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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政治毫无任何的关联。纯属于经济活动。经济富裕了，才会有这个减费降税的行为的。因为减费降税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吗？
减费降税主要是降低税率，相关的优惠政策税法里面也写的比较明确，一般是不会出现不确定性的问题，如果有，也一般是优惠政策的界定问题，判断企业是否享受优惠政策。
降费方面，财政部重点做好两项工作，包括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改革到位后全国政府性基金将剩下21项；取消或停征35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央涉企收费项目减少一半以上，将剩余33项。
扩展资料：
尽管减税降费总体成效显著，但督查组也发现，在一些地方，乱收费、收高费等现象使政策“利好”打了折扣。
减税降费政策执行不够严谨，需不断提升服务意识。有关政策明确要求自今年7月1日起，严格落实对ETC用户实施不少于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政策。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减税降费 真招实招落实落细
在减税降费过程中，你所遇到的困难就是工资总是和的一起开，所以扣税就多，我很烦恼。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来说一个原因：税费的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优化市场环境。而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优化市场环境。有了好的环境，经济才会发展，反之减税降费会导致政府没钱。但是从现实角度说，降低税费可以有效提升经济状况，反而经济发展政府收入会增加。这仿佛是一个悖论。要解开这个悖论就要从我国的收税方式来说，我们的税收费收方式是人工操作的，其中有很多漏洞。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人可以偷税漏税不交费，有人则要缴费。所以就会导致一种现象，叫做谁少交税少缴费，谁就占据市场优势。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平机制的存在，会淘汰掉遵纪守法者。减税降费，甚至免税之后，所有人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偷税漏税不交费的优势不在，市场的活力就被激活了。一个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最终胜者才是有竞争力的。这样市场中最终的形成的巨人才不会大而僵。而我们的现状是很多大型企业，往往非常僵。缺乏灵活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企业不是靠公平竞争上位，而是一些旁门左道上位。结果就是大企业缺乏活力。中小企业通过竞争兼并，最终会形成大企业，而市场的主体是大企业，真正交税的主力军也是大企业，大企业不活，交税就少。而且旁门左道上位的大企业，更擅长旁门左道。而做到大企业这一步，旁门左道坑的就不只是竞争对手还会坑政府部门。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通过给中小企业减少税费，其实可以更好的优化公平竞争的环境。最终形成大企业没有那么多旁门左道，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也更强，最终税收反而上来了。悖论解开。
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磅”之策。无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均认为减税可以提振经济，前者认为减税可以增加供给，后者认为可以增加国内需求。同时，减税具有杠杆效应，即减税往往可以带来数倍于减税规模的经济增长，因此减税被作为稳宏观的重要手段而为各国所青睐。具体到我国2019年减税新政而言，降低增值税税率为本年度减税降费“主菜”，该政策对供给和需求均有正向影响。理论上来说，增值税是价外计税的流转税，对企业的营收、成本以及利润没有影响，但在短期内，供需相对平衡，商品（服务）含税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变动仍然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尤其是我国企业间多以含税价确定合同标的额的国情背景下，降税率对企业财务指标影响更大。总体来看，降低增值税税率会降低企业负担，增加其利润。同时，本轮降税率幅度较大，这对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与预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并能提高企业的再投资能力和意愿，增加社会总供给，促进就业。再之，批发零售业的增值税税率也将从16%下降至13%，相应会带来消费品价格的下调，从而拉动消费，增加社会总需求。综上可以看出，2019年减税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减税对于调结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增值税降税率的主要行业为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批发零售业税率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二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新，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三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负对象主要是针对工薪阶层、中产阶级，从而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减税对于调结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增值税降税率的主要行业为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批发零售业税率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二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新，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三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负对象主要是针对工薪阶层、中产阶级，从而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2019年的减税新政聚焦于企业主体，尤其是制造业、小微企业主体，超过95%以上的企业主体在本年减税新政中获益，减轻纳税人负担，稳定企业预期，激发市场活力。本文摘录于中国财经报作者梁季 2019年减税降费新政“亮”在哪里？供参考。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总需求，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增加税收，从而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下降，从而收入产出下降，抑制通货膨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一直在西方占有统治地位，一直到60年代后，随着滞涨的出现，新古典综合派无法对其进行解释，于是，凯恩斯的理论开始受到质疑，促进了新学派的发展货币主义：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上，货币主义认为，应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并公布于众，货币供应增长率要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相适应，尽力避免国家干预，并且在货币政策工具中，只保留公开市场业务。理性预期学派：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设为基础，认为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无效，只有预期不到的政策才有作用。因此主张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国家实行长期不变的原则，以稳定公众预期。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要是对于滞涨的主张，即减税。拉弗曲线说明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最佳税率，高于或低于这个税率税收都会减少。认为，通过减税，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总供给增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增加就业。看明白啦吗？希望能帮到你。
