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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文化魅力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意文字。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汉字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汉字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她以优美的形态、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文字，并在新世纪越发散发出她无与伦比的魅力！汉字形体优美。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由线条图形构成的表意文字，线条图形本身的结构就能表现出图画美。仔细端详我国的汉字，有的端庄秀美，有的自然简洁，有的流畅飘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那么丰富的书法艺术。汉字优美的形态，给我们以无限的想象力。翻开书本，你会觉得每一个汉字都是鲜活的，一个个汉字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日”的形状像太阳，“月”的形状像月牙，“山”像高高隆起的连绵山峰，“川”像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马”像骏马在奋蹄奔驰，“鸣”似鸟儿在引吭高歌，“旦”似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集”似三只鸟儿在树上依偎栖息；三人为“众”，日月为“明”，“步水（三点水）”为“涉”，双“木”成“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能为我们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让我们在汉字的世界里自由畅想，在汉字艺术的画廊里得到形象真实的美感。汉字音韵和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在一个音节内，没有复辅音，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因此，音节与音节的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整齐。汉语的音节元音占优势，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而且，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音节乐音成分比例大。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若干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许多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把这些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放在每一句或隔一句的末尾，就可以使音调和谐悦耳，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听好记。诗歌就是利用汉字的这一规律构成的韵文。每一个汉字有一个特定的声调，阴平、阳平读起来比较舒缓，叫平声，上声、去声读起来比较急促，叫仄声，有规律地交替使用这两大类声调，可以使音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汉字历史积淀深厚。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文献中典故、成语、丰富多彩。几个汉字，可以表达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的内容。如“班门弄斧”、“滥竽充数”、“黔驴技究”、“江朗才尽”、“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数不清的简洁词汇，将含义丰富深远的内容，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中国古籍，车载斗量。《老子》五千字，奥妙无穷，已形成一个学派《老子学》。《孙子兵法》几千字，变换不测，不仅适用与军界，世界多国的商界也在应用。而且，汉字字与字之间区分明显，个性突出，便于高速新产品试销读。由汉字排列组成的诗词歌赋和析字联等，讲究整齐、压韵、平仄、对仗，文字精炼，内涵丰富，高雅清新，是其它文字难以具备的。汉字是汉文化的创造物。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故可直接传递语义信息。“江、河、汛、汤、泊”与“水”有关，“扎、打、扑、扒、扔”与手的动作行为有关。汉字的构造有一定的理据性。张斌指出：“汉字的理据性透露出丰富的汉民族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内部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窥见古代的风俗、社会发展、认知水平等。”深入到每一个汉字的结构中去，就会发现其中都蕴藏着很深的造字理据，从中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远古用贝壳作货币，故记录有关经济活动的汉字都加上一个“贝”，如“贪、贫、货、贷、资、贱、财、购”等，汉字体现了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例如，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故含有贬义色彩的汉字都加上一个“女”，如“妒、奸、婪、妖、妄、嫖”等。汉语中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等，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先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鉴于这种认识，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金文、大篆（钟鼎文、石鼓文），再到秦朝时期的“小篆”，实现了“书同文”，之后“隶变”实现了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的转变，隶书、楷书以及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收集的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欢迎大家收藏参考。
一、概念界定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上百条，目前文化最古典，最受公认的还是英国的杰出文化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开创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语言”不但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狭义来说，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书面语的物质载体――文字，最狭义的语言不包括文字。广义的语言不仅包括狭义语言，而且还包括准语言，根据诉诸感觉的不同，准语言又可分为听觉的（伴随声音、音乐语言、其他声响符号），视觉的（表情、体态、动作、聋哑人手语等；图表、公式等；绘图语言；舞蹈语言；蒙太奇语言；各种符号，标志；其他视觉符号等），触觉的（盲文等）。本文所探讨的语言只要是指狭义的语言，即口头语、书面语和文字。
二、从文化角度看语言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Edward；1884—1939）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就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从文化角度，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文化包括语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语言具有文化的特点。首先，从文化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而语言正是人类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财富，属文化的一部分，二者都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其次，正像文化一样，语言也不是生物性的遗传，而是人们后天习得和学得的。再次，文化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语言也是如此，它为全社会所共有。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关系，他说：“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2、文化影响语音。文化对语音的影响也是显着的。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很多老人都会说日常的简单日语，这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东三省的殖民和侵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殖民统治而进行语言传播的不在少数，中国的香港，印度都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因为各民族国家发音的特点，语言在传播的时候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阿拉伯语在发音中有喉部的颤音，而汉语和英语中没有，宝莱坞影片《我的名字叫可汗》中男主角一直强调他的名字“喉部发音，han”但是因为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们没有喉部发颤音的习惯，在翻译中，将此音译为“khan”及“可汗”。
3、文化影响语义。在单一语言当中，很难清晰地看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但是通过几种语言的对比，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便会渐渐明了起来。在汉语里，与“狗”相关的词语多为贬义。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但是在英语中，与dog相关的词语或俗语却有怜悯、褒奖的色彩。如：clever dog（聪明的人）、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lucky dog（幸运儿）……又比如，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视为吉祥、权威的象征，广大华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但在英语中dragon则是指一种类似于龙的会喷火的妖怪。“He is a dragon”表示的不是“他是一条真龙”，而是说“他是一个残暴的人”。近年来，龙与dragon之争已经成为一桩公案。不少中国学者要为龙“正名”，主张在英语中增加“loong”一词来对译汉语中的“龙”。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力图从语言上来化解文化间的冲突与隔阂。
