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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还是很好的，为统治者选拔 忠心顺从的官员提供了条件，内容单一
目录学·经部 第3-7节 一．今文十四博士 （一）今文经含义：西汉时传经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以叫今文经。 （二）今文十四博士： 《诗》: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韩(燕人韩婴)。 《书》: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同出于伏生。 《礼》: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同出于高堂生。 《易》:有施(施雠),孟(孟喜),梁丘(梁丘贺),京(京房),同出于田何。 《春秋》:有严(严彭祖),颜(颜安乐),同出于董仲舒。 此外,《论语》是兼习的,不立博士,有《鲁论》《齐论》两家 （三）今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是《诗》《书》《礼》《易》《春秋》。《诗》《书》《礼》是基本功,《易》讲原则,《春秋》讲实施。 2.讲家法,口授微言大义。 3.特别重视《春秋公羊传》,尊孔子,说《春秋经》是为汉制作,讲政治哲学,要通经致用,其实已混进法家的东西。 4.夹杂谶纬之学,讲灾异,讲天人感应,在《齐诗》《易》《公羊传》里多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已混合了阴阳家、墨家之说,和方士的一套互相渗透。 5.发展到后来繁琐,如秦近(一作延)君说《尧典》篇目十余万言,“曰若稽古”三万言。 6.少讲训诂,多属哲学史的资料。但因为比较近古,所讲制度等仍有史料价值。 （四）参考书：吕诚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三节“儒家之学”,顾颉刚师《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 二．古文经学 （一）古文经含义：用古文字书写的经。 （二）孔壁得书的来源和真伪：同吕诚之认为壁中得书及孔安国进献之本无其事。但在立为博士的今文经之外,社会上仍发现其他古籍传本,则是事实。《孔壁得书》(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 （三）古文经学各家： 《易》:费氏(费直)。 《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十六篇(说是孔安国)。（前面不是说比今文尚书多出来二十五篇吗？） 《诗》:《毛诗》(毛公,后来说毛公名享),但顾颉刚师有《论毛诗序之作者》(收入《史林杂识初编》),据《后汉书·卫宏传》有“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之明文,论定所谓《毛诗序》实东汉初卫宏所作 《礼》:《周官》即《周礼》(刘歆),《逸礼》。 《春秋》:《左传》(刘歆),《谷梁传》。 《论语》:《古论》。 《尔雅》。 （一）古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按所认为的作者的时代先后来排列,为《易》(伏羲画八卦,时代最早),《书》(把首篇《尧典》说是尧时候写的),《诗》(把《商颂》说是殷商时写的),《礼》(说是周公制礼),《春秋》(说是孔子修的)。 2.不讲家法。 3.特别重视《周礼》,尊周公,从事章句训诂,讲名物制度。 4.不讲谶纬 5.比较简单不繁琐。 6.所作训诂很有用,讲制度则不如今文所讲的古。 （五）今、古文何在何时占优势？ 1.西汉末年，班固《白虎通义》，主今文。 2.东汉，古文占优势，但今文仍是官学。 三．汉末魏晋经学 （一）兼今古的经学：兼通古文今文而以古文为主的经学。 代表人物：马融、郑玄、王肃。 1.马融：马融的书没有传下来 2.郑玄：《诗毛传郑笺》(郑玄给古文经学的《毛传》作笺,兼用今文齐鲁韩三家诗说)和《周礼注》(古文经学)、《仪礼注》(兼用今文古文)、《礼记注》。 3.王肃：自己具名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孔子家学的伪书《孔子家语》和《孔丛子》,都是王肃所伪造。《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清丁晏考证也认为伪造者是王肃。 （二）玄学家注经 1.代表人物和著作：魏王弼的《周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 2.特色：简要易于通读,既无今文经学的那种微言大义以及谶纬怪谈,也不拘于古文经学穷究的训诂制度。 （三）其他流传至今的经注: 1.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欲取代东汉时流行的《左传》贾逵注和服虔注) 2.东晋郭璞的《尔雅注》 3.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混合了《春秋》三传之所说)。 一．南北朝隋唐经学与义疏之学 （一）义疏=讲疏=疏 1.注的含义：解释经传的叫做注。 2.疏的含义：既解释经传同时也解释注。 （二）南北朝的“南学”、“北学”之分： 1.南学：《周易》则王辅嗣(王弼注),《尚书》则孔安国(伪孔传),《左传》则杜元凯(杜预集解); 2.北学：《左传》则服子慎(服虔注),《尚书》《周易》则郑康成(郑玄注);《诗》则并主于毛公(毛传以及郑玄笺),《礼》则同遵于郑氏(郑玄的《三礼》注)。” 3.北学全部是郑学(郑玄注《左传》未成,与服虔,见《世说新语·文学》,南学则加进了魏晋时的新东西。郑注的《三礼》南北都重视。 （三）隋统一后，只行南学。 （四）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和陆德明《经典释文》 1.孔颖达《五经正义》：唐初孔颖达等官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的《五经正义》,就是用南学的注本作疏。其中很多地方还承用了前北隋刘焯、刘炫等人的旧疏,不都由孔颖达等人创作。 2.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给除了《孟子》以外的《周易》《尚书》等十二经,再加上《老子》《庄子》,作了释文,列举这些经典中某些字的读音,某些词语的训诂,某些传本的文字异同。再加上一卷“序录”讲述这些经典的传授,是研究经学以及《老》《庄》的要籍。 （五）唐初纂修《五经正义》和其他新疏后，旧疏失传，仅剩保留在日本，清中叶倒输我国的梁代皇侃《论语义疏》。 二．十三经注疏及其他 （一）演变过程： 1.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开成石经》：刻九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论语》《孝经》《尔雅》的正文,附加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 2.孟蜀广政七年母昭裔立《广政石经》，带注，九经少了《公羊》《谷梁》，北宋时田况补刻。 3.徽宗宣和年间席贡增刻了《孟子》，形成十三经。 （二）《十三经》的疏：孔颖达《五经正义》+唐人宋初人给《孟子》以外其中经传加上了疏+《孟子注疏》：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硫。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北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北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北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伪宋孙奭疏。 （三）刊刻形式： 1.北宋时“正义”和“疏”不和经注编在一起，而是单独刊刻。 2.南宋后注疏合编。 3.通行的善本：清阮元等据宋元间十行本等校勘、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附有校勘记的《十三经注疏》，但今天看来仍不尽完美,还有重加校勘的必要。 （四）其他经学要籍： 1.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十七卷,保存了不少王弼以外的《易》的古注； 2.传为伏生的《尚书大传》； 3.清陈寿祺校注本八卷,保存一些《书》的古经义。《韩诗外传》十卷,保存了三家诗中韩诗的一些遗说； 4.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十七卷； 5.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同为保存西汉今文经说的要籍。 （五）《十三经》的版本系统：经注和疏在北宋时是分别刊刻的,到南宋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和绍兴府才编到一起刊刻,建阳书坊才加进释文;到宋元间才有成套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到明嘉靖时李元阳在福建刊刻有释文的《十三经注疏》。从此递嬗出万历北监本、汲古阁本以至清乾隆时的殿本,直到嘉庆时阮元才重新搜寻各种旧本校勘重刻。这样就把《十三经》的版本系统作了个初步的清理。一．学风的转变 （一）从中唐时开始的摆脱旧注疏在经学上别求理解的新风气。 （二）此风气在北宋时大盛。 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引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北宋仁宗年号)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按指欧阳修《易童子问》,谓《系辞》《文言》等“易传”非孔子作),毁《周礼》(指欧阳修《居士集·问进土策》、苏轼《东坡续集·策·天子六军之制》、苏辙《栾城后集·历代论·周公》,均谓《周礼》非周公作),疑《孟子》(指李觏《盱江集·常语》、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疑孟》,都非议《孟子》书),讥《书》之《胤征》《顾命》(指苏轼《书传》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顾命》下篇《康王之诰》为失礼),黜《诗》之序(指晁说之《景迂生集·诗序论》否定《毛诗序》所说),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三）南宋，朱熹及其后学另行注释《五经》，自己还编注了《四书章句集注》。 二．四书章句集注和宋元人注五经 （一）《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 1.内容：《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 2.编定的次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治学的先后次序排列,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篇幅都小,就把《中庸》移前以便和《大学》合成一册了。 3.撰写了《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说明注此《四书》的用意,但所注其后又有改定,因此和《或问》颇有抵牾之处。 （二）宋元人注五经 《易传》六卷,北宋程颐撰。《周易本义》十二卷,朱熹撰。元人又合编两书为《周易传义》十卷。 《书集传》六卷,南宋蔡沈撰,经文用《伪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的本子。 《诗集传》二十卷,朱熹撰。 《礼记集说》(原名《云庄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澔撰,不注《大学》《中庸》。 《春秋胡氏传》三十卷,南宋胡安国撰。 1.与科举考试有关： 《元史·选举志》“科目”记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诏定科举《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陈澔《礼记集说》晚出外都已用了宋人的注本。明永乐时官修《四书五经大全》,《五经》就全用上列宋元人注,不再用所谓古注疏。其后《大全》虽未通行,明人及清初人刊刻诵读《五经》就一直用这宋元人注以应付科举考试。到清乾隆时才取消《春秋胡氏传》,改用《春秋左传》和杜预注 2. 优点：通顺易懂。 3. 缺点：这些注包括朱熹的都多少夹进宋人理学的话头,免不了失去点先秦时的真相。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诗人、哲学家。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致于理学，著书立说。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武夷山，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学识渊博，著述极丰，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嫌寸楮，人争珍秘。” 春日的解释：《春日》 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注释] 1. 胜日：天气晴朗的好日子 2. 寻芳：游春，踏青。 3. 泗水：河名，在山东省。 4. 等闲：平常、轻易。“等闲识得”是容易识别的意思。 5. 东风：春风。 [评析]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游春诗。从诗中所写的景物来看，也很像是这样。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指晴日，点明天气。“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即是寻觅美好的春景，点明了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写“寻芳”所见所得。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第三句“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东风面”借指春天。第四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又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光景一时新”。第三、四句是用形象的语言具体写出光景之新，寻芳所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染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 [作者介绍〕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写过一些好诗，善于寓哲理于形象，以《春日》、观书有感》等较著名。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其父朱松，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春日 （宋·朱 熹 ）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注释： 1、春日：春天。 2、 胜日：天气晴朗的好日子。 3、 寻芳：游春，踏青。 4、 泗水：河名，在山东省。 5、滨：水边，河边。 6、 等闲：平常、轻易。“等闲识得”是容易识别的意思。 7、 东风：春风。 8 光景：风光。 简析： 人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游春诗。从诗中所写的景物来看，也很像是这样。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指晴日，点明天气。“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即是寻觅美好的春景，点明了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写“寻芳”所见所得。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第三句“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东风面”借指春天。第四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又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光景一时新”。第三、四句是用形象的语言具体写出光景之新，寻芳所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染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 赏析： 良辰探寻美景在泗水之滨，无限的风光景物焕然一新。轻易便能识得东风的妖面，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芳春。 名句赏析——“万紫千红总是春。” 首句点明出游的时令、地点，下三句写“寻芳”的所见所识。春回大地，诗人耳目一新。正是这新鲜的感受，使诗人认识了东风。仿佛是一夜东风，吹开了万紫千红的鲜花；而百花争艳的景象，不正是生机勃勃的春光吗？