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说，对“真”、“善”、“美”虽可有多种“命题的表述形式，但也许“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表述“真”、“善”、“美”的“命题’形式。因为,“真”应是讨论“人”与“天道”（自然)关系的问题，把“天”、“人”看成是有机的统一体。“善”应是讨论“人”的认知和行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道德价值。“美”应是“人”的内在感情世界与外在的景物世界相接而发生美感。
那么，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是否也有某些“命题以中国的话语形式表现中国文化艺术理论的某些意境呢？
《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认为，“至文”可以与“天地并生”,传“自然之道”,据此可以把“文”分为三类：
一类叫“形文”，“五色是也”，指绘画；
二类叫“声文”，“五音是也”，指音乐；
三类叫“情文”，“五性是也”，指文学(诗)。
这三种‘文章"如何才能成为“至文”(最高的文学艺术)照他看必须用玄学‘1寻意忘言”的方法才能达到。就此,我认为，刘勰或以“绘画”要以得“画外之景”、“音乐”要以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三个“名题来作为表述中国文学艺术的某种特殊理论形式呢？下面，将对此略作分析。
(一)绘画:寻求"画外之景”
《世说新语•巧艺篇》中说:“顾长乐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顾恺之画人“数年不点目精”，可见画人物传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晋的人物画原理已不在“四体妍媸”，而在传神写照了。顾恺之的这一画法理论，无疑是来自于玄学的“得意忘言”。
绘画重“传神写照”，这样就接触到人物的内在精神,生命本体，自然之美,造化之工的方面了。在此之前描写人物的‘神气”向以山水字眼来表示,以探求生命之本源，写造化之自然。而晋人渐渐觉悟到既然用人物画来表现造化之自然。那么何必不直接画山水，这样岂不更能现出造化自然，这样到东晋以后山水画就兴盛起来了。晋末宋初宗烟《画山水序》中说：“夫理绝于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征于言象之外者,可以取于书策之内。”意思是说：有些道理虽然没有传下来，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而超于言象之外的意旨，也可以通过充分的媒介而心领神会。画山水，也是要通过形象而领会“自然之美”、“造化之工”，但如果能不执着形象,不为形象所限，就可以得到超于形象的“画外之景”。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刘勰这里虽说的是“诗”的变化，但也适用于绘画。两晋南北朝的绘画从画人物,使人物的神气表现为超世之想，虽可用山水来比喻,如顾恺之画谢银在岩石之里,用这种方法表现人的“崇尚自然”、“师法老庄”，当人们一旦发现直接画山水,更接近“自然”，于是“老庄告退”,“山水方滋”了。山水是“以物观物”,故没有“我”，没有时空限制，可更好的得“画外之景”，而神会宇宙造化之奥妙。
(二)音乐:寻求"弦外之音”
魏晋南北朝许多文学艺术家都把“音乐”看成是“自然”（天籁)的表现。嵇康说音乐是表现大自然和谐的，“声音有自然之和,无系于人情”，即把音乐看成是纯自然的,与“人情”无关。陆机认为,高超的“音乐”是“常音”,而“常音”即“无音”。陆机的弟弟陆云说：‘辉天籁而兴音”，所谓“天籁”就是指宇宙的乐章，把握住宇宙的乐章才可以有真正美妙的音乐。所以阮籍作《乐论》,他认为音乐应表现天地之根本，万物之本性。能再现天地之根本、万物之本性的音乐才是和谐的传自然造化之工的“妙音”。圣人之所以作“乐”，只是为了“顺天地之本，成万物之性”，再没有其他目的。由于阮籍认为宇宙是一和谐的有序的整体，因而圣人制作乐章是“立调适之音,建和平之声。”因此,照魏晋人看，音乐既为人类采用表现“自然”的一种媒介；美妙的音乐是宇宙本体、自然造化的体现，通过这种媒介，宇宙的和谐得以再现。音乐，正因为是音乐的，必再现宇宙之和谐，盖音乐曲调之取得来自宇宙之度量。故如不执着其有限、不执着那具体的音符，忘言忘象,而通于言外,达于象表,则可‘得意”，而得“弦外之音”。如果说绘画是空间的艺术，那么音乐则是时间的艺术,是一种流动的艺术，但音乐必有停顿，必有终止，应于有声处听到“无声”’而领略“无言之美”；于“无音”处悟到‘妙音”，而得“弦外之音”，捉捕宇宙之奥妙。
(三)文学:寻求‘言外之意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章:里非天地自然本身,然文章“与天地并生”,为“天地之心”。而文章之所以为“天地之心”者，盖因“至文”成之“自然”，故宇宙本体得因文显,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故文章之成亦因自然，文章当体现人与自然为一体。就文章说，如有f则人与物成为对立，天人无以贯通；只有人物一体，人与自然打成一片，才成“至文”。造成人与物的对立是由于“以我观物如人与自然打成一片,则当“以物观物"。“以我观物’则文章容易概念化；“以物观物’则文章形象化，故文章当以“天地为心，，(不以货’为心),如达到物我两忘，则成‘神品”。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文章必须有深厚的感情,它的目的只是“情趣的”，而“情趣的”是从文学活动本身引出的自然自满自足，而非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有深刻的感情才可以发为至妙的文章，这是自然之道。既然人生为“自然”（天道)之再现，是宇宙本体的表现,人生天地之中，自有其不可违抗之命运’那么人何以“自遣”?照魏晋南北朝人看，就文章方面说,文章本为“遣怀”,陆机说：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芬春。……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看到四时的更替而感到时光的流逝,觉察到万物的变化而思绪万千,秋风劲劲而悲落叶,春气芳芳而喜柔条，因心有所感而提笔发为文章,陆机在《愍思赋》中说他自己之所以作此赋，是“以纾惨恻之感”。然而文章何以可抒发怀抱，这因为它本来是一种精神作用而通乎自然，所以刘勰说: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文虽成之寸心，而实发自自然，故可“观古今于须庾，抚四海于一瞬”,把无尽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都再现于笔墨之间。《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而此“神思”即生命之本源，宇宙之本体，它不可言说而为情趣之根源。盖因宇宙本体是难以言说的,而表现宇宙本体之种种现象是可以把握的。宇宙本体是一统一整体，而表现宇宙本体的种种现象是是多种多样的。宇宙本体是无形无象的，表现宇宙本体的种种现象是是有形有象的。好的诗文虽言浅而意深，言有尽而意无穷，故于诗文当求“言外之意”。如果我们寻求到充足的媒介，一定是要通过诗文以达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而不是执着诗文,把诗文的字句就当成宇宙之本体。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提出，诗文应是既有生动鲜明之立体感、意在言内的一面;又应有深沉、含蓄、通于言外的一面,这两方面结合得好’才是美妙之诗文，他说：
“隐也着,文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
旨”是说“旨外之旨”，即“言外之意”也。宋张戎《岁寒堂诗话》引《隐秀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于诗文的“言外之意",刘勰说:1外曲致,言所不及,笔固知止。”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理论从陆机《文赋》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到刘勰的“文外曲致”影响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甚巨，唐朝的司空图、宋朝的严羽，一直到近代的王国维无不受此种理论之影响。
仅以此文，祝贺《文艺争鸣艺术版)创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