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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相传伏义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诸子百家【解释】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荀子等；百家：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后来对先秦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於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小说家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於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代表人物： 扁鹊 扁鹊齐国卢邑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人，或勃海郡郑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生於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大约和孔子同时。由於扁鹊是卢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卢医」。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
我还以为你要一篇选修课的结业论文呢
先秦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十家: 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 小说 《论语》 《孟子》 《荀子》 《老子》 《庄子》 《韩非子》 《墨子》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三阶段: 春秋末期:《论语》《墨子》 语录体为主 战国中期:《孟子》 《庄子》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 战国末期:《荀子》 《韩非子》专题论文 第一阶段:《论语》 《墨子》 语录体为主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有孔子弟子所记.语言接近口语(师生谈话录),没有过多修饰. 《墨子》:此书也是墨子弟子所记.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说理,是说理文的一大进步. 第二阶段:《孟子》 《庄子》 语录体向专题论文发展 《孟子》:实则仍为语录体,但《孟子》是当场纪录,作者就是孟子.是一本集体著作,其中大量采取对话,双方都有所辩驳,大大促进了散文向论文体发展. 《庄子》:有的仍含有辩驳的影子,但有些篇章带有驳论,论辩,对答,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开始演变为专题论文,中国的论文真正地确立了. 第三阶段:《荀子》 《韩非子》专题论文 《荀子》:其文多长篇大论,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韩非子》:其散文特点锋芒锐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 1,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著. 2,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注,而是一个学者的个人论文集. 3,不是以驳论文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述为主.
论《诗经》二雅农事诗的社会历史意义陈开梅雅诗是西周农业生产状况的记载。在二雅诗歌中,能够比较系统地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的诗篇有《小雅》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无羊》、《鱼丽》,大雅的《生民》等。它们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历史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诗经》时代的生产,有农业、畜牧、以及渔猎等川之利。但主要的还是农业。周人重视农业生产。而早在夏代,农业就极受重视了。《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夏的制定,亦可见出适合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商朝也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现以卜辞中常见的谷物,就有禾、黍、稷、麦等多种。周人兴起于渭水中游,在漆水和沮水之间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因而历来重视农业。周人的始祖后稷长期于种植,古书上说帝尧曾举之为农师,《生民》中对后稷所种的稷、黍、麦、瓜、豆和麻有详细描绘。西周的奴隶制是以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的。如《小雅•大田》是祭祀田祖的乐歌。始教造田的人叫田租,亦即"神农"。祭祀田祖自然要铺叙稼穑之事。此诗关于农事的记载也很有文献价值。全诗共四章: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耒吕,亻叔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首章写春耕的情况。"大田多稼",指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多样性。"既种既戒",写春耕前已作准备工作。"种",是说"将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择其种"。可见在当时已有选种经验了。优选种子已成为增产的必要条件了。优选种子等春耕准备工作完后,开始用锋犁犁地,播种百谷。于是庄稼长得挺直硕大,并完全顺从了主祭者的心意。既方既白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禾犀。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章写农业的除草去虫。首先承接上章写庄稼成长的顺利:"既方既白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禾稼从萌芽到结实所以能成长得很好,另一重要原因则是能和虫害作斗争。要"去其螟�,及其蟊贼",使之"无害我田禾犀"。防治这些虫害之法为火攻。晚上用火光可以把各种昆虫引来。烧掉,然后埋在土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可见用火灭螟、�、蟊、贼,是从田祖开始的古老消除农田害虫的办法。这种办法一直流传影响到近代,可谓深远。朱熹《诗集传》曰:"姚崇遣使捕蝗,引此为证;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盖古之遗法如此。"有�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禾犀,此有不�禾齐,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第三章写风调雨顺,得到丰年,秋收时的情景。"有�萋萋,兴雨祁祁"云兴雨降,雨水调和,这是丰收的重要条件。"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此提出了井田制的问题。