诗人由“寻”而“识”，步步深化，统率全诗的则是一个“新”字。但泗水在山东，孔夫子曾在泗水之滨讲学传道；而南宋时那地方早已沦陷于金国，朱熹怎能去游春呢？原来这是一首哲理诗。诗中的“泗水”暗喻孔门，“寻芳”暗喻求圣人之道，“东风”暗喻教化，“春”暗喻孔子倡导的“仁”。这些意思如果用哲学讲义式的语言写出来，难免枯燥乏味。本诗却把哲理融化在生动的形象中，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作者背景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字元晦（huì），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写过一些好诗，善于寓哲理于形象，以《春日》、《观书有感》等较著名。 译文 我选择一个春光明媚的美好日子观花赏草来到泗水边，只见无边无际的风光景物一时间都换了新颜。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出东风的面貌，东风吹得百花开放，万紫千红到处都是春天的景致。 春日 （宋· 汪藻） 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浮云将雨行。 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 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 茅茨烟暝客衣湿，破梦午鸡啼一声。 诗译： 整个春日大概都没有连续十天清明无雨的日子，到处都是在天上的云彩携带着雨水漂浮而行。 野外田里的一潭绿油油的春水比镜子还要碧绿光亮，古渡口边人经过时水边的鸥鹭却自在不受惊吓。 篱笆外探头伸出了将开未开的桃花，看上去是如此嫣然含情。 草屋边烟雨靡靡，打湿了行客的衣裳，午后鸡鸣一声将人从闲梦中唤引回了现实。 赏析： 这是汪藻的成名作，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此篇一出，便为诗社诸公所称。”清新明快，与同时张耒相近。作者最慢由此出名。桃花出篱，红杏出墙，皆为农村中常见之景。而此处却以清丽之笔写出一个宛如开卷有益人似的桃花。它始而嫣然一笑，令人魂飞；再一细看，花蕊半绽，又似含情脉脉少女。诗虽咏物，却事有作者本人的少年心性，其中跃动着青春的脉搏，决不能说它风格轻俏。 春 日 秦 观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译文： 轻雷响过，春雨淅沥而下。雨后初晴，阳光好象在刚刚被雨洗过的碧瓦间浮动。春雨过后，芍药含泪，情意脉脉；蔷薇横卧，娇态可掬。 赏析： 这首诗写雨后春景。瞧，雨后庭院，晨雾薄笼，碧瓦晶莹，春光明媚；芍药带雨含泪，脉脉含情，蔷薇静卧枝蔓，娇艳妩媚。这里有近景有远景，有动有静，有情有姿，随意点染，参差错落。全诗运思绵密，描摹传神，自具一种清新、婉丽的韵味，十分惹人喜爱。
主要根据后面两句诗来写。
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其二）（朱熹）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其一）半亩大的方形池塘像一面镜子一样展现在眼前，天空的光彩和浮云的影子都在镜子中一起移动。要问为何那方塘的水会这样清澈呢？是因为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为它源源不断地输送活水.（其二）昨天夜里江边涨起了阵阵春潮，巨舰大船轻盈得如同一片羽毛。向来行驶要白费很多推拉力气，今天却能在江水中央自在顺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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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熹的思想与诗歌
论文关键词：朱熹；道学性格；忧患意识；人生经历；教育活动
论文摘要：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是他深邃的理学思想与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展现。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通过对这些诗歌的深入解读，以足够的事实证明，朱熹的诗歌蕴含了多层次的价值，是研究朱熹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理学著作，还创作了一千二百多首诗。一般来说，理学家比较注重理性思维，大多视诗歌为雕虫小技。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中有这样的话：“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歧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的“文以载道”、程颐的“作文害道”，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对诗歌的轻视。宋代后期开始，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步成为主流思想，受到高度重视，他的理学家身份也逐渐确立。同时，他的诗歌也慢慢被人所忽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有学者关注到他的诗歌。本文是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朱熹诗中所展示的一代大儒丰富真切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并结合他的理学思想，揭示其诗歌的独特意味。统观朱熹的诗歌，大体可分为四类：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传承儒学、生动活泼的教育思想。
一、出入三家、笃于儒学的道学性格
朱熹系统的儒学思想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可以分为几个阶段，这也体现在他的诗中。王柏《跋北山书朱子诗送韦轩》已经注意到了朱熹诗的这种阶段性，以三十岁为界，他把朱熹的诗分为二个大阶段，即少年之作与成熟之作。和他同时代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朱熹早年一度流于佛道。“绍兴二十一年春铨试授同安县主簿，至二十三年赴任同安。留意佛老之学，是这个时期朱熹思想的特征之一。”他在这一阶段创作了一些有关佛道的诗，如《久雨斋中诵经》：“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读道书作六首其一》：“岩居秉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斋宇，终朝观道书。”据《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一自注）”。绍兴十四年（1144），朱熹在刘子罩处初见道谦禅师，向他学禅。这两首诗分别作于绍兴二十二（1152）、二十三年（1153），此时朱熹已接受近十年的佛学熏陶了，从诗中也可见朱熹对佛老之学的熟稔。晚年他作《论语集序》说“昔者吾几陷焉”，应该指的是早年溺于佛道。不过佛道并没有让朱熹真正解脱。他这一阶段的大部分诗作中流露的情绪都比较低落，他经常提到“端居”、“斋居”、“独居”等词语，如“端居独无寐，林扉空掩关”，“幽林欲雨气含凄，春晚端居园径迷”。
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开始师事李侗，逐渐脱离佛道走上儒学的道路。不久写出了《仁术》、《克己》等表达钻研儒学的感受，如《困学二首》其一：“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此诗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曾把“网学”作为他的斋名。据王懋兹《朱子年谱考异》：前两句“乃用达摩、慧可故事称已十余年出入佛禅”，后两句“乃谓已舍弃佛禅而返归儒学正途”。这一时期朱熹还有写得最好的说理诗，化理学思想人诗中，诗致与理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理趣横生，如《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两首诗是朱熹和许升讨论“敬”字活与不活时，吟咏自己对“敬”的豁然领悟。源头活水就是指“敬”，“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辩其是非，则不活”。“会读书的正如一个船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原将去，更将外面的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王柏评日：“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力到之效”。诗中并没有直接说这些道理，而是运用形象思维和比兴手法，通过对日常现象的简易描画传达出这种深层次的领悟，真正做到融情、景、理于一炉，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种诗“寓说理而不腐”，“惟有理趣而无理障”。这两首诗是为后人极其称道的，至今仍广为传诵。
