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里卡·洪恩写作于1970年的笔录小说《女性—寻求解放》通过17位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生活经历，以女性视角展示了德国70年的风云变幻，同时展示了女性作为社会性别的困境，提示了可能的解决之道，即将男性看做妇女解放的盟友。这对于解决今天社会的妇女和婚姻问题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女性视角；社会性别；盟友
艾里卡·洪恩1939年出生于萨尔河畔的哈勒，在萨尔不吕肯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巴黎，柏林，慕尼黑学习文学，罗曼语，艺术史专业。她是德国60年代活跃的作家组织“多特蒙德61社”的成员。这个文学组织主要关注社会现实，这一取向在艾里卡·洪恩的作品中得到了最直接的反映。她写了大量的社会纪实文学和散文，是德国六，七十年代报告文学的主要代表。她还为电视台制作了大量的记录片，内容涉及失业，税费政策，社会平等，政治和工会活动等社会普遍存在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社会也仍然普遍存在着，是主流媒体不可避免的话题。代表作主要有：反映矿工生活的《博特罗普纪实》（1968），《女性—寻求解放》（1970），《罗斯拖克游记》（1971）等。
艾里卡·洪恩写作于1970年的笔录小说《女性—寻求解放》显然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影响，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进的女权运动不同，这次运动主要致力于揭露男性中心的社会文化传统对于女性的误读，深层次的探讨性别的本质和性别歧视的深层社会文化心理。正如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女权主义经典作品《第二性》中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性成为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和家庭根源。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艾里卡·洪恩在《女性—寻求解放》中对书中17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女性的采访围绕着她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所受教育，从事的职业，和他们共同生活的男人或曾经生活过的男人，从事的社会活动等方面展开，作者在后记中说道：“这本书本来旨在从这些女性身上找到女性解放的榜样，鼓舞士气，而结果却不容乐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女性的解放步履维艰？
书中的17位女性属于德国70年代的老中青三代，她们中有政治家，选美冠军，也有文员，售货员，家庭主妇。她们在讲述自己的生活时，也间接的描绘了德国70年的风云变幻。这段历史包含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以及德国战后重建，东西德的分裂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女性视角讲述的这些历史，更象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即使在30年后的今天还是让人觉得身临其境，历史离我们更近了。作者有意无意的证明了在传统的历史中我们虽然听不到女性的话语，但是她们也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过历史：经济危机中物价飞涨，提着一箱纸币买不来面包；暗中给犹太邻居门口放食物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在战争中分娩时俄国士兵送来了一碗鸡汤；被迫去纳粹服役的丈夫诉说他精神上的苦恼。正如著名作家王安忆所说的：“历史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1她们讲述的历史摈弃了大而空的主流历史话语，因而更让人信服。是对迄今仍被男性话语占据的所谓正史珍贵的补充。
在她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她们生活中的许多共同点，在女性解放运动影响下这些女性早已走出了家庭的狭小圈子，参与到了社会活动中，在安托妮娅（84岁）的青年时代，“女孩要想办法养活自己，而不是等着一个男人来和她结婚，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意识…”2但她们在走向社会时，遇到了比男人更多的困难。在工作中她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往往得不到与男人同样的待遇。31岁的女工程师玛莉娜虽然在东德时工作出色，但逃难到西德去时却因为女性的身份难以找到工作，而她同样是工程师的男朋友轻松的成为了西门子公司的一员；在女性为主的职业中，女性不仅是要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来换取上司的认同，而且得不到与工作相当的报酬。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虽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承认了男女平等，但是深层的社会心理并没有改变，而培育这种男权的社会心理，追根溯源还在于家庭教育。它不仅教育了女人将传统的女性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同时也教育男人将对于女人的优越感视为理所当然。14岁的女孩西比勒家中总是妈妈承担所有的家务，逆来顺受的妈妈显然也在这样教育孩子们。她总是“把我（西比勒）叫去作饭，我的哥哥在听收音机，弟弟在玩耍。”而西比勒才年长5岁的哥哥则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家庭主妇做的…你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家庭主妇，所以你（西比勒）现在就要开始练习。”3家庭教育既塑造被压迫者，也塑造了无意识的压迫者。
