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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研究云冈石窟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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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研究云冈石窟的论文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计1100多个小龛,大小造像 51000余尊,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是在北魏中期齐凿的。北魏经历了“太武灭佛”、“文成复法”。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云冈石窟开始大规模营造,到孝明帝正光五年( 524)建成,前后计60多年。初由著名的高僧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现第16至20窟就是“昙曜五窟”。现存洞窟大部分凿于太和十八年( 494)迁洛前。据《水经注》记载,当时“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云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最小的佛像 2公分。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其雕刻艺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雕刻艺术传统,吸收和融合了佛教艺术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来隋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与亚洲国家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洛前约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第五窟开作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 6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往,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窟顶有三十三诸天及各种骑乘,令人目不暇接。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检阅。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七窟前现存的木构建筑,是清顺治八年(1651)修建。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内容仍为三世佛,且出现了造像组合。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上、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16窟本尊释迦立像高米,而相清秀,英俊潇洒。第17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18窟本尊为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19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20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面都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云冈五华洞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 9——13窟。这五窟因请代施泥彩绘而得名。第 9、10窟为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太和十三年竣工,辽代曾在此兴建崇福寺。两窟平面近方形。前定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壁上部雕出三间访木构建筑的佛龛,余壁满雕佛像、飞天。后室窟门上雕有明窗,北壁主佛是释迦佛。第10窟主像是弥勒。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化。第11——13窟是一组,具有前后窟的第12窟为中心窟。11窟中立方塔柱,塔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除南面上龛为弥勒外,均为释迦立像。东壁上部有北魏太和七年( 483)造像题记,是研究云冈开凿史的重要资料。窟东北有太和二十年( 496)铭龛和七佛立像。第12窟前正室和东西壁上部均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屋形佛龛,前列两柱,洞开三门,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等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13窟本尊是交脚弥勒菩萨,高约13米,右臂下雕一力士托扛,既产生了力学作用,又兼具装饰效果。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东壁佛龛形制各异。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为云冈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冈东部窟群,指云冈石窟东端1——4,均为塔洞。第1、2窟为同期开的一组,凿于孝文帝迁洛前,窟内中央雕造方形塔柱,四面开龛造像。第一窟主像是弥勒,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释迦像。浮雕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二窟是释迦像,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第三窟为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两室。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雕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后室南面两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农纹流畅的一佛三菩萨。坐像高约10米,二菩萨立像高米。从风格和雕刻手法上看,很可能是初唐时的作品。第四窟风化水蚀严重,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年间铭记,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云冈西部窟群包括云冈石窟西部第21至45窟,以及一些未编号的小窟小龛。大多属于北魏太和十八年( 494)以后的作品。其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龛多。造像多为瘦骨清相,衣纹下部褶纹重叠,神态文雅秀丽,藻井中飞天飘逸洒脱,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与“龙门期”雕刻十分接近。其中第38窟北壁“幢倒乐神”浮雕,是研究北魏杂伎的形象资料。第39窟中心五层塔柱,塔身每面作五间,六柱,柱头上斗拱承托出檐,天平座,每层间阔高度皆小于下层,稳重隽秀,是研究早期造塔的重要资料。第40窟整体布局巧妙地运用装饰艺术,使洞窟格式、构图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提高了石窟艺术的格调。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因此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便修行之用。印度石窟的格局大抵是以一间方厅为核心,周围是一圈柱子,三面凿几间方方的“修行”用的小禅室,窟外为柱廊。中国的石窟起初是仿印度石窟的制度开凿的,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 文物出版社《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聂还贵 中华书局《云冈石窟双窟论》 王建舜 中央文献出版社《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 韩府 中国文史出版社《云冈佛经故事》王恒 山西人民出版社《云冈石窟文化》 赵一德 北岳文艺出版社《中国石窟寺研究》 宿白 文物出版社《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王建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云冈石窟编年史》 张焯 文物出版社《云冈石窟百年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

书名:云冈石窟线描集

原价:元由人民美术出版社; 第1版 (2008年6月1日) 出版日期: ISBN:9787102043234 字数:页码:91 版次:装帧:平装编辑推荐《云冈石窟线描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内容提要《云冈石窟线描集》作者用线描图的形式,认真地模仿、谦虚地学习、忠实地测绘、潜心地钻研、完整地记录,不但熟练把握了云冈造像的“形”,而且成功体现出云冈佛像的“神”;不仅以线描、临摹作为自己绘画生涯的起始,甚至以此作为研究、展示、宣传云冈的毕生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敬业精神。该书的出版有益于我们对佛教石刻艺术的研究,有益于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有益于我们艺术家自身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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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44 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 1948 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讲师, 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晋升副教授, 1978 年晋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 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学术委员, 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 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2000 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学、建筑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录学等领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宿白未刊讲稿系列等著作, 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历史考古学领域集大成的学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代表学会发言,评价宿白先生的杰出贡献时说: “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百科全书式的教授。”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度过。“九一八” 事变之后, 东北被日本占领, 伪满时期, 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不讲中国, 而学校越是不讲, 学生们就越想知道。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0 年来到北京, 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那时的历史课程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 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 这些知识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对这些课程充满了好奇。当时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学者, 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之后, 一些老师转到北大来, 充实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力量。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课程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学生可以自由选听自己喜欢的课程。1944 年宿白本科毕业以后, 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学期间, 一些外系的课程给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其中冯承钧先生讲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课程, 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容庚先生讲授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知识,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 对宿白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宿白的职业生涯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 冯承钧先生将宿白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后来, 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 冯承钧先生又向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推荐了宿白。向达和毛准两位商量之后,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上班, 下午到图书馆上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 年院系调整, 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 宿白才离开图书馆, 正式来到历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参与李木斋藏书编目等工作, 在图书馆的工作为他后来的版本目录、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 宿白对北大图书馆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都在北大, 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因此, 我的书还是捐给北大图书馆。如今他的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其中完成编目的有近一半填补了馆藏空白。宿白是为学术而生的人。他在给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的题词中写到: “致学存乎心, 补拙莫如勤”。他治学勤勉, 在将近70 岁高龄的时候开始整理原来调查的西藏寺庙资料。后来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学术界称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宿白曾于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两次赴藏调查, 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局组织人员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 宿白先生第一次进西藏, 在那里待了5 个月。身体健康的他基本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在解放军的配合下, 宿白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 就没继续管这批资料。1988 年, 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第二次进藏。他发现许多寺庙在“文革” 当中被破坏掉了。回京之后, 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 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 1996 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可谓是呕心沥血, “写的时候, 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 “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 无法顾及其它。”《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附录的《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共收录40 种重要的藏文史书, 但从注释看, 作者参考的藏文史料远不止这些。其中有些书“即使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 似乎也难有人全部通读。由此可见,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为西藏历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自公元7 世纪中叶迄20 世纪50 年代,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 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 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 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 也关涉到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 发现了11 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 透露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的信息, 而这些内容是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学者对藏传佛教遗迹也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 但正如罗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综合的系统, 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宿白通过54 处寺庙、约89 座建筑材料的细致比较分析, 主要从寺院建筑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的柱头托木演变等方面, 结合中外文献, 将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为了五期, “它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标尺。” “特别是又将每期寺院建筑的变化, 置于西藏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势, 宗教发展, 内地影响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环境和因素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表现了作者高远博大的史学家目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图都是宿白自己画的, 宿白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 条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测量。他画的图, 虽然大都采用步量或目测的方法,但相当准确。“宿白早年曾师从董希文学画, 具有较强的观察和构图能力, 他两次进藏考察时,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图形记实物, 时间和条件有限, 就以步测、目测、手绘, 整理了大量珍贵的摹写草图”, 这些草图成为西藏寺庙分期的重要依据, 也成为现在一些寺院复原的基础。宿白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与佛教考古学》中, 他强调“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 强调实践的学科, 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 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 然后再结合文献, 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 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宿白与佛教考古结缘,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了一趟距北京不远的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给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云冈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 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讨论“云冈模式” 的时候所说: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 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 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 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 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纪后半叶到7 世纪前叶) 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 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 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1947 年, 宿白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 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内, 发现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录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 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这是宿白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记述详细, 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 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 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 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通过碑文提供的新资料, 结合当时国内外对云冈石窟所做的考古调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以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