干道八年（1172），朱熹作《斋居感兴二十首》，从“昆仑大无外”、“人心妙不测”、“大易图象隐”到“圣人司教化”等，其儒学思想比以往更系统，是对于寒泉时期思想的系统总结，从诗中可见其理学思想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二、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关注国事的热情在宋代诗人身上有深刻的体现，而在理学家诗中却不多见。据查，朱熹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诗，基本上没有反映国事的作品。仅邵雍有几首这方面的诗，如《思患吟》：“仆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国。自古知不平，无由能绝得。”不过，有意识地集中反映最新时事的，只有朱熹。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以“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势领兵南下，妄图一举歼灭南宋。开战之初，直逼两淮，朱熹很担心，作《感事》：“闻说淮南路，胡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土，尝胆念君王。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十月，刘镝皂角林之捷后，朱熹即写诗庆贺，即《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
孤臣残疾卧空林，不奈忧时一寸心。谁谴捷书来荜户，真同百蛰听雷音。
胡命须臾兔走林，骄豪无复向来心。莫烦王旅追穷寇，鹤唳风声尽好音。
诗中，作者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几乎每首诗的后一句都直接提到了战争的胜利，即“好音”。到了十一月，虞允文统领士兵，获采石矶大捷，金主完颜亮被部下杀死，朱熹作《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如其三：“雪拥貂裘一马驰，孤军左袒事难期。奏函夜入明月殿，底事庐儿探得知。”
十二月，金兵北退，朱熹在《与黄枢密书》中主张：及时安抚淮北遗民，起用张浚这样的良将，最终击退金兵，收复失地。他担心朝廷有什么变故，于是写了《感事书怀十六韵》寄刘珙：“胡虏何年盛，神州遂陆沉。翠华栖浙右，紫塞仅淮阴。志士忧虞切，朝家预备深。一朝颁细札，三捷便闻音。授钺无遗算，沈机识圣心。东西兵合势，南北怨重寻。小却奇还胜，穷凶祸所临。旃裘方舞雪，雪刃已披襟。残类随煨烬，遗黎脱斧砧。戴商仍夙昔，思汉剧讴吟。共惜山河固，同嗟岁月侵。泉蓍久憔悴，陵柏幸萧掺。正尔资群策，何妨试盍簪。折冲须旧衮，出牧仗南金。众志非难徇，天休讵可谌。故人司献纳，早晚奉良箴。”刘珙是朱熹老师刘子翠的侄子，朱熹早年与刘珙友善。此诗表现了朱熹对当时朝廷倾向的深刻洞察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这样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可与陆游的《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等诗相媲美。除了关注当前重大时事外，朱熹“一刻未敢忘忧国”，在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守在主战派的立场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上孝宗《应诏上封事》：“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今敌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每当国家命运落到主和派手里或者是抗战不利时，朱熹便忧心如焚。朱熹对当时主战派将领张浚尤其敬重，写过《拜张魏公墓下》：“念昔中兴初，孽竖倒冠裳。公时首建义，自此扶三纲。精忠贯宸极，孤愤摩穹苍。……士心既豫附，国威亦张皇。”朱熹与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交往深厚，互以道义相许，都主张抗金。朱熹逝世时，正值理学被禁，许多弟子、朋友都不敢去送行，陆游、辛弃疾等却冒死相送。
除了关注国事外，朱熹还很关心农民。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说：“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还说过“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朱熹十分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如《杉木长涧四首》其四：“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无罪。合有人间父母心。”这首诗作于干道三年（1167）七月，崇安山洪暴发，诗中描绘了无辜农民死伤无数的惨状，呼吁上层统治者要抚恤农民。当时朱熹得到州府传檄参与赈灾事宜，在《答林择之书》中说：“熹以崇安水灾被诸司檄来与县官议赈恤事，因为之遍走山谷间十日而后返，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此外，朱熹在绍兴二十三年（1152）任同安主簿、干道四年（1168）崇安县饥荒、淳熙六年（1179）南康旱灾及淳熙九年（1182）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灭蝗虫等等，做出了许多成绩，而且他曾多次乞请减轻农民的赋税。朱熹一生做官时间不长，大多数时间过着著述讲学的生活，常亲事稼穑。他的有些诗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凿井北山址，耕田南涧湄。”
三、登山临水、酬唱交游的人生经历
理学家写自然山水诗，并非自朱熹始。邵雍《伊川击壤集》有很多的流连山水的诗。但真正把自然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并结合与朋友的游历酬唱，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自然山水诗的，非朱熹莫属。
朱熹天性喜好山水景物，他曾说：“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外，竞日目不瞬。”“堂后林阴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怀我意，千里梦相寻”。《福建通志·列传》卷十二《朱熹传》：“自号 *** ，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山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朱熹为官时间不多，《宋史·本传》载：“熹登第五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这为朱熹游山观水提供了客观条件。正如刘勰所说：“人禀七情，因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自然与诗情融合在一起，“不堪景物撩人甚，倒尽诗囊未许悭。”“石滩联骑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诗。”
朱熹常与同仁一起出游，如淳熙元年（1174），“与刘光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以识其趣”，写下了《百丈山六咏》，如“层崖俯深幽，微迳忽中断。努力一跻攀，前行有奇观。”“颠崖出飞泉，百尺散风雨。空质丽晴晖，龙鸾共欣舞。”
淳熙八年（1181），朱熹与尤袤同游庐山，作《奉同尤延之提举庐山杂咏十四篇》。而且朱熹生平中几次大型的学术交流都产生了优秀的山水诗。干道三年（1167），朱熹应邀前往湖南讲学，与张拭张孝祥游历长沙，以及后来同游南岳编成《南岳酬唱集》，留下了许多山水诗篇，如：
“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鸩乐，莫作雍门哀。”（《登定王台》）
