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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如此，只是70%的比例有待商榷。民国时期，大批的近代科学词汇，甚至日常用语都是先由日本将英语翻译为日语或日语汉字，中国再予以引进。甚至很多文献也是先被翻译为日语，中国再翻译日语文献为汉语。比如《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版本就是从日语版本中翻译过来的。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是离中国最近的列强，而其汉语和日语的差异相较于汉语和英语要小得多，再加上中国有大批的留日学生，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印象中这在现象语言网络图中称之为语言节点或者语言枢纽。
英语是世界性语言，几乎所有重要的科技文献都是通过英语来交流的，日语曾经是东亚的语言节点，即东亚各种语言中的现代词汇不是来源于英语，而是通过日语的转译；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等也都是区域语言节点；而汉语则是中国的语言节点，即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现代科技词汇都是直接从汉语中转化来的，而非直接来自英语或者其他语言。
英语是最有影响力的语言枢纽，中文、印地文和阿拉伯文虽然使用人口众多，但它们都孤立在语言网络的核心之外。
这种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历史上汉语就是整个东亚的中心语言。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中国曾经有过学习俄语的热潮，那是俄语就充当了部分语言节点的作用。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汉语基本上已经不需要日语、俄语这样的语言节点了，现在的科技词汇基本上全部直接来源于英文，各种文献基本也是直接翻译自英语。当然，汉语想成为区域性语言枢纽还需要很长的路走。——当然也可能随着人类的进步，各种区域性语言节点基本都逐渐消失，只剩下英语成为世界性通用语言。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
“外来词”也被称为“外来语”“借词”“外来词语”。汉语词汇研究中对“外来词”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观点认为音译自外语的词语是外来词，这种定义实际上是来源于以英语为代表的采用拉丁字母书写形式语言的定义。英语书写形式里除了吸收阿拉伯数字和希腊字母之外，一般不会借用汉字或者日语假名，因为汉字数量太多，难于借用，日语影响力尚小。而汉语、日语不同，由于拉丁化运动的发展，由于拉丁字母的易用性和强势地位，汉语、日语的书写形式里吸收了大量直接用英语缩略语构成的词语，这类词语已经成为汉语和日语词汇的一部分。因此，狭义的外来词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和日语。“外来词”从字面分析，其关键意涵或者着眼点在于其来源是外部引进的不是自我产生的。之所以有这个词汇类集的划分，正是从词汇产生来源来分析词语的结果。从词汇产生来源的角度分析，可以将全部汉语词汇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汉语自己创造或产生的词语，这类词语是汉语词汇中的大多数，因此并无特别的名称；另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外语的词语，这部分词语习惯上被成为“外来词”。狭义外来词的观点认为，只有读音借自外语的词语才是外来词，广义外来词的观点认为，只要这个词是来自外语的不是本土创造的，这类词语都可视为外来词。类似沙发、卡车这类汉语外来词适用于狭义外来词的定义，但早已被汉语词汇学界视为外来词的日借词就不适用于这种狭义的外来词定义。日借词实际上是书写形式借自日语，而读音完全是按汉字读音而非日语读音。所以日借词实际上是借字形而非借音，因此可以看到，汉语外来词早就不是狭义外来词所定义的那种外来词了。至于WTO、CPI之类的字母形式的词语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在汉语中出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刘涌泉先生在学术期刊《语文建设》1994年第10期提出“字母词”的概念来指称这类词语，指出字母词是“一种新形式的外来语”，并先后编纂出版2本词典，分别是《字母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和《汉语字母词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996年，南开大学王吉辉教授在《非汉字词语研究》一文中指出，字母词这样的非汉字词语属于汉语词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沈孟璎教授在其编纂的《实用字母词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中也指出字母词是外来词。汉语外来词研究专家史有为先生在《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一书中指出，当代借入的新外来词中直接引用外文缩略形式也有大量增加。由此可见，字母词属于汉语词汇早已是汉语语言学界和汉语词汇学界的共识。字母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几百篇相关论文发表，博硕士论文10余篇，3部词典和一部专著出版，也多次被国家语委列为研究课题，在教育部历年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也时有反映。需要说明的是，严格说来，字母词中绝大部分是外来词，但类似HSK、RMB这类汉语拼音缩写字母词是纯粹的汉语原创或原生词语，显然不是外来词，可以称为汉语原生字母词或汉语原创字母词。阿Q 、GB、ZL（专利）、WSK、HSK、RMB，这些都是汉语中创造的字母词，其中，阿Q 是鲁迅创造的字母词，之后衍生出阿Q 精神。RMB、GB、HSK、WSK、ZL是汉语拼音造词形成的。台湾地区常用的A钱一词，则是用拉丁字母拟闽南话音造词形成的，也不是外来词。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网络论坛、微博、QQ群中时常能看到汉语拼音缩写字母词，如MM、GG、RT（如题）、LD（领导）、FB（腐败，多戏称聚餐）、TX（同学），这类词的大量出现使汉语原创或原生字母词在汉语字母词中的比例逐步提升，但由于其使用场合较为局限，非正式性明显，稳定性有待观察，汉语词典一般不收。另有些字母词虽然是英语形式，但是汉语环境下创造的，属于批着外语外衣的汉语词，如CCTV、BTV、TCL、CEPA、ECFA，这类所谓外语词在中国影响巨大，但英语词典却未必会关注，这就更多的需要依靠汉语词典去关注。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白人或黑人，如果他/她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我们就不能因为他/她的肤色而说他/她不是中国人。我们看到一个黄皮肤的人，如果他/她的国籍是外国的，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她的肤色说他/她是中国人，只能说他/她有中国血统。字母词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看，它们不是汉字形式的，似乎跟汉语不搭界，但实际上，由于它们已经融入汉语，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它们已经具有了汉语词汇的身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的外表而将其排除在汉语词汇之外，那样的看法不能反映语言使用的事实，是偏颇的，是错误的。