《孟子•滕文公上》载:"《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并指出井田的具体情况:"方里有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又《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载:"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无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非尽取焉。"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表达的关心公田,先公后私的思想情感来讲,夸饰的成分很大。因为这是上层者的祭歌,非出自劳动人民之手。在秋收时,地里剩下还不能收割的禾犀禾,没能来得及捆起的禾稼,拉下的禾把,漏掉的禾穗,这些都让孤苦伶仃的寡妇们去拾。既不弃利于地,又可成为不费之惠。这是从我国古代一直遗留下来的淳厚风俗。今天在农村仍可看到秋收后订出开捡的日子。但今天的捡地和古代不同,目的不在于对鳏寡者施惠,而是尊重劳动成果,不弃利于地。曾孙来止,以其妇子,�彼南亩,田�至喜。来方�祀,以其马辛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末章写祭祀祈求景福的情况。主祭的曾孙来了,带着他的妇与子送饭到南亩。田�看到了也非常欣喜。"要用与四方颜色一致的牲和黍稷去奉献、祭祀,祈求最大的幸福。拿《小雅•大田》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同类性质的描写相比较,它们有着相类似之处。《伊利亚特》中有个情节:阿喀琉斯的铠甲为敌手赫克托耳所得。其母女妖忒提斯请匠神赫维斯托斯替他重铸一副铠甲。匠神在为他造的一面巨大牌上,镂刻了成群农人在阿喀琉斯王家田地上耕作的情形。史诗中写道:"他刻了一大片柔软、肥饶的休耕地,正在那里作第三次的耕耘。一群耕田的人一来一去的在那里赶他们的牛群。他们耕到地尽头的高坎待要旋转身,就有一个人走上来送给他们一杯醇和的酒。于是他们掉转头,重新辛辛苦苦的从那深厚的泥土里向那一头耕下去。那一片地原是金做的,可是犁头耕过的地方都变了黑色,正跟新翻起来的泥土一般。这位艺术家造成了一个神迹了。"这节写一群人辛苦耕作,国王看到丰收,心里得意,命侍从送酒给耕田的人,又令妇女们为割麦人准备晚饭,并且杀牛以准备庆祝筵席,而《小雅•大田》中也正有: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彼南亩,田�至喜。"他又刻了一片王家的田地,一群受雇的割麦人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在那里工作。一抱一抱的麦子沿着畦沟成行列地倒下来,随后就有人来拿草绳捆起。站在旁边打捆的三个人,还有一些男孩子跟在后边,不断抱起地上的麦子,跑着送给他们去捆。国王自己也在他们当中,手里拿着王杖站在麦束的旁边心里得意。背景上的一棵橡树底下,他的侍从们正在备办筵席。他们在烤一头刚刚杀了的大牛,妇女们拿一把把雪白的麦面撒上那些给割麦人当晚饭的肉。"(傅东华译本)这一节(指《伊利亚特》片断)还写了捆麦和儿童拾麦穗的情形,而《大田》中也有:彼有不获禾犀,此有不敛,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的描写。这些相同相类的情景,曾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李亚农著《西周与东周》就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用人力生产。随着牧畜业的发展,用牛耕和马耕,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高。《易•系辞上》载:"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认为这是帝尧时的事。《山海经•内经》载:"稷之孙叔均,是始作牛耕。"稷与帝尧在时间上大体是一致的。在父系氏族社会畜牧业在农业逐渐发展的基础上,也有很大的发展。马、牛、羊以及猪、狗等家畜都早已驯化了,不仅种类很多,而且能够大量地成群饲养。《小雅•无羊》就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这一情况。这是一首十分优美的畜牧歌,它描写了牛羊的蕃盛;放牧的情景以及牧人的美好愿望。《无羊》共四章,章八句: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尔羊来思,其角��。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讠化。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饣侯。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买维丰年;�维�矣,室家溱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歌勒川》民歌中的这几句诗,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了一幅气势壮观、宏阔粗犷的"西北草原放牧图";"曰之夕矣,羊牛下来",《王风•君子于役》的这两句诗,却从一个角度为我们拍摄了一幅"傍晚牛羊进栏图";而当读完了《无羊》后,我们的眼前便立刻呈现出另外一幅优美动人的放牧图:画面上,放牧人正披蓑戴笠,身背干粮,骑着骏马,挥扬皮鞭,精心看护着牛和羊。这些牛羊,有的正下山坡,有的饮水池边,有的蹦蹦跳跳,有的侧身卧躺,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动静配合,和谐成韵。有人有物,相映生辉。方玉润《诗经原始》中云:"诗首章'谁谓'二字,飘忽而来……,以下人物杂写,或牛羊并题,或牛羊浑言,或单咏羊不咏牛,而牛自隐寓言外,总以牧人经纬其问,以见人物并处,两相习,自不觉其两相忘耳。其体体入微处,有画手所不能到。晋、唐田家诸诗,何能梦见此境?末章忽出奇幻,尤为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梦,真化工之笔也!"古往今来,在描写放牧的诗文中,《无羊》理当叹为观止。而《无羊》的深刻意义在于:它的作者当是那些常与牛羊为伴的牧人。尽管阶级的压迫,使得奴隶们的劳动变得十分艰难和痛苦,但他们并不轻视、鄙视劳动,正如高尔基在《论艺术》中所说:"人们生活不能没有欢乐,他们善于发笑,会编快乐的歌曲,爱舞蹈。他们为自己的劳动成就而感到欢欣雀跃,甚至在祭司们的宗教仪式上也采用了歌曲、舞蹈和游戏,连阴郁冷酷的耶稣都也不得不在自己的节日里唱一些快乐的圣歌。而艺术也就给奴隶们沉重的、苦役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在伊斯拉斯坎人的瓷瓶,在古老的金饰品、武器和雕刻,在埃及、希腊、墨西哥、秘鲁、印度和中国的古寺遗迹,在欧洲中世纪的大教堂,在东方的地毯和法兰德斯的织花壁毯等等上面,我们所看见的美,正是奴隶们创造的。"《无羊》是一首牧人的歌,歌中所表达的是牧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赞扬和他们面对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劳动成果的欣悦心情,并在千百年后,仍给我们美的享受,这正是它具有永恒魅力的所在。除《大田》、《无羊》外,其他篇章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周代的农业生产情况,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而周代重视农业的传统为后世各朝所继承,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建立起以农为本、以食为天、重农轻商的牢固观念。~~~~各种语言论文代写、发表、翻译、现存论文提供~~~~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与儒家对抗的墨家学派，成为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学者。他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理论，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不分贵贱地任用贤能；在教育内容上，墨子突破了儒家的六艺教育范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力行，独树一帜地提出“强说人”、“不叩亦鸣”的教师主动精神。