口剥夺了柳永的“浮名”，迫使柳永打出了 “奉旨填词”的旗号。这次来自最高权贵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突然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只能够在痛定思痛之后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从此，咽泪装欢，玩世不恭，沉醉于烟柳之地。

柳永虽然有着执着的用世意志，就像李白一样怀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但是他长期不第，滞留汴京，穷困潦倒。出于人生低谷的柳永抱着“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态，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开始将笔伸向她们那个长久不被关注的世界“他长期生活在都市下，对社会底层妇女的境况比较地熟悉， 他同情她们，常以代言的方式表达她们的不幸。［2］他将她们的悲剧命运与自己的坎坷遭遇融为一体，道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之感。或许就是这种比较狭隘的共命运心里情绪，放大了他与风尘女子的情感共鸣。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秦观的“将生时之感打并入艳词”产生了影响。秦楼楚馆，歌女舞妓，柳永过着那种““依红偎翠”的生活。有了这种透彻的了解和体验之后他开始将笔端伸向下层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愁“万种千般， 把伊情份， 颠倒尽猜量。”他的创作一方面可以消解释闷，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持生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子地位低下，歌妓的地位更属低贱，没有独立的人格，更不会作为讴歌的对象把他们写进作品。柳永由于自己的身世之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以其忧愁为忧愁，以其痛苦为痛苦，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的书写她们。

第一：他用满腔的热情描写了一群年轻美貌、心性温柔的歌妓形象。他笔下的歌妓，如花之妖烧，水之洁净，兰之芬芳。他常用美好的词汇来赞美她们。《玉女摇仙佩》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子：“取次梳装，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词中女子可谓美若天仙，楚楚动人。“占得人间，千娇百媚”，作者一见钟情，爱恋之心顿生。也正是在这个形象中，洋溢着柳永对那些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的爱，是一种高级、永恒的审美情感。

第二：赞美了风尘烟花女子的真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世人也许皆道风尘女子的水性杨花、朝三暮四，但在六次中他们确是痴情女子的化身，是执著地追求爱情与幸福的多情女子。如《望远行》云：“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望远行，南陌春残悄归骑”希望以此来感悟对方，博得爱。还写出了女子不见君的思君幽怨，如《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限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构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拌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第三：代歌妓批判谴责男子的薄情寡义。在柳永的陛下也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是温柔软弱的，也有有个性的大胆的、泼辣的女子。如《锦堂春》：“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更敢无端？写出女子并非为求爱而委曲求全的个性。

第四：道出了烟花女想要洗心革面从新做人的愿望和心事。宋代**女严蕊在其《卜算子》词中所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既反映了身不由己的苦闷，又表达了她希望跳出火坑，赎身从良，重新获得自由的愿望。柳永的《迷仙引》：“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词反应了风尘女子对卖笑生活的厌恶和渴望得到“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的真正爱情生活愿望。

第五：柳永笔下的歌妓都是充满了聪明才智的。宋代歌女，不仅聪明美丽，能歌善舞，而且能作诗填词，甚至有的还能和柳永和词，如《惜春郎》“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这就肯定了她们的价值，并且真实的映了她们的面貌。

在宋词中，也有很多文人如欧阳修、晏殊的笔下也出现了许多的女子，但他们对女子的看法，是以自己为本位，站在一个欣赏者的角度，她们希望从她们的美丽、温柔、多情中得到享受，却没有平等的交流。或者是把情感生活看作是自己性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生命。”［3］“但柳永不同， 他总是直接进入闺情之中， 体会或是承担那种种的喜乐哀怨， 从而用自己的心喊出闺阁的声音。”［4］有时他甚至亲自充当故事的主角， 将自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总之，在我国古代词史上，柳永是第一个站在全面的角度上观察和了解烟花女子的，从她们身上发现了真善美，代她们抒写怀抱，做她们忠实的、称职的代言人。这就使得他的艳词充满了女性人格魅力，闪出点点的人性光辉！

参考文献：

[1]柳永著，高建中校.乐章集·例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谢桃坊 柳永词选评［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3]［4］过常宝 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 ［J］ 东方丛刊，2003(12)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是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对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评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珍品。