这个题目 的很好写呀，不过具体得要看要求，这样才更准确。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来自英语的外来词（借词）日益增多，特别是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外文化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为词语的借用提供了多种条件。中国成功加入WTO，也促使更多的英语词汇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正如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言："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汉语中从英语借来的大量新词就是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从借词中窥见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并通过词语借用方式来发掘沉积在一个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深层内蕴一、源自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汉语所吸收的英语外来词很多是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语。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新事物、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些在外来词的吸收上可以得到明显反映。二、汉语对外来词所采用的翻译方式外来词要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必须接受汉语的语音、语法和构词规则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语法和词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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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外来语比较的论文没有，不过几年前写过一个汉语中外来词的小文章，倒是被人引用得比较多。在论坛里看到谈及（汉）语言纯洁性的话题，所以想随便谈谈目前汉语所使用的外来语问题。在汉语被边缘化、英语被妖魔化的今天，某些人又认为汉语的纯洁性受到了损害，因而倡议要保卫汉语的国粹性，开展一场全球华人的汉语保卫战云云（“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王蒙 2004）。这倒与目前亚洲某些国家因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作祟而产生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思潮颇为类似，但仅就语言的发展和传承而言，个人认为“语言的纯洁性”这一说法实为伪命题。语言的发展需要借鉴外来语汇，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没有出现因为借鉴外来语汇而造成本民族语言颠覆的状况。即使在借鉴程度较高的日本，大量的外来语汇涌入，也没有造成日本本民族文化的没落。相反，由于对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日本文化的丰富多彩性反而得到了发展。现代英语词汇为约200万，日常使用词汇则为30万到50万。相比其他的欧洲语言如法语，日常词汇为7万左右。法语在语法上是屈折形语言，也采用26个拉丁字母，同样也是国际通用的语言之一（估计亿人），但为什么会在词汇量上与英语差别这么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汉语中的“外来语”一词最初来自日本语的词源研究，其拓展定义为凡无汉语语源关系的且被汉语所借用的词汇单位，叫非汉语语源词汇，即外来语或外来词。非汉语语语源词汇，依据其语源，被分为民族外来语（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国际外来语两大类。手里的1990版《汉语外来语辞典》（岑麒祥）共收外来语4207条，多为希腊罗马神话和著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较重要的外国人名、地名、药品、化学元素、各国货币及物品名称等。如果说这个算比较专门的外来词收录，我也注意到普及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据说将增加附录“今年来出现的新词新意”，增收近2000个大量的外来语，如WTO等词甚至保留了西文字母的拼写而非代以汉字的音译。其实也用不着翻词典，随便列举汉语中已有之英语外来词：啤酒、咖啡、巧克力、沙发、扑克、爵士、吉普车、引擎、罗曼蒂克、沙龙、歇斯底里、逻辑、模特……这些词汇已经在汉语当中根深蒂固了，其中不乏妙手天成的翻译，如幽默一词乃出自林语堂先生的手笔。林语堂先生是个人非常佩服的TWO-FISTED（所谓双手开弓是也）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是先有英文版而后有汉语版，如MY COUNTRY，MY PEOPLE（吾国吾民）、MOMENTS IN PEIKING（京华烟云）等作品我建议凡学英文的中国学生都是应该拜读的。如果说汉语中对于国际外来语的吸收主要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当然不应该忽视因宗教而进入汉语的词汇，如菩萨、佛、天堂、地狱、哈麻尼），那么对于民族外来语的吸收则是和汉语的产生就同时出现的现象，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哪些词属于汉语的本源，哪些词又属于其他民族了。看看现代汉语的语音基础北京方言，如来自于蒙语的“胡同”、来自古波斯语（回方言？）的“猫腻”，来自满语的“坎肩”，数不胜数。也许大家知道如今满天飞的清宫剧里“AMO”、“ENI”、“GE`E”，但估计不知道我们出门坐公车的时候，“（车）站”一词是来自蒙古语中的‘JAM’吧？前几天看关于电视剧《汉武大帝》的汉学研究报道，其中谈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剑”实际是游牧民族传来的，“剑”这个词本身就是外来语，是“径路”(又作“轻吕”)的合音。“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我对伊朗语系的语言没什么了解，但蒙古语里“剑”、“刀”一词发“JIERD”或“ILDE”，似乎可以互为印证。如果要谈汉语中的词源问题，那是肯定说不完。罗嗦了这么多，只是想说说保护汉语的纯洁性其实并无必要。包括对于目前汉语中出现的各种“非规范式”语言，如“……的说”（确属日语外来词），应该持宽容的态度，任其发展，经过时间检验，留与大家取舍。肯定汉语中外来语的存在，承认文化之间的影响，绝非民族虚无主义。尽管在很多时候我都表现为一个（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在语言和文化上，还是多点宽容，少点大帽子吧，“打倒XX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在脱离了时代背景的时候使用，只感觉有点滑稽。. 最近又看到新闻里浙江某大学某生论证宁波方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可能性，说已经找到宁波方言里与达斡尔、蒙古语等语音相近的词数十个云云。由此推断，脑壳发烧的同志看看我上文举的不止数十个的汉语外来词例子，大概也可以得出汉语也属于印欧语系的臆断了。何况语系这种东西，就算是专业人士也说不大清楚。