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人才战略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首要战略。围绕这一战略目标，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掀起了一场人才教育的新高潮，展开了一系列的人才工程项目。确立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走向世界的主导力量，是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战略的突破口。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走向世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始终是会计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会计业界所期盼的，2007年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合伙企业法》，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组织形式提供了法律环境，也为注册会计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规定，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在执业中因故造成损失时，只有其直接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企业中股权比例承担有限责任。我国原没有合适的法律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加大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责任，新的合伙企业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长期制约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矛盾。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西方主要国家美、英、加拿大都是这种法律规定，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也都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在新《合伙企业法》实施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一规定的实施是对长期困扰注册会计师行业法律问题的重大实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陈毓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既充分关注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特性和社会责任，又科学体现了平衡公众权益和注册会计师职业权益的司法公平，既有助于注册会计师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强化风险意识、提高执业质量，切实承担起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同时也给注册会计师行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一直是注册会计行业所期盼的愿望，在2007年这一年终于得以实现。历经十年动议终于获得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法突出特点是实现了“两税合并”，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为注册会计师行业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取得公平竞争环境还有被注册会计师业界所困扰、备受社会质疑的双重审计规定被取消。2007年3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计要求的通知》，即日起取消特定上市公司实施特殊审计的规则，同时还停止了多项涉及金融类公司境内外审计差异的相关规则。至此，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被终结，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终于取得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国注册会计行业撑起了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领跑者的重任，在通往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始终是排头兵。在中国会计国际化整体战略框架下，注册会计师也制定了行业发展战略，即人才战略、做大做强战略、准则趋同战略。人才战略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首要战略。在中国会计国际化攻坚战打响的同时，注会行业就启动了人才工程，实施了以制度安排为指导、以领军人才为示范、以会计审计准则为内容、以CPA行业学历教育为后备力量、以国际化的高端人才为目标，展开了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的行业人才战略工程。作为部署、指导和实施人才工程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继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加强行业人才培养指导意见》之后，于2007新年伊始，再次制定了行业人才工程的又一重要制度，《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规定将继续教育贯穿于注册会计师的整个执业生涯，制定对继续教育的目标、形式及要求；继续教育组织形式及管理；继续教育成效的认定与考核，都作了全面、系统、具体的安排。为了全面指导注册会计师教育，满足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和国际化战略对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的要求，2007年10月11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再度推出旨在加强行业人才工程战略的另一重要制度——《中国注册会计师胜任能力指南》，为系统指导会计人才工程建设、探索评价会计人才标准，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指南》系统构建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生涯胜任能力的整体架构。明确提出了注册会计师执业生涯胜任能力的整体要求，即应当具备的足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应当遵循的职业价值观和道德观、应当具有的实务经验以及应进行的职业继续教育，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生涯胜任能力作了系统的要求。中注协在制定规划人才战略的同时，在具体实施方面也大力进行推进。作为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主要战略之一的会计人才战略，同时也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战略工程，这一战略的目标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着力培养能够承担国际业务、符合行业国际化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建立起科学完善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和适应行业未来发展需要的后备人才队伍。围绕这一战略目标，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掀起了一场人才教育的新高潮，展开了一系列的人才工程项目。其核心是注册会计师领军人才工程，该工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近三年，已经分三批进行了选拔，注册会计师行业有近百人进入领军人才系列，正在进行全方位、广视角、多形式的综合培养。2007年5月26日北京，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召开《关于推动会计师分所做大做强的意见》暨《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指南》新闻发布会，至此拉开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走出去的大幕，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又一战略工程正式宣告启动。