“穿林踏雪觅钟声，景物逢迎步步新。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道中景物甚胜吟赏不暇敬夫有诗因次其韵》）
除此之外，朱熹还有不少咏物诗，最突出的是“梅”与“雨”。据初步统计，咏梅诗约有32首。朱熹很少直接描写梅花的姿态，大部分是借梅花抒己意。如借梅花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如《梅花两绝句》其一：“溪上寒梅应已开，故人不寄一枝来。天涯岂是无芳物，为尔无心向酒杯。”或是抒发心中的不满，如《墨梅》：“梦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凛冰霜。如今白黑浑休问，且作人间时世装。”据郭齐先生考证：此诗作于庆元四年（1198），正值诏禁伪学，“如今白黑浑休问”，表达了朱熹对是非不分的党禁的愤懑。另一种则是展示梅花高贵的品质，如《梅花两绝句》其一：“幽壑潺谖小水通，茅茨烟雨竹篱空。梅花乱发篱边树，似倚寒枝恨朔风。”此诗赞扬了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梅花。这种颇具个性的梅花形象也是朱熹本人性格的写照。朱熹的仕途并不顺利，朱熹的理学思想也有过曲折经历，但他始终坚持理想，有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精神，与梅花的个性有共同之处。宋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中选录朱熹咏梅诗达八首，可见朱熹的咏梅诗很受诗坛重视。
朱熹集中写雨的约有20首，大部分是借雨抒发个人的幽独情怀，如《夜雨二首》其一：“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问。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一个人在寒夜听雨声，推想出故乡的今日已是大雪满山了，不由得产生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朱熹还有少量直接描绘出下雨时的情形的诗，如《山馆诸兄共赋骤雨鹭鸶二绝》其一：“平畴焦渴不堪论，箫鼓悲秋彻帝阍。霹雳一声云自墨，山前山后雨翻盆。”由此诗可知这是久旱不雨后下的一场大雨，来势凶猛，描述得很形象生动。除此之外，朱熹还借雨抒发对下层农民的关注，如《苦雨用俳谐体》：“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自死禾。”《和喜雨二绝》其二：“黄昏一雨到天明，梦里丰年有颂声。起望平畴烟草绿，只今投笔事农耕。”第一首诗抱怨大雨过于频繁，使农作物腐烂了；第二首是对滋润农作物的及时雨的喜悦之情。
四、传承儒学、倾心书院的教育活动
朱熹的诗集里还有一些题咏书院、精舍的诗，这在他之前的理学家中是少有的。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了平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也免不了把人们引向醉心场屋、图名逐利的歧途。而书院与官学不同，不必通过科举考试，而提倡“为己之学”，在北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有了著名的四大书院。在这方面，朱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统计，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有67所，其中他参与创建了4所，修复了3所。朱熹诗集中提到的书院有10所。其中朱熹修建的白鹿洞书院最为有名。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寻访白鹿洞遗址，写过《寻白鹿洞故址爱其幽邃议复兴建感叹有作》：“清泠寒涧水，窈窕青山阿。昔贤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几时，高轩绝来过。学馆空废址，鸣弦息遗歌。我来劝相余，仗策搴绿萝。……永怀当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约感明恩，涵濡熙泰和。”修复后，朱熹写过《次卜掌书落成白鹿佳句》：“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呜。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这几乎是朱熹经营书院的宗旨：与同道同学，潜心学问，不追求眼前的利益。“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并要学生“珍重个中无限意”，“莫苦羡腾骞”，“有志须精学”，“莫谈空谛莫求仙”。朱熹不仅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还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并于淳熙八年（1182），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
能与白鹿洞书院相提并论的是著名的武夷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蔡元定就曾在这两个书院从师于朱熹。淳熙十年（1183），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受挫之后，奉祠主管崇道观而归居武夷，当时“上无人主之知，次无元老大臣之助，下无天下之誉，又值王鲁公辈当轴秉钧，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别无他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住武夷，创建了武夷精舍。朱熹写到武夷精舍的诗很多，如《行视武夷精舍作》：“神山九折溪，沿溯此中半。水深波浪阔，浮绿春涣涣。上有苍石屏，百仞耸雄观。崭崖露垠塄，突兀倚霄汉。浅麓下萦回，深林久丛灌。”
而且“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蹊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鱼艇不济”。在这样的环境下，“日用无余功，相看俱努力”，“林间有客无人识，歙乃声中万古心”。据考证，朱熹在武夷精舍有91个门人。再看云谷晦庵草堂，“危石下峥嵘，高林上苍翠。”“峰回危迳转，垂练忽千寻”，因而“自作山中人，即与云为友。一啸雨纷纷，无劳三奠酒”。“高居远尘杂，崇论探杳冥。叠直玄运使，林林群动争。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宁？…‘登山思无穷，临水心未厌。沉疴何当平？膏肓今自砭。”
书院在南宋勃兴的过程，正是理学传播和普及的过程，在遭受官方压制的环境中，在理学被斥为伪学的情况下，朱熹及其弟子们通过书院讲学著述，使理学逐步发扬光大，并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独立研究的传统和精神，并影响到朝鲜。正如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所说：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我国书院传统的开创者”、“我国书院精神的奠基者”。
除了这四种外，朱熹诗集中还有其他类别的诗，如题画诗、挽诗，都达十首以上。题画诗中写得不错的如《题祝生画呈裴丈二首》。
的确，我们能找到朱熹降低诗歌位置的诗论，如“今言诗不必作，且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自知作诗果无益”。朱熹只是认为，作为理学家，应该集中精力钻研理学，不应把重点放在诗上，这也是有道理的。宋代儒者与诗人的界限已经很分明了。所以朱熹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答杨宋卿》），“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重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他并非盲目地反对诗歌，而是强调要言之有物，要平淡自然，这就是他在诗论上超越前代理学家的地方。