云冈石窟文化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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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背景 :云冈石窟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的文成帝和平初,后来经过其它的朝代维修,形成规模。从石窟所保存的纪年铭刻和艺术风格上看,这处宏伟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65年)由一个著名的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塞,开凿石窟五所,现存云冈第16窟至20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

纵观群佛,在这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的石雕,巨石横亘,石雕满目,蔚为大观。他们的形态,神采动人。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波斯色彩。这是我国古代人民与其它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云冈石窟,是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和融合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物遗存最多的省份之一。据统计,山西现有辽、金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占到全国同类建筑的,有分布于全省各地的文物古迹35001)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都城118处。近年来,山西省在盘活这些宝贵的资源,变资源为旅游产品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形成了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但同时也日益凸显出旅游景观与文化脱节、景观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景观设施建设的问题,重景观轻文化、有景观缺文化、好景观差文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即使一些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旅游景观,也还处在靠有形资源作为卖点的初级阶段,远远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品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关系山西历史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相关内容作一探讨。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一)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提升山西省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众所周知,当前旅游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竞争阶段:第一阶段是项目竞争。改革开放,百业振兴。作为对传统中国人十分陌生的旅游产业也顺势而生。在这个阶段中,谁能够率先开辟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谁就能够吸引游客的眼球。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无我有”。只要哪个地方能拿得出像样的旅游项目,它就有竞争力。第二阶段是广告竞争。人们开始认识到旅游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自然或人文资源的地方纷纷将资源开发为旅游景观,没有资源的地方也想方设法开辟人造景观作为旅游之用。在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后,每个地方都有了初具规模的旅游项目。为了争夺客源,各地不惜工本造势宣传,旅游市场的竞争发展为广告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有我响”。大家都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旅游产品,但是哪家的广告刺激,宣传到位,它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第三阶段是文化竞争。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参与旅游而且见多识广的游客愈来愈多。以往单凭广告宣传的做法已经不足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旅游市场的竞争又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即文化竞争。这一阶段的特点同样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你响我特”。景观的独特文化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成为决定一个地方旅游产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为在景观硬件条件基本定型的情况下,谁能够在弹性空间较大的景观文化建设方面出奇创新,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把握主动权。(二)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防止山西旅游景观趋同化的迫切需要。旅游景观的生命力在于个性化。没有个性特征或失去个性特征的景观将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然而就山西情况看,一些旅游景观正自觉不自觉地走人趋同化甚至雷同化的误区。以民宅大院为例,仅晋中地区就有已经开放或正在开发的大院十余处。几座先行一步的大院,从宣传推介、布局陈设到经营运作几乎都一模一样,甚至每个大院都有一句共同的解说词:“皇城看故宫,民宅看x家。”这种趋同思维不仅未能扩大景观的知名度,反而让游客生出许多疑问。笔者就不止一次被外地朋友问到,你们山西这么多大院,各家都有哪些主要特色?事实上每座大院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倘若能把这些特质提炼并展示出来,将形成丰富多彩、优势互补的大院文化。目前这种只重相互模仿,不重突出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旅游景观的生路越走越窄。打造个性化旅游景观的关键不在硬要素而在软要素。所谓硬要素,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景观物质要件,这方面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多投入多产出,你有我有全都有。所谓软要素,就是附着在景观之外,渗透于景观之中的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概言之就是景观文化。景观的硬件容易被“克隆”,但好的景观文化却是不可复制的。经验证明,景观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文化而不在硬构件。尤其是处在同一区域同一类型的旅游景观,很难单纯依靠外部形态给人以永久印象。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既是旅游市场多样化的客观需要,也是景观群体走出趋同误区的根本出路。旅游景观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营造景观文化上下工夫。(三)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是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2004年10月,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突然发生大面积倒塌事故,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对历史遗产生存状态和经营方式的反思争鸣。从景观文化角度讲,平遥古城墙的遭遇至少带给我们如下两点启示:一是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当我们将其变现为文化资本时,一定要格守适可而止的原则。如果过度开发,甚至将历史遗留当做“摇钱树”,将会过早地失去我们对子孙后代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宝贵场所。二是历史遗产也是有生命的客观存在,需要给以人性化的尊重和保护。否则,再有生命力的景观也会在滚滚红尘中毁灭或夭折。因此,加强景观文化建设本质上是营造有利于景观的生存发展环境,是保持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举措,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二、景观文化的基本内涵文化是一个没有统一界定的概念,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但就其本质而言,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是人把人性加于自然之上,从而使自然人性化的结果。所谓景观文化,是指人们在与景观长期互动的实践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具有与该景观相适应的精神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具体地体现在景观建设、维护和适度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一个具体的旅游景观中,景观文化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景观的历史渊源。任何人文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一处景观常常记录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象征和代表着一种意义和价值。景观因为附着的历史人文价值而有意义,而富有生机和活力,失去历史人文价值的景观将变得毫无存在的必要。景观的历史人文价值是发展变化的,景观文化的内涵首先在于发现、保存和丰富这种意义和价值。(二)景观的代表符号。景观是某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理念和意义是通过一系列外在符号表现出来的。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一个广义概念,具体说就是景观的物质存在,如景观的楼台庭院、楹联铭赋、字画碑刻乃至布局陈设等等,都可看作是一个个具体符号,正是这些符号构成了景观的固态文化内涵。(三)景观的独特仪式和活动。作为旅游景观,仅有固态文化符号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游客希望在特定景观看到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独特仪式和活动。比如,在晋城皇城相府举行的皇帝人城仪式,在平遥古县衙演义的县官断案场景,还有一些旅游景观开发的民俗表演项目,都是为游客所喜闻乐见的景观活态文化内容。(四)景观团队的人文素养和行为规范。旅游景观是由具体的人群经营管理的,景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景观团队的经营理念和精神风貌来体现的。俗话说,“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人们对一个景观的认识同样如此,不仅要看该景观向社会怎样宣传、怎样承诺,更重要的是看经营景观的团队怎样去做。这就需要景观全体员工在为游客服务中体现出一定的素养和文化内涵,让社会公众从中感受到该景观的优秀文化。三、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景观文化的一般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有形环境。有形环境是构成景观文化的基础因素。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到的景观实体为依托,景观文化就无从谈起。景观的有形环境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内部环境。主要是景观的建筑、文物、设施等。二是外部环境,主要是景区的外部氛围。以山西情况看,眼下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的内部环境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外部环境不尽人意。比如在有的景区,游客一下车就遭到各种促销者的围追堵截、死缠硬磨,使景观形象在游客心目中大打折扣。(二)符号系统。西方学者怀特指出:“‘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因此,符号的应用便是文化的产生和存在。“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把景观文化归结为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系统。具体讲又分为两个子要素:一是固定符号,即游客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和分享其价值或意义的物化标识。二是流动符号,如景观纪念品、名信片、地图册等可供游客携带的文化标识。坦率讲,山西目前还远没有形成拥有完整符号系统的旅游景观,符号要素是每一处景观都需要认真补课的项目。(三)阅听文本。作为景观文化的要素内容,阅听文本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视觉文本,二是听觉文本,三是网络文本。视觉文本包括向公众开放的景点和实物,引导游客进行游览和欣赏的方式,以及组织游客参与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听觉文本包括解说词、现场答疑、背景声乐等。网络文本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将景观信息数字化、动态化。好的阅听文本,能够反映景观全貌,帮助公众识读理解景观文化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带给游客以全方位美的享受和记忆。山西绝大多数旅游景观,目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阅听文本,尚处在建筑加导游的初级阅听层面,无法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阅听需求,这也是我们急需弥补和完善的。(四)导游团队。“旅游旅游全靠导游。”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导游在景观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导游是景观的灵魂,有什么样的导游就会把什么样的景观文化带给公众。前不久,笔者去拥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桂冠的五夷山参观考察,景区的九曲溪竹排导游给大家留下了难忘印象。在近两个小时的水上游览过程中,导游逢景必讲,每问必答,而且将每处景点的意义和价值与当今社会生活相联系,妙趣横生,回味无穷。据了解,五夷山风景区为了将竹排游这一黄金项目做大做强,专门举办旅游专业班,从毕业生中挑选年轻力壮而又善于表达的男女青年担任排工兼导游,通过他们的沿途解说扩大景区的知名度。“五夷奇秀甲东南”固然是大自然的造化,但也是与景区有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分不开的。事实说明,导游团队是景观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五)人文关怀。旅游景观是特殊的人文活动场所,人文关怀在景观文化建设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旅游景观的人文关怀具体说就是八个字:安全、便利、诚信、兼顾。所谓安全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游客的安全意识,同时做好公共危机的处置预案。所谓便利就是要在景观游戏规则和服务设施上,最大限度地方便游客。所谓诚信就是要千方百计兑现承诺,尽最大努力满足游客方方面面的正当需求。所谓兼顾就是对待贵宾和群众、团体和散客要一视同仁,绝不厚此薄彼。四、加强景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认识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基本内涵,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问题。就山西而言,当前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树立景观文化意识。旅游产业也是文化生产力,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目前,许多地方尝到了发展旅游经济的甜头,舍得在旅游景观建设上花工夫、下本钱,但还没有对旅游景观文化建设问题引起应有重视。殊不知,旅游产品经济价值的主要部分不在于物质性价值,而在于文化审美价值。不重视景观文化的开发利用,就不能产生持久的旅游资本,在这方面山西一些地方是有深刻教训的。如果真正重视旅游经济,就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景观文化意识,在具体工作中要像重视景观建设那样重视景观文化建设,做到景观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二,开展景观文化研究。景观文化建设涉及多个学科内容,需要一定的学术理论依据和支撑。