4、文化影响语用。在语用方面，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也是紧密的、牢固的。比如，从亲属称谓来看，在汉语中，关于姻亲，血亲和辈分都有明显，如：爸爸的弟弟和哥哥，妈妈的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称谓，而英语中，叔叔、伯伯、舅舅、姨夫统称为“uncle”。再如，中国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因此在语言上也特别强调尊卑关系。在汉语中，询问老者的年龄必须使用“贵庚”、“高寿”一类的词；询问比自己年纪小的或是同辈之人可以使用“你多大年纪？”、“你几岁了？”等语句。然而在西方国家，它们的语言当中是没有这种尊卑观念的。在英语中，询问年龄不论老少只有一种方，即“How old are you”。
三、从语言角度看文化
语言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揭示该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的文化，同时又在不断扬弃和更新原有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独特性，是民族差异的标志。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的不同，其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点。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人们可以了解到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罗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讲的，我们可以从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
四、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互动
语言首先是作为交际工具，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文化是一个整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在学习一门语言时，必须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好这门语言。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传递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深受文化的影响，理解一种语言必先了解其所反映的文化。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两者关系十分密切。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总之，语言和文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双向互动关系，语言对文化有影响有制约，文化对语言也有影响有制约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在相同场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阐述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时应注意各自文化的不同，以避免出错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关键词：语言 中西文化 差异
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它是由一个民族或社会的风俗习惯所构成。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语言的学习不是单纯地学习词汇、语法，更重要的是学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文化，看到该社会的人们的风俗习惯。下面就英汉两种语言现象在风俗习惯方面的不同展开对比分析，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敬语和谦词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敬语和谦辞
如高见、光临、寒舍、愚见等。英语中则少有敬辞和谦辞，不论对方年龄多大，级别多高，并没有汉语中“您”这样的代词。一位英国妇女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用汉语客气地问“:老爷爷，你几岁啦?”老人诧异地看着她，很生气。这位英国妇女后来才知道误会的原因，“几岁”是问小孩年龄的，对上了年纪的人应问“您高寿?”或“您多大年纪啦?”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它要求人们跟长辈或上级说话时有时甚至跟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否则就会被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谈及自己时要用谦词，如不使用，也被认为没有礼貌。英语中这类词少的原因有二：一为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二为他们长期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不一样。操汉语的人往往使用“否认”或“自贬”的方式来应答。中国人听到恭维或赞扬的话后会说“哪里，哪里”、“我做得不好”之类故作谦虚的话。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声Thank you。当西方人说Thank you表示谢意时，中国人会马上回答说不用谢，以表示客气。西方人听后，会大惑不解，觉得中国人没有礼貌。如一位英国女教师表扬一位中国女学生: A: Oh， what beautiful handwriting! B: No， no， not at all. 在女教师看来，该女生的回答是粗鲁的，否定了该教师对书法的审美观和鉴赏力，损害了她的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虽然女生本意并非如此， 只是符合了汉语的谦虚准则。英美人善于恭维他人，也乐于接受他人的恭维。当他们觉得该受到赞美却没得到赞美，会感到受到冷淡。对别人的赞美、恭维，英美人最常见的反应是“迎合”或高兴。他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否认”看作是无礼，把“自贬”视为自卑和言不由衷的虚伪。赞美语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处理得好，可以增进友谊; 但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而运用不当，不仅无助于友谊，反而会产生误会，伤害感情。
2、称呼语：中西方的称呼语的使用差别也很大
“小+姓”在汉语中称呼年龄比自己小的人，可表示亲切、稔熟等感情色彩。但如果用此称呼英国人却是不礼貌的。“老+姓”或“姓+老”在汉语中称呼年龄较自己长的，可表示尊敬、礼貌。如果用“老+姓”称呼英国人，如“old smith”，对方在心里可能会生气。在英语文化中，忌讳“老”字。“老”容易使人想到“年龄大”“、体衰”、“无用”等。所以，在称呼英美人时应避免使用“old”。称呼语中有一类亲属称呼语，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等。汉语中许多亲属称呼语可用于非亲属关系，也就是把一些其他人看成是亲属的延伸，用这种亲属称呼语来表达说话者的尊敬、亲近等意思，中国人遇到一位不认识的年长妇女可以称她为“阿姨”“、大妈”、“奶奶”;但在英语文化中这却是很不妥当的。汉语中姓与职衔(title)或亲属称谓连用，可用作称呼语。职衔包括职业、职位和头衔。如“李老师”、“汤经理”、“陈校长”“、丁爷爷”等。而在英语文化中姓与职衔、亲属称谓连在一起用作称呼语并不普遍，如不常说“Bureau Director Smith”“、Manager Jackson”“、Principal Morris”等。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除了dad、mum、 grandpa、aunt、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不用。人们常常直呼对方的名字。直呼姓名，避用称谓，是想与对话人取得平等地位（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追求人人平等是西方人的理想）。而汉语中表示其属关系的称谓却非常多。英语中的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而brother-in law 一词对应于汉语的姐夫、小叔子（丈夫的弟弟）、小舅子（妻子的弟弟）、连襟等。汉语把表亲、夫妻之间的亲属关系区分得如此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笼统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中国两、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
3、个人隐私：与外国人交谈，要避免不该问的问题
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谈及家庭、收入等话题是很平常的，并将能不能谈及这些视为人际关系远近的标准之一。而同外国人交谈时，则不应问及这些问题。外国人私事观念极强，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甚至体重都是非自由谈论的话题。这种“寒暄”无疑成了对他们私事的干涉。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对中国人和英美人来说，有可能完全相反。例如，在中国文化中“胖”和“福”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常用“你发福了”来恭维对方长胖了。而对英美人说他们长胖了，他们会很不高兴，这不仅干涉了他们的私事，而且在他们眼里， 长胖是体质下降的标志。英美男女之间经常相互恭维“你很性感”，被恭维的则会说“thanks”，而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对方会认为你心怀不轨。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那些文化差异性要引起双方的足够重视，以避免社交语用的失误。此外，还应宽容地理解异族文化的礼貌习惯，不能以己度人，更不能用自己民族的礼貌标准去要求对方。如果言语双方都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文化习俗，那么因各种差异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就会减少，并达到彼此理解、配合默契的交际效果。
语言文化与翻译的论文
论文摘要：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文化差异的存在常常成为翻译的障碍，译者必须处理好语言文化间的差异问题，使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论文关键词： 语言；文化；文化意识；翻译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对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有正确的理解，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歧义，落入翻译陷阱。