朱熹说：“间隙之时，感时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实际上，朱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造就了很高的文学素养。作为一个诗人，他一旦进入了创作境界，便“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更多的是事物与神思刹那交融的展现，这是多数诗人包括朱熹能超越自己的诗论创作出高水平作品的原因。把朱熹的诗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仍是有分量的。后人对朱熹的诗也有过很高的评价，如“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李重华《贞一斋诗话》在论及陆游诗的时候，就说过：“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盖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乎有余，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唯 *** 朱子可以当之，盖 *** 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今人钱钟书也说：“朱子早岁本号诗人，其后方学道名家。”正如束景南先生所说，朱熹的诗“最生动反映他的生平交游、道学性格与文化心态”，是很值得研究的。因而，我们在研究朱熹理学思想的同时，对他的诗歌予以关注也是必要的。
朱元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明君，对于百姓：他反元建明，轻徭役，爱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节省民力，惩治贪官，澄清吏治，打击豪强，为仁宣盛世奠定了基础，于民他是当之无愧的明君！对于国家：他提拔贤才以治国，他北伐残元，守护国家领土完整，竭力加强国家的边防，重视发展经济！怎么能说他不是一个明君！......当之无愧的明君！缺点：残暴好杀（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对贪官的剥皮，洪武大案哪都牵涉了万人左右），有点不念旧情，开国的功臣除了汤和外无一幸免都被他杀了！但是皇帝也是人，一个普通人自然会尤其优缺点，普通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更何况是一个坐拥天下，集权一身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 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著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六百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六百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昏 京郊马场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专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的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挥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是的，一切又回来了：皇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规，光耀后代！他纵马驰奔，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武兮大明强！我雄武兮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河山投下最后的一瞥，仰天大笑：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分析了他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道路的历程，并对他成了明皇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朱元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等措施，促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朱元璋防止群众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明封建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是维护、巩固明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其二，关于朱元璋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其三，关于朱元璋采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吴晗指出，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其四，关于朱元璋大搞封建集权的作法。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朱元璋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凡是读书必须先要熟读，让里面的话都好像都出自我的嘴巴。进一步就仔细地思考，让它的意思好像都出自我的心里所想的，然后可以有所心得。至于那些对于文章意思有疑惑，大家的言论纷乱错杂，就也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不要匆忙地在当中取舍。先把其中的一篇单独列为一说，顺着文章的思路去想，来验证它思路的通畅和阻塞，那么那些没有明显含义和道理的，不用等到和其他的学说相比较其中的道理，就已经屈服了。再用大家的言论互相诘问反驳，然后寻求它的道理的稳妥，来考证它的正确或错误，好像是对其实是错的，也将被公众承认的说法所否定而不能成立。一般情况下慢慢地停下来看，处理静止状态观察动态的，像加工坚硬的木头，先加工它的容易的地方而再加工它的关键之处；像解开缠乱在一起的绳子，地方有所不通就暂且放在那儿慢点去处理它。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 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出处】：中华诗词-南宋-朱熹这是一首有哲理性的小诗。人们在读书后，时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诗中就是以象征的手法，将这种内心感觉化作可以感触的具体行象加以描绘，让读者自己去领略其中的奥妙。所谓"源头活水"，当指从书中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观书有感》是南宋大学问家朱熹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抄录下来，与大家共同分析欣赏。希望对无心向学，不读书看报，只知玩玩乐乐的青年朋友，有所启迪勉励。原诗四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实写的是明丽清新的一派田园风光，反复读上几遍，会觉得愈读愈爱读！你看，半亩的一块小水塘，在朱熹笔下是展开的一面镜子（一鉴开），起笔就恬静而幽雅得让人立时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第二句更引起读者遐想，这面“镜子”中映照着天上徘徊的云影，可想那清澈的水面那么静谧可爱了！作者在第三句提了个问题，这水为什么如此清澈呢？他高兴地自问答道，因为源头总有活水补充，一直不停地流下来。这幅美丽的自然风光图卷，已经令人读后清新明快了，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一看题目，是观书的感想，顿时这美的意境升华，与读书融合了。原来，大学者朱熹在赞美读书有所领悟，心灵中感知的畅快、清澈、活泼，以水塘和云影的映照畅叙出来了。他的心灵为何这样澄明呢？因为总有像活水一样的书中新知，在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啊！大才子朱熹的一首小诗，给我们诸多启示，多读一点好书，会让自己思想永远活泼，才思不绝，情操高雅啊！
"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大学》。
《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为前提，即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
《大学》之八条目虽以"格物致知"为首，但长期以来，"格物致知"之说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作为理学思想源头之一，唐代韩愈虽在《原道》中重提《大学》之要，然而重点仍在"正心诚意"而非"格物致知"上。
直至二程才把对《大学》的重视落在了"格物致知"四字上。