魏晋玄学论文参考文献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看姜维，往往会让我想起豫让，春秋侠烈之风的代表。豫让原是晋大夫智伯的门客，智伯被政敌赵襄子所杀，豫让吞炭纹身髡发漆面欲为智伯报仇，两次行刺赵襄子却都没成功。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慨然道："我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当国士报之。"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安排了赵襄子为这个回答"喟然叹息而泣"，到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他写了另外一句话，一句流传千古、气冲牛斗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里不再仅仅是门客与主人、臣子与国君的关系。俞伯牙是瑶琴圣手，钟子期是一介樵夫，但只为了一声"高山流水"的赞叹，音乐大家为山野村夫砸了琴。无论是黄发还是垂髫，无论是位卑还是官盛，甚至哪怕你已过了奈何桥，在豫让心里，在司马迁心里，在一切配得上"士"这个称号的人的心里，"知己"二字永恒的重量让天地间的一切都显得黯然无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士为知己者用"，这其中的区别并不大，用也好，死也罢，其背后都是同一股热血翻涌，真正的"士"不会在乎他是被用还是驱死，只要目的是为了"知己"，他的选择就是九死不悔。"士为知己者死"，纵观姜维一生，正是这句话最忠实的注脚。刘备白帝托孤时对阿斗说："汝事丞相如父。"而事实上后主与诸葛亮之间却远无"相父"一词表面的亲近，可能是毕竟有着君臣的界限，也可能是个性不合，却不想，六年后，48岁的诸葛亮遇上了年方27岁的姜维，那年是建兴八年，是姜维乃至整个蜀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姜维以魏国降将的身份投效了诸葛亮，两人一见如故，既打消了姜维原先不得已而降蜀的勉强，也引发了诸葛亮对培养后备力量的心愿。《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多次在给蒋琬、张裔等朝廷重臣的书信中称述姜维，这对品评人物向来谨慎，绝少美誉的诸葛亮之词的诸葛亮而言是极为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更是把这种信重之情加以敷衍，让诸葛亮在处遇时便有"教授平生所学"的感慨；临终时又托付兵书，谆谆相嘱。元《三国志白话》则明点出"维拜武侯为父"，以至使的明朝散文大家李贽批点姜维"又一孔明"，称其为诸葛精神的传人。而直至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他的独子诸葛瞻也还只是个不经人事的8岁孩童，因此，可以说是这种情如父子的关系奠定了蜀汉军政两代领袖之间的信契。诸葛亮发现人才：把姜维从魏国边境的一个微末将领的地位提升为辅汉将军，当阳亭侯；培养人才：此后6年北伐中，任姜维为中护军，时有共商军中大事的采决；重用人才，把蜀汉三军的重担交付给羁旅中归降的姜维，而那年姜维也不过33岁。诸葛亮的识才、爱才、信才、用殴椿?知己"二字的全部意蕴，再加之亲如父子，密如师徒的感情交织，使姜维把整个后半人生义无返顾交付给诸葛亮的夙愿：收复中原。姜维是士，因此，他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里独力苦苦支持大局；在浮华的世俗里守者清素的本心，忍着得志小人的颐指气使；受着昏君莫名的冤屈。悲愤难耐了，引兵退往沓中去屯田，原离你们的构恶和怀疑总可以了吧。他忽略，或者说是根本没考虑过一条道路--权臣的道路。刘禅的才能不如周成王，刘禅的风骨不如高贵乡公，他的君权被诸葛亮架空了十二年之后，蜀汉的政治土壤上是极容易诞生出又一个周公，又一个伊尹的；或者又一个曹操，又一个司马昭的。而放眼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实权，有地位，有兵势，除了姜维亦不做第二人想；况且他本是魏人，迫不得已而降蜀，进则拥兵自立，退则挟天子以令诸侯，远有曹操，近有司马，鲜活的例子就在眼前，但姜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做。为了他心中的士道，更为了"知己"二字。于是，他为了一句褪色的遗言九伐中原，而放任朝中大权于不顾；他为了一个腐朽的王国呕心沥血，却招来穷兵黩武的责难；他为了一腔热血酬答知己的热血，苦心经营，反落得身死宗灭的下场。姜维的北伐动力和诸葛亮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生长在曹魏统治较为稳定的北方，刘汉的正统观念也相形淡漠，蜀国政权于他并没有特殊的恩典，刘家宗室于他也缺乏休戚相关的命脉维系。诸葛亮是创业者，他不过是个守成者，守成对他而言是尽为人臣子的本分，更是为士为知己的报恩。姜维最明确而最坚定的目标是为诸葛亮遂愿，而非为蜀汉江山立业，他效忠蜀汉很大程度只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由是，他的九伐中原，石营勒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异化的机械性。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到了最后，行为的全部意义幻化在了过程中，而行为的真正目的却忽略为虚无。我有时会想，如果姜维真能实现诸葛亮的夙愿，克服中原，一统天下，那么此后他又将如何定位自己，他始终把自己置于诸葛亮的精神支柱下，在自身的生命中打下了非己性的深刻烙印，一旦支柱消失了，烙印褪除了，他将何去何从，清末大儒王静庵先生激起的水声犹在时空中回响，象征着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殉葬。因此我又庆幸，姜维到底没有实现诸葛亮的愿望，这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权，一个信念的不幸，但却是姜维本人不幸命运的大幸。老子有两句很著名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天水城外，受到卧龙赏识，得蒙知遇之恩的姜维是幸运的，他得以开始能展示自身的才能，真正踏上前景灿烂的仕途；但那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姜维没有意识到，这种幸运将堆积成一种大不幸，使他走上了一条悲惨的不归路。炎兴元年，蜀汉亡国。刘禅敕命，姜维不得已而降魏奖钟会，伪与联结，意欲复国。史载，他与钟会出则同车，坐则同席，把酒言欢，情爱日密。只是，谁也无法知道，在着背后姜维真正的心情。他不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将而沮丧，反是因为辜负诸葛亮的信托而惭伤；他不会为忠义二字就那么简单地杀身成仁，他记住的是一句话：将以有为也——蜀汉虽亡，但他肩上的重托并没有消失，他的奋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于是，他写密表给后主：臣定使日月幽而复明，社稷危而转安，这不仅是向后主的承诺，更是他坚持士道的宣言。"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足以解释此后姜维的一切行为。