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而一个民族必然要有追求智慧的品格，但由于每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差别，因而就决定了我们追求智慧的内容、取向、方式的不同。中华民族的精神对我们对智慧的追求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不仅引导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中国哲学，也引导我们认识到我们民族的精神特质。
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方立天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论形态集中在中国哲学著作中，并表现为千千万万人民的人格理想、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中国哲学最精粹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这包含了两层含义：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理论形态的集中;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哲学指导思想的精粹。中华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是中华民族基本的精神特质。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对智慧追求与探索的最精粹的指导思想，是怎样具体体现出来的?只有进行这样的分析，我们才能看清中国哲学发展的另一番景象。
一、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的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巨大，使得我们上下五千年得以生生不息，使得我们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对哲学的影响也不例外，最明显的有以下几点。
(一)崇尚“大一统”民族精神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正统意识。几千年以来，因为民族统一的原因，历届统治者，哪怕是少数民族，只要入主中原，都要启用有“大一统”精神的儒家，儒家被奉为治国宝典。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需要一个主流的意识来维护他的统治，我们知道，他选的是“法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单纯依照法家思想来治国是失败的，后来历任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汉初奉行的是道家“无为”思想，后遇地方割据问题，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既可以调节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又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再往后，北魏是少数民族的国家，但是他知道，要想变得更先进，必须学习儒家思想，北魏孝文帝是一位很爱学习的皇帝，他学识渊博，熟知儒释道三家，对儒家尤其精通，因而儒家思想也就成为他治国的基本理念。元代更是如此，1315 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孔子在那时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统治者虽然没有封谁为正统，但却延续了汉人的习惯，清代的经学也很发达。所以在事实上，由于大一统的原因，古代中国哲学一直以儒家为主流。到了近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成为我们匡世济民的一剂良方，经过我们结合中国实际的创造，当今居于哲学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包容和谐精神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多样姿态。首先是对本土产生的哲学派别的包容，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哲学领域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它们在同一个时空绚烂多姿;其次是对外来哲学的吸收和发展，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人们把它本土化，到了宋代，与儒道汇合，形成道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又把它本土化，形成切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西方哲学有明显的不同，其实，早在数千年以前，西方文明轴心也充满了多个古老文明，他们之间也冲突、影响不断，但是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做出过贡献的文明很快就消亡了，或者是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更高水平的文明，哲学也是这样发展的。但对于我们而言，中华文明由于其包容精神，哪怕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是“不抛弃、不放弃”，既没有抛弃自身的哲学传统，也不放弃对外国哲学的学习，我们相信“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就这样，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保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三)求真务实精神成就了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中国的哲学家一向“求真”，但“求真”本身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而面对现实并批判、指引现实才是最终目的，所以，“务实”成了我们众多哲学家的精神写照，从孔子周游列国就可以看出，他希望理想能化成现实、指导现实，所以才到各国进行游说，让统治者采纳他的观点。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有几次超越的机会，但最终都回归了实践理性。早在先秦时期，名家在关于他们代表性的命题“合同异”、“白马非马”、 “离坚白”等命题，反映了他们的思考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但是，由于这种思维对现实的政治、经济等生活并没有太大的直接意义，后来名家就消亡了。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玄学兴起，什么是玄学?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玄”，幽深玄远，玄学就是探讨幽深玄远的学说，各位哲学家们的玄思妙想，思辨色彩浓厚，其中王弼以“无”为本，阮籍和嵇康向往抛开人世污浊而突出人的主体意识，但到了隋唐时代，哲学又回归实践，王通研究的是政治哲学，虽佛学兴起，但都依据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更改。宋代哲学以其理性、思辨精神而著称，明代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后来王夫之更是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水平，有人说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是中国哲学的发展，他汲取了这两种哲学的营养，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体现，更是求真务实精神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贯彻。