南宋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继承了二程对于《大学》的观点，其作《补传》高度概括地论述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并把二程的思想作了纵深的推进。
就朱熹哲学而言，"格物致知"论不仅是对一般典籍的整理，更是根据他的"理气论"的哲学结构而阐发的为学方法。
同时，这还是阐述把外在伦理规则内化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养论。
所以，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内外本末工夫的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钱穆《朱子学提纲》)。
用陈来先生的话说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同时，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
因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
一、格物、致知释义
宋明理学在为学或修养之方上都讲格物，但含义各不相同，有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理者，也有"发明本心"的格心者。
总之，"格物"可以被视作理学在认识论关键词。
朱熹的"格物"论是沿习了二程关于"格物致知"的看法，朱熹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上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朱子语类》十四)可见"格物"之重要。
何谓"格物"?朱熹讲："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大学章句》释经一章)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
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而至极也。" (《大学或问》卷一)"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行乎其极。" (《大学或问》卷二)
在朱熹看来，"格物"之"格"有二意：一则训"格"为"至"。
"格物"便是"至于物"，也就是达到极至。
这里"格物"要达到至物其极，而且至物其极就能够"知至"。
二则训"格"为"尽"。
"要见尽十分方是格物，既见尽十分便是知止" (《朱子语类》十五)以"格"为"尽"，则"格物"就是"知尽"，而"知尽"便是"理穷"。
因而，"格物"向与"穷理"并称。
朱熹沿习二程的说法，把"格物"之"物"训为"事"。
"事"不仅指事体，也指事情，因而"物"的概念就十分宽泛。
所谓"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眼前凡所应接的都是物"(《朱子语类》十五)。
明晰了"格物"之字意，便可看到朱熹的"格物"之说包括 "即物"、"至极"，而且"格物"又是"穷理"。
"格物"之功便是主体考穷事物之理，其的核心在穷理。
在朱熹看来，理穷而物格，才能知至。
朱熹常把"格物"、"穷理"并称，可见二者关系之紧密。
综合起来，格物之说就是"明其物之理"、"即是物而求之"和"必至其极而后已"的综合。
何谓"致知"?
"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
"致知知识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知识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
此其文义知识如此，才认得定，便请以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答黄土子耕五》，《文集》五十一)
朱熹的致知与格物是相联系而讲的。
单独来看。
"致"，就是推及，扩充的意思。
所谓"致者，推致之谓……推之而止于尽也"(《大学或问》卷一)，"扩而充之，便是致"(《朱子语类》卷十六)相对与"致"，"知"的含义较为复杂。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大学章句》)
这样人心莫不有知即是致知之识，其有二意，即能知和所知，能知为能觉之知，即主体的认识能力;所知为知识之知，即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
朱熹在论述"格物致知"时，肯定了人有认识能力，其有与众不同的地位。
"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 (《大学或问》卷一)但主要还是训"知"为"识"。
所谓"致知"，就是推及知识，使认识的知识得到扩充而所得的结果。
陈来先生认为，"致知是主体通过考穷物理在主观上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根据"致知"的字意可知，朱熹肯定了人本来是有知的，但是因为理未穷，受到世间事物的蔽塞而不能达到通明，"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所以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方能达到。
"格物"、"致知"虽是分列为《大学》两个不同的条目，实际上两者是一体的。
一方面，"格物"可以被视为"致知"的前提，而"致知"是"格物"在格物的过程中自然实现的。
朱熹在《大学或问》卷一中提到：
"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
"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
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亦诣而无不尽矣"。
"知"是随理穷而至，这表明"致知"是"格物"、"穷理"的结果。
"格物"的行为目的在于即事穷理，穷理则有知。
推及我心之知则"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另一方面，"格物"和"致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种不同的为学之方。
虽然，朱熹也说过"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朱子语类》卷十五)"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五)。
但是，"格物"和"致知"并非分别以"理"和"新"为对象的不同工夫。
"格物"解为即事求理以至极，其是就主体作用与对象的具体行为而言;而致知解为推扩心之知以至无所不尽，是就主体自身通过格物的行为而引起的结果而言的。
因此，"格物"、"致知"可看作是同一为学之方的"内外"工夫，如《朱子语录》云："物格是要得外面无不尽，知至是里面亦清澈无不尽。
"本质上，两者是统一的过程，所谓"只是一本，无两样工夫也"。
二、"格物致知"与"穷理"
朱熹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都与"穷理"相联。
朱熹把体认"理"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
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根据"理气论"中"理--气--物"的结构："气"是"理"的安顿、挂搭处，而"物"则是"理"气化的结果。
"理"是绝对的存在，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理"与"物"相依不相合，相分不相离。
"理"虽在"气"、"物"之先，却能主宰万物。
因此，"格物"的精义就在于穷理。
"格物"于事事物物上所至者，就是"理"。
"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求其理"(《中庸或问》卷四)。
"理"的含义广泛，"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
格物所穷之理，既是自然之理，又是道德伦理。
因此，"格物"的基本精神就是人通过对外在的对象的考察，从而把握体现在事物中的义理;或者是通过践履外在的伦理规范而体认其真谛。
理穷则知至。
一方面，理穷是推及吾心之知至的前提，所谓"则理有未穷，知必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
(《大学或问》卷一)"穷理"在前而"致知"在后。
"致知"在"穷理"中得到实现所穷之理包括了"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则知至就是"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穷理"、"致知"既是对外部事物的认识，也是伦理上的修养。