主管全国会计工作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发布会上作了题为《做大做强做出去 抓紧抓好抓起来》的重要讲话，他坦诚而又深切地表达了希望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的心情，他说：“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做出去，是我心中的一个结，是我白天都在做的梦”，他这一发自肺腑的表达，深深地触动了会场数百人的心。他还特别强调，如果不抓住当前机会走出去，将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他引用“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古话，来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走出去是中国注册会计师走向强大的标志，也是会计国际化中国道路的重大战略。在《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发布后不久，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2007年7月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座谈会，邀请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集团以及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共同商讨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的策略。经过商讨形成的共识是：政府相关部门要为走出去在财税、金融、外汇、市场准入、出入境签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为走出去创造条件；会计师事务所要加强同“走出去”企业的联系，提供“走出去”企业所需要的服务，“走出去”企业应将会计师事务所纳入到“走出去”的战略中，双方协同合作共同“走出去”；会计师事务所要做好“走出去”的规划，要培养储备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专业知识丰富、专业技能强的高端人才。要选择合理的路径，从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服务开始，在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再为国外企业服务。在做好传统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对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做好规划、推动和引导，为“走出去”提供支持。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业界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07年8月24日，地处中部位列本土所前列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与香港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签定合并协议，合并后更名为“大信梁学濂（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的大信与香港梁学濂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与香港均属本地的大型事务所，有境外执业的资质，合并后无论是规模及影响都登上了新的台阶。与此同时，位于本土所首位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与香港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签署协议，立信合并香港浩华会计师事务所。两个月后立信“走出去”又有实质性突破，与蒙古国五宝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合作协议，出资组建“蒙古国立信五宝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有关负责人称，在非洲、新加坡合作及设立分支机构也已开始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独资企业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现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出台之后，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 次会议又通过了个人独资企业法，这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三大基本企业形态均已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框架初具规模。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定位独资企业即一个人单独投资设立的企业。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虽然独资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美国、加拿大并无专门的独资企业法，对独资企业的法律范散见于宪法以及税收、专卖、合同和破产等方面的法律中[1]，独资企业这个术语甚至在德国是闻所未闻的[2]，他们对独资企业是根据民法和商事法律来调整的。因为他们认为个体完全控制着企业，没有企业内部的其它组成成分的利益可以考虑，这种类型的商事企业并不使个人免于任何责任，这样，没有必要单独立法以调整独资企业的组织和运营[3].我国是从企业形态的角度来构筑市场主体法律框架的，有法可依的法制要求使与公司、合伙企业并存的独资企业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合作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组织包括由国有和合作制主体控制的各种经济组织，是根据经济法的主体制度成立的，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则多是依民法和行政法设立的[4]. 这种将非公有制企业主体与公有制企业主体人为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因为市场经济不分公、私，各种主体一律平等。我国关于市场主体的立法体制已经逐步摒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立法模式，公司、合伙、独资企业主体法律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关于独资企业的法律定位，因对“独资”的理解不同而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1）“一个投资主体”说。 认为凡一人或一个投资主体开办的企业，均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独资企业，换言之，可将中国现有的非公司形态的国有独资企业、集体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独资企业及有门点的个体工商户（俗称座商）均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5].此观点为广义说。（2）“一个自然人投资”说。认为独资企业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投资，企业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的企业，分为私营独资企业和全部资本由一个外国人投资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6]. 这可称为狭义说。（3）“限定的单个自然人投资”说。 仅把独资企业限定在单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范围内，而将无固定场所的临时摊贩或沿街叫卖者及无相应从业人员的家庭手工业者排除在外[7]. 此为在狭义基础上的限定说。上述第一种观点，以投资形式为界定标准，主张所有独资设立的企业都纳入独资企业法调整，理论上正确，也比较理想。但我国的国有独资企业、集体所有制独资企业比较复杂，如此立法与现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等难以协调，为此，有人认为应有一个过渡期，主张先对自然人单独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规范，将私营独资企业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外国自然人单独投资在中国设立的企业作为调整范围[7 ]（p35）。而刚颁布的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显然采取了严格的“限定”说。该法较草案增加了“个人”的限制词并在法律定义中将其明确为自然人，把法人排除在独资企业之外；其附则规定“外商独资企业不适用本法”，又将外国人予以排除。因此，个人独资企业法对独资企业是有相当限制的。