(四)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使得中国哲学“日日新”。今天， 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已成为民族发展的力量源泉，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创新，敢于创新，这在《大学》中就有记载，它曾引用“汤之盘铭”，就是刻在商汤洗澡盆上警示自己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直接阐发了革故鼎新的观念。《周易》也把创新精神凝练到哲学高度，它认为人应该合乎宇宙之 “时”和社会之“时”，强调“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应时而动才可以成就功业，所谓：“变通者，趣时也”，(周易.系辞下传)“以亨行时中也。”(周易. 蒙卦第四)哲学家中有很多都是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典范，孔子对殷周文化采取的就是“因”与“革”相结合的方法，“因”是继承，“革”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剔除传统中不合时宜的因素，增加顺应历史的潮流的内容。后来哲学上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革新”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宋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变也是如此，王守仁看到了程朱理学的教条性，从而大胆的提出以“心”为本的心学体系，大大的提升了人在德性修养中的主观能动性。可是陆王心学后来却变成了“空谈心性”，于是，明末清初的哲学家们就开始批判这种精神，严复曾说：“夫陆王心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知天下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这表明了当初对只谈“心性”修养的德性之知，转而追求实证精神，但这种实证精神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才得以彻底构建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显著特点就是实践性，破除了虚妄空谈之风。
(五)勤劳勇敢精神渗透于中国哲学的“克勤克俭”。2015年7月8日，在中国青年网上有这么一篇文章--《赴耶鲁陪读的中国家长：在社区种菜》，耶鲁大学有1/4的国际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他们的家长在校园的一个偏僻荒芜的角落种菜，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中国人哪怕是离开故土，也会带着自己的勤俭精神。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干扰，生产力水平也不高，所以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养成了勤俭的优良传统，《尚书.大禹谟》便已经记载了“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古训。儒学对勤俭推崇有加，视其为美德，首先是提倡勤劳，宋代的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清代曾国藩对懒惰更是难以容忍，他说：“百种弊端，皆由懒出。......做人之道，亦唯骄惰二字误之最甚。”因而，倡导俭朴，反对奢侈。孔子向来以恪守周礼著称，当时为了节俭，人们将行礼时戴的帽子由麻织的改成丝织的，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又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子罕)儒家对奢侈一直很反感，认为它是丧身败家、作奸犯科的根源。
二、中国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我们不仅需要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引，也需要中华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升华，而其与中国哲学的相互促进、相互砥砺，就可以达到二者共生的目的。
(一)一方面，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国哲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哲学，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有生机。而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精神氛围。首先是包容精神会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就要走出自己的墙，从外面看。一个民族要认识别个民族，就要走进别人的墙，从里面看。其实，认识自己和认识别人是同时的。”我们要珍惜中国哲学的传统，但又不能民族至上、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要求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在方法上，甚至在内容上，都要超出中国哲学的范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要进行吸收和引进，对西方哲学的观点，要进行分析和借鉴。创新精神就要求中国哲学要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哲学，必须要能超越现实，比别的理论能更早的预测未来，必须最先开始创新，今天所讲的观念创新，离不开哲学观念的创新，而且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最彻底的创新。目前，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已经在促成全社会的创新，中国哲学处于革故鼎新之首，也必然被点燃创新的火焰，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绵延不息。
(二) 另一方面，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升。中华民族精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开始反省中华民族精神的利弊，其中，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里讲述了《中国国民之品格》，全面分析了旧国民性的弊端和根源，阐明了近代中国国民应具备的素质如进取心、冒险精神、自由意识、尚武精神等，形成了改造国民的系统理论，邹容先生深刻抨击了国民的奴隶根性，呼唤民族主义意识和民主觉悟。在反省我们国民弱点的同时，又体认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如刚毅精神、积极入世精神、独立自主精神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哲学反省，才促进了近代民族精神的转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精神的创新，把实事求是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不得不说曾得益于毛泽东的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因为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理论清算，才进一步把“求真务实”的民族精神竖立起来了。
作者：万绪珍 来源：知识文库 2016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