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相比，墨家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其范围涉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战术训练、形式逻辑、教学实践等多方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儒学独尊后，墨学逐渐衰微，整个学派几乎被埋没两千年。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墨家的学说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重新肯定了墨子及其建构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高度统一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墨子注重实践，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严格要求言行的一致，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中，都是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与儒家的重行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比，墨子更注重实践的效果。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他不是单纯地从结果来看，而是重视“志”(动机)和“功”(效果)的统一。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去做事，其效果是好的，但如果这个人的动机不纯，那么这个人是好是坏便很难判定了。因此，墨子要求弟子“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并注重培养与锻炼弟子的意志，要求弟子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墨子门下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在教育精神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性，特别注重“道义”。墨子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中从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二)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高度统一墨子将“兼爱”和“义”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他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中《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庄子》是美学思想之核心摘要 庄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才华横溢，满腹学识，思想标新立异，对现实生活有自己独到见解和认识，构架起属于自己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纵读《庄子》一书，其中包含的庄子崇高自然，反对人为，同时以“言不尽意”的精神境界而达成 “自然美”、“虚静、物化美”作为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关键词语 庄子 美学 核心《庄子》33篇，分内、外、杂三个部分。《庄子》在其内容上、表现手法上都在表现出庄子个人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崇尚自然，主张以朴素为美，同时又是在精神上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也表现了最为理想主义的审美思想。一自然美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尤其是《庄子》中的自然美思想，迄今为止尚未有定论。学术界有人认为《庄子》中没有自然美，他们以庄子生在乱世以及《庄子》中人生观的核心是“全生”、“保身”为由，认为庄子无暇也无“雅兴”去关注自然界的美丑。还有人通过《齐物论》中的“万物齐一”以及“道亦存在丑的事物中”来否认《庄子》自然美思想的存在，提出美不是《庄子》所宣扬和赞赏的东西。而承认《庄子》中存在自然美的学者，也大多是从自然精神这个层面展开论述的，而忽视了《庄子》中对自然景物美的发现和描述。我认为，这是不够客观和准确的。鉴于自然美在中国美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以为很有必要对自然美，尤其是《庄子》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美思想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解读。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不是人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因此，他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主张尊重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而不应当以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它。庄子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反映在《庄子》一书便形成了“朴素为美”和“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美在自然，任何人为的艺术都是对自然美的破坏。他在《齐物论》中以天籁、地籁、人籁三者比较来说明这种自然美：“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人籁是指人们用丝竹管弦演奏出来的，是人为的东西，属于等而下之的声音；地籁是风吹自然界大大小小的孔窍而发出的声音，它要借助于风力的大小和孔窍的不同形状才能形成，也不是最美的；只有天籁是众窍自鸣而成、不依赖以任何外力作用天然之音。天地之“大美”。庄子在专谈“天道无为”的《知北游》里面，无意地透露出了他对于“大而美”的思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论证圣人应当效法天地万物自然无为的状态，做到“不言”、“不议”、“不说”，从而无为不谋。同时，在《秋水》一文中，庄子对“天地之大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而不虚……’”庄子以河伯喻有为的小知，以北海若喻无为的大知，而以河伯见北海若而自愧引发下文北海若关于万物齐一思想，赞美“大美”之无限而揶揄“小美”，把审美主体的感受与审美对象的磅礴气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自然朴素之真美。崇尚自然美，也就是崇尚朴素美，因为朴素是一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尚朴一定要主张“顺物自然”而反对雕饰，然而庄子并不完全否定事物外形的美，只是反对违反事物自然本性的人为摧残。他指出：“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及其后学在《渔父》中还借客之口提出“法天贵真”说，对于“天”，庄子认为“无为为之谓天”，而对于“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进一步说，就是“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言简意骇。