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其中有几年时间，浙江省江山县也有个让全国许多人称为学习“榜样”的学哲学、用哲学“先进单位”：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被人们称为“中国哲学村”。那年月，勤俭大队附近小小的毛家仓火车站，一般的快车都要停一两分钟，成千上万的“工农兵”从黑龙江畔、天山脚下、云贵高原、甚至天涯海角涌入勤俭大队参观学习，想取点“人变聪明心变红”的“哲学经”、据说当时因其国内政变客居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曾经想和夫人莫尼克公主来勤俭大队访问，只是后来由于江山天早缺水等原因，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最终没去成。粉碎“四人帮”后，勤俭大队从当年走红全国到淡出政治舞台，至今已经有30多年时间，如今这里有些什么新变化呢?当年因“学哲学、用哲学”而出名的戴香妹、傅金妹、毛阿妹这“哲学三姐妹”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决定对她们进行一次回顾性采访。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机耕路，笔者踏上了这片过去曾经被人们踩热过的黄土地，许多往事很快又浮上了脑海。
记得1974年春天，笔者的母校淤头中学(现为江山市五中)曾组织我们到勤俭大队去学农。当时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日报》、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和江山县广播站，经常播发勤俭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文章，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叫的狗最会咬人》、《一把锄头两股劲》、《养成分析的习惯》、《从量变到质变》、《是拿枪不见鸟还是见鸟不拿枪?》等，这些文章在1970年8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的书，当时是作为政治课本发给我们学生上课的。我们当时许多学生，都是从广播里、书报中和学农时，慢慢从中了解到“哲学三姐妹”等勤俭人情况的。
农民学哲学最初并没有错，只是后来受康生等人政治利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核心，导致了形而上学、思想僵化、迷失方向。
——戴香妹
在“哲学三姐妹”中，今年59岁的戴香妹排行老大。她当过30多年的农村干部，还连续被推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走进她那所青砖瓦房的厅堂里，戴香妹正抱着小孙女，颇有兴致地逗孩子玩。听我们说明来意后，戴香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戴香妹原是勤俭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也是笔者同班同学姜度根的母亲，她曾11次来学校看过儿子。有一次，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还跑剑姜度根家里玩，看到过戴香妹在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带回来的会议专用文件袋、印有“人民大会堂”金字的红铅笔，还有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与会议代表合影的长幅照片，这些在当时都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
时间的不断流逝，使戴香妹头上长出了白发，但脸部的皮肤却很红润。特别是讲话嗓音宏亮，看问题有独到见解，表情乐观，并不时地用手作着讲话姿势，当年“女支书”的风采丝毫不减，她详细向我们谈起了当年勤俭大队学哲学的一段往事。
那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的戴香妹平时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十足，加上人又是个急性子，干事风风火火的。但有些群众向她提意见，说她工作方法有些简单。戴香妹听后最初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自己夜以继日地为村里为群众埋头苦干，反要“吃”群众批评，心里一时很委屈，想摘掉“乌纱帽”不干了。当时的几位大队干部劝也劝不好，便请驻村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出主意。这位部队首长便组织戴香妹等大队干部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著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戴香妹对照“老三篇”，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放下思想包袱，重新挑起了肩上的担子。
这件事给村里大队干部一个启示：遇事就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他们便针对“四清”中的一些矛盾，开始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矛盾论》，半知半解地记牢“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哲学术语，这事在公社一传开，邻村的于部便称他们为“矛盾师傅”，1969年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上级要勤俭大队挖出几个“阶级敌人”来。大队干部们一时挖不出来，但上级的“政治任务”又不得不完成。只好拉几个以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的人作为“阶级敌人”、“间谍”等，开大会批判了一下后，又以毛主席“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为依据，给他们落实政策“解放”了。这本来是一件应付上头的事，一经传开后，江山县、金华地区都派来调查组，总结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
