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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热情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毋庸讳言，这种应激爱国主义与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不相称的。一个正和平发展的国家，一个正在过改革大关的国家，需要一种专注发展、放眼未来、建设性的爱国主义。爱国，就要爱得理性、爱得深沉、爱得真挚、爱得长久、爱得有效，是要把朴素的爱国情感升华为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操。只有理性的爱国主义，才能铸造出伟大的民族精神，才能创造出非凡的人类奇迹。理性的爱国主义，就是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诚觉悟。在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屠刀面前，坚决抵抗侵略，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这是中华民族最高利益。正是对这一最高利益的认同，中华民族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共同集结在抗战的旗帜下，组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将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的狂梦，埋葬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在当今时代，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富民强即是全体中国人的最高利益和共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人无分阶层，能力无分大小，放手让一切劳动、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理性的爱国主义，就是对伟大信念的执著坚守。无论是日寇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还是侵略者令人发指的屠城暴行，无论是在敌进我退的战略防御期，还是在艰苦卓绝的战略相持期，中国人民始终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视死如归，以8年的韧性战斗血战到底，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我们今天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其征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也会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艰难和坎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必胜的信念，咬定发展不放松，举全民之力，倾全民之智，把国家的综合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上去，以此来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理性的爱国主义，就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理性行动能力。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强大。今天，我们要在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把我国的核心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作为负责任的公民，就要以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理性的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是泾渭分明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各种利益的摩擦与冲突几乎是这一时代的常态。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摩擦与冲突，我们要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和理性的行为能力，不浮躁、不盲从，不逞一时义气、图个人之快，更不会借题发挥，做出破坏社会稳定、损害国家利益的非理性行为，而是使自己的行为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有序、健康、稳定发展。这样，就能真正抓住发展机遇，就能真正维护好国家的根本利益，实现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 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世界，并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国。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同样应具有大胸襟、大视野，具有包容力和多元化内涵。青年学生的爱国，就是要扎扎实实学好本领，珍惜和平时期良好的学习时机，要把爱国主义具体化为一种学习的动力。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必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只有具备了理性的爱国主义，我们的爱国情绪才不会被外在刺激所左右，我们的激情才不会被阴谋家利用，爱国也才能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和谐、增进国家利益、从而有利于社会中每个人的精神资源。也只有将理性的爱国主义发扬光大，我们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才能最终赢得世界的尊重。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内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儿区别和联系：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既民族至上上的观念。民族主义在某些时候会变得很狭隘，最终的结果不是爱国而会害国参见：还有很多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及为她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从本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跟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着的，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外来侵略，又尊重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和自由。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表现为1.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对祖国前途怀有坚定的信念。2.对祖国的河山、人民、历史和文化，对祖国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无限热爱。3.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对其他国家的入侵和本国的腐朽反动势力，为祖国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爱国主义源于人民对哺育自己成长的家乡、民族和祖国的深厚感情，逐渐升华形成的一种维护祖国利益的行为准则和坚强信念。基本内容有：促进本民族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不断增长；维护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抵御外侮，捍卫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促进祖国的繁荣与富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政治内容。