目前,山西从事旅游景区规划、开发的单位很多,但还没有专门从事景观文化研究的机构。有关部门应将旅游景观文化项目列人课题规划,整合力量,搭建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可以考虑先从全省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观进行深人细致的调查,从个案人手,诊断景观文化缺陷,丰富景观文化内涵,进而提升整个旅游景观的社会形象和经济效益。第三,制定景观文化政策。景观文化建设离不开政策引导。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全省旅游景观文化发展纲要,统一景观文化建设的规范要求,制定相应的考评指标体系和奖罚措施。通过总结经验,选树样板,营造景观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用优秀景观文化全面塑造山西旅游景观的崭新形象。总之,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是一篇事关山西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大文章,也是文化强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山西在利用独特的历史资源优势打造文化强省战略和文化产业方面做的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加强旅游景观文化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和更为深人的讨论。5A级景区: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明的艺术宝库。因石窟建在武周山麓,而其最高处名云冈,故取名为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石雕造像5万1千余尊。大佛最高者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武周山南崖,东西伸展一公里,云冈石窟的佛龛,象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地嵌贴在云冈半腰。这里石佛聚会,石人、石马、石刻,浮雕群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公元453年(北魏兴安二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部分完成于公元495年,历时40余年,加上其余小窟,先后近50年时间。参加开凿人数,多达四万余人,连当时的狮子国(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创作。五台山,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属太行山系的北端。跨忻州地区的五台县、繁峙县、代县、原平县、定襄县,周五百余里。中心地区台怀镇,距五台县城90公里,忻州市160公里,山西省会太原市240公里。4A级景区乔家大院地处美丽而富饶的山西晋中盆地,位于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九沟风景区、渠家大院、明清街巷、长裕川等景点形成一日游格局。晋祠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祠原为纪念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武王次子、晋国开国侯而建。创建年代已不可考。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就有关于晋祠的记载,可见当时已经颇为出名了。黄河壶口瀑布 位于吉县城西45公里、距临汾市165公里处的晋陕峡谷黄河河床中,为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因其气势雄浑而享誉中外。此地两岸夹山,河底石岩上冲刷成一巨沟,宽达30米,深约50米,滚滚黄水奔流至此,倒悬倾注,若奔马直入河沟,波浪翻滚,惊涛怒吼,震声数里可闻。其形如巨壶沸腾,故名。黄河浪涛激起一团团雾烟云随着水雾的升高,烟云由黄变灰、由灰变蓝,景色奇丽,有“水底生烟”之说。壶口瀑布不仅有“水底冒烟”,“彩桥通天”奇景,更有“旱地行船”之说。上游船只到此,必须离水登陆,经人抬或车运绕过壶口(即所谓“旱地行船”)方可入水续航,千百年来,概莫能变。普救寺 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境内的峨眉塬头。南向紧邻古蒲州城址,东连西厢村。寺址高耸,松柏满垣,西临黄河湾,水势汹涌澎湃;东近中条山,犹如屏障峙立,视线广阔而开朗。塬头之下一条宽阔的坡底长街,是当年通向长安的古驿道。这里是我国历史名剧《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我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掸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皇城相府 皇城相府是中国清朝康熙大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光禄大夫陈廷敬的故居,位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枕山临水、城墙雄伟、雉堞林立,房屋则朴实典雅、错落有致,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城堡式建筑群。灵石王家大院旅游景区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 12 公里处的静升镇。距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35 公里、介休绵山 4 公里、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故里资寿寺 2 公里,是山西省近年来以“名城、名山、名院、名寺”为优势,推出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同蒲铁路、 108 国道纵贯县境,新开通的大运高速公路灵石出口距王家大院 2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介休市绵山风景名胜区 绵山,又称介山,在介休城东南20公里处,属太岳山脉,居介休、灵石、沁源三县交界处,绵延50余公里,海拔2O72米。绵山山势陡峭,多悬崖绝壁,苍松翠柏,自然景色非常优美,是省级风景名胜区。浑源恒山旅游区 恒山别名常山,位于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距大同市62公里。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扬名国内外。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 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是一家佛教艺术馆。位于山西省平遥县西南桥头村北侧双林寺。双林寺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在此建立彩塑艺术馆。解州关帝庙旅游区 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位于运城市西南15公里的解州镇,镇西有全国现存最大的关帝庙,俗称解州关帝庙,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县衙博物馆 位于平遥古城西南部,面南背北,占地约两万六千平方米。县衙分左中右三路,中轴线上从南向北依次为衙门、仪门、牌坊、大堂、宅门、二堂、内宅等,并向外一直延伸到南横街上。现在县衙的大堂等建筑正在复修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为二堂、内宅及二堂右侧的耳房等,这些院落仍基本保存了明清衙门的特征,气势庄严。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 洪洞县城北面贾村西侧,明时有广济寺,寺的左旁有一株汉代种植的大槐树,枝繁叶茂,树身数围高大数丈,荫遮数亩苍劲挺拔。大运路纵衷穿其东,交通十分方便。明朝政府屡迁山西之民于外地,而迁民追多的洪洞与附近地区的移民就在这里集中出走。被迁的移民起程时恋恋不舍,频频回首,古大槐树便成了当时移民门离别时记忆最深的标志。时至今日,在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广泛流传着两句民谚:“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汉代古槐,早已不存在了,第二代古槐也干枯了,第三代古槐正在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如同当年的汉代古槐一样挺拔。为了纪念古槐,1911年在汉代古槐处建立了一座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别有风格的碑亭。中国票号博物馆 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从清道光初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曾经“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而著名,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中国大地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余秋雨《抱愧山西》)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芮城县永乐宫旅游区 山西芮城的永乐宫是一座道教宫观,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宫址原在芮城西向20公里的永乐镇上,这里据(道藏)中有关典籍和宫内碑文记载,是道教“八仙” 之一吕洞宾的诞生地。吕氏死后,乡人将他的故居改为“吕公祠”。金末,吕洞宾的故事越传越远,奉祀的人逐渐增多,祠堂便扩充成道观,后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被火烧毁。现在的永乐宫是元代修成的。当时全真教领袖邱处机很受朝廷宠信,这一教派又奉吕洞宾为祖师,于是皇帝下令把观升级为宫。并派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点潘德冲主持营建此宫,用十五年时间,于中统三年(1262)完成主体建筑,到至正十八年(1358)才完成壁画,施工期前后110多年,几乎与元朝共始终。明清虽小有修葺,但基本上保存了元代的原貌。解放后,因永乐宫旧址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淹没区内,于是从1959年开始,化了七年功夫,将全部建筑和壁画迁到新址复原保存。平遥文庙学宫博物馆 平遥文庙乃中国六最。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庙;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建筑群;中国最大的孔子及儒学先贤塑像群;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中国科举史展;中国惟一的专业性摄影博物馆。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狭义的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广义概念,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遗产。 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截止2009年6月,中国已有38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5处,世界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文化景观2处。【文化遗产】(25处)1.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北京,)18.龙门石窟(河南,)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19.都江堰—青城山(四川,)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20.云冈石窟(山西,) 下载网22.澳门历史城区(澳门,2005)23.安阳殷墟(河南,)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24.开平碉楼与古村落(广东,)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25.福建土楼(福建,)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自然遗产】(7处)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1.九寨沟(四川,)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2.黄龙(四川,)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3.武陵源(湖南,)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4.三江并流(云南,)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5.大熊猫栖息地(四川,)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6.中国南方喀斯特(石林(云南)、荔波(贵州)、武隆(重庆), )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7.三清山(江西,)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1.泰山(山东,)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2.黄山(安徽,)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3.峨眉山—乐山(四川,)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4.武夷山(福建,)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文化景观】(2处)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1.庐山(江西,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2.五台山(山西,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其他形式的世界遗产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无形遗产】(4处)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昆曲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中国古琴艺术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蒙古族长调民歌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南音(泉州弦管)()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记忆遗产】(4处)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清朝内阁秘本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清代大金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纳西东巴古籍文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世界遗产预备名单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部分)】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云居寺塔及石经(北京房山) 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建国门)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北海公园(北京西城区) 安济桥(河北赵县)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独乐寺(天津蓟县) 婺源理坑、汪口古村落(江西婺源县)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丁村民宅(山西襄汾县) 永乐宫(山西芮城县)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牛河梁遗址(辽宁朝阳市) 元上都遗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闪电河)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西安碑林西安古城墙 汉长安古城遗址(西安)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杭州西湖良渚遗址(浙江余杭)铜录山古铜矿遗址(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县)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江南水乡城镇(苏州周庄、同里)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丝绸之路(中国)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程阳永济桥(广西三江,即风雨桥) 佛宫寺释迦塔(山西应县,即“木塔”) 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卢沟桥(北京丰台) 开元寺塔(河北定州)GqJ洱吧下载 - 视频教程点播下载网