新X方掏钱做的一期电视节目，某老师随口说汉语和日语是一个语系。我想对于这种有争议问题，我是肯定不敢在电视上胡说八道的。如果单凭日文里对汉字的借用就说它们是同一语系，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使用罗马注音字母书写，估计是不能算阿尔泰语系了……最权威的中国语言学著作认识到汉语是一个语族，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语言。被广泛接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523页b栏的表述是：“汉语在语言系属分类中相当于一个语族地位。”在上位分类中，历史语言学家一致认为汉语与藏-缅语有明显的联系。因此，藏-缅语和汉语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的语系即汉-藏语系。为了保持术语学和分类学上的一贯性，“汉语”一词在英语中最好表示成“Sinitic”(Sino→Sinitic)。像其他语族一样，汉语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汉语与印-欧语、南岛语、南亚语、藏-缅语、突厥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其他语言发生了相互影响。汉语和与汉语有接触的诸语言以及语族的联系的性质，尚有待更充分研究和确定。
字母词的现状及未来—基于第5版和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比较研究，《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高校学生对汉语中英语外来词的态度及使用习惯调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汉语中英源外来词的本土化顺应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12期从语言接触看语言文化迁移—以汉语中的英语借词为对象，《常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适度文化移情对文化生态的平衡效用，《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从跨文化能力角度解读常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途径与方向，《常州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定势对文化移情能力的消解，《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英语习语中文化定势现象的认知解读，《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框架理论视角下定势的认知建构，《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
1.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 《学术月刊》2005年4期2.现代汉语聚合词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3期3.汉英成对词比较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1期4.《左传·僖公四年》“北海”“南海”新解 《江海学刊》2005年4期5.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6期6.汉字字形结构分析和义素分析法 《语文研究》2001年3期7.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语文研究》2003年4期8.近代汉语中被忽视的“和”类虚词成员“并” 《古汉语研究》2006年4期9.《金瓶梅词话》中的动态助词 《古汉语研究》2002年3期10.南北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史料概论 《古汉语研究》1993年3期11.现代汉语中的词位和词位变体 《学术交流》2003年12期12.词义的嫁接引申：词义派生的新途径 《学术交流》2005年12期13.《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释义表述上的修订及存在的问题 《学术交流》2006年12期14.关于施事格、受益格歧义句的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12期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3期15.现代汉语词义的派生方式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8期原载《河池师专学报》1992年2期16. 现代汉语词义的组合方式和言语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3期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92年4期17.汉语史料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5期原载《吴中学刊》1991年4期18.潘金莲语言的交际特征和个性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94年10期原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4期19.异形词的定义及其与同义词的区别 《汉语学习》2004年1期20.浅谈“有”的词性 《汉语学习》1987年2期21.“ABB”式中的叠音后缀 《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5期22.三部主要语文词典在专项标注上存在的问题 《辞书研究》2002年2期23.现代汉语典故词初探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1期24.试论《读书杂志》在汉语语法学上的贡献 《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3期25.《金瓶梅词话》中的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 《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3期。26.《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27.试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3期28.一个新兴的副词后缀“为” 《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1期29.《金瓶梅》叙述语言的构成和特色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7年6期30.关于同形二字组词目及义项的分合 《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1期31.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 《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1期32.现代汉语中的称谓语和称呼语 《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2期33.商品叫卖语言的构成、类型及发展演变 《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2期34.《金瓶梅词话》中“”类虚词用法差异计量考察 《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2期35.