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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整理的道德与法律思修论文，供各位阅读与借鉴。
第1章 引言
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法律和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治理中，根本上来说法律与道德要相辅相成，相互适应。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法律和道德的结合往往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在社会中更好的发挥二者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分析研究，针对我国社会现状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法与道德关系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法与道德关系协调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以达到双方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第2章 法律与道德的概述
法律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的概念
法律是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它起到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作用，正义是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为其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1]。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产生、发展而出现，法律将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法律的特征
(1)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
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律规范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行为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而是为人们规定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准则，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反复适用。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在国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2)具有严格的结构和层次。
每个法律规范在逻辑上都由假定模式、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组成;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和不同法律部门构成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法律有法定的创制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等级的规范文件之间有严格的效力和从属关系。
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道德的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看，道德是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讲：“大多数的道德论总的来说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诞生物。而对于社会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不断运动发展的。所以道德永远是阶级社会的道德[2]。”这就突出了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改变;对于以不同的物质生活基础存在的不同社会团体，他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具有阶级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略的总结为：道德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们关于善良与恶毒、荣耀与羞耻、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爱、霸道与谦卑等观念、规范以及原则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大综合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准则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做一些简单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的。有时候道德是根据自身的内在感受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法律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善恶的不同标准来判断做出的。道德是人们行为的判断准则，同时还是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判断准则之一[3]。人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某一个内心想法会作出否定的答案，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道德的，或者有时候通过人的谈吐行为来作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慈悲的，这些都是以道德的作为判断准则。
(2)道德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的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行为准则，如果哪个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就会有司法机关强制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处罚，但如果有人违反了道德准则，但不会有哪个具体的人或机关强制其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他内心的不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很多相应的代价。
(3)道德的内容因时代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在历史不相同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过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同的，社会中的几代人和几代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也会有所不一样[4]。思想文化的背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一些是其他文化的传播进入，使固有的本土的道德文化和人们的道德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认为不对的事，现在也认为是正确的了，也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另一些是因为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会促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3章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
东方伦理法与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求。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西方历史的渊源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国历史的渊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作用机制是道德法律一体化。在思想家们的理论论证和理想设计中，道德和法律不可分离。道德法律一体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化力量，而在人们的行为品质领域里“孝忠”更能彰显这种力量。道德法律一体化的运行，一方面道德法律化，即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软件”被硬化或“格式化”具有了政治法律的属性和功能，从而成为解决社会法律问题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法律道德化，即政治法律作为作为社会调节器中的“硬件”又被赋予道德的属性和功能，成为解决道德问题的有效、有力手段。而这一点也凸现了中国道德建设的成功之处：一是划类界定道德规范，并把其上升到“礼”(当时的“法”)的范畴，而形成“礼教”[5]。这种做法是避免道德宣教流于空谈，使道德在实际上成为指导中国古代从事政治建设的“国家宪法”;二是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以道德作为准绳，这样避免了如当代西方国家法律与道德的脱离，导致犯罪分子不能有效打击;三是强调道德修身，从我做起，实际上要求官吏带头从事道德修身，以己达彼，最终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效果。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西方历史的渊源
西方国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索与讨论也非常久远。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一种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亲朋好友，以恶毒对付敌人。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主张守法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责任，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道德和善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应当是实现公平、社会美德和家庭幸福的各项基本原则。西方社会大多数有名法学家也都认为，人们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向往也是由法治表现出来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国人民都能进行公平正义和善良道德的制度。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学派的自然法学观念，它对罗马法律和罗马法学的制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自然法学的宗旨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的和公正的规范，自然法构建了自然、和谐、公平、民主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以后，自然法学思想观念又被大部分资产阶级法学家们作为反对封建统治者专制的强力手段。自然法学派最突出主张是认为符合道德的法才是善法，才是符合效力的。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社会传统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念，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禽兽一样野蛮”的名言;近代的“热爱法律”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公民的道德责任，慎独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是十分发达的，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就十分发达[6]。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海默说：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关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一定要在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中起到作用，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一系列思维观念，即市场经济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才能排斥一些应受指责的缺少道德的经营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范围内也有了一些突出的发展。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民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发展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7]。
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
人对活着意义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目标，对正确错误、美德良善、善恶美丑的价值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动物界是不会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不同的时代、每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同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是具有相同的评价善恶美丑、正确错误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法律和所追求的道德准则都要体现这种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两者体现了具有一定意义的相同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有文明与落后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同一个相同标准去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对于基本道德于不顾的自私自利主义者。为了保护广大老百姓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制力保障实施，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震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起着补充、深化和保护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国家强的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国家的发言权将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支持为基础。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准则，体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广大老百姓的承认，而且也会破坏经济基础，阻碍社会的长久平衡稳定发展。
法律与道德并举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法律和道德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最早的法律就是由道德演化而来，是将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公正严明的法律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而加强道德建设也可促进公民遵纪守法，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随着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法制意识普遍增强，诉讼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选择，司法对社会的规制作用无可替代，社会对司法的期望值也日益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我们法制建设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在一些方面也很大的局限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在严格公正执法、发挥法律规制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道德强大的引导作用。
道德是公民精神的自律和主体意识的自觉。道德是提升公民素质、保障法律实施、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将这种力量相互递送、广泛传播，让道德的涓涓细流凝聚成浩瀚大海，使其与法律共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第4章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下，我们所认可的法治，就是以党为领导核心，从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和社会中的人民团体，实施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方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增强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文化作用、社会生活法制协调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正义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我们所认可的德治，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指导地位，树立 “坚持以热爱我们的祖国为光荣、以危害我们的祖国为耻辱，以服务广大人民为光荣、以背离广大人民为耻辱，以崇尚科学技术为光荣、以愚昧迷信无知为耻辱，以辛勤热爱劳动为光荣、以好逸恶劳懒惰为耻辱，以团结互相帮助为光荣、以损人利己自私为耻辱，以诚实守信为光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辱，以遵纪守法为光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辱，以艰苦奋斗精神为光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辱。”为主要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领域形成知道荣辱、讲究正气、促进和谐的新道德风尚，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8]。可以这样说，法治是德治的进一步升华出来的，德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思想前提和基础，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中“硬件标准”方面的问题，它使民主有法律可以依靠，它具有优秀的对违反民主法制行为的规避作用和有效地制止这些行为的社会强制力的保障作用。道德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 “软件标准”这一方面的问题，它通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和民主权利意识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运转。法治约束力非常强，但有明显的“治标”特点和落后的滞后性，德治约束力比较软弱，但是扎根于“治本性”并具有超前的特点。二者既相互区别，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正确了解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发展。一般而言，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 通常也是道德所不提倡的，但并不是说所有道德不提倡的法律一概都是禁止的。因为道德是依据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约定俗成而形成的一定的思维模式，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来判断善恶好坏，并且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要求人们自觉地做出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和一定的自我牺牲。而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则侧重于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证私权利的不受侵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既不能说要把道德问题当作法律问题来操作，也不能将法律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应对，划清二者的行为与目的责任，科学的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突出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的背景，积极主动地去面对矛盾、避免扩大紧张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既充分调动了社会群体的生命力，又确保了社会安定有序的良性循环发展。
第二、有利于发挥法与道德的双重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对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能否能够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应该看到道德作用是调整社会关系、 划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相处关系的重要保证。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相同的道德规范，一旦失去了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就无法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更有效地提升，无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相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基本保证。”深刻领会并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在非常有力的法治基础之上，还必须用法律制度来帮助实现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就是在完善法律制度基础上、保障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的进程中始终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先锋作用;为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法律强有力的保障;把坚持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完善法律制度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据此，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共同优势， 才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服务和强有力的保障[9]。
第三、有利于促进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观念、道德理念和犯罪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谐社会离不开文明道德的规范和保护。而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是文明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因此，建立和遵守道德规范，着眼于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着眼于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名誉和利益，对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10]。没有浓郁的文明道德氛围和强有力的道德谴责，单纯地依靠法律单方面的治理是难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因此，必须坚持把加强人民群众道德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断的加强全体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文化素质，从而防范和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大量发生。
第四、有利于在法制建设中培育良好的文明道德风尚“法律制度调整各种社会基础关系，一定要讲求平衡的。”据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 应对道德的一些重要原则加以维护和保障，如对家庭成员的侮辱、殴打行为，如果后果非常恶劣就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应按照侮辱罪、故意伤害罪进行刑事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的立法要体现道德的基本原则，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本质的要求。司法机构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就是惩恶扬善、褒是抑非的行为， 同时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行为，其影响不只涉及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有当事人自身，而且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震慑力。因此，要有效地利用法律强制手段， 促进社会的公德、职业的道德、家庭的美德在人民群众中逐步形成优良的传统和一定习惯作用[11]。
努力探索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首先，要认真领会、 深刻理解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内涵，规避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律制度建设与道德制度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一定要成为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方略。因为法律是在惩罚已经是违法的犯罪人，而道德则重在劝告教育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使他们不会去犯罪，法律是治疗已经“发病”的人，道德是治疗没有“发病”的人。因此，从一定作用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12]。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思想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经久不衰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社会有序发展。
其次，要运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法律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交流。一要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一些不道德败类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的情况下，对先进道德模范行为，依法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模范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道德品质。二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转化为法律标准，使之取得全社会整体遵守法律的强制力。要探索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手段，把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导向作用体现在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当中。社会主义道德靠群众个人的良知和社会威慑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良知和舆论的作用尚不足以防止违反道德行为的发生[13]。在道德观念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和谐秩序能否继续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作用为保障加以强制执行[14]。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作用，使之从“软约束力”变为“硬约束力”，从这种作用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向广大人民群众法律宣传的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要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各行各业制定的工作制度、行业学习、乡政府规定村民约定中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过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行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协会，要逐步建立健全运行有效的道德自律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奖励惩罚机制[15]。
再次，要发动人民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并通过法律法规对这种活动给予支持。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精神态度，坚持依法治国这个以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因此，要积极探索出一条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多种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相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的社区服务站、文明单位团体、文明家庭生活，创建文明城市社会、文明行业发展、文明村镇建设，做人民满意的公务人员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当中，始终贯穿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多种内容，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量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受到熏染，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宣讲道德、实践道德、知行合一的良好社会风气。
最后，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党员作风正派则干部群众和睦相处，干部群众和睦则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老百姓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定要把思想道德监督作为党员作风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和行政机关监督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部门监察监督机关在道德层次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快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阶段群众工作。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优质服务制度。坚持做到问政于老百姓、问需于老百姓、问计于老百姓，从人民伟大实践中吸收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才能使老百姓富裕、实干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敢于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各种责任，多干一些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优良传统，一定要下决心改进所谓的文风会风，着力整治部分党员庸懒散奢的不良作风，坚决克服一些形象工程、官僚霸道，以优良党员作风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带动政府风气人民风气。支持社会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党和群众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一定要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党员作风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度，巩固和发展全党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从而带动民风建设，营造出党员群众和谐的友好稳定关系。
“社会和谐能够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社会和谐能够成就国家的光辉伟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要我们从我国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认真思考全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做出的经验，开阔胸怀的吸收和参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5章 结论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直是法学家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道德和法律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摘要：法律和道德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两股力量，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和道德交相辉映，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左右着历史的走向。现实中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激烈，这促使我们以古看今，从古代法律道德关系的处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 道德 法治