一、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一种文化，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因为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敏感，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不清楚，便不能透彻理解反映它的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往往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地联系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反映，又是掌握一种文化的直接有效的工具。如果对一特定的文化系统没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将会影响对其语言的深入理解和恰当运用。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交流又促进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是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的状态之中，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好处。现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内容、形式和手段，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
跨文化的交流又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跨文化交流。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也丰富了世界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见，语言、文化、翻译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二、文化差异——翻译的障碍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译者，作为这个过程的主体，不仅应该精通原语和译人语这两种语言，而且应该通晓这两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任何两个社会都有文化重叠现象。但是除了相似点以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面对不同于他们母语的一种异族语言和文化，常常碰到一些用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解释的事、物或者观念，这种跨文化的困惑在翻译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如：英文电视台新剧集《高校风云》(bos—tonpublic)中有句对白“no，youdidn’tdisturbus．wewerejustchewingthefat．”chewtheaft不指嚼肥肉，真正的意思是“闲聊”。所以，此句应译为“不，你没有打扰我们。我们只是在闲扯。”又如：刚刚才发薪水，有人提议周末大家一起上馆子打牙祭。一位中国女士想要减肥，好穿新近买的一条短裙，推辞说：“no，idon’tthinkicanmakeit．1wanttotightenmybeh．”后来，朋友悄悄地问她：“如果你最近手头不方便的话，我能帮你什么忙么?”该女士被问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弄明白。原来，“tightenmybelt”是经济拮据，必须节衣缩食度日。例如：“theharvestwasbadlastyear，weallhadtotightenourbelts．”(去年收成很差，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度日。)
看来文化差异引起的麻烦还真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
1．文化差异影响听话人获得信息的原因，往往是说话人越过了话语字面意义，传递一种带有文化因素的暗含意图。例如：thatguy’sgotamidastouch．作为听话人，我们首先要懂得midastouch是什么。
尽管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希腊故事，midastouch指的是希腊国王midas的点金术(thegoldentouch)，但仍不足以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文化内涵，无法获得说话人要传达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结合社交语境(如商务活动)，最终推断出这句话的意图是说那人很会做生意，他无需花费太多气力，就会像点石成金那样轻松赚钱。
2．汉英两个民族在各自文化熏陶下衍生出不同的思辨方式和推理模式，这种差异会导致他们在语言中产生不同的联想。交际双方如不注意这种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造成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例如：英语中的adultbooks一词语，从字面上看，这个是“成年人”，一个是“书”，放在一起自然就意为“成年人用书”了。然而这样推理出来的答案只是它的字面意义。从文化内涵上讲，它实际上是“色情书籍(刊)”的代名词。原来在西方社会，淫秽书刊充斥市场，为了遮人耳目，这个委婉词便应运而生。再比如seniorcitizens一词，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它所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而实际上，这里的senior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人们也常常倚老卖老。而西方人谁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更不想变老，老年意味着孤独，所以，就在“公民”前面冠以senior这一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字眼。
对诸如此类的词汇，我们如果只注意字面意义，忽视其内涵或社会文化意义，就很难真正理解、正确运用。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所负载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有人将字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之间随意划等号，把“milkyway”理解为“牛奶路”，那更是不懂天文学而贻笑大方。
3．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对应，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
例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这座昔日被誉为远东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城市正在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发展起着龙头作用。
译文：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hiscity，formallycrownedasthefinancial，economicand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dragonhead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该句中把“龙头作用”译为“dragonheadrole”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英文中，dragon一词的意思是：amvthicalmonster(thatresemblesalargefire—breezinglizard”柯林斯最新英语)，中国人把“龙”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无上的帝王的象征，甚至把它看做是光明的未来，而望子成龙”。可是英美却把“龙”视为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而这里所谓的“龙头作用”意指“引导、领头、先锋作用”。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会造成误译。
应改译为：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thiscity，formerlycrownedastheifnancial，economicandt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leading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可见，文化差异会给理解和翻译带来诸多障碍和困难。有些东西在一种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是很难理解的；同一个词或成语在不同国家人民中含义往往不同。如不了解其文化内涵，很难正确理解、正确翻译。因此，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应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含义。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至于文化差异的可译性多高，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语言的`功底，取决于译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三、提高文化意识，跨越文化鸿沟
文化意识即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译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而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或者用母语传授的文化经验去曲解信息。这就会导致误译。所以，我们说，翻译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翻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必须牢牢记住两点：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二是如何让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原语的文化养分。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问的距离，清除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而造成的障碍。有了这种态度，译者才能让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还要善于发现语言的共通性。如：speakofthedevil，andheappears．(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不难发现，中英文在这一成语上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汉文化中，曹操素有“奸雄”的称号，而英语中就使用了“devil”这个词。中英文用法上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还有：hethathasbeenbittenbyaserpentisafraidofarop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towamasnakeinone’sbosom讲述的正是我们汉文化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等特征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
