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论文文献

一带一路战略意义的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 2013年9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由此，“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一个新时期对外大战略浮出水面。中国为何如此重视“一带一路”的建设?究竟如何认识“一带一路”的深刻意义?要真正办好这件大事，还是需要加深对它的认识。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倡议，而建设则需要得到相关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要能与他们取得共识，开展密切合作，共同参与建设。论文关键词：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经济发展 2013年9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由此，“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一个新时期对外大战略浮出水面。前不久，中央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就如何落实“一带一路”进行研究，指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要求，“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要抓住关键的标志性工程，力争尽早开花结果”。这表明，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正式提上日程，要由计划见之于行动了。中国为何如此重视“一带一路”的建设?究竟如何认识“一带一路”的深刻意义?要真正办好这件大事，还是需要加深对它的认识。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倡议，而建设则需要得到相关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要能与他们取得共识，开展密切合作，共同参与建设。一、“时代要求”的含义为何说“一带一路”是时代的要求?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追求和平，实现发展是各国人民最大的诉求。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强大了要干什么，如何干。世界以往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国必争，强国必霸。尽管中国一再宣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别的国家仍然不太相信，听其言，观其行，这也不难理解。人们担心，一旦中国采取扩张型战略，与美国争夺影响力，世界就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发生大国争端，进而引发大的战争。作为不走传统大国崛起道路宣示的实践，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构建基于不对抗、开展对话与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也通过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破除人们对于中国会实施扩张性战略的疑虑。中国希望以此向世界表明，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承诺不是空话，立志要把实现合作共赢的承诺付诸行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入起飞门槛，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如何维护发展大势，为发展中国家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是时代的要求：尽管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本身的发展需要出发，中国将会继续把发展放在首位：鉴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贸易大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需要要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建更好的发展环境。“一带一路”可以作为推动发展合作的大平台，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投入和带动，动员各方的积极性，打造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与相关国家一起规划项目。长期以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融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长期项目工程建设融资，非常困难。而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能力有限，私人金融机构投资意愿不强，导致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发展的综合环境改善缓慢。通过“一带一路”，创建合作性融资机构和其他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可以破解融资瓶颈，中国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中国倡导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宣布出资成立丝路基金等，目的就在于此。有人把中国这样的举动称为“新马歇尔计划”，这足不对的。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周援助战后的欧洲经济重建，而如今的新融资机构建设理论是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和共享资源。有人批评中国是想通过此举破坏现有的国际机构设置，这也是误解，或者是巾伤，因为中国倡建的这些机构并不是以搞垮现有机构为目的，而是作为它们的补充和加强。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一种对抗战略，而是一种合作战略，它是开放、合作的。只有以开放的思维与合作的理念来认识“一带一路”，才可以理解和认识其时代要求的含义。二、出于大战略的设计 “一带一路”是大战略设计，具有综合的含义，既是基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也是基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因此，不能把“一带一路”作为短期行为的项日来对待有人为“一带一路”画出了线路图，也有人为它确立了时间表，应该说这是不准确的。从落实的意义上说，它要有行动步骤、项目规划，也要有落实的时间表，但这只能作为分布的行动计划，并不是包揽全部一揽子计划。从中国发展的大战略来考虑，“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实现发展的地区均衡的战略，也是对外关系结构均衡的战略。中国开放发展从沿海地区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但这也导致两个大的不均衡：一是国内的东西部发展不均衡，西部发展大大落后;二是对外关系的不均衡，东重两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则为中困两部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二则为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传统的丝绸之路，起白中国古代都城长安(今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主要的特点是贸易通道。当今推动“一带”建设，并不是要简单地恢复历史上的大通道，而是要以“丝绸之路”的互利交往精神，建设新的开放与合作的经济发展带，把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发展这个主线紧密连接起来，构建经济、政治、安全、人文全面链接的新关系，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一路”，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倡导和建没新时代的海洋新秩序。两方大国崛起后所奉行的是基于控制海洋的“海权论”。中国要做海洋大国，是不是也要走海洋争霸、海洋霸权的老路呢?“一路”战略倡议就是一个最清晰的回答：中国要推动建设的是基于海上航行开放自由、海上共同安全和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新秩序，合作发展的沿海经济带。公元前200年秦汉之际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延伸中不断拓展为交通贸易的黄金路线。这条海道自中国东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及东非、欧洲，构成四通八达的网络，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全球文明的重要走廊。如今，“一路”战略下的内容不仅仅是打通基于开放安全的航海通道，而且还要推进发展合作，与海上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沿海发展经济带，通过港口连接，港口经济、沿海经济可创建新的发展空间。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大战略设计的支撑基础。实现互联互通，就是要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发展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网络(陆、海、空交通网络)，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互联互通的概念最早由东盟提出来，后来扩展到东亚合作机制、亚太合作机制，如今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近些年，构建白贸区是一个大趋势，白贸区的主要内容是推动市场开放，通过开放促进要素资源的流动，推动贸易、投资的发展。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瓶颈是基础设施落后，各国间存在诸多妨碍物流、投资、服务以及人员流通的限制，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不仅要发展基础设施网络，而且要消除妨碍交流的规制，制定统一的或者是互认的新规则。要克服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瓶颈障碍，需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显然，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认识，“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设计指导思想既超越了自贸区和多边贸易体制，旨在推进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也突破了中国以我为主的利益观，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发展。