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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简单说就是：1、从自发到自觉，即从下意识学起到有意识有目的的学习。 2、从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再到学习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再到将学的东西在本国进行实践。
关于中西哲学的互诠与世界哲学的建构的论文
安乐哲(RogerT．Ames)先生是一位中西比较哲学的名家，其著述颇丰。最近他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文明对话丛书”之一，彭国翔编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出版，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全面系统地理解其中西哲学比较的代表观点和思想。因为本书汇集了作者不同时期各种论著中的精品，由本人亲自挑选，在编译者的帮助下成为有机的系统，让主题更为突出，也更切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本书用中西哲学的互相比较来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家思想，广泛涉及到道论、认知、自我、性别与身体、社群与政治、死亡和宗教等诸多方面，其核心是探讨个人如何在人际、社会、政治以及整个宇宙的广阔脉络中成就一个圆满的自我。这不仅是西方哲学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儒道两家也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他们的深思熟虑可以为全人类的繁荣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
安乐哲先生在本书中坚持了自己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中国哲学可能也应该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中西哲学比较的进程，已经从早期的类型化比较和概括性归纳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解读和研究工作。我们发现，在附录中，安乐哲先生指出，为了让西方人运用中国的哲学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我们(西方人)有必要重新检讨被翻译成具有提示性的符号的一些关键术语本身的意思。所以他对“天”“道”“性”被习惯地翻译成“Heaven”“theWay”“inbornnature”的做法提出质疑，创造性地将“自然”翻译为“worlding”，将“知”翻译为“torealize”，将“诚”译作“cre-ativity”而不是“integrity”，这样的翻译打破了以前我们固定翻译的程式，也更为鲜活地揭示了这些传统概念本有的丰富含义。其根本意图是去除以前汉学研究和翻译中强加给中国哲学的许多西方式的假设，重塑古典儒学与道家的本来面貌。这一结果，对西方人来说，是一次以核心概念为工具向中国心灵世界更为贴近的有效尝试，而对中国人来说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用西方语言深化和反思我们的既有理解。而这一过程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来说，是富于启发意义的，消除语词理解偏差的背后，是对各自思想和思维偏见的摆脱，也是双方进一步学习和借鉴的契机。
中西互镜的成果还不仅限于此，在与郝大维卓有成效的合作过程中，安乐哲先生已经发展出一种体系来妥善地安置和处理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他借用了怀特海对秩序的“逻辑”和“审美”的区分，在他看来，“逻辑”秩序是由一致性和规则性表达的有序化，而“审美”的秩序是由具体性和特殊性表达的关联化，前者从逻各斯开始，强调抽象的优先性；后者开始于个体的特性，强调具体、特殊的优先性。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是一首逻辑秩序的赞歌，致力于从冗杂混乱中找寻理性和规律，那么，中国哲学传统则是用美学的感悟和关联性思维建构审美的有序。有鉴于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是人类思维发展的硕果，二者应该彼此借鉴和学习。比起神秘化或西方化中国哲学的进路来，安乐哲先生的这一思路，对提升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对话中的地位重要性而言，是更为基础而又切实可行的。在本书中，“逻辑一审美”的区分不仅可以了解中西哲学差异的基本所在，也是找到儒道共同点的有效方法，这一方法，还能用来作为发掘二者差异的一种手段。
在“逻辑一审美”区分的观照下，安乐哲先生发现，在儒道之间有一种未被揭示的“共通性”(commonality)。儒道共享了许多“预设”，这些预设在与西方哲学的对照下，使得儒道彼此的差异彰显出来并得到解释。通过分析，安乐哲用“会通”和“歧异”概括儒道的异同，他认为，在人格修养上，不同于西方对一致性的强调，儒道都致力于培育人或事物的独特性和完整性，使用类推法来决定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强调权威的人格；在思维模式上，与西方哲学不同，儒道都不太关注物质性的宇宙，不相信世界具有单一的秩序，对真理的寻求持冷漠的态度，他们所注重的是通过直接体验来获得事物之间的联系，作者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关联性思维”；在自我的概念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因为思维的非二元论性质，都不会西方哲学一样诉诸“一般本体论”和“普遍原理的科学”，而是体现为需要借由“情境化方法”加以理解的焦点——场域模式。在这些会通的观照下，儒道之间的差异也突显了出来。“君子－真人”“诚－真”“恕－无”等概念之间的差异，则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在中国哲学中所扮演的“阴阳”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作者所定义的儒家和道家，其时间的限定主要在先秦，有时也涉及两汉，作者将他们称之为“古典儒学”和“古典道家”。儒家分析的文本对象主要是《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是《老子》《庄子》《淮南子》。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也注意到儒家传统在后来的一些诠释中慢慢转向了逻辑的范式，道家在其后来的道教模式中也逐渐有了人世的倾向，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哲学从审美范式转移到逻辑范式的征兆。同时，作者也指出，我们虽然强调儒道的审美思维的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缺乏逻辑的思维，事实上，它隐含在墨家、兵家和法家代表性的思想家那里以及很多技术进步的背后。
安乐哲先生在中西互镜的.道路上不仅重审了中国哲学的精神，也反省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杜威的实用主义价值的再发现是引人深思的。西方的超越观念以及追求本体的倾向，永不停歇地在事物背后寻求适当的对象和知识机能，杜威称之为“人心耗尽不变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最后的结果就是“哲学的谬误”。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向本体论和事实的终极性发出了挑战，但二元论和逻辑的思维却总在如影随形。所以当代哲学家转而反思语言来避免因最终(thefinal)和超越(thetranscendent)而犯下的“错置具体性”(misplacedconcreteness)。杜威的实用主义正是反思传统西方哲学的一个成果，而同时它也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在广泛的方面产生了共鸣。安乐哲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在研究中国时所可能携带的理论包袱中，实用主义是干预最少的一种思想。实用主义对本体论的拒斥、对西方认识论传统的拒绝以及用语言作为核心隐喻来参与哲学讨论，不仅有利于排除西方思维方式中的超越主义，也能够借此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
此外，本书也探讨了一些争议性的话题，纠正了西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偏见。比如，中国传统中是否有超越的观念，中国儒家是否迫使女性处于卑微的角色，是否有集体主义的倾向，是否有民主的意识等等。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安乐哲先生试图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世界的多元化才是世界本来的面貌，尊重彼此的差异而又借鉴彼此的优点才是文明对话的正确态度。当前世界上各种文化正处于一个文化共生共成的状态，各种文化相互交叉也又相互影响。
在本书的附录之一“我的哲学之路”中，作者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多年的为学之路，让我们这些后学之辈读来几多唏嘘。历经13年获得博士学位、热暑中与老师蹲在一起研读《淮南子》以及此后30多年对中国哲学的用力，但愿对学术热爱的这种“鱼之乐”也能借由这本著作，传达给更多有着同样用心的心灵，成为“众乐乐”。
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影响着健康,也影响着医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西医学的许多差异都与相异的文化土壤有关,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西医学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医学论文篇1 浅谈中西医学与中西文化 摘要: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影响着健康,也影响着医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西医学的许多差异都与相异的文化土壤有关,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本文主要从中西医学看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除了差异还存在哪方面的共同点,而文化发展的规律又将导致中西医学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都是本文涉及到的问题。 关键词:中西医学 中西文化 一切从一部电影说起.电影《刮痧》中讲述了男主人公因其爸爸为其儿子刮痧而被告虐儿展开的一系列故事,而在这部电影中,反映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和口耳相传的经验中医学的矛盾,揭示出中西文化的冲突,同时也说明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中国医术的精湛.由此引发了我的思考:文化是无处不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活动,影响着健康,也影响着医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西医学的许多差异都与相异的文化土壤有关,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首先,从中西语言文字来看中西医学.语言文字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类文化现象,是思维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医学体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中西方的文字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医学的影响也不难理解。中国的象形文字是视觉文字,而其他国家的文字多为视觉文字。视觉文字比听觉文字稳定,易于流传和继承。这种稳定性使中医易于继承和统一,使中医理论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西方文字使拼音文字、听觉文字,稳定性较差,它的集约性较差,抽象性突出,表义相对单一,这些特征对西医发展的跳跃性、理论的抽象性和学科的科学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语意的差异对中西医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西方的科学发展状态及过程不同,中西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故语意的理性的意义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在中西医学中的表现十分明显。中医之“气”不同于西医之“air”,中医之“脾”不同于西医之“spleen”,中医之脏腑也不同于西医之器官。还有中医是文学语体,而西医是科学语体。语体建构的不同对两种医学体系的建构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作为最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一直指导着医学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中西医学从来没有脱离各自的哲学而存在。所以,从中西哲学的角度来分析中西医学的差异尤为重要。 中医将中国哲学与医学融为一体,当代的孙思邈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太医。而明代的张介宾也说过,“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中医的阴阳理论来自《易》的“太极生两仪”。五行学说源于“太极一气产生阴阳,阴阳化合生无形,五行既荫随含万物。”中医的基础理论几乎都可以在太极图中找到渊源。儒家和道家都源于《易》,儒以“仁术”规定着医学的方向和实用理性,影响着重义轻利、重人伦的医德原则。道以“道法自然”、“一分为二”、自然无为和辩证法等理论影响者着中医的理论基础和防病治病思想。 