外来词义的移植：现代汉语非派生式新义探源《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36.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据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37.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36期，1994年38.现代汉语词义和内部曲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3期，2001年39.现代汉语方言词基本特征略述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5期，2003年40.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6期，2003年41.现代汉语典故词的基本特征简论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6期，2004年42.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7期，2005年43.现代汉语隐语的定义、类别和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语研究》（日本）第7期，2005年44.汉语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2年1期45.南北朝至明代的训诂学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3期46.汉语史料检索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1992年2期47.论“非语言交际”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特征和辅助功能 《吴中学刊》1990年2期又载《文学语言研究论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48.论“语用学原则”在对白编撰中的指导作用 《吴中学刊》1990年4期49.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与作家、作品语言风格、特色的研究 《吴中学刊》1991年3期又载《语言·语篇·语境》（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50.《金瓶梅》人物语言散论 《吴中学刊》1992年3期51.先秦汉语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3年2期52.南北朝至明代的音韵学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4年2期
所谓的和制汉语都是日吹造谣，实际上的和制汉语连他们吹的1%都不到，他们就是无脑把一些近代词汇都强行造谣成和制汉语，他们连一个译本译本都说不出来。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联合明朝人~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傅讯际和李之藻等等翻译西方书籍的就有的了。像《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这种类译本本身就很多，里面老早就翻译了一大堆近代词汇。从1607年到1872都有记载干这些事。后来译本传入日本，日本人才直接拿去用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627年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1822年出版的由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最后《易经》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朝的“共和执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汤武革命、周召共和。《史记》白纸黑字写的西周时期就有共和这个词了，有些人胡扯什么革命共和有新的意思，但是正常人都明白所谓新的意思都只是衍生意，把革命和共和的对象扩展了而已，基础意还是和原本的革命共和一样。另外日本最早在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才有“共和”出现。但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这里的“共和”就对应“republic”。这早于日本，应为首先使用。误解可能是因为章太炎使用“共和”一词在1903年。
首先，她们都是由词根与词根构成的，因此都属于复合式合成词。再从词根和词根之间的关系看，前一个词根表示被陈述的事物，后一个词根是陈述前一个词根的，所以叫做“主谓型”或“主谓式”。比如“体贴”，前一个词根是“体”，后一个词根是“贴”，前后是被陈述与陈述的关系，因此是“主谓型”。
中日外来语比较的论文没有，不过几年前写过一个汉语中外来词的小文章，倒是被人引用得比较多。在论坛里看到谈及（汉）语言纯洁性的话题，所以想随便谈谈目前汉语所使用的外来语问题。在汉语被边缘化、英语被妖魔化的今天，某些人又认为汉语的纯洁性受到了损害，因而倡议要保卫汉语的国粹性，开展一场全球华人的汉语保卫战云云（“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王蒙 2004）。这倒与目前亚洲某些国家因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作祟而产生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思潮颇为类似，但仅就语言的发展和传承而言，个人认为“语言的纯洁性”这一说法实为伪命题。语言的发展需要借鉴外来语汇，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没有出现因为借鉴外来语汇而造成本民族语言颠覆的状况。即使在借鉴程度较高的日本，大量的外来语汇涌入，也没有造成日本本民族文化的没落。相反，由于对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日本文化的丰富多彩性反而得到了发展。现代英语词汇为约200万，日常使用词汇则为30万到50万。相比其他的欧洲语言如法语，日常词汇为7万左右。法语在语法上是屈折形语言，也采用26个拉丁字母，同样也是国际通用的语言之一（估计亿人），但为什么会在词汇量上与英语差别这么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汉语中的“外来语”一词最初来自日本语的词源研究，其拓展定义为凡无汉语语源关系的且被汉语所借用的词汇单位，叫非汉语语源词汇，即外来语或外来词。非汉语语语源词汇，依据其语源，被分为民族外来语（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国际外来语两大类。手里的1990版《汉语外来语辞典》（岑麒祥）共收外来语4207条，多为希腊罗马神话和著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较重要的外国人名、地名、药品、化学元素、各国货币及物品名称等。如果说这个算比较专门的外来词收录，我也注意到普及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据说将增加附录“今年来出现的新词新意”，增收近2000个大量的外来语，如WTO等词甚至保留了西文字母的拼写而非代以汉字的音译。其实也用不着翻词典，随便列举汉语中已有之英语外来词：啤酒、咖啡、巧克力、沙发、扑克、爵士、吉普车、引擎、罗曼蒂克、沙龙、歇斯底里、逻辑、模特……这些词汇已经在汉语当中根深蒂固了，其中不乏妙手天成的翻译，如幽默一词乃出自林语堂先生的手笔。