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以维护本阶级的私利为目的，因而是动摇的不彻底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继承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并把它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使人民从国内外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祖国的主人，才能实现祖国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当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拥护祖国统一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要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参见：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准确把握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都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要深入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革命历史、革命传统教育.我们弘扬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狭隘民族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要坚持以开放的精神面向世界,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长处,从各国文化中汲取丰富养分,不断塑造自尊自信、开放包容的民族品格.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重在营造氛围、潜移默化,重在联系实际、贴近生活,重在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把弘扬民族精神贯穿到各个方面,大力宣传体现民族精神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能,抓住各种宣传教育契机、用好各种宣传教育资源,营造浓厚社会氛围,让人们不断受到民族精神的感染熏陶.要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各行各业的工作实际,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人们从具体事情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体现民族精神的要求,以实际行动为建设民族精神的大厦添砖加瓦.要充分调动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地做好弘扬民族精神的各项工作,通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持续努力,推动民族精神绵绵不断的传承弘扬.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民族团结，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一，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重要保证。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才能维护国家统一。没有民族团结，必然是民族矛盾、冲突不断，导致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其二，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只有实现了民族团结，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其三，民族团结是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民族只有团结一心，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经济社会取得长足进步、各族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视民族团结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每一个公民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连接，每一个公民都有坚决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坚定自觉地反对民族分裂，坚定自觉地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信，各民族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中国，民族团结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同一少数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就是要求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助合作，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年来，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采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着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团结发展。国家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实践中，国家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中国政府多次开展全国范围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推动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城市化、散居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保障城市和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制定实施《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切实加强服务与管理，重点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满足他们在节庆、饮食、丧葬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大创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多年来，国家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国家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解决民族地区的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多年来，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在不同时期针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提出工作方针，作出战略部署，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国家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经过不懈努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国家不断加强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国家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不懈地在各族干部群众中进行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知识的教育，注重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教育群众，更注重教育干部；不仅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更注重教育汉族干部；不仅教育一般干部，更注重教育领导干部。国家特别重视在青少年中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要求民族团结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使民族大团结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2008年国家颁行了《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9年，国家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全国小学阶段考查和中考、高考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考试范畴。