1970年8月初，时任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姜汝旺在金华地区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被省里派来的一位军代表“点将”作为农民的代表，推上台作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介绍，没想到因此一炮扣。响，姜汝旺和勤俭大队迅速走红。随后。姜汝旺就被请到省城杭州介绍“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同年9至10月又被请到北京中央党校、京西宾馆、中南海，先后为中央首长、省市领导、外国来宾等作了40多场报告，并出席了十一国庆观礼和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这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他的《让毛主席哲学思想在干部和群众中扎根》长篇署名文章，因此他很快由原来的“矛盾师傅”被人改称为“农民哲学家”，并当上了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副组长、金华地委副书记等要职。当时到勤俭大队参观学习的人都想见一下姜汝旺，但他最多的一天要接待二三十位上级干部和新闻记者，一般人根本就见不到他。我们那次学农就没有见到姜汝旺。
再说姜汝旺那次在金华地区作“学哲学、用哲学”的报告后，浙江省委、省革委会又派来一个20多人的调查组，在勤俭大队蹲了40多天。这些“笔杆子”天天到每家每户调查情况或召开各种座谈会，最后“笔下生花”般地写出了勤俭大队“学哲学、用哲学”的典型经验材料，上报到浙江省和中央。1970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的长篇通讯。一夜之间，勤俭大队便开始全面走红。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在这前后，勤俭许多人参加了“学哲学大会战”。当然，走在前头的是大队干部们。戴香妹先前是在《人民日报》显要位置上，发表了《必须自觉当好革命对象》的学哲学体会文章;紧接着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养成分析的习惯》一文。随着戴香妹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她的政治地位也开始上升。1975年1月，戴香妹作为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赴首都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会议。1978年2月26日，戴香妹又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粉碎“四人帮”后，戴香妹担任了勤俭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后，她转变思想观念，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走出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误区”，开始抓发展经济工作，发动群众栽种了杉木、蚕桑、茶叶等经济林，使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1980年她主动让贤，提拔年轻人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退休后，戴香妹仍关心集体的事，常常为村里的工作当好“顾问”，每月仅拿10元的补贴。平时在家里，戴香妹细心照顾92岁的婆婆和从江山水泥厂退休旧来的丈夫姜法丙，并带好一个小孙子和一个小孙女。戴香妹的儿子姜度根、姜度新、姜度军及媳妇们，对她非常孝顺，使戴香妹觉得晚年生活很充实很幸福。
七斗八斗只会把人心斗散，把经济斗垮，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斗出来的。
——傅金妹
傅金妹和戴香妹同年，头发已经花白了，岁月的刻刀在她本来就瘦削的脸上，划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身上穿着淡蓝色的士林布衣裳，显得很朴实，就像她的性格一样，待人厚道且言语不加修饰。
记得1974年春天的那次学农，我们高二(1)班部分同学就分在傅金妹所在生产队。白天，我们都到她生产队里，帮助社员们收割麦子或插秧;晚上，到她所在的生产队里参加社员们的学哲学讲用会。客观地讲，当时勤俭大队一般社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有的老农民并不识字，一般只是参与一下，但傅金妹等主要几个人讲得还是有一定水平的，而且她说话心直口快，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