至于西方,从古希腊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子论开始,西方的主流哲学都坚持着“实物中心论”,这种理论引导着西医把关注的目光放在构成人体的实体物质和器官等方面。近代西方形成的还原论思路认为,整体由部分构成,应当而且可以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来认识,生命的整体性能,可以从它组成部分的性能完全解释清楚;在这种思路下,西医的研究从整体、器官、细胞,一直深入到分子和亚分子水平,并建构一系列基础医学学科。由此可见,中西医学在各自哲学运行的轨道上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的农耕文化强化了人们的无务实精神,中国人重安宁稳定而不愿涉险探索,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现世而轻未来,重求同而轻异议,重仕途而轻科技的文化特征对中医的影响十分明显,从医者多是仕途不顺才退而求其次,舍儒而向道者。而西方的航海及商业文化既有掠夺、利己、拜金等负面影响,又给人以战胜自然,敢于标新立异和藐视权威的精神。西医的发展与这些精神密切相关。 人是追求价值并按自觉目的进行活动的实体,任何对人无价值和不符合人预期目的的东西都会受到蔑视和抛弃。科学之所以能受到人的追捧,就是因为科学能使人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使人能利用科学来能动地让自然界服务于人,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需要。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一切成果必须为人的健康、幸福和发展服务。医学的主体和对象都使人,人文精神不仅是推动医学发展的动力,而且是医学研究和医学服务的重要方法。 谈到科学精神,医学既然作为一门科学,如何能不体现科学精神呢?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求真、至善、臻美的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它还是一种执着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伟大的理性力量,是一种为真理而敢于蔑视和反对神权、迷信、歪理邪说和一切强权的正义力量。纵贯几千年的中西医学史,从张仲景立足临床建立临证医学,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到李时珍历时30年,不畏艰苦的亲自栽培和收集各种药物标本,写出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从希波克拉底、盖仑、到巴斯德、哈维,无不唯实求真,蔑视神学和权威;无不舍身忘己,献身医学事业;无不具有怀疑精神、批判理性精神和谦恭、团结他人、博采众长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无不贯穿着科学精神。 展望中西医学的未来,中西医学存在着文化屏障,虽然具有相同的精神,但科学的“融合点“还没有到来,目前要强行把两种医学合而为一是不可能的。但是,中西医学会最终走向融合,融合的条件是加快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为,我们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既不能拒绝外来的先进文化,又要坚持自己优秀的民族文化。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只有民族化才能扎根,中国优秀民族文化只有走向世界才能传播出去。中西医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中西医的未来的光明的,让世人一起努力,让中西医在世界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参考资料 [1]冯泽永.《中西医学比较》[M].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 [2]郑兰英,《文化•医学与教育》[M].中国中医学出版社,2005. 中西医学论文篇2 浅谈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 摘 要：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宝贵的医学科学，中医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医学知识包含了中国医学者多年的医疗认知精髓，在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西医结合学科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医学成果，中西结合在治疗骨折、器官衰竭及麻醉阵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医学成果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医学发展中，中西医结合依然是研究的热点。本文从中西医结合医学概念入手，分析了几点对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思考，并分析了中西医结合临床应用。 关键词：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中西医学 一、中西医结合医学概述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项研究中西医联合治病的学科，从微观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门研究中西和西医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内容，探究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某项疾病中的优势和劣势，并将两种医学中的优点进行融汇，吸收两者的长处，制定一项新型的医学理论，更好服务于疾病治疗和医学进步。中西医结合发展是当前医�W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医注重养身和身体调养，对疾病治疗采取保守的治疗理念，而西医则直达病灶，消除身体的疾病部位，中西医结合医学囊括了中医和西医的治疗理念，对疾病采取宏观性的治疗策略，提高整体的医学水平。 二、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思考 (一)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观念认知 从医学起源和发展来看，中医是一种经验化的医学手段，其注重人体整体性的功能调控，重视人体微观病灶的关联系，是一种集体补偿性的治疗方法。中医则属于实验医学范畴，注重微观局部病灶的发病因，其治疗理念采取对抗性的治疗理念，直达病灶深处，对肿瘤、急性心血管等重症急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要端正认知观念，不能将两种医学对立，要认识到两种医学的互补性，坚持中医医学的特色，将先进的西医设备和治疗方法和中医结合在一起，发挥两种医学的优势，促进中西医的融合。 (二)强化对中西医学的差异性认知 中医和西医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划分范畴，两种医学在治疗理念和治疗方法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中西医几何医学发展要重视这种差异性，在医学差异性中寻求医学融合和合作，以医学科学作为基础理论，保持中西医学的发展优势，消除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困扰。中西医要深入研究生理和病理的内在联系，将宏观化的治疗理念纳入到西医中，将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中医的研究中，从两者之间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实现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实践快速开展，在医学实践中完善中西医学。 (三)建设中西医学科学目录 当前我国的中西结合医学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是没有创建完善的科学目录，这影响了专业化发展进程，在高校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招生中，其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性的学科进行招生，这增加了科学定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中西医学科学目录制定要秉承着医学开放、医学共享及医学融合的理念，推进中医科学的理论化进程，将中医治疗体系逐步完善，针对其药理分析、治疗方案及病灶研究等制定科学化的操作流程，实现中医研究方法和西医研究方法的统一性，真正实现东西融合的医药学发展理念。 (四)打造专业化的医学团队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医学团队的支撑，我国中医学的学者和大师都已经年近不惑，西医传播和发展的后续力量严重不足，中医甚至进入了低迷的发展阶段，专业性中医人才的流失加剧了中医发展的困境。因此，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首先要建立专业化的团队，鼓励中医从业者研究西医的理论方法，也加速西医从业者的中医治疗理念提升，加快融合性医学团队人才培养。在学生培养方面，要注重医学理论知识的积累，同时培养学生先进医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培养高素质的中西医学科人才，为中西医结核医学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临床应用 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目的是提升现有的医学水平，将中医和西医的优势融合在一起，实现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衔接和融合。受到长期的思维认知束缚，很多人认为中医就是唯经验论，中医治疗是慢行调理，不能起到立竿见效的作用，而西医则直达病原，治疗效果显著。中西医结合医学临床实践应当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中医治疗理念穿插，将中医经典古方的药理学试验和西医的临床试验结合在一起，结合现代的技术实验去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当前医学技术快速发展，中医学的优势体现在肿瘤疾病和妇科疾病的保守治疗，而西医则是以现代化的诊断技术来确定病情，中西医结合医学要秉承西医的诊断技术和诊断方法，挖掘中西医的优势，在西医的研究方法下开展中西药方的病理学探究，在临床实践中验证中医学的可信性，促进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目的是融汇两家所长，探究医学发展的新方向，创建新型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探究中医的病理学科学性，采用中医的诊断技术诊断病情病灶，采用药物提取技术挖掘中医药方的有效成分，实现中医和西医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于占海.对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的一点认识和思考[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0(09). [2]孙双双.浅谈中西医结合有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J].中西医结核研究，2013(04). [3]李 恩.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05). 猜你喜欢： 1. 中西医学的优势与趋势 学术论文 2. 中西医结合医学毕业论文范文 3. 中西医临床毕业论文 4. 西医临床毕业论文
我这正好有一篇，应该很合适的！浅析中西方审美差异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美术作品被介绍到了我国，使我们终于可以足不出户就尽览中西美术的杰作，由于视角的拓宽和切换，使我们可以站在中西文化之外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二者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绘画几千年的优秀成果可以有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这样的视角有很多，但我们着重从审美方面来谈一些自己的感受。通过中西绘画的比较发现中国传统绘画里的优秀作品基本上都是审“美”的，关乎“丑”与“痛”的作品非常少，而西方绘画却恰恰相反，特别是关于“痛”的作品非常多，包括古典油画时期很多与宗教题材的作品都有着对人类命运之痛进行思考的悲剧意味，到了近现代更是出现了许多在这方面大师级的人物。如：蒙克，挪威画家，被称为“近代人类心灵的肖像画家。”爱情与死亡是他一生绘画的主题，他用炽热的情感把死亡对人类生命的威胁真实的表现在画布上，他自己称自己的画为“生命、爱和死的诗歌。”《呐喊》《病中的孩子》《马拉之死》等作品充满了世纪末的不安，颓唐甚至悲观绝望，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心灵写照，另一位来自英国的画家培根，专门喜欢把人画成半人半兽，奇丑无比的怪物，而且还刻意的放在铁笼里让其徘徊呐喊，充满了悲观与割裂的气氛。而在中国传统绘画里，这样的作品似乎很少见，作为传统国画三科之首的山水画，能画出痛感的恐怕只有朱耷的山水，那种苦涩、孤独与无奈的意境，着实令人感慨，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大部分的中国画家则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来对待艺术。那么何以会这样大的差异的，画面背后一定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一、善、恶观对艺术的影响在西方的宗教里有一种“原罪”观念，即人生来是恶的，虽然经过洗礼可以洗掉“原罪”，但“本罪”却不能赦免，所以要不断地向上帝忏悔并做善事，以减轻罪恶。而西方的绘画似乎很像这样的一种忏悔仪式，即说出人性的恶所导致的那些丑与痛，这样就能不断的接近真善美，只不过不是以宗教的形式，而是以绘画的形式。而中国人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看来人性本是善良的，之所以变恶，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好，既然这样，那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与视听环境，所以做人要有“礼法纲常”约束，以免越轨变恶。