国家注重对新闻媒体、出版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引导、鼓励他们准确理解、积极宣传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又好又多地推出宣传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作品。同时，注意加强对出版物、广播影视作品和互联网的管理，防止出现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内容。——国家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活动。1988年以来，国家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共表彰56个民族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4993个，其中模范集体2474个、模范个人2519名，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月”等形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制定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表彰办法，在全社会树立典型，弘扬正气，推动形成了以维护民族团结为荣、以损害民族团结为耻的社会风尚。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每年五月、内蒙古自治区将每年九月、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每年九月、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将每年七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国家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坚持团结、教育、疏导、化解为主的方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国家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凡属违法犯罪的，不论涉及哪个民族、信仰何种宗教，都依法处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长效机制和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地处置了各种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和事件，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插手、干预中国的民族问题，严密防范和依法打击境内外各种恐怖主义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团结友爱，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民族冲突纷争，则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民族团结政治论文篇二 民族团结报道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民族团结问题，把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紧密联系，视为全国工作的大局。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大力讴歌维护各族共同利益的新人新风尚，揭露和批判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民族渗透和分裂势力的丑恶行为，并造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推动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民族团结的报道受到了一贯重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团结的内涵日益丰富。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研究，从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之间以及民族意识生成两个方面分别展开，充分体现出民族团结报道对于民族意识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团结报道;主题与框架;民族意识;研究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前言 我国对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末，之后民族团结理论一度成为了研究的 热点 问题而持续至今。关注的角度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改变。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之研究》中提出的“何为民族团结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观点，这成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定义式提问，对后续的研究开展有着重要意义。之后的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意识的关注角度转变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内涵与实质。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面对复杂的内在民族团结问题以及外界的复杂因素，民族团结问题的关注角度转变成为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问题实质方面。 龚永辉认为民族意识是一种由民族团结意识而转变的精神意识，他在《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1]阐述到民族意识是社会存在的缘由，民族意识与社会之间的辩证性关系说明了民族意识是一切团体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廖杨与覃卫国[2]进行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民族团结意识是由一个民族形成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群体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所构建，这种社会关系不同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建立的前提在于民族团结意识的共通性。 目前，民族团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仅仅只是集中于一些概念与理论体系方面，对于民族意识的个案研究方面开展很少。我国民族众多，社会环境、人口比重以及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民族团结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不断加快，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做出了更多努力。各类的新闻报刊对于民族团结方面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大力的宣扬，旨在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促进社会主义的和谐稳定发展。传播媒介可以某种程度塑造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然而如何通过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导向，达到激励民族团结意识生成的目的。为此，本文针对民族团结报道进行了如下研究。 1.民族团结报道中主题与框架的转换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的主题之一 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特征之一[3]。民族团结的前提在于民族平等。有了民族之间的平等，才有民族内部的团结。其中民族团结报道只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分别为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随着民族歧视的相关政策的废除，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得到了 实现。