“一带一路”的合作项日不是通过谈判，而是通过协商，是新型的发展合作方式。三、周边是首要中国有20多个近邻国家，陆海相接，构成特殊的关系。中国一向把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定为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和外交的优先目标。2013年中央召开r周边外交T作座谈会，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要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中同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一带一路”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对与周边国家关系认识的重大战略性转变，新的国家战略日渐清晰，即推动基于共同发展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展的成功是内靠改革，外靠开放。与历史上的封闭大不一样，如今的开放型经济，与世界和区域市场紧密联系，形成了具有线性特征的周边经济圈。“一带一路”将会使周边经济罔的联系更为紧密。经济是基础.紧密的经济联系创建紧密的经济利益，而紧密的利益是构建中国与周边邻国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一带一路”将会大大改变以往以贸易和资源为主的经济关系结构，以互联互通的建设为基础，逐步构建开放发展的经济区，形成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人文广泛交互融合的经济带。改革开放以来，第一阶段中国主要依靠吸收外资、扩大l叶J口来加快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后，要实现由大变强的提升转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尽管中国的经济面向世界市场，但是，周边地区是中国未来发展最直接和最便利的新空问。周边地区，除个别发达国家外，西北部、南部、东南部，包括南亚、东盟、中亚等国家都是发展中地区，这些地区发展愿望强烈，发展潜力巨大。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获得较快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会从周边国家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拓展机会，从而使周边地区成为中国延伸发展的依托带。四、需要开放的大视野 “一带一路”是一种跨区域的开放性框架，以周边地区为起点和重点，但不限于此，作为一项大战略，可以更大地延伸和拓展空间，从亚洲到欧洲再到非洲，也可以延伸到更广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带有动态特征的大战略规划，是开放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主动性战略而非主导性战略，是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依托，并进一步延伸的全球性战略，是构建稳固的、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立见成效的。应从现在开始，从基础做起，但要着眼长远，不能太急，要先易后难，先近后远，抓住重点。应有优先秩序。首先是经济，重点也是经济，并且应先从近处逐步推远。当然，光搞经济不行，还要拓展政治关系，发展安全合作，也需要注重文化建设。对于“一带一路”，不仅需要我们自己认识清楚，也要让别的国家认识清楚。因为，建设要靠大家建设，靠大家共同参与，特别是要让相关国家的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带给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认识到参与者负有建设的责任。五、面临的挑战当然，要把“一带一路”的倡议变为现实，取得成效，也面临诸多挑战。挑战之一是战略疑虑，即对中国倡议的战略意图有怀疑。一些近邻国家怀疑中国借此实施扩张，对于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中国参与大通道的建设，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一些非政府组织受到其他力量的鼓动，散布一些抵制中国参与的舆论;一些大国出于担心排斥自己的考虑，也对自己的伙伴国施加压力，甚至直接出面做工作，制造中国主导的舆论。比如，对于亚投行的建设，美国就公开表示反对，日本也拒绝参加，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韩国都不表示支持。对于公路、铁路网络的建设，印度、缅甸也都表现出质疑，对于中国发展与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的海上与港口合作，也被赋予政治甚至军事含义。挑战之二是如何妥善解决或者化解争端。比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需要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创建搁置争议、合作建设的环境和气氛，以合作代替争斗。一则，要与争端当事国进行对话协商，增加合作的共识;二则，要加强与东盟组织的协商，在落实好南海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守则的谈判，签署协议，推动落实。2015年是中国一东盟海洋年，要利用好这个契机，就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制订行动计划。这一步走好了，会有助于推动更大范围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建设。挑战之三是如何创建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以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在资源领域，即开发利用中亚的资源，建设通往中国的能源输送管道。要建设经济带，就要改变简单的能源关系，在中亚地区建设资源加工业、加工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使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只有中亚国家的经济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彼此才可以从中得到更大的拓展空间。在最近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第一站是中亚国家，这是起点区域，起点搞好了，才可以进一步延伸。中国上升为一个实力大国，自己的利益诉求多了，影响力也会增大，能干的事情也多了，各种议论都会有。“一带一路”既然是大战略，既然方向确定了，就要认真实施，一步一个脚印，本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理念合作;要强调共同建设、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共享利益;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积极性，使“一带一路”战略变成大家的战略。猜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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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绸之路在功能和性质上已不同于古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新表述，其实质是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开拓发展问题。这是一项对外涉及大区域安全和经济合作，对内关乎国家能源安全、边疆安全、区域平衡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西部重大产业布局的国家战略，是西部大开发国策的深化和延伸。通过建设新丝绸之路，为中国营造一个与周边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国防、民族环境，将会有利于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地区的经济联系更紧密，文化更互融，政治更互信，必定会有利于国家民族团结和稳定发展。此外，还可以推进区域间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种互联互通，有利于提高区域间的合作水平，激发区域内经济增长潜力。更有利于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有利于构筑以开放促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东部再改革的新格局。从中国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经验来看，面对中国第一轮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开放就成为了推动中国改革的最有力的力量之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性价值链创造和分工的重大举措，是投资建设增长的最大回旋空间，同时也能倒逼中国国内改革红利的出现，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来维持中国各方面的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及中国周边经济的增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建设问题，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且挑战大于机遇的老课题。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其最大的特点是战略性、系统性、长远性以及合作性。如何以更加深远的眼光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去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有效的举措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素配置，是我们面临的战略性新课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与建设定位中，要从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管理水平、合作协调诸多方面去把握丝绸之路的发展机遇，要形成向西开放开发的战略姿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产要素流通和高端要素配置中，只有赢得要素配置的话语权、主导权才能有机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建设，进而赢得发展机遇。

