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以外国人为主要客源的旅馆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爆炸后喀布尔全市一度陷入停电状态。塔利班随后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这只是近年来塔利班极端政治活动加剧的缩影。在过去几个月，此前已占领该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塔利班运动开始对大城市发起进攻，阿富汗局势明显恶化。今年上半年，阿富汗遇袭身亡的平民人数高达1601人，这是2009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塔利班运动至今仍是影响阿富汗重建、中东及中亚、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乃至我国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
自发的、本土化的宗教—政治运动
尽管塔利班已存在了20余年，但人们对它的早期历史知之不详，以传说居多。一般认为，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是传奇式的人物，他在一次锄强扶弱的偶然事件中创立了塔利班。也有学者认为，塔利班兴起于巴基斯坦，并由后者缔造。2010年，曾参与创建塔利班的扎伊夫出版了回忆录，解开了塔利班早期历史的谜团。据他所说，奥马尔原是坎大哈西郊桑伊萨村的毛拉。20世纪80年代，他在家乡参加抗苏运动，并担任当地武装的首领。奥马尔的右眼也是此时受的伤。 1989年苏联撤军后，奥马尔、扎伊夫等人回到了家乡，继续充当毛拉。但当时普什图人聚居的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社会秩序紊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些曾参加抗苏运动的“穆贾希丁”(“圣战者”)对时局非常不满，经常集会讨论出路，但奥马尔并未参与。1994年，这些穆贾希丁在坎大哈近郊的帕什莫尔清真寺集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声称要通过“寻求其他圣战者和宗教学生的支持，与他们联合起来清除街道上的军阀和检查站”。他们当时的目标仅仅是维护生活区域的社会秩序。
随后，他们开始招募当地的穆贾希丁、宗教学生与欧莱玛。扎伊夫当时认为，推举一名有威望的领导人是当务之急，因此力劝奥马尔“出山”。奥马尔在得到“圣战者”的效忠承诺后，最终打消了疑虑，同意出任首领。1994年秋，大约有40至50名“圣战者”集会，成立了塔利班。他们以《古兰经》之名发誓，支持奥马尔，惩治腐败。但这次会议并没有设定章程、标志和名称，“塔利班”之名也是外界所加。“塔利班”是阿拉伯语中“学生”之意，在普什图语中特指传统宗教学校的学生。但塔利班运动并非纯粹的宗教学生运动。该运动早期的参与者与领导者都是曾抗击苏联入侵的穆贾希丁。只是到了后来，大量在巴基斯坦接受宗教教育的阿富汗宗教学生才参与进来。
塔利班形成后，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频道随即进行了报道。该电台是当时阿富汗人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塔利班借此迅速为阿富汗人所知，并获取了大量经济援助。一位匿名商人就曾捐助了超过9000万阿富汗尼(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约合177.9万美元)。这解决了塔利班的燃眉之急。20世纪 90年代初，阿富汗南部军阀在从巴基斯坦边界到坎大哈的公路上设立了许多检查站，以勒索旅客、收取过路费。塔利班通过设立自己的检查站，逐步消灭了公路上的军阀、恢复社会秩序，获得了当地人的广泛支持。
1994年11月，塔利班占据阿富汗南部中心坎大哈，随后又击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攻占东部地区，控制了阿富汗约一半的毒品生产。塔利班凭借毒品“圣战”和走私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收买部落力量，招募宗教学生和前人民民主党政权的军人。这些军人出身行伍，精通军事技术，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塔利班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此时，塔利班已不仅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地方性的宗教—社会运动，而具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即问鼎中央政权。
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了一直由伊斯兰促进会控制的喀布尔，夺取中央政权，将国名更名为“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内，以极端宗教思想实行严刑酷政。此外，塔利班还支持并庇护了大量境外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其中一些甚至是极端或恐怖组织，比如“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据估计，当时在阿富汗寻求庇护的阿拉伯“圣战者”就达两三千人。2001年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以“基地”为目标的阿富汗战争，作为“基地”庇护者的塔利班政权轰然倒塌。
应该说，塔利班运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支持，但基本上是一场自发的、本土化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也是对阿富汗百余年来西方化、世俗化的消极回应。但阿富汗塔利班并非恐怖组织。如今，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国际组织都未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扎伊夫就曾指出， “我过去是塔利班，现在是塔利班，将来仍是塔利班，但我永远不会属于‘基地’组织。”
一场极为独特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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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一些残余势力转入巴阿边境部落地区，此后长期隐藏于山区中，并逐步实现重组。2005年前后开始复苏，武装袭击频次增强，而且出现了自杀式袭击等暴恐化倾向。在北约逐步完成撤军的背景下，塔利班对于阿富汗重建的消极影响愈加凸显。2015年10月，塔利班一度攻占了阿富汗北部重镇昆都士市。这是自阿富汗战争以来塔利班控制的首个大城市，对于阿富汗政局造成极大的震动。如今，阿富汗一半的领土在塔利班的控制或影响之下。即便当前“伊斯兰国”加紧向阿富汗渗透，也难以撼动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地位。塔利班运动之所以僵而不死，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初孕育塔利班的社会政治环境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当前的阿富汗重建并未理顺宗教与世俗、集权化的国家与分权的部落社会的矛盾。“亚洲基金会”的民调显示，54.7%的阿富汗人认为重建存在方向性的错误。事实上，在这些深层问题未获得突破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军事上消灭塔利班，还是从政治上解决塔利班问题都是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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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潮成为整合中东社会的重要依据。20世纪以来，中东地区主流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大都由城市精英领导，取向较为温和。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在当代中东，“尽管一些人致力于激进的宗教政治，但大多数则在现行社会制度之内开展活动”。但塔利班却在学识粗浅的底层宗教人士领导下，通过动员普什图人尤其是普什图部落社会，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全面推行沙里亚法，进行极端宗教实践。这使之成为20世纪90年代十分独特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即在政治崩溃与社会失序的地区，宗教力量与特定的地方传统社会组织(族裔、教派、部落等)相结合，采取军事手段夺取政权，并付诸极端的宗教实践。塔利班是一种新形式的政治伊斯兰的预演。