因此只要从事艺术，就要表现真善美，以便耳濡目染，陶冶心性，按中国人的美好愿望，从没见过恶，怎么会变恶呢？因此在中国，任何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艺术都必是清新隽永，美好安详的，而这样的一种氛围，又反而其实很像宗教。试想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穆斯林忙碌了一天，到教堂里去做个祈祷，一个中国人忙碌了一天拿出几个珍藏的扇面对着昏黄的油灯细细品读，这两者在本质上是何其相像。既然绘画无意中承担了这样的一种作用，这就要求那些作品一定是安静的、祥和的、美的，否则它将起不到这样的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二、中西方传统哲学对绘画观念形成的影响任何民族的绘画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文化背景里最根本的就是哲学。在中国，人们对道家哲学的认同几千年来是那样的虔诚和专一，而传统绘画就根植于这样的哲学背景之上，虽然大师辈出，但基本面貌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东西方哲学都认为宇宙的基本结构是和谐的，但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也好，柏拉图也好，都认为那是一种数学比例上的和谐，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派”认为“数”是万物之内在的质，而柏拉图的“理念”宇宙本体论，也是一种合乎数学形体的理想图形，道家哲学当然也认为宇宙本体是和谐的，但这是一种音乐般的和谐。所以西方绘画重模仿、重形体、重比例、结构。而东方绘画则重感觉，在道家哲学看来所有物只有与宇宙的这种“和谐”保持一致。才是美的，所以美好的绘画必是宇宙本体，自然之道的体现，绘画无论所绘何物，终极目的是要进于道，达于道，是要象征宇宙洪荒中那种不可捉摸的和谐，西方的赫伯特·里德就曾说：“中国艺术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宇宙的和谐，有些关于宇宙的用词对描述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目的是十分必要的”。《乐记·礼论篇》有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即艺术的精神境界是一种圆满具足而又与宇宙相感，相调和的状态，在此状态中，艺术的精神是大超脱大自由。宗白华也反复强调，中国艺术的境界是求返于自己的心灵节奏以体会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纸面上表现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与大地和睦与否，协调与否的关系，中国艺术家终生努力的目标也是克服私欲的泛滥而达到与万物本性的同一，而万物本性最终都统一于道，艺术的终极目的，也便是达于道。既然艺术要达于道，而这个道又是永恒和谐的，那么艺术也只能是和谐的。三、中国艺术不干涉现实的哲学背景西方绘画中的审丑也好，审痛也好，有一个共同点即艺术不是束之高阁的空中之物，而是要与血肉人生、社会现实发生关系。而中国艺术的审“美”则很少干涉现实，这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即都与老庄哲学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关系。老子最主要的思想就是“无为”，由此以达到“无不为”。他认为，有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大道，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独立不变，周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着人力去造作安排，扰乱自然的秩序，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政治和社会的干涉。正因为对于“大道”的深信，导出了老子的人生哲学，即胡适所说的“不争主义”，老于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老子看来对抗是没有用的，还不如一切听信自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而庄子在人生哲学上，在老子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如果我们把老子称为“看淡主义”的话，那庄子就是在看淡基础上的达观了，即对于“是非”的达观。我们都知道庄于妻子死了时，他“鼓盆而歌”的故事，足见他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都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其人生哲学也可以用这四个字来概括，即乐天安命。这样的思想一旦进入艺术家的思想里，肯定不会去过多地关注现实世界的伤痛，怎样的天灾人祸，怎样的打打杀杀，自有大道去处置，而我本人画画悟道就是了。所以我们不会期望中国传统艺术作品里会有多少审“丑”或审“痛”的作品，在传统中国画家看来，这是无用功，对此几千年来都是不屑一顾的，即使有，也大多是文人士大夫的失意，不遇之痛，是个人小痛，至于人类命运，在中国人看来，是“大道”意志的必然。另外，中国艺术里审美大于审丑和审痛，我想还有其现实的原因，即与画家个人的人生境遇有很大关系，翻开古代画家的简历，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达官显贵：待诏、侍郎、尚书、丞相、大学士，甚至还有皇帝，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受益者，这样一种制度存在本身就是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从而放心逃避到艺术世界里的前提和现实基础，无论他们有多么大的社会责任感，毕竟自己的生存状态不会给他们带来“切肤之痛”。这样的一种状况，决定了他们看不到现实世界的丑与痛，作品自然就不会有太多的苦痛感。从全球文化气候来看，西方文化现在是强势文化，作为现代中国的年轻人，在没有建立起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坚定信仰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西方文化影响的、况且西方文化里确实也有很多优秀的思想，但在我们的传统里却很少甚至找不到，可能我们过于追求那种“天人合一”的高境界了，而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上是不及西方的，西方艺术作品中那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意识，悲剧感崇高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弱项。我们的文化的确是高级，可正因为这样它往往只是属于少数士大夫的一种个人奢侈品，而有不适合现时代的发展需要的地方。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对人本身关注的文化，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和传播，也就自然会成为当代人文化构成里的主要方面。正因为西方文化关注现实人生本身而不是抽象了的生命，所以它们不是单一站在审美的立场上来看待艺术，艺术还要让大众活得深刻和明白。所以要袒露出人类本性里的丑和痛给人看，但这并不是为了丑而丑为了痛而痛，只不过他们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呼唤真、善、美，这与东方艺术用真善美本身来传达真善美是殊途同归的。在此通过对中西方之审美差异的比较，是因为笔者认为这样一个转型期过后，其优秀合理的部分一定会被消化、吸收后重新贴上中国的标签，真正的传统不是单一的回归，而是不停的吸收，回归，既有超越又有着天生的自律，从而永葆这一文化血统的纯正和活力衍生金融工具——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责任。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需要作出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认定（1 6 3 2号准则第八条）。预测性财务信息——管理层负责编制预测性财务信息（3 1 1 1号准则第四条）。代编财务信息——管理层应当对提供给注册会计师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4 1 1 1号准则第七条）。三、管理层的责任贯穿于注册会计师业务工作的全过程1、客户及业务承接与维持时注册会计师承接与维持业务及客户的第一关，首先是对客户单位及其环境进行了解，在此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必须明确提及客户单位管理层的责任问题。2、签订业务约定书时在业务约定书中，应明确管理层对鉴证对象、鉴证对象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责任。3、管理层提供书面声明时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活动时，应获取管理层声明，对管理层责任予以进一步明确。4、注册会计师出具业务报告时注册会计师出具业务报告，对管理层责任的说明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审计报告，无论是标准审计报告、还是标准审计报告加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以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均应有关于管理层责任的专门段落。验资报告的范围段、审阅报告的引言段、历史财务信息审计审阅以外的其他鉴证业务报告、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报告，代编财务信息报告中均应明确提及管理层责任，通过这种明示，以便业务报告的预期使用人正确区分管理层责任和注册会计师责任，防止误解，防止以注册会计师责任来减轻管理层责任。
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篇二 《浅析我国英语教学中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 摘 要：本文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的 措施 ，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英语教学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英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措施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就需要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进行必要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其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更好地英语教学的发展。具体来说，中西方文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1.宗教信仰存在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信仰、宗教等方面也几经变迁，最后行为了儒家、道家、佛家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仁爱”、“阴阳”、“神明”、“菩萨”、“如来”等词汇;而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____在其生活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文化，就使得在其语言中出现和基督____的词汇，诸如我们熟悉的angel(天使)、religion(宗教)等。 2.生活状态、环境存在的差异 在西方的文化中，很多词汇都是和英国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其很多词汇中都很航行、水、鱼等涉及到大海的词汇有关，诸如我们比较熟悉的a ship in the sea(萍水相逢之人);all at sea(不知所措);to teach a fish to swim(班门弄斧)等;我国主要的还是以陆地环境为主，有关航海、大海等方面的词汇并不是非常多，但是我国生长竹子，所以有相应的势如破竹等相关的词汇，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也使得双方在语言表达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3.历史 典故 存在的差异 双方的典故的来源不一样，西方典故主要来自于《圣经》、喜剧、英美文学、罗马神话等方面，诸如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等;我国的历史典故则包罗甚广，不但包括名著小说，还包括民间 传说 ，一些正史、野史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其中比较经典的“曹冲称象”、“刻舟求剑”、“烽火戏诸侯”等，这些内容都反映了我国深化的历史文化内涵。 4.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西方注重自由、民主，自我意识比较强力，这种“自我”(self)的观念已经深入其文化中，具体体现在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等方面。而我国讲究的是先人后我的思想，讲究的是奉献，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非常强烈，诸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充分的体现了这种思想。 5.风俗习惯存在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风俗习惯上，诸如我们认为将人家唤作狗是十分不礼貌的用法，但是英国人却将狗作为昵称。诸如此类风俗习惯在中西的文化中体现之处比较多，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6.社会礼仪存在的差异 我在我国的家庭文化中，“谢谢”这个词很少被提到，家长照顾儿女，儿女孝顺父母被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我国深厚的伦理积淀的影响。