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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亚智慧与广亚精神当然不一样，广亚智慧是指广亚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而广亚精神是指王广亚研究学习其对教育的奉献精神。一、广亚智慧有以下三点：1.学生应以学习为第一要务。青年学生，任何时候都要把求知当作自己的第一责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本领，走出校门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反之，志大才疏，高不成低不就，到头仍是一事无成。 所以，一张优秀的成绩单是面对社会最有力的保障。2.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选你所爱”，慎于始，专情于一；“爱你所选”，善于终，毕生不悔。广亚爷爷说，选专业就像选对象，也许你无法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不再反悔，并付出全副的精力，全部的爱心，无怨无悔，一生幸福。3.不争强，不好斗，不记仇，不结怨，凡事让人三分，有恩必报，有仇不记。同学们上课常去的时金楼，很多人以为“时金”是取“惜时如金”之意，其实是广亚爷爷为纪念恩人林时金所题。创办人一生对帮助过自己的恩人没齿不忘，涌泉相报；对争强好斗、背信弃义之人心平气和、以德报怨，方才聚贤拢才，成就一生事业。二、广亚精神有以下三点1.勤俭朴实的精神智慧在广亚精神中，“勤俭”是一个多层面的总结：勤是指身体加精神，既要有不怕吃苦不畏劳作的“三吃”态度，又要学会培养自己在遇到困难时，愈挫愈勇、恒持不懈的毅力与精神，还得讲求效率，雷厉风行，不拖拖拉拉畏畏缩缩，才能成事。俭，讲求节俭意识，能省则省，该用也不吝惜，做事不讲求铺张但也不能因小气过于拘陋，将手中的资源合理利用，发挥其该有的最大作用。2.满怀热忱、身心力行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广亚精神中爱国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光亚先生以身作则，提出高校就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得观点，坚持在高校中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的爱国教育，希望以教育的力量带给学生自信和目标。广亚精神中的“爱国”在中华传统美德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广亚精神将“爱国”与“爱校”两者连接，融入升达校训格言，以教育之爱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爱护母校、心怀感恩的价值观。3.王广亚终身办学、奉献教育的精神王广亚先生从教67年，27岁创办夜校，72岁创办升达，82岁创办成功学院。从幼儿园到大学，六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十余所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多批人才，可谓贡献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他创办升达和成功学院时已经是年过古稀的年纪，大部分同阶段的老人早已停工停产、退休养老，那么为什么王广亚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龄还坚持办学呢？这也正是王广亚先生与许多其他教育家所不同的地方，他从小受父辈熏陶，悟及教育对地方的积极影响，并将教育事业作为一生的目标与追求，决心奉献终生，所以才有了他晚年仍矢志不渝、不辞艰辛努力创办教育，这是王广亚奉献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奉献教育的第二层含义是：只求教育，不图回报。当代社会上的部分教育实干家只注重学校的发展，尽可能多的招收学生资源，争相扩大校园规模，竞争激烈。先生说：“我办学的初衷完全是回馈社会，报效乡里，奉献祖国，自己耕耘，家乡受益，国家收获。”王广亚六十多年的办学理念一直是：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校;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不求功利钱财，一心只求办好教育，办好学校。他多次将自己建立的学校无偿捐赠给当地的政府教育部门管理，未收取一分一厘的回报。半生沧桑，过眼云烟;兴办教育，鞠躬尽瘁;这是他一生奉献教育的真实体现。
以《创造教育的智慧启迪》为题，讲述了创办者王广亚先生的办学事例，引出一个顺应时代、把握时代的启示，并结合她作为辅导员是本班学生的成功事例。
以《创造教育的智慧启迪》为题，讲述了创办者王广亚先生的办学事例，引出一个顺应时代、把握时代的启示，并结合她作为辅导员是本班学生的成功事例。
为了积极贯彻教育部全国教育会议活动报告精神，增进民办教育活力，扩大学生思维和视野范围，倡导创始人的办学精神，构建具有创始人特色的民办教育家理念研究体系，推动教育思想、教育艺术、时代特征的协同发展。
通过学习让学生进入王广亚老师，了解他的奋斗人生和辉煌成就，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传承文化、回馈桑梓、开拓社会的崇高精神和创新、艰苦创业的高尚品德，更以王广亚老师为榜样，从中获得人生的大智慧，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主要任务是讲授创始人王广亚老师的教育成果、社会贡献、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历史、文化传承与交流活动、人生哲学、人生修养与才艺等方面的知识与理论，为学生开拓创始人王广亚老师一生的光辉历史和教育思想与勤俭、艰苦创业、创新的优秀家风，热爱祖国，回报社会的高尚品质。