二“虚静”、“物化”说； 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 "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 "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物化"说：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 "虚静" 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在养生学上，庄子说明虚静无为能使人安逸快乐而不被忧患所困扰，从而年寿长久。而在美学上则说明虚静之美，也就是无为之美、朴素之美，所谓一而三、三而一者也。“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⑩这里主要阐述养生学，列举了二十四种困扰、侵蚀和削损人之真性的因素，归纳起来，实际上是三项：“勃志”（扰乱意志）、“谬心”（束缚心灵）、“累德”（拖累德行）、“塞道”（蔽塞大道）。只有清除他们德干扰和役累，才能回复虚静无为的自然本性、达到养生美学所要求的目的。《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所说“意之所随者”就是“道”，语言可以表达具有“形色名声”的事物，但对于没有“形色名声”的“道”，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庄子“言不尽意”讨论的虽然是道与言的关系，但对于文学艺术美的启示和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文学语言的艺术，离开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文学；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文学之中最精妙、最美好、最有魅力的东西，又往往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文学之中的美是那些微秒的意趣、复杂的情感、玄远的境界、悠长的韵味等等。三《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天运》中，庄子还论述了“天籁”的特点：“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郭象注：“此乃无乐之乐，乐之至也。”这实际上就是老子所提倡的“大音希声”。意思都在于反对以部分的、有限的声乐，破坏或代替自然全美之声。《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之庄子的美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于美和人生的追求永远是一个向上的过程。强调个体生命的自由，才能达到美与丑、善与恶、欢喜和悲伤上升到缘于自然的境界。重视自我，人性与生活完全和谐统一，这才是庄子最想要留给后人美学的思想精髓。参考文献1.陈引驰.庄学文艺观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19932.曹础基.庄子浅论.第一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3.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第一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3.陈鼓应.庄子浅说.第一版.三联书店,19994.张荣明.庄子说道.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5.王孝鱼.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第一版.岳麓书社，19836.童庆柄.胸次淡泊与美的发现-谈审美虚静
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4.论《诗经》中的史诗 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6.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7. 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8. 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9. 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0. 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1. 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2. 《吕氏春秋》与杂家 13. 《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4. 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5.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6. 《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17. 《战国策》名篇研究 18. 老子的思想 19. 《老子》的艺术特色 20. 《庄子》的艺术特色 21. 《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2.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3．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24．《史记》所描写的游侠 25．《史记》所描写的刺客 26. 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 27．《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 28.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29. 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30. 曹操与诗文革新 这是网上说的，你参考下。
《山海经》是一部数千年来无人能破译的天书，这里面的话题实是很丰富很神秘。选择此话题是你的明智决策。
给你本书可参考。
本人看过。总的感觉同意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称《山海经》为“古之巫书”，并不为过。当然，里面也有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飞禽走兽的记载。但光怪绿离的故事太多了，让人对其它史料也产生怀疑。大致情况如此。建议先看看鲁迅先生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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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与框架来看待中国哲学史上的庄子哲学，庄子的人格理想内容似乎并不见容于西方“哲学”这一学科的尺度标准。