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出于政治军事需要统治者对人材逐渐重视，以及社会上清议活动，都影响了品评人物的风气。一时间理论纷杂，各家说法不一。《人物志》是对汉末以来品评人物活动中所产生的问题和争论，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提炼，是研究人物品评的理论文章。作为一个时代对于人材的评论与探讨人材选定的代表之作，它也反映当时学术思想的变迁。同时作者刘劭与曹魏政权关系密切，其关于人材品评的思想与观点也契合当时用人经验的现实政治需要，反映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的特征，也对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
一、《人物志》的社会政治思想
刘劭是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其代表作《人物志》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专门著作，是对汉末以来品评人物活动中所产生的问题和争论，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提炼，是研究人物品评的理论文章。同时，作者刘劭与曹魏政权关系密切，其关于人材品评的思想与观点也契合当时用人经验的现实政治需要。
魏明帝时，刘劭曾受诏作《都官考课》为曹氏政权制定考核官吏的办法，意在循名核实，依照官吏的品状考核才能。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刘劭的研究与成书提供了实践基础。当时散骑侍郎夏侯惠向魏明帝荐刘劭对其人的品德与才干有过盛赞：“伏见常侍刘劭，深忠笃思，体周於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夏侯惠的服膺与推崇无疑是对刘劭才干的肯定，同时刘劭历事魏武帝、文帝、明帝、齐王四朝，可证刘劭与曹魏政权的关系紧密。他的著作和思想受到当时政治背景与政策的影响很深。
首先，刘劭在《英雄》篇中表达了明君贤臣的政治观，将“英雄”定位于行决策之任的政治领袖人物，具有时代特色与新的思想观点。“英”“雄”分别是两个要素，“英”主要指“聪明秀出”，“聪能谋始”而“明能见机”，能够把握社会运转的时机，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而“雄”则是“胆力过人”，“力能过人”又“勇能行之”，强健的体魄匹配过人的胆识，言行一致，决策果断。这是一种能够临危受命、应付变乱局面的人材，能够处变决策又可行之果断。“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英”“雄”兼备者则可为政治领袖。刘劭的英雄观建立在考察历史人物的基础上，他对于“英”的看重大过“雄”：“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能够“英”“雄”兼备又善用文武士臣，方可在政治与军事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国之统治者。
其次，刘劭对于政治人材选拔的基本观点是“人才不同，能各有异”与“量能授官”。在《体别》篇中，刘劭根据性格来分类人材的类型，共分十二种：强毅与柔顺，雄悍与惧慎，凌楷与辩博，弘普与狷介，修动与沉静，朴露与韬谲。刘劭以简洁准确的评价指出每一种类型的人材的优缺点以及驾驭之法。如“辨博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在《流业》篇中，刘劭根据对不同学问的掌握程度来分类人材。“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流业”主要指三门学问，也就是“三材”：德、法、术。刘劭言：“凡此八业，皆以三材为本。故虽波流分别，皆为轻事之材也”，对于“三材”掌握程度不同的人材可分为八类，有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和智意。除此“三材”之外，以专长与实际政治工作结合的角度考察人物才能的又分为四种：文章，儒学，口辨，骁雄。刘劭将人材的学问专长考察与实际政治工作需要联系，从术业专攻角度分门别类，让人材能各司其职，以达到“量能授官”目的，这种系统的分类和阐述有新颖独到之处。
纵观《人物志》全书，我们可知刘劭顺应了时代精神，在对人材的分析与思考基础上，进行了儒法道思想的兼容与调和。在这部书中，作者刘劭系统地阐述了反映时代思潮的人材思想，把人材理论与实践结合，力求从总体和全局上来研究人材的认识、发现与任用。它继承和发挥了曹氏政权的政治统治思想，对曹操提出的才行问题进行了深思和阐释，为依附曹魏政权之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人物志》也作为玄学体系中讨论用人问题的重要理论著作。
二、《人物志》哲学思想及名理学
先秦以来，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有了对“性与天道”的本体论讨论，认为“天”是一个自然存在，也是一个“至善”的道德存在，具体表现有“天帝”或“道”等。而人的本源、人道、人性禀赋皆受于“天”，这二者的联接中介则是“人性”。但关于“天地之性”是人的本体这一思想，儒家的“天道”侧重于其道德根源性，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形而上学。道家则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道本体论”。可见，道家之“道”是天地母、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是事物道德、情状、形貌上的参照，也包含人类认知、情感、道德意志的对象。此“道”是一个天、地、人、物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本体。
