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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元岳应元岳（1896年8月23日－1991年1月21日），浙江宁波人，内科专家和热带病学家。首先在中国大陆发现肺吸虫病。在霍乱、疟疾、血吸虫病的诊治方面亦有研究。主编中国第一本内科学讲义以及第一部热带病学。中文名：应元岳国籍：中国出生地：浙江省宁波市东乡下应村出生日期：1896年8月23日逝世日期：1991年1月21日职业：内科专家毕业院校：湘雅医学院、美国康涅狄格州医学院主要成就：主编中国第一本内科学讲义代表作品：《热带病学》等等简介应元岳，1896－1991年，浙江宁波人。1921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获美国康涅狄格州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24年，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研究内科学。翌年转赴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和卫生学学院攻读热带病学。1926年回国后。任浙江绍兴福康医院内科医师。1927年在国内首次发现并诊断肺吸虫病。1928年应第四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之邀，任热带病学、寄生虫学、实验诊断学副教授，1932年任内科学教授。193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英国皇家热带病研究院进修，被授予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为我国获得此奖章的第一人。应氏学成归来，继续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中山医院院长。1939年上海医学院内迁，应氏率迁校先遣队入滇，在昆明白龙潭办学。1941年又随校转迁重庆继续任教，并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医院内科主任等职。1949年受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之聘，任内科学系教授兼主任。1957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及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名誉顾问，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编委，《解放军医学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及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著作应元岳一生著述颇丰，曾发表《关于人体肺吸虫病在我国大陆的首次发现》、《霍乱患者体内霍乱孤菌存留时间》、《血内恶性疟原虫的数量与临床发作的关系》等论文40余篇。主编《军医参考》及丛书《传染病学》、《内科学》和《内科手册》。他积累多年经验和研究成果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热带病学》专著，3次修订再版。生平应元岳，字玄鹤，189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东乡下应村。幼年家境贫寒，祖父和伯祖父都是造船工人，祖母是渔家女，父亲则是个读书人，也曾学过中医。他6岁人蒙馆（私塾）读书；8岁随家迁居浙西武康。父亲在乡间设蒙馆教书、行医，他随父读书。11岁随伯父到湖州私塾念书。1909年，他14岁时考入教会办的杭州惠兰中学，并在学校附设的印刷所做排字徒工，以补生活费用之不足。1912年18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受聘任浙江省立台州中学英文、理化教员。1914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16年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今湘雅医科大学）开办。他有志学医，即转入该校学习，成为湘雅第一届学生。同班10人，内科学家张考骞、肺科专家吴绍青、外科专家任廷桂、儿科专家高镜朗、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等，都是他的同窗好友。1921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获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当年，被该校保送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放射医学半年（这是国内最早的一个放射科学习班，学生多为教会医院外籍主治医师）。结业后应绍兴福康医院美籍同学Goddard院长之邀，任该院内科医师。1924年得该院资助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内科进修。次年夏转赴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学院进修。1926年回国，任绍兴福康医院内科主任。1928年，原湘雅医学院首任院长颜福庆在上海创办中央大学医学院（后称上海医学院，即今上海医科大学）。应元岳应邀担任该医学院的临床内科、热带病学、寄生虫学及实验诊断学副教授兼科主任。1932年晋升内科教授，时年36岁。次年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被派赴印度加尔各答英国皇家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进修。学满一年后，参加英联邦联合考试委员会的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热带病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成为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学者。应元岳载誉归来后，继续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并兼任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以及上海中山医院临床教授，并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委员。1937年初，兼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应元岳组织医院工作人员收容抗日伤员。在日寇侵占上海前夕，应元岳与王霖生医生借助各方面爱国人士，将数百名伤员及必要的医疗设备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区。转移结束后不到1小时，中山医院院址即被日寇占领。1939年，上海医学院内迁。应元岳率领师生员工，由海路经香港、河内入滇。在昆明几经周折才借到校舍、职工家属宿舍。由于教学器材大都留沪未能带来，所以教学条件极为艰难，1941年，上海医学院北迁四川重庆歌乐山，应元岳到渝继续任教。1942年应元岳以热带医学专家的身份，一度负责调查中印公路沿线情况，指导防疫工作。1943年秋，重庆高滩岩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办，应元岳受聘为内科主任，不久该院改组为卫生署重庆中央医院。当时的青年医生有陶寿淇、林传家、陈过、张国治、李宗明、池芝盛、郭仓、翁心植、林传骧、曾畿生、诸荣恩、陈淑清、钱岳年、刘约翰、吴锡琛等人。应夫人苏守真医师在上海医学院内迁前即携子女4人到滇，任昆明省立医院和惠滇医院妇产科主任，是中国早期的妇产科医生之一，她医技精湛，医德高尚，且为难得的贤妻良母。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长期独力承担了教养子女、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应元岳在事业上的成就，与她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1945年春，苏医师不幸患斑疹伤寒去世，应元岳极为悲痛。因全家迁渝为不可能，他只得恳辞渝职，留滇行医。当时，昆明数家大工厂竞聘应元岳任特约医师，省立昆华医院与市立医院均聘他为内科顾问。1948年秋应元岳返沪与阔别多年的老母等亲属团聚。因需接济在沪家属及子女上学，只得再次开业行医。1949年他受华东人民医学院（后称上海军医大学，今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崔义田的邀请任该院附属医院（今长海医院）内科教授兼主任。1956年上海同济医院划归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今长征医院）后，他还兼管二院内科的定期查房和临床教学任务。1957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他先后担任过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理事会名誉顾问，上海市科协委员，国家卫生部科委委员，《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荣誉委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应元岳晚年患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肺原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前列腺癌，1990年12月12日因肝肾综合征、多器官衰竭住入长海医院，1991年1月21日治疗无效病逝。临终前他立下遗嘱：①我死后丧事从简，②我一生在二医大，死后遗体捐献给学校作医学解剖，③家属子女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并嘱将存款捐给学校，作为医学教育及科研奖励基金。