①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②可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投资，发展生产，增加就业。③可以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提高发展质量。④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可以正确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处于好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可以涵养税源和税基，反过来促进税收增长。（每点2分，共8分。其他合理分析可酌情给分）
法律分析：（1）减税降费政策应与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同向同步，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促进市场公平等政策统筹推出，形成政策利好叠加。（2）对刚超过小微企业标准、处于跨跃式成长关键期的中型企业，继续给予一定时期的税收优惠。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法。
第三条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第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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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分析：减税降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政策掌握难、数据分析难、责任认定难、人才保障难等。
措施：
一是建机制，立清单。为确保政策执行到位，省市县组建了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构建“一揽子统筹、一竿子到底”的统一指挥体系，出台贯彻落实减税降费配套文件，制定宣传、培训、服务和督查等具体方案，细化分解245项任务，对标对表，清单推进，有力推动了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二是广宣传，全覆盖。减税降费以来，全省税务系统围绕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及增值税降率、社保费降费等优惠政策，制作宣传片、微视频、动漫等，通过“报、网、端、微、视、台”开展全媒体宣传。分三个批次，组织专家团队，利用纳税人学堂，开展大规模、精准化培训辅导，努力使广大纳税人、缴费人知政策、晓流程、会申报。
三是优服务，增便利。把优化服务贯穿减税降费全过程，连续6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持续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进一步简化办税程序，优化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功能，实现税收优惠自动提醒、自动计算，确保符合条件的纳税人，无需任何审批流程、任何核查手续、任何证明资料，在纳税申报时即可享受。
四是推包保，压责任。比照“四送一服”做法，推行减税降费包保责任制，实行主要领导包全面、分管领导包分管、内设机构包业务、全体税干包企业，送政策、送服务、问需求、保落实，网格化、节点化、颗粒化推进，实现层层包保服务全覆盖。
五是重协作，集中退。针对“六税两费”追溯执行等原因产生的退税，坚持既要应退尽退，又决不给纳税人添负担的原则，在人民银行各级支行的全力支持配合下，简化手续，集中办理退税。
六是强管理，严纪律。开展第三方涉税服务收费专项排查整治，约谈涉税服务单位，核查收费情况，决不允许第三方巧立名目乱收费，决不让乱收费抵消减税降费成果。开展督导、走访、抽查、调查，强化监督检查，出台落实减税降费责任追究办法，严禁在减税降费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二十八条 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税款，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 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
“十三五”期间我国持续推出减税降费措施，将减税降费与税制改革结合，普惠性减税降费与结构性减税降费并举，总体上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效。据统计，新增减税降费总规模累计超过万亿元。“十三五”期间，企业税费负担累计下降，新办涉税市场主体5745万户，较“十二五”时期增长83%。总体来看，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社会 公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根本性、长期性的作用。
2020年，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全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万亿元。减税降费作为重要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实现了稳预期、减负担、增活力、优结构等多重功效。
减税降费稳定了经济增长预期。 2020年，我国连续出台了7批28项支持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税费优惠政策，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约个百分点。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延长至8年；阶段性减免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等针对性措施有效减轻了疫情期间企业负担，为企业复工复产、经济快速恢复提供了有力保障。
减税降费提升了市场主体活力。 2020年正常退税业务办理平均时间比2019年提速20%，全年办理出口退税14549亿元。2020年1月至11月，办理涉税事项的新增市场主体1016万户，比上年同期增长，其中第三季度，全国重点税源企业当季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
减税降费发挥了税收治理作用。 税收政策是国家综合治理的重要工具，减税降费始终服务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政方针。受益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2020年全国重点税源企业研发支出同比增长，其中，制造业增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均保持良好创新发展势头。2020年，通过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征增值税；延续实施新能源 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等措施稳外贸扩内需，推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1年，在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求下，将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制度性的减税仍将持续，例如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和抵扣链条；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继续支持制造业发展；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优惠力度等。