林语堂先生是个人非常佩服的TWO-FISTED（所谓双手开弓是也）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是先有英文版而后有汉语版，如MY COUNTRY，MY PEOPLE（吾国吾民）、MOMENTS IN PEIKING（京华烟云）等作品我建议凡学英文的中国学生都是应该拜读的。如果说汉语中对于国际外来语的吸收主要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当然不应该忽视因宗教而进入汉语的词汇，如菩萨、佛、天堂、地狱、哈麻尼），那么对于民族外来语的吸收则是和汉语的产生就同时出现的现象，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哪些词属于汉语的本源，哪些词又属于其他民族了。看看现代汉语的语音基础北京方言，如来自于蒙语的“胡同”、来自古波斯语（回方言？）的“猫腻”，来自满语的“坎肩”，数不胜数。也许大家知道如今满天飞的清宫剧里“AMO”、“ENI”、“GE`E”，但估计不知道我们出门坐公车的时候，“（车）站”一词是来自蒙古语中的‘JAM’吧？前几天看关于电视剧《汉武大帝》的汉学研究报道，其中谈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剑”实际是游牧民族传来的，“剑”这个词本身就是外来语，是“径路”(又作“轻吕”)的合音。“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我对伊朗语系的语言没什么了解，但蒙古语里“剑”、“刀”一词发“JIERD”或“ILDE”，似乎可以互为印证。如果要谈汉语中的词源问题，那是肯定说不完。罗嗦了这么多，只是想说说保护汉语的纯洁性其实并无必要。包括对于目前汉语中出现的各种“非规范式”语言，如“……的说”（确属日语外来词），应该持宽容的态度，任其发展，经过时间检验，留与大家取舍。肯定汉语中外来语的存在，承认文化之间的影响，绝非民族虚无主义。尽管在很多时候我都表现为一个（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在语言和文化上，还是多点宽容，少点大帽子吧，“打倒XX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在脱离了时代背景的时候使用，只感觉有点滑稽。. 最近又看到新闻里浙江某大学某生论证宁波方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可能性，说已经找到宁波方言里与达斡尔、蒙古语等语音相近的词数十个云云。由此推断，脑壳发烧的同志看看我上文举的不止数十个的汉语外来词例子，大概也可以得出汉语也属于印欧语系的臆断了。何况语系这种东西，就算是专业人士也说不大清楚。新X方掏钱做的一期电视节目，某老师随口说汉语和日语是一个语系。我想对于这种有争议问题，我是肯定不敢在电视上胡说八道的。如果单凭日文里对汉字的借用就说它们是同一语系，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使用罗马注音字母书写，估计是不能算阿尔泰语系了……最权威的中国语言学著作认识到汉语是一个语族，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语言。被广泛接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523页b栏的表述是：“汉语在语言系属分类中相当于一个语族地位。”在上位分类中，历史语言学家一致认为汉语与藏-缅语有明显的联系。因此，藏-缅语和汉语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的语系即汉-藏语系。为了保持术语学和分类学上的一贯性，“汉语”一词在英语中最好表示成“Sinitic”(Sino→Sinitic)。像其他语族一样，汉语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汉语与印-欧语、南岛语、南亚语、藏-缅语、突厥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其他语言发生了相互影响。汉语和与汉语有接触的诸语言以及语族的联系的性质，尚有待更充分研究和确定。
1.关于汉语隐语的几个问题 《学术月刊》2005年4期2.现代汉语聚合词初探 《语言文字应用》2003年3期3.汉英成对词比较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1期4.《左传·僖公四年》“北海”“南海”新解 《江海学刊》2005年4期5.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初探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6期6.汉字字形结构分析和义素分析法 《语文研究》2001年3期7.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语文研究》2003年4期8.近代汉语中被忽视的“和”类虚词成员“并” 《古汉语研究》2006年4期9.《金瓶梅词话》中的动态助词 《古汉语研究》2002年3期10.南北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史料概论 《古汉语研究》1993年3期11.现代汉语中的词位和词位变体 《学术交流》2003年12期12.词义的嫁接引申：词义派生的新途径 《学术交流》2005年12期13.《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在释义表述上的修订及存在的问题 《学术交流》2006年12期14.关于施事格、受益格歧义句的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12期原载《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3期15.现代汉语词义的派生方式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8期原载《河池师专学报》1992年2期16. 现代汉语词义的组合方式和言语表达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3期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92年4期17.汉语史料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5期原载《吴中学刊》1991年4期18.潘金莲语言的交际特征和个性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94年10期原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4年4期19.异形词的定义及其与同义词的区别 《汉语学习》2004年1期20.浅谈“有”的词性 《汉语学习》1987年2期21.“ABB”式中的叠音后缀 《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5期22.三部主要语文词典在专项标注上存在的问题 《辞书研究》2002年2期23.现代汉语典故词初探 《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1期24.试论《读书杂志》在汉语语法学上的贡献 《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3期25.《金瓶梅词话》中的结构助词和语气助词 《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3期。26.《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4期。27.试论《金瓶梅》人物语言的总体特色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3期28.一个新兴的副词后缀“为” 《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1期29.