培养医学人才上海医学院初创时院址在上海吴淞，每次上课需自带教具搭乘小火车往来，十分不便。但他一向按时上课，从不迟到早退。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同事担心内地艰苦，不愿内迁，一些稍有名望的医生都挂牌行医，收入可观。而他坚持带领许多有志向的师生员工远迁昆明。他在昆明任教时，住在北门街，临床实习在昆华医院，实验诊断上课却在6公里外的白龙潭。他每次上课都身背教具偕助教朱益栋步行前往，风雨无阻，即使遇日寇空袭骚扰也从不间断。在重庆时，他身为主任教授，月薪微薄，一直与学生同吃同住。他的夫人在昆明病逝后，他为抚养子女，只得在其学生的诊所中开业行医。但他对穷人从不收费，如对西南联大的不少穷教授、穷学生求诊，一律免费。在省立昆华医院任内科顾问时，每周查房3次、讲课一次。他讲课精简明了，容易记忆；对病人真诚和蔼、细致负责。当年曾有一名由华北流亡来滇、素不相识的穷学生患病求诊，应元岳见他衣衫单薄，即解呢大衣相赠。当晚到昆华医院讲课，青年医师见他冬衣单薄，群以为异，其后了解内情，深为感动，乃集资购呢大衣相送；为他量尺寸时恐被他发现，乃谎称院方为其制白大衣。应元岳感其情真意切，难以退却，将此呢大衣珍藏。当时，他还每周去昆明市立医院查房3次、门诊3次，对病人不论贫贱，一视同仁，和蔼可亲，深受病家欢迎。有人送他一架很好的台灯，他却立即转赠医院公用。市工医院原址本是一所破庙，医疗条件较差，由于应元岳和全院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作出了成绩，获得了社会各界重视，市政府因此捐到一所大厦作为该院新址，医疗条件亦相应改善。应元岳十分重视课堂教学，他讲课条理分明，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听后印象特别深刻。1962年，他曾将课堂教学经验概括为6点：首先教师应认真备课，熟悉教材内容；其次应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教学对象（即学生）的水平，做到因材施教；讲课时要掌握全面、突出重点；讲课时应面对学生，观察他们的反应和表情，引导学生集中注意力，防止干扰；还要注意自己的姿态和语调。在教学中，他一向喜欢采用讨论方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最后他用少量时间作出简明扼要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人才外流，上海各医学院校人才甚缺，延聘应元岳者不少。但他认为培养新一代军医人才是他不可推卸的光荣任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华东人民医学院的聘任。当时的华东人民医学院房舍、设备都很简陋，条件很差。附属医院（后称第一附属医院，今长海医院）主要设有内科与外科，内科包括传染病科、神经科、皮肤科、小儿科在内，只有20多名医生。1956年应元岳兼管新接办的上海同济医院内科的定期查房、医疗、教学任务。1957年受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还到上海岳阳路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训练班讲课。为了改进全面的临床教学工作，他还数次带领工作组到临床实习基地各医院调查了解学生实习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1962年，长海医院建立热带病房及热带病实验室，他经常到病区巡诊，并指导实验室研究工作。此外，他还经常应邀参加上海华东医院等医院的会诊工作，帮助解决许多棘手病例的诊疗问题。医德高尚应元岳对医疗工作十分细致认真，经常深入医疗第一线，日以继夜地工作。在绍兴、上海、重庆时期，一些发热待查的病人常常患有疟疾。为了及早明确诊断，他常在昏黄的豆油灯下用显微镜寻找疟原虫连续数小时。在绍兴福康医院工作时，他就是这样在显微镜下找到肺吸虫虫卵而首次证实中国大陆存在肺吸虫病。应元岳在查房、会诊、临床病例讨论会、临床病理讨论会中，都注意发扬学术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他对工作严谨、认真。对发热病人即使血片已查出疟原虫，他仍不满足，排除其他发热原因后才肯定此诊断。应元岳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从不发表不成熟的见解。他对待学生和青年医生热情诚恳，关心青年的成长，犹如兄长、慈父。他对待下级的错误从不疾言厉色地批评指责，而是与人为善地诱导他们自动改正。在昆华医院查房时，一病人反映便秘灌肠无效，腹胀难受。他即戴上手套，亲自从病人肛内挖出粪便，在场的医生护士既内疚，又感动。文革后期，他著文批评废弃高考，不重知识，“开门办学”那一套。热带病的贡献应元岳早年主攻热带病学。肺吸虫病是国内22个省市的多发病，但早年医学界不知中国大陆存在此病。仅沿海地区有个别病例报告，但不能排除从日本、台湾、朝鲜等地带回的可能。1928年5月～6月间，绍兴县兰亭和东坞的2名农村青年，因长期咳嗽、咯血而到福康医院内科求治，应元岳在他们的痰和粪便中多次找到肺吸虫卵，确诊肺吸虫病。因他俩均未远出过，乃肯定是在本地得病。病例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30年第16卷。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发现肺吸虫病。其后，吴光等在兰亭的石蟹体内找到了肺吸虫囊蚴，完全证实了这一发现。朝鲜本是肺吸虫病流行区，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志愿军因吃溪沟中捕得的_蛄而感染肺吸虫病的人很多。有一部分被长期误诊，转来上海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今长海医院）后才得确诊治疗。应元岳有关霍乱患者体内霍乱弧菌存留时间的研究、昆明恶性疟患者血内恶性疟原虫的数量与临床发作关系的研究、昆明及上海所见斑疹伤寒等的论文，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40年）及华盛顿版（1943年）上，颇受医学界重视。1950年代初驻华东部队，特别是上海市郊县驻军开展水上练兵，接触疫水，发生大量急性血吸虫病病例。长海医院不但尽力收治患者，还派医疗队进驻南翔，并在一些祠堂、庙宇中开设简易临时病房收治血吸虫病病人。当时采用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疗法，毒性反应多而严重，一旦发生心原性脑缺血综合征（亦称Adams－Stokes二氏综合征），往往致命。应元岳是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员，经常到各病房和郊县临时病房巡视，指导改进治疗措施，减少危重病例的发生，提高抢救成功率。1962年，长海医院建立热带病房和热带病实验室，虽然规模小、设备差、条件简陋，应元岳仍经常关心、指导其工作，重点进行中暑、病毒性脑炎、疟疾、阿米巴病等当时的常见病的诊疗技术的研究。兔热病是第二军医大学两个附属医院内科共同组成的平叛医疗队在西藏东部洛隆地区最早（1960年）发现的传染病，应元岳认为控制此病很重要，必须进行赴藏实地调查的实验室准备工作。后因故未能成行。应元岳所著医学论文40余篇，刊于国内外重要刊物。编写教材应元岳开始任教时，医学院所用的教材全为外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版，连教师讲课、学生写实习报告、医生写病历也要用外文。应元岳对此早已痛心疾首。他在重庆中央医院时就大力倡导用中文书写病历，以培育青年医生自尊、自重、爱国之心。到了上海，立即倡导编写中文教材。1950年《内科学讲义》在他的主持下很快编成出版，成为当时国内第一本自编内科学教材，由于内容新颖丰富，得到国内多数院校的重视和好评。应元岳积多年经验编写的《热带病学》是中国第一部热带病学专著，1951年初版出书，到1958年先后修订出版3次。他主编的军医参考丛书《内科学》及《传染病学》，在50年代也曾一再重版，对部队卫生干部的培养和提高起了一定作用。他主编的《内科手册》1954～1986年间先后修订再版5次，发行总数已逾50万册。在50年代，应元岳为《人民军医》杂志写了很多文章，如《航空病》、《晕船及晕空治疗简报》、《在部队中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一些关于战伤手脚疾患的研讨资料》等。应元岳对有关教材、论文的审阅，都是有求必应，认真负责，一字一句，亲自修改。1959年王季午主编的全国高等院校教材《传染病学》、1980年四所军医大学合编的五年制军医系基本教材《传染病学》，都是请他审阅的。钟惠澜主编的巨著《热带病学》也是由他写序。1964年，他通过审稿的体会，总结了写作科学论文的七条基本要求：目的明确，言之有物；表达通顺，措词恰当；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用词精确，繁简适当；文字审慎，不杜撰滥造；数字精确，统计有方；反复审核，细致踏实。所举例证，对审稿写稿都有重要意义。人物简历189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鄞县东乡下应村。1912年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1912—1914年任浙江省天台县台州中学教员。1914—1916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16—1921年在湖南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湘雅医科大学）学习，毕业时获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1921—1922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训练班学习。1922—1924年任浙江省绍兴县绍兴福康医院（今绍兴第二医院）内科医师。1924—1926年先后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英国伦敦热带医学学院进修。1926—1928年任浙江省绍兴县福康医院内科主任。1928—1931年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后称上海医学院，今上海医科大学）副教授兼主任医师。