由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众多差异，文化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不可能相同。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有着独特的敏感性。读者的这一独特的文化敏感性正是作者在创作语言作品时的语用前提。因此，用某一种语言创作的作品只有生活在这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才能做出作者所期待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也只能是大致相同。俗话说得好，读《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可见，翻译者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原作和译作都是文化的产物。因此，文化交流中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要克服文化的障碍。只有充分地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弄清词语的真实含义，把握好翻译的原因和尺度，既要考虑词语中的文化因素怎样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由于文化因素而产生误译，才能使得译文最切近而又最自然。
总之，译者只有提高文化意识，才能跨越文化的鸿沟。
语言是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认知工具， 文化 的载体、信息(知识、情报、资料)的载体。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篇1 浅谈英语语言中姓氏的文化内涵 摘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姓氏，它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文化载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英语姓氏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和来源，其中可能埋藏着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众多因素。对于接触语言、文化的研究者，探析英文姓氏来源的工作十分必要。本文尝试探索英语姓氏的演变历程，从而揭开现代英文姓氏与其本源的关系。这必将对英文教学以及加深学生了解 英语文化 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英语姓氏 来源 文化 英语语言 自从有了文明，人类为了便于繁衍生息、交流沟通，就发明了姓氏。随着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发展，姓名的构成和习用逐步形成。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姓氏，它作为一种符号，构成了文化载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英语姓氏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和来源，其中可能埋藏着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的因素。对于 学习英语 语言的人来说，探析英文中的姓氏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英国在经历了多次外族入侵，才得以形成英语民族及其语言。这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凯尔特人为主的世界上众多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到了近代，英语民族的活动舞台随着大英帝国不断向海外的扩张而进一步扩展，也就更大范围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血统和语言。其中，尤以美利坚民族和美国英语的形成最为典型。 这自然也就让英语姓名系统变的更加复杂化。尤其是在现、当代，英语民族血统进一步多元化，英语语言体系进一步扩大化，这当归功于大批涌入英语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尽管外来移民的姓名不断被英语同化，但多多少少都会保持原民族的某些特征。据英美 姓名学 家统计，如今英语姓名的语源就与三十多个大小语种相关。下面，我们着重来看英语姓名在其本土的演化发展过程。 在英伦三岛被诺曼底人入侵以前，即公元1006年的诺曼征服前，英国人没有姓，只有名。 英国封建主义的高峰是在公元9世纪到15世纪。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关系与市场关系不断加强，英国人口也急剧增加。由于备选的个人名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剧增的人口需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只好选择了相同的名字作为个人名。这样当同名的人相遇或同居相处时，问题就产生了，通常会出现诸如呼此彼应、一呼几应之类的误会。所以，人们就在自己的名字上添个词来区别。于是，英语民族的先民们便开始在个人名后面添加个人附加名，作为区分同名人的手段，以增强人名的社会区分职能。 个人附加名大多是本人的出生地名、职业名称或着绰号等。例如，一个名叫 Mike 的人，如果他的职业是渔夫(the Fisherman)，人们就叫他 Mike the Fisherman(渔夫麦克)。如果一个人的名叫作 Hen-rye，而他出生于牛津(Cambridge)，人们就习惯性地称呼他为 Henry of Cambridge(牛津的亨利)。个人附加名并不世袭，因此还是在个人名的范畴内，而“正宗”的英语姓往往是由个人附加名发展而来的。例如，Mike the Fisherman 和 Henry of Cam-bridge 分别演化成 Mike Fisherman(麦克?费士曼)和 Henry Cambridge(亨利?剑桥)。 到了十七世纪，英国的封建制度逐步腐朽没落，而资产阶级却迅速发展。于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文化不断进步，英国人口也急剧上升，人们联系日益密切，而随之出现的同名现象给人们的交往带来了不少麻烦。以防混淆，人们便在附加名和姓之间再添加一个或多个词来进一步区别。后来加上可变的中间名(middle name)。例如： George McadamSmith，其中的“Macadam”即为可变的中间名。 那么姓又是何时在美国出现的呢? 一些学者的结论是美国的姓始自公元 1000 年。其实，在 1492年美洲新大陆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现在美国境内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印第安人没有姓，只有个人名。姓是随着 16 世纪欧洲白人的到来才开始出现的。16 至 17 世纪，英国移民及其后裔姓名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名和姓，如法学家 James Iredell。从 18 世纪起，由于英籍移民的增加和社会联系的增多，美利坚人作为全美的主体民族也开始用中间名(Middle name )了。现 在 我 们 熟 悉 的 前 总 统 George ，他的名字就是这种情况。 英语姓氏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以变得纷繁复杂，来源更是多种多样，但是有些来源却是相同的。一种是来自地名。世界各民族的姓都和地名有密切关系 ，英姓中也有类似情况，如由祖先居住的地名而沿用下来的“Arlington”、“Ford”、“Scott”等姓。还有的是起源于行业名。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经济曾突发地繁荣，各种手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于是人们就根据职业或者工种来决定自己的姓。现今较为常见的有“Archer”(弓箭手)、“Butcher”(屠夫 )、“Glover”(手套商)、“Harper”(竖琴师)、“Locker”(仓库保管员)、“Potter”(陶工)、“Smith”(金属工 )等等。这些姓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情况。另外，贵族等的头衔也是来源之一。 有些姓最初是一些贵族家庭用来称呼一家之长的，后来为了永保家族荣誉感，便将他们传给了后代，代代相传就渐渐成了姓。“Constable”(王室总管)、“Judge”(审判官)、“King”(国王)、“Mar-shall”(元帅 )等便是此类英姓中常见的。这正是封建社会烙下的印迹。动物也给英语姓氏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某些人出于对动植物的崇拜和赞颂，就把它们的名称拿来作自己的姓。常见的如“Bird”(鸟)、“Fish”(鱼)、“Lion”(狮子)、“Swan”(天鹅)、“Wolf”(狼 )等，以及 Wood”(森林)、“Apple”(苹果)、“Flower”(花 )、“Bush”(灌木丛 )、“Rose”(玫瑰花 )等。还有一些英文姓氏来源于颜色的名称： 英语中的“Brown”(棕色的)、“Pink”(粉红色的)、“Red”(红色的)、“Silver”(银白色的)、“White”(白色的)等就是如此。江河湖海等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英语的姓氏来源十分广博，其历史成因也非常复杂。正是由于各种多变因素的参与，才导致英文姓氏的演变这般有趣。由于姓氏与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休戚相关，因此才具有非凡的意义。进一步地研究英语姓氏来源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西方的认识，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且，对于引导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英语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关翠琼.英语姓氏的起源[J].写作，2006，(22). 关于英语语言文化论文篇2 浅论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多元化英语教学 摘要：从跨文化交际视域和语言运用的层面上诠释文化在英语语言使用中所蕴涵的多样性、内在丰富性以及该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要求。可为多元文化区域内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的理论研究空间。 关键词：文化内涵;多元化;英语教学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承，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特殊载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文化影响和制约着语言交际的过程和效果。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可以表达客体的概念意义;此外，作为文化的载体，还蕴涵着该语言的民族文化含义和文化心理。 二、英语与英语文化 人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主要通过阅读了解对象国的社会风貌，文化风俗，而阅读材料多出自一两个母语国。于是有些人就认定“英语这种语言和某一两个使用英语的国家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一种错觉，因为这种理论不能充分解释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介的作用。这些人所说的“语言既不是抽象的'人类语言'，也不是微观到个人的'言语'，而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族的语言。” 因此，似乎可得出这样的推论--英国文化即英语文化。但这种错觉是由于混淆文化离不开语言，与一定的文化离不开某一具体的语言之间的界限而产生的。所以切不可在语种与文化之间划等号。因为，今天的English culture(英语文化)一词包含甚广。 