党和政府也使用了很多手段进行民族偏见以及不信任观念的消除工作导致了各族之间的团结意识基本形成。为了使得民族团结得到巩固，相关的民族领袖进行了民族团结的言辞。毛泽东反复强调：“比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存在着的眼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而“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这些言论大大的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生产。 民族团结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当和国家的兴衰与存亡。毛泽东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通过目前的民族团结形式看来，毛主席的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4]。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民族互助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就为民族团结互助创造了条件，民族团结互助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然产物，而民族和谐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的结果。民族团结互助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民族平等，逐步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民族团结报道的主题与框架之间的转换 新闻框架理论 新闻框架理论[5-6]是新闻传播学者受到霍夫曼的社会框架理论启发，引入到新闻传播领域。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条和框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成再现的标记，也就是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思考结构。作为社会真实再现主要 渠道 的媒体，通过报道新闻来建构一个主观环境，以达到其预先指向的目标。所以新闻框架就是新闻工作者使用语言或 其它 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新闻框架是媒体对社会事件所建立的思想结构，即对事件定性。它具有“选择与凸显事物”的作用。一般而言，框架具有三层内在结构：高层对事件的主题(事件及事件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界定;中层对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结果影响进行归因、评估;低层运用语言和其他符号对事物 作文 本性的表达。 民族团结报道中框架理论的应用 高层：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团结的高度。 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相关的社会主义团结报道，使得社会公众与政府媒体之间形成一座思想的长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同时大力谱写民族团结的赞歌，促进民族大爱在公众之间得到弘扬与发展，到达民族凝聚力生产的目的，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 中层：民族团结为中心思想，深度报道，整个多元信息。 对于民族团结的 相关报道 中，民族团结始终作为了相关报道的核心予以贯穿，通过合理有序的多元信息进行互动，既体现出民族团结意识的大众化需求，同时通过相关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不同方面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报道，使得信息的接收群体可以通过不同侧面与不同层次对于民族团结的相关报道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促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与高层的民族报道形式不同的是，中层报道更注重的是对于多元化信息的框架建立，并进行了相关主题的转变。实现了单一的报道主题向报道框架的转变。 低层：从小见大，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形式报道民族团结 媒体为了获得相关公众的信任与认可，就需要站在相关公众的意识下进行民族团结的报道，这样才可以最好获得公众共鸣心理的产生，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意识的生成。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社会公众最多接触的，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团结与和睦便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理念。任何简单的人和事上升到一种民族团结的角度与高度，对于相关报道主题以及得到了彻底的更换。诸如抢救异族病人、异族同事之间相互关心与相互帮助的小事，报道中可谓屡见不鲜，然而这种小事之中一旦有着民族团结问题的涉及，那么就可以被纳入民族团结的报道之中，变为了一种政治的框架形式。民族身份也显然会成为报刊媒体所报道的重点而被设置在标题之中进行强调，如此方式的民族团结报道方式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性报道方式而随处可见。 2.民族团结报道中民族意识的剖析 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民族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本质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社会交往导致了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因此从某种社会关系上来讲，不同民族之间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琐事就成为了民族团结报道的主要形式。因此导致了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民族典型问题对于民族团结进行肆意的贩卖用以引导 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其实所报道的只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 民族团结的相关宣传模式中，异族人们受到了不同民族的救助之类的新闻较为常见。然而相关的事件是否真的能够体现出的是一种民族意识，没有人去考虑。相关的新闻工作者也表示，对于一些好人好事的行为动机绝不是因为对象的民族种族不同。由此可见，相关的简单的社会报道纳入“民族团结”的大帽子显然不合适。一些简单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于自身处境下即刻意识，并非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刻认识。 相关新闻对于简单社会关系的民族意识化解读与报道，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意识的生成。导致了新闻的相关报道方式逐渐发生着改变，同族之间的典型 事迹 由于没有“民族团结”意向的挖掘特点，贴不上“民族团结”的大标签，因此宣传的力度显得小很多。那么这种标签式的“民族团结”报道的效果如何呢。 民族团结的制度化报道方式，不仅会觉得社会上对于一些反常事件的好奇，慢慢的读者的注意力依然会从相关的民族团结之中回归到生活的实际之中，平常人与平常事才是日常生活的主题。这使得相关的民族团结报道仅仅只是一个 口号 ，正常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都不是民族团结问题的实质。 相关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逐渐泛滥之后，不仅使得相关的公众有了阅读的疲劳感，同时也得到了相关新闻工作者的思考，逐渐的相关报道走回了正轨，然而一种高歌式的民族团结宣传又没有新意，使得相关新闻工作者对于这一报道问题更加头疼。 目前，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报道形式似乎都已经超出了民族团结意识的初衷，而刻意去突出民族团结表现形式的新颖性与差异性，偏离了民族团结报道的原有理念。声泪俱下的民族团结意识报道中体现出的是一种对于民族团结问题认识的偏差。 3.