1931—1943年任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教授，兼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及上海中山医院临床教授。1937年兼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1933—1934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热带医学与卫生学院进修，获热带医学博士学位及金质奖章。1943—1945年任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后改组为重庆中央医院）内科主任医师。1946—1948年任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市立医院内科顾问。1947—1980年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1981年起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会名誉顾问。1947—1957年任华东人民医学院（后称上海军医大学，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学系教授兼主任。1957—1988年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1963—1984年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名誉顾问。1991年1月21日病逝于上海。主要论著1应元岳．婴孩软骨症最近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22，8（3）：139～145．2应元岳．疟疾之奇特症状数则与奎宁静脉注射之功效．中华医学杂志，1923，9（3）∶182～187．3应元岳．白司克氏姜片虫症之概论．中华医学杂志，1924，10（1）：11～5．4应元岳．华人寻常血压之测量．中华医学杂志，1926，12（4）：344～350．5应元岳．近世疟疾治疗法之进步．上海医学院季刊，1936，1（2）．6应元岳．简易实验诊断学．上海：中华医学会．1937．7应元岳．航空病．人民军医，1950，1（1）：24～26．8应元岳．晕船及晕空简报．人民军医，1950，1（2）∶52．9应元岳，等．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上海：血吸虫病防治局．1950．10应元岳．一些关于战伤手脚疾患的研讨资料．人民军医，1951，1（3）∶24～26．11应元岳．食物中毒．人民军医，1951，1（5）∶12～15．12应元岳．丝虫病在病理和临床方面的认识．人民军医，1951，1（6）∶55～58．13应元岳．热带病学．1951，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新1版；1954，新2版；1958，第三版．14应元岳．流行性感冒．人民军医，1952，2（1）∶22～25．15应元岳，等．特种传染病临床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第二版．1956．16应元岳，等．内科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第二版．1958；第三版．1963；第四版．1965；第五版．1986．17应元岳，等．军医参考丛书·传染病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54．18应元岳，等．内科学讲义．上海军医大学教材处．1955．19应元岳，等．军医参考丛书·内科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55；新一版．1956．20应元岳．部队中日本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人民军医，1955，（7）∶37～41．21应元岳．军医参考丛书．传染病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新一版，1956．22应元岳．序．见：钟惠澜，主编：热带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医学论文的主编一般由学术期刊的编辑部或者学术出版社担任。主编需要熟悉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有较强的编辑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指导作者完成优质的论文。主编还需要掌握医学期刊的发行规则，熟悉各种学术期刊的发行流程，以及如何把论文发表在合适的期刊上。此外，主编还需要维护学术期刊的声誉，确保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达到学术要求。
因为宋朝帝王他们都怕生病，所以爱学医，预防太医不在身边。
医学论文是从美国开始的。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医学论文是从美国开始的第一本出版的医学论文杂志是1797年的《医学资料库》，美国在医学研究和学术出版方面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著名的医学期刊和出版社都位于美国。
徐诵明，字轼游，别号清来。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5～13岁在私塾读书。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7年浙江掀起反英护路风潮，他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于次年瞒着双亲，由同学资助赴日本学习。此间，他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与章太炎结识，并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4月，他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取得公费。1910年预科毕业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结识了当时三年级学生吴玉章，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并积极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活动。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他于11月返回祖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任革命军上尉连长。次年政局变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他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1914年升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色，1916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18年毕业后，留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此间郭沫若也在日本求学，他举办的进步刊物经费困难，徐诵明为之慷慨解囊，并参加郭沫若组织的爱国反日义务通讯社——复社的活动。1919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至1928年。其间，1926年北伐军收复武汉后，他曾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初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宁汉分裂后，他拒绝何应钦提名的军医处长职务，回到北京。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月就任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此时正值大革命进入低潮，他的学生、共产党员贺诚毕业后到了上海，徐诵明认为贺诚为人正直，成绩优良，故补发了校方借故扣发的毕业文凭，使贺诚得以在上海开业，而他的诊所为中共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提供了场所。1929年，徐诵明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后，徐诵明任北平大学校长至1937年。1935年，日伪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未征得徐诵明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天津一份日文报纸上公布其为委员。徐诵明当即向行政院驻北平代表何应钦申明坚决不同意，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并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李蒸、梅贻琦、胡适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密令教育部解聘北平大学法学院、商学院进步教师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5人，徐诵明多次顶住未予执行。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大学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在陕南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派特务驻校监视，电令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北平大学的40余名教员愤而辞职。