人类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然而，不管法律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律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律不及之处，皆是道德用武之地，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显然，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一、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法律和道德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则体系，它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会秩序。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力量来保证其完成。道德主要是从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
虽然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错综复杂的各式法律形式看清楚法律的特征，一般而言法律的特征大致包括：1.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同样，道德上的差异也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如下一致的特征：1.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2.道德规范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3.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由于二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理上的探析。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带有自觉性的特点;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自发养成的，一般无须专门机构和人员来颁布制定。
2、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它要追究人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4、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所调整的是关系着根本的、重要的利益并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调整范围广泛得多。
5、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法律的实施要求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而道德的实施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依靠社会团体，还要依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三)法与道德的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而法律也是有阶级性的，二者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不同之处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2、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如在汉朝之前，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而只有在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这样的道德。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法律即使规定的再详细，也总会又顾不到的地方，如秦朝的法律体系繁琐，条目繁冗，“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
二、中国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历史探析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来看，法律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它只是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激烈冲突以致纯粹依靠习惯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时，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硬实力”，注重的是他律，而道德则是“软实力”，注重的是自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现象只是历史现象，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被消灭。如果阶级消灭，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以此为契机，社会秩序的维持仅依靠道德的力量即可。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法又被归结为“刑”，“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道德至晚是在西周时期被归结为一套完整的“礼”，它无所不在又包罗万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为“德主刑辅”。因此，两者长时期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表现出了中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特殊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现象。
1. 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道德法律化发端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确定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 并使之趋于法律化，达到“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出礼入刑。
周礼随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真正对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关系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汉儒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是古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历程的重要环节，其后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均采取这一原则，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巨大。
其后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的潮流，并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引法入礼的指导思想，最终完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任务，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在这之后的一千余年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按照唐朝制定的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实行，直至中国近代的来临之后，才被迫于清朝末年全面修订法律典籍。
2. 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
毫无疑问，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民在法律的道德化方面的成就是领先的。仅仅单纯依靠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交往，即使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呢?而将法律道德化，则可以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将法律的作用面扩展到最大的范围，而且一旦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保存下来，其影响维持的时间长度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中国就维持了两千年。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道德化不单是道德的法律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
三、以史为鉴，促进法律道德和谐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情法冲突
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是在现实世界中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的，而法治社会(不论是古代秦朝的专制统治前提下的“法制社会”，还是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也极容易造成将法律法规高置起来，仅凭世俗的习惯来审理案件，这就又回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春秋决狱”、“缘心定罪”的深渊里了。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避免法与情的尴尬。
(二)、法中含情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三)、德法并重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这其中尤以分析法学派的主张最为突出。
奥斯丁主张：“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结合的体制。
从历史上的道德和法律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正确处理好德法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正是古代中国繁荣兴旺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而当下理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从中发掘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则是复兴伟业的助力。
参考文献：
[1]周旺生.法理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版
[2]韩明德，《法理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
摘要 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社会以及法学界极为重视的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的历史根源谈起,简要分析了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现实中的两个真实案例分析,就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 利益衡量 法律 道德 一、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历史根源
(一)历史文化原因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归结于中国自古的历史文化,主要的根源在于伦理本位,伦理本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孔子的“仁”和“礼”的影响,将整个社会生活都以伦理,也就是儒家思想下的社会道德为中心,所有的思想和活动都是围绕着伦理来展开,连当时的法律也是不例外的。随着时代发展至今,虽然伦理的思想远远没有古时候那么厚重,但是很多思想还是渗透到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旦制定出的法律规范与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出现不契合的现象时,势必就会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二)现实社会原因
目前在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往往会在某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出现“民意”的参与。此类案件一般都是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民众对其往往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这些关注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正义感以及对社会道德的维护。而民意表现出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请愿书,这在现实社会中不是很新鲜的名词,一旦请愿书送至法院,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官在审判中无形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照民意,但是民意代表的社会道德多少都会跟法律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就会直接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反映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会对案件审判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利的。
二、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法制的需要
法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将所有的现行法律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法制的更好要求,就是实现法律的“良法”要求,“良法”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同时还体现在跟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和谐发展,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跟社会道德实现良好的相容性。同时,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良法的运行都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配合协调,只有当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法制的权威性以及统一性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强化和维持,司法实践才能很好的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这些都是我国实现法制的客观要求和必要保证。
(二)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司法是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手段,争取使诉诸司法的所有案件得到合理解决是其担负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由于社会道德与民意息息相关,如果对道德冲突案件处理不公,司法这一最终手段失效,当事人则可能依靠自力救济解决问题,不但达不到息讼止争的目的,而且会导致矛盾激化,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能否正确处理情法冲突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所以,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使当事人服从法律、服从判决,更要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情理上无可挑剔,这样才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效率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案件一审终结,判决生效,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法律与道德冲突案件的审理中,这种理想结果却较难实现,原因就在于此类案件的判决难以同时实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目的。现实中,绝大多数案子出现上诉,20%左右的案子进入再审,常常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一审就是几年、十几年,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影响到司法公正等基本价值。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则有助于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使判决及早生效,从而大大缩短诉讼时间,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资源,达到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三、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案例分析
(一)维护自身权利中的故意伤害
2005年1月,湖南省某市的士司机黄某遭到劫匪姜某等抢劫,姜某等歹徒下车逃窜时,黄某驾车追击,的士撞倒姜某,姜某伤重身亡。劫匪方把黄某告上法院,某市某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黄某不服,上诉至某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的案件的审判结果存在很大的问题,不但违背了刑法的主旨,同时也与社会道德相违背。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讲,法院判决黄某故意伤害的原因,主要就是认定黄某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姜某在抢劫以后的逃窜,不法行为已经结束,因此黄某再开车将其撞伤,已经不属于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故将人撞伤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属于故意伤害。
这种解释是很牵强的,在抢劫中的不法侵害往往是最难以断定的,因为对于抢劫的认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实施暴力,另一个是对财产的不法侵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抢劫的正当防卫中,不能单单认为就在犯罪嫌疑人对当事人进行暴力的时候就属于不法侵害,姜某在逃跑的过程中,仍然对黄某的财产处于不法侵害的状态中,因此抢劫行为仍在继续,所以黄某的行为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而从社会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很明显,当人们看到此类的案件审判结果就会认为,这是对抢劫行为的一种纵容。目前抢劫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日渐猖獗,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财产安全,而当人们对自身财产进行维护的同时,又在案件审判上给予沉重的打击,这势必会带来不利的舆论压力。虽然黄某造成姜某死亡的结果过于严重,但是黄某毕竟没有杀人的故意,仅仅是为了追回自己的财产,因为这种行为而被判处故意伤害而受到如此重的刑罚,对民众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往往在此类案件中,涉及到盗窃、抢劫之类的案件,都或多或少会出现在法律和道德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就如笔者所举的上述案件,我们对于正当防卫之类的法律规定上,尤其是防卫过当和防卫不当的认定上,有很多是社会道德所无法判定的,人们在道德中所理解的对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很可能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就变成了防卫不当或者是防卫过当。因此笔者认为,让社会道德加以改变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事情,所以还是应该在法律规定上,在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上加以细化和规范化,尽可能的实现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契合。
(二)无因管理下的民事赔偿
妇女胡某和陈某是邻居,2002年2月的一天,胡某因临时急事,请求陈某替她暂时照看三岁男孩,陈某是个热心肠的人,满口答应。可是,在陈某抽空炒菜的时候,淘气的男孩不幸摔倒,被玩具戳伤右眼,后无法治愈,造成残疾。胡某最后把陈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10万多元,法院依据民事无因管理的有关司法解释,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赔偿胡某6万多元。
这个案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无因管理方面的问题,无论陈某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当答应为他人照看孩子的同时,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不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前提,只是在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管理义务,一旦在管理在出现疏漏,也会对其不利后果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本案中,由于陈某的一时疏忽,没有尽到合格的管理义务,从而使小孩落下残疾,因此依照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必然会要求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社会道德方面而言,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在法律上陈某本身并没有照看孩子的义务,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热心,初衷是助人为乐,帮忙去照看孩子,而且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陈某所愿意看到的。然而,陈某热心的去帮助别人,结果却因此而必须要承担六万元的巨额赔偿,这让一般的民众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这样的审判结果不仅会严重的伤害到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
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是民事审判,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所以可以在参照法律条文进行审判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对社会正义感的维护,从正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此类案件,尽可能的去对助人为乐的人多一点的权利维护,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正义性,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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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慧星.裁判的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道德与法律议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漫画中一位老人刚上公交车就叫一个年轻人给他让座，并振振有词地说：“年轻人有让座的道德义务，你应该主动让。”而年轻人却说“法律赋予了我有坐的权利，你不能强迫我让”。孰是孰非呢？我认为，唯有“法律”与“道德”携手同行，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社会。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试图给出答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不可能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发挥着彼此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道德不能绑架法律。公交让座是一种美德，但美德不代表义务。也就是说，个人没有义务一定要给其他人让座，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要求公民必须让座。每个乘客买票上车，就优先拥有使用座位的权利。况且，现实中也很难界定谁更需要这个座位。比如，有些时候某些人看上去年轻且身强力壮，但是偶尔也会赶上身体不适的情况，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座位。所以，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让不让座是自愿行为，不能进行道德绑架。这位老人一切从自我出发，用道德的标准来训诫、要求年轻人把座位让给自己，其行为本身就是道德绑架。
众所周知，让座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务，但毫无疑问它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给予老年人最真切的关怀，是修养使然，是善良的本性使然，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反之，无视法律、规则，不形成制度正义，类似之前重庆公交车坠江悲剧便难断绝：当时一名冲动的乘客和不冷静的司机发生激烈争执，直接导致13名乘客失去生命。这一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重吗？
社会的良性运转，离不开法律和道德。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道德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可以说，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我要说，道德与法律，从来不分男女老少。文明和谐的社会，需大家携手创造。
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这句话告诉我们法律与道德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
从古至今世界上没有亘古不变的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法律。法律与道德是不断的变化
与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考古学家威尔逊在周游世界的考察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
在非洲一个原始部落中，部落里的'人们发现经常有东西失窃，于是部落里的组长召集全族人开会：“为了使我们能继续保持安宁与和谐的生活，我以全族族长身份下令，偷窃者一旦被捉住按部落规矩将受到鞭打20下的惩罚。”
但是盗窃者依然我行我素，豪不听劝，族长依旧召令人们开会警告，但偷窃者还是继续行窃，族长忍无可忍召开第三次大会说：“偷窃者一旦被捉到将鞭打40下。”
有一日，有人报告说偷窃者已经捉到。消息传开，人们各个都来到了广场，看看谁是偷窃者。当大家看见偷窃者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偷窃者竟然是族长年迈的妈妈。但是族长却履行诺言代替自己的母亲鞭打了40下。
而这件事告诉我们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
族长既履行了法律也完成了一个人的道德所在，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母亲的孝道。所以说法律与道德是不能分开的。
若一个国家具有法律，而没有道德那么统治这个国家的国主一定是一个暴君，例如秦国的秦始皇由于他的专制统治，使百姓们民不聊生，痛苦不堪。若如果只有道德，那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所以法律与道德是不能分开的，而且他们应该相互合作。那么这个国家才能繁华昌盛经久不衰。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公民我们应该遵纪守法、发扬社会的道德、传递正能量。
道德在我们的心中，法律在我们的身边。遵法守法、道德做人我能行。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三、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现实中的矛盾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二）让历史告诉未来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注释：〔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3〕许慎，说文解字〔M〕；〔4〕同〔3〕；〔5〕左传。隐公十一年〔M〕；〔6〕礼记。曲记〔M〕；〔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8〕荀子。修身〔M〕；〔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九朝律考。汉律考〔M〕；〔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蒯德模。吴中判牍〔Z〕；〔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9；〔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希望对您有帮助。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直是法学家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道德和法律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摘要：法律和道德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两股力量，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和道德交相辉映，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左右着历史的走向。现实中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激烈，这促使我们以古看今，从古代法律道德关系的处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 道德 法治
人类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然而，不管法律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律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律不及之处，皆是道德用武之地，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显然，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一、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法律和道德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则体系，它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会秩序。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力量来保证其完成。道德主要是从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
虽然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错综复杂的各式法律形式看清楚法律的特征，一般而言法律的特征大致包括：1.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同样，道德上的差异也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如下一致的特征：1.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2.道德规范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3.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由于二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理上的探析。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带有自觉性的特点;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自发养成的，一般无须专门机构和人员来颁布制定。
2、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它要追究人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4、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所调整的是关系着根本的、重要的利益并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调整范围广泛得多。
5、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法律的实施要求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而道德的实施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依靠社会团体，还要依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三)法与道德的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而法律也是有阶级性的，二者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不同之处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2、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如在汉朝之前，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而只有在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这样的道德。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法律即使规定的再详细，也总会又顾不到的地方，如秦朝的法律体系繁琐，条目繁冗，“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
二、中国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历史探析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来看，法律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它只是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激烈冲突以致纯粹依靠习惯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时，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硬实力”，注重的是他律，而道德则是“软实力”，注重的是自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现象只是历史现象，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被消灭。如果阶级消灭，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以此为契机，社会秩序的维持仅依靠道德的力量即可。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法又被归结为“刑”，“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道德至晚是在西周时期被归结为一套完整的“礼”，它无所不在又包罗万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为“德主刑辅”。因此，两者长时期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表现出了中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特殊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现象。