《金瓶梅》叙述语言的构成和特色 《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7年6期30.关于同形二字组词目及义项的分合 《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1期31.再论现代汉语外来词 《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1期32.现代汉语中的称谓语和称呼语 《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2期33.商品叫卖语言的构成、类型及发展演变 《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2期34.《金瓶梅词话》中“”类虚词用法差异计量考察 《江苏大学学报》2007年2期35.外来词义的移植：现代汉语非派生式新义探源《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36.汉语词义的显性理据和潜性理据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37.论汉语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36期，1994年38.现代汉语词义和内部曲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3期，2001年39.现代汉语方言词基本特征略述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5期，2003年40.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6期，2003年41.现代汉语典故词的基本特征简论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6期，2004年42.现代汉语缩略词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语研究》（日本）第47期，2005年43.现代汉语隐语的定义、类别和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语研究》（日本）第7期，2005年44.汉语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2年1期45.南北朝至明代的训诂学史料概论 《高校社科情报》1993年3期46.汉语史料检索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1992年2期47.论“非语言交际”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特征和辅助功能 《吴中学刊》1990年2期又载《文学语言研究论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48.论“语用学原则”在对白编撰中的指导作用 《吴中学刊》1990年4期49.文学语言的功能分类与作家、作品语言风格、特色的研究 《吴中学刊》1991年3期又载《语言·语篇·语境》（论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50.《金瓶梅》人物语言散论 《吴中学刊》1992年3期51.先秦汉语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3年2期52.南北朝至明代的音韵学史料概论 《吴中学刊》1994年2期
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学术界也在争论。明治维新的68年而我国洋务运动是61年，早在日本的学术语言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就一批接触并且精通西学的人对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学术性文章进行翻译，比如徐启光和李之藻，还有一些外籍传教士，都利用中国原有文字进行了翻译，其中大部分传到了日本，日本很多学术用语也沿用了他们的翻译，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日语源的词条700-800条，日语外来语词典中汉语源词超过万条。
所谓的和制汉语都是日吹造谣，实际上的和制汉语连他们吹的1%都不到，他们就是无脑把一些近代词汇都强行造谣成和制汉语，他们连一个译本译本都说不出来。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联合明朝人~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傅讯际和李之藻等等翻译西方书籍的就有的了。像《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这种类译本本身就很多，里面老早就翻译了一大堆近代词汇。从1607年到1872都有记载干这些事。后来译本传入日本，日本人才直接拿去用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627年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1822年出版的由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最后《易经》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朝的“共和执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汤武革命、周召共和。《史记》白纸黑字写的西周时期就有共和这个词了，有些人胡扯什么革命共和有新的意思，但是正常人都明白所谓新的意思都只是衍生意，把革命和共和的对象扩展了而已，基础意还是和原本的革命共和一样。另外日本最早在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才有“共和”出现。但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这里的“共和”就对应“republic”。这早于日本，应为首先使用。误解可能是因为章太炎使用“共和”一词在1903年。
所谓的和制汉语都是日吹造谣，实际上的和制汉语连他们吹的1%都不到，他们就是无脑把一些近代词汇都强行造谣成和制汉语，他们连一个译本译本都说不出来。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联合明朝人~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傅讯际和李之藻等等翻译西方书籍的就有的了。像《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这种类译本本身就很多，里面老早就翻译了一大堆近代词汇。从1607年到1872都有记载干这些事。后来译本传入日本，日本人才直接拿去用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627年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1822年出版的由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最后《易经》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朝的“共和执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汤武革命、周召共和。《史记》白纸黑字写的西周时期就有共和这个词了，有些人胡扯什么革命共和有新的意思，但是正常人都明白所谓新的意思都只是衍生意，把革命和共和的对象扩展了而已，基础意还是和原本的革命共和一样。另外日本最早在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才有“共和”出现。但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这里的“共和”就对应“republic”。