同年，西北联大被解散，徐诵明即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他在中华医学会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44年，调任同济大学校长。1946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教病理学。1948年，他受聘于浙江医学院，同年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1950年2月，徐诵明受聘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7月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时任社长。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 年，他被划为右派，被撤消编辑部主任职务。1978年彻底平反。同年，他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他应聘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在百岁寿辰前夕，徐诵明经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 分，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中国现代病理学是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徐诵明在开创、建立中国病理学，培养病理学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他回国后首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病理学教室（教研室），翻译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1920年，他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他当时的助教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专家。徐诵明在日本研究病理学期间，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细胞增加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了普查与对照研究。徐诵明一生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他首次任教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创办较早的西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原是清代“御医院”的旧址，设备差，校舍简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学校不同于当时的教会学校，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也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而是尽量融会英、美、日诸派之长。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使教学卓有成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徐诵明重视人才，任人唯贤。1934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时，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即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徐诵明在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国际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长及各校教授期间，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诵明主持中央卫生部教育处工作期间，认真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在卫生部统筹领导下，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徐诵明一生廉洁奉公，到晚年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有民族兴亡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他乐观大度，心胸宽广，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他起居有序，饮食有节，不嗜烟酒，晚年虽双目失明，但依然鹤发童颜。徐诵明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豁达的处世精神，使他得以身心健康，延年益寿。1989年10月20日前夕，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曾为徐诵明题词：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1919年，徐诵明回国后曾应日本同仁会的请求，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译成中文。1992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树起了徐诵明的半身铜像。
1890年10月20日 出生于浙江新昌县城。1908年赴日学习。1909～1910年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学习并毕业。1910～1911年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1911年 在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任革命军上尉连长。1912～1913年回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并毕业。1914～1918年在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学习并毕业。1918年留日本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1919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1926年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1928年8月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1937年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9年任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在中华医学会第十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理事。1944年任同济大学校长。1946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1948年在浙江医学院任教。1950年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兼北京医学院教授。1953年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1956年8月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年8月任《中华医学杂志》编辑。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83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1991年8月26日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于北京逝世。
巴德年，1938年10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1949年，四平解放后巴德年开始上学，11岁的他直插二年级，用四年半读完小学。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保送进四平重点高中。高中一年级时，他自修了几门高考必学的课程，被哈尔滨医科大学破格录取。1957年，巴德年就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1962年毕业。学习期间曾获得卫生部全国医学院校俄语统考第二名。1964年，巴德年考取北京医科大学（原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专业研究生，很快适应了俄语改为英语的转换。196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1978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岗位的巴德年，被学校推荐参加中国第一次出国选拔考试，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遂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学癌症研究所深造。198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成为该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外籍留学生，中国驻日大使馆特意为他举行庆功宴。 