1. 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道德法律化发端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确定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 并使之趋于法律化，达到“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出礼入刑。
周礼随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真正对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关系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汉儒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是古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历程的重要环节，其后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均采取这一原则，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巨大。
其后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的潮流，并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引法入礼的指导思想，最终完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任务，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在这之后的一千余年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按照唐朝制定的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实行，直至中国近代的来临之后，才被迫于清朝末年全面修订法律典籍。
2. 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
毫无疑问，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民在法律的道德化方面的成就是领先的。仅仅单纯依靠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交往，即使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呢?而将法律道德化，则可以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将法律的作用面扩展到最大的范围，而且一旦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保存下来，其影响维持的时间长度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中国就维持了两千年。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道德化不单是道德的法律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
三、以史为鉴，促进法律道德和谐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情法冲突
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是在现实世界中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的，而法治社会(不论是古代秦朝的专制统治前提下的“法制社会”，还是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也极容易造成将法律法规高置起来，仅凭世俗的习惯来审理案件，这就又回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春秋决狱”、“缘心定罪”的深渊里了。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避免法与情的尴尬。
(二)、法中含情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三)、德法并重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这其中尤以分析法学派的主张最为突出。
奥斯丁主张：“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结合的体制。
从历史上的道德和法律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正确处理好德法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正是古代中国繁荣兴旺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而当下理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从中发掘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则是复兴伟业的助力。
参考文献：
[1]周旺生.法理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版
[2]韩明德，《法理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
摘要 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社会以及法学界极为重视的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的历史根源谈起,简要分析了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现实中的两个真实案例分析,就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 利益衡量 法律 道德 一、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历史根源
(一)历史文化原因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归结于中国自古的历史文化,主要的根源在于伦理本位,伦理本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孔子的“仁”和“礼”的影响,将整个社会生活都以伦理,也就是儒家思想下的社会道德为中心,所有的思想和活动都是围绕着伦理来展开,连当时的法律也是不例外的。随着时代发展至今,虽然伦理的思想远远没有古时候那么厚重,但是很多思想还是渗透到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旦制定出的法律规范与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出现不契合的现象时,势必就会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二)现实社会原因
目前在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往往会在某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出现“民意”的参与。此类案件一般都是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民众对其往往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这些关注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正义感以及对社会道德的维护。而民意表现出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请愿书,这在现实社会中不是很新鲜的名词,一旦请愿书送至法院,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官在审判中无形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照民意,但是民意代表的社会道德多少都会跟法律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就会直接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反映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会对案件审判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利的。
二、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法制的需要
法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将所有的现行法律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法制的更好要求,就是实现法律的“良法”要求,“良法”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同时还体现在跟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和谐发展,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跟社会道德实现良好的相容性。同时,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良法的运行都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配合协调,只有当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法制的权威性以及统一性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强化和维持,司法实践才能很好的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这些都是我国实现法制的客观要求和必要保证。
(二)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司法是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手段,争取使诉诸司法的所有案件得到合理解决是其担负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由于社会道德与民意息息相关,如果对道德冲突案件处理不公,司法这一最终手段失效,当事人则可能依靠自力救济解决问题,不但达不到息讼止争的目的,而且会导致矛盾激化,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能否正确处理情法冲突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所以,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使当事人服从法律、服从判决,更要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情理上无可挑剔,这样才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效率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案件一审终结,判决生效,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法律与道德冲突案件的审理中,这种理想结果却较难实现,原因就在于此类案件的判决难以同时实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目的。现实中,绝大多数案子出现上诉,20%左右的案子进入再审,常常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一审就是几年、十几年,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影响到司法公正等基本价值。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则有助于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使判决及早生效,从而大大缩短诉讼时间,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资源,达到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三、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案例分析
(一)维护自身权利中的故意伤害
2005年1月,湖南省某市的士司机黄某遭到劫匪姜某等抢劫,姜某等歹徒下车逃窜时,黄某驾车追击,的士撞倒姜某,姜某伤重身亡。劫匪方把黄某告上法院,某市某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黄某不服,上诉至某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的案件的审判结果存在很大的问题,不但违背了刑法的主旨,同时也与社会道德相违背。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讲,法院判决黄某故意伤害的原因,主要就是认定黄某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姜某在抢劫以后的逃窜,不法行为已经结束,因此黄某再开车将其撞伤,已经不属于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故将人撞伤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属于故意伤害。
这种解释是很牵强的,在抢劫中的不法侵害往往是最难以断定的,因为对于抢劫的认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实施暴力,另一个是对财产的不法侵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抢劫的正当防卫中,不能单单认为就在犯罪嫌疑人对当事人进行暴力的时候就属于不法侵害,姜某在逃跑的过程中,仍然对黄某的财产处于不法侵害的状态中,因此抢劫行为仍在继续,所以黄某的行为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而从社会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很明显,当人们看到此类的案件审判结果就会认为,这是对抢劫行为的一种纵容。目前抢劫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日渐猖獗,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财产安全,而当人们对自身财产进行维护的同时,又在案件审判上给予沉重的打击,这势必会带来不利的舆论压力。虽然黄某造成姜某死亡的结果过于严重,但是黄某毕竟没有杀人的故意,仅仅是为了追回自己的财产,因为这种行为而被判处故意伤害而受到如此重的刑罚,对民众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往往在此类案件中,涉及到盗窃、抢劫之类的案件,都或多或少会出现在法律和道德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就如笔者所举的上述案件,我们对于正当防卫之类的法律规定上,尤其是防卫过当和防卫不当的认定上,有很多是社会道德所无法判定的,人们在道德中所理解的对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很可能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就变成了防卫不当或者是防卫过当。因此笔者认为,让社会道德加以改变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事情,所以还是应该在法律规定上,在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上加以细化和规范化,尽可能的实现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契合。
(二)无因管理下的民事赔偿
妇女胡某和陈某是邻居,2002年2月的一天,胡某因临时急事,请求陈某替她暂时照看三岁男孩,陈某是个热心肠的人,满口答应。可是,在陈某抽空炒菜的时候,淘气的男孩不幸摔倒,被玩具戳伤右眼,后无法治愈,造成残疾。胡某最后把陈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10万多元,法院依据民事无因管理的有关司法解释,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赔偿胡某6万多元。
这个案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无因管理方面的问题,无论陈某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当答应为他人照看孩子的同时,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不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前提,只是在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管理义务,一旦在管理在出现疏漏,也会对其不利后果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本案中,由于陈某的一时疏忽,没有尽到合格的管理义务,从而使小孩落下残疾,因此依照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必然会要求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社会道德方面而言,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在法律上陈某本身并没有照看孩子的义务,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热心,初衷是助人为乐,帮忙去照看孩子,而且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陈某所愿意看到的。然而,陈某热心的去帮助别人,结果却因此而必须要承担六万元的巨额赔偿,这让一般的民众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这样的审判结果不仅会严重的伤害到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
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是民事审判,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所以可以在参照法律条文进行审判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对社会正义感的维护,从正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此类案件,尽可能的去对助人为乐的人多一点的权利维护,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正义性,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孙笑侠.中国传统法官的实质性思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3]梁慧星.裁判的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下面是我整理的道德与法律思修论文，供各位阅读与借鉴。
第1章 引言
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法律和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治理中，根本上来说法律与道德要相辅相成，相互适应。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法律和道德的结合往往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在社会中更好的发挥二者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分析研究，针对我国社会现状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法与道德关系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法与道德关系协调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以达到双方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第2章 法律与道德的概述
法律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的概念
法律是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它起到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作用，正义是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为其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1]。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产生、发展而出现，法律将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法律的特征
(1)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
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律规范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行为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而是为人们规定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准则，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反复适用。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在国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2)具有严格的结构和层次。
每个法律规范在逻辑上都由假定模式、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组成;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和不同法律部门构成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法律有法定的创制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等级的规范文件之间有严格的效力和从属关系。
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道德的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看，道德是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讲：“大多数的道德论总的来说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诞生物。而对于社会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不断运动发展的。所以道德永远是阶级社会的道德[2]。”这就突出了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改变;对于以不同的物质生活基础存在的不同社会团体，他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具有阶级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略的总结为：道德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们关于善良与恶毒、荣耀与羞耻、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爱、霸道与谦卑等观念、规范以及原则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大综合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准则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做一些简单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的。有时候道德是根据自身的内在感受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法律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善恶的不同标准来判断做出的。道德是人们行为的判断准则，同时还是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判断准则之一[3]。人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某一个内心想法会作出否定的答案，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道德的，或者有时候通过人的谈吐行为来作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慈悲的，这些都是以道德的作为判断准则。
(2)道德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的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行为准则，如果哪个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就会有司法机关强制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处罚，但如果有人违反了道德准则，但不会有哪个具体的人或机关强制其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他内心的不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很多相应的代价。
(3)道德的内容因时代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在历史不相同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过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同的，社会中的几代人和几代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也会有所不一样[4]。思想文化的背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一些是其他文化的传播进入，使固有的本土的道德文化和人们的道德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认为不对的事，现在也认为是正确的了，也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另一些是因为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会促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3章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
东方伦理法与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求。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西方历史的渊源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国历史的渊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作用机制是道德法律一体化。在思想家们的理论论证和理想设计中，道德和法律不可分离。道德法律一体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化力量，而在人们的行为品质领域里“孝忠”更能彰显这种力量。道德法律一体化的运行，一方面道德法律化，即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软件”被硬化或“格式化”具有了政治法律的属性和功能，从而成为解决社会法律问题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法律道德化，即政治法律作为作为社会调节器中的“硬件”又被赋予道德的属性和功能，成为解决道德问题的有效、有力手段。而这一点也凸现了中国道德建设的成功之处：一是划类界定道德规范，并把其上升到“礼”(当时的“法”)的范畴，而形成“礼教”[5]。这种做法是避免道德宣教流于空谈，使道德在实际上成为指导中国古代从事政治建设的“国家宪法”;二是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以道德作为准绳，这样避免了如当代西方国家法律与道德的脱离，导致犯罪分子不能有效打击;三是强调道德修身，从我做起，实际上要求官吏带头从事道德修身，以己达彼，最终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效果。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西方历史的渊源
西方国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索与讨论也非常久远。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一种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亲朋好友，以恶毒对付敌人。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主张守法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责任，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道德和善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应当是实现公平、社会美德和家庭幸福的各项基本原则。西方社会大多数有名法学家也都认为，人们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向往也是由法治表现出来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国人民都能进行公平正义和善良道德的制度。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学派的自然法学观念，它对罗马法律和罗马法学的制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自然法学的宗旨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的和公正的规范，自然法构建了自然、和谐、公平、民主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以后，自然法学思想观念又被大部分资产阶级法学家们作为反对封建统治者专制的强力手段。自然法学派最突出主张是认为符合道德的法才是善法，才是符合效力的。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社会传统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念，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禽兽一样野蛮”的名言;近代的“热爱法律”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公民的道德责任，慎独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是十分发达的，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就十分发达[6]。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海默说：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关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一定要在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中起到作用，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一系列思维观念，即市场经济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才能排斥一些应受指责的缺少道德的经营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范围内也有了一些突出的发展。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民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发展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7]。
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
人对活着意义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目标，对正确错误、美德良善、善恶美丑的价值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动物界是不会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不同的时代、每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同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是具有相同的评价善恶美丑、正确错误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法律和所追求的道德准则都要体现这种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两者体现了具有一定意义的相同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有文明与落后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同一个相同标准去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对于基本道德于不顾的自私自利主义者。为了保护广大老百姓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制力保障实施，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震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起着补充、深化和保护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国家强的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国家的发言权将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支持为基础。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准则，体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广大老百姓的承认，而且也会破坏经济基础，阻碍社会的长久平衡稳定发展。
法律与道德并举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法律和道德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最早的法律就是由道德演化而来，是将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公正严明的法律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而加强道德建设也可促进公民遵纪守法，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随着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法制意识普遍增强，诉讼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选择，司法对社会的规制作用无可替代，社会对司法的期望值也日益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我们法制建设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在一些方面也很大的局限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在严格公正执法、发挥法律规制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道德强大的引导作用。