真的很多耶 我就拿一个咯 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哲学论文 范文 一：非连续性哲学 教育 思想论文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 理性思维 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 文化 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 儿童 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 措施 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哲学论文范文二：哲学引导建筑设计论文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 雕刻 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 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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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roken, from the original radio, newspapers to today's TV, circle of friends, mobile phone short video transmiss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users have continued to penetrate from more developed urban centers to rural areas.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joined the army of video creation, and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 new kind of network
广亚智慧与广亚精神当然不一样，广亚智慧是指广亚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而广亚精神是指王广亚研究学习其对教育的奉献精神。一、广亚智慧有以下三点：1.学生应以学习为第一要务。青年学生，任何时候都要把求知当作自己的第一责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本领，走出校门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反之，志大才疏，高不成低不就，到头仍是一事无成。 所以，一张优秀的成绩单是面对社会最有力的保障。2.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选你所爱”，慎于始，专情于一；“爱你所选”，善于终，毕生不悔。广亚爷爷说，选专业就像选对象，也许你无法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不再反悔，并付出全副的精力，全部的爱心，无怨无悔，一生幸福。3.不争强，不好斗，不记仇，不结怨，凡事让人三分，有恩必报，有仇不记。同学们上课常去的时金楼，很多人以为“时金”是取“惜时如金”之意，其实是广亚爷爷为纪念恩人林时金所题。创办人一生对帮助过自己的恩人没齿不忘，涌泉相报；对争强好斗、背信弃义之人心平气和、以德报怨，方才聚贤拢才，成就一生事业。二、广亚精神有以下三点1.勤俭朴实的精神智慧在广亚精神中，“勤俭”是一个多层面的总结：勤是指身体加精神，既要有不怕吃苦不畏劳作的“三吃”态度，又要学会培养自己在遇到困难时，愈挫愈勇、恒持不懈的毅力与精神，还得讲求效率，雷厉风行，不拖拖拉拉畏畏缩缩，才能成事。俭，讲求节俭意识，能省则省，该用也不吝惜，做事不讲求铺张但也不能因小气过于拘陋，将手中的资源合理利用，发挥其该有的最大作用。2.满怀热忱、身心力行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广亚精神中爱国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王光亚先生以身作则，提出高校就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得观点，坚持在高校中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的爱国教育，希望以教育的力量带给学生自信和目标。广亚精神中的“爱国”在中华传统美德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广亚精神将“爱国”与“爱校”两者连接，融入升达校训格言，以教育之爱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爱护母校、心怀感恩的价值观。3.王广亚终身办学、奉献教育的精神王广亚先生从教67年，27岁创办夜校，72岁创办升达，82岁创办成功学院。从幼儿园到大学，六十多年的时间创办了十余所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多批人才，可谓贡献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他创办升达和成功学院时已经是年过古稀的年纪，大部分同阶段的老人早已停工停产、退休养老，那么为什么王广亚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龄还坚持办学呢？这也正是王广亚先生与许多其他教育家所不同的地方，他从小受父辈熏陶，悟及教育对地方的积极影响，并将教育事业作为一生的目标与追求，决心奉献终生，所以才有了他晚年仍矢志不渝、不辞艰辛努力创办教育，这是王广亚奉献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奉献教育的第二层含义是：只求教育，不图回报。当代社会上的部分教育实干家只注重学校的发展，尽可能多的招收学生资源，争相扩大校园规模，竞争激烈。先生说：“我办学的初衷完全是回馈社会，报效乡里，奉献祖国，自己耕耘，家乡受益，国家收获。”王广亚六十多年的办学理念一直是：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校;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不求功利钱财，一心只求办好教育，办好学校。他多次将自己建立的学校无偿捐赠给当地的政府教育部门管理，未收取一分一厘的回报。半生沧桑，过眼云烟;兴办教育，鞠躬尽瘁;这是他一生奉献教育的真实体现。
不一样。河南省广亚教育基金会是为传承弘扬创办人精神和办学理念，发扬光大学校创办人王广亚先生开创的教育事业而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慈善公益组织。广亚智慧课程是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河南省特聘宣讲专家刘道兴在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做第一次的宣讲，他表示创办人王广亚先生创办升达不是为了开书店，而是为了新一代学生的深情厚望，要达人达己，激励升达学子永不止步，作为新一代大学生为社会、民族、国家做贡献，使升达精神更好的发扬和传承。专业老师在线权威答疑