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比较研究论文

龙门石窟Longmen Grottos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东南,分布于伊水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年间,先后营造400多年。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魏窟——公元495年魏宗室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先后用了四年时间,武则天自己出钱二万贯。龙门二十品是珍贵的魏碑体书法艺术的精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隶书向楷体过渡中的一种字体,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宾阳洞有三窟,宾阳中洞是北魏时期(公元386~512年)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洞窟前后用了24年才建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洞窟正壁刻主像释迦牟尼,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据说,洞口两壁上还有一幅浮雕"帝后礼佛图",造型别致,构图美妙,后被盗凿,现置于美国纽约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米,头高4米,耳朵长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传说卢舍那大佛的脸是根据武则天的面容建造的。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也是北魏时期的另一代表洞窟。古阳洞中有很多佛龛造像,这些佛龛造像多有题记,记录了当时造像者的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珍贵资料。中国书法史上的里程碑“龙门二十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历来为世人所推崇。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龙门石窟还保留有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又是一座大型的石刻艺术博物馆。●文化遗产价值: 中国石窟艺术的“里程碑”龙门石窟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窟内造像雕刻精湛,内容题材丰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古典艺术宝库之一。它以自身系统、独到的雕塑艺术语言,揭示了雕塑艺术创作的各种规律和法则。在它之前的石窟艺术均较多地保留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成分,而龙门石窟则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凿而成。所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一开始就融入了对本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呈现出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堪称展现中国石窟艺术变革的“里程碑”。皇家风范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室贵族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条件,他们所主持开凿的石窟必然规模庞大,富丽堂皇,汇集当时石窟艺术的精华,因而龙门石窟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这些洞窟的开凿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所以龙门石窟的兴衰,不仅反映了中国5至10世纪皇室崇佛信教的盛衰变化,同时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治风云的动向和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它的意义是其它石窟所无法比拟的。龙门二十品“龙门二十品”的称号始自清代,所谓“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其中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龙门二十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它所展现的书法艺术,是在汉代隶书和晋代隶书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字体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具隶书格调,又有楷书因素,是“魏碑”体的代表,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位于昆明市西山风景区终端,北起三清阁,南至达天阁,是云南最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龙门胜景”以“奇、绝、险、幽”为特色, 雄居昆明西山众多的名胜之首,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到昆明的游客都要去游览。故有“不耍西山等于不到昆明,不到龙门只是白跑一趟西 山”之说。沿三清阁、孝牛泉后的石阶而上, 就到了“豁然开朗处”, 这里叫“凤凰岩”,凤凰岩上凿有一上一下两个石室,下面的石室有石桌,正壁 嵌有“题滇池饯别图”等诗碑六方,刻有彩凤印图,祥云缭绕,彩凤飞舞,工艺精湛细密,形象优美生动。石室内外另有“云海”、“石林”、“揽 海处”、“一径飞红雨,千林散绿荫”等摩崖石刻及联语。清代乾隆年间,吴清来道士为修炼苦行,方便众生,用了14年的时间凿通了从三清阁到石 室,又从石室到“慈云洞”这两段石道。并就洞凿室,在岩石上雕刻了送子观音、香炉、佛台及骑龙驭虎的神像等,有联云: "凿石现普陀,将五百里滇池,都归佛海;援人登彼岸,愿一千只圣手,尽化慈航。” "仰笑宛离天尺五,凭临恰在水中央。” "洞外云抒霞卷,海中日往月来。”由慈云洞顺着绝壁上的顺道向南行约40米,便到了“龙门”龙门是杨汝兰、杨际泰父子组织70多户石工,花了22年才完成的,是整个龙门石窟 之精粹所在。在入口处有一圆柱石坊,上书“龙门”二字,并刻有“元宝”,据说能保佑人发财发达,吉祥如意,所以游人都喜欢用手摸一下。入门有 一石栏转护的半圆形小月台,站在月台眺望,人见上迎天风,下临绝壁,五百里滇池烟波浩渺,云蒸霞蔚。湖面白帆点点,鸥飞燕舞。远处青山如 黛,白云悠悠,绿树白房,平畴沃野如诗如画,令人飘飘欲仙。转身回顾石室,正门顶端刻有“达天阁”三字,两边侧门顶刻有“名山”“石室” "天临海镜”字样,中柱题有联云: 举步维艰,要把脚跟站稳; 置身霄汉,更宜心境放平。在石室门口雕有香炉供奉,正中雕魁星,是道教尊为主宰文章之神,又叫文曲星;北雕文昌帝君,为主宰功名和禄位之神;南雕关圣帝君(关 羽),为主宰伏魔降妖的武功之神。两壁下刻有神骏奔驰图,天棚上刻着祥云缭绕,仙鹤双飞。一株蟠桃碧叶红果,栩栩如生。龙门的整个工程都 是在一块天然岩石上精雕细刻而成的,构思奇巧,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魁星手上的笔尖是另外安上去的。相传, 有一位参加雕凿石室工程的师傅,婚姻不幸,后来参加凿龙门,与伙伴们辛苦了十余年,在最后刻魁星手中的朱笔时,不慎将笔尖凿断,使本来很 完美的一件艺术品留下了缺憾。他伤心至极,纵身跳下龙门。他献身艺术的动人故事,与石窟一道流芳千古,为后代所传颂。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大小造像五万一千余尊,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5月8日,大同市云冈石窟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石窟历史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71年)由著名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西郊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现编号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云冈石窟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石窟群中,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形象,如佛、菩萨、弟子和护法诸天等;有风格古朴,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刀法娴熟熟的佛传浮雕;有构图繁富,优美精致的装饰纹样;还有我国古代乐器雕刻如箜篌、排萧、筚篥和琵琶等,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在雕造技艺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健陀罗艺术的有益成份,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我国雕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云冈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一千五百年来,云冈石窟由于受到风化、水蚀和地震的影响毁损较为严重,解放前也遭到人为破环,据不完全统计,被盗往海外的佛头、佛像竟达一千四百多个,斧凿遗痕,至今犹在。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对云冈石窟多次进行了大规模地维修工程,使古老的艺术宝库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如今,云冈石窟已成为国内各界人士参观游览的重要场所也是国际友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分窟介绍第一窟、第二窟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10米,两菩萨立像各高6.2米。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第四窟,窟的中央雕一长方形立柱,南北两面各雕六佛像,东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纪年(公元520一525年)铭记,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第五窟,位于云冈石窟中部,与六窟为一组双窟。窟分前后室,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建。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两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第七窟,窟前建有三层木构窟檐,窟内分前后两室。后室正壁上层刻有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东、西、南三面壁上,布满雕刻的佛龛造像,南壁门拱上的六个供养菩萨,形象优美逼真。窟顶浮雕飞天,生动活泼,各以莲花为中心, 盘旋飞舞,舞姿动人。第八窟,窟内两侧有五头六臂乘孔雀的鸠摩罗天,东侧刻有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这种雕像在云冈极为罕见。第九窟,分前后两室,前室门拱两柱为八角形,室壁上刻有佛龛、乐伎、舞伎,造像生动,动感强。第十窟,与九窟同期开凿,分前后两室。前室有飞天,体态优美,比例协调。明窗上部,石雕群佛构图繁杂,玲珑精巧,引人注目。第十一窟,窟中共有直达窟顶的方形塔柱,四面雕有佛像。正面,菩萨像保存完好。窟周壁上佛龛上满刻造像和小佛。第十二窟,正壁上端刻有伎乐天人,手执弦管、打击乐器,神情迥异,形象生动。他们手中的排箫,箜篌等古典乐器十分珍贵,是研究我国音乐的重要资料。第十三窟,正中端座一尊交脚弥勒佛像,高12米多,左臂与腿之间雕有一托臂力士像,这是云冈石窟仅有的一例。南壁门拱上部的七佛雕像,雕饰精美,姿态飘逸。第十四窟,雕像多分化,西壁上部,尚存部分造像东侧存有方形佛柱。第十五窟,雕有一万余尊小佛坐像,人称万佛洞。第十六窟,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石窟最早开业凿的五个洞窟,通称“昙曜五窟。”十六窟为平面呈椭圆形。正中主像释迦像,高米,立于莲花座上,周壁雕有千佛和佛龛。第十七窟,主像是三世佛,正中为交弥勒坐像,高15。6米。东、西两壁各雕龛,东为坐像,西为立像。明窗东侧的北魏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佛龛,是以后补刻的。第十八窟,正中立像高达15米多,右臂袒露,身披千佛袈裟,刻画细腻,生动感人。第十九窟,主像是三世像,窟中的释迦坐像,高16。8米,是云冈石窟中的第二大像。窟外东西凿出两个耳洞,各雕一身8米的坐像。第二十窟,窟前带大约在辽代以前已崩塌,造像完全露天。立像是三大佛,正中的释迦坐像,高13.7米,这个像面部丰满,两肩宽厚,造型雄伟,气魄浑厚,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总结纵观群佛,在这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的石雕,巨石横亘,石雕满目,蔚为大观。他们的形态,神采动人。有的居中正坐,栩栩如生,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载歌载舞,或怀抱琵琶,面向游人。这些佛像,飞天,供养人面目、身上、衣纹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波斯色彩。这是我国古代人民与其它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云冈石窟,是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和融合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我认为是大同云冈石窟保存的更好,而且更有价值;因为大同云冈石窟的历史特别悠久,里面的各种佛像保出的特别完整,工艺特别精湛,会让你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古人当时制作时的情景。

