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期开始，《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进入到下半部分的讨论。这一部分是贝尔廷根据其1987年撰写的小册子《艺术史的终结?》(Das Ende der Kunstgeschichte?)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而且添加了新的章节和案例讨论。那本小册子出版时曾经在欧洲乃至国际艺术界引发了相当程度的争议和讨论，反响不仅来自于艺术理论界和艺术实践者，更有来自哲学界、文化批评界的回声。
贝尔廷在本书的前言中认为自己当时的思考尚不完全成形，而在语境变化了的十年之后，他可以更为自信和完整地表达关于“艺术史终结”的思考。在大量修改的基础上，除了行文风格与上半部分明显有所区别，贝尔廷的论述在下半部分以艺术品为核心的探讨对象。贝尔廷试图追溯到黑格尔和瓦萨里，来考察现代主义的源头和艺术品本身所承载的意义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贝尔廷与几乎同时提出“艺术的终结”的学者阿瑟·丹托在观点上的相似性，但两人的工作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贝尔廷进行的是一种话语分析的工作，精通古代艺术的他尤为擅长叙事形式的剖析工作，把各种叙事形式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放在非哲学化的显微镜下进行放大;丹托是一位艺术哲学家，他试图以建构某种哲学话语的方式，达到对于前人哲学理念的继承和扬弃，他的分析带有某种隐秘的内核，似乎与哲学概念的提出方式有共通之处。换句话说，两个人工作的方法论区别更大于观点的殊异。我们会在接下来几期的评论中更多地展开两人的争辩。
对于迄今为止这本书的翻译和评论，卢迎华和我都得到了不同人群的反馈，这些反馈也使得我们对于自己在这个行业中进行的工作有了更多地思考。在选择这本书作为工作对象时，我们不仅仅出于对贝尔廷论述的信服，他的思想实践中呈现出的一种使艺术与理论形成坐标系的方法，以及向我们展现的理论实践切近艺术实践的抛物线，尤为成为我们将之引入到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动力。我们无意填补中国艺术研究的空白，尽管我们知道艺术研究是中国学院体制内较为薄弱的一个学科，在资源和学术探讨上的匮乏有些时候令人难以接受;我们更想探索这样一条艺术实践与理论实践相辅的道路，希望通过这种尝试能在某种程度上促发一些积极的、带有强烈自主性的实践产生。当代艺术可以对于来自各种学科领域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进行可能性的检验。但如何在这种检验中不去套用和重复已经存在的理论实践，也不以建构内容生产的认知系统为目标(也许不去做什么是在当代艺术中进行自我实践的一大核心要素)，是实践者应该予以重视和反思的东西。我们所说的实践者不仅仅包括艺术家，还有策展人、批评家、文化学者以及诸多在这个行业内工作的人群。尤其对于以批评、组织和策划为工作核心的从业者来说，理论实践的重要性在今天尤为凸显了出来。
在这样一个已经成形并不断扩充肉身的当代艺术生态系统中，这些从业者手中的工作具有更稳定的可操作性，而这恰恰为他们的工作埋藏下危险的种子。当你自顾不暇地奔波于画廊、博物馆、收藏机构、艺术家工作室、开幕现场之间时，往往由于这种工作的紧密和与人群接触的温度感而导致对于工作本质的暂时性失忆。我们工作的目的并非是在这个成为我们实践语境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自我繁殖，在繁殖中培养既定的趣味和常态的模式;我们也不是要把我们的思考放在惯性生产的天平上进行称重评估;当我们把理论形式的观点论述在画册、杂志期刊、展览出版物、专著、网络媒体上公之于众时，我们希望它的意义不在于维护哪一种艺术生产的合法性，甚至作为整个系统的润滑剂出现。尽管从现代主义的角度说，批评即意味着一种自我历史化的行为，批评话语总是伴随着以自身为目标的危险持续在我们的内容生产中发展和变形。但是，严肃而有意义的理论批评需要从具体而鲜活的实践中生发出来，将探测的触角伸向系统的同时也伸向自身：它应该永远是质疑的、颠覆的、非形式化的存在。有时候，理论批评滞后于艺术实践，有时候又提前于它，这种时差性关系使得理论与艺术保持在一种生动的关系域之中。
我们试图通过对贝尔廷这边著作的翻译和评论带动自我实践的进行，这种行动的动力很多时候汲取自与相关的理论生产进行的对话中。贝尔廷的“艺术史终结”说并非一朝而就的思考产物，在跨度十年的理论延伸中，这一观念不仅在语境的改变中愈发凸显出重大意义，也促使贝尔廷提出了“全球艺术”的概念和进行围绕这一概念的艺术与理论实践。这种理论探讨的持续性带有“未完成”的特征，它也启发了我们如何在与它的对话中引导自我实践的持续性和开放性。
贝尔廷在论述中很少提及主体性，而主体性正是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核心元素。在“艺术史终结”了的现代主义“之后”的时代，如何重建这种主体性是行业从业者面临的本质问题。这里，提出“延伸”这一概念似乎是必要的。艺术家利亚姆·吉列克(Liam Gillick)曾和好友马修·布兰农(Matthew Brannon)进行过一次有趣而深入的对话访谈，在被问到自己的作品互相间因为具有相似性而受人质疑时，吉列克说道：“现在这里面的问题是，人们会说： ‘好吧，又怎样?作品不错。可再一次，我们到了观念的终结处，历史的终结处，生产性的终结处，我们的意识也因此坍塌了。’但是我不这么想。作品接着会变成政治性的或者哲学性的，变成你对日常生活的深刻问题的思考。”这里无疑说的是一种“延伸”，虽然吉列克指的是作品的非物质化延伸，但我们完全能从中获取对于主体性实践的同样指导。对于理论的主体性实践来说，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延伸”(正如贝尔廷的“艺术史终结”说与后来提出的“全球艺术”概念的关系)，这种理论必定无法自信地与艺术实践并行向前，也无法保持开放的姿态和长久的生命力。在我们这个行业语境中，如果一种理论实践无法以自主性的方式延伸下去，就马上会被齿轮作响的系统本身吞噬。
作者：苏伟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2011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