以《创造教育的智慧启迪》为题，讲述了创办者王广亚先生的办学事例，引出一个顺应时代、把握时代的启示，并结合她作为辅导员是本班学生的成功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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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是一所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前身是由豫籍台湾教育家王广亚博士为董事长的台北广兴文教基金会与郑州大学合作兴办的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2011年4月，被教育部批准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学校代码为14333，河南省招生代码为6195（普通本、专科），6196（专升本）。1993年3月6日，河南省教委根据省政府豫政文〔1993〕第44号文件批准成立“升达大学筹备处”，开始筹建升达大学。1993年8月12日奠基，10月破土动工，1994年8月第一期工程完工。1994年6月21日，国家教委批准成立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同年9月招生开学。2011年4月7日，国家教育部批准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学院创办人王广亚博士，原籍河南省巩义市，毕业于日本亚细亚大学经济系，先后获美国加州联合大学荣誉教育博士、韩国清州大学经营学名誉博士、韩国南部大学名誉哲学教育博士、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荣获“感动中原60年60人”殊荣，2011年“荣获全国教育行业最具影响力人物”、“中原之子”等殊荣，2012年获“中国民办教育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中国突出贡献教育人物”、“黄河之子”、“河南省民办教育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海峡两岸创办学校10余所，培养学子40多万人；曾担任台湾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近30年，并获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20世纪40年代他在台湾创办了台北私立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学校，后又创办桃园育达高中、育达科技大学。改革开放以来，王广亚博士又在大陆创办了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内蒙古经贸外语学院、北京育达高级职业学校和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等，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合格建设人才。学院校本部位于郑州市新郑龙湖镇（教育园区），占地面积千余亩，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50多栋中西合璧的建筑朴实典雅，美丽的龙湖横穿校园，湖光楼影、绿树成荫、水木清华、景色宜人，被评为“河南省园林单位”，是读书和求学的理想境地。学院登封校区占地1000亩，规划容纳学生10000人。 目前，本院设有国际贸易、会计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信息工程、外国语言文学、文法、艺术、建筑工程、体育等十个系和公共外语、共同学科等两个教学部，共有49个本科专业（含方向）、13个专升本专业和11个专科专业，学科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工学、艺术学、教育学七个学科。 学院教育教学设备先进，基础设施齐全，生活条件优越。 图书馆各类藏书200多万册，馆内设有小剧场、视听室、音乐欣赏区、休闲区等；其人性化、个性化、数字化的管理和藏、借、阅一体化的服务模式，赢得了省内外同行的好评。曾被评为“河南省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技术应用先进单位”和国家级“全民阅读活动先进单位”。 学院建有教学楼10余幢，普通教室400余间，座位3万多个；拥有电脑教室、语音教室、多媒体教室、专业实验室等各类多功能教学场所200多间；特别是金融控制中心、3D仿真实训中心、同声传译实验室、外语交流园区、日本文化室专业实验室(场馆)在省内高校处于领先地位。 金融控制中心是以金融专业为主，兼容国贸、物流、计量等专业的综合性实践教学平台，主要用于证券投资的模拟教学，如在这里可以获取最新的、即时的股票、期货和外汇金融产品信息和数据，进行高仿真的模拟交易。 3D仿真实训中心使学生可在旅游景点的立体三维模型中身临其境地进行自由活动，达到不必到达旅游景点就可以进行现场导游讲解、导游技能培训、导游考试考核等效果。 同声传译实验室是模拟联合国会议设计而成，可以同时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等8种语言进行同传，主要用于召开国际会议和口译专业实验教学。 外语交流园区设有外文报刊阅览室、外文电视放映室、小剧场等，为师生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平台。 日本文化室汇集了众多日本文化元素，集文化体验、日语交流为一体，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学习日语，感受日本文化的平台。 艺术大楼内有琴房100余间、画室10余间、舞蹈排练厅2间；设施先进的专业音乐厅，舞台的上下、两侧、底幕及四周墙面均做了专业声学反射处理，建声标准达到，是师生欣赏高雅艺术的殿堂。 整洁舒适的学生宿舍是“河南省标准化学生公寓”，配有暖气、直拨电话宽带接口和WiFi，是学生的温馨之家。学院还建有现代化体育场馆、标准化学生餐厅、干净卫生的直饮水设备、方便快捷的一卡通系统、全方位覆盖的校园网络等；富有人文关怀的教学科研及生活服务设施，为师生愉快工作、快乐学习、幸福生活营造了和谐氛围。 学院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从严治校、特色办学、科学发展，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理念有机结合。 创办人王广亚博士凝练近60年成功的办学经验，形成了“伦理、创新、品质、绩效”的办学理念。伦理指校园伦理，即学生尊敬师长，教师友爱学生；“创新”即“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地推陈出新，永远追随时代的脚步前进；“品质”即追求卓越的质量，不仅指人品，亦包括各种事物的品质；“绩效”即讲究工作的效果。伦理是基础，创新是动力，品质是关键，绩效是目标。 办学理念的核心是“三三三制”。第一个三为“三心”，即“关心、爱心、耐心”；第二个三为“三严”，即“严管、严教、严考”；第三个三为“三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教学特色——“两证多照”，即升达本科层次的学生毕业时不仅要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还要取得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和专业方面的资格证书；第二个特色是品德特色——“三守”，即师生都要“守时、守信、守法”；第三个特色是“形象特色”，即师生要有良好的风度仪态。