古人将人的本体问题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与封建国家考察用人标准与方向密切相关，故而“性与天道”本体论问题为各家所重视。汉代以对人的德性考察作为用人标准，前提是基于儒家天道的至善和人性受命于天。这种沟通天人关系的神学目的论是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但随着汉代社会政治的腐败衰落而受到质疑与挑战，尤其东汉后期，汉代正统儒学中的“性与天道”的哲学本体论解构，也使士人失去精神支柱，思想无所归依，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急于重建宇宙本体和人格生命本体，而思想界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来重构天人关系。
《人物志》的哲学思想将“情性”作为构建人之德性与才干的根本，也是和谐统一的人格生命本体。刘劭提出“元一”是天地万物之始与本体，“性”和“质”是其属性。“中和”是凡人质量中最贵者，此“中和之质”即德性、性。刘劭更为关注将人的“精神”，并将其抽象为人物之本的“情性”，并将人之“情性”作为构成人本质的德性与才干，更将“情性”作为宇宙之源的“道”，和万物之本的“元一”。同时，《人物志》重视人物考察的学问。名理家以名辩方法考察名实关系，推行正名与循名核实的政治主张。名理学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目的在于使人材与职位配合，达到“官无废职，位无非人”。这种追求名理，考察人物要求循名责实使人位相称的做法，在后期也转入道家。循名责实以求正名而归于无名，在政治上的思想映射则是，检察形名的最高执行者是君道，应该出于无名而没有限制性与区别性;有名就是器，是用，是有限制性的，在政治上表现为臣道。
而事实上，曹魏政治本来推行名法之治，后也因君权削弱、政治宽弛而不得不从综核名实归于提倡无为而治。可以说名理学归于道家而形成玄学，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文所述，社会阶层势力中士族势力日益强大，门阀制度巩固发展以削弱君权，社会上渐有呼声要求君主无为，这种对于老子所言“无为而治”的主张，也是方便世家大族享受特权的手段。知识分子在解释皇权和政治伦理规范上的理论有了新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理论本身的发展。
三、《人物志》与玄学的关系
刘劭的《人物志》表现的是时代思潮中，儒道融合、儒学玄学化的过程。《人物志》本身是基于儒家的伦理原则和价值体系，但刘劭在对传统伦理德目进行分析与阐发时，融入了道家思想而有新见。刘劭在《八观》篇中指出：“《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礼》以敬为本;《乐》以爱为主。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是故，守业勤学，未必及材;材艺精巧，未必及理;理意晏给，未必及智;智能经事，未必及道;道思玄远，然后乃周。是谓学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回复变通。”刘劭不再一味遵从儒家伦理道德，而是以道家的“自然”与其相糅合，基于道家形而上思想上对于儒家学术概念重新阐释。《人物志》兼容名、法、儒、道各家思想，对汉魏以来一直研讨不休的才性之辨作了系统的理性总结，刘劭援道入儒的做法也反映儒道融合过渡时期的思想特征，对何晏、王弼等人产生引导作用。
在正统玄学家中，何晏是首先由研究名理发展到无名思想，他重在讨论“圣人”的有名无名与汉魏以来实际政治问题有关，何晏首先提出无名为道，圣人体道，故圣人无名，对于“圣人”的名誉问题所持看法是“无名为道，无誉为大”，同时这也反映他在政治上为统治者治国提出的理论依据。
《人物志》讨论人材问题时，刘劭在《九征》中有言：“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又“是故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畼而不平，则荡。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淡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兼德而至，谓之中庸。”在《体别》篇中也有相似观点：“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可见，刘劭在定义“圣人”时，对于无名的阐释是平淡、无味。这种无名来自于圣人本身所具有的各种才能德行，不偏其一才而能中和其质，则无法用某一名来名之。刘劭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提出具有中庸特质的完美角色，以迎合当时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而何晏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并将之与道家哲学联系，将贵无的哲学理论进行抽象升华。这种政治哲学到后期因为统治阶级政权旁落，无名的说法也逐渐演化成要求统治者“无为而治”。
从历史角度来看，玄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物志》和刘劭思想的影响，并对其有所继承发扬。《人物志》所表现的是时代思潮中，儒道融合、儒学玄学化的过渡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而魏晋玄学是汉代思想的延续与革新，同样也是为统治者寻找与解决符合现实需要的政治理论。《人物志》所阐述对于人材的选择、任用思想，迎合了现实政治需要，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它出现于魏晋玄学形成与发展的时期，对玄学学术思路的走向和发展有影响。
作者：阮森丽 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6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