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勤俭大队“走红”的年代里，曾经是大队党支部委员、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妇女主任。此外，她还挂了个“江山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虽说她斗大的字不识几箩，却和戴香妹、毛阿妹一道参加大队学哲学小组。靠多听多问，死记硬背的方法，竟也记牢了一些哲学术语，其中毛主席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手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些语录简直是念念不忘。她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笔杆子”的帮助下，整理成一篇《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才有胜利》的文章，被选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70年8月出版的《种田人就是能学好用好哲学》一书中。
这一下傅金妹便出了名，新华社还转发了《傅金妹学哲学》的长篇通讯，在全国许多报刊、电台上播发。尽管傅金妹普通话中夹着大半的江山方言，却常常被人们请到台上宣讲“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有些话人家听不懂，勤俭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只好给她当“义务翻译”。傅金妹不仅在村里讲、县里讲，还巡回到丽水、温州、金华、台州等地宣讲。有一次，她在省城杭州宣讲时，听众多达万人，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全部到会听讲，还不时地为她鼓掌哩。与有些勤俭人一样的心理，在掌声中傅金妹有点感到飘飘然了，她一下觉得哲学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种田人是能学好用好哲学的。
不过，那时的傅金妹并非全靠“一张嘴”，她劳动的确很积极，干活是妇女中的佼佼者，因此兼任了勤俭五队的副队长。1973年主动离开本生产队，只身到比较落后的第六生产队担任生产队长。为改变六队的旧貌，傅金妹不怕脏、不怕累，起早摸黑，使六队的面貌有了明显改观。
“四人帮”粉碎后，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经受了“批判、撤职、开除党籍、判刑五年和无罪释放”的过程，傅金妹因在批斗姜汝旺中态度不坚决等原因，被免掉妇女主任等职务。最初，她心里也有些想不通，认为勤俭大队学哲学是跟当时形势和上级精神做的，“走红”的时候什么都对，落下来的时候为什么都错?即使错了，责任也不应由勤俭人全部承担，事物应该一分为二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傅金妹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她认识到“斗争哲学”是违背哲学本意的，七斗八斗于国于民有害无益。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傅金妹曾经批评做篾的丈夫只顾挣钱搞“资本主义”，“斗争性”不强。如今，她积极支持已退休的丈夫做手工业挣钱。她自己还养猪、养蚕、养鸡，发展家庭经济，使家里盖起了新房。
傅金妹现在身上无“一官半职”，但她对自己是共产党员感到很自豪，说几句话就会提到“我们共产党员”。采访结束时，傅金妹不无忧虑地说：“我不认识字，报纸看不懂，广播里有些话也听不清，加上现在组织生活少了，上头的精神知道不多，俺心里真怕落后哩。”
当今的勤俭人，具有务实精神和经济意识，他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新勤俭。
——毛阿妹
毛阿妹在“哲学三姐妹”中，属于“小妹妹”。勤俭大队学哲学那阵子，毛阿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如今看上去，剪着短发的毛阿妹显得稳重老练，身上的衣着活脱脱是个农村中年女干部打扮。
毛阿妹年轻时在勤俭大队养蚕室工作，是周围村里顶呱呱的“养蚕姑娘”。
1970年，毛阿妹由戴香妹、傅金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担任了勤俭大队“革领”小组成员，并参加了大队学哲学小组。通过学哲学，毛阿妹也写出了一篇《从量变到质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后，曾被当作浙江省小学生上课的教材。1976年底，原妇女主任傅金妹被免职后，大队党支部决定让毛阿妹担任妇女主任。最初毛阿妹死活不接受，后来经大队党支部书记戴香妹做了不少工作，她才答应下来。
毛阿妹当上妇女主任后，在全公社带头做了绝育手术。由于她以身作则，使大队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勤俭大队连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她本人也连续三届被选为当地的人民代表，并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先进妇女主任”称号，受到了上级的表彰。眼下，她除了抓好计划生育工作，还发挥自己的养蚕专长，经常向全村妇女传授养蚕技术，为村里发展家庭经济作出了贡献。
最后她激动地说：“我们勤俭人见多识广，还是比较聪明能干的，请大家相信：我们勤俭人从哪里摔倒还会从哪里站起来，勤俭的明天还是美好的。”
学哲学曾使勤俭人走过一段弯路，如今我们从“哲学三姐妹”身上发现，勤俭人已走出昨天的曲折，聚精会神建设今天，展望明天。在采访中，记者听说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除了搞好种植业、养殖业等家庭副业外，也到邻近的江西玉山、广丰和福建的浦城等地，做起了煤生意，家里还盖起了两层小楼。“哲学三姐妹”等一代勤俭人虽然老了，新一代的勤俭人正在茁壮成长，笔者的同学徐根风现是新任的勤俭村妇女主任;勤俭人外出读书、工作、做生意、打工的很多，笔者有两位勤俭村的同学都已成为经营消防器材的老板。再看村貌，当年的勤俭接待站，现在已改成服装厂：当年的大会堂，现在是食品加工厂;一片片绿油油的粮田、茶同、果同，一幢幢新建的农家小楼……正在向人们展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勤俭。
作者：徐忠友 来源：档案春秋 2010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