这早于日本，应为首先使用。误解可能是因为章太炎使用“共和”一词在1903年。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现代汉语课是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和新闻采编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苏培成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使用规范的语言、高尚的语言进行交际，就是语言残疾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将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现代汉语课程自身的工具性和理论性，使得这门课一直以来不为高职学生所喜欢，教学效果欠佳。虽然，笔者从事这一课程教学的时间不长，却深感有必要在实施素质教育、转变教育观念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高职院校现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诸多问题。现将一些思考与实践就教于同人，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更新教学观念，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 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现代汉语是我国各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也就决定了现代汉语课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课、工具课，其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使他们具有较强的驾驭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到来，注重知识传授的传统教育模式已不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应该学会创造性地学习，主动地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因此，在高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我们应该积极更新教学观念，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和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提高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这也成为我们实施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教学实践中，笔者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种。 1.社会用字调查。学习了“现代汉字”一章后，笔者建议学生到公共场所开展“社会用字状况”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学生一方面要运用已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学会整理资料并撰写调查报告。 2.学做文字编辑。目前，许多报刊、书籍错字频频出现，语病百出。笔者平时十分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有选择地打印出来，让学生学当文字编辑，要求他们根据所学的语文知识，进行文字校对、病句修改、语言润色等。对此，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想不到现代汉语这门课还真管用，以后要是到新闻广播行业工作，现在学的可派上用场了。” 3.开展多种形式的语言实践活动，如演讲、辩论、朗诵、话剧表演等。在指导开展这类语言实践活动时，笔者强调要运用所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所学理论不是无用的，而是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4.进行融会贯通的考试。在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考试手段上，为避免背笔记、考笔记现象的出现，试题设计强调在理解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知识的创造性理解，促使学生在复习时真正做到把知识融会贯通。 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学生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它，并在初、高中阶段积累了一定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学阶段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重点不应是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的传授，而是如何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从零碎的、不完备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性认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学生原有的语言基础上进行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延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既能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的实用性，也可以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从而为有志于此的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向学生介绍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深化教学内容。比如，关于现代汉语词类，学生依据语感和中学阶段所学的汉语知识，已大致了解汉语有多少种词类，然而对于什么是词、词类划分究竟依据什么标准进行、怎样辨别各个具体词的词性、词类划分与词性辨别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往往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就有必要先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使学生对汉语的词及词类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把握，进而把汉语词类问题怎样与中文处理的自动分词发生关系、研究后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前沿知识介绍给学生。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探索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感受到现代汉语与当今信息科学、高新技术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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