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道德现状有人评价是道德滑坡，也有人评价是道德依旧，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德被法律所裹挟，言者皆有理。但是我们需要站在一个特定的宏观背景下去审视这些说法。本文通过中国哲学的角度，谈及当今道德的现状，认为道德的作用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同时认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应当相互促进，不能彼此牵制。
中国是号称五千年的礼仪之邦，但是，今天也没能逃脱赤裸裸被谈论的命运。在今天这个转型时期的国度，人们会因为传媒刻意、过激的报道而察觉“道德沦丧”，又会因为“感动中国”、某少年独自撑起一个家，这样的催泪故事而安慰“道德依旧”。我们迫不及待地去追问，也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视角去看待更多的道德问题，道德现状。
面对那个曾被千古传诵、引以为傲的道德，人们总是会态度暧昧。一方面，贬低道德，不相信道德，因为法律才是关键;而另一边是，义愤填膺、明白无误地宣称中国正面临一场道德危机，急需救道德于水火。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恪守周礼的规矩，认为有礼才有德;孟子也主张“以德服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德行的重要性，在整个儒家的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时代不同，但孔孟中的关于“德”的哲学，至今依旧受用。因此，道德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
有不同的态度，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碰撞。国民不时就对道德指指点点，掀起一场关于道德的大讨论。当国家批判道德滑坡、建议重塑道德时，会有人讥笑，“请先去治理好腐败问题再说吧!”;当评论家试图评论一个道德现象时，又会有人立马跳出来指责他们——试图“道德暴力、道德绑架”。其实在百家争鸣的年代，对于“道德”的看法，也是这样各执己见。老子在《十九章》中曾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强调“无为而治”的道家认为，社会之所以混乱，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讲究虚伪的仁义道德，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须取消道德。只有像刚出生的婴孩一样，完全处于自然状态下才好。即便如此，老子的整个设想也是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更好地相处这一人本角度。因此，只要出发点是积极的，关于道德的讨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裹挟道德，试图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号施令的人。
世上没有圣人，也没有完美的人。我坚信每个人都有道德戒尺，只是有时，邪恶的一面压倒正义的一面，便会体现出不道德的行为。正如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性善，也是向善，是一个需要持续引导的过程。我们今天对于道德的追求，恰恰也是在追求一个更加完美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妨汲取一些老子的思想，“不要去争论，也不要去追求巧利”，只有这时候，才是真正在接近道德的本质“复归于无物”——即使没有把道德挂在嘴边，道德也在自己心中。或许当有一天，中国沦落到需要大肆宣传“某市某路公交有某人给某老人让座”这类新闻的时候，才是真正道德的缺失，时代的悲哀。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历史上有两大问题，一是缺少数目字管理，二是以道德代替法律[2]。当下中国是不是出现了道德去裹挟法律?尽管没有定论，但是确实出现了这样类似的情况。2010年药家鑫杀人一案，占据道德底线的大众不断用舆论向最高法院施压，得出了死刑判决书。一个刚成年的孩子，案发后在父母陪同下主动自首，在法律上本罪不至死，但是我们却用道德扼杀了一条生命。在这里，不禁让人忆起墨子的“兼爱”，即使罪行可恶，但同样贵为生命，同样是父母之子的观念，并没有真正使我们产生共鸣，法律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当人人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以道德裹挟法律时，“兼爱”的存在也便只停留在古代。“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多一点宽容，以律法来约束个体，用法律去公正客观地解决，用道德来宽恕抚慰每一个人，真正“兼爱”、“非攻”，才能消除社会的戾气。
当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的时候，我们自问：道德是否和法律纠缠在一起了?老人跌倒扶不扶，是不是立法之后才会更好?单靠道德，力量是否有限?其实，道德与法律本来就没有孰大孰小之分，也没有谁先于谁存在这样的问题，道德和法律可以互为良药，同舟共济。孔子在《为政》中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运用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就可以预防犯上作乱于事前，引导他们不敢想和不会想犯上作乱的事，人心自然归服了。用现代学者熊培云的话来说就是，“善法可以提升道德的水准，道德可以打破恶法的坚冰”[4]。二者本就须臾不曾分离，我们也便不需刻意去规避他们各自所带来的分量。
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当今道德现状，并不是只有谈论“道德滑坡”这种人云亦云的结论才是正确之举，我们更多的是想结合法律之角度，来探讨道德之存在，借助中国哲学先贤们的思想，汲取力量，展望未来。贝多芬说，“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道德分量很重，中国道德并没有完全覆没，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是一时的遮盖，一时的迷茫，总有一天还是会焕发它原本具有的光芒，正如性善，也是向善，也需要规劝和引导。老庄强调消极厌世，对人生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各种制度竭力反对，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对道德的批判，并没有使得当时的社会变得更好，将道德陷入众矢之的，并不是最好的结果。社会需要规范，需要向导，并不是每个人都超然避世，可以做到“无己”，“无待”。正如一开始所说，道德是必须品，如何与法律结合，改善当今现状，既体现着我们的智慧，也延续着先贤的哲学理念。
相信未来的中国道德现状，会更好，会更自觉，会与法律配合得更好，真正实现一个我们都希望的和谐社会，也正如中国古代的哲学先贤们所期盼的那个社会。
作者：叶钰博 来源：大观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