巴德年学成回中国后，把先进的思维带回哈尔滨医科大学，逐步从普通教授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黑龙江省肿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因其免疫学的研究有多项成果在国内国际处于领先水平，成为中国癌生物疗法的学术带头人之一。1990年至1992年，巴德年被派驻日本，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参赞。他在留学生中大力开展“将爱国主义思想转化为爱国主义行动”的活动，被当时中国驻其他国使馆的教育参赞们广为借鉴。 1992年9月，巴德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至2002年卸任。巴德年在从事医学教育管理、培养高层次医学精英人才的过程中，致力于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并取得显著成绩。卸任前，他被院职工一致投票选为优秀共产党员。 1994年，巴德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批院士。至此，巴德年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广范围的全国医疗体制，致力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方案的探讨与研究，先后在中国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9年，巴德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 2003年，巴德年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全身心投入肿瘤免疫及机制研究、医疗体制改革方案探讨、医学教育管理等工作，启动了国际教育项目，加快了教育国际化进程。其科研和教改成果在中国处于领先水平 。 2000年至2008年，巴德年任《中华医学杂志》第24、25届编委会总编。在担任总编的8年里，每年通过“总编寄语”、“编者的话”撰写评论，为《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提高与发展尽力。 2009年，巴德年卸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被聘为名誉院长。同时卸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而任第26届编委会名誉总编。 卸任实职后，巴德年仍担任着一系列社会职务：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至晚年，还躬身笔耕不断写出主题论文，并经常应邀请前往各大院校讲学或演讲。 2000年至2014年间，巴德年先后应邀参加“中国细胞治疗研究进展与临床前沿研讨会” 、“国际健康论坛” 、“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 等重要峰会，与同仁分享他的学术思想；同时应邀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做了《关于当代医学与医学生》的讲座，为年轻人传递他的现代医学观，继续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年轻人走向成功架桥铺路。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设有办公室、总编室、出版发行部、财务室、各刊编辑部，以及北京华康广告公司等部门。本部直接编辑出版22种期刊，同时对中华医学会主办，委托省市医学会或医学院校、科研院所编辑出版的104种期刊进行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充分发挥中华医学会专家云集、人才荟萃、信息畅通、联系广泛的整体优势，汇集国内外优秀的医药卫生专家，组成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和审稿专家队伍。在长达120余年的办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医学期刊编辑出版管理体系和制度，并培养、建立了自己的编辑队伍。依靠这些高层次的医学专家和高水准的编辑队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始终走在传播最新医学知识、交流最新科研成果、引导学术发展方向、推动医学科技进步的前沿，被公认为中国医学界最有学术权威性的杂志系列。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不仅是国内广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不可缺少的重要信息源，也是中国医学界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126种期刊发行至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国外近千种医学期刊建立了长期交换关系。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还与全球最大的医学专业出版集团荷兰威科集团合作，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英文资源推向国际，将中国优秀的医学专业研究成果介绍到世界。同时，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也积极促进国内外的双向学术交流。创刊于1887年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多年来一直被国际著名检索机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并以开放获取形式（OA）实现全文上网，在国际医学学术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百年薪火传承，世纪中华风范。”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经过百余年发展壮大，已形成学科分类合理、种类齐全的系列学术期刊群，被公认为国内学术水平最高、编辑出版质量最好、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医学期刊群体，被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为“中华牌”杂志，并被上级主管部门誉为“中国科技期刊的一面旗帜”。在历届国家期刊奖的评选中，中华系列杂志均榜上有名，在 “精品期刊”评选和“双效期刊”评选中，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有多种入围。在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中，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再获殊荣。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全体员工始终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锐意进取。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党支部多次荣获“卫生部机关党委先进党支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微机排版中心和《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辑部多次荣获共青团中央、卫生部授予的“青年文明号”称号。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连续多年荣获全国妇联“巾帼文明岗”称号。随着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大幕的全面拉开，作为中国科技期刊的领军团队，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打响了攻坚战的第一枪。2009年6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成立“《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永载史册的事件，标志着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新纪元的开始。我们将继续恪守办刊的准则，把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不仅办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双效”期刊，而且要成为读者和作者都喜爱的“双爱”期刊。真正实现我们新世纪的目标：传承百年经典、铸就精品中华期刊群，再现世纪华章、打造医学信息新航母。社长兼总编辑 游苏宁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31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会上，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该处隶属外交部，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他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敦聘专家，锐意经营，使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并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参与工作。伍连德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四所直辖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万人左右。