道德是公民精神的自律和主体意识的自觉。道德是提升公民素质、保障法律实施、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将这种力量相互递送、广泛传播，让道德的涓涓细流凝聚成浩瀚大海，使其与法律共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第4章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下，我们所认可的法治，就是以党为领导核心，从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和社会中的人民团体，实施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方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增强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文化作用、社会生活法制协调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正义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我们所认可的德治，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指导地位，树立 “坚持以热爱我们的祖国为光荣、以危害我们的祖国为耻辱，以服务广大人民为光荣、以背离广大人民为耻辱，以崇尚科学技术为光荣、以愚昧迷信无知为耻辱，以辛勤热爱劳动为光荣、以好逸恶劳懒惰为耻辱，以团结互相帮助为光荣、以损人利己自私为耻辱，以诚实守信为光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辱，以遵纪守法为光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辱，以艰苦奋斗精神为光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辱。”为主要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领域形成知道荣辱、讲究正气、促进和谐的新道德风尚，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8]。可以这样说，法治是德治的进一步升华出来的，德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思想前提和基础，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中“硬件标准”方面的问题，它使民主有法律可以依靠，它具有优秀的对违反民主法制行为的规避作用和有效地制止这些行为的社会强制力的保障作用。道德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 “软件标准”这一方面的问题，它通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和民主权利意识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运转。法治约束力非常强，但有明显的“治标”特点和落后的滞后性，德治约束力比较软弱，但是扎根于“治本性”并具有超前的特点。二者既相互区别，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正确了解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发展。一般而言，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 通常也是道德所不提倡的，但并不是说所有道德不提倡的法律一概都是禁止的。因为道德是依据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约定俗成而形成的一定的思维模式，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来判断善恶好坏，并且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要求人们自觉地做出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和一定的自我牺牲。而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则侧重于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证私权利的不受侵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既不能说要把道德问题当作法律问题来操作，也不能将法律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应对，划清二者的行为与目的责任，科学的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突出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的背景，积极主动地去面对矛盾、避免扩大紧张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既充分调动了社会群体的生命力，又确保了社会安定有序的良性循环发展。
第二、有利于发挥法与道德的双重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对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能否能够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应该看到道德作用是调整社会关系、 划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相处关系的重要保证。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相同的道德规范，一旦失去了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就无法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更有效地提升，无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相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基本保证。”深刻领会并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在非常有力的法治基础之上，还必须用法律制度来帮助实现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就是在完善法律制度基础上、保障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的进程中始终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先锋作用;为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法律强有力的保障;把坚持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完善法律制度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据此，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共同优势， 才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服务和强有力的保障[9]。
第三、有利于促进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观念、道德理念和犯罪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谐社会离不开文明道德的规范和保护。而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是文明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因此，建立和遵守道德规范，着眼于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着眼于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名誉和利益，对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10]。没有浓郁的文明道德氛围和强有力的道德谴责，单纯地依靠法律单方面的治理是难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因此，必须坚持把加强人民群众道德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断的加强全体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文化素质，从而防范和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大量发生。
第四、有利于在法制建设中培育良好的文明道德风尚“法律制度调整各种社会基础关系，一定要讲求平衡的。”据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 应对道德的一些重要原则加以维护和保障，如对家庭成员的侮辱、殴打行为，如果后果非常恶劣就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应按照侮辱罪、故意伤害罪进行刑事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的立法要体现道德的基本原则，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本质的要求。司法机构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就是惩恶扬善、褒是抑非的行为， 同时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行为，其影响不只涉及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有当事人自身，而且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震慑力。因此，要有效地利用法律强制手段， 促进社会的公德、职业的道德、家庭的美德在人民群众中逐步形成优良的传统和一定习惯作用[11]。
努力探索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首先，要认真领会、 深刻理解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内涵，规避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律制度建设与道德制度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一定要成为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方略。因为法律是在惩罚已经是违法的犯罪人，而道德则重在劝告教育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使他们不会去犯罪，法律是治疗已经“发病”的人，道德是治疗没有“发病”的人。因此，从一定作用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12]。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思想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经久不衰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社会有序发展。
其次，要运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法律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交流。一要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一些不道德败类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的情况下，对先进道德模范行为，依法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模范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道德品质。二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转化为法律标准，使之取得全社会整体遵守法律的强制力。要探索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手段，把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导向作用体现在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当中。社会主义道德靠群众个人的良知和社会威慑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良知和舆论的作用尚不足以防止违反道德行为的发生[13]。在道德观念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和谐秩序能否继续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作用为保障加以强制执行[14]。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作用，使之从“软约束力”变为“硬约束力”，从这种作用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向广大人民群众法律宣传的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要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各行各业制定的工作制度、行业学习、乡政府规定村民约定中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过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行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协会，要逐步建立健全运行有效的道德自律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奖励惩罚机制[15]。
再次，要发动人民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并通过法律法规对这种活动给予支持。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精神态度，坚持依法治国这个以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因此，要积极探索出一条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多种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相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的社区服务站、文明单位团体、文明家庭生活，创建文明城市社会、文明行业发展、文明村镇建设，做人民满意的公务人员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当中，始终贯穿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多种内容，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量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受到熏染，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宣讲道德、实践道德、知行合一的良好社会风气。
最后，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党员作风正派则干部群众和睦相处，干部群众和睦则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老百姓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定要把思想道德监督作为党员作风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和行政机关监督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部门监察监督机关在道德层次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快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阶段群众工作。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优质服务制度。坚持做到问政于老百姓、问需于老百姓、问计于老百姓，从人民伟大实践中吸收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才能使老百姓富裕、实干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敢于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各种责任，多干一些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优良传统，一定要下决心改进所谓的文风会风，着力整治部分党员庸懒散奢的不良作风，坚决克服一些形象工程、官僚霸道，以优良党员作风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带动政府风气人民风气。支持社会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党和群众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一定要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党员作风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度，巩固和发展全党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从而带动民风建设，营造出党员群众和谐的友好稳定关系。
“社会和谐能够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社会和谐能够成就国家的光辉伟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要我们从我国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认真思考全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做出的经验，开阔胸怀的吸收和参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5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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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整理的道德与法律思修论文，供各位阅读与借鉴。
第1章 引言
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法律和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治理中，根本上来说法律与道德要相辅相成，相互适应。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法律和道德的结合往往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在社会中更好的发挥二者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分析研究，针对我国社会现状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法与道德关系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法与道德关系协调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以达到双方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第2章 法律与道德的概述
法律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的概念
法律是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它起到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作用，正义是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为其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1]。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产生、发展而出现，法律将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法律的特征
(1)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
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律规范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行为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而是为人们规定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准则，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反复适用。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在国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2)具有严格的结构和层次。
每个法律规范在逻辑上都由假定模式、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组成;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和不同法律部门构成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法律有法定的创制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等级的规范文件之间有严格的效力和从属关系。
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道德的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看，道德是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讲：“大多数的道德论总的来说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诞生物。而对于社会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不断运动发展的。所以道德永远是阶级社会的道德[2]。”这就突出了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改变;对于以不同的物质生活基础存在的不同社会团体，他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具有阶级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略的总结为：道德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们关于善良与恶毒、荣耀与羞耻、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爱、霸道与谦卑等观念、规范以及原则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大综合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准则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做一些简单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的。有时候道德是根据自身的内在感受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法律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善恶的不同标准来判断做出的。道德是人们行为的判断准则，同时还是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判断准则之一[3]。人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某一个内心想法会作出否定的答案，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道德的，或者有时候通过人的谈吐行为来作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慈悲的，这些都是以道德的作为判断准则。
(2)道德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的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行为准则，如果哪个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就会有司法机关强制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处罚，但如果有人违反了道德准则，但不会有哪个具体的人或机关强制其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他内心的不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很多相应的代价。
(3)道德的内容因时代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在历史不相同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过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同的，社会中的几代人和几代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也会有所不一样[4]。思想文化的背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一些是其他文化的传播进入，使固有的本土的道德文化和人们的道德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认为不对的事，现在也认为是正确的了，也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另一些是因为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会促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3章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
东方伦理法与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求。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西方历史的渊源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国历史的渊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作用机制是道德法律一体化。在思想家们的理论论证和理想设计中，道德和法律不可分离。道德法律一体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化力量，而在人们的行为品质领域里“孝忠”更能彰显这种力量。道德法律一体化的运行，一方面道德法律化，即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软件”被硬化或“格式化”具有了政治法律的属性和功能，从而成为解决社会法律问题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法律道德化，即政治法律作为作为社会调节器中的“硬件”又被赋予道德的属性和功能，成为解决道德问题的有效、有力手段。而这一点也凸现了中国道德建设的成功之处：一是划类界定道德规范，并把其上升到“礼”(当时的“法”)的范畴，而形成“礼教”[5]。这种做法是避免道德宣教流于空谈，使道德在实际上成为指导中国古代从事政治建设的“国家宪法”;二是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以道德作为准绳，这样避免了如当代西方国家法律与道德的脱离，导致犯罪分子不能有效打击;三是强调道德修身，从我做起，实际上要求官吏带头从事道德修身，以己达彼，最终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效果。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西方历史的渊源
西方国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索与讨论也非常久远。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一种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亲朋好友，以恶毒对付敌人。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主张守法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责任，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道德和善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应当是实现公平、社会美德和家庭幸福的各项基本原则。西方社会大多数有名法学家也都认为，人们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向往也是由法治表现出来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国人民都能进行公平正义和善良道德的制度。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学派的自然法学观念，它对罗马法律和罗马法学的制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自然法学的宗旨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的和公正的规范，自然法构建了自然、和谐、公平、民主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以后，自然法学思想观念又被大部分资产阶级法学家们作为反对封建统治者专制的强力手段。自然法学派最突出主张是认为符合道德的法才是善法，才是符合效力的。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社会传统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念，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禽兽一样野蛮”的名言;近代的“热爱法律”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公民的道德责任，慎独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是十分发达的，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就十分发达[6]。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海默说：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关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一定要在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中起到作用，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一系列思维观念，即市场经济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才能排斥一些应受指责的缺少道德的经营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范围内也有了一些突出的发展。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民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发展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7]。
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
人对活着意义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目标，对正确错误、美德良善、善恶美丑的价值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动物界是不会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不同的时代、每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同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是具有相同的评价善恶美丑、正确错误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法律和所追求的道德准则都要体现这种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两者体现了具有一定意义的相同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有文明与落后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同一个相同标准去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对于基本道德于不顾的自私自利主义者。为了保护广大老百姓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制力保障实施，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震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起着补充、深化和保护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国家强的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国家的发言权将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支持为基础。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准则，体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广大老百姓的承认，而且也会破坏经济基础，阻碍社会的长久平衡稳定发展。
法律与道德并举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法律和道德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最早的法律就是由道德演化而来，是将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公正严明的法律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而加强道德建设也可促进公民遵纪守法，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随着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法制意识普遍增强，诉讼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选择，司法对社会的规制作用无可替代，社会对司法的期望值也日益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我们法制建设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在一些方面也很大的局限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在严格公正执法、发挥法律规制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道德强大的引导作用。