因此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本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中谈到庄子哲学，竟取了《庄子》中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比附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胡适说：“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⑴这种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裁剪中国思想内容，起了削足适履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哲学的主要着重点始终不像西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那样，主要重于形而上的冥思，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⑵由此对中国哲学的解释，便更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方能避免使中国哲学史沦为西方哲学观念的一个异域变种。庄子的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汉、魏晋“黄老”并称转而为“老庄”并称，老庄之学在魏晋玄学中扮演了一种重要的角色，并且真正开始渗进中国文人的骨髓。《庄子》以其汪洋恣肆、瑰丽多姿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士，而庄子所提出来的人格理想，超然适己的生活精神，更是深刻地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本文以《庄子》的内七篇思想为主，旁及外杂篇中与内七篇思想相契合、印证的文字，从对庄子的人格理想的产生原因开始，分析庄子的出世隐逸型人格的特征，讨论庄子的人格理想的哲学基础，具体内涵。一、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背景中的人格理想 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适“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庄子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⑶这一时期，也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age）。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进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文明从原始阶段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⑷“轴心时代”的中国，大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政治社会上的政局动荡，与文化思想上的礼崩乐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社会转型，矛盾加剧，必然激发人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催生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这一时代，正如孟子说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儒道墨等百家蜂起，纷纷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刚健有为人格，道家的适己无为人格，也各有其代表性之典型人物。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提出他的人格理想并践行他的人格理想。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以周礼为根本制度而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格局，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开始崩坏，而到了庄子时代则到了最后溃亡的前夕，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诸侯战争，臣下弑君之事层出不穷，道义被赤裸裸的暴力代替。这样的时代，容易让人产生对政治的憎恶感，乃至对生命变幻，人生无常的绝望感。庄子的无为适己，与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相关。当政治暴力发展到可以极大地随意地摧残个人生命的时候，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形同尘芥，这时便只有被逼转入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庄子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人拥抱老庄之学，走向上水田园的时候，往往就是在面对政治，个人的力量苍白无力，由拯救的激情转入绝望的时候。现存的《庄子》一书中，多次写到战争、内讧、弑君。《逍遥游》、《齐物论》、《人间世》、《让王》诸篇，都有战乱记载的痕迹，可见时代现实对庄子思想的刺激及其形成的影响之大。庄子对这一系列的战争以一句著名的话作为总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他说：“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不乃窃齐国，并与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⑸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庄子愤怒而且无奈。他的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反动。在《马蹄篇》中，描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⑹ 这种思想，根源于老子所说的理想世界。老子的理想世界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⑺庄子的“至德之世”，没有政治与道德规范的约束，它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亲切的生活状态，没有生活的负累，更没有政治，没有战争，人的精神世界是原始的、朴实无华的。老子庄子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描述，我们不能理解为那是他们真的认为可以达到的状态，而应该理解为，那是他们心目中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相契合的理想环境与理想状态。从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述我们可以极其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现实政治的憎恶，乃至对政治本身的憎恶。政治与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之后出现的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新兴的“士”这一阶层纷纷提出政治理论进入政治实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⑻百家诸子的理想，大多是获用于王侯将相，以推行他们的治国理论与道德教诲。孔孟在诸侯国之中奔走游说仁义道德，墨子学派辗转列国劝说兼爱非攻。而庄子则开辟了一条彻底为己适己之路，把人生的意义与目标转向内在，转向精神世界的超越。《史记》记载，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曾经拒绝过楚威王的招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⑼这种以政治为污泥浊水，宁可“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的超然洒脱的精神境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人们往往把这种反政治的隐逸精神，上溯到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老子出关的隐逸传统。