如果偶然在家庭成员中说出了“谢谢”，反而疏远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西方的社会礼仪中，“thank you”被使用的频次非常高，几乎在所有人之间都会遇到。在这里就体现了双方社会礼仪方面存在的差异。 二、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的措施 在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之后，就需要为改善这种状况而努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英语教学的长远发展，使学生能够在文化背景的支撑下更好地 学习英语 ，激发其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对应于文化内涵的渗透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有可能产生疑惑，这样就限制了学生的纵向深入和横向发展，对于学生英语的终身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制约。为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不但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的教育，还应该在教学中渗透相关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语言和社会是分不开的，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代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语言中不但传承着民族的文化、风俗、历史等，还影响到人们的 思维方式 、价值理念，对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只有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加强对文化内涵的渗透，加强对社会文化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加深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更好地促进其英语水平的提高。 2.完善相关西方文化方面的素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更好地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育，就需要拥有足够的素材，只有加强对英语国家相关文化的了解，开展相关的情境对话、实践活动，才能更直观地向学生展示 英语文化 中的人文风俗、地理文化、神话典故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更加自觉地加强对西方文化素材的挖掘，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这样就能使其更好地明白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其更加分明地利用英语进行交流。 3.挖掘和扩展教材中的相关的文化知识 教材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基础，如果离开了教材，那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学生的英语成绩将很难保证。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要为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提升服务，因此，教师在进行相关的安排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教材的要求，联系教材输入相关的文化，只有津贴教材，才能使这些西方文化知识能够更好地提高学会僧的英语能力和水平。此外，教师还可以安排相关的活动，来对教材进行相关的扩展，诸如英语角、兴趣小组等，只有尽量创造真实的情境，才能激发学生交流、沟通的兴趣，才能增加其沟通、交流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韩琴.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2]党俊英.英语教学与文化导入[J].科技资讯，2007，(24).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相关 文章 ： 1.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1000字 2. 中西教育比较论文 3. 中西教育差异论文 4. 浅析中西方教育的差别论文
首先要确定具体作品，假如，中国的红楼梦与西方的百年孤独。先要分析其作者生平、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创作观，（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各自创作时的社会背景。然后，具体分析小说本身，从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小说里的社会环境、各自家族史等。也可以从女性视角，单一地分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从她们的性格、爱情、人生悲剧等来细细地分析。或者从其中研究当时两个作者的政治观。角度很多，要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写论文，一定要把文章构架弄好，这样思路才清晰。要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程序来写作。当然，你要在写之前认真阅读你确定的作品，任何把新视角、新问题罗列出来，在你的论文里一一给予解答。只要认真，你的论文就一定能写好。 望采纳，谢谢，祝您成功！
关于“中西方音乐”小论文音乐无国界。中西方的音乐各有各的特色，一曲《高山流水》旋律古朴、典雅、优美、深沉；节奏平稳、舒展；音调缠绵、柔婉秀娟；体现出阴柔美。 一曲《命运交响乐》节奏明快、急促、音域宽广，曲调明朗、刚健、情绪激昂、气魄宏大；体现出阳刚美。而要说中西方音乐的差异，应该还是要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说起。首先，中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制度不同。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因而在当时来说，许多音乐都是以贵族上层为服务对象的，而反映的也是贵族的享乐生活。但这也并不代表在民间也没有音乐可享受，并且这些音乐对我们来说更有研究价值，因为音乐向来是寄托思想情感的最佳载体。而在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思想较中方而言更为开放，因而题材也相对广泛。对于我们来说，要了解一个国度的音乐，必然要去了解其政治背景。再次，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不同，那么两者所歌咏的对象、方式自然而然也不同。西方，以欧洲为代表的主要处于平原地带。在中国，地貌形式则多种多样。这也是中西方音乐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中西方音乐的表现形式不同主要体现在乐器上。在中国，最有代表的要数琵琶、古筝、二胡等拨弦乐器。在传统观念中，中方音乐以江南最具代表性。而江南是水乡，其音乐特色是柔和委婉动听的，可以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自然之美。而西方音乐大多数都是以交响乐的形式呈现，乐器像大提琴、小提琴等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演奏过程中，多种乐器的结合给我们带来了全面的感受。虽然两者的形式不同，但同样让人感受到美。这便是音乐的魅力！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我们都充分感受了音乐的魔力，中西方音乐的大不同，让我们的心灵又多了一份震撼，多了一份对祖国的热爱！一、西方音乐的起源：西方音乐起源于古希腊；但由于古希腊的音乐史料流传下来的较少，人们便把中世纪作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起点；所以可以说中世纪前期的西方音乐就是基督教音乐。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所编写的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使得宗教音乐与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连系得更加的紧密。二、西方音乐的发展阶段：从17世纪初的巴洛克音乐开始到现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巴洛克音乐时期，古典音乐时期，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民族音乐时期，印象主义音乐时期，新音乐时期以及现代音乐时期风几个阶段。而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风格特点，所以每一个时期的音乐都可称为当时所流行的一种音乐流派。三、西方传统音乐的特征：所谓的西方传统音乐既是：巴赫至贝多芬之间的古典音乐时期。被称为“复调音乐之父”的巴赫、“交响乐之父”的海顿、“音乐神童”莫扎特以及贝多芬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是理性化、生活化、程式化，且曲风严谨的。中 国 部 分一、中国音乐的起源：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发端于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且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音乐，这是一种以汉族为主体的音乐文化，其中，殷商和西周时期的音乐文化具有代表意义。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为主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的交流由来已久。在汉代，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音乐和天竺乐开始传入中国；隋唐时期，大量外国音乐的输入，不仅带来外国乐曲，而且也引进了乐器、乐律和音阶。二、中国音乐的发展阶段：一、中国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秦汉。这一时期为中国音乐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二、中国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包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音乐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新乐风。一方面世界音乐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中国音乐也开始走向了世界化。三、中国音乐的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包括辽、宋、金、明、清。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呈现出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三、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强调旋律和音色是中国音乐突出的特点，而重点又放在每个音符的发音和变音上面。多数乐曲都基于五声调式，或者说五声音阶，但七声调式也作为五声调式的扩充使用。古乐曲基本上都是采用五声调式调式，而七声调式多在北方民间音乐中使用。 中西方传统音乐的比较一、中国传统乐的音阶一般是五至七声；而西方传统音乐的音阶却是七至十二声。二、中国传统音乐一般不转调；而西方传统音乐有大量的转调。三、中国传统乐器高音强低音弱，各种乐器的音色不易溶为一团；西方传统乐器高中低音较平衡，大多数乐器的音色可溶为一体。四、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由此看来，西方传统音乐是已高而不易再高，中国传统音乐是不高而大有机会再高。