写作思路：可以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经过为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洛阳。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 [6] 。“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其后，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传统的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代都城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或部落、商人、教徒、外交家、士兵和学术考察者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

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丝绸之路杂志

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一）旅游文化蕴含真实的历史文化。历（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树林。汉代徐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它社会现象。”（英国.IB.泰勒）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应该“真实”，这种真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靠拉几个“洋专家”，“土权威”捏造、篡改的历史。在这场“丝路起点”争论中。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易学考古研究所所长蔡运章在古籍《穆天子传》找到了佐证：西周时期穆天子从洛阳出发，西游到昆仑山会见西王母。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佐证”，只能是传说而已，笔者认为并不能构成历史文化的真实场景。获取历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丝绸之路”作为涉及气象、宗教、贸易、艺术等方面的特质“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更应运用现代的考古方法进行科学断定，通过多方面寻找史料，多方论证，才能还原其本真性。（二）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要绝对复原“丝绸之路”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时，我们应尽可能的在现阶段考虑周全。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也有零碎的丝绸资料可走。蔡运章先生认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商代时期，中原到西域就有一条“玉石之路”，安阳殷墟富豪墓以及洛阳一些富豪墓里出土的玉器有不少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事实上，商州时期，直至张骞出使，长安以西是蛮荒之地，汉朝对此冷淡，甚至有放弃掉“凉州”的打算。我们研究问题，要用哲学的观点，应该分清主次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研究“丝绸之路”要首先确定其历史概念上的内涵和外延。唯有张骞是代表大汉政府主权国家出使西域的，这是其一；学术界认可研究丝绸之路的起止时间和起止路线已有定论，就应在这个范畴内深入研究，这是其二。丝绸之路陆路有三条，在历史中有过演变，但应有一个公认的界定。当然，我们不应反对历史的置疑和推敲，但任何一种颠覆是要有根据的。所以，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对的，应考虑旅游、历史、文化三者的最佳结合。这样才有研究价值和意义。一些考古的东西仅限于历史的范畴，对旅游文化的作用应有所选择。经过慎重考虑，中国专家目前侧重于主张以张骞出使西域时间为起点，清中期为时间终点，这一主张在“新疆会议”上基本被中亚沿线国家接受。（三）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还表现在它的“真实性”不受政府及其媒体的歪曲。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意识或者为了迎合某种观点、理论，主导宣传、媒体轰炸，造成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在体验、传播中褪色或者变味。西安、洛阳媒体报道时各有偏颇，缺乏“中立”立场，这也许是为了制造新闻“卖点”。但有点“祸国殃民，贻误子孙”。洛阳媒体在对“新疆会议”上的《初步行动计划》表述有意篡改，这种“黑色幽默”有悖于职业良知。旅游文化主体从心理上需要真实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学术探讨，不应将民间调查上升到学术依据。旅游客体应反映客观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媒介需要掌握、了解真实、准确、最新的历史文化。我们应尊重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探首溯源，赋于客观真实历史意义上的旅游文化，才能发展本地、本区域、本民族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市场商品性（一）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旅游主体、客体、媒介各种关系的总和，在初期表现为旅游资源，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旅游产品。一旦形成旅游产品，其市场商品性随之而来。