反政治的人格导向是隐逸的文化心态。即“出世”。在赵国时代的政治理论中，健康的政治生活不外乎兴教化与立法度。而庄子齐万物，否认教化的意义，因此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在庄周思想中，政治事业遂若成为多余之一事。”⑽《庄子》中的政治理想，为反政治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⑾其中道家老子多有治国之言，而庄子“务为治”的色彩似乎最淡。孔子虽然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追求“古之学者为己”，但是其“为己”之学与庄子的“适己”之学不同，在于孔子还是强烈地希望他的学说能够运用于政治，以拯救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局面，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以其其后学的理想人格，主要集中在“君子”理想上。“君子”的本质，是“仁”。君子不但要自我解脱，而且要推己及人。《论语》记载：“子路问孔子。孔子曰：‘修己为敬。’问：‘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⑿ 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一方面要向内“修己”，一方面则要由“修己”外推到“安人”，“安百姓”，这一外推的过程就是进入社会生活，进入政治生活的过程。孔子本人“一以贯之”之道是“忠恕”。《论语》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⒀ 对这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⒁清代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发挥道：“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以“仁”为本质核心的“君子”型人格，必须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并且凭借自身道德修养进入国家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君子”型人格的实际体现，正在于孔子、孟子这些大儒为了挽救苍生于水火，不惜栖栖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以仁义道德游说各诸侯国君主。而庄子的“适己”之学，是知其不可而不为，彻底转向自我内在精神的超越。在庄子的思想中，似乎没有一个足以像“君子”概括儒家人格理想一样的称号可以概括他的人格理想，在庄子这里，强调的始终是“修己”而不求于“安人”与“安百姓”。二、庄子理想人格的内涵 出世的隐逸人格、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的主要表现，适己之学是庄子在出世精神支配下的人生取向。而这种理想人格的背后，则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1、庄子之“道”延生的理想人格大凡一种人格理想，总植根于其背后的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是人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最后态度，也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深层答案。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哲学基础是“道”。从西方哲学观念看来，“道”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庄子的“道”的性质，集中与《大宗师》中的这段话：“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⒃ 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46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痛苦彷徨的人。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先秦诸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孔孟思想，其次是道家学派的老庄思想。这两派思想在过去学者文人的头脑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常起着不同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一般说，儒家的入世精神是积极的，但维护封建秩序的说教却有不良的影响；道家对待现实的态度是消极的，但不肯同统治阶级合作，不肯同流合污的"清高"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好影响。就诗家来看，接受前者的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现实主义；接受后者的影响的，其艺术风格多表现?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就代表着这两种不同的影响和作风。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散文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汉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等的政论文都是从荀卿、韩非及战国其它法家的议论文发展出来的。例如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论募民徒塞下》等疏，分析问题，切中时弊。而贾谊的论事，指陈利害，激切锋利，淋漓酣畅，风格尤近韩非。《论语》一书虽后人亦有摹仿，如扬雄的《法言》，王通的《中说》，但对文学则影响不大。魏晋以后，老庄子学大盛于世，影响于我国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更大，嵇康有《养生》、《声无哀乐》、《难张辽叔自然好学》、《释私》等论，阮籍有《通易》、《通老》、《达庄》三论及《大人先生传》，纵谈名理，大畅玄风。而《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都用辞赋问答体裁，发挥老庄思想；语言形象，声韵和谐，是我国理论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时，玄言诗风独盛，孙绰、许询、桓玄、庾阐诸人之作"皆平典似《道德论》"，固不必说，就是齐梁间的文论、书札，理精语隽，?当时文坛树立爽朗的新风格，形成南朝散文的特色，也未尝不是受老庄思想及文风的影响。 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对先秦诸子散文的爱好和学习也是很多的。著名的古文家韩愈曾以"庄"、"骚"并称，尤推崇孟子?"醇乎醇"，荀子则"大醇而小疵"。他力排佛老，就是继承孟子辟杨墨的战斗精神。其文如《原道》、《与孟尚书书》、《送王秀才(埙)序》等篇，精神面貌都接近《孟子》。《答李翊书》论?文以学养并提，实由孟子知言养气之说而来。柳宗元论文，亦主张"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谓"《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报袁君陈秀才书》)。而他的《三戒》等篇更是创造性地学习诸子寓言的成果。苏洵生平尤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谓其"语约而意尽，不?谗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王安石解《孟子》，其文亦学《孟子》；讥荀卿，文亦学荀卿。而苏轼之文，最得力于《庄子》，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集中如《赤壁贼》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其思想语言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的畅达，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者，亦与《庄子》的风格相近。