“三心”是基础，“三严”是手段，“三特色”是目标。 学院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教育，围绕“勤俭朴实、自力更生”的升达校训，“爱国爱校、宁静好学、礼让整洁”的升达精神，开展了以爱国教育、劳动教育、礼仪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养成教育，坚持以“秩序礼仪、文明宿舍、学生整洁”为主要内容的学生工作“三大竞赛”，把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到学生的一言一行中，落实到班风、学风中，并设有国家奖助学金、入学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学业进步奖学金、全勤奖、考取研究生奖、考取注册会计师奖等，鼓励学生积极上进，营造好学、重学的氛围，逐渐形成了优良的升达校风。 学院不断加强“质量工程”建设，强化教学管理，重视教学改革与创新，确保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现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等省级和校级重点学科、品牌专业、特色专业建设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近10个，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等省级和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近20门；构建了评价队伍、规章制度和评价途径“三体系”，坚持每学期开展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举办“广亚杯数学竞赛”、“计算机知识竞赛”、“外语知识竞赛”等教学“三大竞赛”，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学院重视科研强校和学术交流，不断加大科研奖励力度，引导教师围绕学院优势、特色学科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科研。除有专门行使科研管理工作的科研处以外，还成立了经济研究所、管理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设立了科研奖励基金，定期召开两年一度的全院科研工作大会，努力为教师搭建科研平台。曾成功举办了“全国民办高校国贸与会计专业本科教学研讨会”；每学期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报告、素质讲座近百场；并与美国、韩国、日本等地高校缔结为姊妹学校。2011年以来，学院教师共完成厅级以上科研项目355项，其中省级47项,获厅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270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10多篇，出版著作或教材30多部。 我院充分发挥台胞捐资办学的优势，努力推动两岸教育文化交流，多次组织两岸大学生交流互动，促进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增进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成效显著，得到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等海峡两岸人士的肯定和好评，被誉为“豫台交流的典范”。 学院先后承办了海峡两岸国贸金融实践教学研讨会、人才教育暨卓越管理研讨会、金融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计学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暨河南省民办高校会计专业课教师培训班、金融学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暨河南省民办高校金融学、经济学专业课教师培训班等学术会议，并在2008年11月，与台湾育达科技大学签署了合作与交流协议，在省内高校中率先选派百余名学生赴台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参加台湾高校正常学制内的学习活动，并在台湾当地企业进行实践实习，既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在台湾学习过的学生，因了解台湾企业的运转方式，又熟悉大陆的情况，毕业时被大陆台资企业争相聘用。目前，学院正在进一步拓宽学生赴台学习的渠道，扩大与台湾高校的合作范围，尝试探索与台湾高校联合培养学生的“3+1”教育模式，争取使更多学生在校期间能有赴台学习的经历。 学院积极实施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一贯注重对学生外语、会计、计算机三大应用技能的培养，鼓励学生参加各类专业资格证书考试和比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升达学生曾多次获得河南省英语演讲比赛第一名、第二名的好成绩，并曾数次代表河南省参加全国比赛，成绩斐然。在河南省第九届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我院选手分别获专业组第二名、第四名的好成绩，其中陶聪颖同学作为河南省全体英语专业学生仅有的三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CCTV杯英语演讲比赛获得“优胜奖”。在首届河南省“外 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中，我院选手获得一等奖；在第十届河南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我院选手获得三等奖。在河南省首届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中，我院选手获得了专业组第一名、非专业组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在第二届河南省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中，我院选手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在第三届河南省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中，获得二等奖、总分第3名，在首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获得一等奖1个，三等奖1个。