结束语 民族团结的主题在于促进我国各族民族的团结相处，促进各族人民的相亲相爱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团结的报道逐渐变得制度化，通过一些异族之间的简单的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民族团结意识之中，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概念的一种误解与认识偏差。民族意识的生成是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个人关系所致。因此相关的民族团结 报告 因回归民族团结的主题，回归原有主线。 参考文献 [1]龚永辉：关于民族识别的阐释问题―与北京一些同行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3期 [3]王万盈：论我国的民族意识研究，《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白润生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5]艾则孜・阿布杜热依木 报纸要跟上传播时代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维文版“新疆日报”新闻报道发展状况分析，《新疆 财经 大学学报》 2009年02期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
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
扩展资料：
毕业论文撰写技巧：
1、系统掌握一两个工具理论，学科内与学科外均可。
任何一种有质量的学术研究总是要借助一定理论原理的，比如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结构功能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等，传播学研究中的媒介环境理论，还有用于文化分析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民族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等。
2、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做学问的难点。
通常讲的学术创新，其核心正是在于提出问题。所谓问题意识，一体现在能够超越现有知识，能够质疑批判；二体现在关注现实社会，积极发现与归结现象，提出观点。这要求大学生们要关注前沿问题与热点现象，与时代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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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的辞典里，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学者对这两个概念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所以，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既是政治经济的又是文化的，既是价值追求又是行为方式。应该说，民族与国家是两个相互交错但并不相同的概念。民族主要体现种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则更多是一个地域、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要使这两者完全吻合，即在一个法律和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只能有同一种族、文化、语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国家公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日本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数量极少的少数民族。 一般说来，爱国主义是指对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广义民族和那片国土的热爱及眷念，对自己所属文化及基本价值观的认同。而民族主义则是指对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与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优越感。爱国主义是国家意识的最高体现，民族主义则是民族意识的最高体现。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单一民族国家则寥寥无几。因此，虽然民族主义在近代各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至思想文化领域都广泛地存在，但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主权单位，其作用更加重要，爱国主义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其意义也更加重大。 从心理情感上来讲，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神圣、崇高的美好情感，会形成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源泉；从道德层面上来讲，爱国主义是逐渐内化形成的被民族成员普遍认同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既体现为社会舆论，也体现为实践行为；从社会实践层次来说，爱国主义源于民族成员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会形成统一的行动，成为推动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民族主义无论作为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还是作为实践行为，它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本民族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来观察、认识和处理族际关系的。因此，它在对本民族利益强烈关注的同时，容易导致对其他民族利益的忽视甚至否定。这决定了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一定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正当合理和必然存在的社会意识和群体情感，它是族群在竞争中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它的最高形式可以表现为爱国主义；但超出了一定范围的民族主义，不但不能体现为爱国，反而可能误国甚至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产生冲突。从历史与现实来看，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偏差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民族沙文主义，体现为强烈的本民族优越感和排斥其他民族的特性，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二是民族保守主义，即用文化的民族性排斥外来文化的先进性，其结果是民族文化精神日益萎缩、狭隘，丧失活力。三是民族虚无主义，即全盘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一味用外来文化的先进性排斥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丧失民族之根。因此，民族主义既可能导致爱国行为，也可能导致背离爱国的行为。 当今中国正在致力于和平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如何弘扬爱国主义，努力培育理性的爱国情怀，防止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滋生；如何在培育国家自觉意识的同时，避免出现民族自大主义、虚无主义等不良倾向，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实现这一点，需要厘清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与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边界。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负面价值的生产者，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特别需要警惕和批判的对象。其新的表现形态有大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等。