根据该法第2条定义规定，“个人独资企业， 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定位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独资”指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投资的“自然人”仅指中国人，不包括外商。如果外国自然人单独投资在我国设立企业，应当适用外资企业法，属于外商独资企业。那么香港、澳门、台湾的单个自然人可否成为我国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呢？笔者认为不可。我国实行一国两制，依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85条的规定，这些地区的个人以及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在大陆设立全部资本为其所有的企业，要参照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办理。在审判实践中，涉港、澳、台案件也都是参照涉外案件的有关规定审理的。因此，港、澳、台同胞在我国境内设立个人独资企业也不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而是参照有关外商独资企业的规定办理。第二，投资以及企业所得财产为投资人所有，投资人即企业的主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个人所有制企业，投资人的投资以及企业所得收益均归个人所有，投资人享有企业财产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或继承。同时，投资人也是企业的负责人和代表人，享有企业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当然，他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其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依法应与委托人或聘用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明确委托的具体内容和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因授权不明造成善意第三人利益损害时，应承担民事责任，受托人明知授权不明而实施所委托行为的，负连带责任。投资人对受托人或聘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组织，投资人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个人独资企业不是法人，它的民事权利与义务由投资人即企业的主人享有和承担，并且投资人还要以自己的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虽然个人独资企业与一人公司相似，但一人公司为企业法人，公司以企业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出资人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我国法律没有一人公司的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个人独资企业资本再多、人员再众、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成为公司。由于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避免了一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可能，从而也省却了法院在案件审理时运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麻烦。第四，该企业是设立在中国境内的一个市场经营实体，不包括个体摊贩和无必要从业人员的个体工商户。所谓“在中国境内设立”，是指在我国的国境和边境内设立，排除了国境线外的外国和与港、澳、台划定边界的港、澳、台一方。所谓“经营实体”，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组织，含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必要的从业人员。这些条件的要求，将个人独资企业与公民经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区别开来。对于那些资金雄厚，颇具规模，已经摆脱了摆摊设点、流动销售经营方式的个体工商户，如果符合个人独资企业条件的，应当允许他们转为个人独资企业。至于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为私营企业”的规定， 没有科学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没有明确规定，因此雇工人数不能作为个人独资企业的衡量标准，但“必要的从业人员”尚需有关机关作出解释，以使司法实践有可操作的圭臬。二、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的民事责任（一）个人独资企业的民事责任个人独资企业因其投资主体的单一性和业主对企业控制的单独性，决定了法律将业主人格与其独资企业人格视为一体[6]（p283）， 但个人独资企业与其业主毕竟不能等同。作为出资人，他投入独资企业的财产是有定数的，按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在他设立独资企业时就申报和明确了出资额，并可作为独资企业的注册资金。其投资可以是他的全部财产，也可以是他个人全部财产的部分；其独资企业的收益也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收益。因此业主的人格与独资企业的人格只能“视为”一体，而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而对于个人独资企业来讲，其财产是相对固定的，与业主的个人财产有区别，即投资人的出资和独资企业的收益为独资企业的财产。因而，当个人独资企业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时，要以其企业的全部财产予以清偿，不足清偿时，由出资人以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实际上，个人独资企业本身是非法人组织，它没有自己的财产，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就是投资人（业主）的财产，与其说独资企业承担民事责任，不如说投资人（业主）承担民事责任确切，说独资企业承担责任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对此观点，笔者在以下的叙述中不再重复。个人独资企业解散时，其财产用于清偿企业债务，清偿顺序如下：（1）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2）所欠税款；（3 ）其他债务。前一顺序没有清偿的，后一顺序不得清偿；同一顺序的，按照比例清偿；不足清偿的，由投资人以其他个人财产清偿。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4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的民事责任由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承担。（二）投资人的“无限责任”投资人对独资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是独资企业的显著特点，也是各国立法的通例。其无限责任，是指当独资企业财产不足清偿企业债务时，投资人以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直至全部清偿，若不能全部清偿则个人亦破产。我国目前不实行个人破产制度，若个人财产仍不足清偿，以后也无能力清偿的，则成为无法执行的“死债”，往往被免除清偿责任。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若是家庭经营的，要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而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8条的规定不同，要“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才“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有了时间上和形式上的限定。在时间上，限定于申请设立企业登记时，而不是其后实践意义上的家庭经营。在形式上，限定于明确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财产出资，明确的方式通常在独资企业设立申请书中载明，或者在有关的证明文件中注明。如果不能提供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确切证明的，司法机关在处理纠纷时不能用其家庭共有财产清偿个人独资企业债务。就是说，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要注意范围，不能不加限制地把其家庭共有财产用来承担个人的无限责任。投资人对企业债务的无限责任，还体现在企业的解散和清算中。