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农村政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派，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目的在于说明农民如何和为什么会具有政治性，政治革命从何发生。这是农村政治研究从政治发展研究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结构理论，把世界分为“中心—边缘”结构，中心的发达是以边缘的不发达为代价的。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主要研究农村发展的国内动力，形成了结构转型理论和原始积累理论。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经有所成就，并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为了深化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改进农村政治的现有研究方法，学者们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农村政治研究中科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因此，评介西方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西方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几大学派，包括政治发展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研究学派等。本文主要评介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农民革命的根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是在分析农民革命如何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它运用结构分析法，认为农民革命产生于世界经济结构，这种世界经济结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心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则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其基本观点包括：中心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增长是对边缘国家、特别是落后经济国家剥夺的结果;这些落后经济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原材料和农产品;通过贸易倾斜机制，物化劳动力机制或者跨国公司的代理机构，资源从边缘流向中心;边缘的落后就成了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欠发达地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处于被剥夺的国际地位;欠发达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使它们产生了革命潜力。[1]
这种分析源于二十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即关于东欧革命可能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其中对一战中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争论主要是想了解工人阶级与国内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时的行为倾向。两种争论都想弄清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发展的主要利益冲突存在于国际而非国内，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了“成熟”经济的相对繁荣，而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2]这实际上就是后来被称为殖民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后半期，这些早期争论因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兹甚至后来的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和安德勒·冈德·弗兰克的研究而重放光芒。通过各种形式，他们成为发展研究的现代化学派的替代者，并对现代化学派形成挑战。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能够说明为什么政治暴力会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前工业社会中。
但这种理论也有一些重要的不足之处。主要的弱点是把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所有主要部分都装进宽泛而不加区别的范畴中：代表剥削性世界经济的部分和被剥削因而欠发达的部分。这种宽泛的两分法与现代化理论家的“传统—现代”两分法相比，没有更多现实意义。只不过是前者认为现代化是传统向现代的进化，是和平过渡;而后者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不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因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处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状态，对立的结果就是革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没有强调欠发达社会内部的利益冲突;因此也不能洞悉欠发达的国内原因。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理论的产生在于策略的争论;在于努力促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生阶级联盟，建立推翻帝国主义霸权的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动员的策略要求，这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假设之上。[3]
国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的另一个重要不足是，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部门区别开来，不能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就不能找到从农业文明过渡出来的动力。这种不足限制着理论家们，使他们不能彻底认识农村发生抗议的原因。特别是不能认识到国内制造业和工业——这些部门的崛起是发展过程的标志 ——正努力从农村汲取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农村本身的部门利益内部冲突就爆发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一致的民粹主义理论忽视了这些内部动力的重要意义。因此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农民的许多不满，而正是这种不满促使农民在发展过程中做出政治反应，使农民具有政治性。
二、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农村发展的类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理论沿袭了现代化学派的发展定义，即发展是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社会转型的一种运动。但与现代化学派相比，它找到了发展中国家内部政治冲突的根源。认为许多斗争都是产生于发展过程本身，特别是产生于资源从农村输送到城市的再分配过程。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批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在于国际经济;而在于农业经济有自身转型的潜力。农村政治要研究的不是国内和国际经济之间的市场关系，而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农村内部的阶级关系。
国内政治经济理论有两个学派。一是结构转型理论，以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为基础;一是原始积累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这两种理论不仅早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传统，而且早于政治发展理论本身。当六十年代末的知识爆炸和政治爆炸把发展研究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帝国主义理论时，这两个学派就对发展过程中的农业地位给予了分析，并力求从国内经济发展中找到政治发展的动力。
两个学派都赞成发展的基本概念，即发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并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概念上产生了一致认识。他们认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生产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例的缩小。
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中，西方著名学者西蒙·库兹耐、沃特·罗斯托、W·亚瑟·刘易斯和豪利斯·切奈利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来源的结构转型规律是最有意义的。这种规律标志着国民经济和人均国民收入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增长。[4]这些学者通过研究农业向日益发展的非农业经济部门释放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的方式，研究发展的国内动力。
结构转型理论的农村政治学有三个研究主题。首先是关于城乡贸易竞争的研究。这种竞争决定了农业资源在促进非农业增长时所得到的回报。因此，农村政治研究注重不同的城乡竞争，比如苏联的“剪刀差”、美国的麦金利关税和“平价制度(Parity)”，以及英国的谷物法等。[5]其次是关于农村萎缩的政治研究。以前曾是经济核心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却被替代和边际化了，农村政治就是研究农业如何被替代和边际化的。农村萎缩有几种类型，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保守且固执的农村部门的征服过程，如苏联的集体化道路。一种是发展过程就是对逐渐萎缩的农村部门中的精英的吸收或补偿过程，如在日本，土地权利换来的是安全和财政上的保证;在普鲁士，黑麦关税换成了钢铁关税。一种是把封建政治经济中的精英地位直接换成工业化国家官僚制中的精英地位 ——这是一种趋势，也是国家导向型的工业化军国主义模式崛起的结果。[6]再次是有关农村内部自身冲突的研究，其中效率较高的农场主代替了效率较低的农民，而后者则离开了日益萎缩的农村部门，加入城市移民或工业无产阶级行列。
国内政治经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却不同于结构转型理论。结构转型理论强调，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和双赢效果。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认为，发展过程中有赢家和输家，从本质上来说，发展是建立在强力剥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英国工业化分析中简明扼要概述的原始积累理论，把农业看作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规模巨大、发展迅速的农场使大批的农业人口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家是通过工资劳动才保证了剩余价值的获取，并获得积累力量，从而产生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了重大复兴。这种复兴建立起几个农村政治的研究主题。一是贫困化理论：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农民的暴力驱逐以及他们自愿进入正在萌芽的工业中心的基础上。这一主题贯穿于英国工业化历史的始终。六十年代E.P·汤普森的著名研究重提这一主题。虽然这一理论受到R.M·哈特维尔、J.D·钱伯斯和剑桥地理历史学派强大且有说服力的挑战，但它仍然保持着发展研究的正统地位。二是强行剥夺理论：工业化并不是要求农业资源必须流向工业部门而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也得到较高回报)，而直接是对农业的强行剥夺。强迫而非交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种观点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许多实践家赞成把“挤兑”农业作为迅速增长的保证。发展资源应该并能够从农村地区通过强力获得的假设，虽然受到英国工业史经验分析的强大挑战，但它依然是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假设。三是农村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起源在于为控制土地而进行的斗争。在库拉克(Kulak)“村社食堂”(mir-eating)或其假设的反面、坦桑尼亚的富裕农民、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和美国合作农业的胜利、或者第三世界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基地的出现中都可以看到，是农业商业化(农工综合体)使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农村阶层迅速崛起，同时伴随着对农业生产群众的剥夺。[7]
讨论经济发展中农业地位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原始积累理论，均是“宏观”研究，因为它们分析的都是整体经济的转型。对这两种理论来说，发展的源泉在于农村。其中对结构转型学派而言，正是农业供应功能的进步性前移启动了“Mills Marshall treadmill(蛋形积累)”运动，并导致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的不断流动。对于原始积累学派而言，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主义农业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农业资本家努力扩大并适应市场。但针对现代化学派，两种政治经济理论都持相反观点，即认为发展的源泉不在于现代部门对落后农业部门的成功干预，而是农业部门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经济学派对农村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这种类型研究为农村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总之，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派还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派，都是西方学者对农村政治研究进行的有益探讨。它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研究结论彼此相异，研究方式各有利弊。而正是研究的多角度、多层次、丰富性为农村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周 智 来源：农业考古 200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