如，有些民族国家以邻为壑，视相邻或相关民族如同水火，不惜用武力甚至恐怖手段加深民族仇恨，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中东地区战火不断，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就是明证。有些多民族国家或大民族体系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趋势，许多民族寻求独立建国，成为新的世界纷争的导火索。 综上所述，爱国主义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绝不相类。爱国主义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其核心既是对国家与民族大义的忠诚和奉献，也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平等对待与相互尊重；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则往往是在对其他民族贬抑和排斥的基础上，形成对自身的过度认同。当前，由多民族构成的我国，经历改革开放的伟大30年，正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舞台。在这个进程中，我们需要大力提倡爱国情怀，倡导心系故土、忠于祖国和振兴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应分清爱国主义与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界限，从而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够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团结和强大起来。(仲立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可以针对某个作者或者作品写，莫文网很多日语的论文，我也是学姐给介绍的，相当靠谱的说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理念——物哀村上春树与日本文学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越界与位相:“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兼及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孕育期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日本文学特质与当前日本文学研究——李俄宪教授访谈录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以南京大学引进课程“表象文化论”对日本文学教育的影响为例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浅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倾向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日本文学经典中的“歧视”——兼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状况周作人——我国日本文学译介史上的先驱文学批评理论观照下的日本文学作品解读——以夏目漱石《心》的解读为例多元文化与日本文学谈日本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基于民族主义的矛盾性——战后日本文学战争反思主题评析世界文学能成为日本文学吗?“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例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2010年度日本文学研究综述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2006年日本文学研究现状与动向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视角试论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以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为例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无常观”湖南留日作家的日本文学影响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优先出版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直接间接影响兼具,创作风格小同大异——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谈谈日本文学的特征论日本文学中的季节感和景物观上海与近现代转折期的日本文学——以芥川龙之介与横光利一的文学结合点为中心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逆转发生论日本文学研究方法论──以文学思潮史为中心中国诗人白居易与日本文学中的唯美、感伤风格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成就东方文学三大基石论“风雅”与“超政治性”的日本文学试析比较研究在日本文学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的暧昧——浅谈“日本”一词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
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关注计 划 生育也只是近来的事，这 得归功于网络上无数关心计划生育的 写手们的不倦努力。 在搜集了一些信息和文章之后，我的 好奇变成了惊奇，情况比我原先想象 的要严重许多！并且，最让人担心的 方面，恰恰是我原先最忽视的方面。 所以我搜集了一些网上的文章（片段 ），希望每个关心汉族命运的人都能 看一看，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拯救我们民族 未来的行动中去。 这些文章并非精心挑选的，它们只是 随意拣取的产物（当然也有一定的提 炼），数量也不多，彼此类似的文章 相信大家看多了也会烦的，所以有兴 趣的朋友不妨去网上搜索更多的内容 。每篇文章都有指向原文的链接（可 能也是转载的），大家可以从中获得 完整的内容。也希望文章的作者能体 谅我的（转载）行为，毕竟，我们都 关心自己民族未来的命运。 最后，也希望斑竹能够手下留情。毕 竟，离开了民族大树的庇护，你我都 会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风雨飘零。 以下是转载的内容： 首先是官方统计数据：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 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6年3月16日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 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 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 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 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 样本量为1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调查工作人员 的艰苦努力，调查的各项任务已基本 完成。现将快速汇总的全国总人口及 其结构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略） 六、民族构成 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 万人，占总人口的；各少数民 族人口为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 。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注 ：200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 2355万人，增长了；各少数民 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 。 ……（略） （旁白： 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汉族只允许生 一胎，而少数民族则可以生二胎。所 以理论上讲，在短期内，少数民族的 人口增长率应该是汉族的两倍，最多 也不该超过三倍，但实际情况却是八 倍。 汉族庞大的人口基数很容易迷惑人的 感觉，这其中也包括汉族自己。但我 们必须注意到，老龄化、失去生育能 力的人群对未来的人口是没有贡献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到五周 岁的婴幼儿人群，就会发现，汉族在 其中的比例仅占58%。