在第五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中我院选手获得三等奖等。我院学生在校期间编写的《黑客防范宝典》、《计算机网络安全》等近10部专著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来，我院学生在校期间考取各类专业资格证照，达11000多人次，考取注册会计师、系统分析师、系统架构师、司法考试A类法律职业资格等相当于高级职称资格证照的学生每年约有50多人。 学院在河南省乃至全国各种大型文体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如我院选手以河南赛区第一名的好成绩、作为晋级总决赛的唯一的一所民办高校，在2011赛扶中国大学生创新公益大赛全国总决赛中，与 北京大学 、 浙江大学 等高校同获全国三等奖，在全国国际标准舞公开赛中获得冠军，在河南省第三届合唱文化艺术节比赛中荣获黄河金奖（最高奖），在河南省首届音乐金钟奖技能大赛中获得金奖，在河南省大河风合唱音乐会中获得大河奖（最高奖），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创业设计暨沙盘模拟经营大赛河南省总决赛获得团体第一名，在“用友新道杯”沙盘模拟经营大赛河南省总决赛中获得第一名，在河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获得多个一等奖，在2014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获总决赛二等奖，在河南省第十三届国标舞锦标赛中荣获得六项第一名…… 学院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建校之初就设立专门的就业指导机构——“就业辅导处”，每年举办大型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并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建立校友会和就业接待站，为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服务；建校以来，已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40000余名，毕业生历年就业率均在90%以上，受到用人单位普遍好评。建校以来，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考取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重点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已达2000多人，更有多名学生考入牛津、剑桥、哈佛等国外知名高校留学深造。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学院蒸蒸日上，校誉日隆。******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时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时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副会长王富卿、王在希、张铭清，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河南省领导徐光春、林英海、张世英、贾连朝、陈义初，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济超、赵建才、王艳玲等领导曾接见创办人王广亚博士或莅校指导工作，对学院的发展寄予厚望。宝岛台湾的知名人士马英九、连战、吴伯雄、王金平、江丙坤、高孔廉等曾为学院题词或亲临学院参访，对学院寄予充分肯定。 近年来，学院招生录取分数线每年均超过省定三本线，连年攀升，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学院被有关部门授予中国最具魅力高校、全国最具社会知名度 民办大学 、全国全民阅读先进单位、河南省优秀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河南省民办教育办学先进集体、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想的高校、河南发展（成长）最快的院校、河南省园林单位、河南最具综合实力民办高校、河南省学校行风建设先进单位、河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河南省数字化校园示范工程高校、河南最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河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就业制度改革优秀奖、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信息化建设工作优秀奖、河南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优秀单位、河南省书香校园建设先进集体、河南省传染病防控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消防宣传先进单位、河南省高校医疗保健机构学校卫生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优秀考点、郑州市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优秀考点、郑州地方高校学生管理示范性建设单位、省会高校食品卫生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先进集体、郑州市涉外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园林绿化花园式单位、郑州市节水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毕业生冯协当选第四届河南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办学水平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赞誉。 建校以来，学院的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虽有大幅提高，但是同国家和社会的期望相比，同创办人王广亚博士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新形势、新阶段，升达学院将继续坚持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朝着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建设目标，满怀创建高水平 民办大学 的希望，为深入参与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