同时女性的生理特征给她们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女权主义者如波伏娃等人认为母性是产生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也是奴役妇女的直接方法。作者显然并没有完全接受这样的思想，而是试图在这些女性的经历中去寻求解决之道。这些女性很多由于在恋爱中突然怀孕，仓促的走入婚姻。这样的婚姻就象赌注，不管是否以失败告终，女性都无一例外的背负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重负：一方面她们是母亲，无法舍弃作母亲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强烈的意识到需要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她们渴望男人帮助而不得：男人也有自己的苦恼，竞争的压力使得他们很容易失去克制，只能转而在家庭中寻求解脱，要求妻子为了共同的未来，也就是他的未来，作出牺牲。这样的冲突最终总是以妻子的妥协告终。妻子作为母亲就有照看孩子的责任，这通过从小的家庭教育也内化成了女人认同的观念。虽然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孜孜不倦的追求自己的事业与理想，却没有足够的勇气要求与丈夫建立一种互助和谐的家庭关系。女性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了社会活动，但在个体关系中她们又必须笼罩在从属于男性的阴影中。这些女性大多有一到两次离婚的经历，因为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始终处在矛盾重重中，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而离婚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消极选择，但是女性与男性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她们开始一段新生活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女性受到这种双重角色的困饶，在于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承认了男女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却忽略了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性。用男性社会制定的标准来要求走入社会的女性，在本质上不是承认了女性，而是消除了女性。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吞并，而不是两种主体的并存。
尽管如
此，书中还是提供了一个成功解决这一矛盾的例子。46岁的玛蒂尔德出生于矿工家庭，母亲和父亲都是矿工，他们在家庭事务中有平等的决定权，这使得玛蒂尔德从小就在在两性关系上有着平等的观念；她也没有就读传统的宗教学校，而是在观念现代的新式学校接受了开明的教育。对她今后的成功起重大作用的当然还有她的丈夫：他也来自一个父母共同工作养家的家庭，因此他并不认为 “我的妻子要为我生活”4，而是和她一同为生活努力。在妻子情绪不好时他会耐心的安慰和鼓励她，乐于分担家务，并不觉得做家务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妻子成为副市长之后，他表示忠心的祝贺；面对朋友们因为妻子的女性角色而给予的不信任时，他总是默默的支持她。慢慢的，玛蒂尔德通过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女性在争取解放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不能象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一样将男人视为敌人，而应该是盟友。男性是女性生活中不能跳过的一部分，只有当男性与女性形成和谐，互助的关系，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而要作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纠正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压抑女性个性自由的部分，也要纠正对男性进行特权教育的部分。使得男性与女性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思想解放了的女性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盟友。这种“男性关怀”5是基于男性与女性共同利益的。这样才能使未来的世界里“男性与女性自然共处”，而不是否认女性的自然差异，将女性变成无性或中性的人。
女性的中性化在同时代的中国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处于文革时期的女性在“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激动人心的口号下象男人一样参加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而女性特征的体现则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是受到严厉批判的行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也极力塑造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女性”形象。即使是今天，很多中国女性还是在这种平等的面纱下默默忍受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重负。
戴厚英写作于文革后的小说《人啊人》也是一部以女性视角为主的小说。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孙悦，就是一个极力锻造自己男性特征的女强人形象：她在文革中遭到丈夫的抛弃，独自抚养女儿，同时又要承受政治上的压力。当自己一直心仪的男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她不仅出于要强和自尊一再的拒绝，而且总是试图以党的身份去压制两人之间一直心知肚明的情愫。拒绝男性的感情和帮助，是害怕自己主体地位的丧失，还是没有找到女性主体地位的困惑？孙悦最终接受了这个等待和关注了自己20多年的男人，与书的主题寻找大写的“人”相得益彰，说明了在寻找人道主义，追求人的真正自由发展的过程中，男性是女性必要的盟友。
参考文献：
Ida Bucher· Chinesische gegenwartsliteratur :
eine perspektive gesellschaftlichen wandels der achtziger hahre · Bochum : Universit tsberlag Dr. N. Brockmeyer,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