他不会投降，不去退隐，不能自杀。北地王在祖庙自尽，那只是凭着血气之勇的逃避；郤正在舞筵前落泪，那也不过是故作姿态的感伤，逃有什么用，哭有什么用？！蜀汉亡了，几滴血，，几点泪，就能令它复国吗？当然不能！姜维深深意识到这点，他要的不是虚名的忠烈，他该做的是如何去酬答知己的愿望。囚禁邓艾，巧说钟会，他选择了最艰险难行的方法，成则名扬千古，败则身死宗灭，非但身死宗灭，他甚至将被扣上不忠和叛臣的称号，真正的用心良苦却沉埋于邈邈时空。也几乎如此，要不是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段历史将永远沉冤莫白。姜维只犯了一个错，他高估了钟会的能力，结果导致全局失控，钟会的叛乱彻底失败，他的从中取事也因而成了水月镜花。《三国演义》中姜维见大势已去，遂于乱军从中仰天长叹道：“吾计不成乃是天命！”而拔剑自刎。《世说新语》则补充了血淋淋的一笔：维妻子皆伏诛；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这无疑是整部三国中最悲惨的死法了。但也许姜维宁可选择这样的结局一千次，也决不会选择苟安于世而寿终正寝。江怀庭诗赋姜维：“斗胆尽储亡国恨，九泉应诉武乡侯。”姜维虽未完成诸葛亮的遗愿，但毕竟无愧于心，无愧于知己，无愧于士道，他带着复兴蜀汉的愿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蜀汉精神的灭亡并不在后主舆棺出降的刹那，而是在姜维悲壮自刎的瞬间，只不知当他处于生死交界的那个片刻时，他的眼前是否会重又浮现诸葛亮的音容笑貌。魏晋交替的时期是士风衰微的黑暗时期。几乎就在姜维最后一次兵伐中原的同时，一个不羁的文人集团：竹林七贤冲散了这片黑暗，在史册上重新定义了“风骨”二字。他们是士，可惜他们没有知己可以显示自身价值的沉重，可以把潇洒掺揉入动人心魄的悲壮，依次，他们只能算通脱的名士，不能算负重的侠士。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姜维的起止生活，郤正评论为“清素节约”，这与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的风格很是相似：他们二人同样位及人臣，却都以俭持身，不靡不奢，这也正应了诸葛亮著名的那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是《诫子书》中的话语，诸葛瞻有否心领不得而知，姜维倒是真正意会了。不久之前，一个朋友对我说：“要不是你偏爱姜维，三国中我真要忽略此人了。”不由心下恻然：伯约何其悲哉！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竟不为人知，不为人解。复思之，又不禁哑然暗笑：伯约又有何悲？人生在世，得遇知己，得偿知己，毕生之愿足矣，旁人如何看待又与我何干？！由是欣然命笔，虽不期为伯约知言，然士为知己，夫复何求！

〔摘 要〕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犹如偶像的文人形象，这一形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魏晋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陶渊明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作品风格，以及后世接受者在其对陶渊明接受过程中所显现的选择性特点，对陶氏偶像形成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阐述陶渊明偶像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 陶渊明；偶像；选择性接受 �� Abstract:Tao Yuanming is regarded as an ido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ough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ao’s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his work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the selective acceptance of later people. This papergives a primary discussion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ol; selective acceptance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其特征大多表现为孤傲、高洁、刚直。许多意象与之相连，比如菊花、饮酒、“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让后世文人对其心驰神往。笔者认为生活在一个思想多样且活跃的时代，对陶渊明形成复杂而易变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种性格使其文风也比较多样，进而为后人对其选择性接受提供了基础。这些原因使得陶渊明形象日益变成概念化的偶像，因此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更为全面地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 ��一、纷杂而互动的思潮 ��自东汉末年以降，知识分子对依靠人多势众取得话语权力的做法逐渐失去了兴趣，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再去认同某一个团体，而是更集中在自身。“个人的理想主义在古代中国常常被归属于老、庄一流的思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一世纪初，一个叫樊准的文人在一份上书中曾经猛烈地批评当时的文化和学术，似乎对于儒学以及经学颇为失望，他在追忆西汉历史时突然发现，‘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景武之间’……他把理想人格与道德追求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从群体的现世的楷模转向了个体的超越精神”〔1〕，在儒士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思想倾向，一旦外部时机成熟即可掀起新的思潮。曹氏建魏之后，曹操对汉代文人保持一定距离。“孟德求贤三令，大致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五经完全破产也……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2〕曹魏极大地削弱了儒家的地位，为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于是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世人的影响式微。