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论文1500字

四十年前，虽然父亲在县城建筑公司上班，吃着村里人羡慕的“商品粮”。但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泥土，在下班后的傍晚，或在工休或节假日，他便拿起锄头下地帮母亲料理“责任田”。

记忆中，他每天一大早就骑着那辆“二八”式自行车到城里上班，傍晚才回来，而这也是我最盼望的。父亲微笑着穿过暖暖的夕阳，蹬着车向家门口的我赶来，一停车便取下车架上的帆布包，里面有时是糖果，有时是饭桌上的美食，这一幕成了我童年最温馨的记忆。

那时我家和村里另一家人合住在有着天井的老屋里，东西两排厢房，对门人家四间，我家两间，厅堂共用。我家的两间父母一间，我们兄妹一间，屋里因堆满杂物显得逼仄阴暗，柱梁灰黑，墙壁白灰剥落，露出斑驳的原色土坯。顺着老屋的木梯可以爬到阁楼，小时候，那里是我和小伙伴玩捉迷藏的宝地。听母亲说老屋还是土改时分给爷爷奶奶的，但二老在我父亲十几岁时就过世了，留给父亲这两间老屋。那些日子贫瘠而温暖，屋子虽然那么小，却盛满了下我和弟弟的欢笑。后来，随着妹妹的降生，父亲就萌发了另建新房的想法，但父亲工资不高，加上母亲挣的工分刚够全家五口的温饱，建新房只能是深藏在父亲心里的一个梦。

而且这个梦因为一次变故，似乎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在建筑工地上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手臂骨折，我家犹如塌了半边天，坚强的母亲表面平静，一边忙农活一边照看住院的父亲，但我几次看到她躲在门侧偷偷抹泪。

父亲伤愈后手臂不能完全伸展，做不了重活，公司就让他做门卫，但工资少了许多。那时，改革开放的东风已经吹到我们那个小山村，村里分田到户了。于是，每到农忙，母亲便不得不请人犁地。看多了村里人的脸色，从不爱求人的父亲狠心买了头牛，从没摸过犁耙的他用伤残的右手扶握着沉重的桀骜不驯的犁耙，出现在村里人惊讶的目光里，犁沟从最初歪歪扭扭到最后笔直如线。没几年，父亲的犁地技术就让村里人啧啧称赞。

为了早日实施建新房的宏大计划，父亲和母亲更加拼命地准备，整天没日没夜地忙碌。家里除了种三亩水田和三亩旱地，母亲还把山脚边河滩上的小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花生、棉花和大豆。父亲每天一下班就赶到地里，在村里人看来，这个吃“公家饭”的人和起早摸黑的庄稼人并没有什么两样。而我和弟妹也开始帮家里分担家务，每天早晨，我早早地起床做饭。一放晚学或是休息天，就挑井水(那时家家灶间都有一个大水缸)，或者和小伙伴一起砍柴，打猪草。弟弟则负责放牛，早晚各一次，必让牛吃得肝腹圆鼓。农忙的时候，我们又帮着大人除草、摘棉花，拔花生摘花生，甚至连年幼的妹妹也跟在大人后面，学着大人像模像样地干农活。“双抢”的时候，割稻、挑稻、打谷、拔秧、栽禾，样样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到读高中的时候，我割稻和栽禾的速度甚至不逊色大人，算得上家里一个壮劳力。

我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加上儿女一年年长大，父亲决意开始他的圆梦计划——就在老屋后面的空地上做楼房。先造底层，等有条件再造第二层。为了节省买碎石的费用，那个暑假，我和弟妹每天都到村庄的后山捡细鹅卵石，然后踉踉跄跄地挑回家。父亲除了浇水泥梁柱请人帮忙，其他都是他利用工休时间，和母亲像燕子筑巢一样，摸遍了一砖一瓦，终于把新家的第一层造好。

因为造房欠了债，后来又要为我筹大学的学费，父亲建第二层的计划一拖再拖，让他感到轻松一些的是弟妹高中和初中毕业后，先后南下广东打工，并且开始从南方往家里寄钱了。在我工作后第三年，新房终于造好了第二层，父亲的新房梦终于实现了。后来的几年，父亲又陆续把房子装饰一新，地上贴了大理石，墙壁粉刷得雪白，还添置了各色家具家电，连外墙也贴了瓷砖。父亲看着自己矗立在村头的杰作，脸上的笑意有了从未有过的舒展。

五年前，父亲退休，在我们兄妹一再督促下，父母把水田送给别人种，却还种着三亩多旱地，并以“种旱地省事”和“闲不住，多少种点也可以活动活动身子”等理由，搪塞我们的催促。我们本以为父母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操劳过度的母亲又患上了恶疾，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折磨着她。去年我和弟妹约好回家过年，我从千里之外的长江边起程，妹妹从南方出发，她打工的时候和一个广东青年相识相恋，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弟弟去年也回家在城里开了一家汽车装潢店，结束了在外打工的日子，母亲看着围坐在桌边的儿女儿媳女婿还有她的孙子孙女，笑意灿烂，未了却抹着泪伤感地说：“你们都大了，家里也不愁吃不愁穿了，要是不得这些病，日子还不好过得很呢。”我劝她：“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有什么病不可以看的。”父亲插话说：“你看你，做了针灸和按摩，你不也说颈和腰不那么疼了吗。”

一个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而我家就是这四十年变化的一个缩影。父亲实现住房梦的路上不停奔波，执着前行，其中有追梦的苦痛和挣扎，更有梦想成真的幸福与甜蜜。这四十年，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用汗水浇灌日子，用心血抚育子女。他们只是千千万万普通父母中的一个，但就是他们，像勤恳负重的牛牵拉着我家从贫瘠走向红火，就是千千万万的他们，牵拉着一个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近年来，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问题凸显出来。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整分配关系。如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年均增长10%；连续8年出台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三农”问题，惠农力度不断加大；“十一五”期间，各地平均3.2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每次平均增幅12.9%；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力度，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盖，基本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等等。这些措施开始取得积极成效，“十一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8.9%，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涨幅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市居民。但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达3.23倍；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09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4.7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