道德是公民精神的自律和主体意识的自觉。道德是提升公民素质、保障法律实施、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将这种力量相互递送、广泛传播，让道德的涓涓细流凝聚成浩瀚大海，使其与法律共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第4章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下，我们所认可的法治，就是以党为领导核心，从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和社会中的人民团体，实施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方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增强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文化作用、社会生活法制协调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正义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我们所认可的德治，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指导地位，树立 “坚持以热爱我们的祖国为光荣、以危害我们的祖国为耻辱，以服务广大人民为光荣、以背离广大人民为耻辱，以崇尚科学技术为光荣、以愚昧迷信无知为耻辱，以辛勤热爱劳动为光荣、以好逸恶劳懒惰为耻辱，以团结互相帮助为光荣、以损人利己自私为耻辱，以诚实守信为光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辱，以遵纪守法为光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辱，以艰苦奋斗精神为光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辱。”为主要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领域形成知道荣辱、讲究正气、促进和谐的新道德风尚，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8]。可以这样说，法治是德治的进一步升华出来的，德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思想前提和基础，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中“硬件标准”方面的问题，它使民主有法律可以依靠，它具有优秀的对违反民主法制行为的规避作用和有效地制止这些行为的社会强制力的保障作用。道德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 “软件标准”这一方面的问题，它通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和民主权利意识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运转。法治约束力非常强，但有明显的“治标”特点和落后的滞后性，德治约束力比较软弱，但是扎根于“治本性”并具有超前的特点。二者既相互区别，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正确了解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发展。一般而言，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 通常也是道德所不提倡的，但并不是说所有道德不提倡的法律一概都是禁止的。因为道德是依据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约定俗成而形成的一定的思维模式，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来判断善恶好坏，并且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要求人们自觉地做出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和一定的自我牺牲。而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则侧重于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证私权利的不受侵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既不能说要把道德问题当作法律问题来操作，也不能将法律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应对，划清二者的行为与目的责任，科学的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突出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的背景，积极主动地去面对矛盾、避免扩大紧张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既充分调动了社会群体的生命力，又确保了社会安定有序的良性循环发展。
第二、有利于发挥法与道德的双重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对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能否能够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应该看到道德作用是调整社会关系、 划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相处关系的重要保证。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相同的道德规范，一旦失去了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就无法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更有效地提升，无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相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基本保证。”深刻领会并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在非常有力的法治基础之上，还必须用法律制度来帮助实现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就是在完善法律制度基础上、保障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的进程中始终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先锋作用;为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法律强有力的保障;把坚持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完善法律制度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据此，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共同优势， 才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服务和强有力的保障[9]。
第三、有利于促进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观念、道德理念和犯罪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谐社会离不开文明道德的规范和保护。而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是文明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因此，建立和遵守道德规范，着眼于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着眼于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名誉和利益，对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10]。没有浓郁的文明道德氛围和强有力的道德谴责，单纯地依靠法律单方面的治理是难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因此，必须坚持把加强人民群众道德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断的加强全体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文化素质，从而防范和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大量发生。
第四、有利于在法制建设中培育良好的文明道德风尚“法律制度调整各种社会基础关系，一定要讲求平衡的。”据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 应对道德的一些重要原则加以维护和保障，如对家庭成员的侮辱、殴打行为，如果后果非常恶劣就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应按照侮辱罪、故意伤害罪进行刑事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的立法要体现道德的基本原则，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本质的要求。司法机构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就是惩恶扬善、褒是抑非的行为， 同时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行为，其影响不只涉及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有当事人自身，而且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震慑力。因此，要有效地利用法律强制手段， 促进社会的公德、职业的道德、家庭的美德在人民群众中逐步形成优良的传统和一定习惯作用[11]。
努力探索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首先，要认真领会、 深刻理解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内涵，规避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律制度建设与道德制度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一定要成为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方略。因为法律是在惩罚已经是违法的犯罪人，而道德则重在劝告教育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使他们不会去犯罪，法律是治疗已经“发病”的人，道德是治疗没有“发病”的人。因此，从一定作用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12]。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思想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经久不衰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社会有序发展。
其次，要运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法律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交流。一要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一些不道德败类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的情况下，对先进道德模范行为，依法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模范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道德品质。二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转化为法律标准，使之取得全社会整体遵守法律的强制力。要探索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手段，把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导向作用体现在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当中。社会主义道德靠群众个人的良知和社会威慑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良知和舆论的作用尚不足以防止违反道德行为的发生[13]。在道德观念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和谐秩序能否继续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作用为保障加以强制执行[14]。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作用，使之从“软约束力”变为“硬约束力”，从这种作用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向广大人民群众法律宣传的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要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各行各业制定的工作制度、行业学习、乡政府规定村民约定中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过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行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协会，要逐步建立健全运行有效的道德自律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奖励惩罚机制[15]。
再次，要发动人民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并通过法律法规对这种活动给予支持。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精神态度，坚持依法治国这个以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因此，要积极探索出一条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多种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相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的社区服务站、文明单位团体、文明家庭生活，创建文明城市社会、文明行业发展、文明村镇建设，做人民满意的公务人员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当中，始终贯穿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多种内容，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量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受到熏染，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宣讲道德、实践道德、知行合一的良好社会风气。
最后，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党员作风正派则干部群众和睦相处，干部群众和睦则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老百姓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定要把思想道德监督作为党员作风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和行政机关监督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部门监察监督机关在道德层次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快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阶段群众工作。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优质服务制度。坚持做到问政于老百姓、问需于老百姓、问计于老百姓，从人民伟大实践中吸收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才能使老百姓富裕、实干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敢于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各种责任，多干一些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优良传统，一定要下决心改进所谓的文风会风，着力整治部分党员庸懒散奢的不良作风，坚决克服一些形象工程、官僚霸道，以优良党员作风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带动政府风气人民风气。支持社会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党和群众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一定要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党员作风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度，巩固和发展全党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从而带动民风建设，营造出党员群众和谐的友好稳定关系。
“社会和谐能够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社会和谐能够成就国家的光辉伟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要我们从我国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认真思考全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做出的经验，开阔胸怀的吸收和参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5章 结论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一直是法学家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道德和法律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摘要：法律和道德是支配社会发展的两股力量，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我国历史进程中，法律和道德交相辉映，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左右着历史的走向。现实中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激烈，这促使我们以古看今，从古代法律道德关系的处理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 道德 法治
人类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然而，不管法律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律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律不及之处，皆是道德用武之地，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显然，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一、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法律和道德的概念及其特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行为规则体系，它是通过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会秩序。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力量来保证其完成。道德主要是从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
虽然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错综复杂的各式法律形式看清楚法律的特征，一般而言法律的特征大致包括：1.法律是一种概括、普遍、严谨的行为规范;2.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3.法律是国家确认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4.法律是以国家强制为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同样，道德上的差异也并不妨碍它们具有如下一致的特征：1.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2.道德规范没有也不使用强制性手段;3.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由于二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理上的探析。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不同。法律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带有自觉性的特点;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自发养成的，一般无须专门机构和人员来颁布制定。
2、法律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它要追究人们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等量的义务。
3、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
4、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所调整的是关系着根本的、重要的利益并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调整范围广泛得多。
5、法律与道德实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法律的实施要求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而道德的实施主要凭借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依靠社会团体，还要依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三)法与道德的联系
对法与道德的联系问题，主要有两派观点：实证主义法学认为法是国家的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体现道德的法律才是具有法律品质的法律。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分述如下：
1、一国范围内的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我们知道，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而法律也是有阶级性的，二者都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要求，不同之处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2、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如在汉朝之前，道德中的“三纲五常”等并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原则，而只有在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需要这样的道德。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法律即使规定的再详细，也总会又顾不到的地方，如秦朝的法律体系繁琐，条目繁冗，“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
二、中国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历史探析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来看，法律并非天生就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它只是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激烈冲突以致纯粹依靠习惯和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时，而采取的强硬措施。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硬实力”，注重的是他律，而道德则是“软实力”，注重的是自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阶级对立现象只是历史现象，终将随着历史进程而被消灭。如果阶级消灭，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客观物质基础，其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以此为契机，社会秩序的维持仅依靠道德的力量即可。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演进
在古代中国，法又被归结为“刑”，“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道德至晚是在西周时期被归结为一套完整的“礼”，它无所不在又包罗万象;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为“德主刑辅”。因此，两者长时期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表现出了中国法律发展历程中特殊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现象。
1. 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道德法律化发端于西周初期的“周公制礼”，确定礼的基本原则“亲亲”、“尊尊” 并使之趋于法律化，达到“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出礼入刑。
周礼随着西周的灭亡而失去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真正对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关系奠定理论基石的是汉儒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这是古代中国道德法律化历程的重要环节，其后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均采取这一原则，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巨大。
其后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德主刑辅的潮流，并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引法入礼的指导思想，最终完成了道德法律化的历史任务，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在这之后的一千余年里，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王朝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按照唐朝制定的规则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和封建制度的实行，直至中国近代的来临之后，才被迫于清朝末年全面修订法律典籍。
2. 法律的道德化
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
毫无疑问，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民在法律的道德化方面的成就是领先的。仅仅单纯依靠法律来规范社会生活和交往，即使是在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古代中国呢?而将法律道德化，则可以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将法律的作用面扩展到最大的范围，而且一旦法律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保存下来，其影响维持的时间长度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中国就维持了两千年。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道德化不单是道德的法律化的结果，更重要的，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选择的最佳途径。
三、以史为鉴，促进法律道德和谐发展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情法冲突
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是在现实世界中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的，而法治社会(不论是古代秦朝的专制统治前提下的“法制社会”，还是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也极容易造成将法律法规高置起来，仅凭世俗的习惯来审理案件，这就又回到了古代封建社会的“春秋决狱”、“缘心定罪”的深渊里了。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避免法与情的尴尬。
(二)、法中含情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
(三)、德法并重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这其中尤以分析法学派的主张最为突出。
奥斯丁主张：“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结合的体制。
从历史上的道德和法律关系演变历程来看，正确处理好德法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正是古代中国繁荣兴旺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而当下理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从中发掘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则是复兴伟业的助力。
参考文献：
[1]周旺生.法理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版
[2]韩明德，《法理学》(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
摘要 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利益冲突一直是社会以及法学界极为重视的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之间冲突的历史根源谈起,简要分析了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现实中的两个真实案例分析,就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利益衡量作了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 利益衡量 法律 道德 一、法律与道德冲突的历史根源
(一)历史文化原因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归结于中国自古的历史文化,主要的根源在于伦理本位,伦理本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孔子的“仁”和“礼”的影响,将整个社会生活都以伦理,也就是儒家思想下的社会道德为中心,所有的思想和活动都是围绕着伦理来展开,连当时的法律也是不例外的。随着时代发展至今,虽然伦理的思想远远没有古时候那么厚重,但是很多思想还是渗透到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依旧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旦制定出的法律规范与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出现不契合的现象时,势必就会对案件的审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二)现实社会原因
目前在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往往会在某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出现“民意”的参与。此类案件一般都是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民众对其往往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这些关注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正义感以及对社会道德的维护。而民意表现出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请愿书,这在现实社会中不是很新鲜的名词,一旦请愿书送至法院,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官在审判中无形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照民意,但是民意代表的社会道德多少都会跟法律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就会直接体现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反映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会对案件审判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利的。
二、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法制的需要
法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将所有的现行法律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法制的更好要求,就是实现法律的“良法”要求,“良法”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同时还体现在跟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和谐发展,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跟社会道德实现良好的相容性。同时,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良法的运行都需要其他社会规范的配合协调,只有当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得到很好的解决,法制的权威性以及统一性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强化和维持,司法实践才能很好的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这些都是我国实现法制的客观要求和必要保证。
(二)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司法是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手段,争取使诉诸司法的所有案件得到合理解决是其担负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了案件的正确审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由于社会道德与民意息息相关,如果对道德冲突案件处理不公,司法这一最终手段失效,当事人则可能依靠自力救济解决问题,不但达不到息讼止争的目的,而且会导致矛盾激化,有的甚至酿成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因此能否正确处理情法冲突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所以,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仅要使当事人服从法律、服从判决,更要使案件的处理结果在情理上无可挑剔,这样才能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效率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案件一审终结,判决生效,这是最为理想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法律与道德冲突案件的审理中,这种理想结果却较难实现,原因就在于此类案件的判决难以同时实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目的。现实中,绝大多数案子出现上诉,20%左右的案子进入再审,常常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一审就是几年、十几年,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而且影响到司法公正等基本价值。正确处理法律和道德冲突,则有助于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使判决及早生效,从而大大缩短诉讼时间,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资源,达到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三、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实案例分析
(一)维护自身权利中的故意伤害
2005年1月,湖南省某市的士司机黄某遭到劫匪姜某等抢劫,姜某等歹徒下车逃窜时,黄某驾车追击,的士撞倒姜某,姜某伤重身亡。劫匪方把黄某告上法院,某市某区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黄某不服,上诉至某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的案件的审判结果存在很大的问题,不但违背了刑法的主旨,同时也与社会道德相违背。首先,从法律层面上讲,法院判决黄某故意伤害的原因,主要就是认定黄某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法院认为姜某在抢劫以后的逃窜,不法行为已经结束,因此黄某再开车将其撞伤,已经不属于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故将人撞伤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属于故意伤害。