比如即使在司马氏篡位之后，传统礼教观念再次被重创的时候，士人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思想，“玄学固为汉代繁琐经学之反动，且多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家之形上学，但是由于三国晋初玄学家所受教育所在于家庭，而且家庭之礼教未堕，因而这一时期的名士都精研儒经，且仍推孔子为圣人。”〔3〕此外，也有人希望调和“自然”和“名教”，向秀和郭象在注解《庄子》的时候认为孔子贵名教，老庄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是用来养性命的，认为两者可以相结合并且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以上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游走在不同派别的思想之间，也有调和各种流派的愿望。在此风气下，对陶渊明形成多样而易变的个性产生极大影响。 ��二、多样而易变的个性 ��陶渊明从小的时候就研读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因此是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的。他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作《赠长沙公诗》。“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也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外祖孟嘉也是陶渊明倾慕的一位长辈，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来纪念。于是多次出仕，参加了当时几路枭雄的幕府。但是他不久就因为身心受到役使而觉得不悦，而且当时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怀有狼子野心，因而陶渊明不愿苟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就说明了一个长时间隐居山林的人走入新的环境之后产生的矛盾心情，祖先的功业，少时的学养，还有自幼家贫，母老子幼的生活现实需要通过出仕以养家糊口，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和隐居逐步养成的闲适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产生了冲突。陶渊明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左右摇摆。陶渊明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依照当时司马氏希望通过招隐来笼络各方名士，巩固朝政的用心来看，历任江州官员都希望陶渊明出仕，但是他与官员结交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比如经常被提及的陶渊明对王弘之和檀道济截然不同的对待。因此对陶渊明的辞官动机，不排除受到了道家玄风的影响，追求自然而希望归隐，但是他自身的性格应该更值得重视。本来就在矛盾中左右摇摆的他，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耿直而离开当时的官场，所以辞官只是性格使然。离开官场之后，内心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又会驱使他对自己尚未取得的功绩有几许感慨，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想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罗伊德认为意识是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脑，它统治着整个精神世界，使动作协调。前意识就是储存的记忆库，人通过召唤回忆以前的事物就是前意识范畴。在意识和前意识之外，即精神分析理论中最重要的潜意识是人类精神中占据最大量，最原始的部分。潜意识被压在最深处，最底层但又是最活跃，总是设法浮现到意识表层上来”〔4〕。陶渊明早年受儒家进取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现实中受到了种种压制，进而进入了他的意识底层，然而潜意识是架构本能的基础，只要他的潜意识中的这些内容不能完全去除，对之前的追忆就会一直存在，只是受到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归隐思想的辖制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或者没有表现而已。朱熹曾说陶渊明“说尽千言万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不大能忘，他只能将这念头抵拒将去”（《朱子语类》卷三四，《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P74-75），这就是说陶渊明固然有追求飘逸自由的隐居生活，不愿意和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只不过在更为强大的意识控制之下，这些潜意识有所表现之后再一次被压制了，这是陶渊明个性多样而易变的表现，可是恰恰这一点没有被后来人完全接受，他们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点。 ��三、选择性的接受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一个偶像，主要还是在于后世文人的选择性接受。这个过程有以下几个较为典型的特点： ��第一，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首先是对其人格品质的推崇，而后才是对其文艺风格的赞许，但这种赞许往往出于呼应或者是依附其人格品质。 ��从效陶诗、和陶诗一类作品的主要作者来看他们都是在陶渊明是一位高洁隐士形象之后开始对其诗文产生兴趣的。这说明在接受的开端，引人注目的是隐士形象。特别是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是最早对他进行评价的作品，而且还被收入了《文选》。依照当时颜延之作为文坛喉舌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对陶氏声名传播有了极大的帮助，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悼文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讲述陶渊明的品质，而较少地提及他的文章。偶像价值形成过程中，第一笔就是如此的有所定向。作品的传播稍微滞后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坛主要的创作风格受到谈玄的浸染，因此在内容上大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让陶渊明并没有在被认为是名家，因而不容易获得广泛认同。