序言: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看得出来洛阳的龙门石窟保存的更好也会更有价值一些,因为龙门石窟非常的精美,云冈石窟看起来比较粗犷,而且云冈石窟属于砂岩,而龙门石窟是石灰岩,所以看起来会更加的细腻一些,形象也会更加的生动。云冈的艺术线条会更加的硬朗简洁一些,龙门石窟的线条比较流畅,看起来也非常的软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冈石窟看起来并没有以前的威严和粗犷了,雄健的特征也在慢慢的消退。

在北魏孝文帝年间龙门石窟正式开凿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云冈石窟的损毁程度是比较严重的,这也是因为受到了当地的气温环境的影响,因为自然风化再加上山体渗水,所以才导致云冈石窟的风化变得更加严重。而且云冈石窟周围的居民会使用煤矿造成空气污染,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人为破坏的原因。

龙门石窟的损毁程度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龙门石窟的规模要比云冈石窟更大一些,龙门石窟当中的艺术是非常精湛的,而且规模也是最大的,属于大型的艺术群雕,在中国石刻艺术上也被称为典范之作,所以洛阳的龙门石窟在艺术成就方面和文物价值方面会更高一些。云冈石窟的雕塑是非常漂亮的,有着很强的观赏性,洛阳龙门石窟的特点和云冈石窟也有着一定的差别。

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且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在风格方面虽然比较相似,但是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审美都有着一定的差异。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选择两个地方都去观赏一下,这样也能够感受到不同的风格。

大同云冈石窟保存的更好一些,因为在同一个事故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注重保护的,也是山西大同的一个著名景点。