个人独资企业法第30条规定，清算期间，在未按法定顺序清偿债务前，“投资人不得转移、隐匿财产。”第42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在清算前或清算期间隐匿或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依法追回其财产，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在企业解散后，投资人仍在一定条件下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该法第28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 该责任消灭。”这里的“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 该责任消灭”应为债权人行使权利的除斥期间，用“责任消灭”的措辞似有不妥。在投资人的财产性法律责任中，还有一个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冲突协调问题。投资人的财产是有限的，如果既有民事赔偿责任，又有罚款、罚金或没收财产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如何处理？个人独资企业法第43条规定：“投资人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就确立了投资人财产性法律责任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投资人的财产足以承担各项法律责任时，分别承担；不足承担各项法律责任时，民事赔偿责任优先承担。如果不同的司法机关分别对投资人作出财产性法律责任的裁决，也要按此原则处理，即使先作出行政、刑事裁决的，也不能置民事债权人利益于不顾，其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机关可依据该条规定与其他司法机关协调，先行用投资人的个人财产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受委托或被聘用管理企业事务人员的民事责任个人独资企业一般比个体工商户规模大，有些还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为生产经营的需要，投资人往往委托或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依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19条第3款的规定， “受委托或者被聘用的人员应当履行诚信、勤勉义务，按照与投资人签订的合同负责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该法第2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企业财产；（三）挪用企业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四）擅自将企业资金以个人名义或者以他人名义开立账户储存；（五）擅自以企业财产提供担保；（六）未经投资人同意，从事与本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七）未经投资人同意，同本企业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八）未经投资人同意，擅自将企业商标或者其他知识产权转让给他人使用；（九）泄露本企业的商业秘密；（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那么，受委托或被聘用管理企业事务的人员如果违反合同义务，从事了法律禁止的行为，给投资人及个人独资企业造成损害，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呢？个人独资企业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作了两条规定。第一，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责任。该法第38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时违反双方订立的合同，给投资人造成损害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的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但该违约责任的承担是有条件的：一是违反与投资人订立的管理企业事务的合同；二是管理企业事务的行为；三是给投资人造成损害。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否则，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不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第二，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侵犯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任。在企业事务管理中，可能发生受托人及被聘用人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侵占企业的财产或利益，为此，该法第46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违反本法第20条规定，侵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规定的民事责任方式，一是退还，二是赔偿。当该企业财产或利益仍存在的，用责令退还的责任方式；但该财产或利益不复存在的，用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如果退还了财产还有其他损失的，则可与赔偿损失的责任方式并用。另外，该法第40条“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没有像第43条那样规定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冲突协调问题，笔者认为，不能套用第43条的规定。因为投资人的民事责任一般是对企业外部而言的，法律要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债权优先受偿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价值取向也已适应世界潮流，由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该条是一个体现。而受托人或被聘用人与投资人是企业内部关系，受托人或被聘用人利用企业事务管理之便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投资人负有失察责任，由投资人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是应当的，有利于企业的科学管理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投资人无权因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而招致的财产性刑事责任向受托人或被聘用人追偿损失，即使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应不予支持。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有限合伙优势的分析，阐明了我国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然后在比较国外有限合伙的立法选择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直接采用有限合伙制；最后，笔者对制定有限合伙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中提出了立法建议。关键词：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法一、我国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目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多以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有限合伙在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德国1998年有限合伙的雇工人数占全部民法合伙、普通合伙、有限合伙与私营有限责任公司雇工总数的51％。[1]在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中，有限合伙制公司约占80％，而在90年代，美国有限合伙公司参与的风险资本所占的市场份额已达到80%以上。[2]为什么有限合伙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是因为有限合伙具有其他经济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有限合伙中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业投资的有效选择甚至是最佳选择。