钟嵘的《诗品》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而已，因为在这之前，陶渊明没有被人们以文人形象接受，到了《诗品》的出现，才出现了文人形象的陶渊明，将之评为“质直” ，“田家语”。直到萧统的《文选》将其收录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萧统著《文选》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这篇文章是“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除了其自身正统观念比较深厚，主张文章体现“温柔敦厚”之外，主要是对颜延之最早塑造的陶氏隐士形象的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讲《陶征士诔》收入《文选》当中。尽管萧统对这篇《闲情赋》有所非议，但是他的选择也反过来说明了陶渊明首先是作为隐者被人所接受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萧统在文艺批评上还坚持言行一致的观念。“在萧统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言行一致的观念，己任的心灵和外在的一切行为（包括创作）应该在真善美上统一起来。他主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梁书•到洽传》评到洽语），推崇‘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文章。而且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持性严谨，不畜声乐’（《南史》本传），而非其弟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重，文章且需放荡’。”〔5〕91言行一致的要求就使萧统在选择标准上将目光自觉地集中在陶渊明那些符合归隐心理，表现田园生活的恬适自然的作品。这无疑就使得陶渊明的“大贤”的高洁形象固化。借助《文选》这样一本可以说是后来读书人必读的书，无疑是把这种固化的形象传播得更深更广。但是陶渊明许多作品中还流露了对生命的忧虑，对追求功名壮志未酬的慨叹。在《杂诗八首》中这种思绪有比较集中的流露：“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些都是他归隐以后的作品，说明在为人刚直，不愿心为物役的形象之外，陶渊明还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另外还可以从《闲情赋》、《祭程氏妹文》等作品看到他深情的一面，这些和隐士形象共同构成了陶渊明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生。��一个被部分接受的陶渊明形象光环掩盖了所有作品所表现的完整形象。当然这不是在造神，但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会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的是一个过着简单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贫乐道的隐士陶渊明。人品先于作品的传播让很多人忽视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真情，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矛盾心理。偶像无形之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二，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是对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渊明的性格已作叙述，他性格刚直，又受到魏晋玄风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也曾经是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但当他们造反的时候，陶渊明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选择，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的事情。梁启超说过：“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竟，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现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萧统以及后来的接受者将自己的价值评判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萧统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为皇储，他不能做出统治阶层以外的意识评价，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明显表现出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君臣之纲。但是这种做法，让陶渊明隐士形象之外又多了一环光晕。 东晋是中国封建专制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琅玡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玡王司马睿共同拥有天下的现象。中央皇权由于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在统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迁而来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国家机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两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晋琅玡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塑，用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6〕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经营不同，特别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兴衰变化都会造成政局动荡。这种情况下，先后出现了如王敦、苏峻几次反叛，使得司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来平叛，皇室的权威日益衰落。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玄风蔚然，使得人们对待君臣之纲，礼之大伦的观点没有其他王朝那么重视。