面向“十四五”，放眼更长远，我国税收体系将在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减税降费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第一，鼓励企业研发尚有提升空间。 以研发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破解当前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其中，企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为了进一步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活力，应当重视以下税收问题：首先，《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 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99号）规定的研发费用按照75%在税前加计扣除的政策已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应当尽快研究并公布下一阶段的加计扣除政策。其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99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只能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不能在分月或分季度预缴时享受，会加大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不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现金持有量会显著影响其研发投入，未来可以考虑允许企业在月度或季度预缴所得税时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第二，进一步加大对初创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属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号）明确规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部分形成的企业年度亏损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美国对企业未使用的研发支出税收抵免，允许向前结转1年，向后结转20年，相比之下，我国处于研发投入阶段尚未盈利的企业享受到的加计扣除优惠力度较小。同时，《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91号）对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政策已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目前，初创企业研发享受到的优惠政策主要是《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该政策的优惠对象是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只能起到间接作用，无法直接激励初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总体来说，现有政策对处于研发投入阶段尚未盈利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小，未来可以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多个税种入手，设计针对初创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完善参与全球人才竞争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从全球个税负担看，我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个税负担偏重，不利于吸引和留住海内外高端人才；从政策优惠区域看，目前高端人才个税优惠政策只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区等特定区域，不利于人才流向全国其他地区，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也亟需大量高端人才；从政策享受人群看，全国性的个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院士、享受政府特贴等少部分专家学者，存在门槛高、覆盖面窄等问题。建议一是加大对高端人才、亟需人才、特殊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力度，对标世界上 科技 领先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人才竞争；二是强化对高端人才个税优惠政策的协调统筹，尽量在国家层面统一制定优惠政策，消减区域性优惠政策不均衡带来的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三是扩大高端人才个税优惠的免征范围，将地方政府或用人单位发放的人才引进奖金、租房购房补贴、子女教育费用等列入专项税前扣除范围。
第四，研究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税收政策。 新冠疫情使得线下经济受到冲击的同时，也加快了传统行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步伐。近年来，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明显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目前，数字化发展的制造业企业主要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系列优惠，服务业企业可以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号）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但农业新业态缺乏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随着 科技 兴农、大学生返乡创业等浪潮的兴起，智慧农业、定制农业、互动农业等农业新业态萌芽发展，税收政策应当予以支持，鼓励和保护高附加值新型农业的发展，帮助农民增收。进一步，也可以加大对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
作者简介
刘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学系主任，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和广东省等多项课题。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 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等教学科研奖励、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奖项。
责编：禾雨
法律分析：减税目标直指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聚焦改革中的突出问题；措施实，确定的减税措施非常明确具体，操作性很强。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地，对全面提升税收治理水平必将奠定良好的基础。一系列减税措施，不但直接减轻了相关行业企业的税负。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法。
第三条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第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总需求，因此，紧缩性财政政策中，增加税收，从而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下降，从而收入产出下降，抑制通货膨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一直在西方占有统治地位，一直到60年代后，随着滞涨的出现，新古典综合派无法对其进行解释，于是，凯恩斯的理论开始受到质疑，促进了新学派的发展货币主义：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上，货币主义认为，应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并公布于众，货币供应增长率要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相适应，尽力避免国家干预，并且在货币政策工具中，只保留公开市场业务。理性预期学派：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设为基础，认为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无效，只有预期不到的政策才有作用。因此主张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国家实行长期不变的原则，以稳定公众预期。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要是对于滞涨的主张，即减税。拉弗曲线说明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最佳税率，高于或低于这个税率税收都会减少。认为，通过减税，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总供给增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增加就业。看明白啦吗？希望能帮到你。
