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述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的演变过程，否认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职黑暗一笔抹杀，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不是专制的，其他著作认为古代中国政治是“中国式民主”。本文在此尝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辩证看待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这一说法，并对关于专制与当代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一个演讲合集。他多次强调，中国历来的政治制度并非都是专制的，通过各朝代的政府组织变换，它是慢慢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的，那么，真的并非专制吗?
一、钱穆先生论关于君权专制的演变
钱穆先生否认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职黑暗一笔抹杀。汉代的皇权和相权是分开的。地方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最高长官太守地位与九卿等同。唐朝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中书行驶决策权，门下有权反驳，尚书行驶执行权，中书决策并交给皇上，若皇上同意，便可交给尚书省执行，若门下省对此决策有异议，可驳回行使权，中书省得重新制定计划，相权一分为三。在汉唐，中国的政府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的，皇帝作为权力的象征，由宰相率领文官阶层来管理国家。
宋代相权分割更加严重，宰相由中书一人独当，谏官到了宋代反过来制约宰相的权力，君主权力大大加强。明代废宰相，设内阁，六部成为中央政制主体，直属皇帝，君主权力大大强化。清代设立军机处作为私人办事处，所有命令出自皇帝口中，君权专制政体得到极端强化。另外，“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清朝自康熙时起建立起密折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①折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使得政治更加黑暗，另一方面导致官员在互监督下只能安守本分，死心塌地，听命于君主。
由此，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慢慢走向君主专制的，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在此演变中，君权慢慢集中，相权慢慢削弱，到了明清封建专制权力空前强化，中国进入“专制黑暗”的统治时代。
二、关于专制集权
钱穆先生反对认为中国中国政治体制是专制的，认为只有明清时代的政治体制才可以算得上专制。他认为，“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是第一义，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这已属第二义”，②他的另外一部著作中，他更是谈到，“中国传统政治，既非贵族政治，又非君主专制，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③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自汉至清发展出的官员选拔制度，既解决了政权的使用问题，又保证了老百姓有做官的机会，社会各阶层趋于平等。中国的社会是读书人的社会，读书人大多数是从民间考试而来，代表了老百姓的利益需求，士人集团作为社会力量从体制之外制约着皇权的行为，因而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不是专制的。他更在另一本书中这样说道“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非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④这样一看钱穆先生的论证好像说得通，但深入想一下，皇帝真的是全国民众共同拥戴的吗?历史告诉我们，皇位的取得，在历史上，一是可以强夺政权，二是篡窃，至于他所说的宰相制度、谏官制度，科举制度等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制约皇帝的权力，但皇帝的权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衡?
这不得不说到一个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其实是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政权是士人政权，社会事务由政府管理。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说中国古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是没有道理的，“发端于夏成形于秦、结束于清的中国传统制度定义为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简称皇权专制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⑤
中国由士人来主管权力，那皇权呢?我们可以从制度层面解读皇帝制度是否专制，关于皇帝是否专制。“判断一种政体是否专制，可以从正反两方面看正面即最高统治者有多大的权力，反面即这一权力是否受制约。”⑥
因此，谁拥有国家立法权，谁就是主权者。我们可以根据这条标准来判断古代中国主权的归属。
宋朝以后皇帝立法权大大加强，相权削弱，清朝的皇帝直接和官员联系，君主权力垄断达到了顶峰。虽然是由读书人起草、拟定法律文稿，对皇帝的权力有一定的契约，但却不能因此就说成是士人主权，那只是一种立法上的程序，随着朝代的更替，最后真正掌握大权的，还是皇帝。因此，中国古代政权是主权在君，而不是钱穆先生说的中国社会是士人政权。
从对主权的归属问题对君主制约程度来看，钱穆先生说的“中国式民主”是不成立的，中国的政体是君主掌权。
三、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思考
以史为鉴，回顾当下，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否在我们国家就没有了专制主义思想?我们的人民是否真正的实现了当家作主，实现了民主?
什么是政治，什么又是中国政治?在互联网上，在媒体上，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经济问题，讨论国企改革问题这问题的探讨，但关于一些政治改革类的文章我们多数看到的是一些新理念，涉及深一层的讨论几乎是很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政治体制里面，但很少人了解中国政治是什么样的，不了解什么叫中国政治。西方的民众知道自己的国家的政府是怎么产生的，知道国会是怎样运作，但可能我们知道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有政治权利，但怎样就体现出我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了?仅仅因为我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的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吗?再者，这些政治权利真的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了吗?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幼儿园到大学，都会接触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我们却不懂中国政治。“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遍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⑦在政府中，官吏要由人民选举，受人民监督并随时可以撤换。但在中国国家就很难实施到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代表，代表着我们去行使选举权利，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是等任命完了才知道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个“代表”就真的代表了我们的意志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写着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的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归它领导呢，还是在它之上?如果说归它领导，那么中国宪法里面为什么写着党领导一切?那到底是党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还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领导党?谁才是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大家都默认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是双轨制国家，即既要党的领导，又要突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通过双轨制政治改革推动政治发展能够有效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渐进之路。但这些，还是进行得很缓慢的。
我们对中国政治的概念理解迷糊，内容理解迷糊。中国大学在“文革”以前没有政治学，文革以后，北京大学开始增加了这个政治系，西方的大学通常会有与本国政治的政治课程，比如说加拿大政治，英国政治等，中国却没有关于“中国政治”的课程，但我们却有中国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些课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会议，各种各样的政治学习，尽管中国人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而中国政治就是我们充分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政治权利，去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就是要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关键应该是权力重新分配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关于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的具体操作措施相对较少。
什么是政治改革呢?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共产党犯错误了呢?偏离社会发展方向了呢?它犯了明显的错误时，难道不能追究他的责任吗?这里党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无论正确与否，都要大方面对。
习近平主席提出把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回想一下中国这十多年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严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出现了与社会不同利益团体的复杂博弈关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人员认为威胁到既得集团的利益，引起强烈的反弹和抵触。那么，协商民主就真可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吗?这只能说是一个政治变化。不能说中国的政治没有变化，变化还是有的，这些变化来自于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政治效益，经济改革带来人民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影响了政治，也使得今天的政治以往政治不同，甚至高层的政治运作也开始产生一些变化，但经济和政治是分开的，因为经济生活，只能用经济生活的规则来济来进行经济建设，不能按照市场的规则，交换的规则来进行政治建设，政治有政治的规则，如果政治改革没有触动到权力重新分配，只是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变革，那么就不能说是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的中国政治变化，无论是通过至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关于制度的这些设计和建设的这些思想，都是不可回避的，将来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许会有阻碍和波折，但最后肯定会走向真正的民主。
四、结语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通过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辩证看待历代的政治体制，也知道了历代朝代的变换更替。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回味，而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转变，政治改革就像一道难越的窄门，希望我们国家能够跨过政治改革这一重门，洗雪历史的耻辱，铭记历史，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努力，走繁荣富强之路，让我们后代免受专制之苦。
作者：彭冬艳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6年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