云冈石窟舞蹈研究生论文题目

循环经济下的山西旅游业发展研究摘要:介绍了循环经济及其对旅游业的意义,分析了山西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山西省旅游发展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关键词:循环经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山西省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旅游业素有“无烟工业”之称。伴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很多地方的旅游资源被无节制、无规划地开发,给环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循环经济倡导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改变旅游发展“重开发、轻保护、重经营、轻管理”的传统模式,这种要求与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是一致的。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环境脆弱的山西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循环经济理论1.1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协调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应用生态学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中把资源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利用的系统,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极限。它是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流程对物资和能源进行利用的,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能源利用方式,是一种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模式。循环经济在实施过程中遵循3R原则:一是减量化(Reduce),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输入端,目的在于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流量,遏制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从源头上节约资源使用量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二是再利用(Reuse),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的过程性,旨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量;三是再循环(Recycle),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的输出端,它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加入到新的生产循环中。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贯彻3R原则,必将使以更小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达到预期的目标,逐步建立起社会福利水平的节约型社会,并由此保证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生态环境也将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实现体现在经济活动的3个重要层面上,分别通过运用3R原则实现3个层面的物质闭环流动。这3个层面分别是企业层面(小循环),即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区域层面(中循环),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建立生态园区;社会层面(大循环),即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1.2循环经济对旅游业的意义当今世界各国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而循环经济的理论思想非常切合旅游的实践属性和发展要求,因此,在旅游业内积极有效地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旅游资源属于人类共用的自然、社会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融入循环经济的原则对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地、综合地开发与保护,并将其与旅游的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倡导绿色旅游、绿色消费,增强了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效益最大化和代内、代际、区际的公平发展,最终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见图1)。山西省旅游业的发展也应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三赢”。2山西省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2.1山西省旅游概述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省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给这片黄土地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遗存,山西省现存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1处,占全国的11.5%,位居第一。自然风光也很秀美,全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处,国家级森林公园18处。“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是对山西旅游的高度概括,旅游资源深厚丰富。但是,山西旅游业落后于全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相比,无论从海外游客接待人数还是从旅游外汇收入看,我省旅游业均在第25位~27位之间徘徊,而且呈下滑趋势。1999年山西旅游业收入66.4亿元,全国排名第23位;全省接待海外游客137785人次,排名第28位;全省创汇4256.83万美元,排名第21位。从表1也看出,在中部六省的国际旅游收入中我省也是靠后的。因此,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山西应结合自身情况,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在发展的同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2山西旅游存在的问题2.2.1旅游循环经济意识不强在旅游发展中,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经济中,人们高强度地开发资源和能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如,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2.2.2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不合理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资源导向性比较强,人们只注重对现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毁林建宾馆、旅店、寺庙及人为景观。缺乏生态意识,在破坏环境的同时,破坏了旅游环境的整体美和文物景观的原始文化内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规划不合理,盲目建设,使得一些人文景观重复建设,既破坏了环境又造成了资源浪费。如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考察不详,使得山西省内在清徐等地建了多个“三国城”等旅游观光建筑,资源浪费可见一斑。2.2.3忽视旅游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现代旅游浓烈的商业气息和拥挤的客流,对山川、森林、民俗等造成了破坏,每年的几个“黄金周”使主要旅游景点不堪重负,大部分景区为增加经济收入都没有严格控制游客的数量,造成资源过度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近几年来游客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每次黄金周旅游预报中,平遥几乎都处于一种超饱和的状态。2004年9月下旬第四届平遥国际摄影节刚结束,又迎来“十一”黄金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有关部门不仅没有对古城墙加以维护,也没有对游客数量有所限制,纯属粗放式、掠夺性经营。2.2.4旅游业发展水平低旅游业内部以“食、住、行、游、购、娱”6个产业为核心,而山西省每逢黄金周,往往出现游客多而服务、设施跟不上。食、住这两大产品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2002年末,全国有星级酒店8880家,五星级酒店175家,四星级酒店635家,三星级以下8070家,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而山西的星级酒店共有220家,仅占全国的2%;五星级为空白;四星级16家,占全国的3%;三星级以下204家,占全国的3%。相比广东省东莞市每个镇都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由此可看出,山西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之低。2002年末山西省与部分省份星级酒店数量见表2。山西省旅游业发展水平低,还存在“景点留不住客,游客花不出钱”的状况。2002年山西国内旅游人次在全国排第16位,而国内旅游收入却排第22位。游客在山西的平均天数和人增多消费额不仅低于北京、上海等旅游发达省市,而且与周边省份也有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就是山西旅游业发展大多局限于旅游资源本身的初级开发,对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商业价值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单一,大多为依托人文景点的传统观光旅游,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会展旅游等新型旅游品种开发滞后,旅游业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循环经济理念在山西旅游发展中的应用3.1社会层面社会层面(大循环),即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完成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要求政府引导,经营者和公众共同参与,促进旅游循环经济理念的实现。加强法制建设,促进旅游资源开发有序进行,是发展旅游业循环经济的重要前提。目前,急需在部门规章的基础上,加快制订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全国人大已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清洁生产促进法》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但还不够,还应加快步伐,形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将循环经济落到实处,而不至于仅停留在概念之上。3.2区域层面区域层面(中循环),即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区域层面发展循环型旅游业,是通过建立相对完整的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体系,以3R原则为指导,在一定区域范围同相关产业的各个领域形成产业链,实现共享资源,以提高利用率。一个地方的旅游业是与其所处区域的旅游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山西旅游业要打破地域界线,淡化行政界限,加强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旅游线路的连接与贯通,加强区域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客源互送。并且各市、县旅游局要从发展大旅游角度着想,防止近距离重复建设,确实做到资源共享和客源共享。同时,还要发挥各区域的资源优势,通过区域联合的方式把区域内的生产、消费、废气物处理和区域管理统一组织为循环利用网络系统。以预防污染和提高利用率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实现山西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3.3企业层面企业层面(小循环),即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要求饭店经营者、游客以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规范自己。如,在旅游企业推行保护性开发,生态旅游、物质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减少产品和服务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将单位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各项消耗和污染排放限定在标准许可的范围之内,使旅游企业内部的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旅游业内部以“食、住、行、游、购、娱”6个产业为核心,将彼此关联的生态产业链组合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对旅游产品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链延伸和耦合来体现循环经济的“3R”原则(见图2)。4结语旅游在发展初期被誉为“无烟工业”,但并非无污染。山西这样一个环境特殊的省份,如何解决恶化趋势,并使旅游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循环经济指导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是很好的途径,这对山西旅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参考文献[1]佘可文.关于加快山西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2(1):84-85.[2]韩小平,佘可文.山西省旅游系统初探[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9(4):49-52.[3]高丽敏,陈兴鹏,拓学森.循环型旅游经济发展的新思路[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25(4):89-93.[4]王利朋,李茂青.浅议循环经济理论下桂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J].嘉兴学院学报,2007,19(2):40-42.[5]邓学芬.四川旅游业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15):4699-4720.[6]明庆忠.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与运行的系统模式[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38(5):58-62.[7]刘秀英,张小明.山西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5(8):175-176.

汉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枷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乘经律,共88部,l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 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屁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方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院、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3)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明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沼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宫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入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 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奖、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士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 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 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两宋 北荣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蹭人8000人,继之又派行勤等157八赴印度求法,并使张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佑(l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倡“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l101-l125), 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南宋偏安 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宋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士,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甚盛行。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它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序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以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国有寺院42318座,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丈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沸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闹、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 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盘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1、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2、憎徒必须素食;3、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4、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康,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普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运,历代相沿。孟兰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举行供佛及憎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输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盘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文化 佛教自传人汉地以来,即与中士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质世称为“曹农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太的艺术宝库。唐代盛行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台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鱼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人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人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超过一些促进作用。