中西审美差异及原因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的美学。他们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各有其不同发展史,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美学理论体系。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学是经验美学、伦理美学和社会美学。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是理性美学、宗教美学和心理美学。中西方在审美方式上、审美心理上和审美理想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一、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古代在审美思维方式上是实用理性,“贵悟不贵解”②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神与象交”、“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因此,主体在审美观照中,只注重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和一致性,对阴晴晦明、风霜雨雪、月落乌啼、水流花谢等种种自然现象,都不采取细致分析的态度,而是以心灵去冥和自然,畅我神思。西方古代在审美方式上是思辨理性,“贵解不贵悟”,强调理解、思辩,主张审美主体要注重理性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完整性。二、在审美心理上中国审美心理偏重于情感和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内容的和谐。中国儒家美学将美看作是美和善的和谐结合,就是要在审美活动中用来束缚情感,从而将审美情感纳入特定的伦理轨道,让情在理智的约束下有限的活动,从而使先天的情感欲求符合后天的伦理规范。西方审美心理偏重于心灵与理智的统一,偏重于形式的和谐。西方传统美学将美看作是真与善的和谐统一,强调在审美活动中,要用灵魂束缚肉体,用理性压抑感情,认为“最高的美不是感官所感觉到的,而是要靠心灵才能见出的”。中国在审美体验中,往往以理节情,注重向内心和向无限的超越:渴望从有限中发现无限,所以中国人喜欢登高远眺,喜欢极目抒怀,强调澄怀观道,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西方更讲人的天才禀赋,而中国更重积学修身。中国讲“养气”,重“虚静”,协调内心,不致过度激烈。中国审美体验的最高范畴是“畅神”、“悦志悦神”,更重视内在美的人格修养。西方最高的美是上帝,是神,更重视非理性的外在美。三、在审美理想上中西方在审美理想上都以“和谐”为美的最高理想,然而不同的是:中国人对儒家的“中和之美”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主体的心理属性；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超验的和谐理想表示认同,从而侧重审美对象的物理属性。其实,无论在中国的心理结构还是在西方的物理结构的背后,都还隐藏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中国的“人人之和”和西方的“人神之和”。中国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来把协调人心、稳定社会看成是审美活动的最高理想。西方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只有当灵魂受到宗教的洗涤与净化之后,才可能透过物体和谐直观上帝的和谐,从而在精神上与上帝融为一体,这种最高的审美理想,就是人与神的和谐统一。在中国与西方审美文化剧烈碰撞之际,审美意识彼此相互融通之时,进行中西审美差异的比较,进而探索中西方人格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的美学思想体系,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从而建立起既符合经验传统,又具有现代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西审美差异产生的原因产生中西审美差异的原因要从中西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审美理想的发展演变来看。儒、道思想集中代表了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美学的中心概念即是“中和之美”，强调以文权体制为中心的宇宙间的一切的普遍和谐，“中和”的宇宙是一个以现实政治和人伦社会为中心的整体和谐的宇宙，它作为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美的极致。儒家美学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普遍关怀一切存在的心灵，正是这种心灵决定了中国诗画中的那种“提神太虚”“散点透视”的空间构造和它的宇宙感，人生感。道家所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道家美学的贡献是为中国艺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境界，它的基本特征是“虚静”和“空灵”。庄子主张把自我同化于自然整体，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同于自然的一片无我而又充实的虚灵，一种“淡然无及而众美从之”的境界。在西方美学中，希腊文明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神圣的形式为中心概念的美学价值，基督教文明则向西方艺术提供了一种以光和色彩为特征的美学价值，二者相互渗透和彼此共同构成西方美术在美术风格上的总体面貌。
1、中心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西方审美文化历来各有中心，一是以伦理政教为中心，一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中西方审美文化所有的重大问题则基本上都是从这两大中心引申出来的，或者是从正面发挥，或者是从负面反拨——这一点，可以说是理解中西方审美文化的一把钥匙。
2、模式不同
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审美文化仍有区别，即一是削平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文学一贯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充满人文气息的深度模式，一是颠覆了西方现代主义所致力建造的“乌托邦式新宗教”这一涌动着崇拜情绪的深度模式。
3、出发点不同
当代审美文化又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西方人是以思和诗为上帝的出场做准备，中国人则是以思和诗为现代人文精神的流布鼓与呼，这分明仍与中西方人梦萦魂牵的上述两大中心问题保持着某种联系。
扩展资料：
人类文化从古而今这一波三折、起伏跌宕的走向又将当代人推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必须又一次地对于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作出抉择。
导致中西方审美文化削平深度、趋于平面化这一共同趋势的不仅是市场权力，而且是技术统治，不仅是“商品拜物教”，而且是“技术拜物教”。
商品消费的极大丰富和便利使人在享受着生活的福祉的同时极易滋长出感性化的倾向，现代科技在推动文明进步的同时往往以物质的力量遮蔽了人类的终极价值。
如何扭转这一现状，是摆在当代人面前的一大难题，而中西方人们所作的应答又有所不同，于此可以见出传统影响的根深蒂固。时下西方人普遍将海德格尔奉为精神宗师，海氏对于商品社会和现代技术的抨击和关于当今人类得救之道的构想使得西方人看到了一线希望。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西方审美文化之异同
简单点：中国：矜持美，内涵的修养外国基本一致：大体美，开放没，坦荡美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最早，李泽厚、刘纲纪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研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所谓狭义的研究，则以哲学家、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着作中已经多少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还认为，广义的研究虽然重要，但限于条件，目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思想家和批评家着作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观点入手。[1](P4-6)敏泽也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是研究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他所写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范围放在有关美学思想的理论形态的着作中。(P1)叶朗的看法与上面所说的稍有不同，但也是把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一个是范畴系列，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门艺术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P4)张法先生的新着《中国美学史》，也仍然把美学史看成是美学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国美学史，指的就是从远古到清代末期的审美理论史。它的主要任务是显示中国美学由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显示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显示中国思维在审美上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P6)第二种思路则以审美文化、审美风尚、审美艺术实践为主要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宗白华最早提倡这种研究。他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应该要注意表现为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宗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许明、尤西林等人则提出审美风尚史和审美形态史的研究问题。提出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摆脱美学思想史的束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陈炎新近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则把审美文化史看成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真正成熟的形态。该书认为，国内迄今为止的美学史着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前者不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和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什么程度；后者则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等。而审美文化史则介于其间，它将二者统一起来，包容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内容，并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 美学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与美学研究方法相联系的。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确定为美学思想，以一些已经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和观点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看法，其研究方法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西方美学史家们明确地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主要是运用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思想相互渗透的方法来研究美学，他们所追寻的美学思想和意识最早起源就是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的言论中。鲍桑葵说得很明确：“如果‘美学’是指美学的哲学的话，美学史自然也就是指美的哲学的历史。”(P5)他所写的《美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出的三条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审美原则——写起。(P24)而西方另一部美学史名着，即吉尔伯特和库恩所撰的《美学史》则以古希腊有关诗与哲学的争论为美学史的开端。西方美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家有很大影响。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们所写的中国美学史，以先秦理性主义思潮为起点，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开端，讲述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并得出儒家思想为主，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基本轨迹的结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也很重视这种方法。不过，他把美学史的起点定位为老子而非孔子，极大地突出了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虽不是以某个哲学家、某种思想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起点，而是强调史前审美意识对中国美学思想形成的意义，强调追溯中国审美意识产生的源头。但就其具体研究方法来说，仍然十分重视哲学思想向美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把美学思想家的着作和观点作为研究重点。 而重视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审美艺术实践的人们，则更多地考虑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性，并试图在方法论上摆脱西方哲学美学方法的影响。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了解西方美学的特点，也必须从西方艺术背景着眼，但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10](P392)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林同华先生则提出了要以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宗白华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充分注意到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的特殊性，注意到东西方美学的根本差异，即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以审美哲学为主体，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技术渗透其中的审美范畴、命题、理论的发展史，东方美学史（包括中国美学史），则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互印证的历史。