“想开办商业的人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哪一种商业组织对于商业利益是最适当的。有几个因素要加以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建立的难度、出资者的责任、税收考虑和资本需要。”[3]我国目前基本存在两种企业制度，一是无限责任的合伙制和独资企业制，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制。独资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有限，在所不问；下面仅以合伙和公司为例与有限合伙进行比较。首先，就有限合伙的成立而言，多数国家仅要求有限合伙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即可。如在美国，成立有限合伙只需所有合伙人按照《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的事项签署一份有限合伙证书并在州务卿官署备案，即可成立有限合伙。相比公司繁琐的设立程序，严格的法律要求，复杂的法人治理结构，有限合伙设立显然相对简单，尤其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其次，就投资者的责任而言，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极大的调动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而一般合伙中，所有合伙人都要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无疑要大得多：一旦投资失败，投资者不仅丧失了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还可能会负上巨额债务，甚至倾家荡产。这样，投资者势必不会轻易选择一般合伙作为其投资对象。再次，就税收而言，选择有限合伙可以避免双重纳税问题。当今各国对于企业征税的通常做法是：只有对具有法律上独立主体资格的企业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直接征收投资人的个人所得税，而不征收其所得税。即对公司来说，要对公司和股东分别征税，公司要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股利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就有限合伙来说，有限合伙本身不征税，仅对从有限合伙取得投资回报的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对于中小企业，尤其对我国刚刚发展的创业投资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后，就资本需要而言，有限合伙可以有效的筹集资金，实现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短缺，它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筹集资金并非易事，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有两条渠道——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就贷款而言，在我国，从事贷款业务的银行性质上属于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银行在向外发放贷款时，首先要考虑贷款能否如期收回，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往往被放在首位。而中小型企业受经营规模、资本规模的限制，在资金借贷市场上通常处于劣势，由于其担保能力较弱，银行出于营利及资金安全的考虑，往往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4]况且，即使贷款成功，利息率再加上分期偿付，也会使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增加企业失败的危险。就发行股票而言，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公开发行股票，而条件中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无疑是天文数字，因此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显然是行不通的。至于发行企业债券，根据《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2条、第12条的规定，在我国，发行债券的企业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同时企业规模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并且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这些限制性规定，实际上是表明国家倾向于只有那些从事国家基础建设的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发行债券。[4]因此，中小企业要想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也实属不易。既然我国现存的融资手段不能有效的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这就要求我们拓宽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道路。而有限合伙正是一种有效的融资手段。投资人（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提供合伙企业的主要资本，并按照略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但不具有合伙事务的管理权；普通合伙人享有合伙事务管理权，虽然出资较少，但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这样，既有助于使有限合伙吸引较多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达到资金在供求间的直接融通，减少了投资的中间环节，增加了投资的透明度，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在短期内有效的筹集大量资金，从而实现了资本的放大功能；又把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为普通合伙人专心一意、提高有限合伙的经营业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从而避免或者降低了普通合伙人的道德风险，也使得有限合伙人能够比较信任普通合伙人。不仅如此，有限合伙还有效实现了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拥有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英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对于创业往往有心无力；而缺乏管理经验的投资者也不敢贸然创业。有限合伙为这二者搭了一架桥梁：投资者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不具有管理权；拥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精英作为普通合伙人，独揽经营管理权，但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将责任与风险搭配得恰到好处，实现了知识与资本的完美结合。这些都是公司与普通合伙都不具备的优势。二、有限合伙立法方式的选择（一）有限合伙实现形式的选择：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选择既然在我国确实有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那选择有限合伙的实现方式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限合伙是英美法系的称呼，大陆法系称“隐名合伙”，其前身为“康曼达”契约，后身为两合公司。应该说，从大陆法系来看，康曼达契约--隐名合伙--两合公司，构成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5]因此，有限合伙有三种实现方式，即有限合伙、隐名合伙和两合公司。笔者在此就隐名合伙、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做一比较。1、隐名合伙。大陆法系把隐名合伙看作是隐名合伙人（出资者）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根据该契约，隐名合伙人负责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相应的参与企业的盈利分配，分担企业的亏损，并且无须登记。隐名合伙的这一特点在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比较薄弱的现实下，很有可能成为进行金融或腐败分子洗钱犯罪的掩护工具，因此，并不可取。