龙门石窟 简介2000年11月洛阳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龙门石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造像10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米,头高4米,耳朵长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龙门石窟中另一个著名洞窟是宾阳洞。这个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祥,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洞中原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画面上分别以魏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前簇后拥,组成礼佛行列,构图精美,雕刻细致,艺术价值很高,是一幅反映当时帝王生活的图画。可惜被美国人勾结中国奸商盗运到美国,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古阳洞也很出名。这里有丰富造像题记,为人称道的龙门十二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清代学者康有为盛赞这里的书法之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龙门石窟不仅仅是佛像雕刻技艺精湛,而石窟中造像题记也不乏艺术精品。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有很广泛的影响。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集中于古阳洞,另有一品在西山中部偏南老龙洞崖壁的慈香窟里。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一年。洞内小佛龛琳琅满目,雕刻精巧。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宾阳中洞外南侧,依崖镌刻一碑,即著名“褚遂良碑”,即《伊阙佛龛之碑》,记载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为其死去的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做功德开窟造像的一篇法愿文(贞观15年即公元641年)。此碑文已严重腐蚀,难辨其文。��宾样中洞原为北魏雕凿,由于宫廷发生内乱而止。故半途而废。该洞是北魏至淌初的过渡洞。该洞高9米、宽8米多、进深9米。主像是唐代流行的阿弥陀佛,高8米多,脸型稍长、嘴唇厚大、颈有横纹、胸部隆起。木尊两侧侍立二弟子,其中左侧的迪叶雕像,刻工十分逼真。他满脸皱纹、目不斜视、严谨持重、深谙世故。左右弟子外侧侍立的菩萨,披巾、璎珞厚重,造型古朴、典雅,具有北魏的风格。在洞内的四壁上,布满大小150余个佛龛,其中有隋大业和唐贞观年的佛龛多个。宾阳南洞体现的艺术风格,上承北魏时期的刚健雄伟,下启盛唐时期的生动活泼。��宾阳北洞,此洞完工于唐代初年。洞中所供主像为阿弥陀佛,高近10米,结跏跌坐,双手平分指天、地。称作“施无畏印”即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后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左右两侧南北浮雕二天王。其造型威武,刚强有力。��(前往万佛洞)��我们离开宾阳三洞拾级而上,即可看到万佛洞。万佛洞的形状是方形平顶,顶上雕一莲花藻井,莲花藻井周围刊刻楷书大字:“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云禅师,一万五千尊佛龛。”洞口过道北侧上有“沙门智运,奉天皇太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的题记。两个题记互为补充,说明什末人,为什末发愿造像的原因。永隆为高宗李治的年号。太监为宫中的女官。沙门智运和内道场运单师,指比丘尼智运的号。因该洞为智运奉旨修造,所以又叫“智运洞”。天皇指唐高宗,天后指武则天,因洞勺刻有15000尊佛像,又叫“万佛洞”��该洞主尊名阿弥陀佛,有圆光和身光,结跏跌坐在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一手贴身斜举胸前,一手抚膝。这种手势说明阿弥陀佛在向弟子信徒说法,故称“说法印”。束腰莲花座中间雕刻四个赤膊季节袒胸、筋肌突起、体朵勇猛的力士承托室座。佛背光以上崖壁上雕刻有54朵莲花,每枝上坐一菩萨,姿态生动、富于变化、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此外,在南北壁上雕有伎乐人,分;乐伎和舞伎。乐伎手执乐器有瑟、竺、拔、茎溪、笛子、西腰鼓等,这是唐代宫廷的“坐部”乐队。舞蹈者或吹、或弹、或拨弄琴弦,彷佛会奏出优美的旋律。将唐朝宫廷中的舞乐场面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可谓工匠们的神工之处。��原洞外除浮雕的二力士之外,还有两尊石狮,即龙门唐代浮雕的精品,在30年代被盗。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威尔逊艺术博物馆内。��(在莲花洞)��这里为什末叫“莲花洞”呢?听我给大家解释:莲花洞是继宾阳中洞之后开凿的又一大型北魏石窟。因洞顶雕有大型飞天环绕的大莲花藻井图案而得名。莲花是佛教象征的名物,意为出淤泥而不染。因此,佛教石窟顶藻井多以莲花为饰,但像这样大型的莲花,雕刻的如此精美,在龙门石窟中这不多见。此洞开凿于北魏孝昌年间即公元526—528年前后,属于北魏后期作品。此洞高米,深米,主尊释迦高6米(为立佛)。两侧为胁侍菩萨,佛与菩萨之间,为侍立的伽叶、阿难二弟子。其左的伽叶,身披厚重的袈裟,显示着艰辛跋涉、风尘仆仆的苦行僧形象。他右手执锡杖,这是龙门石窟造像中所独有的。莲花洞南北两壁上方各有似为“法华经”所指十方分身佛的小千佛浮雕,每个高度仅有2厘米左右。他们就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小的佛像。在坚硬的石壁上雕刻如此小的佛,而又刻得如此精工细作,确实为龙门一绝。洞口北侧上方有一块平面下凹的碑记,上刻两个大字“伊阙”,原为唐刻陀罗尼经,后复刻明代河南巡抚的“伊阙”二字,说明龙门的原称。��(往奉先寺)��在登几十步台阶就到奉先寺了,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就在这个寺内,奉先即奉供祖先之意。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大、艺术最精、气势最磅礴、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洞窟。��奉先寺东西深约40米,南北宽约36米,卢舍那佛(披身佛)左侧的《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高85尺,二菩萨高70尺,伽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奉先寺的建造时间,据有关资料和专家推测,约始建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永微六年。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河两岸,这里两山对峙,伊水中流,形若门阙,故称“伊阙”,隋朝始称龙门。龙门石窟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凿(公元493年),历经400余年的雕刻,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0多万字。两山窟龛造像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蕴涵丰富而蜚声中外。以北魏和唐代造像达到当时艺术的顶峰及匠心独具的皇家典范、中原风格而异于早、晚期石窟。以碑刻题记数量为世界石窟之最而被誉为“古碑林”。以造像内容广涉佛教信仰的众多宗派甚至包括道教的题材也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典型的皇家风范。其中奉先寺规模最大,是唐代雕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皇后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竣工。它是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敞开式佛龛,主佛卢舍那大佛,通高米,头高4米,耳长米,她雍容大度、气宇非凡、撼人心魄,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香山寺地处世界遗产——龙门石窟景区内。始建于北魏,唐代武则天曾在这里主持了一次诗会,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大诗人白居易放情于龙门山水,慕恋香山寺清幽,居住于香山十八年,自号“香山居士”。香山寺北侧的白园就是这位伟大诗人的墓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名人的理想之地。龙门石窟,在洛阳市南郊的龙门山口处,距市区公里,从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凿,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共同组成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龙门,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伊阙”,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东西对峙,伊水从中流过,形成一座壮丽的门阙。后因处于隋唐帝国之南,又称龙门。所谓“石窟”,就是在石壁山崖上开凿的洞直,或是天然形成的石洞,用以藏身或贮藏食物和东西。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利用天然石洞描绘动物形象和生活情景,然而以石窟寺的现象出现并作为佛教信徒、僧侣礼佛和修行的场所,却是在古印度兴起佛教后出现的。由于山林的幽静、神秘、石窟的冬暖夏凉,依山雕凿石窟比用砖石筑的寺院便利耐久,所以在古印度出现了集建筑、绘画、雕凿艺术之大成的石窟寺。这种石窟寺艺术,随着僧侣的传教活动传入我国的边疆和内地,同我国民族特点和传统的各种艺术技法风格融合交汇,成为我国的一种特有的雕刻、彩绘工艺。我们今天要看的龙门石窟就是我国众多寺群中的瑰宝之一。龙门石窟群的雕刻,除了前面所说的有利条件外,还有个不可忽视的自然条件。伊水两岸的山崖都属于古生代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石灰岩层。其石质坚硬、结构紧密,不宜风化和大面积脱裂,很适合于艺术造像,与其他砂岩石相比,有着宜于保存的有利条件。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是继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之后由皇室开凿的又一大型石窟寺群,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先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延至清代。前后400多年。其中大规模、有效率的营建约计150年左右,分别出现在北魏(占40余年)和隋唐(约占110年左右)时期。龙门石窟的大大小小的佛龛、石像沿伊水两岸星罗棋布的在龙门东西两山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修建于隋唐是模仿云岗石窟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其载体大都为石头,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的龙门石窟就以石刻的形式记下了公元五世纪到十世纪之间那段已经消失的文明。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诸朝,开凿时间长达四百多年。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十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块,佛塔70余座。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雕凿风格,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时尚。龙门,最具永恒魅力的当属奉先寺。这是一组斩山为石、依崖临壁凿就的群像。主佛卢舍那是中国古代人物雕塑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她丰颐秀目,仪表堂堂,一泓秋水般深邃的目光微微向下俯视,默默传递着慈爱与安详,洋溢着关注人间和洞察一切的智慧之光。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最大的皇家雕刻艺术宝库。追溯渊源流长的历史,拂去千年岁月的风尘,龙门石窟,这朵石刻艺术奇葩,将永远的绽放在世界的东方。 龙门石窟位于中国中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公里处,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因为这里东、西两山对峙,伊水从中流过,看上去宛若门厥,所以又被称为“伊厥”,唐代以后,多称其为“龙门”。这里地处交通要冲,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又因为龙门石窟所在的岩体石质优良,宜于雕刻,所以古人选择此处开凿石窟。龙门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7年),大规模营建于北魏、唐代,后经历代修建而成,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多个,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佛像97000余尊。沿西山石栈道缓缓而行,古阳洞、宾阳洞、万佛洞,洞洞有典;魏晋南北朝、唐代造像,代代不同。最显赫最精美的是奉先寺群像和卢舍那石佛,充分显示了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火车站乘81 53 60路公交车直接到景区,门票80元,有学生票.

1993年,配合“八五”保护维修工程进行的窟前遗址发掘是继敦煌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发掘之后又一次大型石窟寺窟前遗址发掘。经过近两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4000余平方米,清理出石砌河坝遗迹一道,建筑遗址4处,出土各类遗物2000多件。这次发掘初步探明云冈石窟窟前建筑遗址脉络,再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面貌,堪称建国以来石窟寺窟前遗址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第三窟遗址发掘成果被评为“9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研究院专业人员在各类专业杂志刊物上发表云冈石窟研究论文百余篇,与此同时,还系统出版了以下书籍: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国石窟·云冈石窟》;199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型画册《云冈石窟》和《云冈石窟》说明书;2001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云冈》;200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云冈石窟编年史》、《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研究卷)。

云冈石窟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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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始美术

(一)原始陶器艺术1、陶器及陶器的装饰手段早期:以实用为目的,简单粗劣、种类少,第二个时期:既有实用价值又有作为艺术品存在的价值,采用了彩绘、纹饰等装饰手段第三个时期:种类繁多,造型丰富,镂孔、印纹等手法的应用。2、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陶器的著名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彩陶代表,公元前4100-前2500左右)、马家窑(前3300-前1800,分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半山类型陶器代表新石器彩陶艺术的最高水平大汶口、龙山(素面陶突出代表),大汶口3大显著特点:1、色泽多样化,2、黑陶制作成熟,3、雕刻技术发达镂孔随之发展、纹饰多样。龙山文化使用了快轮制陶术。河姆渡文化等。