如，东方许多艺术建筑：金字塔、长城、泰姬陵、吴哥古迹等都没有相应的美学理论系统予以阐发。又，中国舞蹈、建筑、园林、雕塑、音乐、陶器、青铜、玉器文化都十分发达，却无相应的美学理论予以阐发。所以，只有以印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所谓印证，依林同华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不立文字、不依言语就可以作出的审美决定，一种直觉式的审美决定。许明则认为审美风尚史的研究根本有别于美学思想史，它不是现成的美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美的论断，而是从大量材料出发得出的理论性结论。它包括的范围也很广阔，有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美学理论四个研究层面。[11]陈炎则倡导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综合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思辨推理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是一种建立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12] 我认为，以上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但若各执一端，则是不完全和片面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来说，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美学方法运用是非常重要的。美学史研究有着学科的共性，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哲学思辨性不如西方，就轻视这种研究。因为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灵表现的核心，艺术和审美的问题最终也应追踪到哲学问题上来。试想，我们如果不了解中国基本的哲学观念，如道、气、象、和、仁、有无、虚实等，不了解儒家、道家、禅宗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又怎样能了解中国美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构成？而现有的中国美学史着作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美学史着作中，我认为真正称得上成功的，有创见的，还是应该首选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几部美学史，即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哲学上寻求到理论支点，或者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主线，或者突出道家哲学的意义，或者强调儒、佛、道三家的融合。这些以哲学美学思想为主干的美学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美学史的面貌，对中国美学史学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山作用。另外，以哲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把一部中国美学史看成是哲学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避免了把美学史简单地等同于知识史或者说知识形态的研究。在《知识考古学》中，针对历史学研究的思想介入，福柯提出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是对历史学研究思想史方法的摒弃，是“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13](P175)我国有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学者亦认为：“美学史应该研究审美意识的原始记录和理论概括。”[14]我认为这些看法隐含着把美学史的研究变成纯客观的知识形态，而抹去美学史研究的思想光辉的危险。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15](P7)哲学史也罢，美学史也罢，它所展示的都应该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发展的历史，它不应该变成原始记录和纯客观描述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主体就必须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但是，在运用哲学方法研究中国美学史，考察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美学思想史演变的同时，我们切不可以忽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美学史不仅是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是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宗白华先生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要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16](P26)，这一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在于，中国美学的构成形态不同于西方美学，相对西方美学来说，在理论系统性和逻辑思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学着作多以感悟性、品鉴性形态出现，多是就具体艺术门类所谈的看法，是艺术家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在于中国美学自原始社会始，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审美实物（如彩陶、玉器等），后来，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类。宗白华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美学史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要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践展开，也是基于中国美学史的这一基本事实。林同华先生提出用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也是符合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的。中国美学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特别丰富，不仅诗、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历史悠久，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艺术审美形态也很发达，但它们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发，这就需要用印证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比如，要确认先秦美学为什么崇尚“大”，汉代美学为什么有一种厚重、恢弘的气象，魏晋时期崇尚“清”，宋元之后为什么走向世俗，归于平淡和俗艳，这都不是美学思想家、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和范畴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联系同时期丰富的艺术审美形态和现象来印证。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用艺术审美文化来印证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在提倡印证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轻视理论本身的价值，不能以审美直觉、体验、感悟的方法去代替审美哲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因为，美学史考察的对象虽然广泛，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东西，还应该包含大量的形象形态、作为艺术审美实物而存在的东西，但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建立起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历史。所以，我们提倡以印证的方法去把握中国美学史，同样离不开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自身发展的线索。不然，我们的美学史研究就成为一般的艺术史研究，而失去美学史研究应有的理论和精神内涵。宗白华先生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示范，比如，他用《考工记》中的“梓人为笋”的工艺实例来说明“虚实结合”的思想，用《易经》的“贲卦”来说明文质关系，用《易经》的“离卦”来说明中国美学中“附丽为美”的观念，都是很好地运用印证的方法解决了审美理论和观念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而没有把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变成一般的艺术史的研究。 第二，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把握中国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不可能只存在于美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的理论着作和观点中，它也存在于社会礼仪、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和文化心理中，存在于与这些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相关的艺术审美实践中。审美文化和风尚史的研究，对扩大美学研究的领域，更深入地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审美意识和精神本质，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研究先秦美学和中国上古时期的美学，中国文化性质怎样，原始宗教和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什么地位，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方式怎样，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革关系怎样，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还是剧烈变化，原始汉字、礼制文化、饮食文化对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弄清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许多人在谈到中国美学时，都很重视先秦典籍中，如《周易》，和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人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美学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更深的了解，不能从更宽广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如从远古神话宗教、生殖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饮食文化等来观照它，我们也不可能追溯到这种生命美学意识真正的根源。再如，要了解儒家美学精神，了解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若对夏商周三代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原始巫觋文化如何演进为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说明道家哲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对中国原始思维特征和南方楚文明及巫史文化缺乏了解，也是很难说清的。 所以，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也意味着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的成熟。不过，我们在强调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研究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美学史还原为审美文化史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因为，美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目的还是在于揭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并使其获得理论和思想形态。而从方法论意义看，审美文化史、审美风俗史的研究又需要美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很难进行。所以，即使我们重视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相比较起来，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审美风尚史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充分凸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时，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审美风尚的研究可以称为审美民俗学的研究，认为审美风尚的研究包括了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美学理论四个层面。