三、多元的英语文化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今天的English culture(广义的英语文化)具有多元性，其内容可以涵指：①英国文化;②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化，即狭义的英语文化，如美国文化，加拿大文化，新西兰文化，澳大利亚文化及加勒比海地区部分国家的文化;③以英语为传播媒介的非英语、非西方文化;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文化内容。 毋庸置疑，英语运载着英美文化。作为以英美为代表的母语国家的语言，英语承载主流社会的文化，同时也担当非主流的、非英语移民社团与主流社会的交际媒介。如果英语不具备跨文化运载能力，身居于纽约市约25万的华人是无法同美国主流社会交流的(当然他们的交流是通过那些懂英语的移民来进行的)。由此看来，英语是英美文化的载体，推而广之英语是西方文化的载体，同时英语也是外来的、非英美的、非西方文化的载体。另外，作为外语型国家(如中国)的国际交流语言工具，它反映的是该国的政府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即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南非是南非文化的载体)。 四、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国际交流语言的英语与各国的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可以用变化着的对抗融合关系来概括。世界语言——英语正作为母语国家和第二语言型国家的内部语言而被使用，同时，还作为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非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的交流工具而被广泛使用。 在使用中，英语本身固载着的西方人的逻辑和传统与该地的使用者的母语逻辑和民族传统规范不断产生“碰撞”，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对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适应，某些英语本身固载着的东西，甚至某些“碰撞”，竟然在该国文化环境下留存下来，即所谓的英语与该国文化的融合。在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区域内，时时都在进行着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 五、英语语言文化内涵的多元化与英语教学 “作为世界语言，英语的文化内涵是多元的，既包括西方文化要素，也包括东方文化要素;既有__的元素，也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元素。” 由此可见，英语语言教学中要充分考虑英语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对英语教学过程及效果的影响。因此， 教育 者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避免与当地文化对抗，真正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协调。 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要创设立体化教学环境，是指把语言文化教学的三维即学习者、学习者将来使用语言的目的环境及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立体的课堂结构。以中国的英语教学为例，“英语基本是中国人教，中国人学，在中国用”。在此环境中，“中国文化始终占支配地位，异域文化的输入只能起补充作用。” Smith 在1981年曾指出：“一种语言一旦成为国际性的，它就不可能恪守一种文化规约。” 也就是说为了用英语跟菲律宾人做生意，中国人并不需要学习欣赏英国的生活方式，也不需要发标准的英国音。近年由于英语文化教学意识的加强，教师在英语语言教学过程中一味的强调异域文化的某些规约，强调片面的语言和文化的协调。殊不知他们忽视了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其结果是“语言似乎纯粹了，但协调被破坏了，因为犯了与当地文化对抗的错误。” 所以，切不可忘记英语运载着的中国文化。 2.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 对于少数将要从事与异域文化密切相关的工作的人来说，了解对象国的文化是必要的。即使这样学校的课程也只能起到指导作用，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教学中只顾遵循课本内容(英语的文化规约)，不能正确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指的是不能按照言语事件发生的现实环境即学习者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来决定材料的选择，来确定言语的适宜度)，那么教学中的某些行为将导致文化误导现象的产生。因此，要正确理解学校课程的作用，切不可片面夸大其作用。“要了解异国文化的全貌并能在实践中适应它，非得深入其地住上一段时间不可”。 3.补充教学力量，聘请母语使用者任教。 为了补充教学力量，我们请了很多母语使用者来教书。他们应该清楚的意识到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来中国任教的人应该接受过必要的训练，对在这一异域文化(中国文化)中“交流时可能遇到的文化歧异有必要的思想准备，这样他们便不会因为听到一个不顺耳的招呼而变得愤怒，不会因为对方的自谦自贬而大惑不解。” 师生必须认识到 “学生的文化环境是文化课的起点，对象国的文化环境是终点”。只有起点确定了，师生才能最终顺利达到终点。 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学习之初教师便一味地将对象国的文化环境强加给学生(将终点作为了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了解学生的文化环境要比让学生了解教师将把他们引进的文化环境更重要。” 而在现实的教学实践当中，外籍教师若对学生所在的文化环境一无所知，仅把对象国的文化规约呈现在课堂上，不顾冒着与该国文化产生对抗的风险，让学生模仿并接受，可想而知将会受到怎样的教学效果。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相互接触交流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格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英语已成为多元文化的载体。面对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英语语言文化教育成为高校英语教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明确英语是多元文化的载体这一事实，从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研究英语语言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无疑将对原有的英语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和 方法 提出挑战。从而为多元文化区域如何学习吸纳异域语言，借鉴、融合异域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个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理论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颜治强.世界英语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陈原.社会语言学[M].学林出版社，1983 [3]张正东.外语立体教学法的原理与模式[M].科学出版社，1999
5很难拿到论文，100也许会有人花点功夫。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 1甲骨文 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 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2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由大篆简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4隶书 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5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6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 7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8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文化，还是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汉语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中国文字的演变是跳跃式的，是华丽的，是耐人寻味的，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创造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也同样引导着中国人前进。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六种构造条例解说 [编辑]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编辑]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编辑]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编辑]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编辑]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编辑]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的字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
摘要: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
系。
在汉字教育中,如果能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继承汉民族优良的品质,发扬民族传
统的认知智慧,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实现我国的思想原创,意义极大。
关键词:汉字教育;传统文化;思想原创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甚至
人类自身的每一点进化,无不是以思想原创为动力的。
思
想原创的实现,是建立在深厚的文明积淀和有容乃大的广
采博纳基础之上的。
具体地讲,要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要在
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汩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还
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广泛吸纳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惟其
如此,才能实现思想的原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不