另一方面，"致知"和"穷理"又不是等同的。
"致知"与"穷理"的关系与致知格物的关系相近。
"穷理"是即事而与事事物物上求理之极，其强调的是对于外在个体的考穷工夫。
而"致知"主要则是只主体自身知识得到扩充的结果。
因而，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
穷理是以主体以外事物为对象的行为。
而致知则是这样的行为作用与主体自身而引起的结果。
由上可见，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中"格物"、"致知"和"穷理"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而且格物穷理而知至的工夫是一个积习到贯通的过程。
这里朱熹沿习了二程的学说，肯定了"凡有一物，必有一理"。
格物便是即物而穷理。
程伊川讲"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这种格物的方法看似有支离、繁琐之嫌，且今日格物所穷之理与他日格物所穷之理的关系并不明显，因此为够积习能够贯通天理呢?对此，二程讲："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格物的"分殊"之功，而"万理同出一原"则点出了格物所要达到的是"理一"。
因此，"理一"既使得贯通成为可能，也是格物、穷理"分殊"之功所要到达的最终目的。
所以，从此意义上看，理气论上的"理一分殊"与格物致知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而且格物致知论也可以看作是修养认识论上对"理一分殊"的阐发和实践。
程朱讲积习到贯通时，也指出了他人一些有所偏差的理解。
其一是"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大学或问下》)事实上，这是点明了格物穷理中"积习"的含义，强调了体识"天理"是有一个量上的积累的过程。
二程认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二程遗书》十八)。
所谓"脱然有贯通处"不是类似于佛家的顿悟之说，朱熹批判用禅宗的顿悟方式来达到格物"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
"(《文集》七十二)这是建立积渐工夫上而产生的认识的飞跃，从而达到豁然贯通的境地。
朱熹解释二程思想时说"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
乃是零零碎碎凑合起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
"(《朱子语类》卷十八)。
因此，如果说"贯通"指的是一种直觉的话，那么其就应该是认识过程中"智的直觉"的体现。
其二是"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处，但与一事上穷尽"这里点明的是"格物穷理"要达到至极之意。
格物的目的在于穷理，而非格物自身，所以不必要事事物物亲自去格一番;从而也反对了繁琐的而不知其旨的格物。
同时，要格物穷理，便要努力做到"至"、"尽"。
与事上格尽物之理，加之万理同出一原作为保证，便可以达到对"天理"的贯通。
所谓"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
三、"格物致知"的工夫及目的
朱熹对于二程"格物穷理"是一个积习到贯通的学说推崇备极，他评价道：
"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
极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
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
既不舍其积累之渐，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
从总体上来看，朱熹肯定格物致知的工夫是一个由量上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他侧重认识过程中的"贯通"，只有到达"豁然贯通"的境地，才能"物格"、"知至"、"理穷"。
但从具体的"格物"、"穷理"的方法上看，朱熹则又肯定了耳目之官的"闻见之知"和思虑的作用。
一方面，他讲"格物"是即事而穷其理，这种实际的作用于外物的工夫就是肯定了通过耳目之官而得到的直接知识。
另一方面，穷理方法，即朱熹所谓"用力之方"：有读书明理，即"求之文字之中";有论辩，即"索之讲论之际"，亦即二程所谓"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还有"考之事为之着"，"处事而求其当"，这些具体的方法都强调了吸收间接知识的重要性。
在获得间接知识上，朱熹又侧重了"思"这个环节。
就是以客观对象为依据，运用"吾心之知"的知觉能力以通"理"。
虽然"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但是"盖此义理尽广大，无穷尽，不入思虑，则缘会通!"(《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由此，他并没有忽视理性思维在"格物穷理"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思"还是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到"豁然贯通"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这说明朱熹已经认识到了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优于基于耳目的`感性认识;而且在方法论上，思辩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此，清代的王夫之继承了朱熹思与耳目之官并用的思想，并对此作了清晰的唯物主义的阐发：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辩者，皆其学问之事。
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
致知在格物。
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
"(《大学经十》，《读四书大全说》卷一)
朱熹在"格物穷理"的具体方法上肯定了耳目之官与思辩对穷理的作用，肯定了人学习知识和外部事物的重要性，但他"格物穷理"的目的并不在运用所穷之理，所致之知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改造，不在于把握世界万物的规律，或应用与技术发明来促进人类的进步。
这与近代西方认识论兴起的背景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朱熹所谓"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善"。
"格物致知"说原居于《大学》八条目之中，其理应服务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目。
他在《大学章句》最后指出"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因而，"格物致知"论从一个角度上说就是对于儒家伦理的认识和修养方法。
由此可见，"格物"、"致知"、"穷理"之说最终当落于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上。
"格物致知"是为了"正心诚意"，而道德的修养则依靠对于伦理原则的认识和把这些原则内化为"在我者"的程度。
所以，"格物致知"道德上的修养方法和认识论的结合。
总的来看，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既在求真，也在求善。
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物"之功，不仅获得了对于外部事物的知识，也是对于自身道德体认的践履。
知识愈多，认识就愈广愈深，心中之知就愈明;推而扩之，便能够达到对事物义理的认识和对"天理"的体认，即所谓"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所以，通过这样的为学工夫，既丰富了知识，又能正心诚意，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
从"格物致知"是求真求善的途径上可知，朱熹哲学中"穷理"和"明善"是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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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