“丝绸之路起点”之争，说白了是一种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与旅游文化之争，西安、洛阳两城市都想站在文化的“高地”，用“丝绸之路起点”这种旅游文化世界知名品牌支撑自己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良好的品牌形象，让城市在整体竞争中获胜。（二）旅游文化应该在市场上商品化，但不能违背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西安、洛阳之争，不仅仅看到联合国对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经济援助，还在于旅游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城市文化内涵的提升。在今天，各个旅游城市利用文化品牌进行城市经营，加快国际化旅游城市进程中，应尊重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走市场化道路，不要大肆铺张，大建一些虚无的城市广场、城市标志等，违背商品的市场价值规律。（三）旅游已成为城市的“名片”，旅游文化更是“名片”的“芯片”。西安、洛阳两城市渴望自己的城市明确定位，希望早日打造城市的旅游文化品牌，应该按照旅游、历史、文化的规律办事，并要分析、研究旅游文化的特殊性，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不要一方面大搞古城拆迁，一方面大搞新城建设。笔者看到西安、洛阳两个城市及两个城市在旅游文化经营方面旧城已经破坏十分严重，新城的快速建设让旅游文化消失殆尽。所以说，旅游文化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应统筹考虑，从城市的色彩定位、形象等各个方面来最终确定自己的特色。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等旅游文化内容（类别）应有选择性的接收或者传承。七、结尾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起点”这一事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个城市对旅游文化的重视，旅游文化已成为旅游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走向共赢”是最好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打着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旗帜，漠视旅游文化历史本真性的选择。也不是为了保住洛阳加入申遗名单，在“不影响西安”的前提下，将始点由西安东移至洛阳。丝绸之路在世界的商贸、文化、交流上是有重要作用，当前，商贸交易有“回潮”趋势，备受沿线各国关注。其申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工程，任何一国无法单独申报，申遗工作应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据悉，这个政府关于丝绸之路申遗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西安作为起点城市，在重新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汉长安城、唐大明宫、西安碑林等将作为丝绸之路的捆绑项目出现；丝绸之路在甘肃省全长1600公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对天水麦积山、武威文庙、天梯山石窟、张掖大佛寺，以及嘉峪关和魏晋墓等文物点进行了重点考察，包括10处石窟、6处古建、7处古遗址、4处古墓葬在内的物质遗存，被列入了申遗保护方案；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新疆已经启动了近两年的对沿线遗址的调查、研究、保护工作除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三省，将河南（洛阳）也纳入了丝绸之路申遗项目单位，但并不是以“丝绸之路起点”的名义纳入的，主要还是考虑了其丝绸之路的遗迹。笔者考虑，可能是为了全面展示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甘肃在打“丝绸之路”品牌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如成立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办《丝绸之路》杂志，新疆，陕西也不例外。丝绸之路已成为一种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例如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模特大赛”等等，影响甚广。关于旅游文化及其历史所谓本真性和市场的商品性问题，笔者只是泛泛而谈，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师长们加入到研究旅游文化学科建设、基础理论、发展探究等等问题的队伍中来，不断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旅游文化尽自己一点心意。

经济与管理学专辑类的核心期刊、CSSICI级别期刊列举如下：

经济与管理综合：《当代经济管理》、《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

企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经济管理》、《管理评论》。

管理学：《管理世界》。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管理科学》、《宏观经济管理》。

北大核心期刊：《经济问题探索》、《管理学报》、《公共管理学报》。

经济学南大核心期刊投稿有哪些推荐？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济与管理评论》是山东财经大学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经济管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办刊宗旨：传承创新学术、培养学术队伍、展示科研成果，服务经济社会。

