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红楼梦的论文资料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参考文献：[1]《红楼梦》，曹雪芹著。[2]《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3]《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著。[4]《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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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末路：红学走到末路了吗 2005年05月11日16:15:09 光明日报 相关阅读：《红楼梦》漫画版 误读红楼 甲申除夕前五日，笔者收到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克非先生寄来的新著：《红学末路》。但细读三过，实在不能苟同该书的观点。 《红学末路》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脂砚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红学“已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 “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依此，书名应称之曰“新红学末路”，方才切题。好在只要读过这本书，也能领会作者的心意，倒也不必过多的在题目上做纠缠。 既是批判新红学的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新红学”是什么？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里，提出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学考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撇开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出结论。后来，胡适常将这种考证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新红学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红学”是什么：“这个甲戌本及其上面脂砚斋的批语，便是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依靠它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叙传’说，曹寅的‘家史说’，并作出结论：脂批本是真本，《红楼梦》最早的本子，都是带有脂砚斋的批语的，只有八十回，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概而言之，这便是考证派新红学最初的体系……”（《题记》）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红学”与胡适开创的历史上的“新红学”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众所公认，胡适的“新红学”形成于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现以后，才有“新红学最初的体系”；其次，胡适虽然在搜求到大量有关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叙传”说，却从未提出过所谓“家史说”；第三，胡适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及“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等观点，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说的“甲戌本”出现以后的1927年。 很显然，克非先生是过于夸大脂本、脂批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砚斋作为他批评的切入点，“以揭露新红学的诸般荒谬”。而事实上，对脂本、脂批的研究，只不过是“新红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证。即使没有脂本、脂批的出现，此前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对红学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人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适和他的追随者挖掘出大量的有关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难道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在克非先生的书里，这些材料以及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曾被广泛的引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红学末路》一书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瑶华、敦诚、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张问陶、袁枚、杨钟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诗与文。观点则有“曹雪芹死于1763年”，“曹雪芹生于1724年”等等。我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适和他的信徒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王国里翻检出来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红学的成果，已经是在为新红学张目了。 克非先生曾称新红学为“楼外之学”。那么“楼内之学”是什么呢？克非先生说：“进入文本，根据其具体的描写，研究其人物塑造、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主题开掘、思想意义、生活表现、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教益，即它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作者的教养、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等。”笔者这里不禁想问，胡适及其学派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红学派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结论，是不是为后人划定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划分，这应该算作“楼外之学”呢，还是“楼内之学”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红学已走到了末路；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吗？《红楼梦》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吗？其实，撇开新红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不谈，但就这两个领域，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比如，前些年，大同发现了记载有曹振彦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曹寅的《北红拂记》；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个子本———“东观阁本”而发表一部专著……此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的朋友，都认定：程本早于脂本，而脂本又是伪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对程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自1791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其间经过了太多的变化；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们之间异同如何等问题，并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单将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而这些，不都属于新红学中“版本学”范畴吗？又怎么能说新红学已走到末路了呢？ 《红学末路》用相当的篇幅评说了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因为冯是当今红坛上崇脂、扬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适、周汝昌等走得更远”，“海内外无一人能望其项背”（318页），《石头记脂本研究》是“这种版本学方面的最主要最权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冯先生的研究、著作、贡献、倡导，新红学派的版本学便难成其学，至少是支撑不起来”（186页）。确实，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冯其庸先生是紧承胡适余绪的，而且也的确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冯先生从事版本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难道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半个多世纪，《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吗？而且，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冯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发明权却在胡适。如该书76页说：“冯先生的意思是，《红楼梦》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胡适，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中。再如该书23页，克非先生似乎对冯其庸的“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颇为欣赏，但这个观点，仍是胡适最先发明的，我们看胡适1921年在《红楼梦考证》中的原话：“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场，我以为批胡比批冯好，所谓“擒贼先擒王”。 《红学末路》确实如宣传的那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后很晚的伪本，脂批是伪批，脂砚斋是“巧伪人”、是制造伪文物（脂本）谋利的低级；脂本之残，是脂砚斋故意整残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间土作坊里，同一时间内，由同一个制造而成的。它们产生的顺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红学末路》有“一个故意被整残的本子”一节，论述甲戌本的产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据他总结出来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条路标，然后，就“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甲戌本的产生不是在乾隆时代，而是在嘉、道年间，甚至咸、同以后。这15条路标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经开始明朗化”、“将《红楼梦》本事开始和曹家胡乱连接”、“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已成定论”等等。我这里想问：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红楼梦》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乱连接的？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是如何成定论的？此外，作者对他认为的脂本的“炮制”过程，多次作了详细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业等，言之凿凿，如同亲睹，试问：又有何根据？《红学末路》总给人一种印象，它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它的结论。胡适阐述治学方法的时候，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以此话与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说，新红学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笔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红学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评。在1928-1953年，这一学派非常沉寂；相反，这期间有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写成的论文及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40年代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都不属“新红学”的范畴。而且，索隐派的著作也仍不断问世。到了1954年，“新红学”遭难了，尽管那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阶级斗争红学。到了80年代以后，新红学才又逐渐翻案。但此时，不少人提出诸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等新思路。所以，尽管新红学影响很大，但并未独霸。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新红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1963年前后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这主要是这一学派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今天）。 《红学末路》还有几处硬伤，我想在这里指出来：11页，作者将扬钟羲列为乾隆时人，其实杨氏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一位遗老；268页，克非先生说，“新红学家将三个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并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实，新红学家是说三个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这部号称宣判新红学已到末路的450页的煌煌大书，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