1926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的防疫机构人员再次投入各地防治工作。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3年前后，伍连德派邓松年、史纬华医师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派李大白医师赴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检疫工作，这些均为中国收回检疫主权之前奏。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中国伍连德、金宝善、蔡鸿三位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上海为中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首要通商口岸，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并由伍连德兼任所长。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成立之后，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中国海港检疫事业能够收回主权、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与伍连德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早在1910年，伍连德即曾在报上登启事倡导组织医会1914年4月，颜福庆、凤*宾、伍连德等7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并选举颜福庆为首届会长，伍连德为记。伍连德还受命负责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并任总编辑1916助年2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伍连德建议会议用国语。此次大会他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在此期间他尽力发展会员并促进医学学术活动。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他还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了中国防痨协会，伍连德任常务理事。 1916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北洋政府黎元洪总统的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设，伍连德倡议自行建设中央医院，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院址选在阜成市场（位于白塔寺东侧）于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为第一任院长，工作了四年。该院院址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民医院分院。伍连德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处，共计床位2387张。除上述北京中央医院外，主要的还有：1912年在东北各地建立的防疫医院；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建立的东北陆军医院；1930年以后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下设的各口岸建立的检疫医院等。20世纪初的东北，由于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迫切需要大量的西医师。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医官林家瑞提出办医学校的建议。伍连德接受这一建议遂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邀聘了在哈尔滨的名医，并获得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等的资助，于1926年9月8日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以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伍连德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外国的教育，但他有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他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1919年，他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在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下，伍连德力争收回海港检疫主权并促其实现。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伍连德震动很大，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1923年，伍连德作为第一次中日交换教授到日本九州、京都、东京各帝国大学讲学。他还曾任东方事业上海委员会委员、禁烟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技监、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长、编辑馆细菌免疫学名词审查委员等职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由哈尔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沪。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伍连德是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由于他知识广博、敏于观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因而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创建中华医学会，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各项业绩中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赤诚。他大半生的活动丰富多彩，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是中国人，巴德年，满族，1938年10月出生于吉林四平，籍贯辽宁，中国共产党党员，免疫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名誉院长。
巴德年，1938年10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1949年，四平解放后巴德年开始上学，11岁的他直插二年级，用四年半读完小学。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保送进四平重点高中。高中一年级时，他自修了几门高考必学的课程，被哈尔滨医科大学破格录取。1957年，巴德年就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1962年毕业。学习期间曾获得卫生部全国医学院校俄语统考第二名。1964年，巴德年考取北京医科大学（原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专业研究生，很快适应了俄语改为英语的转换。196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1978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学岗位的巴德年，被学校推荐参加中国第一次出国选拔考试，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遂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学癌症研究所深造。198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成为该校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外籍留学生，中国驻日大使馆特意为他举行庆功宴。 巴德年学成回中国后，把先进的思维带回哈尔滨医科大学，逐步从普通教授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黑龙江省肿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因其免疫学的研究有多项成果在国内国际处于领先水平，成为中国癌生物疗法的学术带头人之一。1990年至1992年，巴德年被派驻日本，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参赞。他在留学生中大力开展“将爱国主义思想转化为爱国主义行动”的活动，被当时中国驻其他国使馆的教育参赞们广为借鉴。 1992年9月，巴德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至2002年卸任。巴德年在从事医学教育管理、培养高层次医学精英人才的过程中，致力于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并取得显著成绩。卸任前，他被院职工一致投票选为优秀共产党员。 1994年，巴德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的第一批院士。