2、两合公司。在大陆法系，两合公司是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在一个共同商号下组成，无限责任股东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有限责任股东不具有经营管理权，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难发现，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两合公司是公司法人，而有限合伙不是。这点差别导致了两合公司无法享受有限合伙税收上的巨大优惠，无法避免双重纳税，而这一点正是有限合伙最有利的优势之一。另外，作为公司，设立程序相对繁琐，治理结构也相对复杂，还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相比之下，有限合伙设立简单，形式灵活，信息披露的义务大大减少，更利于商业秘密的保护。由此可见，有限合伙最适合我国现状的制度，应在未来立法中直接规定有限合伙，这样既能较好的和国际接轨，也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二）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修改法律与单独立法的选择学者对我国的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加入有限合伙的规定；其二是单独制订《有限合伙法》。无论是单独立法还是修改现行法律，都要首先解决普通合伙法与有限合伙法的关系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都将有限合伙作为普通合伙的特殊形式，在有限合伙没有规定时适用普通合伙的有关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是在商法中列专章规定有限合伙，即在商事组织中设专章规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的规范是合伙的特别规范，在有限合伙一章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的规定。因此，德国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形式；英美法系的英国虽然对有限合伙进行了单独立法，但依照其规定，在有限合伙法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法的基本规定。而美国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将有限合伙视为一种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经营组织来规范，是在美国有限合伙出现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之后的1994年《统一合伙法》，而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仍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个特例来加以规范，允许在有限合伙法没有规定时适用合伙法。”[6]我国有限合伙的立法和实践都刚刚起步，均处于探索阶段，目前现实中采取有限合伙制的企业几乎没有，并不具备美国有限合伙发展成熟，已向大型化发展的实践背景，不宜将有限合伙作为单独类型的经营组织来看待，应学习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将其看作是合伙的特殊类型加以规定。这样，从立法体系、逻辑性上来考虑，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在适用上不少共同之处，尤其是关于普通合伙人方面的内容。若将有限合伙单独立法，恐怕会有合伙法和有限合伙法的立法体系不够完整，逻辑不够连贯之嫌。因此，笔者认为，应修改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将有限合伙作为其中单独的一章。三、建立有限合伙应明确的相关问题（一）主体问题：法人是否可以成为合伙的主体1、比较法上的考察世界各国关于法人是否成为合伙人，存在着禁止主义和许可主义两种立法例。采许可主义的国家既允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又允许其成为有限合伙人，代表国家为美国、德国、法国。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6款规定，公司可以充当任何合伙、合营企业、信托或其他企业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合作者或经理。在美国各州的实务上，当设立有限合伙时，为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往往由仅负有限责任的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7]由此可见，法人成为合伙人在美国极为普遍。禁止主义在立法上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是其代表。如依据瑞士《债法》第552条、第553条的规定，法人不能成为合伙人。2、我国的立法选择我国在制定《合伙企业法》时，对于法人是否可为合伙人，在学者中争论得相当激烈，在提交的草案中允许法人成为合伙的主体，但在审议草案时又改为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最后，我国《合伙企业法》第9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即我国合伙采禁止主义，仅适用于自然人。采禁止主义的学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伙人对于合伙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负有有限责任的法人再承担起无限责任，这些法人不能保证履行无限清偿责任，其有限责任成为一纸空文[8]；二是如果允许我国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人，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由此可见，对于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禁止，仅指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对于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是不禁止的。第一条理由是各国采禁止主义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该理由对有限责任存在着误解。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有限责任是指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承担有限责任的是出资人，而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此意义上，公司承担的其实与普通合伙人一样，也是无限责任。而公司作为合伙人，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其出资人仍然承担有限责任，并不会出现采禁止主义的学者所说的使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的情况。因此，这并不能成为阻止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理由，法人应可以成为合伙人。第二条理由是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的。国有企业若成为普通合伙人，确实存在因承担无限责任而使其资产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但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否定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主体的意义。如上文所述，有限合伙的许多优点是普通合伙和公司所不具备的，而且它还是风险投资的最有效方式，这在美国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这样，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就是市场化投资经营和交易发展的必然需要，若单单否定国有企业作为合伙主体的地位，虽然出发点是保护国有企业，但其结果恐怕反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也应该可以成为合伙人，但为了避免国有财产流失，必须对其进行限制：其一，国有企业可以决定其成为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但是出于国有企业资产维持的考虑，其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的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其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国有企业，其投资占其资本总额的比例须进行限制；其三，国有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时，为避免使整个财产参与合伙，可以以一定的财产投资与他人合作设立一个新的法人企业去参与有限合伙，从而使该法人企业与有限合伙之间形成一堵“防火墙”。