这种解释是很牵强的,在抢劫中的不法侵害往往是最难以断定的,因为对于抢劫的认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实施暴力,另一个是对财产的不法侵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抢劫的正当防卫中,不能单单认为就在犯罪嫌疑人对当事人进行暴力的时候就属于不法侵害,姜某在逃跑的过程中,仍然对黄某的财产处于不法侵害的状态中,因此抢劫行为仍在继续,所以黄某的行为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而从社会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很明显,当人们看到此类的案件审判结果就会认为,这是对抢劫行为的一种纵容。目前抢劫行为在现实社会中日渐猖獗,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财产安全,而当人们对自身财产进行维护的同时,又在案件审判上给予沉重的打击,这势必会带来不利的舆论压力。虽然黄某造成姜某死亡的结果过于严重,但是黄某毕竟没有杀人的故意,仅仅是为了追回自己的财产,因为这种行为而被判处故意伤害而受到如此重的刑罚,对民众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往往在此类案件中,涉及到盗窃、抢劫之类的案件,都或多或少会出现在法律和道德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就如笔者所举的上述案件,我们对于正当防卫之类的法律规定上,尤其是防卫过当和防卫不当的认定上,有很多是社会道德所无法判定的,人们在道德中所理解的对个人正当利益的维护,很可能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就变成了防卫不当或者是防卫过当。因此笔者认为,让社会道德加以改变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事情,所以还是应该在法律规定上,在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上加以细化和规范化,尽可能的实现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契合。
(二)无因管理下的民事赔偿
妇女胡某和陈某是邻居,2002年2月的一天,胡某因临时急事,请求陈某替她暂时照看三岁男孩,陈某是个热心肠的人,满口答应。可是,在陈某抽空炒菜的时候,淘气的男孩不幸摔倒,被玩具戳伤右眼,后无法治愈,造成残疾。胡某最后把陈某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10万多元,法院依据民事无因管理的有关司法解释,判定陈某负主要责任,赔偿胡某6万多元。
这个案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无因管理方面的问题,无论陈某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当答应为他人照看孩子的同时,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不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为前提,只是在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管理义务,一旦在管理在出现疏漏,也会对其不利后果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在本案中,由于陈某的一时疏忽,没有尽到合格的管理义务,从而使小孩落下残疾,因此依照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必然会要求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社会道德方面而言,这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在法律上陈某本身并没有照看孩子的义务,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热心,初衷是助人为乐,帮忙去照看孩子,而且发生这样的结果并不是陈某所愿意看到的。然而,陈某热心的去帮助别人,结果却因此而必须要承担六万元的巨额赔偿,这让一般的民众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这样的审判结果不仅会严重的伤害到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
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是民事审判,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自由性,所以可以在参照法律条文进行审判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对社会正义感的维护,从正义的角度上去看待此类案件,尽可能的去对助人为乐的人多一点的权利维护,这样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正义性,带来良好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孙笑侠.中国传统法官的实质性思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3]梁慧星.裁判的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撰写论文注意事项：
1、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讳把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诠释论文内容。
2、尽量采用文字叙述，不要将文中的数据罗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简洁，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应删除无意义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不要列举例证，不介绍研究过程；
3、摘要的内容必须完整，不能把论文中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或观点）遗漏，应写成一篇可以独立使用的短文。
4、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条列式书写法。陈述要客观，对研究过程、方法和成果等不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
例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
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法律与道德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
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
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
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
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
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
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
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
撰写论文注意事项：
1、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讳把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诠释论文内容。
2、尽量采用文字叙述，不要将文中的数据罗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简洁，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应删除无意义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不要列举例证，不介绍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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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
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
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法律与道德属于不同的上层建筑，不能将法律完全等同于道德，当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因此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
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
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
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
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
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
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
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
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与法律有本质的联系。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二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调整规范，有着各自的调整领域。对它们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的话，会导致社会评价标准不一，终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产生方式上，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共同认识;
第二，在调整对象上，道德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心信念来调整外部行为，而法律则直接指向人的外部行为;
第三，在调整范围上，道德调整的范围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相比较来说，法律调整的范围就很有限了，法律调整的主要是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产生实在影响的行为和关系;
第四，在表现形式上，道德存在于观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法律是确定且逻辑严密的规范的集合;
第五，在调整手段上，道德主要依靠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来发挥作用，而法律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法律与道德之间不是对等的关系。违法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而违背道德的行为却不一定违反法律。究其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具有法律效力，统治阶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体现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从而维护统治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反之，若把所有的道德准则都变成法律，那么道德就取代了法律的地位，这与制定法律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一方面，法律对道德变化的适应具有滞后性。道德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而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完成，而法律通常产生于道德之后，加之法律的稳定性的要求，法律不能及时快速地作出相应地调整。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时往往具有前瞻性，可能超越当时的主流社会道德。当道德与法律的步调出现不一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就随之产生了。
再次，由于道德本身的范围是模糊的，当法律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概念阐述不清时，法律的强制力就容易与道德规则的约束力相冲撞，由此引发冲突。
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的选择
当道德的指向与法律的规定发生分离时，拥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底该如何选择，在社会上曾引发了无数争论。笔者认为，在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大背景下，法律的至高无上性不容置疑，道德以及其他规范应当服从法律;而在法律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无法涵盖的领域，则是道德的用武之地。这是由道德本身缺乏客观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等限制因素所决定的，在缺少法律约束的条件下，扩大道德的适用范围必然会引起评价标准的混乱。
结语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是亘古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立足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法治，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问题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在现实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将尽量多的合理化的道德纳入法律的调节体系，立法时应尽量追求与道德的统一。
浅谈道德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
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 儿童 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要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
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
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 教育 ，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
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下面是我整理的道德与法律思修论文，供各位阅读与借鉴。
第1章 引言
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今天，法律和道德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们是考察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在社会治理中，根本上来说法律与道德要相辅相成，相互适应。但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法律和道德的结合往往不能达到人们期望的状态，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在社会中更好的发挥二者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本文力图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分析研究，针对我国社会现状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法与道德关系的完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法与道德关系协调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以达到双方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第2章 法律与道德的概述
法律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的概念
法律是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它起到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作用，正义是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法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而为其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手段[1]。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它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产生、发展而出现，法律将随着阶级斗争之间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法律的特征
(1)具有规范性和普遍性。
法律的规范性是指法律规范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行为规则，不针对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而是为人们规定一种行为模式或行为准则，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反复适用。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规范在国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对全体社会成员有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2)具有严格的结构和层次。
每个法律规范在逻辑上都由假定模式、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组成;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和不同法律部门构成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法律有法定的创制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等级的规范文件之间有严格的效力和从属关系。
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道德的概念
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看，道德是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讲：“大多数的道德论总的来说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诞生物。而对于社会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不断运动发展的。所以道德永远是阶级社会的道德[2]。”这就突出了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改变;对于以不同的物质生活基础存在的不同社会团体，他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具有阶级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略的总结为：道德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们关于善良与恶毒、荣耀与羞耻、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爱、霸道与谦卑等观念、规范以及原则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大综合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体系。
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以善恶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准则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做一些简单的判断，每一个判断，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做出的。有时候道德是根据自身的内在感受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法律做出来的;有时候是依据善恶的不同标准来判断做出的。道德是人们行为的判断准则，同时还是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判断准则之一[3]。人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某一个内心想法会作出否定的答案，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道德的，或者有时候通过人的谈吐行为来作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慈悲的，这些都是以道德的作为判断准则。
(2)道德是以社会舆论、内心信念来维系的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行为准则，如果哪个人违反了法律规定，就会有司法机关强制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到处罚，但如果有人违反了道德准则，但不会有哪个具体的人或机关强制其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他内心的不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很多相应的代价。
(3)道德的内容因时代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在历史不相同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过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同的，社会中的几代人和几代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也会有所不一样[4]。思想文化的背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一些是其他文化的传播进入，使固有的本土的道德文化和人们的道德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认为不对的事，现在也认为是正确的了，也可能发生质的改变;另一些是因为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会促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3章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讨
东方伦理法与西方自然法都主张把外在的法律内化为人们自觉的意识，法律只有成为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才能得到普遍自觉的遵守。法律与道德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相互转化的。法律总是代表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追求。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西方历史的渊源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中国历史的渊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作用机制是道德法律一体化。在思想家们的理论论证和理想设计中，道德和法律不可分离。道德法律一体化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化力量，而在人们的行为品质领域里“孝忠”更能彰显这种力量。道德法律一体化的运行，一方面道德法律化，即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软件”被硬化或“格式化”具有了政治法律的属性和功能，从而成为解决社会法律问题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法律道德化，即政治法律作为作为社会调节器中的“硬件”又被赋予道德的属性和功能，成为解决道德问题的有效、有力手段。而这一点也凸现了中国道德建设的成功之处：一是划类界定道德规范，并把其上升到“礼”(当时的“法”)的范畴，而形成“礼教”[5]。这种做法是避免道德宣教流于空谈，使道德在实际上成为指导中国古代从事政治建设的“国家宪法”;二是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以道德作为准绳，这样避免了如当代西方国家法律与道德的脱离，导致犯罪分子不能有效打击;三是强调道德修身，从我做起，实际上要求官吏带头从事道德修身，以己达彼，最终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效果。
法律与道德关系在西方历史的渊源
西方国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探索与讨论也非常久远。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一种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亲朋好友，以恶毒对付敌人。还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主张守法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责任，法律的制定必须着眼于道德和善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法律应当是实现公平、社会美德和家庭幸福的各项基本原则。西方社会大多数有名法学家也都认为，人们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向往也是由法治表现出来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国人民都能进行公平正义和善良道德的制度。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多学派的自然法学观念，它对罗马法律和罗马法学的制定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自然法学的宗旨就是认为法律是善良的和公正的规范，自然法构建了自然、和谐、公平、民主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以后，自然法学思想观念又被大部分资产阶级法学家们作为反对封建统治者专制的强力手段。自然法学派最突出主张是认为符合道德的法才是善法，才是符合效力的。与道德冲突的法则是恶法。在西方社会传统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关于“守法”的道德观念，如柏拉图的“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的规定，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禽兽一样野蛮”的名言;近代的“热爱法律”作为“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等等。这些道德观强调守法是公民的道德责任，慎独自律就是对法治的强有力的保障支持。
在西方，不同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然而西方民族众多，彼此相邻，各国联系主要靠商业，西方的商品经济是十分发达的，因此调整商品经济领域的私法就十分发达[6]。人们更希望能够在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的环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动了法律向这一方向进化。例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海默说：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关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一定要在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中起到作用，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一系列思维观念，即市场经济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方法才能排斥一些应受指责的缺少道德的经营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范围内也有了一些突出的发展。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民商法原则，将一种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从西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西方的法律进化发展是成功的，至今为许多东方国家所借鉴，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法律和道德都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的法德目的和方向都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7]。
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有着相同的价值导向
人对活着意义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目标，对正确错误、美德良善、善恶美丑的价值选择和评价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动物界是不会存在的。这种价值追求和信仰存在于每个不同的时代、每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同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是具有相同的评价善恶美丑、正确错误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法律和所追求的道德准则都要体现这种价值标准和价值追求，两者体现了具有一定意义的相同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与道德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有文明与落后之区分。道德是多层次的，而且是多元的，不可能用同一个相同标准去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况且社会上还总有些对于基本道德于不顾的自私自利主义者。为了保护广大老百姓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必须有法律强制力保障实施，这种强制力就是对违反基本道德的震慑。法律一旦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起着补充、深化和保护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国家强的制力来维持，但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国家的发言权将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必须依赖于道德的支持为基础。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的道德准则，体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核心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观念。如果法律违背了社会主义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仅得不到广大老百姓的承认，而且也会破坏经济基础，阻碍社会的长久平衡稳定发展。
法律与道德并举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
法律和道德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功能上是相辅相成的，最早的法律就是由道德演化而来，是将积极的道德标准规定为法律应遵循的准则，公正严明的法律可以促进道德教化作用，而加强道德建设也可促进公民遵纪守法，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随着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法制意识普遍增强，诉讼已经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选择，司法对社会的规制作用无可替代，社会对司法的期望值也日益增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我们法制建设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法律不是万能的，在一些方面也很大的局限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在严格公正执法、发挥法律规制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道德强大的引导作用。
道德是公民精神的自律和主体意识的自觉。道德是提升公民素质、保障法律实施、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力量。我们要将这种力量相互递送、广泛传播，让道德的涓涓细流凝聚成浩瀚大海，使其与法律共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第4章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确认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及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下，我们所认可的法治，就是以党为领导核心，从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和社会中的人民团体，实施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方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增强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文化作用、社会生活法制协调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正义强有力的保障体系;我们所认可的德治，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指导地位，树立 “坚持以热爱我们的祖国为光荣、以危害我们的祖国为耻辱，以服务广大人民为光荣、以背离广大人民为耻辱，以崇尚科学技术为光荣、以愚昧迷信无知为耻辱，以辛勤热爱劳动为光荣、以好逸恶劳懒惰为耻辱，以团结互相帮助为光荣、以损人利己自私为耻辱，以诚实守信为光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辱，以遵纪守法为光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辱，以艰苦奋斗精神为光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辱。”为主要标准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领域形成知道荣辱、讲究正气、促进和谐的新道德风尚，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8]。可以这样说，法治是德治的进一步升华出来的，德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思想前提和基础，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中“硬件标准”方面的问题，它使民主有法律可以依靠，它具有优秀的对违反民主法制行为的规避作用和有效地制止这些行为的社会强制力的保障作用。道德治国解决的是民主制度 “软件标准”这一方面的问题，它通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和民主权利意识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运转。法治约束力非常强，但有明显的“治标”特点和落后的滞后性，德治约束力比较软弱，但是扎根于“治本性”并具有超前的特点。二者既相互区别，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正确了解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发展。一般而言，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 通常也是道德所不提倡的，但并不是说所有道德不提倡的法律一概都是禁止的。因为道德是依据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日积月累、约定俗成而形成的一定的思维模式，它根据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行为规范来判断善恶好坏，并且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要求人们自觉地做出放弃自己的某些权利和一定的自我牺牲。而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 则侧重于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保证私权利的不受侵犯。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区分开来，既不能说要把道德问题当作法律问题来操作，也不能将法律问题当作道德问题来应对，划清二者的行为与目的责任，科学的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突出的矛盾问题及其产生的背景，积极主动地去面对矛盾、避免扩大紧张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既充分调动了社会群体的生命力，又确保了社会安定有序的良性循环发展。