[11]这种概括就不恰当地扩展了审美风尚史的研究范围，它把美学理论的研究看成是风尚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对审美风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还有学者提出，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包容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12]这在笔者看来，也是不够妥当的。因为，依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多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审美文化虽不排斥物质文化的东西，但它主要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而思想价值又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核心层次。所以，审美文化史的研究只能指向而不可能包容与超越审美思想史的研究，它只有在充分凸现美学史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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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说一、国学基本概念和内容"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囊括中华六艺五术。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 “诗类”、“书类”、 “礼类”、“易类”、 “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仪礼》、《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 “释家类”“道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 “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汇贤雅国学 提供，仅供参考
什么是“道”： 客观世界是否存在着能适应万物万事的总法则──它应是介于科学（知道的认识）和宗教（相信的认识）之中的某种"可能的认识"范畴──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的“道”。一般学科只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或一个层次，而面对社会万物万事这一错综复杂的系统，却无法给予有力的全面解释。而老子的“道”指出的却是宇宙物理与人事必然的基本法则。自然界的事物都摆脱不了这基本法则的规矩，事物顺之则生成，逆之则败亡。因此，人与天地万物皆应循“道”而为。梁启超说："吾先民以为宇宙间有自然之大理法，实为人类所当率循者，而此法理乃天之所命。" “ 道”是什么？“道”就是化生为万物的原物质和这原物质化生的万物演化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这种法则当然也是人应当遵循的人事法则）。“德”是什么？“德”是万物顺应道而形成的自性、本然，是万物各自的一种内在的品质。《道德经》就是论述宇宙间的这种大理法和人应该怎样遵循这大理法的哲学论著。
西方音乐史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以一些歌剧高雅艺术为主。
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现象——兼论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引论：中西音乐史上的“文人”现象与西方音乐史特有的“作品”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并作为汉语文学的创造主体而受到中外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一类文学家的具体生存状态有所不同，但从汉魏直至晚清的近两千年时间跨度中（从汉司马相如、魏曹植、北周庾信直至清代王士禛、黄遵宪这一巨大的文学家群体），其基本特质却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形态：即并非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但又具有明确的文艺思想和风格意识的自觉活动，从事这一文艺活动的文人在唐以前大率为世袭士族，唐以后则为科举出身的官僚。而这种非职业化的文学家生存方式也并非吾国所独有，西方文学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中（如古典时期的索福克勒斯、西塞罗、恺撒，中世纪晚期的但丁，文艺复兴以后的蒙田、孟德斯鸠和歌德等人），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社会属性，只是远不如我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那样的典型和稳定而已。这种主要活跃在文学领域的文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文人音乐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而且往往和前述的“文人”具有同质性。在大量存在具有奴隶、工匠或自由职业者音乐家的同时，文学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尤其在古琴和与诗歌密切相关的音乐体裁方面。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由文学家或具有“文人”特性的、非职业化的而又具有明确艺术创作观念的知识分子兼任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世纪开始后的相当长时期，由于“蛮族”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极大破坏，使得从大约5世纪-11世纪之间的西方音乐文化长期处于自发的原始状态，在没有审美目的和艺术观念的基督教教会音乐之外，民间艺人重新成为世俗音乐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从中世纪晚期（14世纪）开始，职业化的加深则成为西方音乐家生存方式演进道路上的主流[1]。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具有音乐家和文学家身份、长期存在的并对音乐史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人群体在西方文学史和音乐史上则显得踪迹渺茫。但是，如果细心考察中世纪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世纪晚期音乐家的生存状态，则可以发现，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新艺术”音乐家中仍然存在和我国文人音乐家极为相似的群体，即所谓的“诗人-音乐家”（poet-musician），尤其以“新艺术”时期最重要的作曲家纪尧姆·德·马肖为代表。和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但对音乐艺术的演进并未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文人音乐家相比，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具有如下的特征：虽然就整个西方音乐的漫长发展历程观之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在某一特定时期占有主流地位，并对西方音乐史的某些重要文化特征发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直接造成了西方音乐中“作品”观念的生成，即：将原来存在于文学观念中的艺术品概念引入到诗乐一体的音乐/文学作品中，进而通过文人音乐家的创作延伸至没有文学（诗歌）形式的完全的音乐作品中。这一过程伴随着“新艺术”时期西方音乐语言的高度复杂化和作曲技术理论突发式的演进，并以西欧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和近代社会的开始形成为广阔背景，对中世纪以后直至今日的西方音乐创作观念和文化特性意义重大。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向以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为核心内涵，这一点和文学史、艺术史领域的情况并无二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但却和以乐律、谱式、音乐文化和相关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存在很大区别。在汉语学界，这一中西音乐史学科核心内容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音乐史学观念上的差异，即：中国古代音乐史多着眼于音乐本体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而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遵循西方学界既有的框架，围绕时代-风格-作家-作品这一基本线索展开。然而，就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而言，这一似乎在西方音乐史学中特有的基本内核以及已经成为圭臬的将音乐文本视作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符合某种形式发展规律并由特定艺术家（即“作曲家”）所创造的“作品”的观念并非古而有之，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包含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脱颖而出的；这一“音乐作品”观念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和“音乐家”或“作曲家”作为具有审美效能的艺术品的创作者及特定艺术风格的承载者的自我认知的进程互为表里。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视之，中世纪时期是这种西方音乐特有的作品和作家观念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主要历史阶段，中世纪晚期（主要是14世纪）又是其最终确立的关键性枢纽，而中世纪晚期的文人音乐家则是直接将这种观念赋予其自身创造的作品的作曲家群体。因而，通过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及理论思考，对中世纪晚期文人音乐家的生存方式及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西方文化意义上的“音乐作品”观念的生成进行辩证，并试图进一步探索其历史成因，对于汉语文化圈内的音乐史学者和西方音乐研究者是极有意义的。1. 中世纪盛期音乐家的三种类型 “音乐家”（如果其中心性的意函是指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的话）一词在西方音乐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意味着不同生存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中世纪音乐家的社会身份与近代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差异也深深地制约着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和接受机制：虽然音乐形式的发展固然有其不受外在因素制约的自身规律和逻辑，但音乐形式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及其表达与接受的方式则差不多是由音乐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音乐家都必须接受某些在政治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的供养，这些阶层对音乐的需求与反应往往成为音乐家们努力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家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而这种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往往会反作用于音乐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这一特点从中世纪封建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最为典型的古法语地区音乐家生存方式的变化上尤其能得到体现。在中世纪盛期，音乐的创作与表演者主要是由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的三类人群构成：其一是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创作者和演唱者，这些人首先是教士，其次才是音乐家，他们从小在教会学校中受到严格的宗教和文化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低级修士和神甫，在修道院和地方教会中克尽职守，成为日课和礼拜仪式中的音乐担当者；少数具有很高修养的硕学者，秉承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将音乐视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理对象进行探讨，而获得很高的声誉。[2]在中世纪的观念结构中，即使是在这一类人中，也只有从事思辨性活动的学者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中世纪音乐理论的开创者、6世纪初的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约580-624）在其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写道：“同音乐有关的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演奏乐器；第二类谱写歌曲；第三类评判演奏和歌曲。完全沉缅于乐器的那一类人，与对音乐的理解是分离的。