至此，巴德年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广范围的全国医疗体制，致力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方案的探讨与研究，先后在中国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9年，巴德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 2003年，巴德年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全身心投入肿瘤免疫及机制研究、医疗体制改革方案探讨、医学教育管理等工作，启动了国际教育项目，加快了教育国际化进程。其科研和教改成果在中国处于领先水平 。 2000年至2008年，巴德年任《中华医学杂志》第24、25届编委会总编。在担任总编的8年里，每年通过“总编寄语”、“编者的话”撰写评论，为《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提高与发展尽力。 2009年，巴德年卸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被聘为名誉院长。同时卸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而任第26届编委会名誉总编。 卸任实职后，巴德年仍担任着一系列社会职务：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至晚年，还躬身笔耕不断写出主题论文，并经常应邀请前往各大院校讲学或演讲。 2000年至2014年间，巴德年先后应邀参加“中国细胞治疗研究进展与临床前沿研讨会” 、“国际健康论坛” 、“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 等重要峰会，与同仁分享他的学术思想；同时应邀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做了《关于当代医学与医学生》的讲座，为年轻人传递他的现代医学观，继续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为年轻人走向成功架桥铺路。
徐诵明，字轼游，别号清来。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5～13岁在私塾读书。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7年浙江掀起反英护路风潮，他怀着科学救国思想，于次年瞒着双亲，由同学资助赴日本学习。此间，他经常去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与章太炎结识，并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4月，他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取得公费。1910年预科毕业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读书。结识了当时三年级学生吴玉章，经常一起讨论国内形势并积极参加声援国内革命的活动。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他于11月返回祖国，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任革命军上尉连长。次年政局变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他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1914年升入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出色，1916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18年毕业后，留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一年。此间郭沫若也在日本求学，他举办的进步刊物经费困难，徐诵明为之慷慨解囊，并参加郭沫若组织的爱国反日义务通讯社——复社的活动。1919年秋回国，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至1928年。其间，1926年北伐军收复武汉后，他曾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初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宁汉分裂后，他拒绝何应钦提名的军医处长职务，回到北京。1928年5月任教于京师大学医科，8月就任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此时正值大革命进入低潮，他的学生、共产党员贺诚毕业后到了上海，徐诵明认为贺诚为人正直，成绩优良，故补发了校方借故扣发的毕业文凭，使贺诚得以在上海开业，而他的诊所为中共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提供了场所。1929年，徐诵明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后，徐诵明任北平大学校长至1937年。1935年，日伪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未征得徐诵明意见的情况下，即在天津一份日文报纸上公布其为委员。徐诵明当即向行政院驻北平代表何应钦申明坚决不同意，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并与北平各界知名人士蒋梦麟、李蒸、梅贻琦、胡适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密令教育部解聘北平大学法学院、商学院进步教师陈豹隐、李达、许德珩、程希孟、沈志远等5人，徐诵明多次顶住未予执行。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大学内迁，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在陕南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任西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派特务驻校监视，电令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北平大学的40余名教员愤而辞职。同年，西北联大被解散，徐诵明即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1943年，他在中华医学会第1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944年，调任同济大学校长。1946年，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教病理学。1948年，他受聘于浙江医学院，同年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1950年2月，徐诵明受聘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7月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时任社长。1956年，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 年，他被划为右派，被撤消编辑部主任职务。1978年彻底平反。同年，他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他应聘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在百岁寿辰前夕，徐诵明经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 分，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中国现代病理学是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徐诵明在开创、建立中国病理学，培养病理学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9年，他回国后首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病理学教室（教研室），翻译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1920年，他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他当时的助教洪式闾、林振纲、李漪、许荫棠、林几、潘世晟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卓越的病理学专家。徐诵明在日本研究病理学期间，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细胞增加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了普查与对照研究。徐诵明一生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他首次任教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中国创办较早的西医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原是清代“御医院”的旧址，设备差，校舍简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学校不同于当时的教会学校，坚持用中文讲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也不受当时各国学派的局限，而是尽量融会英、美、日诸派之长。授课时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使教学卓有成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徐诵明重视人才，任人唯贤。