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立了与儒家对抗的墨家学派，成为中国古代与孔子齐名的学者。他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教育理论，构建了相当完备的思想体系。墨子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在政治上要求不分贵贱地任用贤能；在教育内容上，墨子突破了儒家的六艺教育范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性；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力行，独树一帜地提出“强说人”、“不叩亦鸣”的教师主动精神。与同时期的诸子百家相比，墨家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见解，其范围涉及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战术训练、形式逻辑、教学实践等多方面。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汉代儒学独尊后，墨学逐渐衰微，整个学派几乎被埋没两千年。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墨家的学说才又重新被人们拾起，重新肯定了墨子及其建构的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价值。一)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高度统一墨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实践家。墨子注重实践，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他严格要求言行的一致，不论在生产或战斗中，都是坚决执行任务，不屈不挠。与儒家的重行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相比，墨子更注重实践的效果。判断一件事和评价一个人，他不是单纯地从结果来看，而是重视“志”(动机)和“功”(效果)的统一。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去做事，其效果是好的，但如果这个人的动机不纯，那么这个人是好是坏便很难判定了。因此，墨子要求弟子“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上》)并注重培养与锻炼弟子的意志，要求弟子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墨子门下多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在教育精神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性，特别注重“道义”。墨子是春秋后期社会大变革中从小生产者阶层中涌现出来的，代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门下弟子多是“匹夫徒步之士”、“农与工肆之人”，所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只要能从事艰苦的劳动，具有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并忠心耿耿履行墨家“道义”，即可成为墨门弟子。(二)道德教育与知识学习高度统一墨子将“兼爱”和“义”视为最高的道德理念。他将“兼爱”视为仁德、认为倡导“兼爱”可以消灭战乱与社会的混乱，可以为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墨子的“兼爱”观，有三个特点：其一是“爱无差等”，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使在爱他人和自己的父母上，也不应有先后、亲疏的差别。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截然对立，是对孔子倡导的宗法道德教育的一大突破。其二是“兼以易别”。墨家认为彼此相“别”和对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原因，只有“兼以易别”，才能消除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戏。这种以“别”为非的思想，含有反对等级歧视的意义，与墨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尚贤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其三，反对“杀彼以利我”。“杀彼以利我”是巫马子根据儒家“亲亲有术(衰)，尊贤有等”提出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墨子-耕柱》以兼爱观为依据，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必须爱别人，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护，“杀彼”者，是不能“利我”的。墨家对个人利已主义的批驳，在道德教育史上是颇有价值的建树。墨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节俭为美德的教育家。《墨子》中《节用》、《节葬》和《非乐》等篇，集中阐述了这一理论。儒家也主张节用，但是“节用以礼”，这就为维持奢华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了依据。墨子倡导节俭则是从珍惜劳动成果，减轻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出发的。它对儒家厚葬久丧等礼乐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厚葬”是浪费财富，“久丧”是破坏生产和生育，其结果是“国家必贫，人民必穷”，忠孝皆无以奉行，天下不得安宁。因此，厚葬久丧乃是非仁、非义的非礼行为。《墨子·非乐上》揭露贵族阶级的弦歌鼓舞，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耗费了“民衣食之财”。墨翟非乐，是为反对挥霍无度的贵族生活，并非像道家那样否定人类的艺术生活．即“子墨子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而是因为贵族所行之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在墨翟看来，“美”应从属于“善”，凡是损害百姓利益的文娱活动，都应禁止。这种非乐观有其合理性，也有片面偏激之处。墨子还倡导节用，反对浪费，主张节省财政。以为人的衣食住行，都应有度．例如穿衣之道，在于御寒，其它诸项也是如此。至于财政开支，“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同样反对统治者只顾个人享受、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墨子·辞过》郑重指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将节俭的美德，提高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开“俭以养廉”的政风，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