他们耗尽一切力量在乐器上显示自己的技巧，没有理性，也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个奴隶。第二类是作曲家。他们谱写歌曲不是凭思想和理性，而是凭某种天性。他们也是同音乐分离的。第三类人具有判断能力，他们通常能够仔细地考虑节奏、旋律和歌曲。正是这些人完全献身于理性和思想，因而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音乐家。” [3]按照波伊提乌的观点和经院哲学的思维习惯，只有从事与哲学和数学相关的、传述毕达哥拉斯理论的人才是“音乐家”（musicus），而作曲和演奏一样只是末流小技，教会作曲家和演奏者实际与手艺人没有区别，莱奥兰和佩罗坦也不过被称为“organista”（奥尔加农人）和“discantor”（狄斯康特人），而不被视作“音乐家”。[4]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分别是活跃在民间和宫廷的世俗歌手，他们中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5]相对于教会音乐家，世俗音乐家的成分相当驳杂，其中有出身贵族阶级的游吟诗人（“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他们中有国王、伯爵和骑士。[6]此外，还有流浪艺人性质的“戎格勒”（jonglor 或jongleur），一般都出身于自由平民。这两种世俗音乐家代表了中世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个阶层，他们彼此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的。特罗巴杜尔和特罗威尔们的职业是打仗和厮杀，把音乐视为百战之余的慰籍：“吟唱诗人（引者按：即游吟诗人）所歌唱的主要是温文尔雅的宫廷爱情，一种对庶民百姓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抽象情愫。这些宫廷音乐家-诗人的艺术极尽学究与晦涩之能事，……然而，专门家式的处理，使用的材料却仍旧保持了通俗来源的新鲜生动。这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品质说明，这些爱情歌曲所表现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假想人物，她美丽的躯体中跳动着一颗高贵和傲慢的灵魂，要她屈尊接受诗人的求爱，并不容易。”[7]而流浪艺人则是靠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娱乐来谋生，他们的音乐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却是中世纪不见于载籍的器乐的传承者：“他们出现在宫廷节日和最有地位的显贵城堡中；但有证据说明，他们也出现在市民阶层喧闹的节庆中，出现在比赛和尚武集会中；此外，他们也乐意为乡村婚礼提供音乐。他们积极参与宗教戏剧的演出，除了歌唱和奏琴之外，还背诵传奇、表演杂技噱头和魔术绝招。”[8]就生存方式而言，教会音乐家受到信徒的供养，和一般神职人员没有两样，音乐乃是他们日常的功课；贵族出身的世俗歌手们本身即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封建主，对于他们而言，音乐代表了内心隐秘的情感，但只是一种爱好或风尚；只有戎格勒从这一个城镇前往另一个堡寨，在宴享中为领主提供娱乐，可算得上是最早的以演艺为生的职业艺术家，他们生存的兴盛期同样在12-13世纪之间。[9] 由于生存环境和方式的不同，造成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传统的不同文化属性：教会音乐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宗教性，宫廷艳歌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抒情性，而流浪艺人的音乐不受任何固定形式和情感内涵的约束，但却追求高超的引人入胜的技艺，代表了中世纪音乐的娱乐性。就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音乐创造者对中世纪晚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论：教会音乐家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贵族音乐则创造了高贵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尤其是各种音乐诗歌体裁），而活跃于下层的戎格勒们则延续了他们职业化的生存机制。整个“新艺术”时期的音乐文化及音乐家的生存状态正是在这三种中世纪形态的交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以神学思想为基础的音乐和音乐家观念与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音乐观和以雅乐为载体的实践平台并无实质的不同，而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并未产生。虽然依附于诗歌的中世纪世俗音乐实现了音乐与文学在形式上的密切融合，但由于整个西方文学史在13世纪之前都基本处于自发状态（这突出地表现为源自民间、由宫廷文人搜集整理的史诗文学和爱情诗歌——如《罗兰之歌》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样的作品——占有主导地位，而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教会人士还很少涉及到文学创作这一历史事实），[10]我们并不能将其视为文艺复兴以后产生的艺术品意义上的音乐作品的直接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盛期的教会人士中有一小部分在从事神学著述之余，也创作一些具有自娱性的优美的拉丁语歌曲，如彼得·阿贝拉德（Peter Abelard，1080？-1142？）、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1098-1179）、瓦尔特·德·夏迪永（Walter de Chatillon，1135-190）等。[11]这些游离于宗教实践之外、但又和神学思想、诗歌创作有着密切关联的音乐实践是极为特殊的例外，除了少数作者因为其特殊的经历而留名后世以外（如阿贝拉德和爱罗伊斯的传奇爱情），大多这一类作品均为匿名。但这种类型的音乐活动在中世纪晚期（13世纪晚期之后）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兴盛一时的文人音乐家的鼻祖。
鉴赏《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拉赫玛尼诺夫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假如拉赫玛尼诺夫所有的音乐都被世界遗忘了，最后剩下的也会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很多音乐爱好者通过这部作品认识拉赫玛尼诺夫，后来才接触他的其它作品，如《第二钢琴协奏曲》、《交响舞曲》等等。《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写于1934年，此时世界乐坛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调性体系、曲式、节奏等惯用的音乐法则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流派纷呈的“新音乐”，无调性音乐、表现主义、后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十二音列等等相继出现，“求异响于新声”是欧美音乐的时代潮流，而拉赫玛尼诺夫不为所动，仍然在十九世纪的风格和形式里寻求个性的表现。《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取材于一百多年前帕格尼尼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利用其中第24首随想曲的音乐主题，写成单乐章的钢琴与乐队曲，技巧复杂精深、气势辉煌，成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炫技一派的绝响。帕格尼尼这位小提琴魔鬼被许多人描绘成炫技能手，看不到他的辉煌技巧给浪漫派带来的风格上的影响，这不但低估了帕格尼尼的艺术价值，也是对浪漫主义艺术本质的忽略。浪漫主义是一种不受拘束和无穷无尽的美，浪漫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狂热的主观表现。音乐家表现狂放无羁的感情世界，必须有炉火纯青的技巧为依托，才能进入横无际涯的艺术境界。有一件趣闻说明的正是这个问题，有一次，一位提琴手拿着乐谱去找贝多芬，提出某些小提琴部分的音乐太难，不好演奏，请作曲家修改一下，贝多芬却说：“当上帝唤醒我的时候，你以为我还会去考虑你那倒霉的提琴吗？”帕格尼尼精妙绝伦的演奏技巧和火热的演奏风格正是浪漫派作曲家渴求的境界，激发了许多音乐家的热情，追随效法者甚众。他们一方面在技巧和演奏风格上提高精进，另一方面直接从帕格尼尼的音乐里获取灵感，把他的作品改编成其它乐器的独奏曲，或者是以他的音乐主题为素材创作出自己的音乐。在大量的改编曲里，最著名的当然还是几位大作曲家的手笔，其中包括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作为音乐会曲目至今还频繁演出的当推拉赫玛尼诺夫的这首《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狂想曲是这样一种曲式：它以烈焰般的激情歌颂狂傲不羁的英雄气概，用饱满的热情表现民族精神。狂想曲不是从古典时期继承来的形式，它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家的激情锻造出的曲式，音乐内容一气贯通的单乐章作品。拉赫玛尼诺夫写的这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也可以称之“帕格尼尼主题变奏”，音乐取材于帕格尼尼的第24首小提琴随想曲，在一个音乐主题上展开24个变奏，铺衍成一部气势辉煌的大型作品。这24个变奏前后分成三组，很像是不间断连续演奏的协奏曲的三个乐章，而且独奏钢琴与乐队展开炫技性的竞奏，又很符合协奏曲。但是从音乐狂热的激情和艰深的技巧看，还是应该按照作曲家自己的标题理解为狂想曲。作为一位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首先是一位钢琴演奏家，而且技巧精湛，风格健朗，他的名字被列入伟大钢琴家的行列，他在当时唱片录制技术已经很完善，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听到他的演奏艺术。如此说来，拉赫玛尼诺夫要比他的老师柴科夫斯基幸运得多，他不必像柴科夫斯基那样拿着新完成的协奏曲去征求钢琴家的意见，结果触了霉头，一部不朽之作被说了个一无是处。拉赫玛尼诺夫写钢琴音乐从不担心技术问题，有些技巧艰深的部分，音乐甚至是在跟着飞舞的手指奔跑，听凭它把音乐带到哪里，浪漫派音乐里充满的热情往往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以辉煌的技巧表现作曲家的个人风格，然而作品里最令人难忘的却不是眼花缭乱的技巧，而是慢速的第18个变奏，整部狂想曲到这里速度突然放慢，奏出一支纯朴抒情的曲调，这个旋律开朗优美，动人心魄，其中当然也隐含着永不褪色的“俄罗斯忧郁”，这个旋律先在钢琴上唱出，质朴而平和，然后让位给弦乐，热情在逐步增长，随后发展成浪漫激情的颂歌。这段音乐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尤其富于浪漫气息，它虽然只是一个音乐片段，不是一个乐章，也被抽出来编入一些浪漫曲集的唱片，在芭蕾舞台上也可以见到这段音乐的芭蕾小品。拉赫玛尼诺夫当初写《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时有意表现帕格尼尼传说中的舞台形象，瘦骨嶙峋、苍白、狂热、鬼魅般的躯壳包裹着热情的灵魂，被艺术之神唤醒时，便光芒四射地疯狂演奏，辉煌的音乐照亮整个大厅。拉赫玛尼诺夫甚至在写这部狂想曲的同时就在考虑把它搬上芭蕾舞台，他提供了芭蕾剧情构思，编舞导演当然又是芭蕾大师福金。
朱茵说：“问我什么是性感，我真不知怎样回答，我觉得性感是一种气质，真情流露便是性感，但很多人都把性感放在很庸俗的位置，这实在令人失望，性感不同于肉感，它有一种美感。我不晓得什么是喷火，我挑的衣服都是好看的，属于个人的眼光，媒体使用那么夸张的词语来赞美我，我觉得很奇怪。”接着，她举例说，在影楼拍照时，听着自己心爱的音乐，随着音乐的节奏，肆意地释放自己的内心感觉，在镜头前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性感。一则广告说：“清新，是一种性感。” 一位名模的风格哲学是：“永远的性感。” 一位作家在谈论上海女人时说，“有闲趣的女人往往比较性感”；性感也经常与香艳联系起来：“香艳是一种氛围，一种若隐若现的性感”，“性感，是一种感受”。…… 我们当然可以对“性感”有多种多样的理解，但我认为有一种理解，是真正有活力的、非常到位的，那就是：性感是一种欲望的表达。 这欲望就是——我想吸引你(们)。当一个人用各种方法表达这一欲望时，通常他(她)就会变得性感。因此也可以说，通常，一个人只有当他(她)希望自己是性感的时候，他(她)才有可能成为性感的。上面这些可不是我说的，不过跟我对性感的理解差不多，借用一下先。以我这种一般人、普通人、保守人的看法，女人穿高跟鞋确实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形象，使自己更性感（当然不适用于所有女人，但我想至少适用于百变、地瓜、COFFEE、不语……）。但如果男人穿高跟鞋呢？我想至少就体重来看就承受不了吧，更何况还有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长发飘飘，我想更不用说，大多数男人都喜欢吧。无论是受传统文化影响也好，还是我的审美观有问题也好，至少我以为女人留长发要比男人留长发好看，女人也因为长发而更性感。当然，无论是高跟鞋还是长发，也都只是外在的表现，只是一种补充，我仍然相信内因起决定作用，于是头脑更重要。所以我说，聪明的女人如果用对了聪明，会更可爱更性感；而如果用错了聪明，那就不是可爱而是可憎。至于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曾经有一个同事，在所有人面前都会炫耀她的老公（性感），因为他老公炼过健美，是倒三角体形。但是别人特别是别的女人怎么看呢？都会悄悄说：只不过是个司机。无论金钱还是胸肌也仍然只是外在的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的基础，性感吗？所以我说，无论男人或女人，在性感的问题上都是一样的。由此我想到的是楼主的话：有的男人这两种器官（脑子和唯他独有的器官）是可以置换使用的。也就是说男人会用下半身来思考。但是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与男人又有多少区别呢？不是有一句话：男人靠征服世界来拥有女人，而女人则靠征服男人来拥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