第二、有利于发挥法与道德的双重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对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能否能够长治久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应该看到道德作用是调整社会关系、 划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相处关系的重要保证。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相同的道德规范，一旦失去了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就无法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更有效地提升，无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互相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正平等的基本保证。”深刻领会并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在非常有力的法治基础之上，还必须用法律制度来帮助实现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就是在完善法律制度基础上、保障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的进程中始终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先锋作用;为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法律强有力的保障;把坚持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完善法律制度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据此，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共同优势， 才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服务和强有力的保障[9]。
第三、有利于促进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道德观念、道德理念和犯罪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谐社会离不开文明道德的规范和保护。而人们之间关系和谐与人的心理健康是文明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因此，建立和遵守道德规范，着眼于形成广大的男女平等、尊重老人，爱护幼儿、辅助贫困地区、礼貌待人的人际和谐关系;着眼于促进人的心理健康，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名誉和利益，对于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10]。没有浓郁的文明道德氛围和强有力的道德谴责，单纯地依靠法律单方面的治理是难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因此，必须坚持把加强人民群众道德建设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断的加强全体社会成员良好的道德文化素质，从而防范和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大量发生。
第四、有利于在法制建设中培育良好的文明道德风尚“法律制度调整各种社会基础关系，一定要讲求平衡的。”据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 应对道德的一些重要原则加以维护和保障，如对家庭成员的侮辱、殴打行为，如果后果非常恶劣就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行为，而应按照侮辱罪、故意伤害罪进行刑事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的立法要体现道德的基本原则，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本质的要求。司法机构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就是惩恶扬善、褒是抑非的行为， 同时也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行为，其影响不只涉及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有当事人自身，而且会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一种震慑力。因此，要有效地利用法律强制手段， 促进社会的公德、职业的道德、家庭的美德在人民群众中逐步形成优良的传统和一定习惯作用[11]。
努力探索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首先，要认真领会、 深刻理解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内涵，规避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律制度建设与道德制度建设之间的密切联系，一定要成为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方略。因为法律是在惩罚已经是违法的犯罪人，而道德则重在劝告教育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使他们不会去犯罪，法律是治疗已经“发病”的人，道德是治疗没有“发病”的人。因此，从一定作用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12]。只有通过大力加强道德教育，思想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才能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得到经久不衰的保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障社会有序发展。
其次，要运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法律宣传活动等多种手段，促进法治与德治的相互交流。一要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一些不道德败类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的情况下，对先进道德模范行为，依法给予各种物质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模范榜样学习，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道德品质。二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转化为法律标准，使之取得全社会整体遵守法律的强制力。要探索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运行手段，把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导向作用体现在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当中。社会主义道德靠群众个人的良知和社会威慑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良知和舆论的作用尚不足以防止违反道德行为的发生[13]。在道德观念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和谐秩序能否继续存在，因此，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作用为保障加以强制执行[14]。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作用，使之从“软约束力”变为“硬约束力”，从这种作用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向广大人民群众法律宣传的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要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过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各行各业制定的工作制度、行业学习、乡政府规定村民约定中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过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强制与外在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行政部门、社会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协会，要逐步建立健全运行有效的道德自律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和奖励惩罚机制[15]。
再次，要发动人民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并通过法律法规对这种活动给予支持。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要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的精神态度，坚持依法治国这个以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因此，要积极探索出一条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全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多种活动，并同法制教育相结合起来。在创建文明的社区服务站、文明单位团体、文明家庭生活，创建文明城市社会、文明行业发展、文明村镇建设，做人民满意的公务人员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当中，始终贯穿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多种内容，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量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受到熏染，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宣讲道德、实践道德、知行合一的良好社会风气。
最后，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党员作风正派则干部群众和睦相处，干部群众和睦则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老百姓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定要把思想道德监督作为党员作风监督、社会群众监督和行政机关监督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部门监察监督机关在道德层次方面的监督检查作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快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问题，做好新形势下新阶段群众工作。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优质服务制度。坚持做到问政于老百姓、问需于老百姓、问计于老百姓，从人民伟大实践中吸收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才能使老百姓富裕、实干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敢于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各种责任，多干一些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坚持艰苦奋斗精神、勤俭节约优良传统，一定要下决心改进所谓的文风会风，着力整治部分党员庸懒散奢的不良作风，坚决克服一些形象工程、官僚霸道，以优良党员作风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带动政府风气人民风气。支持社会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党和群众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一定要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党员作风和廉政建设责任制度，巩固和发展全党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从而带动民风建设，营造出党员群众和谐的友好稳定关系。
“社会和谐能够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社会和谐能够成就国家的光辉伟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只要我们从我国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认真思考全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做出的经验，开阔胸怀的吸收和参考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5章 结论
一直以来，道德与法律问题都是中外学者们所研究的 热点 。两者之间既有外在的联系，又有内在的共性，它们是社会的两大主要调控手段，其作用及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道德法律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我国 经济 的飞速 发展 ， 法律 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新时期下又有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同时，法律和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又反过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幸福体验，即所谓的幸福感在法和理的间隙最近偶那个得到看更好的提高。作为新时期下的大学生，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在道德和法律的世界中寻找幸福。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幸福感 大学生
正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会。这对置身在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 法律知识 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 自然 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 现代 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 法律 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 名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 现代 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
最后来 说说 关于大学生所要担负的关于法律责任和道德义务。毫无疑问，大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 中国 的未来还要靠这一批特殊的人来创造。所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肩上的胆子着实不轻。思想道德的修养当然是相当要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在守法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扬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学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轨道上，做一个有着良好道德素养的人。
参考 文献 ：《道德与人的幸福》 《法律知识是幸福快乐人生的保障》《法律的道德性》 《让你变的更自信》
摘 要 法律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同自然法学家富勒长达17年的一场论战。实证主义法学派坚持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分离,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学说或者分离命题,而自然法学派则主张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即关于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离的学说或结合命题。但仅以此定义并未能反映出双方论战所具有的现实意识及对待问题的态度。本文试从富勒所著 文章 《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的角度出发,解析其背后所具有的实践性意义。
关键词 法的道德性 实证主义 良法 恶法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2-001-02
一、哈特:引出争论的着力点
在哈特教授发表《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这篇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又备受争议的论文之前,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关于法律是什么的争论就始终存在,从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再到边沁,实证法学派在对法发展不同定义的同时,始终面对着来自自然法学派的批判。但在哈特教授之前,双方学派的争论始终未能深层次的展开,而是仅陷入了表面概念的争执,富勒教授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我们遇到一系列定义性的命令。法律规则是,也就是说法律规则真的是、不过是并且总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官定下的规则,对未来国家力量触及范围的预测,官员的行为模式等等。当我们问这些定义的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怎么还要有目的,除了准确地描述对应于‘法律’这个词的社会现实,这些定义没有任何目的。当我们反问道:但是在我看来,法律看上去并不是这个样子。这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好啦,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此,争论就不得不停下来。”①
可见在实证主义法学派学者看来,没有必要太多停留在“法律是什么”这种纯粹的概念性判断层面,对于一项实际在发挥着作用的事物,无需在它的定义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问题总是出现在眼前的,何况即便是不深入探讨和争论关于法律的定义,法律依然作为一种现实的并在不停发挥作用的事物而存在着,太多形而上的争执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然而由于哈特教授的观点的出现,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原本浅显且波澜不惊的“对抗”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哈特教授的论文,这场讨论开启了新的、富有希望的转折。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承认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最好地定义对法律忠诚这一理想,并服务于这一理想。法律作为值得人们效忠的某种东西,它一定表达了某种人类的成就;它不可能是权力的简单命令,或者是在国家官员的行为中才能辨识出来可以重复的行为模式。” ②富勒教授认为,哈特教授的论文及其学术思想坦率的提出了可供实证主义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共同探讨的论点,即忠实于法律的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恶法是不是法,有没有发挥效力的基础,且人们有没有遵从恶法的义务的问题。
二、富勒:以纳粹政权为例,对实证主义法学进行批判
在各种争论性的文章中,批判对方错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以一个鲜明的具有说服力的例证来加以驳斥。富勒教授在他的这篇著作中也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他以德国纳粹政权的暴政为例。因为德国法西斯当政时期,无论是希特勒的上台掌权还是后来通过的许多反人道的立法,皆遵循了当时的法定程序,且得到了国内最广泛的遵从。富勒教授认为,当时纳粹的立法之所以甚嚣尘上,原因便在于实证主义法学的关于忠实于法律的观点从中作崇。“告密者案”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在该案件中如果赋予纳粹时期的立法以“正确的、实在法的效力”那么许多利用该法从事罪恶行为的人就获得了正当理由并可以此出罪。同时“在整个的纳粹统治期间,纳粹频繁运用了一种对美国立法者来说并非一无所知的手段,即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来矫治过去法律上的无规律性(irregularities)。这种具有溯及力的法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运用是发生在1934年7月3日的“ROEHM清洗”后。③
显然,在纳粹期间由于立法权及立法程序的异化,确实产生了很多罪恶的法令并由这些法令引发了无数的罪恶行为,但这些“法律”之所以当时被称之为法并被赋予了法的效力,并非像富勒教授所批判的那样,是全然受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影响,而是在其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的。在纳粹盛行之前,德国国内哲学的主流是黑格尔的哲学观,沉稳、厚重而踏实的学术思想,凝聚了日耳曼民族最精华的智慧同时对全世界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恩格斯曾称赞黑格尔为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黑格尔的哲学逐渐不适合原本并不发达且日益在周边环境影响下变得浮躁的德国民众,因此最终黑格尔的思想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原本在黑格尔时期默默无闻的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相当激进并带有一定暴力色彩的哲学理念,虽然当时叔本华早已离世,但他老人家没想到在他死去多年之后自己曾经面临绝望时所写的书最终成为了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来叔本华的思想被尼采所继承,并在激进程度上予以了放大。与此同时,德国兴起了“概念法学”,事实上这是源自于德国本土的一种法学思想,但其在形式上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奥斯丁的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后来“概念法学”多被认为是对奥斯丁实证法学的继承,从而也给实证主义法学蒙上了阴影。富勒教授在引用纳粹例证的时候,显然是接受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富勒教授所引用的纳粹例证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良好的法律若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必定自身存在良好的值得人们推崇的道德性,此种道德可以防止恶法的产生。尽管纳粹德国的事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订立和遵从恶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众所周知 经验 与历史需要结合其发生时的背景来理解,只对其某一方面的意义加以放大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行为。
哈特教授认为,如果执意要将道德注入法律,就很难避免罪恶的道德向法律的渗透。道德的善恶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我们事实上很难断定在纳粹时期制定的法律确实完全背离了当时民众普遍的道德观,甚至如种族灭绝之类的暴行也由于得到了源于所谓“人种优越”之类的德国民众普遍共识的价值观而使行为者避免了良心上的不安。而且记录显示,当时的德国并非处于恐怖与混乱的边缘,相反国力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在二战初期将素有“良法之治”的英国、法国逼到了敦刻尔克的边缘。由于德国的战败,其纳粹时期的立法成为了鲜明的反例并为众多的自然法学派学者所诟病,但二战的结果若是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终,则其在纳粹政权时期的制定法事实上则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就返回到了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关于忠实于法律含义的领地。
因此,富勒教授主张的关于法律需要内在道德性支持的观点确实无法避免罪恶道德向法注入的情形,而且是否存在普遍共识的善良道德观实难确定,就算确定,该种善良的道德能否发挥出有利于社会的功效亦存未知。而以当前所认定的罪恶的道德为基础的法律又是否只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亦难以判定。所以,富勒教授关于纳粹例证的引用及论证存在着起点上的瑕疵。“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 ,④如果这里的福利像卡多佐所说的,是更宽泛的含义,那么以此福利为标准检验有关法律是否值得忠诚才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三、道德性还是实证性
值得肯定的是,虽然富勒教授从善良道德的角度出发对忠实法律的意义进行的论述存在一定缺陷,但显然他的态度是一种“实证的”而非“自然的”。在《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整篇文章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富勒教授现实的心态。显然,他与哈特教授的学术之争并非只停留在概念与概念对决的智识层面,而是一种真正的以现实为出发点的争论。二人都希望通过对“何为法?何谓良法?恶法是不是法”这一系列概念的阐述,达到影响实质法的运行的目的,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这样的学术态度无疑是非常可贵的。
富勒教授所主张的自然法和法的道德性的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如根据他所阐述的理论 反思 或构建现行的法律制度,无疑在社会层面是能产生积极作用的。但倘若进一步,能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对自然法的道德概念进行“利用”或“解释”无疑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这里引用一个国内的案例进行论证。1999年9月10日辽宁省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因行人交通违章而发生的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员不负责任,由行人负全部责任。随后,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作出相似规定。
该法案在出台后法学界批评声不断,质疑的核心在于该法案违背了最根本的立法原则,即权利价值的位阶问题。通说认为,以宪法为根据,人的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机动车道路行驶的相关权利不能与之抗衡并成为驾驶员出罪的理由。若以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道德性来衡量该法案,这无疑是一条恶法,因为其侵犯了人最根本的自然的权利――生命权。这些批评同时具有现实上和道德上的说服力,该法案在一片声讨中于2003年底被废除。显然,从该法案出台伊始其命运就不会有善终,这一事件从发生到结束似乎没有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但究其过程,却存在某些值得反思的方面。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当初订立该法案时立法者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规范行人违章过马路的行为。由于道路承载力的有限性和车辆无节制的扩容性之间的矛盾,国内较大城市多半拥堵不堪。此时在缓解交通压力方面,交通法规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机动车的违章行为实施制裁并不困难,但行人多半有违章的习惯且对其的惩罚往往难以具有操作性,因而在某些情况下,道路堵塞是由行人不遵守交通信号灯造成的。在此种境况下,沈阳“撞了白撞”法案率先出台,目的便在于规制行人违章,疏导交通。如果仅从立法目的看,很难直接下结论说该法就是恶法。因为毕竟其没有直接剥夺本属于某些个体的正常权利,行人对于违章过马路并不是不可选择的。事实上他们是权衡了守法与违法的成本后才做出了违章的决定,其意志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自然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这里的后果就是有可能被“白撞”。因此,从“撞死白撞法”的实际立法目的和逻辑结构上看,该法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恶法,相反还具有良法的基本特征,如严谨的逻辑性。毕竟法只是提供一种为当事人所知的预测结果,而并不表示该行为就必须要发生。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当行人在该法规的约束下权衡了利弊、考虑了结果之后,会做出合乎理智的选择。由此,违章行为便可能得到根治。
但该法案从出台到最终被废除,听到的反对声多来自于位阶方面,即所谓自然法的道德方面的批判,而鲜有人能以实践的眼光来看待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诚然,该法规确实违宪,而且与普遍的共识亦严重不符,但是在声讨和废止之后,似乎便没了下文。最终,解决问题的 方法 没有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法案也没有出台。在这整个过程中,法律的道德性只被当做批判的武器来使用,而其核心的实用意义没有得到发挥。因此可以说在当前的环境下,法律道德性的批判仅停留在了否定的层面,而欠缺向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境况是很令人担忧的。
四、结语
笔者并非支持诸如“撞了白撞”之类的法案,更非支持将善良的道德性从法的基础和特征中驱逐出去,而是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以道德性所具备的天生的同一般民众善良和传统的心理相呼应的特点支持实际法的有效运作。如上,虽然废除原立法符合大众的评判标准且势在必行,但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可以修改该法案内容,以他种权利的损失代替生命权,如规定机动车无过错责任原则,虽令其给予受害者赔偿但由官方宣布其免责并对受害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的评价,从而使违规者在道德、信用方面遭受不利,承担痛苦。与此同时,于法规公布时给予法理上的解释,使之产生公信力,令公众相信两种权利在宪法上的同位阶性并自觉遵守,从而方能达到良好的现实效果。
总之,富勒教授与哈特教授的学术之争不仅是智识上的,更是 文化 与现实的,对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注释:
①②③[美]朗・富勒.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智识@IdeoBook网.
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的需要。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诚信道德相关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刍议》
摘 要：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的需要，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笔者试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主导性作用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模范导引作用、诚信道德教育与大学生管理工作的结合、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以及开展诚信道德教育的相关活动等五方面阐述了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道德;诚信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240-02
诚信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道德基础。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使命，高校在传授大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负有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健全道德人格的“产品”的任务。大学生是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希望、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主导性作用的发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必修课程在培养当代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7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和《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进一步推进党的十七大精神“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更好地发挥其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大学生开展诚信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为诚信道德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诚信教育角度讲就是诚实守信的路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的法律相关内容，实质是帮助学生理解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第二，“两课”教师要探索多元化教学模式，切实提高“两课”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为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增强教学的感染力，使教师的课堂讲授新颖、生动，把学生的思想紧紧吸引到教学活动中来，教师要善于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积极探索多元化教学模式。
第三，“切实转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1]作为“两课”教师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分析，真正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和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对于大学生中比较普遍存在的诚信观念上的某些不正确观点和看法，在教学中要着重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及时进行正面的引导，使学生真正从思想层面正确认识和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模范导引作用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教育家加里宁也曾说过：“教师，一方面应当是学识渊博的人，另一方面应当是高尚诚实的人。”“教师的行为对学生影响很大，一个高尚的教师会影响所教的学生”[2]。为此，要培养学生具有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示范及榜样作用至关重要。