“伊斯兰国”更类似于塔利班
应该说，塔利班与近几年崛起的“伊斯兰国”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比如，两者虽然都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产物，但“伊斯兰国”的思想与理念更加极端。塔利班的宗教理念源自南亚的德奥班迪派。该派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受到了瓦哈比主义的影响，主张回归伊斯兰教的经典。但德奥班迪派关注现实问题，不仅不反对现代化，反而提倡革新，十分重视教育，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使伊斯兰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此外，德奥班迪派对什叶派持敌对的态度，但对苏非派则较为宽容。塔利班的成员大部分曾在巴基斯坦的德奥班迪派宗教学校学习，因此深受该派的熏陶。但由于塔利班的主要领导层及成员大都为来自乡村的毛拉和年轻的宗教学生，对于伊斯兰教缺乏深刻和理性的认知，对于外部世界也没有确切的认识。因此，塔利班在继承德奥班迪派复古思想的同时，却忽视了其对于现代性的追求。
“伊斯兰国”的思想则直接源于“圣战萨拉菲主义”。萨拉菲主义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它关注于宗教生活，强调伊斯兰信仰基于经训，反对创新。20 世纪70年代，萨拉菲主义产生分化，一些中东穆斯林将曲解的吉哈德思想(即通过暴力进行“圣战”)与萨拉菲主义相结合，衍生出“圣战萨拉菲主义”。这一极端思潮最初试图通过暴力的手段，制造恐怖袭击，以打击中东的世俗政权、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最典型的当属“基地”组织。但近年来，“圣战萨拉菲主义”也发生了明显的蜕变，即不仅注重通过恐怖和暴力的方式打击“异教徒”，而且还着眼于打破中东地区原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建立跨国甚至跨地域的保守伊斯兰政权，从而再造历史上的伊斯兰帝国。“伊斯兰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新型“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体现。“伊斯兰国”进行“圣战”的目标首先就是穆斯林世界的“异教徒”——既包括非穆斯林和什叶派，也包括苏非派以及其他抵制萨拉菲主义的穆斯林。故此，虽然“伊斯兰国”的崛起具有特定的社会基础，即阿拉伯逊尼派，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特定的民族和地域，具有泛伊斯兰的特点，试图将整个中东、中亚和南亚都纳入其未来的版图。这与基于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塔利班运动存在本质的区别。可以说，塔利班的宗教思想与理念更多的是工具性的，而“伊斯兰国”的极端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价值观念。
尽管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在形式上存在上述差异，但我们更应该关注两者的共同点，以及其所体现出的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新趋向，即“塔利班化”现象。西方学者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为“塔利班主义”。阿富汗战争后，巴基斯坦与伊拉克也出现了与阿富汗塔利班类似的组织，试图通过军事和暴力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进行极端的宗教实践。2010年末以来，随着阿拉伯动荡的爆发，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在也门、利比亚，乃至非洲的萨赫勒地区，都出现了特定族裔、教派或部落与宗教力量联合，通过恐怖或军事袭击等手段，挑战或颠覆现政权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特别是，近来随着“伊斯兰国”的强势崛起，“塔利班化”的现象已蔓延至中东的核心地带。有巴基斯坦学者明确指出：与“基地”组织相比，“伊斯兰国”更类似于塔利班。具体而言，“伊斯兰国”同样是国家崩溃的产物，反映了特定传统社会组织(即伊拉克阿拉伯逊尼派)的政治诉求。在人员构成上，“伊斯兰国”不仅吸纳了贝都因部落、底层宗教人士等传统力量，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前复兴党政权的军官。它的目标也是通过军事的手段推翻世俗政权，建立“哈里发国”，利用极端的宗教思想进行社会净化。从某种意义上看，“伊斯兰国”就是塔利班运动的再现，只不过前者更加极端，其影响和政治目标也更加宏大。美国反恐专家克罗宁也指出，“伊斯兰国”并非“基地”组织的发展，它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攻城略地、反对世俗统治、打破西方塑造的中东世俗政治秩序与政治边界为目标。
本质上讲，塔利班和“伊斯兰国”都是中东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失败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在世俗民族主义退潮后，中东地区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真空。而阿富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后，也未能解决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反而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隔阂和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教作为中东地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认同资源，成为某些极端势力挑战现存政权和地区体系的工具。故此，在中东某些国家仍未能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治理难以出现根本性突破，民族、教派、部落等传统社会组织的激烈冲突无法破解。这势必助推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军事化、极端化、恐怖化，从而严重影响中东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作者：闫伟 来源：世界知识 2016年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