（一）减税降费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所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政策设计上坚持“惠民”导向，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并优化税率级距，增加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惠及亿多自然人纳税人，有效提高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民营经济是受益主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并调整就业人员社会平均工资口径，惠及广大企业和职工，既切实减轻了企业和职工实际缴费负担，又统筹兼顾了社会保障事业的长期稳健发展。在贯彻落实上采取“便民”措施，减免税申报即享受，不用审批、备案，对纳税人少打扰、不打扰；完善电子税务局提醒纠错功能，让纳税人应享尽享税收优惠政策。在效果评价上凸显“为民”情怀，减税要求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制造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降费要求做到“两个不得、一个务必”：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归根到底，是要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二）减税降费是厚植强国之基的制度安排。从历史的大逻辑看，减税则国兴。古语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回顾中国历史，名垂青史的重大变革一般也是从财税改革入手。面对经济社会困难局面，轻徭薄赋能够充分激发生产活力和潜力，奠定一代盛世。管仲降低关税，鼓励工商业，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汉初文景“三十税一”，与民休息，造就中国第一个盛世。清朝康熙“永不加赋”，还富于民，成就了康乾盛世。财政是庶政之母，企业是财政之基，切实把企业税负减下来、获得感提上去，才能“放水养鱼”，使长期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才能“腾笼换鸟”，促进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才能“惠及民生”，使人民群众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红利。从现实的大战略看，实业强则国强。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这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是聚焦于实体经济，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培育经济新动能，特别是对制造业加大了支持力度，制造业及与之关联的批发零售业新增减税额占全部减税额的一半以上，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厚植了战略根基。（三）减税降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面临着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三大失衡”问题，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作为再分配调节的首要手段，特别是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大背景下，减税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在解决结构性失衡以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鲜明导向就是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和居民的比重。税务总局联合对外经贸大学建立的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按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测算，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将减少个百分点，受益最大的是非金融部门（主要是实体经济），分配比重上升个百分点，居民部门上升个百分点。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改革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前三季度，月收入4-10万元、2-4万元和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分别达、和，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基本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有效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一条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第二条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本法。第三条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第四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磅”之策。无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均认为减税可以提振经济，前者认为减税可以增加供给，后者认为可以增加国内需求。同时，减税具有杠杆效应，即减税往往可以带来数倍于减税规模的经济增长，因此减税被作为稳宏观的重要手段而为各国所青睐。具体到我国2019年减税新政而言，降低增值税税率为本年度减税降费“主菜”，该政策对供给和需求均有正向影响。理论上来说，增值税是价外计税的流转税，对企业的营收、成本以及利润没有影响，但在短期内，供需相对平衡，商品（服务）含税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变动仍然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尤其是我国企业间多以含税价确定合同标的额的国情背景下，降税率对企业财务指标影响更大。总体来看，降低增值税税率会降低企业负担，增加其利润。同时，本轮降税率幅度较大，这对于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与预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并能提高企业的再投资能力和意愿，增加社会总供给，促进就业。再之，批发零售业的增值税税率也将从16%下降至13%，相应会带来消费品价格的下调，从而拉动消费，增加社会总需求。综上可以看出，2019年减税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减税对于调结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增值税降税率的主要行业为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批发零售业税率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二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新，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三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负对象主要是针对工薪阶层、中产阶级，从而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减税对于调结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增值税降税率的主要行业为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批发零售业税率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二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创新，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三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负对象主要是针对工薪阶层、中产阶级，从而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消费升级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2019年的减税新政聚焦于企业主体，尤其是制造业、小微企业主体，超过95%以上的企业主体在本年减税新政中获益，减轻纳税人负担，稳定企业预期，激发市场活力。本文摘录于中国财经报作者梁季 2019年减税降费新政“亮”在哪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