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正是这种偶然使得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在刚直个性的作用下对刘裕取代司马氏的行为，仅从自身的喜好来接受。至于“耻事二姓”是对其一种拔高，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与隐的母题统摄着整个接受过程，两种思想的关系发生矛盾时陶渊明就成为了暂时的“避风港”，那些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效陶、拟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隐者的自由，或以明志，或以解忧。在神韵上是无法达到陶诗的境界。可是客观上也深化了陶渊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韦应物在罢官以后就会写一些田园诗歌，韦应物的《种瓜》诗看来纯在学陶，写躬耕生活体验。同样是地荒苗稀，同样自嘲苦笑。对陶渊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应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劳动也乐在其中；对韦应物而言，要表现的是一种随运顺化的态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是闲远飘逸的情致。这种不同的心境和归趣就是两个人的异质之处。韦应物不一定是淡泊之人，“韦诗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像韦应物这样的名家还有很多。陶渊明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人加以模仿，抬升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且仕与隐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的话题，陶渊明的名先被大力传播，而后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渊明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的时候，是一个隐士形象的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性的解读，恰恰又进一步抬高了他作为隐士的一面，照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众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趋向和文艺理论不尽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异。造成对陶渊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过度提升。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对陶渊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没有推到典范的地位，且从王维、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对陶渊明颇有微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人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尚未充分融会吸收佛、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学说）的唐代儒士，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较机械的教条层面，抓住陶潜言行上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冲突的地方来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渊明闻道之说始于苏轼而定论于南宋末期理学家，所闻之道也由庄禅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渊明既为闻道之士，“闻道”又是宋代人毕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范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说是陶渊明接受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当时的文人重视知识的积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对各种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对陶渊明的主要特点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趋淡内敛的审美使他们对渊明的理解趋于理趣化，划归到儒家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变为儒家范围内的一个人物，忽视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论世，笃信一个人要言行一致。所以一些自况的文章都被划入了自传性质的范围。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理论支撑，但是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客观生活不断变化的而又游走在各种思想之间人来说可以说是不适合的。 ��总而言之，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让他的思想世界呈现了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这就为选择性接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让陶渊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从。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12. �〔2〕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6-147. �〔3〕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4〕 苏 隆.佛罗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80. �〔5〕 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 �〔6〕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