一方面，教师作为人类文明知识的传播者，要严于律己，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准。“师者，人之模范也，无德者无以为师”。
另一方面，教师还应着重通过言传身教感染和带动学生遵守诚信规则，培养学生的诚信道德品质。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和生活中与学生的接触过程所表现出的诚实守信和敬业精神，都将成为学生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三、诚信道德教育与大学生管理工作的结合
诚信是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在大学生中开展诚信道德教育，既是他们自身成长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培养和完善大学生的良好诚信品质，既要靠教育也要靠管理。管理是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发挥规章制度的教育导向功能。高校肩负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为了有效培育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注重规章制度对大学生的教育导向功能。
第二，齐抓共管，形成诚信道德教育的合力。“建立高效能的管理体系和素质较高的政工队伍，是实现高校诚信教育目标的组织保证”[3]。高校要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政工队伍，并充分发挥党、政、工、团等各级组织的职能作用，不断改进和创新管理内容和方式，把“诚信”与各职能工作有机结合，形成教育的合力。
第三，完善大学生自治管理，引导大学生在自治管理中进行自我教育。“教育给人以理性，管理教人以规范。”[3]“大学生自我管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调节、自我激励、自我控制、自我完善和自我陶冶等。”[3]实行大学生自治管理，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自我教育中自觉接受诚信观念，培养诚信意识。
四、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为：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具有客观的教育效应。“实践活动是思想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大学生的诚信道德品质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培育和发展”[4]。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94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把社会实践纳入教学、教育计划，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科技文化服务、军政训练、勤工俭学等活动，要加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和指导，明确教育目的，提高教育实效。”[5]
一方面，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实践长效机制。“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是指相关部门与社会大众为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效果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关措施，包括实践组织保障、实践基地保障和实践经费保障等。”[6]建立健全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社会实践活动本身的开展.完善实践育人机制;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型人才;有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更好地履行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因而，只有建立健全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才能保证大学生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使大学生在“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另一方面，加强基地建设，深化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效果。实践证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但是，仍有人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持怀疑态度，要改变这种状况，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就要完善机制，加强基地建设，通过建立大学生实践基地、实习基地、就业基地，并“积极推动实践基地向稳定化、层次化和规范化迈进”[7]，从而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层次和水平，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稳定性、长期性和连续性，进而服务于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五、开展诚信道德教育的相关活动
高校具有丰富的教育素材和良好的育人环境、“学生诚信理念的建立和诚信行为的养成虽然有赖于社会大环境的好转和优化，但也离不开高校自身所特有的先导能动作用[8]。因此，高校要广泛开展诚信道德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自觉接受诚信教育。
首先，高校要着重营造有利于诚信道德品质形成的环境氛围。高校要善于利用宣传栏、宣传板、校园广播、网络(校园网、人人网、学生QQ群等等)等宣传载体大力宣传诚信道德教育的内容，积极营造“以诚信为荣，以失信可耻”的良好风气，真正形成一个倡导和尊重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其次，广泛开展诚信道德教育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形成诚信品质”[9]。一是要选取现实生活中诚信的正反典型案例，通过开展诚信主题班会、团活等活动，用大学生身边鲜活的诚信案例来教育他们，感受诚信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二是开展以诚实为主题的多种形式的诚信承诺书签名、演讲、征文、辩论、文艺演出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三是通过设立诚信考场、诚信奖学金等方式创设诚信情境，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形成诚信品质。
当代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学生密切配合，形成教育合力。当代大学生的诚信道德教育既需要柔性的思想教育和规范引导，又需要刚性的法制、制度的支持和保障，重在构建诚信道德教育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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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诚信是立人之本，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成为公民道德建设“诚信”道德 教育 的重中之重。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大学生有关诚信道德的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大学生诚信道德重建的思考》
【摘要】当代绝大多数大学生都认同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大学生失信的现象比比皆是，令人堪忧，大学生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诚信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兴旺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将从分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入手，探索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社会、学校和家庭紧密配合的三位一体教育机制，使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逐渐成为大学生的自觉。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道德;思考
1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
高校学生诚信的整体状况是积极向上、稳定发展的。但是，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不断变更，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社会趋利性影响进入大学校园，使尚不完全固化和坚实的大学生的诚信体系受到冲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大学生能恪守诚信道德，但也有部分学生在某些方面存在着诚信道德的缺失，其主要表现为：考试作弊，屡禁不止;剽窃成风，蒙混过关;求职履厉，泡沫重重;助学贷款，羞涩尴尬;不守信用，背信违约等。
2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的原因
社会大环境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双刃性凸显，一方面它有助于人们形成竞争、效率、公平、创新等意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使人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倾向，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等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弄虚作假，坑蒙拐成为社会公害。受市场经济影响至深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群体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个漩涡中，社会诚信意识的弱化和缺失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养成造成了不良影响，这是导致大学生对诚信意识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信法律制度和机制尚不健全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诚信的基础首先是法律，因而完善社会的法律体系是我们营造和保护讲诚信的社会环境的首要任务。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法律的地位和尊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制度尚不完善;社会诚信的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尚未形成。主要体现在：其一，没有制定信用激励和惩罚制度。守信用者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失信者未受到严厉制裁。在不少情况下却是守信者失利，失信者得利。其二，在判决执行上软弱无力，判决执行率低。法律作为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最高维护者，在处理违约赖账行为时显得苍白无力。债权人为追索到期债务，往往要通过诉讼方式追索债务，而采用这种方式的成本费用越来越高，不要说因种种原因败诉，即使是胜诉了，真正能够执行裁决的也很少，这使债权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失信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客观上助长了诚信缺失现象的泛滥。有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不高，处于人生成长阶段，在涉及个人利益时，难免会走上不诚信之路，这是大学生诚信意识缺失的制度体制原因。
高校诚信教育体系不完善
无论在教育理念、教育投入、 文化 建设，还是学生管理等方面，都很少考虑诚信教育的必要性，对诚信教育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从诚信教育内容看，一些高校为了扩大招生和就业，高度重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学，而思想道德教育包括诚信教育相对弱化，从教学计划到课程设置、课时安排都与专业课无法比拟。从诚信教育机制看，很多学校没有建立大学生诚信评价体系及诚信档案，许多学校口头重视，行动轻视，从学生管理、教学到服务没有形成诚信育人的环境，使诚信失去了文化传承的最佳途径，有大约54%的同学认为学好专业知识比诚信道德更实惠。
家庭教育 的影响
家庭也是诚信道德教育的环境之一，家庭环境及家长的言行对学生诚信道德的养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前中国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仍然未走出应试教育弊端，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考上名校、重点大学可谓不遗余力，把孩子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除了文化课恶补之外，一些家长又走到了教育的另一个极端，认为把孩子的琴棋书画等特长培养好，就是提高了他们的个人素质，结果，忽略了素质教育中的道德、健全人格的培养。导致新生代大学生过度关注自我，在校期间除了学习学科知识，就是考各种技能证，当涉及个人前途和利益时他们往往会放弃诚信道德。
3加强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对策
构建道德约束和法律强制有机结合的诚信建设社会环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环境决定人，反过来人对环境又具有反作用。环境只有与我们的教育目标相一致，才能在育人中发挥作用。要形成良好的诚信建设社会环境。
首先，要加大对诚信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舆论在大学生诚信道德建设中的引导、评价、监督作用。一方面，大力报道和宣传诚信人和事，使诚信的正能量在全社会充分释放，使诚实守信成为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加大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加大失信行为的风险成本，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光荣，背信弃义可耻的社会氛围。
其次，完善社会诚信法规的建设。市场经济既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律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法律是信用建设的保障。诚信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诚信建设不仅是道德建设问题，也是社会管理问题。诚信缺失的解决之策根本上需要加强法治保障。一方面，要抓紧制定社会信用管理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诚信行为规范。理顺社会信用管理体制机制，明确有关部门的责任，加强社会信用管理，强化对守信者的鼓励和对失信者的惩戒。另一方面，诚信制度建设还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法律实施不到位也有直接关系。没有法律的有效实施，诚信体系也难以真正建立。通过上述努力，让大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形成守信意识，践行守信行为。
完善学校诚信教育机制
更新诚信道德教育理念，增强诚信道德意识。诚信道德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作为诚信道德教育的主体，应该把对大学生的诚信道德教育寓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把发展学生的诚信道德素质纳人高校教育目标的完整体系之中，以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诚信道德教育体系。
(1)把诚信教育作为高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两课”阵地，结合时代的特点和需要，把诚信教育纳入学校德育教育体系，加强规划、统筹管理，并融入到学校教学和管理各个环节，通过开展以“诚信”为主题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诚信承诺”万人签名活动、网上“诚信论坛”、“诚信你我他”征文及专题 报告 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在全校营造“人人讲诚信”的教育氛围，让学生真正了解诚信对个人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到诚信乃安身立命之本。
(2)建立约束与激励机制。一方面要有诚信的约束机制，让学生诚信有章可循，违背诚信有章可罚，提高学生失信行为的风险成本;另一方面建立诚信激励机制，学校对学生诚信行为选择进行精神褒奖和物质奖励的机制，学生因其诚信的行为选择而获得心理坦然和精神满足，这样学生会更加追奉诚信。
(3)建立大学生个人诚信档案。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基本经历、奖惩情况、学杂费缴纳、助学贷款、学习情况、 社会实践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以及违纪情况的诚信记录，并将其与奖学金、助学金、干部选拔、组织发展、就业推荐等环节联系起来，使这份诚信档案成为大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二张身份证。是其道德信誉的保证，也是社会录用人才的道德“通行证”。形成人人学诚信、处处讲诚信、事事守诚信的浓厚氛围。
尊重大学生在诚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大学生是诚信教育的主体，诚信教育是否见效，归根结底依赖于被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因此，在诚信教育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应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指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强化是自我教育的一种表现，具体包括自我命令、自我检查、自我奖励、自我惩罚等，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对诚信道德的认知能力及选择与评价能力，培养道德自主和道德自律意识，使他们自觉主动的践行诚信，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营造诚信教育的家庭文化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诚信品德 对子 女影响很大。任何一个道德主体都离不开家庭道德环境的熏陶，因此要重视家庭伦理建设和家庭诚信道德环境建设，从而为道德主体诚信品性的养成创造良好的家庭道德环境。中国家长需要焦虑的事情，不是我们给孩子花了多少钱，而是花了多少时间，去认识、管教、支持孩子，使孩子成为身体健康，人格健全的社会公民。因此，家长应充分重视自身言行、道德习惯、家庭氛围等对子女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家长一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注重身体力行，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培养正确的家庭诚信教育观念和意识，用科学的 方法 教育孩子做人做事，当出现负面行为时及时纠正，给孩子树立一个诚信的榜样。另一方面，针对孩子在校期间发生考试作弊等不诚信行为，不愿告之家长的情况，家长还应主动用书信、电话、短信等方式全面关心孩子在校期间的思想、学习、人际关系等状况，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积极配合学校教育，共同优化诚信道德教育的文化氛围，努力形成学校诚信教育和家庭诚信教育目标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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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社会道德因素对大学生诚信品格形成的作用》
摘要：诚信品格是“人的社会特质”，是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道德内化的产物。这就预示大学生诚信品格的形成，需要整合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个体的各种社会道德因素：即通过强化大学生社会道德期待的自我意识、发挥亚文化的暗示与模仿功能、促进大学生道德荣誉的印象整饰、以及淳化社会风气，从而为大学生诚信教育营造出良好的道德氛围。
关键词：大学生;诚信品格;社会道德因素
诚信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当代大学生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要完成时代和社会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成为具有诚信品格的人。大学生诚信品格的形成固然离不开学校教育和自身的修养，但同时也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故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社会道德期待、亚文化、道德荣誉、社会道德风气等因素对大学生诚信品格形成的作用与影响，揭示大学生诚信品格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为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有效开展探寻新的路径。
一、强化大学生社会道德期待的自我意识
社会道德期待即社会对个体的角色期望，旨在向个体提示合理的道德规范，表明什么是受到群体赞同或谴责的行为。社会道德期待通常以一种潜在的、间接的方式影响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它既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判断标准，也是一种潜在的道德教育力量。社会对大学生在诚信方面的道德期待，不仅包括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有关诚信的一般原则和规范，如“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履约践诺，知行统一，自尊自爱，自省自律”，还包括学术方面的道德要求，即“遵从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不作弊，不剽窃”等。毋庸置疑，这些社会道德期待对于培养大学生诚信人格具有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然而，大学生是否能将社会道德期待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还与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我意识是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内在心理基础。由于自我意识中蕴含着深刻的自我要求、自我体验、 自我评价 的意义，因此，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越强，其道德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就越强，克制本能的欲望与冲动的能力也就越强。作为道德意识之一的诚信意识，说到底是一种道德的义务感、责任感，它直接发生于人的自我意识之中。也就是说，没有自我意识的确立与发展，诚信意识是很难产生的。所以，培养大学生诚信意识需要不断强化其对社会道德期待的自我意识。
1.注重发挥社会道德期待的强化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要善于将社会道德期待与大众传媒、制度、榜样等结合起来，形成舆论强化、制度强化、榜样强化，以促使大学生对社会道德的认同与遵从。其一，利用大众传媒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和吸引力强的优势，通过讲述人们身边的诚信 故事 或评论刚刚发生的造假事件，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从而有效地强化大学生对诚信道德规则的认同。其二、将社会道德期待与奖惩制度相结合，通过奖励对诚信行为给予正强化，通过惩罚对失信行为施以负强化，增强大学生的诚信道德信念，在日后的生活中养成诚信待人、诚信处事、诚信学习的良好习惯。其三、将社会道德期待与榜样人物相结合，通过榜样人物的示范效应，将抽象的社会道德期待具体化、人格化，使大学生从中受到感染和教育，强化他们对社会道德期待的自我意识。
2.积极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反省。“道德反省，指道德主体对自身道德过失的追悔和觉醒”，“是由是非观、羞愧感和责任心等心理要素和相关的生理基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道德活动结构。”道德反省以自我意识为核心，通过自我检讨、自我反思、自我悔改，实现自我超越和人格的完善。大学生诚信人格的形成，不但需要学校开展诚信教育使其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及其相关的规范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其对自己的失信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促使其产生羞愧感和内心的自责，并激励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将诚信道德要求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信念，自觉地做一名诚实守信的公民。
二、发挥亚文化的暗示与模仿功能
“亚文化亦称‘副文化’、‘小群体’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别于整体文化的地区文化或群体文化，既具有整体文化的基本特征，又具有其独特性，社会越复杂，亚文化越多。”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有其自身的校园亚文化。大学生的校园亚文化，除了与主流文化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外，还表现为对于主流文化既抗拒、反叛，又依附、承认的双重特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社会多元文化的存在等，一些不良的亚文化趁虚而入，对大学生形成不良的影响。例如，随着高校出现的学术造假、作业抄袭、考试作弊等现象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由漠视转而认可甚至参与其中的亚文化氛围，造成对大学生诚信信念的消解。对此，不能忽视当前校园文化中的亚文化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要努力挖掘亚文化特有的功能，发挥它对大学生诚信建设的积极作用。
1.重视亚文化的暗示功能。人具有接受暗示的习性。社会心理学家库利认为，暗示“是指以相对机械的即反射的方式起作用的一种影响。它不涉及大脑的选择或意志的更高级的活动。”社会生活中对个体的道德影响无处不在，亚文化中的诚信暗示往往隐含了社会群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大学生同伴群体的亚文化，常常会以一种建议性、帮助性、温和性的诱导和暗示，向主体提供社会倡导的道德原则和行为类型。同伴群体亚文化，虽然不如法规那样对主体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但它在维护诚信方面却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如果校园亚文化推崇的是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个别大学生一旦做出失信欺诈的行为，就会遭受同伴群体的议论、谴责、排斥乃至唾弃;失信学生在失去同伴群体的尊重后，不仅会产生懊悔、改正的道德心理，而且也会对其他同学产生警示的暗示作用;相反，如果大学校园中严重的学术失信现象或考试作弊未受到严厉的处罚，这种发生在大学生身边鲜活的失信事例就会对个体产生消极的暗示作用，一些同学就会将之视为一种社会认可的潜规则予以接受，甚至如法炮制。因此，学校应当注重营造诚信的亚文化氛围，发挥同伴群体亚文化的道德暗示作用，促进大学生诚实守信品德的形成。
2.发挥亚文化的道德模仿功能。道德的社会传播与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际影响来实现的，而模仿是人际影响的重要方式。所谓模仿，“是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到他人行为的刺激影响，依照他人行为，使自己的行为与之相同或相似。”模仿是人们具有的一种社会学习能力，也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环节。道德模仿是通过对道德榜样的行为仿效、内心产生道德情感共鸣、直至产生道德认同。换言之，道德模仿是人们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学习活动，是主体自觉地仿效他人的道德行为、做出与之相同或相似的道德行为的活动过程。道德模仿在人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它的“复制”作用使道德规范为大多数人所自觉遵从。
3.大学生的道德模仿需要教育者给予积极的引导。在大学生的道德模仿中，教育者的引导主要表现为：其一，为他们提供与其具有相似性的模仿对象。大学生如果受到典型诚信事件和诚信榜样人物的感染，就会增强对诚信观念的认同，进而产生积极的模仿行为。其二，引导他们对模仿对象的内在本质、行为的价值进行深入的探究和理解。这样大学生基于对诚信价值的认同而做出的模仿行为，就不再是“复制”式的，而是发自其内心的、主动外化的结果。其三，引导他们在模仿中进行体验，从情感上深化对模仿对象道德品德的尊崇，并把握时机，适时强化他们的诚信模仿行为。其四，创设、营造有利于诚信道德模仿行为发生的良好环境。诚信模仿行为是个体主动对周围环境做出选择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当社会对个体寄予的诚信期望和施加的暗示与个体的价值取向相近或相似时，就易于激发个体的道德情感，使之受到道德感染，从而促发个体在相似事件中的诚信模仿行为。
三、促进大学生道德荣誉的印象整饰
道德荣誉是人们履行道德义务之后所得到的褒奖和赞许。它包括内外两方面：一是社会舆论给予的肯定和赞许;二是由于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认可和嘉许，行为者在道德情感上产生的自我满足感和自豪感。道德荣誉作为社会舆论的特殊形式，对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具有特殊的作用：一方面，道德荣誉所具有的某种权威性促使人趋善避恶，求荣免耻;另一方面，道德荣誉采取的是正面肯定形式，更能激励人们去积极向善。所以，道德荣誉感既是人们积极履行道德义务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人们关注道德印象整饰的驱动力。
道德印象源于对社会现象的感知。具体到诚信印象，则与社会的诚信现象密切相关。诚信现象是主体形成诚信印象的知觉对象或材料。诚信现象的类型可分为观念性和实例性两种。观念性的诚信现象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文献记载的各种诚信道德 事迹 、人物传记中的诚信事件、传统道德习俗，它是社会诚信氛围的文化基础，它常常通过戏剧传诵、习俗沿革、专门教育等对主体认知发生作用。但观念性的诚信现象由于与主体的切身经历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它对于个体诚信观念形成的作用是潜在的、间接的或相对虚弱的。实例性诚信现象主要来自于个人的社会道德实践，即人们亲自参与或感知到的诚信事件。相对于观念性诚信现象，实例性诚信现象更容易或更能有效地刺激个体的感官、引发思维、加深印象。如高校开展的考前签署“诚信考试 承诺书 ”的活动;参加诚信教育讲座、论坛活动;观看以“诚信”为主题的话剧、文艺演出等等。不论是诚信事件的当事人还是见证者，实例性诚信现象都会不同程度、不同形式(比如换位思考)地对主体产生更强烈的刺激，与主体的利益取舍、道德选择发生关联，进而引发主体的道德思考和判断，形成共鸣。因此，实例性诚信现象对主体诚信印象的形成作用是相对直观的、有效的、甚至是长久的。
道德荣誉对于主体诚信印象整饰具有积极的作用。在民族性的研究中，中国人所具“面子”的人格特质，已成为共识;而心理学研究成果也表明，许多人不同程度地具有有意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良好印象的“印象整饰”的倾向性。可见，这种注重他人对自己形象的“印象整饰”与中国人顾及“脸面”的社会心理特征，具有较高的吻合性和相互强化性，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面子文化强化了人们的“印象整饰”的心理诉求或人们的“印象整饰”心理强化了中国人的面子文化。由于“脸面”与一个人的诚信道德及其名声息息相关，因此，人们为了自己或家人的“颜面”，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自己诚信的道德信誉和形象。如有的学生考试作弊被抓后，并不害怕因此取消成绩，而是在乎广而告之的全院或全校的通报批评或处分，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在老师、同学等熟人面前的形象，毕竟考试作弊是不光彩的丢人事情。还有的同学在行后，并不害怕被陌生人揭穿，但害怕被亲朋好友戳脊梁骨的责斥。显然，大学生的诚信教育，需要将中国的“面子文化”与道德荣誉加以整合，运用“面子的威力”和道德荣誉的激励功能，促使大学生诚实做事、诚信做人。
四、淳化社会道德风气
社会风气，古人称之为“风俗”。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下，社会风气是指受水土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由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的习染而形成的人们趋同一致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及生活习惯。可见，社会风气中的观念、行为和德行，是一种已经为许多人甚或大多数人所默认、所遵循的行为方式，是多年积累、习染成俗的一种惯例。“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就是社会风气的最主要的特征和功能。风气有好坏之别，良好的社会风气负载的是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而不良的社会风气负载的是颠倒的价值观念和扭曲的行为准则。因此，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 措施 ，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他还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1.官德对社会风气具有引领性。我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官德在社会道德教化中的积极作用。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孔子看来，为政者的行为和作风对社会大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功能。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德化”。为政讲信不仅是取信于民的需要，也是社会诚信教育的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带头讲信、守信的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诚信教育，对大学生诚信品格的形成具有示范作用。
2.赏罚分明的社会机制对社会风气具有保障性。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要遏制诚信缺失之风的蔓延，一方面必须要建立惩恶扬善的道德机制，加大对失信者的惩治力度，提高失信者的法律和经济成本，即让失信者名誉扫地、经济受损，得不偿失，清除失信投机获利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加大对诚实守信者的精神和物质的奖励力度，建立诚实守信的利益保障制度，激发人们诚信的道德欲望，从而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正气。
3.社会舆论对社会风气具有导向性。社会舆论对个体诚信具有定向和强化的作用。社会舆论对诚信行为的褒奖和对非诚信行为的谴责，不仅向大众明示了诚信道德价值原则和倡导的行为类型，而且其形成的褒善抑恶的舆论氛围，会以其显著的倾向性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敦促个体践行诚信道德。具而言之，社会舆论对诚信品行进行的褒扬、奖励和宣传，会增强人们诚实守信的道德认同感，而社会舆论对欺诈失信行为予以批评、抨击和呼吁道义上的惩罚，对失信者会起到控制、矫正的作用。可见，社会舆论形成的诚信“道德场”对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