同形式的呈现,诸如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等等。
文章仅就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汉字的文化学意义与汉字教育
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
作
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信息,极具
文化学意义。
的确,作为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以它象形象意的独特品貌,使其更具备文化学意义,每
一个汉字,仿佛都是一个活化石,形象活泼地呈现出汉民族
文化心理,昭示着汉民族文化进程的轨迹。
通过一个个静
态的汉字,我们可以步入古人动态的历史文化圈。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首先表现为它袒呈了政治、宗教、
道德、文化变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构成形态。
第一,文化变迁问题。
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
女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史无验证的时代,而
汉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姓”字从女从
生,《说文解字》云:“姓,女之所生也。
”可见,所谓同姓,就
是同一女性祖先的人,甚至有人认为,“姓”就是女权时代
一个部族的族号,这说明女性曾经作为部落首领活跃在历
史舞台上。
这一点从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中也可得到证明。
中国最古老的姓氏都从“女”,如姬、姒、姜、嬴等,这些都证
明了女权时代的存在。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女权的
消亡,男权的兴起。
在甲骨文中,称今王“王”,而称先王为
“毓”、“后”,从甲骨文字形看,二字都是生育的象形,这既
可以证明女权时代的存在,又说明了其没落的结果,因为,
“先王”已是历史“陈迹”了。
而“父”字,甲骨文像人手执杖
形,一副家庭主宰的形态。
在甲骨文中,从女的字除了用以
姓氏之外,大都含侮辱意,如妾、绥、奴、婪等,无不说明女权
的式微没落。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不仅
堕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已不被当作人看了。
金石文字
中,将“姓”字改写从人从女就是明证。
另外,世界所有民
族,都经历了由渔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这一点也可以从汉
字中得到显现。
比如“田”在甲骨文中就有狩猎和田地两
义,这说明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农业文明季,那时候
的人们,还根据农业文明的特点,确定时空意识。
如“年”
字,甲骨文从禾从人,字形示意是人背着禾,表示收获和收
成,《春秋》中所记载的“有年”、“大有年”用的正是此意。
而古代农耕,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一年只收成一
次,因此,古人便以禾黍的收获,确定了时间上“年”的意识;
再如“春”字,甲骨文字形从田从耒耜,表示耕作,被用以表
示时间概念。
通过汉字的使用还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的
国家里古人对农业的崇拜。
“社稷”本是土神谷神,为人所
祭祀,后用以称国家。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文明变迁在文
字中的显示,如果我们在汉字教育中,注意到这种文化信
息,对于受教育者了解祖国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作
用。
第二,道德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为目的的伦
理文化,与西方的求真型文化不同,中国自古就注重道德的
教育与修养,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强调忠恕仁孝,等等,并
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旨在建立一种和谐
的群际关系,等等。
汉字也在一些侧面展示了这种独特的
文化形态,如“仁”字,从人从二,《礼记》、《孟子》中都云:
“仁者,人也。
”《论语》中云:“仁者,爱人。
”《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
”段玉裁注云:“犹言尔我亲密之词。
”显然,“仁”
字的创制,是从人的本性入手,针对人类的群际关系而言,
体现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另外,“善”、
“美”、“和”、“恕”,等等,都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信
念。
其他诸如宗教问题、宗法文化问题,都可以在汉字中找
到清晰的踪迹。
二、汉字中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与汉字教育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还表现在缩影式地传导中国传统
的认知方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等内隐文化结构。
从认知方式看,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而
轻认知,重体悟而轻分析,重形象而轻抽象,等等,这种认知
特点,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汉字的创造,是先民“仰
观天象,俯察地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造字方
法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依类象形”,所造的字是“物
象之本也”。
众所周知,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因此,文字
极具形象色彩,无论是初文象形字,还是后起的会意形声
字,都是形象斐然。
这些造字原则与方法,都体现了汉民族
传统的重体悟、重具象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
从哲学的角度看,汉字也是充满东方智慧的文字,文字
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辩性和审美灵动性。
中国传统哲学
对宇宙、人事理解把握的认知方式,就是阴阳调和、美恶相
兼、正反相容、始终相生的“一体二元”的方式。
在《易》中,
阴阳二爻表示相对立的两端事物,两爻相合构成八卦,诞生
了宇宙间的天地雷风等物质,它们阴阳调和,相反又相正,
对立又融容,演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从乾坤始,至既济未
济终,未济意味着开始新的循环,其间蕴涵了阴阳对立,相
推相转的辩证思想。
《老子》一书中,也蕴涵着深刻的辩证
统一思想,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故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
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等等,都是就事
物的两端相仇相因立论的。
这种思维品格,在汉字孳乳过
程中的“反训”现象里,得到了清晰展示。
所谓“反训”,是
指一个字具有相反相对的两个义项。
如《书·泰誓》:“予
有乱臣十人。
”疏云:“《尔雅》云:‘乱,治也。
’谓治理之臣有
十人。
”即“乱”有“治”义。
再如“介”有“大”、“小”二义,
“落”有“终”“始”二义,“受”兼“施”“受”二义,等等。
这一
类“反训”字,就是人们在创造和使用文字时的一种哲理蕴
涵,是民族智慧的显现。
汉字的审美灵动性是自不待言的,它的具象性,使其自
身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形式美,而在使用历史中,
人们根据审美的需要,对其体势不断加以美的修正,使其呈
现出多姿多态的美。
甲骨文瘦峭峻锐,金石文温敦厚重,篆
书含聚内敛,隶书外拓放逸,楷书端庄雄秀,草书飘逸虬曲
等,无不显出或动或静的美。
另外,汉字是矩形结构,每一
字都有中心和重心,又使得它呈现出秀雄浑凝的力象。
再
一点,汉字的内质充满了审美的敏感,汉字的意象更能抽象
演绎出人无限丰富的想像与联想,被惊叹为“诗之魂”,从
而启迪了诗歌创作的灵感。
认知心理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具有较固
定模式的认知心理。
可以这样说,当代人包括当代青年,无
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其脉管里流淌的都是祖先的血液。
汉字中的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是极为丰富的,在汉字教育
中,充分注意这一点,对于继承汉民族优秀的品质,发扬汉
民族灵动的智慧,实现当代的思想原创,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结语
汉字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系。
如前所述,思想原创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需要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然而思想原创是不能一蹴而就
的,它是人类文明积淀到一定厚度,人们在反思了这些文明
之后的智慧爆发;而且,思想原创也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
所能实现的,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
因此,要实现我国的
思想原创,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其广博的传统文化
素养,以及广采博纳的眼界,这样就会缩短我们思想原创的
实现时间。
而中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汉字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能在教育中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
从小就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意义是极大的。
参考文献:
[1]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2]黎辉亮.汉字:中国传统文化的镜像[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0, (2): 95-100.
[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的文化通观[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87,
(3): 82-90.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
摘要: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
系。
在汉字教育中,如果能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继承汉民族优良的品质,发扬民族传
统的认知智慧,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实现我国的思想原创,意义极大。
关键词:汉字教育;传统文化;思想原创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甚至