主要刊发国内外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与政策研究成果，探讨新时代经济领域改革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增进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是由陕西省教育厅主管、西安财经学院主办的以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的综合经济类学术期刊。跟踪并探索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前沿理论和热点问题，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性与应用性相结合。

设“财政与税收”、“会计与审计”、“西部经济”、“丝绸之路研究”、“金融研究”、“宏观经济”、“秦文化与经济”、“产业经济”、“企业管理”、“三农问题”、“社会保障”、“贸易经济”、“旅游经济”、“法学论坛”等栏目。

《产经评论》是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和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承办的大型产业经济类学术期刊。办刊宗旨是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从产业经济发展实践出发，追踪理论前沿，传播产业经济学科的创新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经济问题》创刊于1979年，月刊，是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经济理论学术期刊。主要设有理论探索、改革与发展、企业经济、农业经济、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世界经济、山西经济、财政与税务等栏目。

《会计研究》杂志创刊于1980年3月，是财政部主管、中国会计学会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期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期刊，是CSSCI来源期刊中惟一的会计类学术期刊，是学术界公认的会计学权威期刊。

内容涵盖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公司治理、审计等多个领域，读者群体主要是国内外具有较好理论基础的会计研究人员和实务工作者。

“丝绸之路”作为东方文明中最具魅力的文化资源而久富盛名。“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品牌，它既蕴含着丰厚的历史内涵，又具有多彩的现实内容。因而作为旅游文化月刊的《丝绸之路》，在内容上的资源优势将是取之不尽的，其对国内外读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将是无限的。目前，国内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刊物独此一份，它在甘肃、西北乃至全国同类刊物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丝绸之路》的目标是：做读者最忠实的朋友和最亲密的伴侣，成为他们解读古代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钥匙，了解现代新丝绸之路绚烂现实的窗口，游览中国西部奇异景观的向导，体察中国西部民情风俗的指南。

丝绸之路论文题目

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中外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以及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其实，中国的丝绸由海路外传，比陆路持续的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我在就个人的初步研究，谈些以下不成熟的看法。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唐代（618-907）以前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从东海（今黄海）起航的船只主要航行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就“教其民田蚕织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东传到日本。公元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者到中国赠送礼品，魏明帝回赠精美丝织品。这是中国丝绸作为皇帝的礼品而传入日本的最早文献。南朝时，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他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海船从南海航路起航，于公元前140-87年，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织品，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远航到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换取上述国家的特产，然后从斯里兰卡返航。这样，早在公元前，中国丝绸就传入上述各国。随着中国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和由于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便如，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31年，今爪哇（当时的叶调国）、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当时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缅甸（当时的掸国）都遣使业中国进献方物，换得丝绸。这是中国丝绸传入今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到欧洲大秦（罗马）的另一条途径。这个时候的特点如下：中国丝绸从海路外传虽开始很早，但作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统治阶级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贡贸易”为主，其数量、次数和规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达到“敦睦邦交”和扩大对外政治影响；还未注意到通过海外贸易，在经济上能增加国库的收入。民间的海外丝绸贸易，从外国文献来看似早开始。而在我国史书中却很少记载，可见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还不普及和发达。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960-1279）中国丝绸的外传唐朝和日本、朝鲜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国，每人赐绢五匹，共计1，350匹。从宋朝开始，出现了民间贸易。据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报告“自置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可见当时民间丝绸贸易已很发达。在频繁的民间丝绸贸易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在仿制“唐绫”（中国丝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博多织”的纺织法。朝鲜和中国的贸易也很发达，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的人在中国楚州（今准安）侨居。当时楚州是通往朝鲜、日本的重要海港，这些新罗人经营海上运输，为中日和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布丝绸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唐代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时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是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这条传布丝绸到外国的航路，在传布丝绸的同时，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传布和影响，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两书著者是宁代人，也有与上述相同的记载。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特点表现在：中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已由陆路转向海路。唐朝开始设市舶司到宋朝又有发展，标志着海外丝绸贸易性质的转变。除原有的“朝贡贸易”外，则以市舶贸易为主；开始从过去只注意政治上扩大对外影响，以达“敦睦邦交”，而发展到把它作为财政经济上的一项重要收入。市舶贸易对宋政权的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为例，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丝绸贸易外，民间海商住海外进行丝绸贸易的，也蓬勃发展。丝绸作为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已经很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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