[9]（二）有限合伙的人数：是否进行人数限制有限合伙的人数，立法上有限制主义和不限制主义之分。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如根据英国1907年《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的最高人数不得超过20人，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三种有限合伙中，其人数才可以超过20人。不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如美国有限合伙法仅对组成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最低人数作以规定，即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有限合伙人，而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最高上限则根本不予规定。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有限合伙的有关规定，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地方性立法中对其做了规定。在有限合伙的人数的规定上，基本均采取了限制主义。如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2月21日颁布的《有限合伙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杭州市人民政府2001年10月26日发布的《杭州市有限合伙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3款也有同样的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限制主义与不限制主义导致了不同的法律后果。英国对有限合伙人数的限制致使英国的有限合伙规模都比较小，筹资功能的发挥也较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限合伙的发展。而美国的不限制主义使其有限合伙得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甚至许多有限合伙通过上市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致使有限合伙的筹资渠道相当广泛，大型有限合伙不断涌现，并且那些股份在证券市场中公开交易的大型有限合伙恐怕成为以后有限合伙发展的主流。[4]而且合伙人数量越多，有限合伙筹集的资本越多，对债权人的保护程度就相对高些。因此，我国在未来立法中，应学习美国做法，对有限合伙人数采取不限制主义。（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普通合伙人是在有限合伙中负责合伙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人。由于普通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较重，为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美国在有限合伙实务中普遍采取由公司担认普通合伙人的方式。普通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中享有的权利有：其一，经营管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有限合伙。其二，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的权利。这是因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其承受的风险要比有限合伙人大得多；而且普通合伙人负责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对有限合伙投入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是数倍于有限合伙人的，因此，以高于出资比例分取回报正是责权利相统一的体现。普通合伙人承担的义务有：其一，无限清偿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债务负有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清偿的义务。其二，忠实义务。普通合伙人不能从事竞业禁止活动，不能开展利益冲突交易，不得以牺牲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其三，善管义务。普通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的管理者，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二）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有限合伙人是指向有限合伙出资并分享利润，但不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且仅以其向有限合伙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其一，知情权。有限合伙人有权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查阅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表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资料，从而了解和监督有限合伙的经营状况；其二，参与分配利润的权利，有限合伙人有权按照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其三，咨询权。有限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向普通合伙人提供咨询、提出意见。有限合伙人的义务：其一，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缴纳出资的义务。有限合伙人有义务按其入伙时同意缴纳的金额提供资本。其二，对有限合伙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其三，不得参与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如果有限合伙人参与了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应视为其放弃了有限责任待遇，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从有限合伙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主要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有时比法律更及时有效。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在制定有限合伙法时应当注意有限合伙经营管理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对相关细节的规定不宜过死过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除了法律的硬性规定外，主要是依据合伙人间的合意即通过合伙契约来设定。参考文献：[1] 刘俊海：《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势在必行》，中国民商法律网，[2] 谢强华：《创制有限合伙 推进风险投资》，战略研究院网站，2003年6月4日。[3] Denneth W Clarkson 等：《韦斯特商法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709页。[4] 马军：《有限合伙价值论》，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5] 江平：《从有限合伙所想到的》，2000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所做的演讲。[6] 宋永新：《美国有限合伙法的新发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7] 马军：《合伙疑难法律问题研究》，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96—697页。[8]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9] 朱少平：《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与合伙企业法的修改》，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2003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