人类自身的每一点进化,无不是以思想原创为动力的。
思
想原创的实现,是建立在深厚的文明积淀和有容乃大的广
采博纳基础之上的。
具体地讲,要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要在
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汩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还
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广泛吸纳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惟其
如此,才能实现思想的原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不
同形式的呈现,诸如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等等。
文章仅就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汉字的文化学意义与汉字教育
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
作
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信息,极具
文化学意义。
的确,作为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以它象形象意的独特品貌,使其更具备文化学意义,每
一个汉字,仿佛都是一个活化石,形象活泼地呈现出汉民族
文化心理,昭示着汉民族文化进程的轨迹。
通过一个个静
态的汉字,我们可以步入古人动态的历史文化圈。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首先表现为它袒呈了政治、宗教、
道德、文化变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构成形态。
第一,文化变迁问题。
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
女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史无验证的时代,而
汉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姓”字从女从
生,《说文解字》云:“姓,女之所生也。
”可见,所谓同姓,就
是同一女性祖先的人,甚至有人认为,“姓”就是女权时代
一个部族的族号,这说明女性曾经作为部落首领活跃在历
史舞台上。
这一点从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中也可得到证明。
中国最古老的姓氏都从“女”,如姬、姒、姜、嬴等,这些都证
明了女权时代的存在。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女权的
消亡,男权的兴起。
在甲骨文中,称今王“王”,而称先王为
“毓”、“后”,从甲骨文字形看,二字都是生育的象形,这既
可以证明女权时代的存在,又说明了其没落的结果,因为,
“先王”已是历史“陈迹”了。
而“父”字,甲骨文像人手执杖
形,一副家庭主宰的形态。
在甲骨文中,从女的字除了用以
姓氏之外,大都含侮辱意,如妾、绥、奴、婪等,无不说明女权
的式微没落。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不仅
堕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已不被当作人看了。
金石文字
中,将“姓”字改写从人从女就是明证。
另外,世界所有民
族,都经历了由渔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这一点也可以从汉
字中得到显现。
比如“田”在甲骨文中就有狩猎和田地两
义,这说明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农业文明季,那时候
的人们,还根据农业文明的特点,确定时空意识。
如“年”
字,甲骨文从禾从人,字形示意是人背着禾,表示收获和收
成,《春秋》中所记载的“有年”、“大有年”用的正是此意。
而古代农耕,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一年只收成一
次,因此,古人便以禾黍的收获,确定了时间上“年”的意识;
再如“春”字,甲骨文字形从田从耒耜,表示耕作,被用以表
示时间概念。
通过汉字的使用还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的
国家里古人对农业的崇拜。
“社稷”本是土神谷神,为人所
祭祀,后用以称国家。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文明变迁在文
字中的显示,如果我们在汉字教育中,注意到这种文化信
息,对于受教育者了解祖国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作
用。
第二,道德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为目的的伦
理文化,与西方的求真型文化不同,中国自古就注重道德的
教育与修养,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强调忠恕仁孝,等等,并
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旨在建立一种和谐
的群际关系,等等。
汉字也在一些侧面展示了这种独特的
文化形态,如“仁”字,从人从二,《礼记》、《孟子》中都云:
“仁者,人也。
”《论语》中云:“仁者,爱人。
”《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
”段玉裁注云:“犹言尔我亲密之词。
”显然,“仁”
字的创制,是从人的本性入手,针对人类的群际关系而言,
体现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另外,“善”、
“美”、“和”、“恕”,等等,都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信
念。
其他诸如宗教问题、宗法文化问题,都可以在汉字中找
到清晰的踪迹。
二、汉字中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与汉字教育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还表现在缩影式地传导中国传统
的认知方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等内隐文化结构。
从认知方式看,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而
轻认知,重体悟而轻分析,重形象而轻抽象,等等,这种认知
特点,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汉字的创造,是先民“仰
观天象,俯察地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造字方
法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依类象形”,所造的字是“物
象之本也”。
众所周知,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因此,文字
极具形象色彩,无论是初文象形字,还是后起的会意形声
字,都是形象斐然。
这些造字原则与方法,都体现了汉民族
传统的重体悟、重具象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
从哲学的角度看,汉字也是充满东方智慧的文字,文字
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辩性和审美灵动性。
中国传统哲学
对宇宙、人事理解把握的认知方式,就是阴阳调和、美恶相
兼、正反相容、始终相生的“一体二元”的方式。
在《易》中,
阴阳二爻表示相对立的两端事物,两爻相合构成八卦,诞生
了宇宙间的天地雷风等物质,它们阴阳调和,相反又相正,
对立又融容,演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从乾坤始,至既济未
济终,未济意味着开始新的循环,其间蕴涵了阴阳对立,相
推相转的辩证思想。
《老子》一书中,也蕴涵着深刻的辩证
统一思想,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故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
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等等,都是就事
物的两端相仇相因立论的。
这种思维品格,在汉字孳乳过
程中的“反训”现象里,得到了清晰展示。
所谓“反训”,是
指一个字具有相反相对的两个义项。
如《书·泰誓》:“予
有乱臣十人。
”疏云:“《尔雅》云:‘乱,治也。
’谓治理之臣有
十人。
”即“乱”有“治”义。
再如“介”有“大”、“小”二义,
“落”有“终”“始”二义,“受”兼“施”“受”二义,等等。
这一
类“反训”字,就是人们在创造和使用文字时的一种哲理蕴
涵,是民族智慧的显现。
汉字的审美灵动性是自不待言的,它的具象性,使其自
身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形式美,而在使用历史中,
人们根据审美的需要,对其体势不断加以美的修正,使其呈
现出多姿多态的美。
甲骨文瘦峭峻锐,金石文温敦厚重,篆
书含聚内敛,隶书外拓放逸,楷书端庄雄秀,草书飘逸虬曲
等,无不显出或动或静的美。
另外,汉字是矩形结构,每一
字都有中心和重心,又使得它呈现出秀雄浑凝的力象。
再
一点,汉字的内质充满了审美的敏感,汉字的意象更能抽象
演绎出人无限丰富的想像与联想,被惊叹为“诗之魂”,从
而启迪了诗歌创作的灵感。
认知心理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具有较固
定模式的认知心理。
可以这样说,当代人包括当代青年,无
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其脉管里流淌的都是祖先的血液。
汉字中的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是极为丰富的,在汉字教育
中,充分注意这一点,对于继承汉民族优秀的品质,发扬汉
民族灵动的智慧,实现当代的思想原创,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结语
汉字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系。
如前所述,思想原创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需要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然而思想原创是不能一蹴而就
的,它是人类文明积淀到一定厚度,人们在反思了这些文明
之后的智慧爆发;而且,思想原创也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
所能实现的,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
因此,要实现我国的
思想原创,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其广博的传统文化
素养,以及广采博纳的眼界,这样就会缩短我们思想原创的
实现时间。
而中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汉字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能在教育中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
从小就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意义是极大的。
参考文献:
[1]L·R·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
[2]黎辉亮.汉字:中国传统文化的镜像[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0, (2): 95-100.