循环经济下的山西旅游业发展研究摘要:介绍了循环经济及其对旅游业的意义,分析了山西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山西省旅游发展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关键词:循环经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山西省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旅游业素有“无烟工业”之称。伴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很多地方的旅游资源被无节制、无规划地开发,给环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循环经济倡导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改变旅游发展“重开发、轻保护、重经营、轻管理”的传统模式,这种要求与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是一致的。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环境脆弱的山西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循环经济理论1.1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一种“促进人与自然协调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应用生态学原理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中把资源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利用的系统,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极限。它是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流程对物资和能源进行利用的,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能源利用方式,是一种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模式。循环经济在实施过程中遵循3R原则:一是减量化(Reduce),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输入端,目的在于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流量,遏制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从源头上节约资源使用量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二是再利用(Reuse),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的过程性,旨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量;三是再循环(Recycle),这一原则针对的是系统的输出端,它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加入到新的生产循环中。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贯彻3R原则,必将使以更小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达到预期的目标,逐步建立起社会福利水平的节约型社会,并由此保证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生态环境也将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实现体现在经济活动的3个重要层面上,分别通过运用3R原则实现3个层面的物质闭环流动。这3个层面分别是企业层面(小循环),即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区域层面(中循环),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建立生态园区;社会层面(大循环),即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实现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1.2循环经济对旅游业的意义当今世界各国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而循环经济的理论思想非常切合旅游的实践属性和发展要求,因此,在旅游业内积极有效地发展循环经济意义重大。旅游资源属于人类共用的自然、社会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融入循环经济的原则对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地、综合地开发与保护,并将其与旅游的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率,倡导绿色旅游、绿色消费,增强了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效益最大化和代内、代际、区际的公平发展,最终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见图1)。山西省旅游业的发展也应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三赢”。2山西省旅游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2.1山西省旅游概述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省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给这片黄土地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遗存,山西省现存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1处,占全国的11.5%,位居第一。自然风光也很秀美,全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处,国家级森林公园18处。“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是对山西旅游的高度概括,旅游资源深厚丰富。但是,山西旅游业落后于全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相比,无论从海外游客接待人数还是从旅游外汇收入看,我省旅游业均在第25位~27位之间徘徊,而且呈下滑趋势。1999年山西旅游业收入66.4亿元,全国排名第23位;全省接待海外游客137785人次,排名第28位;全省创汇4256.83万美元,排名第21位。从表1也看出,在中部六省的国际旅游收入中我省也是靠后的。因此,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山西应结合自身情况,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在发展的同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2山西旅游存在的问题2.2.1旅游循环经济意识不强在旅游发展中,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在传统经济中,人们高强度地开发资源和能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如,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2.2.2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不合理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资源导向性比较强,人们只注重对现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毁林建宾馆、旅店、寺庙及人为景观。缺乏生态意识,在破坏环境的同时,破坏了旅游环境的整体美和文物景观的原始文化内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规划不合理,盲目建设,使得一些人文景观重复建设,既破坏了环境又造成了资源浪费。如对《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考察不详,使得山西省内在清徐等地建了多个“三国城”等旅游观光建筑,资源浪费可见一斑。2.2.3忽视旅游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现代旅游浓烈的商业气息和拥挤的客流,对山川、森林、民俗等造成了破坏,每年的几个“黄金周”使主要旅游景点不堪重负,大部分景区为增加经济收入都没有严格控制游客的数量,造成资源过度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近几年来游客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每次黄金周旅游预报中,平遥几乎都处于一种超饱和的状态。2004年9月下旬第四届平遥国际摄影节刚结束,又迎来“十一”黄金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有关部门不仅没有对古城墙加以维护,也没有对游客数量有所限制,纯属粗放式、掠夺性经营。2.2.4旅游业发展水平低旅游业内部以“食、住、行、游、购、娱”6个产业为核心,而山西省每逢黄金周,往往出现游客多而服务、设施跟不上。食、住这两大产品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发展。2002年末,全国有星级酒店8880家,五星级酒店175家,四星级酒店635家,三星级以下8070家,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而山西的星级酒店共有220家,仅占全国的2%;五星级为空白;四星级16家,占全国的3%;三星级以下204家,占全国的3%。相比广东省东莞市每个镇都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由此可看出,山西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之低。2002年末山西省与部分省份星级酒店数量见表2。山西省旅游业发展水平低,还存在“景点留不住客,游客花不出钱”的状况。2002年山西国内旅游人次在全国排第16位,而国内旅游收入却排第22位。游客在山西的平均天数和人增多消费额不仅低于北京、上海等旅游发达省市,而且与周边省份也有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就是山西旅游业发展大多局限于旅游资源本身的初级开发,对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商业价值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单一,大多为依托人文景点的传统观光旅游,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会展旅游等新型旅游品种开发滞后,旅游业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循环经济理念在山西旅游发展中的应用3.1社会层面社会层面(大循环),即通过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完成消费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要求政府引导,经营者和公众共同参与,促进旅游循环经济理念的实现。加强法制建设,促进旅游资源开发有序进行,是发展旅游业循环经济的重要前提。目前,急需在部门规章的基础上,加快制订必要的循环经济法规,通过法规对循环经济加以引导和规范,坚决杜绝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现象出现。全国人大已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清洁生产促进法》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从法律上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开端,但还不够,还应加快步伐,形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将循环经济落到实处,而不至于仅停留在概念之上。3.2区域层面区域层面(中循环),即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区域层面发展循环型旅游业,是通过建立相对完整的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体系,以3R原则为指导,在一定区域范围同相关产业的各个领域形成产业链,实现共享资源,以提高利用率。一个地方的旅游业是与其所处区域的旅游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山西旅游业要打破地域界线,淡化行政界限,加强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旅游线路的连接与贯通,加强区域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客源互送。并且各市、县旅游局要从发展大旅游角度着想,防止近距离重复建设,确实做到资源共享和客源共享。同时,还要发挥各区域的资源优势,通过区域联合的方式把区域内的生产、消费、废气物处理和区域管理统一组织为循环利用网络系统。以预防污染和提高利用率为出发点,以物质循环流动为特征,实现山西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3.3企业层面企业层面(小循环),即通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生产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使用量,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要求饭店经营者、游客以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规范自己。如,在旅游企业推行保护性开发,生态旅游、物质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减少产品和服务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将单位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各项消耗和污染排放限定在标准许可的范围之内,使旅游企业内部的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旅游业内部以“食、住、行、游、购、娱”6个产业为核心,将彼此关联的生态产业链组合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对旅游产品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链延伸和耦合来体现循环经济的“3R”原则(见图2)。4结语旅游在发展初期被誉为“无烟工业”,但并非无污染。山西这样一个环境特殊的省份,如何解决恶化趋势,并使旅游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循环经济指导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是很好的途径,这对山西旅游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参考文献[1]佘可文.关于加快山西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2(1):84-85.[2]韩小平,佘可文.山西省旅游系统初探[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9(4):49-52.[3]高丽敏,陈兴鹏,拓学森.循环型旅游经济发展的新思路[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25(4):89-93.[4]王利朋,李茂青.浅议循环经济理论下桂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J].嘉兴学院学报,2007,19(2):40-42.[5]邓学芬.四川旅游业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15):4699-4720.[6]明庆忠.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与运行的系统模式[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38(5):58-62.[7]刘秀英,张小明.山西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5(8):175-176.

长城 文化遗产(附1) 北京故宫、沈阳故宫 文化遗产(附7) 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文化遗产 甘肃敦煌莫高窟 文化遗产 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文化遗产 山东泰山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安徽黄山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湖南武陵源国家级名胜区 自然遗产 四川九寨沟国家级名胜区 自然遗产 四川黄龙国家级名胜区 自然遗产 西藏布达拉宫 文化遗产(附2、附3)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文化遗产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及孔林 文化遗产 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 文化遗产 江西庐山风景名胜区 文化景观 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区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云南丽江古城 文化遗产 山西平遥古城 文化遗产 江苏苏州古典园林 文化遗产(附4) 北京颐和园 文化遗产 北京天坛 文化遗产 重庆大足石刻 文化遗产 福建武夷山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 文化遗产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文化遗产 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湖北钟祥市)、清东陵(河北遵化 市)、清西陵(河北易县)、盛京三陵 文化遗产(附5、附6)(附8) 安徽古村落:西递、宏村 文化遗产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文化遗产 云南三江并流 自然遗产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文化遗产 澳门历史城区 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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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源远流长。与美术风格总是在变化的欧洲不同,中国美术几个世纪以来保持了令人惊奇的延续性。明朝时的作品还可以看到唐朝时的影响。一幅清朝的画作与一幅宋朝的是非常相似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对传统的尊崇。艺术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创新,而是尽可能逼真的临摹旧有的作品--这并不被认为是抄袭,反而一定程度上是创新。另有:相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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