这意味着，再 过二十年，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在 20到25的青年人群中，少数民族的比 例将高达42%。相信二十年后我们中 的许多还在人世，届时我们要靠谁来 养活，难道是占总数42%的少数民族 青年吗？还有，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他们会经历南斯拉夫曾经经历过的 血雨腥风的一幕吗？）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汉族的严重危机 我家所在的地区，我读小学时，那所 小学有100多学生，几年前小学已经 撤除，仅有的十几个汉族孩子只有去 附近的少族学校读书。一个少族村子 的年轻人人口数量比五、六个汉人村 子的年轻人都多。一些少族混混，经 常偷汉人的东西，甚至发生了杀害两 户汉人家庭的案件。而这些在我小的 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我还能 说什么？计划shengyu继续吧，我们 离灭亡不远了。20年后会是什么情况 ？我不敢想象。历史上东北，外蒙， 新疆地区汉人消失的命运，又要落在 我们的头上了。祖辈为了祖国的疆域 奔赴边疆，吃的苦受的累这些都不说 了，但是他们的子孙却过着生命和财 产得不到保障的日子。而且我们在上 学、考试、考公务员等各方面，都是 倍受歧视。 我的心在流血！今天跟网上认识的一 个只有16岁的汉族女孩聊天，她也是 我们那个地区的，我惊人的发现，小 小年纪的她都已经意识到了汉族的危 机，她们一个班50多个学生，只有4 个汉族孩子！！！跟我读中学时的情 况几乎完全相反，那时一个班最多也 就4、5个少族学生。但是我们的大老 爷们，他们又在想什么？我们这里的 当官的都是些靠关系上台的草包，他 们对汉人的危机麻木不仁，他们只知 道权，钱，和女人、酒、吃喝玩乐这 些东西。 我不想坐以待毙，我要尽我努力挽救 可怜的边疆汉族百姓，但我力量微小 ，我真的做不了什么。那些生活在内 地的汉人同胞，你们是无法体会到一 个边疆汉人的痛苦的。但我希望你们 也能重视我们的遭遇，救救我们！否 则祖国的边疆无汉人了，结果会是什 么？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 对于这一点很是忧虑，据估计可能目 前的百分比已经降至90%以下。国父 孙中山曾经说过“许多曾创造、曾拥 有过世界先进文明的种族都已灭亡了 ，我们之所以没有被人征服，没有被 亡种，乃是我们人口众多。” 的确，在相当长的时候里我们将数量 作为一种优势使民族得以兴旺，人类 文明的最优秀部分得以保存。但是， 目前的汉族政策----计划生育已经给 局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汉族未来的人口比例取决于现在出生 人口的民族比例.比如.汉族生一个. 少数民族生两个那么少数民族的人口 出生率就是汉族的两倍.少数民族将 以百分之八人口生育百分之十六的新 生婴儿.百分之十六就是未来的少数 民族人口比例.而百分之十六少数民 族人口又会生育百分之三十二的新生 婴儿.而百分之三十二的新生婴儿又 是未来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如果现 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民族政策长期不 改变.不久以后汉族将不再对少数民 族拥有多少人口优势.是确定无疑的. 到那时.随着汉族人口优势的不断消 弱.进而带来汉族在文化.经济.政治 优势的不断消弱。 汉族不灭之迷--繁衍的作用 中国特别是汉族可是个多灾难的民族 ，历史上数不清楚的天灾人祸，几乎 把整个民族葬送。而比内战和天灾更 可怕的有意识民族灭绝政策更危险， 但汉族就是这样挺过来了，发展成世 界第一大民族。 汉族具有强烈的融合性，善于把其他 民族融合到汉族对民族的发展功不可 没，但这些恐怕是不够的，因为融合 总是人数少的民族融合到人多的民族 ，如果汉族人口相对少的话，不但不 能融合其他民族，恐怕自己都有可能 被融合。 那汉族几千年来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 就是自己繁衍的作用了，汉族从很早 就对人口的繁衍有很大的推动，后代 众多是被认为幸福和骄傲的事情，反 而后代少就不好了。在这样的动力下 ，人口的繁衍总是填补了损失，不断 的发展起来。 民工荒,拉开中国人口危机的序幕 -----大预言，为你描述今后30年的 人口形势 &胡鞍刚 正当 计 生 委 专家声称中国的劳动 力依然总量巨大、人口红利还将持续 20年时，令无数专家始料未及的是， 一场席卷沿海和大中城市的民工荒愈 演愈烈，曾经被人们认为无限丰富的 廉价劳动力出现了短缺。虽然眼下大 学生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劳动力 供求矛盾转变的真相，而且总有人相 信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无 论人口专家如何解释，事实却将证明 ：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 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 是趋势性的、总量的。 “民工荒”，终于正式拉开了中国人 口危机的序幕。 大陆内部的汉族人口比例在逐渐的减 少，已经从20年前的汉族人占94%， 到现在的91%。3个百分点，这么一个 大民族的人口比例在一个国家内发生 变化，从人口增长概率上看，实在不 可思意。如果从具体的控制人口政策 上看，就可以轻松的理解了。原来控 制人口的政策汉族与其它民族不相同 。这样应该是违背了种族平等的人类 基本原则，不知为什么在大陆能通行 。它还违背了另一个更普遍的人类原 则，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知大陆的那 些什么专家，为什么在这些最基本的 问题上一言不发。如果一个国家在危 机时刻，人人都需要付出一些东西， 这些付出是不应该因种族不同而有所 不同的，如若不同就有种 族 歧 视 之嫌疑。种 族 歧 视又可以理解成 种族优待，二者是等价的。在关系种 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上，种族之间的政 策必须平等。 大陆的其它民族从20年前占6%，到现 在的9%，人口比例增加了50%。这个 变化是极大的，将对大陆产生深远影 响。且是不可逆的。如果考虑到人口 增长惯性，假设从现在开始大陆各民 族实行一样的人口政策，各民族都认 真贯彻。50年后，其它民族的人口比 例会继续增加到15%。然后各民族之 间的比例基本稳定。但如果继续因民 族不同而生育政策不同，那么结果是 不可思议的，也许会到某个时候汉族 人口只占人口的一半。如果真有这么 一天，那么大陆的问题就会多如牛毛 。不可开交了。 战争动员能力的下降。虽然大陆人口 比较多，但是，由于大陆的一胎制， 会对大陆的兵员产生毁灭性打击。未 来招兵看来是很困难了。从古到今， 从中到外，都有独子不征兵的传统。 独子政策对国防安全是个极大危险。 一旦爆发战争，独子的怯阵，父母的 担忧，将使军队无法完成任务。并且 ，反战的势力会极其巨大，使国家变 成政策，变成懦夫政策。会使国家变 的软弱可欺。 在和平时期，兵员相对好征，在非常 时期就难了，并且阻力极大。这样也 给许多家庭带来的担忧与不安极大。 另外 交通意外和凶杀等，对独子家 庭的打击也是残忍和无法弥补的。总 之，人们的痛苦可能性会相对的大一 些。 因为，汉族搞计划生育，而少数民族 基本不搞，因此，少数民族生育的后 代就多，当兵愿望也许就会大一些， 反对当兵的愿望会弱一些。而汉族人 几乎都不愿意当兵，因此，少数民族 的军人比例会越来越大，你想想结果 会如何呢？罗马就是这样灭亡的。我 们汉族正在重复着罗马的悲剧。 不要以为不可能。当罗马强大的时候 ，又有哪个罗马人相信，罗马人会在 地球上消失 现在只对汉族实行计.划.生.育，从 全国来看，少数民族比例不大，好象 对民族结构影响不大。但中国西北少 数民族居住地本身就地广人稀，汉族 比例不高。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西部人口涌往东部，西部越来越 稀，正如一些专家已经指出，这也确 实是解决贫困的一条出路。但问题是 ，少数民族(如 维吾尔族)由于语言 和文化的差异，他们对移民东部的动 力没有汉族大。对汉族的不对称计划 生育以及汉族外移将导致汉族在西北 的比例越来越低，民 族 问 题 将变 得非常严重。而西北周边都是 穆 斯 林国家，穆斯林 极 端 分 子将对中 国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我们几代人 通过移民控制西北的努力将变的前功 尽弃！ 结束语： 汉族就象一个为了苗条而过度节食的 姑娘。在旁人看来，她都已经骨瘦如 柴了，可惟独她自己不这么认为。她 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努最后一把力，把 自己身上最后一块肥肉减掉，却不知 其实她已经离死亡不远了。 最后，希望每一个读到此贴并且关心 汉族命运的人都伸出手来，做一个热 心的参与者，而不是冷漠的旁观者。 哪怕每人只是参与一次，我们的力量 也会变得格外强大。民族兴亡，匹夫 有责，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汉族的命 运。 我拥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我 不是汉族主义者，我爱这个国家。 谢谢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