1934年任北平大学校长时，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即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徐诵明在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国际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长及各校教授期间，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诵明主持中央卫生部教育处工作期间，认真学习解放区医学教育和苏联医学教育的经验，在卫生部统筹领导下，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修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并在教学计划、院系设置、学制规定、经费调拨、师资培养等方面，制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徐诵明一生廉洁奉公，到晚年仍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有民族兴亡之大志，无个人享乐之奢求。他乐观大度，心胸宽广，处顺境不骄，遇逆境不馁。他起居有序，饮食有节，不嗜烟酒，晚年虽双目失明，但依然鹤发童颜。徐诵明崇高的道德修养和豁达的处世精神，使他得以身心健康，延年益寿。1989年10月20日前夕，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曾为徐诵明题词：一生办教育，桃李满天下。1919年，徐诵明回国后曾应日本同仁会的请求，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译成中文。1992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树起了徐诵明的半身铜像。
巴德年，满族，1938年10月出生于吉林四平，籍贯辽宁，中国共产党党员，免疫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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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诵明（18901991），男，汉族，浙江省新昌县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及病理学奠基人之一。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191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1919年受聘担任我校前身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教研室主任、教授。这期间，他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了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医学校中的病理研究室，还主持评定和统一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开创了用中文讲授病理学的先河。1928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年至1937年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1937年后，他先后担任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济大学校长、沈阳医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央人民 *** 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等职，是第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在北京逝世。
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学术团体。学术团体的成员定期聚会,讨论学术问题,公布自己的研究或实验成果,会上的发言常被记录下来,然后印成若干副本分发给团体内外的成员。有些科学家则用交谈或通信方式相互交流信息。这就是期刊问世前科学家交流信息的主要手段。到17世纪中叶，随着科技活动规模的扩大，一种新的学术工具──期刊在学术通讯和学术会议的基础上诞生，使学术思想和知识的收集、交流和传播进入一个新时期。历史最久享有盛誉的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于1662年建立，1665年创刊（至今仍继续出版）的《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和同年法国出版的《学者周刊》(1665～1938)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早期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一般都是综合性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知识的涌现，科学门类越分越细，于是分支学科的学术团体和出版物逐渐产生。公认最早的医学期刊，首推1679年法国出版的《医学新进展》。中国的中医药杂志约有 400余种。清代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11卷(1792～1801)，内容包括41位作者的94篇文稿，所叙有内、外、妇、儿各科及历代医家论述，经义诠释、随诊笔记、读书方法、药物真伪鉴别等。从编例及内容而言，《吴医汇讲》可说是近代中医药期刊的雏形。早期的西医药期刊，19世纪中叶出现在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较深的广州、上海两大城市。1880年（清光绪六年），美国传教医师主编的《西医新报》，是中国最早的西医药刊物，由广州博医局发行。《博医学报》创刊于1887年，后于1915年11月由中华医学会主办，是今天中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及其英文版的前身，也是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医学刊物，至今仍由中华医学会总会编辑出版。随着科技的发展，刊物增多，文献量增大，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往往从本专业的少数期刊中难以窥察某项研究课题的全貌，于是把原始论文收集、浓缩和排序的摘要、提要、题录等形式的期刊出现了，这就是二次文献，即检索性期刊。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文摘杂志是德国1769～1776年出版的《各学院优秀外科论著摘要汇编》。文摘杂志在报道和交流科学成果的同时，又可作为检索工具，使科技情报活动获得新的发展，又可视为科技情报诞生的标志。由于文摘简明扼要，且包含原文提供的主要信息，深受医务工作者的欢迎，因此发展较快。中国的医学文摘分为两大系列，一个是报道国内文献的《中国医学文摘》，分为16个分册和《中国药学文摘》；另一个是报道国外文献的《国外医学》共分44个分册，这些分册覆盖了医学大部分的专业面。
张宏光，男，心脑血管研究中心主任医师，脑血管病抢救治疗中心主任，教授，1948年出生，1974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医科大学，现任卫生部心脑血管药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脑血管中心主任医师。中国高血压防治学会副会长 、中华心血管病学会流行病分委会委员 、心血管疾病杂志编委 、世界心脏联盟全球心脏论坛指导委员会成员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心脑肺血管疾病防治研究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委员会会员、《中华医学杂志》审稿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津贴获得者。擅长冠心病、高血压病、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老年心脏瓣膜病防治以及冠状动脉CT成像诊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开展了冠状动脉内超声成像（国家教委科研基金）、多平面经食道超声心动图在肥厚性梗阻型心肌病手术中应用的研究。参加研究“心气虚实质”及“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分别获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奖；曾主持多项国家级和北京市心脑血管病的研究项目，在世界卫生组织MONICA合作研究项目中负责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工作，是多项国际合作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先后在《美国超声心动图学杂志》、《中华中医学杂志》、《中华心脑血管病杂志》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先后曾经参加了8部学术专著的编写。并担任《中国医药导刊》、《世界医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脑血管疾病杂志》、《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等多种国内外杂志副主编、编委。
一个个不高的女人带个痦子吧？我也在怀疑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