[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的文化通观[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87,
(3): 82-90.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1.论汉字的性质 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3.许慎六书说论评 4.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13.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14.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15.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16.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17.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18.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19.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20.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21.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22.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23.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24.形声字起源试论 25.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26.《说文》省声研究 27.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28.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29.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30.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31.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32.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33.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34.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35.主谓间“之”字探源 36.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37.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论文
摘要：
本文分析了留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的思维特点和容易遇到的困难，并建议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应该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选择“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的教学法，遵循“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
关键词： 对外汉语 汉字教学
汉字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重点，也是难点。对于日本、韩国等国的留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在本国语言中接触过一些汉字，有比较好的“字感”，汉字的学习和识记相对容易一些。对于那些母语是拼音文字的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就相对困难了，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建立处理形象符号的机制。在他们看来，汉子就是一个个神秘的、无规律的图形，想要通过识别图形来唤起语音和语义，是十分困难的。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了解不同国家学生的汉字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汉字的教学。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汉字学习的重要性，让学生对汉字产生兴趣，并要合理的安排汉字教学的进度，不能让学生短时间内记忆大量的汉字，产生畏难情绪；也不能在教学中过于重视语音和口语的教学，忽视了汉字读写能力的`培养。
一、根据学生的特点，适当选择“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的汉字教学法。
所谓“先语后文”是指在汉语教学的初期，先利用拼音进行教学，等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词汇、句型之后，对汉语有了初步认识，再集中引入汉字。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汉语学习的初期，更快地进入汉语语境，对母语是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和掌握。因此，对这样的初学者，教师可以考虑在最初的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利用拼音进行教学，让学生迅速掌握更多的词汇，还可以巩固和规范拼音的使用，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教师在采用这样的教学方法的时候，也要适当向学生介绍汉字，不要让学生对汉字产生排斥心理，可以引入一些简单的象形字，逐渐培养学生的兴趣，为进一步的汉字教学做好铺垫。
“语文并进”的教学方法是在语言学习的初期就开始汉字的教学，语音和汉字的学习同时进行，让学生同时掌握汉字的音、形、义。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给学生记忆汉字和词汇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大有帮助的。由于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如果单纯进行语音的教学，学生会产生许多关于字义和词义的困惑，单凭字音很难区分。“语文并进”的方法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汉字的特点和汉语言的词汇规律，更早建立汉字识别的语言机制。对于有一定汉字基础的学生，比如韩日的留学生，教师可以采取“语文并进”的教学方法；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学生，教师也可以适当尝试“语文并进”，以帮助学生尽早跨越汉字学习的障碍。
二、汉字教学要遵循“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
根据人的思维特点，简单、形象的汉字更容易被接受。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留学生，教师应该先选择一些简单的象形字和独体字进行教学，并可以结合图片，进行形象化的汉字导入；教师还可以适当介绍汉字的演变和形成，让学生对汉字有感性的认识，增加学生汉字学习的兴趣。
在进一步的汉字教学时，教师可以借助汉字形声字众多的特点，引导学生识别汉字偏旁，了解汉字偏旁表意的功能，以及形声字的构字特点等，逐步引导学生形成对汉字结构的理性认识，注意利用规律识别和记忆汉字。
教师在进行汉字结构的解读时，要注意解释的科学性，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胡乱联系，以免误导学生。另外，由于汉字的构成及演变过程十分复杂，许多声旁和形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字音和字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教师不要让学生过度依赖汉字形声字的表音功能，也不要让学生对字形的形成过程过分追究，以免舍本逐末。
参考文献：
[1]彭万勇。教学对外汉语汉字字源教学法论略[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
[2]马艳辉。对外汉语教学的汉字与词语教学法[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
[3]胥宇虹。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中之重[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4]李莉。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2）。
[5]张海燕。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的教学研究[J]。理论界，2009（06）。
[6]赵明德。汉字易学与对外汉语教学新路子[J]。汉字文化，2009（02）。
1．《敦煌变文中的助词系统》，《语言研究》1992年第1期。2．《“要是S就V了”句式语义语用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3．《现代汉语“形+宾”现象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4．《现代汉语“形+动态动词”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5．《《汉语常用词汇与日语相应汉字词汇对比》，《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1991。6．《日汉语气助词系统对比》，《汉语言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副词和副词的再分类》，胡明扬主编《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8、《“全速、大力”一类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及词类归属》，《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同义单双音节形容词对比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4期。10．《从分布上看副词的再分类》，《语言研究》2002年第2期。11．《对外汉语教学释词的几个问题》，《汉语学习》1991年第3期。12．《试谈中高级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任务》，《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13．《广播新闻听力课教学论略》（执笔），《汉语学习》1994年第3期。14．《论语感的性质、特征及类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15．《〈新编汉语教程〉的设计、实施及特点》（执笔），《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期。16．《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理论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7．《论功能及相关问题》，《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8．《〈汉语文化双向教程〉的设计与实施》（执笔），《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19．《〈骆驼祥子〉中所见的语言文化现象》，《中国语言学报》第九期，商务印书馆，1999。20．《加强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必要性》，《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言研究》2001年增刊。21．《试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原则》，《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北京分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2．《有关语言教育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归属》，《汉语学报》2001年第3期。23．《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1期。24．《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2期。2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上），《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期。26．《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本理论》（下），《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4期。27．《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3期。28．《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趣味性》，《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29．《语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相关问题》，《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首届国际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0．《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汉语学习》2003年第3期。31．《论第二语言教材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2．《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问题》，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研究的跨学科探索——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33．《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体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汉语学习》2004年第1期。34．《第二语言教材的属性、功能和基本分类》，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5．《论对外汉语教材的针对性》，《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2期。36．《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基本程序》，《海外华文教育》2004年第2期。37．《第二语言教材编写的通用原则》，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编《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2004。38．《音形容词祈使句及相关的语法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9．《汉语重叠的连续统现象——兼谈单音形容词重叠的性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汉语教学学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试论现代汉语完句范畴》，《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1期。41．《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述评》，《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2期。42．《汉字研究与汉字教学研究综观》，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3．《单音形容词重叠的形式和语法意义》，《对外汉语研究》第二期，商务印书馆，2006。44．《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综述》，《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5．《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综述》，《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6．《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综述》，《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7．《对外汉语课程、大纲与教学模式研究综述》，《对外汉语课程、大纲与教学模式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48．《论对外汉语教材的实用性》，《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49．《单音形容词构成的主观评价句》，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编《汉语研究与应用》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0．《汉语国际化进程中学科建设问题思考》，《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3期。51、《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研究综观》，《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4期。52、《文化教学的刚性原则和柔性策略》，《海外华文教育》2007年第4期。53、《对外汉语教材中文化偏误分析》，袁博平主编《TheoreticalandEmpiricalApproachtoAppliedChineseLanguageStudies》，。54.《论对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4期。55．《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纵览》，《海外华文教育》2008年第4期。又收《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六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56.《汉语国际推广》（合作），《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上编），商务印书馆，2008。57.《普通话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汉语学习2009/0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58.《关于建立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构想》世界汉语教学2009/0359.《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目标与教学理念探讨》语言文字应用2009/0360.《教学模式与分技能设课教学模式思考》，《多维视野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书评1、《现代汉语研究的成功途径—读〈北京话初探〉》（合作），《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2．《分析缜密总揽全局—读赵金铭〈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译文1．《使成复合动词的形成过程》，[日]志村良治著，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语言论集》第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2．《‘这’和‘那’——中古新的指代词体系》，[日]志村良治著，《汉语言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文章1、《汉语中的“V是不（没）V”格式》，《学汉语》1991年第11期。2．《“尽管”和“不管”的用法》，《学汉语》1992年第2期。3．《“动词+好+了”和“动词词组+好了”》，《学汉语》1992年第3期。4．《“也好”的几种用法》，《学汉语》1992年第5期。5．《比较“据说、听说、说是”的用法》，《学汉语》1992年第10期。6．《“再说”的几种用法》，《学汉语》1993年第8期。7．《“有什么好+V+的”格式》，《学汉语》1993年第10期。8．《汉语交际功能项目230项》，《学汉语》1996年第1——12期连载。9．《口语中的“真有你的”》，《学汉语》1998年第3期。10．《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教案设计，《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案设计》，华语教学出版社，2003。11．《关于构建国际汉语教育学科的构想》，《世界汉语教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